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云李新

    1955年3月21日，一份撤销高岗、饶漱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他们党籍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通过了。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还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这是处于由经济恢复阶段进入有计划地大规模经济建设转变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所经历的一场严重斗争，是毛泽东率领全党为消除隐患、增强团结、稳妥慎重地处理党内问题所取得的又一场胜利。这场斗争揭露并粉碎了野心膨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周恩来，妄图取而代之、登上党和国家领袖位置的高岗、饶漱石的狂妄阴谋，并为加强党的建设和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积累了重要经验，表现了毛泽东处理棘手问题的高超技巧。回顾这场斗争，对于增强党的观念、学会怎样做人，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五马进京”

    在完成了经济恢复、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等民主改革任务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和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特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军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及部分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并调整和增设了中央和国家的一些机构。

    根据这样的部署，西南局的邓小平于1952年8月调回北京，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

    接着，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西北局的习仲勋也陆续调回北京，都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

    在调回北京的五人中，高岗的位置最为显赫。浓眉毛，高鼻梁，戴一副近视眼镜，身材高大，脸上有浅白色麻点，被人称作“高大麻子”的高岗，是陕西横山人，1905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与了陕北根据地的创建，曾任红军第二十六军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1936年至1945年先后担任过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兼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等职，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还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高岗来到东北，接替林彪担任了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兼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全国解放后，这位将东北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的人物又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职务，“高主席”成了他最喜欢听的一种称谓。回京后，高岗又被安排为有“经济内阁”之称、与政务院平行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其位置之显要，权力之显赫，远高于同时调回北京的其他几位领导人，故当时就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说法。

    这位“一马当先”的高岗，是个权欲极强又很会施用计谋的人。早在东北工作之时，他身边就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女保健医生孟虹。该女子1930年1月生于大连市一个中医家庭，喜读古诗文，又爱游泳、溜冰和舞蹈，是吉林医学院有名的校花。高岗在吉林医学院溜冰场上巧妙地结识了她，叫他的秘书给医学院打了个电话，让医学院提前给孟虹发了毕业证，并将其行政组织关系留在学院的附属医院里，而人则天天留在了高岗的身边。

    高岗在得知自己将调任北京的消息后，老谋深算的他提前四个月把孟虹安排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高干医疗保健局。孟虹的调出单位是吉林省医学院长春附属第二医院，医学院给其所作的政治审查鉴定是：“孟虹，中共党员，学生成分，出身城市贫民，其父是位具有民族气节、爱国情操的老中医，家庭历史清白，无杀、关、管亲友，无港台海外关系；本人思想进步，品行良好，业务出色，专长西医内科，自学中医针灸，工作细致耐心，是优秀的青年医务人才。”东北局组织部在这份鉴定上签署了“准确无误”的意见。鉴定完全回避了与高岗的特殊关系一节。

    孟虹到京后，虽然名义在卫生部高干医疗保健局，但具体工作却在中央办公厅管辖的中南海医务处第一室。在这里，她认识了政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夫人蔡畅。在蔡畅的引荐下，她在中南海春藕斋认识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孟虹还陪同毛泽东去香山看过瑞雪呢。高岗调回北京后，孟虹经常在星期六下午下班后，骑自行车来到三里河东北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大院，找见高岗的卫队长兼办事处主任赵德俊，由赵派专车送其到东交民巷8号院去见高岗。在这样的会见中，高岗常常让孟虹谈谈在中南海的见闻和毛泽东等领袖们的谈话及活动。看来孟虹说话无心，高岗却听得有意，不少信息从孟虹口里说出来，使高岗感到又惊又喜，忍不住要夸她几句：“还真亏有了你这个耳目。”

    孟虹在中南海的出现，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他对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尚昆，孟虹同志的档案你看过了吗？我们对她的过去了解太少。我主要是从主席的安全角度来考虑，此事大意不得啊！”杨尚昆看过孟虹的档案，发现档案很完整，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周恩来提议派人到东北局去调查核实一下。杨尚昆认为东北局是高岗的一统天下，谁碰谁倒霉，要是叫他知道，告到毛主席那里，就会很被动。周恩来只好说：“此事到此为止，大家好自为之。”

    周恩来的疑心还是引起了高岗的注意。高岗在得知周恩来动用中调部人马秘密去东北调查其“反毛言行”之后，便十分紧张，就亲自去见毛泽东，主动坦白孟虹当过自己的保健医生，并说因见其中西医皆通，并懂针灸，考虑到主席治疗痛风症的需要，才暗中推荐她到中南海医务处来。还再三强调，这是出于对主席的忠心，但做得不够光明正大，他愿意接受中央的纪律处分。对于高岗搞的这种“卧底事件”，毛泽东十分震怒，但又感到高岗能主动坦白，加上孟虹懂得古典诗词，在自己面前从未搬弄过什么是非，便予以原谅，只是要求高岗今后不要再与孟虹见面。

    一次，毛泽东决定南巡，圈定孟虹为随行人员。公安部长罗瑞卿和中办主任杨尚昆认为，孟虹随毛泽东去南方巡视不合适，遂在随行人员名单中将她的名字划掉了。

    过后不久，孟虹请假回大连探望父母。不料在准备返回北京时，在大连外海一条开往天津的机帆船上，她被十几个操关外口音的年轻汉子劫持到獐子岛的娘娘庙里，与一个又聋又哑的老尼姑住在了一起。几个月后的一个刮大风的深夜，几个黑影闯入孟虹的房间，堵嘴、蒙眼，一双大手卡住脖子，给她的喉咙声带部位注射了药物，使她的声带再也发不出声音来了。当周恩来派专人终于打听出孟虹的下落，并把她从獐子岛接回到北京西郊玉泉山4号院时，孟虹已瘦成了一把骨头，脸上布满了皱纹。在周恩来和医护人员的关照下，孟虹写出了自己的遭遇和交代。看完孟虹的这份交代，周恩来直觉得自己的鼻子发酸，对这位在政治斗争中遭到无辜伤害的弱女子感到无限痛惜！他只得同意孟虹的意见，把她安排到一个愿意收留她的寺庵里。

    孟虹“卧底事件”发生在高岗调来北京前后，可见高岗的心计之多。孟虹由光艳照人的美丽女子变成一个骨瘦如柴的哑女，只能在尼姑庵苦守青灯，又可看出高岗手段之狠毒。有这样一个人物进京，看来北京很难像往日那么平静了。

    高岗的错觉

    调来北京之时，高岗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邓子恢。从华东局来的饶漱石被安排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和邓小平、彭德怀、林彪、彭真、薄一波等十几人都是国家计委的委员。

    对于中央这样的安排，权欲熏心的高岗、饶漱石并不满意。特别是高岗，对于自己职位处在刘少奇之下，感到很不痛快，便把刘少奇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加以整理，到处传播，夸大其词地散布刘少奇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后来，他发现在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看法不同，便以为刘少奇的威信和地位将会发生动摇，不会再受到中央的信任。于是，他授意别人写文章，用他的名义发表，以抬高自己。他把刘少奇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的处理问题的观点等等，统统作为“党内的右倾思想”，在自己写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一文中，加以系统的批判。

    让高岗更感到高兴的是，中央所作的一系列决定和中央对政务院各口的工作所作出的重新分工，他认为是在削弱周恩来总理的权力。1953年初，毛泽东认为政府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的现象。中央据此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并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和批准后才能执行。与此同时，中央对政务院各口的工作重新作出如下分工：

    周恩来负责外交工作；

    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

    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法院工作）；

    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

    邓小平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

    邓子恢负责农林、水利、互组合作工作；

    饶漱石负责劳动工资工作；

    习仲勋负责文教工作。

    上述分工，显然是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重要措施，而高岗、饶漱石却认为是周恩来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在削他的权力。他们又认为自己的权势在不断扩大，有可能会担任更高的职务，于是野心便急剧地膨胀起来。特别是毛泽东为减轻自己日益加重的工作负担和为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高岗、饶漱石便认为领导机构和人事安排将会有大幅度调整，这是实现自己权力野心的大好机会，于是两人配合得更密切了，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步伐。

    在工作履历上，高岗与饶漱石并无长期共事的基础。饶漱石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曾留学英国、法国和苏联，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北满共青团省委书记、代理中共东北地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过东南局副书记、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等职。特别是在华东，他从1943年至1953年在此工作了10年，曾用阴谋手段于1943年为夺取新四军领导权，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代军长陈毅进行批判斗争，制造了“黄花塘事件”，使得陈毅独居斗室，没有人敢与之接触。陈毅对饶漱石的造谣污蔑再也无法忍耐了，大声警告说：“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常言道，小癔大痴，小隙沉舟，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落水之日！”1945年6月，饶漱石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当年又担任新四军和山东军区政委。1948年后担任着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的饶漱石，又搞小动作，把目光盯住了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位。1949年10月，中央决定设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按当时一般情况，这个职务应该由大军区司令员担任，故毛泽东两次说由陈毅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而陈毅认为自己是华东军区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工作太忙，不想当。毛泽东吩咐让华东局进行讨论。饶漱石得知后就对陈毅说，你不当我当，就没有经过华东局讨论，他竟以华东局的名义上报自己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后来过问此事，饶漱石竟欺骗说，华东局几位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只好由我来担任。这样才骗过了毛泽东，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这么一来，既是华东局书记又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饶漱石，就显得比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位置高出一头了。即使如此，饶漱石与高岗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华东，很难有碰面的机会，两人能勾结起来，还是让人费解。

    从性格上看，高岗和饶漱石也有很大不同。高岗这个人戴眼镜，梳大背头，喜欢穿苏式服装，长于培植宗派力量，说话抑扬顿挫，满口陕北腔，很有些威风。他工作起来还颇有些魄力，遇事敢于决断，听下级汇报时很少讲“研究研究再说”，而是当场拍板，或是立即抓起电话命令有关人员马上去办。这种果敢精神赢得了身边的一些人心，他便极欲把自己把持的东北变成“高岗王国”。在生活上，高岗特别喜欢跳舞，喜欢往女人堆里钻，有关他的桃色新闻不断。并且喜吃西餐和奶制品，言谈举止和生活方式极力模仿苏联老大哥，因而受到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欣赏。高岗垮台后许多年，赫鲁晓夫当着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面，竟还称“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而饶漱石就和高岗有些不同了。他身材不高，体胖脸大，一双不大而明亮的眼睛藏在两道浓眉之下。他寡言少语，言不尽意，常常说了半截又缩了回去，这种欲言又止的神态给人留下了小心谨慎、没有魄力的印象。就是这样一位人物，胸腔里却藏着一颗勃勃的野心，搞蒙骗，做小动作，总是千方百计要达到自己的目的。1952年2月毛泽东批准他来京养病，临时住在颐和园内北侧的一所院子里。一天，毛泽东派保健医生王鹤滨去看望饶漱石，看看他需要什么治疗，能帮助一下。王鹤滨来到饶漱石面前，饶却说：“王秘书，请你转告毛主席，我身体没有什么不好，不需要药物治疗，也不需要住院。”其年轻的夫人在一旁打起另一番锣鼓：“他老说没病。其实他患肾虚、肾衰，你看我们一直没有孩子。”王鹤滨问：“要不要请专家会诊？”饶漱石愁容不减地说：“不用了，多少年了，治了几次也不管用，算啦。”没想到第二天下午，饶漱石就去了毛泽东的住处，出来时王鹤滨看到了他，只见他脸上没有一点病容，还挂着微笑，说话声音也高出了许多：“王秘书，这可好了，我算是向毛主席把话讲清楚了。”王鹤滨对饶漱石这么大的变化颇为不解，直到高岗、饶漱石事件被揭露之后，他才猜知其中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大区设立的军政委员会主席，都由各大军区司令员担任，唯有华东区属于例外。心怀鬼胎的饶漱石被毛泽东调到北京，便以为是要撤他的职，一直不敢面见毛泽东。当毛泽东派王鹤滨看望了他之后，他才稍稍消除了一些疑虑。当他跟毛泽东谈话之后，发现毛泽东并没有怀疑他，似乎还很信任，于是饶漱石便又容光焕发起来。

    无论从工作经历还是从性格来看都不应十分亲密的高岗和饶漱石，内心世界却有着十分相似之处，那就是追求和满足权欲，寻求和角逐个人的权势。当1953年中央酝酿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具体考虑中共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和总书记，政府体制是否像苏联那样采用部长会议制，以及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主张的时候，他们都感到争夺更高位置的时机到了。高岗看到饶漱石手中握有的中央组织部的人事大权，饶漱石看到高岗可能取代刘少奇而成为毛主席唯一助手的趋势，于是两人便相互利用，互相勾结，分别做起了当党的副主席和当政务院总理的美梦，壮起胆子开始向党发难了。

    大闹财经会议

    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于1953年6月至8月举行。会议的重点是批判和修正新税制工作的问题，但高岗借此之机，大搞“批薄射刘”，以批判薄一波为名，大肆攻击刘少奇。

    高岗反对刘少奇，既因为刘少奇排位在自己之上，不扳倒刘就无法成为毛泽东主席的唯一助手，还因为刘少奇曾多次批评过高岗。

    1991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C.察冈罗夫对苏联专家组负责人H.科瓦廖夫，就高岗一事进行了采访。科瓦廖夫说，1949年7月27日在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谈了收回台湾问题，而高岗建议宣布中国东三省为苏联的第17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样可以免遭美国人侵犯，还能变成继续南下彻底消灭蒋介石的基地。他还建议在青岛驻扎苏联舰队，建议加强远东苏军，增加苏军人数。他的建议得到苏方人士的一片掌声，斯大林则站起来走到高岗跟前，叫了一声：“张作霖同志！”在返回驻地的汽车上，刘少奇立刻指责了高岗叛变。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不久，又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视东北为自己独立王国的高岗，哪容得别人对东北工作提出批评，就不择手段地攻击刘少奇，甚至公然在当时担任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面前造谣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科瓦廖夫随即写信将此话告诉了斯大林。高岗从苏联访问回来，又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

    高岗反对刘少奇，还利用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寻找大规模经济建设道路上看法的分歧，以为刘少奇即将失宠。这样的分歧，当时主要反映在三个问题上。

    一是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写给中央的报告《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认为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互助组发生了涣散，不是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因此，他们主张将互助组提高一步组成合作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等不同意这么做，特别是刘少奇认为目前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化要依靠工业。7月3日，他给山西省委的报告加了按语，指出党内有一部分人害怕资本主义发展，企图用平均主义去战胜资本主义的错误，并将该报告印发给党内负责同志和马列学院的学员。事后，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中共山西省委的意见，并专门和刘少奇、薄一波等谈话，指出他们的观点“右倾”。他还让陈云召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起草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二是在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刘少奇认为应该继续执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因为国民经济恢复之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根本状况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伤害私人工业家和个体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必将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左倾”，因而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这是“右倾”。

    三是关于“新税制”的分歧。1952年底根据“三反”、“五反”以后公私关系紧张、市场萧条的现象和中共中央关于第二次调整工商业的指示，周恩来为赶在1953年元旦前公布，没有来得及征求地方的意见，也没有向毛泽东汇报，就批准颁发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制试行办法》，取消了对国营企业与合作社在加工、调拨、代购、代销或包销的课税方面的优惠政策，实行公私一律平等竞争。这一通告和办法一度引起物价波动，也引起毛泽东的关注。高岗更把这一政策比作布哈林的和平改造。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中批评道：“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望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周恩来接信后连夜给毛泽东写了回信，谈了处理意见。毛泽东看了地方上报来的一些材料，进而认为新税制在组织上是政府工作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分散主义错误，在政治上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他直接点了财政部长兼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的名，认为“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他下结论说：“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刘少奇、周恩来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检讨。

    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加强了对中央人民政府财经部门的领导，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的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接着又在组织上对外交、计划、财经等各项工作，作了如本文所提到的明确分工。

    对于上述分歧和领导同志的重新分工，高岗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高兴地对饶漱石说：“怎么样，看见没有？现在可不是三大战役的时期了，刘、周二位也该坐坐冷板凳了，他们已经失去了毛主席的信任。”

    1953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安来北京，和高岗谈判鞍钢的工程建设问题。高岗小声问：“你说中国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对方说：“当然要消灭！”高岗似有一肚子委屈，说道：“我就是这个意见。我的意见在我们党内却得不到支持。”“是吗？是怎么一回事？”于是高岗说了一些情况，又恳求道：“请你回去报告苏共中央，就说在我们的中央有人反对我。”

    1953年3月，毛泽东从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斯大林回来，当汽车行到长安街府右街口时突然说他不想再当国家主席了，尽早要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高岗的耳朵里，高岗估计中央还可能有人事变化，于是更欲表现自己，并用阴谋手段加紧了活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就是高岗向党发难选取的一个场所。

    这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统一党内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提出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检查纠正缺点错误。在这方面，重点是批判修正新税制工作的问题。当时任财经委副主任、财政部长的薄一波对这一方面工作出现的问题，负有一定的责任。而高岗借此机会制造紧张空气，大搞“批薄射刘”，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周恩来。他硬说财政工作中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财政部是独立王国，“有财无政”，财政部长薄一波是“财霸”，并断章取义地引用刘少奇曾经讲过的一些话，加以扭曲，痛加批判，用指桑骂槐的手法影射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和周恩来。

    高岗不仅在会上大搞阴谋，而且在会外散布流言飞语，指名道姓地污蔑和攻击刘少奇、周恩来。他把刘少奇1945年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1947年同安子文等人的讲话，1951年对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语，摘要整理在一起，作为向党发难的炮弹，攻击刘少奇犯有对资产阶级、富农投降的原则性错误，胡说中央有宗派，刘少奇有“圈圈”，周恩来有“摊摊”，薄一波、安子文是刘少奇所谓“圈圈”里的人。因而，他抓住薄一波不放，在会议上掀起了一阵阵腥风恶浪。

    全国财经会议是6月13日（一说12日）在北京怀仁堂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是各省、市、自治区的财经委员会主席。由于财经委主席绝大多数都由各省市区党政一把手兼任，因而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全国各路诸侯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率领政治局成员和各部部长出席，连休息了多年的康生也在台下第一排座位上露面。高岗代表中央致开幕词后，周恩来代表政务院作财经工作报告，薄一波宣读了财政方面的文件，并作了简要解释。会议进展得很正常。

    6月15日，中央举行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批评刘少奇、薄一波“保护私有经济，保护资本家财产”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还把刘少奇的“右倾思想”概括为三种表现：一是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什么叫确立“秩序”？一经确立，就不能打破了，新民主主义就压倒了。二是“由新民主主义直向社会主义”，刘少奇提出至少要搞20甚至30年新民主主义，也就是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再“走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一旦壮大了，会甘心情愿走向社会主义吗？再来一场革命？或者说，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都老了死了，再搞社会主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刘克思之心也是路人皆知。三是刘少奇同志提出“确保私有制”，实际上就是从经济基础上否定了我们的革命性质。私有财产为一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命脉所在，为万恶之源，我们非但不予保护，而是要以革命的手段，分期分批，完全彻底地铲除之！

    高岗看到党的第二把手刘少奇受到一把手毛泽东如此严厉、如此系统的批评，感到刘少奇的位置不太稳固了，因而心里暗暗高兴。两天后，他未经政治局授权，突然在财经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少奇、薄一波的严厉批评，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认为高岗违反工作纪律，落井下石，不利党中央的团结统一；一种认为毛泽东既然批评了刘少奇、薄一波的错误，高岗的传达可说是本次会议的思想指针。听了这两种反应之后，毛泽东说：“话是我讲的，讲了就负责任，高岗只是做了传声筒，有什么了不起。”有了毛泽东的这一“尚方宝剑”，高岗胆更壮了，暂时放过作过一次检讨的周恩来，在大会小会上决不放过薄一波。为什么呢？他本是要痛痛快快批评刘少奇的，但怕引起多数人的反感，不敢像毛泽东那样指名道姓，而是把刘少奇的一些言论加在薄一波的头上痛加批判，也就是“明批薄，暗射刘”。

    当时每天会议的情况都是由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就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出公开检讨，好让大家把话摆到桌面上来说。周恩来从毛泽东住处回到西花厅，第二天即7月12日给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转达了毛泽东的意图：

    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谈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

    薄一波认真阅读了周恩来的信，并准备了检讨提纲。7月13日上午，他在有朱德、刘少奇、高岗、董必武、林伯渠等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大会上作了检讨。薄一波承认自己在新税制等问题上向民族资产阶级让了步，混淆了公私企业的主从关系，欢迎同志们的严厉批评。

    薄一波的话刚一落音，就听见高岗把桌子敲得砰砰响。接着这位陕西汉子站了起来，大声吼道：“薄一波！你至今死不承认自己犯的是什么性质的错误，是向资产阶级投降！认资本家做岳父老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同志们，今年5月份，毛主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发动了关于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其目的就是为了从思想上纠正我们党内一部分人，我这里指的是一些身居高位的大人物，而不是指一般的同志向资产阶级投降的错误。说穿了，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反党，是背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

    高岗这一喊，把会场的气氛顿时搞得紧张起来。不少人的发言已不再对准薄一波，而是把矛头瞄准了刘少奇。刘少奇为不使中央的分歧暴露在公众面前，他强忍着，不接受挑战。

    高岗看见刘少奇并不上钩，就又说道：“同志们，这一段，我们的毛主席很不满意中央个别的右倾错误，已经好几次提出了严重警告。比如指某些大人物‘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甚至说了‘党在过渡时期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你究竟是头脑糊涂，还是政治品德出了问题，为什么不愿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而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搞一套，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你们这样搞，弄得我几乎没有办法再率领全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再不改，我只好另起炉灶了。’同志们，千真万确，这是毛主席的原话。我们英明领袖的义愤！这就是说，在我们党内，个别身居高位的人物执意要推行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坚持不改。最后，只好逼得我们毛主席采取组织措施，在人事安排上作出必要的调整！”

    高岗的这一发言像扔下一枚重型炮弹，会场立即炸了营，有的惊愕，有的跺脚，有的怒骂，有的议论，有不少人都把火辣辣的目光投向刘少奇。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情地望着刘少奇，害怕他突然发作，更害怕台下拥戴高岗的人和为刘少奇抱不平的人公开干起来。他看到刘少奇脸色平静，从容应对，便扫视了一下台下请求发言的众多手臂，宣布道：“同志们安静下来，请少奇同志发言。”会场立时平静下来。

    刘少奇平静地说了起来，其发言完全出人意外：“同志们，正像高岗同志刚才所讲的那样，我在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其他许多问题上，是有错误的。我承认自己的错误，不能欠账欠到棺材里去，生前不还死后还。我欢迎同志们继续对我的错误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我过去就认为我们应当从理论上作好准备。所谓的理论准备，是包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与方法以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之规律的统一的把握。这在党内的大多数同志们不论对哪一方面都还有极大的不够。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这还是我们党的一个极大的工作……”

    周恩来听到这里，不留空隙地站起来说，现在已是下午2点多钟了，少奇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这很好。接着他也作了检讨，说年初新税制的出台，既没有经毛主席批准，更没有征求在座的地方同志们的意见，匆匆忙忙号令全国执行，造成了物价上涨，生产停滞。他最后表示说：“在党的历史上，我这个人左的错误、右的错误都犯过，犯错误的原因在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没有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所以跟不上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但是我愿意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愿意认真地反省自己的错误。”

    周恩来的发言，赢来了热烈的掌声。

    从7月14日开始到25日，又接连召开了八次会议，主要是对薄一波开展“桌面上的斗争”，气氛颇为紧张。7月25日，具体负责新税制的吴波看到如此急风骤雨的斗争，心里觉得不安，就给周恩来递条子要求发言。他说，修正税制从开始到出台，是自己一手操办的，主要错误在自己，薄一波对此只负有点头的责任和领导的责任。吴波就此作了检讨，但又坚持说：“我们犯了错误，不管受什么处分，我说，还是多收了税，我们认为确实是为国家多收了税。”在极大的压力下吴波能勇敢地站出来，按照事实说话，使薄一波颇为感动，也使不少人感到敬佩。

    8月1日，薄一波作了第二次检讨。尽管他搜肠刮肚，努力从思想深处检查自己的错误，可是还是过不了关。要知道，这次财经会议要讨论的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和五年计划、财政问题、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等一个也没有讨论，仅薄一波检讨问题竟搞了一个来月还是不能收场，这怎么能不让参会的许多同志感到焦心和不解呢？

    事后才知道这是高岗、饶漱石在会上串联造成的。陶铸就曾揭发说，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把他请到家里吃饭，要他放头炮，狠狠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陶铸没有答应。

    高岗如此仇恨薄一波，除了通过“批薄”达到“射刘”的目的外，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一是薄一波曾给毛泽东转过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揭发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一封信，毛泽东批示此信在很小范围内传阅，让高岗知道了，认为薄一波与自己过不去。二是鞍钢无缝钢管厂8号高炉钢管瓦斯爆炸，死11人，伤15人，中监委和中财委联合调查组于1952年8月调查后认为，是鞍钢没有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造成的。高岗又把此事记在薄一波头上，认为是专挑东北的毛病。现在薄一波的把柄好不容易被抓住了，他高岗怎会轻易放手？况且，他真正的目的还在于通过“批薄”把刘少奇搞倒，把周恩来搞倒，因而他把会议搞得乱七八糟，无限期地混乱下去。

    由于高岗、饶漱石暗中兴风作浪，使财经会议后期走偏了方向，开了两个月还解决不了问题。薄一波已作了两次检讨，但会上有人还不让他过关，而要他作第三次检讨。薄一波此时已看穿了一些人的用心，为了不把事态扩大到中央领导核心，他不仅拒绝作第三次检讨，而且不管会上人们说他什么，他都一言不发。会议的这种状况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原意，他要求周恩来快作结论，尽早结束会议。

    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周恩来感到很难作结论。他将薄一波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考虑了一下说，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但怎样作会议的结论，对周恩来来说更是个难题。会上是那么个混乱气氛，说轻了不好通过，还会产生开脱、庇护的嫌疑；说重了，既违背事实，更会被高岗、饶漱石利用。

    “结论作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毛泽东看到周恩来有点为难，轻轻地点拨道。

    “你是说把陈云、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周恩来问。

    “对嘛，有些话通过他们一说，比你效果要好。”毛泽东明确地说道。

    在北戴河休养的陈云来到了会议上。他在8月6日第二十九次扩大的领导组会议上批评了薄一波的错误，但又强调说：“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的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四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的，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误的。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陈云的这个发言，把会议的温度降下来许多。

    在外地休养的邓小平也回到了北京。他在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的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邓小平的发言，又进一步扭转了会议的气氛。

    政治局会议于8月9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主要是讨论周恩来的结论讲话稿。薄一波受毛泽东的专门通知也出席了会议，毛泽东问他：“你有什么话要说？”薄一波说：“我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

    “你说不清楚，是你根本不想说清楚！你这是什么态度？”薄一波话刚说完，没想到高岗没容毛泽东说话，就猛地站起来指着薄一波的鼻子大吼起来。

    毛泽东对高岗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扬了扬手问道：“高岗同志，你为什么不准上书的人写信给中央（指东北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揭发高岗等人贪污腐化的信）？东北各省出了错误，你东北局还不是要进行批评、检查！”

    “主席，薄一波的错误性质和我们东北不一样……”高岗不理会毛泽东的话，眼睛仍死盯着薄一波，强辩道。

    “你不要为自己辩解！”毛泽东火了，脸色也变了，十分严厉地说。在毛泽东的震喝下，高岗这才闭住了他那张出口就伤人的嘴，坐了下来。

    是夜，毛泽东认真修改了周恩来送来的总结讲话稿，把凡是说薄一波犯了“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地方，都把“带路线性的”几个字删掉，并且注明：所有这些错误，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

    他在总结讲话稿中讲到薄一波犯错误的地方，又加了许多话。如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在其中加了许多文字，我们用〈〉加以注明：“应该指出，薄一波同志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在各个时期中〈当他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薄一波同志能不能虚心〈接受各同志的正确批评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希望他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正确批评，坚决改正错误，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8月11日晚，在陈云主持下，周恩来依照毛泽东修改后的总结讲话稿，在怀仁堂向财经会议发表了讲话。

    8月12日，即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向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发表了讲话。他说：“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得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11月搞起，经过1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16万亿〔旧币——笔者〕是虚假数字，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得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4）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作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5）扫盲，我开始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6）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160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800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正在逐步的纠正中。”

    身为领袖的毛泽东作出如此姿态的自我批评，使周恩来甚觉宽慰，使薄一波消除了不少怨气。两天后，薄一波找陈云谈话，承认工作中确实有错误，请求撤销自己中财委副主任和财政部长的职务，并请中央考虑他的工作问题。他要求陈云将他的这个意思报告周恩来，转报毛泽东和党中央。

    三天后，中央政治局决定邓小平兼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薄一波协助邓小平领导铁道部、交通部和邮电部的工作。当时，薄一波还兼任编制委员会主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公安部劳改委员会主任等职，他感到自己工作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便请求免除这些职务。毛泽东认为薄一波心里有气，便于8月22日找他谈话，说道：“这次会议，原意是引导大家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但是没有完全按照我的意图进行。一波同志，你这个人是努力做工作的，但近半年来工作上出了问题，你是有责任的。这次大家对你批评这么多，你一定不满意，心想为什么把问题都推到我身上？不要不满意，好好想想，就可以想通的。”

    薄一波原想免职后到下面去工作，如去包钢。毛泽东肯定地说：“不行，中央还需要你工作。”并建议说：“那你去找朱德、彭德怀同志谈谈如何？”还鼓励说：“你不要以为天塌下来了。你现在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换换空气，看看光明前景。”

    同毛泽东谈话之后，薄一波很快找了朱德、彭德怀，谈了心，消了气。9月5日，薄一波写信告诉毛泽东，说他已获得陈云和邓小平的同意，9月7日要去外地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历时两个月之久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有急风，有骤雨，在高岗似乎占上风的情况下结束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与结果，引发了许多人的疑问，毛泽东从中也好像察觉到了点什么。

    西湖密谋

    1953年秋季的一天，在杭州西湖别墅休养的林彪，接待了来访的高岗。

    高岗这次是在全国财经会议之后，专门向中央请假而到华东、中南休养的。此人擅长活动，在财经会议前后他就利用在自己住地组织舞会、设宴请客等形式，拉拢干部，散布流言，挑拨离间，制造党内不和。他煞有介事地胡说毛主席批评某某某了，对某某某不满意了，又捏造说毛主席对他如何器重，如何依靠他去做经济工作，如果他离开北京，毛主席休假就不放心了等等，以此来贬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抬高自己。

    这次他周游华东、中南又放风说：毛泽东已不重视刘少奇，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搞政治局。到另一个地方，他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担任。他还在军队一些高级干部中散布自己发明的“两党论”和“军党论”。在他看来我党有“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而“党是军队创造的”，“枪杆子上出党”。他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企图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他说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作出结论。他别有用心地将党的干部分为两个部分，说毛主席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他又说“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而他是这个主体的代表人物，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应当彻底改组。他制造“白区干部”要篡夺党的舆论，企图欺骗军队中的高级干部跟随他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接着他又南下杭州、广州，对人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林彪、高岗），现在应该是“高林”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要取得林彪对自己的支持的。

    这次高岗在杭州西湖别墅区探望在此休养的林彪时，林彪正站在窗户前眺望西湖的碧波、船影和游人。当听到警卫的报告说高岗到了，林彪便换了衣服叫上叶群到门口迎接。怕光怕风怕见人的林彪能到门口迎接客人，说明他与客人的关系是很不一般的。

    “听说财经会议给你搞得很热闹？”在上楼时林彪很有兴趣地问。

    “哪里，用一句东北话讲，是老鼠拖木锨，大头还在后哩。”高岗很豪放地说。

    到了办公室，林彪让秘书带上门，又问：“听说最近主席谈到了调整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问题？”

    “林总，你是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高岗抽着烟卷，不失时机地吹捧了一句，“我这次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想当面向林总请教。毛主席已经透露他退居二线的意思，是千真万确，这也很自然，他毕竟是快60的人了，锻炼一下年轻人也很有必要嘛。”

    高岗这么说是很想诱导林彪发表意见的，而林彪听了他的话后并不插言，而是紧闭着嘴，双目盯望着桌面显出了几分神秘和威严。

    高岗忍不住说：“林总，现在急需有几个更年轻的人接任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

    林彪捧着茶杯，沉默了许久，突然说：“我认为你是完全可以胜任的！目前在中央，我认为只有你最为合适。你的威望和才能，你在东北的成绩，都是别人望尘莫及的。”

    听林彪这么讲，高岗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可是嘴里却说：“我不行我不行，这样重要的职务只有你林总才合适。我呢，粗人一个，顶多干干政务院。”

    坐在一边倒茶递烟的叶群神采飞扬，插言道：“高主席能行，一个大东北都掌管得这样好，一个政务院也不在话下。”

    临别时，高岗将饶漱石搞的一份政治局名单留下，让林彪看看。

    第二天，叶群来到高岗在杭州的住处，告诉高岗：“林彪同志说，毛主席退居二线，是英明之举。他主张由你来兼职，既当党的副主席又当总书记。总理干脆摆个名义职务，最好由你来掌握实权。”

    高岗谦让着说：“这怎么行？还是由林总来掌握实权好。”

    叶群说：“林彪同志的意见，他的身体不好，不一定要摆上。至于军队八大代表团的组成，问题不大，等中央组织工作会议后，就可以将人调动一下。”

    叶群望了眼高岗专心细听的样子，又说：“林彪同志还说，他不同意刘少奇等白区工作者掌权。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天下是千千万万武装人员用鲜血和生命打下来的，不能让别人坐享其成。”

    “对，太对了！枪杆子出党，党就是我们军队创造的。只有毛主席才代表红区，他刘少奇是白区的党，只能代表白区。现在他的白区干部要篡夺党权了，我们不能袖手旁观！”高岗手舞足蹈，又狠狠地说。

    这次杭州之行，高岗没有白跑，他和林彪的意见取得了完全的一致。现在他感到全国六大行政区中，东北是他自己，华东是饶漱石，中南有林彪，除对彭真和薄一波控制的华北无能为力外，对另两个关键人物邓小平和陈云可采取拉拢的办法，因而他不由得兴奋起来。在南方周游期间，他得知毛泽东生病了，就立即吩咐秘书说，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撑得起来。

    饶漱石跌跤

    在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南方活动的同时，在北京的饶漱石则导演了一场“讨安倒刘”的闹剧。

    1953年2月，党中央拟将书记处下属的办公机构加以调整，以加强集体领导，特意委托刘少奇找人商拟调整方案。刘少奇考虑可试行中央各部部长集体办公制度，就去征求高岗的意见。而高岗却怀疑这是刘少奇为掌握书记处的权力，不同刘合作。

    3月初，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听到了高岗转达的毛泽东同他谈话的内容，说是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便未经中央授权，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他草拟的政治局委员名单分为两组，一组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上为书记处成员）、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为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写有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他还列出了组织部、宣传部、政治统战部、农村工作部、财经工作部等中央各部的负责人和中央正副秘书长名单。安子文把这个名单让高岗看过，又同饶漱石谈过。高岗又怀疑这是刘少奇授意搞的，向他进行试探的，便大造舆论，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而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了。还造谣说刘少奇不同意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或中组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等等。

    在中组部内部，作为组织部长的饶漱石也施用当年整陈毅的故伎，不请示中央，抓住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一问题，向副部长安子文发动无情斗争，无限上纲，借此影射刘少奇，与高岗的分裂阴谋相配合。他的这种做法被中央发现了，但不听从中央的指示，仍然不停止“斗争”。

    1953年九十月间，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上散发了中央办公厅所发的《苏联共产党简明历史教程》一书的六条结束语。在领导小组会议上，饶漱石以主持人身份晃着这六条结束语，声色俱厉地说：“同志们都读过毛主席发给我们的这份文件了吧？这是政府的枪和匕首！苏共党史和我们党的历史都是同党内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绝不调和的斗争的历史。果然有人听到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名词，如丧考妣，甚至暴跳如雷。对照我们党今天的现状，毛主席近年一再强调，右倾机会主义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大的绊脚石，不清除掉这些绊脚石，我们的事业就无法前进。”

    饶漱石的开场白一下就把烈火点了起来，与会的20多个成员不等刘少奇、安子文开口，就把矛头对准了他们。“请问安子文、少奇同志！我们党内究竟存在不存在右倾机会主义？是不是有人提出向资产阶级妥协让步的政策？是谁提出要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资本家的利益？”“对照苏共六条结束语，安子文是一个老牌机会主义者。”气势汹汹连珠炮式的发问和攻击，气得刘少奇手也颤抖了。当他看到随着起哄的多数人都曾经是自己提拔、重用过的人，他更感到高岗、饶漱石幕后活动的猖獗和搞分裂的阴险用心。

    由于有饶漱石的“引导”，原东北局、山东分局的组织部长在大会上公然站出来作煽动性发言，恶毒攻击中组部1953年以前的领导有“右倾思想”，工作是“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污蔑中组部没有执行党的路线。事后查明，这些发言是高岗等人事先准备好的。坐在会议主席位置上的饶漱石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些发言，兴奋得身子不由得轻轻摇晃起来，压得座椅吱吱发响。当发言者说“完了”，他又带头鼓掌，满面笑容地目送发言者走下台去。在会上还有人预谋点刘少奇的名，公开“摊牌”，要挟中央，妄图夺取人事权，对中组部进行改组。饶漱石诡秘地说：“先慢一步，等高主席回来再全面行动！”

    会议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邓小平也说，饶漱石和高岗是“这边一炮，那边一斗”，互相呼应，上蹿下跳。为了解决所谓的“饶、安的矛盾问题”，弄清是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刘少奇、朱德、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杨尚昆、钱英、饶漱石、安子文以及6个中央局组织部长组成的会议领导小组专门召开会议，刘少奇对中组部的某些缺点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邓小平在讲话中肯定了中组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贯彻了中央的路线的，还强调说：“子文同志也有成绩。”

    就在毛泽东尽力扭转组织工作会议方向的时候，康生的内务系统派在饶漱石家中的眼线，搞到一份近段时间饶漱石和其亲信密谋搞倒刘少奇、周恩来的谈话记录，呈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决定亲自主持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批评教育饶漱石。并规定：此次会议只针对饶漱石，即不涉及高岗，他对高岗还是要保护和继续重用的。

    一天晚上，刚刚睡下的饶漱石被人从离毛家湾1号很近的住处叫出来，来到会场。他看见会场被摆成长方形，北侧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南侧是邓小平、李富春、邓子恢、康生、习仲勋、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郭峰等。饶漱石被服务员领到南侧一个座位上，左边是康生，右边是邓小平，对面是刘少奇、周恩来。这阵势把他刚吃过安眠药的困意，全部吓跑了。

    “饶漱石同志！你犯了众怒，知道吗？外沽清正之名，内结虎狼之势，你肯不肯承认？”毛泽东双目锐利地盯着他，饶漱石顿时感到五雷轰顶不知所措。

    “主席问话，你为什么不回答？”坐在对面的周恩来目光如锥子一样直对着饶漱石，气愤地问。

    “主席，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饶漱石结结巴巴地说，能看出他的身子在发抖。

    毛泽东喝了口茶水，平静地说：“好，你不明白不要紧，我背一首唐代孟郊的《古意赠梁肃补朔》给你听：曲木忌日影，谗人畏贤明。自然照烛间，不受邪侯轻。不有百炼火，孰知寸金精？金铅正同炉，顾分精与粗……这首五言诗的意思，你也不明白？”

    听完诗，饶漱石更糊涂了，嗫嚅道：“报告主席，本人浅陋，确实不明白你的深意。”

    毛主席说：“我只取起首两句：曲木忌日影，谗人畏贤明。你饶漱石是不是曲木？是不是谗人？最好还是由你自己来回答。好了，闲话少说。中央委托你和少奇同志主持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你不按中央原定的方针开会，而妄自作主，政出旁门，呼朋引类，搞什么‘批安射刘’，吵吵闹闹，批批斗斗，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直闹得会议开不下去。我只得同意了刘少奇的意见，先开领导小组会议，学习《苏共党史》的六条结束语，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可你和你的朋友好大的能耐啊，一个星期的领导小组会开下来，又是你们在喊批喊斗，左右局面，以致领导小组会也开不下去。安子文、刘少奇果真就那么罪大恶极非打倒不可吗？这里，我不是说安子文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包括刘少奇在内，有错误，是要批评，甚至处理。但你饶漱石作为组织部长，上台即斗，外善内恶，巧言令色，额之厚矣！你饶漱石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的话如鞭子一样抽得饶漱石浑身难受，满脸通红。他只好说：“主席、各位同志，我承认犯了严重错误。我承认，我名义上是斗争安子文同志，实际上是针对刘少奇多年来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也是主席多次严肃批评过的。我说安子文在财经会议上一言不发，沉默对抗，包庇薄一波，也是冲着刘少奇的。”

    毛泽东生气地说：“你饶漱石错误估计了形势，自以为得计，不以为愚蠢。你们乘机在背后大做手脚，你以为党中央没有察觉？安子文私拟两份中央领导人员名单，错误严重。我历来劝诫大家，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你们这些背后动作，我决不允许。”

    他话题一转，又问饶漱石：“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请当着大家的面回答，你们在组织会议上的活动，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

    饶漱石当然不敢承认是有组织的，强辩说：“大家是自发的。我看了薄一波、安子文的档案，有很多历史疑点。我承认是我在会议上提了出来，大家也有同感，就形成了一致的局面。”

    周恩来斥责道：“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都发生在你们中组部，擅自在会议上公布高级干部的档案，你们还有没有党纪国法？”

    一贯精明干练、足智多谋的饶漱石，被毛泽东逼问得无路可退，无理可辩，真是跌得太重太惨了，他唯一的希望是高岗回京之后能帮自己一把。

    10月27日，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中央对中组部的工作作了肯定，认为它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并再次强调全党要团结起来，使饶漱石利用组织工作会议分裂党的阴谋彻底破产。

    阴谋败露

    对于高岗、饶漱石的分裂活动，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后期就有所察觉，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一些情况更引起了他的警惕。

    从沈阳回到北京东交民巷8号院的高岗，得知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砸了锅、翻了船的饶漱石天天流泪，接受批判，并不准见客，不准接电话，连行动自由也被限制了。他感到自己应该帮助饶漱石解脱困境，就去菊香书屋见了毛泽东。他简单地汇报了在东北安顿从朝鲜撤回来好几个兵团的志愿军的情况，接着又说他在杭州替毛泽东看西湖边别墅的情况。

    毛泽东冷冷地盯着高岗，说道：“你到南方，听说发了不少高论啊？什么红区党，白区党，根据地党，军队党，枪杆子里面出党组织。人家说你这是提倡‘军党论’。对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高岗一听着了急，辩解道：“主席啊，你千万不要听信，这是一些小人的背后流言。我高岗能有什么理论？我的原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又说道：“刘少奇为了整我，而先整饶漱石。”

    “那么你是来替饶漱石求情来了？是饶漱石要你出面的，还是出自你本意？你了解他吗？还是称兄道弟了？”

    毛泽东听完高岗的自我辩解后又问：“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自己有脚，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人不来，还可以打电话、拍电报嘛！”

    高岗说饶漱石不准出门，不准接电话，怎么来见你啊！毛泽东听后，第二天就撤销了对饶漱石的“保护性措施”，饶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作息。

    1953年12月下旬，马上就要进入60周岁的毛泽东要离开北京去杭州休假，并在那里主持起草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依照惯例，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因高岗、饶漱石的破坏捣乱，闹得刘少奇无法正常工作，所以刘少奇说：“主席号召全党要谦虚，我看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好。”

    毛泽东不说话，书记处其他人不赞成轮流负责，周恩来主张照以前的老规矩办，仍由刘少奇负责。而高岗则说：“主席的威望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能代替的，我看还是轮流好。轮流吧，搞轮流可以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

    毛泽东说：“再过几天我就满60了。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可我觉得我还不够耳顺。今天达不成协议，下次再说吧，散会。”

    就在这几天，高岗活动得更猖獗更露骨了。事过多年之后，邓小平在一次谈话时说：“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后，高岗活动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毛泽东根据反映作了一些调查，一次他开玩笑地对前来问候自己身体情况的罗瑞卿说：“我这是政治感冒，鼻子不灵。”还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岗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呢！”

    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包括薄一波在内共有20多人出席，正式决定他外出休假期间中共中央工作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他不指名地在会上说：“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车水马龙。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毛主席把话说得很明确了，只差没有点名。高岗、饶漱石知道情况不妙，开始慌乱起来。高岗再次想到了林彪，希望继续得到他的支持。

    其实，林彪已经清楚北京发生的这场严重斗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已派陈云去杭州和林彪谈了话。毛泽东说：“陈云同志，你去告诉林彪同志，要他对高岗再也不要袒护了！否则，我们就要与他分裂了！”到杭州后，陈云向林彪传达了政治局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讲话。林彪让陈云转告毛主席：“我完全拥护中央的决定，对高饶分裂我们党的活动，我过去和将来都会高度警惕。”

    陈云走后，林彪也十分害怕牵连到自己，就托人转告高岗，说这次可能要刮一场12级的台风，很可能把你从12层楼上吹到地下室去，也可能这次跌倒再也爬不起来了。你要有个思想准备，要敢于自己承担，不要牵扯他人。

    高岗听了林彪转告的话后，绝望地告诉来人：“你能给他捎话的话，叫他放心，我高岗不是那种脓包，也不会连累他。”

    分裂者的下场

    过了60周岁生日，毛泽东于1953年12月27日登车离京去了杭州。北京的事和急需处理的高、饶问题，他完全交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去办。

    1954年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时，据翻译师哲回忆，毛泽东专门向他们介绍了中共党内和国内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或许国内要出乱子了。当然，我们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毛用手指师哲，师哲是陕西韩城人），楚就是湖南（毛指着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毛泽东没有明说，他用秦楚二字，是否就是指高岗（陕西人）要打倒刘少奇（湖南人）一事呢？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警觉和明察秋毫。

    不久，高岗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来杭州面谈。毛泽东拒绝了这一要求，回信让他找刘少奇谈。同时还给刘少奇去信，要求他与高岗谈话。“要商量的事情，可与周恩来一道谈，也可加上邓小平。”

    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约上周恩来、邓小平与高岗谈了两次，与饶漱石谈了一次，均无效果。

    高岗、饶漱石的材料一件一件地被挖了出来，其中一份材料分量很重，分为七点：

    一、高岗多次在东北局重要会议上说，毛主席打仗行，搞政治行，搞经济不行，搞工业更不行。只有他高岗既懂军事又懂政治，懂经济，懂工业，比较全面。

    二、高岗多次对身边信得过的人说，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对外是亲美亲西方派，对内是资本家派，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保护资产阶级利益。毛主席是个中间派，不想亲苏，也不想亲美。只有他高岗是个坚决的亲苏派，亲社会主义派。

    三、高岗多次对他信得过的人说，有人把现在党中央的矛盾比作历史上的刘项之争，秦楚大战，很生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秦的代表是他高岗，楚的代表是刘少奇。

    四、高岗在主持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期间，曾多次私自向苏联透露我党的重大机密，建立个人联系。并多次说，如果北京搞不下去，他就准备返回东北去，必要时把毛主席也接过去，哪怕成为老大哥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也要在东北地区全面实行社会主义。他实际是妄图在东北建立独立王国。

    五、高岗秘密命令东北军区司令部保卫局，秘密成立了一支500人的特种部队，武器从苏联内务部获得。官兵每人配一支无声手枪。成立这支特种部队，高岗没有向中央军委报告。

    六、高岗生活腐烂，在东北各地奸淫过不少女子，包括女战士。奸淫得最多的是白俄姑娘，以黄金做交易，由他的卫队长赵德俊接送，女子数量达到几百人。

    七、高岗生活腐烂的另一方面是除了长期喝野参汤、鹿鞭酒、雪蚧精，还听信了长白山一老道士的长生不老之术，从青年卫士身上吸取精液，致使多名卫士受到严重的身心摧残。

    毛泽东看到这些材料后大怒，通知刘少奇马上召开会议，决定给高岗的纪律处分。

    1954年2月17日，古老的北京灯笼高悬，银花怒绽，流光灯火将元宵节之夜装扮得分外美丽。高岗在东交民巷8号院刚吃过元宵饭，就被中央警备局的小车接到丰泽园门前。他走进会议室，只见在座的有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邓子恢、邓小平、李富春、彭真、康生、杨尚昆、李克农、王稼祥、谢富治、安子文。这些人都以冷漠的甚至是仇视的目光，盯望着自己。

    “主角到了，现在开会！”刘少奇看见高岗进来了，威严地说道。

    “请问这是什么会？政治局委员没有来齐，中调部、中联部、公安部、政法委的人却来了，这算个什么会？”高岗怀疑而又不满地大声问。

    “高岗你住嘴！有你讲话的时候！下面，由邓小平同志传达毛泽东主席2月14日的重要谈话。”刘少奇厉声说道。

    这一下真把高岗给镇住了，莫非自己真的走到了被清算、被斗争的地步？他头脑里一直嗡嗡乱响，等了好一阵才听清邓小平在说：“遵照主席的指示，中央决定成立两个会议小组，分头解决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对他们进行最后的斗争挽救……”

    听到这里，高岗抓起放在桌上的皮包边向外走边骂：“老子不开你们这个鸟会！邓小平同志假传圣旨，我要去杭州见毛主席！”

    周恩来大声说：“高岗同志，冷静一点吧！参加革命都20年了，你怎么还这样不成熟呢？”

    刘少奇用严厉的口气大声说：“只要高岗走出颐年堂半步，他就永远回不来了！”

    见如此阵势，高岗只好把皮包往桌上一甩，骂骂咧咧地坐了下来。

    邓小平气愤地拍着桌子说：“高岗同志，你太不像话了！在党的会议上撒野，还没有先例呢。”

    此时，老特工出身的中宣部部长李克农看见被高岗甩在桌上的皮包里蹦出一只比肥皂盒稍大一点的半透明盒子。他立即抢到手上，打开取出一支袖珍手枪来。高岗见状，立即要抢走手枪，手却被谢富治和杨尚昆抓住了。

    刘少奇发出命令：“来人！把高岗带下去！他的行凶武器留下来，是他搞反党叛乱的铁证！”

    高岗被带到了北京西郊玉泉山庄5号自己的别墅里。第二天下午，刘少奇代表政治局、书记处到玉泉山庄5号向高岗宣布，中央成立审查高岗专案组，组长由周恩来兼任，副组长是李富春、康生。他要求高岗端正态度，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而高岗仍是死硬到底，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1954年2月25日，高岗在床上给专案组写了个交代：“我活腻了，如你们所说有罪，我是想拱倒刘少奇，抓到党内第二把手的位置，今后接替毛主席，自己做领袖。我的问题，毛主席最清楚，他应在党内有个说法。”

    当日下午，在政治局和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专案组对高岗问题作了结论，列出九大罪状，定为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谋。

    当晚，高岗写下绝命书，天亮时分他吞下一周来所藏的21颗安眠药，但未能死去。8月17日，他再次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毛泽东对高岗的反党活动十分震怒，指出：虽然高岗、饶漱石之间没有订立文字协定，但是他们的思想、目标和行动是一致的，说明他们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王国和单干户。

    但他又对高岗的死感到惋惜，说道：“他有两个孩子，我负担他们的生活费到18岁。和恩来交代了，安排他的爱人李力群同志做个政协委员，享受副部级待遇。”

    刘少奇说：“人死不能复生，主席和大家的心里都不好受。现在全党要统一，团结在毛主席周围，尽量缩小事件的影响，高级干部尤其要吸取教训，稳定党心军心。”

    饶漱石以包庇坏人罪判刑14年，1975年死于狱中。

    1954年8月15日至28日，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1955年3月下旬，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在会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他们两人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以加强纪律，防止高、饶这类事件发生。至此，这场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党的团结和统一得到了巩固和加强。这次对高、饶问题处理得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

    关于这场斗争，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关于高、饶问题》。他在该章最后一节以《应该记取的教训》为题，提出了三点：第一，全党同志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第二，共产党人不可追求个人的权力、地位。第三，党中央处理高、饶问题是稳妥的和慎重的。他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高、饶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与过去党内曾经发生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完全不同。这三条教训和经验，是我们应该时刻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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