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庆彤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等人想搞乱军队。一批身居高位的老革命家按捺不住心中的愤骇，同他们展开了面对面的抗争。这场抗争，从1967年1月19日开始，到2月19日为止，就军队要不要稳定，“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该不该统统打倒等问题而展开。

    1967年1月19日下午，中央军委召开碰头会，讨论部队“文化大革命”问题。会上，江青、陈伯达突然发难，大骂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把部队工作引导到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看不起中央文革，不尊重中央文革”，“请四位老帅出面接见……完全是与中央文革唱对台戏。”诬蔑萧华是“资产阶级政客”，并责令他当晚到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江青、陈伯达攻击的目标，不仅是萧华，更有陈毅、叶剑英、贺龙、徐向前四位老帅。参加碰头会的叶剑英，会后立即电话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不同意开大会批斗萧华，但是，造反派抄了萧华的家，并抓走其妻作人质。

    次日，中央军委继续开会讨论部队“文化大革命”问题。会上，林彪、江青一伙提出“部队也要发动群众搞四大”。参加会议的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反对。徐向前严厉质问江青、陈伯达、康生：“刘志坚同志怎么会是叛徒？萧华同志怎么会是资产阶级政客？”“我们带兵的人，军队干部跟我们打仗，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你们几个毁掉吗？”说到激愤之处，徐帅一掌拍在茶几上，把茶杯盖震落在地。叶剑英也怒不可遏，用拳头连连捶击着桌子，严正警告：“谁要想搞乱军队，绝不会有好下场！”由于拳击过猛，以致右掌骨震裂，造成骨折。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

    会后，为了制止江青一伙要搞乱军队的图谋，叶、徐、陈、聂四位军委副主席经过商议，拟向毛主席建议由中央军委下达一个军队要稳定的命令。叶剑英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得到周总理的支持。在周总理和四位老帅的努力下，毛主席同意下发一个军队要稳定的命令——《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有力地挫败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要搞乱军队的企图。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由周恩来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两次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继续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2月11日会议，原定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所以国务院主管生产工作的余秋里、谷牧也参加了。但实际上主要围绕军队的问题展开辩论，并涉及党的领导和其他问题。在会上，叶剑英批评中央“文革”：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指挥军队吗？

    2月16日会议，出现了更激烈的争论。在会议开始之前，斗争就已开始。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门口，谭震林碰见张春桥，就问张：“陈丕显同志来京没有？”因为谭震林知道毛主席批准进京的名单中有陈丕显。但陈却被扣在上海。可是，张春桥却打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呀！谭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说，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以上干部都靠边站了。谭听了十分生气，因此，在会议开始后，又严肃地提出陈丕显等人的问题。

    老一辈革命家正气凛然、义正词严的批评，使得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瞠目结舌，无言以对。这是一次正气压倒邪气的会议。那么多老同志在高层会议上痛快淋漓地当面斥责陈伯达、康生等人，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是仅有的一次。

    2月16日怀仁堂会议后，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批评江青等人：“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老干部，省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斗了，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斗垮了，弄得妻离子散……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他不指名地说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他表示：“我想了好久，最后下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林彪将这封信转给了毛主席。林彪还在这封信上写道：“谭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怀仁堂会议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与江青密谋，当晚整理“记录”向毛主席告状。告状时，张春桥提到，周总理对《红旗》杂志13期社论没有送他审查有意见。毛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中央常委会讨论。叫张春桥与周总理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中央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

    2月19日凌晨，毛主席召开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他面带怒容，严厉地指责2月16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等同志。他说：“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发难，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办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到会的周总理心情十分沉重，他已经看出，毛主席发这么大的火，一定是听了江青一伙的诬告。他内心支持参加抗争的各位老革命家（以下简称三老四帅）的观点，又不能对毛主席“火上浇油”。毛主席已经明确支持中央“文革”小组，而三老四帅毫不退让，这样继续下去正中林彪、江青的下怀，不能走这步凶多吉少的险棋。保存实力，保护三老四帅过关的良策，就是要先顺从毛主席，检讨过关。于是他对毛主席说：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讨。他们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毛主席采取了对周总理宽容的态度，但对“三老四帅”毫不让步，他依旧生气地说：“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建议这事要认真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起身退场。

    会后，周总理立即与三老四帅商量对策及过关的办法，提出三条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岗位绝不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要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三老四帅被他一片良苦用心深深感动，同意他的意见，主动要求找毛主席做检查。

    2月下旬至3月中旬，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上，他自己首先作检讨，为三老四帅承担责任。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同志横加指责、无限上纲，把他们的正义抗争诬蔑为“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改称“二月逆流”）。

    “政治生活批评会”后，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从而剥夺了参与二月抗争的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的权利。这样一来，周恩来的处境愈加困难了。

    毛主席虽然对三老四帅激烈批评“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很不满意，但是并不想打倒他们。所以，在1967年4月30日晚上，毛主席把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同志召集到他那里，表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你们是搞阳谋，不是搞阴谋。毛主席还当场批准周总理提出的请三老四帅劳动节晚上到天安门观看焰火的建议。当时，一位领导人是否能参加重要的集会，名字是否公开见报和广播，被认为是政治上能否站得住的一种信号。因此，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发表了劳动节晚间三老四帅上天安门观看焰火后，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恶浪，不得不暂时停下来。但是，这场斗争并没有到此结束。

    周总理于5月5日致信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告李富春，提出：“五一团结（指五一天安门观看焰火晚会），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的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为了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周总理这封信语气严厉，他以这种罕见的方式来提醒他的战友们，切不可大意，以致产生错觉，把所谓“二月逆流”问题看得太轻了。

    正像周总理预料的那样，林彪、江青一伙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利用各种机会，继续对三老四帅进行打击报复。

    1968年10月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毛主席在全会开始讲话时要大家讨论：究竟“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搞的中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成绩太少，错误太多？显然，这是针对参加二月抗争的老一辈革命家的观点提出来的。林彪、江青一伙借此机会再次发难。他们经过策划，把所谓“二月逆流”的参加者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同志和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同志分在不同的小组，组织围攻批判。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宣称：“二月逆流”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并写进了会议公报。

    这次会议以后，毛主席又确定犯有“二月逆流”错误的陈毅、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到毛主席亲自抓的试点（工厂）去蹲点，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当时，周总理的处境已经极度困难，他无力阻止这种安排。他对这几位下放的老革命家关怀备至，亲自找有关单位的军宣队负责人交代，要安排好他们的生活，保障他们的安全，不要光劳动，要让他们做些调查研究。

    1971年9月13日，林彪企图搞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乘飞机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这使毛主席受到极大震动，他经过冷静思考后，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看法发生了重要改变。他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开始为三老四帅平反。

    1971年11月，周总理、叶剑英同志等陪同毛主席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领导干部时，毛主席在批判林彪的谈话中提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它的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

    1972年1月6日，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志前往毛主席处商谈工作，谈完后，毛主席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叶剑英同志前往医院向重病中的陈毅同志作了传达。当天，也就是1972年1月6日11时55分，身患癌症、久治无效的陈毅副总理不幸逝世。在陈老总的心脏停止跳动前，毛主席决定为他平反，是对这位蒙受巨大冤屈，遭受残酷迫害的共和国元勋的莫大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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