夏明星 欧阳玮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经过对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的冷静观察和科学分析，邓小平从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依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指导我们党和国家调整了战略，从根本上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打开了外交新局面。

    邓小平：“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自里根总统上台后，加紧扩军备战，和苏联展开全方位争夺，并大幅提升对台军售，其势咄咄逼人。与此同时，苏联自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后，陷入阿富汗举国一致的人民战争泥潭，从对外扩张的顶点衰落下来，同美国争夺日感力不从心，被迫实行战略性调整，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希望缓解同中国的关系。面对美攻苏守的新局面，中国领导层也认识到必须重新考虑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联美抗苏的外交战略必须修改。这样，中苏双方都有了协调彼此关系的愿望。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突出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磋商双方都可接受的改善关系的措施。这为我国调整对苏政策提供了契机。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当时钱其琛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作出了积极反应，主要的一句话就是要“听其言、观其行”，语言极其简略，但却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注意，预示着可能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

    1982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时，又主动谈起了中苏关系：“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我们除了对他骂我们的话表示拒绝外，对其他的我们表示注意到了，我们的立场在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里都讲了。我们重视实际行动。请你见到勃列日涅夫的时候带一个话，告诉他：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出它的军队也可以。先从一两件事做起，没有这样的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赞成。”在此，邓小平通过齐奥塞斯库访华，向苏方发出一个强烈信号：苏方必须采取主动，采取行动。

    1982年盛夏的一天，邓小平又邀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和外交部主要领导到他家中开会，时为外交部副部长的钱其琛（主管苏欧地区）也参加了会议。会上，邓小平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具体地说，就是苏联要主动解决“三大障碍”，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当时，苏联在中国北部的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大军压境，武装侵入中国的西邻阿富汗，在中国南部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和对中国边境进行挑衅，成为改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主要障碍。

    会上，有人提出究竟用什么方式、如何向苏联传递信息的问题。邓小平指示说，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为名先前往莫斯科，并同时前往华沙。8月10日，苏欧司司长于洪亮起程赴莫斯科。行前，工作人员为于洪亮精心准备了根据邓小平指示起草的、长达1000多字的说帖。在莫斯科，我驻苏联大使把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请到使馆，于洪亮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向他背诵了长达1000多字的说帖全文”。在说帖中，我方指出：中苏两国关系不正常状况已经存在许多年了，中苏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长久继续下去。双方应当作出努力，使中苏关系走上正常轨道，并逐步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中方建议双方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妨碍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两个实质问题着手，推动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

    苏方的反应经历了一个过程。长期从事中苏意识形态论战的伊利切夫眼睛眯成一条缝，仔细地听着，但并未察觉中方信息的真实含义，仍然沿用过去的陈词滥调表态一番。不过，当时在座的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比较敏感，捕捉到了中方信息中的新东西，称“中方的说帖可能起到某种推动作用”，表示要“报告政治局和最高领导”。于洪亮转达完口信后，即去驻波兰使馆，表明此行目的不在莫斯科，也是为了避开外国记者，同时给苏联准备回答的时间。8月20日，当于洪亮回国途经莫斯科时，苏方作出正式答复，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这时，中美之间已就限制美国对台军售的“八一七”公报达成协议并公开发表，中美关系有再度升温之势，苏方感到“如何离间中美关系是苏联外交的头等大事”，与中国对话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

    于洪亮返回后，邓小平随即找于和钱其琛去他家里，听取了有关传递信息的汇报，并决定同意重开中苏谈判。在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开幕前，中苏双方已商定由两国副外长级的政府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1982年10月，第一轮磋商在北京举行，当时钱其琛担任中国政府特使，伊利切夫担任苏联政府特使。这不仅标志着当时两国间只对抗、不对话状态的结束，而且预示着两国关系将转向缓和。不过，与此同时，邓小平对苏方的霸权野心是放心不下的。12月15日，他在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夫伦时说，“在全球战略中，土耳其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你们的位置最敏感。从沙俄时代起，土耳其就是沙俄南下的首要目标。”这等于是向苏方暗示，不要忘记自己的霸权史。在讲到中苏关系时，他又指出：“我们同苏联既然是邻国，争取改善彼此的关系，这件事还是要做的，但要有原则。所以，我们恢复了中苏对话，但目标不是恢复到1964年以前的关系，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关系。就是说中苏关系改善的基础是，苏联必须改变以至放弃其霸权主义政策。”这等于是向苏方表明，中苏要友好，但绝不会再结盟。

    勃列日涅夫逝世的“葬礼外交”

    1982年11月10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突然病逝，苏联决定15日举行葬礼。为了抓住时机做苏方的工作，邓小平立即指示派国务委员兼外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这是在中苏高级接触中断多年后，中方所采取的非同寻常的主动举措。为此，邓小平还特意找了吴学谦和胡乔木等人，对这次“葬礼外交”中同苏联新领导人谈什么，怎样谈，如何报道，都作了具体部署。

    具有戏剧性的是，黄华已经乘民航班机离京了，来不及向其转达邓小平的指示，就决定以“中国外长黄华离京前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公布中方的态度。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黄华谈话”对勃列日涅夫的评价既没有简单地批一顿、出出气，也没有乱恭维、说好话。谈话中用明确而又巧妙的语言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寓意祸起赫鲁晓夫；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后这种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是指责任在勃列日涅夫。照顾到这次活动是吊唁，都没有点名。对勃列日涅夫意在改善中苏关系的塔什干讲话则表示赞赏，这是寄希望于苏联新领导。后来，黄华回忆说：“我直到在莫斯科下飞机后，才从我驻苏联使馆的同志那里知道，自己在北京机场作了这样一篇弦外有音的谈话。”

    11月15日，黄华会见苏联新任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当面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其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祝贺，表示真诚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苏两国关系会逐步恢复正常。16日，黄华又主动约见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我方强调要使两国关系得到真实的改善，苏联必须采取实际步骤，消除妨碍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在几个重大问题上先做一两件事，例如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1983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由总书记戈麦斯率领的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一行时说：“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会谈我是一直参加的，多数是我当团长，对手主要是苏斯洛夫，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的一套。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的那套东西是不行的，中心就是发号施令、以他们为主。我们有些东西今天看来也站不住脚。现在有两个问题他们还没有搞通，一个是平等相处，一个是独立自主。平等就是没有老子党。”在此，邓小平向苏方暗示：中苏关系陷入僵局双方都有责任，未来的中苏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相处、独立自主基础上。

    8月26日，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发表对外政策讲话，谈到中苏关系时，表示了改善和加强两国关系的良好愿望，但强调“中苏关系的改善不能涉及第三国”。次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时，就此评论说：“昨天安德罗波夫发表了一个对外政策的讲话，讲话的末尾说，中苏关系的改善不能涉及第三国，这就把改善中苏关系的话统统推倒了。我们提出，要改善中苏关系，必须消除三大障碍。它侵略阿富汗，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苏边境摆了一百万军队和三分之一的导弹，还在蒙古驻军，这些都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这是第三国吗？所以通篇讲话中，仅这一句就拒绝了中苏谈判的基础。中苏关系的前景，我还看不出来。”在此，邓小平向苏方高层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中国希望同苏联改善关系，但不是没有前提的。

    11月29日，邓小平会见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向客人解释了中国谋求改善中苏关系、和美国保持距离的理由：“在70年代，我们认为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当时我们同西方，包括美国、欧洲采取了更接近的政策，这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近几年有点变化，苏联还是咄咄逼人，但美国最近的几手表明，对美国也不能忽略。对美国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这几年它搞的几手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1984年4月28日，邓小平对来访的美国总统里根直截了当地说：“有资格发动世界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美国应从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中走出来，否则将同世界上十几亿人口结成疙瘩。”很显然，当时美国的“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是邓小平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和美国拉开距离以确保世界战略平衡的原因。

    1984年12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20世纪50年代时曾担任苏联专家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以苏联副总理的身份访华。由此为开端，两国实现了副总理级官员的正式互访。

    由于邓小平的果断、正确决策，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启动了，但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两国政府特使就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问题进行了长达7年、共12轮的政治磋商。在此期间，双方在各个领域的交往逐步恢复。其间，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及继任者契尔年科相继逝世，中国万里副总理、李鹏副总理分别率政府代表团出席葬礼，保持了高层对话。此外，中苏两国外长还5次在联大期间会晤，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邓小平：“愿意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

    到底应从何处着手打开中苏关系僵局，双方曾有过一段争论。苏方企图避重就轻，主动从停止“敌对宣传”、增加经贸合作、旅游和互派留学生开始。就中方来说，正如邓小平1984年10月11日会见日本客人竹入义胜时所指出的：“三大障碍不消除，中苏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改善。”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继任苏联领导人，着手调整内外政策。上台伊始，戈氏就多次表示，希望苏中关系能得到重大改善，强调发展政治关系，提高对话级别。但是，在消除三大障碍的关键问题上，特别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一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却没有松口。

    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多次借会见外宾之际向戈尔巴乔夫“指点迷津”、“旁敲侧击”。

    1985年10月5日，邓小平会见了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施特劳斯，在回答客人“苏联的政策是否会有根本性变化及中苏关系将如何发展”的问题时，对苏方进行了“当头棒喝”：“从中苏两国关系来看，我们还要观察。我们有明确的标准，改善中苏关系存在三个障碍。这三个障碍无论苏联愿意先消除哪一个都行，愿意先走一步或两步都可以。如果苏联真正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走出一步，它对和平就做出了贡献，不管走的是哪一步，边界撤军问题，柬埔寨问题，或阿富汗问题，对世界来说都没有害处。”

    4天后——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访华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再次指出，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为推动中苏关系取得突破，邓小平在谈话中还首次提出中苏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他请齐奥塞斯库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我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访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同志们也不让我出国了，但是如果同苏联能够达成这样一个谅解，我可以破一次例。为了这样一件好事，我愿意去。”

    对于邓小平的“指点迷津”、“旁敲侧击”，戈尔巴乔夫心知肚明。11月6日，苏方答复说口信收到了。23日，苏方表示，苏中举行最高级会晤和恢复党的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两国最高领导在苏联远东地区或中国境内举行会晤，讨论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但是由于苏方没有拆除三大障碍的迹象，邓小平指示：对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中方不能太积极。

    半年后，面对中方的冷淡和美国日益强大的全球军事压力，苏联撑不住了。1986年7月底，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表示苏联愿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局势的补充措施问题，同意按主航道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同时宣布苏联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并正在同蒙古讨论撤出大部分苏军问题。

    苏方这种反应，邓小平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同时指出，“它同消除三大障碍距离尚远”。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强调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9月7日，邓小平的这一谈话公开发表，把中方的立场公布于世，实际上是对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作出了公开的答复。在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中苏政治磋商取得了重要进展。苏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并同中方达成谅解，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了前提。

    “不纠缠过去，一切着眼于未来”

    在中苏关系正常化有望之际，邓小平又在思考中苏未来关系的架构及指导原则。

    198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前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说，“中苏关系正常化迟早要实现，现在正在走向正常化。正常化的性质不是50年代那种关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中苏关系正常化，自然还有一个党的关系问题。党的关系正常化的性质，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也不是50年代那种关系。”也就是说，“中苏未来国家关系、党际关系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关系，是关系正常化而不是关系政党化，不要以为同是共产党国家就再抱成一团。”同年10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芬兰总统科伊维斯托时，又提出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指导原则：“不纠缠过去，一切着眼于未来。”他对客人说，“我们要同苏联建立新的关系，即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新关系。可能明年实现中苏首脑会晤。我们在两国外长和高层会晤中不准备谈过去的问题。简单地历史回顾恐怕也难避免，这要当做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来讲。不纠缠过去，一切着眼于未来，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来解决中苏关系问题。”

    此时，中苏关系正常化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高通”。邓小平适时指示，现在可以进行中苏外长的互访，并说明外长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已开始“半正常化”。

    1988年12月，中国外长钱其琛访问了苏联，这是自1957年以后30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访苏。那时，莫斯科正是严寒的冬天，中国代表团的几个主要成员每天清晨在宾馆院中厚厚的雪地里边走边商量如何谈判。这次访问取得了成功，不仅深入讨论了柬埔寨问题，而且就中苏高级会晤问题交换了意见。

    1989年2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进行回访，继续为中苏高级会晤做准备。双方主要讨论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和举行高级会晤的时间，以便达成一揽子协议后同时发表。

    但是，当中方原则同意苏方建议的戈尔巴乔夫1989年5月中旬访华的时间表后，苏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态度突然变卦。当双方代表到达上海准备会见邓小平时，苏方只想确认高级会晤的时间而不愿发表已达成协议的关于越柬问题的共同声明。

    邓小平在会见谢瓦尔德纳泽前，钱其琛向他汇报了苏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立场后退的情况，并建议关于中苏高级会晤的日期也暂不公布，由双方继续商谈。邓小平语气非常坚决地一锤定音：中苏高级会晤日期不能变，我今天不谈访问日期，这由你们去谈。

    2月5日，邓小平会见谢瓦尔德纳泽时，开导苏方说，“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任务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个任务相当繁重，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太多，牵扯面太广，而且都不是小问题。为了开辟未来，也需要了解过去。不过有个限度，只是了解，不予纠缠，重点在于开辟未来。”

    在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邓小平感慨地说：“现在剩下的重大问题就是中苏关系问题，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谢瓦尔德纳泽对邓小平说：“戈尔巴乔夫同志建议5月15—18日访华，昨天我同钱其琛外长谈了这个问题。”谢的用意显然是尽管柬埔寨问题未谈妥，但先请邓小平确认高级会晤的日期。对此，邓小平马上作出反应说：“你们两位外长的谈话还没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日期由你们商定，我听你们的。”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了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

    这样，谢瓦尔德纳泽想绕过柬埔寨问题，只确定高级会晤日期的企图没有得逞，苏方不得不同意与中方继续商讨柬埔寨问题。之后，谢瓦尔德纳泽采取走边缘的手法，从上海回到北京的飞机上谈判仍未停止，到北京以后双方继续相持不下。谢瓦尔德纳泽原定的离京时间一推再推，也解决不了问题。当时钱其琛一直在机场守着等待送行。天黑以后，双方在机场休息室又进行了一次最后的会晤，苏方同意留下人员同我方继续谈判。直到第二天，双方就共同声明措词达成一致，才连同公布了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日期。

    “只握手，不拥抱”

    中苏举行高级会晤是轰动世界的大事。在礼仪、热度等方面如何把握分寸事关重大，也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对此，邓小平考虑得很细、很远：“全世界都注视着中苏高级会晤，在接待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礼仪等安排上不要太热，要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邓小平还特别叮嘱有关人员说，此点在同苏方谈具体礼宾安排时向他们打个招呼。“只握手，不拥抱”，不只是个礼仪问题，而且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苏两国关系的性质，形象地勾勒出了未来相互关系的定位：中苏两国要做好朋友，但不会再成为盟友。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戈尔巴乔夫应邀访华。40多年来的中苏关系，经历了错综曲折、充满戏剧性变化的复杂时期。高级会晤谈什么、怎样谈？邓小平早就开始思考、运筹。他明确指出：“高层会晤不谈过去的事，有些事实只作为回忆讲一讲，但不作为问题提出来，着重探讨建立新的关系。中苏关系正常化和高级会晤的中心任务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重点是放在将来的事，但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中方的一些看法要讲，目的是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但不要求苏方回答，也不要进行辩论。”因此，在同戈尔巴乔夫正式会晤时，邓小平首先欣慰地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接着，邓小平按自己的“腹案”向戈尔巴乔夫讲起了对“过去的事”的“一些看法”，即“结束过去”。

    对于以往意识形态的争论，邓小平坦陈：“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在此，邓小平勇敢地承认中苏论战不完全是苏联的责任。

    关于历史问题，邓小平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回顾：一是历史上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的损失，二是近几十年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何方。邓小平郑重指出，从鸦片战争起，列强侵略、欺负、奴役中国，对中国造成损害最大的是日本，最后实际上从中国得到最多的是沙俄——一定时期内、一定问题上包括苏联在内。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六七十年代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苏联。邓小平强调主要是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真正的实质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记得，斯大林时你们帮助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最后，邓小平说，“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了，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戈尔巴乔夫表示，在不太久远的过去，在苏中关系的有些方面，苏联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并赞同讲过去就到此为止。

    通过这次高级会晤，中苏两大邻国终于结束了几十年来的不正常状态，并郑重声明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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