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虎

    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1977年3月，胡耀邦带着对“两个凡是”的苦苦思索踏进颐和园旁的中央党校校门。

    胡耀邦思索后的答案与老同志们的观点不谋而合。邓小平明确地批评说：“‘两个凡是’不行。”陈云严厉指出，粉碎“四人帮”快半年了，仍然“大有杀气”。胡耀邦找到了批判“两个凡是”的突破口，要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6月的一天下午，胡耀邦把党校文史教研室的杨逢春找到自己的办公室，杨逢春是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文字功底好，理论水平也较高。胡耀邦见到他后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杨逢春说：“怕倒不怕，不知究竟写什么？”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胡耀邦告诉他。

    “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解。”杨逢春歉然道。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胡耀邦解释说。

    杨逢春爽然答道：“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外，胡耀邦还找来了党校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还有人民日报社的几位编辑、记者。胡耀邦为他们理了思路。

    他说：“这20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二是没有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少数坏人从中搬弄是非，陷害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期的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好这个转机，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既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胡耀邦是有名的“红小鬼”，对革命战争中的优良传统总是念念不忘，所以，讲着讲着，他的话题就讲到延安时期。他非常激动地给大家讲延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如何如何好，政治生活非常正常，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家常便饭，党员见到党组织就是到“家”了……

    他又把话题收到当前。他说：“从1957年开始，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所以，必须要及时拨乱反正。现在真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大批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胡耀邦基本构建出了文章的框架。接着，他对杨逢春说：“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写作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来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

    “文章可以写多长？”杨逢春问。

    胡耀邦不假思索地说：“《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叶杨和陈中问：“多长时间拿出来？”

    “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被迫害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胡耀邦回答。

    几个同志与胡耀邦谈了几次后，发现他对纠正混乱的干部路线的心情如此迫切，他们的紧迫感也增强了，不到一星期，初稿就拿出来了。然后，字斟句酌地反复修改，一共修改了17稿才满意。

    胡耀邦尽管心情十分迫切，可是当时思想宣传界还被左的思想统治，发稿的时间尚不成熟。所以，他决定先放一放，相机而动。

    邓小平历来坚决反左，1977年7月，复出后，他在公开场合一针见血地批评“两个凡是”。胡耀邦觉得这是批判左的东西的最好时机，认为应该让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点，抛弃原来的左的僵化的态度，化解与全国人民、与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隔膜。

    在一系列党内会议上，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从不提解放思想，从不提为被迫害、受冤枉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许多还在“冰雪严寒”中的同志有的开始失望了。

    这时，胡耀邦感到有必要打破这种僵死的局面，唤起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1977年10月7日，正好是粉碎“四人帮”一周年，胡耀邦让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用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全文刊登。

    文章有血有肉，材料翔实，论理深刻，文词动人。文章的核心是论述必须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主要是必须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文章指出：之所以有这种必要，是因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四人帮”摧残破坏殆尽。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搞一套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法西斯主义，制造谬论，传播流毒，对革命干部造谣、诬蔑、打击、陷害，给党的干部队伍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是，尽管现状如此，今天有些同志，特别是党内的少数领导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一部分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工作力度不够，致使一部分有工作能力、有路线觉悟的干部没有解决工作问题，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反而使少数混入干部队伍的坏人安然无恙。这一切都表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是一项严峻的工作，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应该积极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下定决心把“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这无异于晴空霹雳，文章一见报，全国震动了。全国人民从四面八方投书、拍电报、打电话到人民日报社。

    一个月内，人民日报社就收到1万多封信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了两麻袋信件和电报。所有的来信、来电都对文章表示赞赏、支持、拥护。

    有的人说：“文章说到咱心坎上了”；有的人说：“等了多少年，今天终于听到令人看到希望的声音”；有的人说：“希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继续大造，推动干部政策的彻底落实”；有一个被迫害的家庭写信说：“从广播里听到这篇文章，边听边流泪，全家都看到了被洗冤的曙光。”

    文章尽管顺乎民心，但是思想界的坚冰还没有打破，要想很快落实干部政策问题谈何容易。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人事部门还在对着干。思想僵化的人打电话、写信到人民日报社厉声责问；一些地方打电话询问：“你们刊登这篇文章，中央有文件吗？”态度最温和的也只是说：“问题难办，不可操之过急。”……

    左的干扰使文章作者们对写下篇文章的思想有些动摇。他们一起请示胡耀邦。然而，胡耀邦的态度十分坚定，他说：“这不奇怪，自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十二级台风。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会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于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胡耀邦所指的“十二级台风”的起源就在被左的思想长期笼罩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是深受康生欣赏的军政干部。“文革”中，康生吹捧郭玉峰是全军几十位军政委中“最优秀的”干部，于是，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把他派到中组部和中监委“支左”，把原部长安子文“揪”了出来，从此，掌管中组部的大权。

    打倒“四人帮”以后，在他的把持下，中组部对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持消极的、抵触的态度。并且发下话说：“没有中央的正式文件，一切都维持原样。”

    郭玉峰把持的中组部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成了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真正的“阎王殿”。对老干部的呼吁请求置之不理，对来访者拒之门外。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中组部上访，想诉说林彪、“四人帮”对自己的迫害，要求组织上落实政策，分配工作。可郭玉峰不仅把舒同挡在大门外，还派人到中组部招待所把舒同赶走，让舒同“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

    在北京的6000多名中央机关干部被闲置在家；一大批如夏衍、楚图南等文化名人仍被视为“社会糟粕”弃之不用；被关押在外地的原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写信呼吁，甚至有人愤怒地责问郭玉峰：“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要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对这些，郭玉峰都无动于衷。不仅如此，他对原中组部和中监委一大批受迫害的同志也不给落实政策，仍然让陈野苹、张志杰、杨士杰等人天天扫院子，倒垃圾，当成阶级敌人对待，不准他们跨进办公大楼半步。

    中组部有正义感、靠边站的人们愤怒了，纷纷起而抗争。人们采用了当时最直接、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贴大字报，一时间，中组部大院里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大字报，严厉批评中组部的官衙门作风，斥责郭玉峰破坏党的干部政策的行为，要求改变继续对人民、对干部犯罪的态度，强烈要求立即给“靠边站”的老同志妥善安排工作。

    郭玉峰听说院子里贴了大字报，有点着慌了，马上派人撕。就这么，前面撕，后面贴，中组部的院中每天都堆积了好多纸。中组部的老干部把被撕下的大字报一捆一捆地送到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社的人又把大字报转给胡耀邦。

    胡耀邦看着这些大字报，再听听同志们每天的汇报，他心急如焚，急得在室内踱来踱去，口中不停地说：“这种局面一定要打破，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他马上请来上次的几个作者和人民日报社的编辑记者，与他们商量下一步的对策。胡耀邦说：“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阻力重重。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

    他吸了一口烟，接着说：“大诗人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中国的说法是：‘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我们的下一步任务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干部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玉峰等人的极左行为，同时，发表有关落实政策的典型消息，逐步打开为干部平反昭雪的工作局面。”

    于是，胡耀邦与大家研究，把第二篇的文章题目叫作《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文章的言词比上篇激烈，主旨也挑得更明确。文章指出：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严重妨碍了这项重要工作的开展。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署名“本报评论员”的评论文章。第二版也发表了5封读者来信，总标题叫《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强大的舆论宣传攻势开始了。

    此时，中组部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反对郭玉峰的大字报撕了又贴，贴了又被撕下。有人觉得必须把中组部发生的斗争报告党中央。后来，有人把一批批大字报整理成情况汇编，通过人民日报社，拟出一篇题目为《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的汇报，上报给叶剑英和中央分管宣传的耿飚。

    叶剑英马上把这个情况转告了陈云和已复出的邓小平等中央老同志。几位党中央核心的老人意识到中组部被郭玉峰搞乱了，工作搞坏了，12月初，经过党中央决定，把极左的郭玉峰调离中组部。

    调走郭玉峰只是为工作创造了一个较好的环境，叶剑英不无担忧地说：“喊冤的人这么多，到哪里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呢？”

    邓小平最了解胡耀邦，马上接上话，“我举荐一个人，胡耀邦，最合适。”

    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等人一致同意。

    当中央找胡耀邦谈话，决定让他出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一听，马上表态：“我愿意当这个包公！”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来到中组部，与全体同志见面。

    欢迎胡耀邦的鞭炮炸了二十分钟

    12月15日早晨8点钟，一向安静得有些森严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喧闹起来了。门庭前，一大群人个个手提鞭炮来到这里，他们有一般的干部、工人、知识分子，也有老干部、老同志，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也赶来了。她买的鞭炮最多，10元多钱买了两大串。他们就像天真的孩子似的，在门前地上争着燃放起来。

    他们是来欢迎胡耀邦的。胡耀邦与他的秘书梁金泉在欢迎的鞭炮声中穿过人群，不停地与人们一一点头招呼，矫健地登上了办公大楼二楼。

    胡耀邦把公文包放在自己办公室的桌上，然后召开与全体干部见面会。胡耀邦说：“今天，我只是向大家报个到，见见面，中央党校有些工作需要交代一下，过几天来正式上班，和大家一道工作。”

    他对组织工作讲了很多。但是，留给人们印象最深，也是后来的工作方向的一句话和两个要求。

    他说的一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这个山有多高，步履如何维艰，他是这样说的：“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案’、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同志的‘叛徒集团’问题、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环境和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冤案，等等，这叫‘积案如山’！”

    他的大胆令中组部的部分人一下接受不了，瞪大眼睛观察胡耀邦的表情。胡耀邦为了表明他坚定的信心，把手一摆说：“对于建国后和‘文革’中每一项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被冤屈同志的政策，固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战争环境的影响，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的话锋一转，说：“但是，阻力也很大，像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还在党内，各地都还有，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难度都好比攀登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步履维艰’！但是，我们大家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扫除多年来组织部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门的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四人帮’的那股阴风一扫而光。”

    这是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接着，他说：“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3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在这一次会议上，胡耀邦明确而紧迫地提出：从现在开始，由陈野苹、贾素萍、倪书林、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等几位老同志参加工作，成立一个老干部接待组，认真接待好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

    他指示说：“年老体弱走不动的，可以用车接来；患病在床来不了的，应该登门拜访，到他家里，到他的病床前，倾听意见。”他在会上高声呼吁：“要拨乱反正！只有拨乱反正，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有希望！”

    胡耀邦说着激动地站起来，用手直敲桌子。他的心和千百万受迫害人的心和全国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参加会议的许多干部，尤其是长期以来一直“靠边站”的老同志，激动地淌出了眼泪。多年来，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今天胡耀邦说出来了，他们的心里感觉那可真痛快！

    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给冤狱的受害者带来了希望。在他到任的第一个月里，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一个月下来信件达6麻袋。

    在这些信件中，有的是受害者本人写的，有的是他们的家属子女写的，每一封写得都那么殷切。

    有一封来信引起了胡耀邦的特别注意。这是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205位干部写的联名信。来信反映，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原属1000多名干部已有800多人被分插在有关各部，只有他们这205位一直“没人要”。所以，他们要求中组部能尽快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信末署名有：副部级干部5人，司局级干部14人，处科级干部86人，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下干部100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等一批名人也在其中。

    胡耀邦看完来信，拍案而起，忿忿地说：“这简直是瞎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么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

    他马上指派副部长陈野苹和贾素萍、倪书林、曾志等人与国务院政工组取得联系，成立联合工作组，对205人的情况进行调查。

    工作组的同志分头行动，深入到这些老同志家中，与他们座谈，听他们诉说“文革”以来遭受“四人帮”的压制、迫害。他们那充满感激的话语，他们那夺眶而出的热泪，他们那强烈的渴望平反的心声，无不让工作组的同志一一铭记在心，工作组前前后后奔波了十几天，最后写出了一份《情况简报》送给了胡耀邦。

    胡耀邦看完简报后马上作了批示：一、这个材料值得一看；二、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做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三、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方法。

    根据胡耀邦的批示，中组部的干部工作组充实人员，改为干部分配办公室，很快解决了对外文委205位同志的工作安排问题。同时，还本着对外文委同志的处理精神，解决了中央各部委6000名“靠边站”干部的工作问题。

    然而，尽管“四人帮”粉碎一年多了，但是左的坚冰仍旧没有打破。一些人思想麻木，还有少部分人仍坚持左的那一套。尤其是思想较左的中央专案组还把持各种申诉案和干部问题，使得许多案件不能实事求是地拨乱反正、平反昭雪。

    1978年春天，曾因在1975年给邓小平写信申诉，要求给徐子荣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的孟松涛，主张正义被打成反革命，惨遭迫害，但这时他带病奋笔疾书，要求为已被迫害死的亲人徐子荣平反昭雪。

    邓小平看完来信后，在信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的问题。”然后，让他办公室的同志把这个申诉和批示都转到了中组部。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党内正常工作秩序受到严重破坏，中组部无权审查处理应该处理的干部问题，而被脱离党和群众监督的中央专案组取而代之了。与解决案件有关的档案材料，也都被中央专案组垄断，而对所有的案件，他们又要“维持原结论”。

    胡耀邦遇到的阻力远不止于此。中央专案组的个别人还对胡耀邦大胆地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异常震怒，大发脾气道：“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的头上来啦！”

    面对着僵化而狂怒的面孔，胡耀邦毫不动摇。他决定越过中央专案组，直接向党中央汇报，争取邓小平、叶剑英等老同志的支持，很快，中央就作出决定，支持中组部的平反工作。

    此时，中组部的“党员之家”名声传开了，写信诉说冤狱的更多。

    一天，中组部接到一个电话，指名要找胡耀邦，接话人回答：“耀邦同志现在已外出办事，由上访干部接谈负责人陈野苹同志接谈行不行？”

    “行！”对方很干脆。

    打电话的人叫郑仲兵，是中央民族学院的讲师。电话中，郑仲兵对陈野苹诉说起来：“‘文革’之初，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条》，滥杀无辜，私下我表示过不满，并说过谢富治、江青、中央‘文革’与林彪也有摩擦等，结果就被打成‘诋毁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遭到了长时间的折磨，两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在干校土牢中又被关了4年，差点送了命。现在粉碎‘四人帮’，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段冤情一直无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请耀邦同志在百忙中过问一下。”

    陈野苹安慰他道：“好的，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胡耀邦知道后就亲自过问这件事，并让中组部的同志找到郑仲兵，对他说：“耀邦同志说：‘一、这些年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问；二、你的问题很快就会圆满解决；三、请你写一份有关谢富治问题的材料。’耀邦同志等着要。”

    很快，公安部就为郑仲兵做出了平反结论，恢复名誉。

    1978年夏天，73岁的著名老报人恽逸群，拖着病弱的身体，蹒跚地来到了中组部上访，胡耀邦热情地接待了他。

    老人见到胡耀邦就说：“听说中组部的‘党员之家’真正成了党员之家，我就来了。”

    “你可以把你的情况写出来，我们一定会为你彻底平反昭雪。”胡耀邦安慰老人。

    恽逸群激动地说：“听到这话真让人高兴。1976年10月，党中央逮捕‘四人帮’后，我以为我天亮的时刻到了，我从江苏阜宁县的牛棚中跑出来，身无分文，一路乞讨到了北京要求申冤，那时我被赶出了中组部！”老人的泪水在眼中直闪。

    胡耀邦听后心情也很沉重，他细心听着恽逸群对自己遭受的长达26年的沉冤。

    恽逸群是一位北伐战争时期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是当代中国新闻界的元老。从1932年起，受党的委派，先后担任过《立报》主笔、《译报》和《导报》总编辑、《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和社长、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华中新闻学校校长、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新中国解放后，任过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社长，兼任华东新闻学校校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等职，还是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1952年3月，恽逸群被开除出党。罪状很简单：一条是他同情其地主成分的姐姐，一条是把《解放日报》的一笔公款借给一位朋友开办小煤窑。不仅如此，1955年5月10日，又因受“潘杨案件”牵连被逮捕入狱。尽管后来公安机关查实他与潘、杨无关，还是把他当成反革命在押犯，同年1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11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

    刑满释放后，明确规定，不得留北京，不得向任何人讲他被逮捕和判刑的经过及真相。1965年12月底，被秘密安置到江苏阜宁中学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每月发放37元生活费。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又被揪出来，接受群众批斗、打倒、管制，几乎被折磨死掉……

    胡耀邦握着恽逸群的手，对他说：“你的冤情我都知道了，马上就会解决的。”随即，胡耀邦拿起电话机，要通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请江华认真解决此案。

    不久，胡耀邦又接到恽逸群的电话，说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撤销了原来对他的错判，并为他恢复了名誉。同时，恽逸群迫切要求发挥余热，安排工作。当年8月，中组部把他安排到南京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先工作。

    这天上午，中组部又来了一对老人，一位头发花白的60多岁的女同志扶着一个手拄拐杖、双目几乎失明的老同志。他们来到传达室问：“请问胡耀邦同志在不在？”

    “今天上午耀邦同志有个会。”门卫回答。

    “那就不打扰了，我们有封信请你转交给他。”

    “好的。”门卫收了信。

    门卫按照胡耀邦的交代，赶快把信送到楼上胡耀邦的手中。

    胡耀邦看罢信，忙问：“人呢？”

    “走了，留下信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

    胡耀邦长叹了一口气，说：“曾三、沈义都是多年革命的老同志啦！”

    然后，他说：“会议暂停一下，我把这封信读给大家听听。”他情绪激动地读了起来。

    他用手不停地敲击桌子说：“曾三同志1931年参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兼台长和红军通信学校政委，贡献是重大的。这些当年我这个红小鬼都清清楚楚。解放后，曾三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秘书局长、办公厅副主任，成为新中国第一任中央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就这么一个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同志，怎么会‘里通外国’、‘盗窃扩散中央机密档案’呢？简直是莫须有！”

    从批判“四人帮”到联系当前，胡耀邦气愤地说：“现在硬是有这么一些人，不把许多老同志整个死，也要把他们整脱一层皮，处处事事都刁难至极！”

    他马上在信上写上处理意见，让人送给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请求赶快落实平反。很快，曾三老两口的问题解决了。

    有人在中组部找不到胡耀邦，就到他的家里来，渐渐地，胡耀邦的家也成了接待室。

    秦川，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传处长，就因为对大跃进的浮夸风说了几句带疑问的话，被康生一伙诬陷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被定罪为“右倾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安徽农村劳动。一天，他来到胡耀邦家，要求解决工作，胡耀邦答应了他，并留他共进晚餐。不久，经中央批准，秦川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担任副总编辑。

    一天清早7点钟左右，胡耀邦因头天晚上修改文章到凌晨2点钟才睡觉还没起床，武汉钢铁研究院党委书记朱鸿翔就踏进了他的家门。朱鸿翔是为他的妻子周更鸣冤的。胡耀邦听了周更被“四人帮”爪牙活活打死的冤案后，动情地说：“我一定要为周更同志彻底平反！”

    当胡耀邦带着朱鸿翔到小餐室吃早饭时，餐室里已来了好几位上访者。胡耀邦热情地请他们坐下吃饭，他坐在餐桌一头，其他人分坐两边。胡耀邦边喝粥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说话，请同志们原谅！”

    胡耀邦先对朱鸿翔说：“我们一定会为周更同志彻底平反。但现在冤假错案积累如山，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3个月，周更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样？”

    “好好好，非常感谢！”朱鸿翔连声应道。

    其他6位上访者的意见，胡耀邦也都一一听了。

    胡耀邦开始思索了，到中组部短短几个月，已有很多老同志登门上访，信件和电话不下千余，由此看来，有冤的老同志和干部肯定还有很多，只不过他们还没有直接敞开心扉鸣冤叫屈，工作还得主动、深入。

    他马上指派人员到中组部招待所找周扬、丁玲等尚未“解放”的老同志谈心，又请来人民日报社的同志采访他们。

    胡耀邦听派出去的人回来汇报说还有不少老同志心有余悸，吞吞吐吐。于是他说：“许多老同志被整怕了，被整得心碎了。应该关怀爱护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他让这些调查的同志再写一篇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激励老同志挺起腰杆，放眼未来，勇于承担历史重任，做好对中青年的传、帮、带。这篇万言字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

    康生定的“铁案”被翻了过来

    一封于1977年11月1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反映信转到了胡耀邦的案头，信是原轻工部第一副部长孔祥祯写的，事关被康生、“四人帮”一伙诬陷为“叛徒集团”的“六十一人案”，关系到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

    信中写道：“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8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此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者，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上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实在心常戚戚。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殁，而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这件事件的经过呢？”

    信的最后写道：“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

    胡耀邦知道这个冤案的分量。康生、“四人帮”曾咬定，这个“隐瞒”了几十年的“叛徒集团”，是“永远翻不了”的“铁案”、“钢案”。

    历史倒回到11年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康生、“四人帮”是如何精心炮制“六十一人”集团冤案的了。

    1967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第二年，康生、“四人帮”为了达到陷害党内老干部的罪恶目的，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抓叛徒”的妖风。他们到处煽风说：“南开大学有个抓叛徒战斗队，发现了61人的叛徒集团。”

    江青在军委扩大会上得意洋洋地说“红卫兵小将的功劳可大啦”，并说“要是没有他们，怎么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啊！”

    所谓“六十一人”集团案主要是指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1936年根据党的指示，从草岚子监狱（北平军人反省院）出来的一批革命同志。在狱中，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四人帮”背着党中央，把他们统统当作“叛徒”抓了起来。

    1967年元旦清晨，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从北京直奔广州，把正在疗养的薄一波“揪回北京去”。年近6旬的老人被红卫兵扭胳膊、揪衣领，推推搡搡押回北京。

    2月9日，在康生、“四人帮”的操纵下，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薄一波的大会。不久，就被押往德胜门外的监狱里，“罪名”一大串：“刘邓黑司令部的干将”、“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主要分子”、“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等等。

    在狱中，薄一波遭到审讯者的无数次毒打，但他坚持真理，勇敢抗争。

    不仅如此，薄一波的一家都遭到迫害。妻子胡明被造反派从广州揪回北京，在火车上“畏罪自杀”，至今谁能回答她畏的何罪，如何自杀的？3个尚未成年的孩子薄熙永、薄熙来、薄熙成，也都被残酷地投进监狱。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于他的努力，一大批老同志得到“解放”。2月9日，中央专案组对薄一波宣布：“现在你自由了，今天就可以出去。”

    可到了5月9日，中央专案组又向薄一波宣布：“你不能在北京久住，立刻到河南安阳去。”

    薄一波不愿再受人任意摆布和虐待，顶住不走。他要申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又给邓小平写了一封，请他转呈毛泽东。

    尽管邓小平坚决不同意把“六十一人”定为叛徒，但是中央专案组背着邓小平，仍然宣布调查结论，说：“薄一波是个叛徒，根据党章规定清除出党。”然后，还说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每月发给薄一波200元生活费。

    薄一波对“叛徒”罪名不服，他再一次申诉。

    8月15日，他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写道：“不久前，专案小组正式向我宣布了中央‘文革’小组给我们的结论。这个结论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不能同意。在取得专案小组同意的情况下，我写了对这个结论的意见。我迫切希望主席能看到，给予审查批示。所以，除送专案组外，直接从中南海西门呈送给您。”

    他和全国各地来京喊冤的上访者一样，亲自跑到中南海大门外，投了这封信。同时，他把信抄写了好多份，送给其他中央领导，希望通过多种渠道传到毛泽东手上，使毛泽东了解他的冤情。

    刘澜涛也是被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揪出来的。

    1966年11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的刘澜涛，在工作十几个小时回家的途中，被“战斗队”拦住汽车，野蛮地揪走。

    细心的人曾经作过统计，在“文革”中，刘澜涛挨批斗的次数创下了全国纪录。从1966年11月中旬被“抓”，到1968年1月，仅仅14个月里，遭受各种批斗会竟达到1000多次，平均每天挨批3次以上，他被捆绑在大卡车上进行游斗的次数，也是创纪录的。红卫兵把他用麻绳五花大绑，反剪双手捆在卡车上，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一块沉重的黑牌子，从一个城市斗到另一个城市，从酷暑斗到严冬。每次批斗会，人多之时达24万之众，人少时几个人也照批。

    康生有一条荒谬的逻辑：丈夫是“叛徒”，老婆肯定是“特务”。因此，在把刘澜涛当成“叛徒”抓出来时，便无中生有，捏造诬陷说：“刘素菲是刘澜涛的老婆，是特务，为什么不批斗！”

    造反派们闻风而上，不仅揪斗刘素菲，还对她拳打脚踢，残酷折磨。1968年元旦，刘素菲不堪忍受折磨，被迫跳楼自杀。5天后，专案组才通知她的孩子们，不但不说明死因，不让刘澜涛向遗体告别，而且还丧失人性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的母亲自杀了，自杀就是叛徒。火葬及一切费用自理，骨灰不能存留安放！”几个孩子只好带着妈妈的骨灰辗转躲藏，悄悄地安放在陕北米脂老家。

    刘澜涛的大儿子刘冀阜被打成“反革命”，才14岁的小儿子刘冀燕也被揪斗，被逼得只有四处流浪。

    中组部副部长李楚离，在草岚子监狱，是同敌人英勇斗争的英雄。1966年9月28日，也被当作“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犯给揪了出来。加给他的罪状是：“刘邓黑司令部的大将”、“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副帅”、“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从1968年2月12日进狱，到当年11月8日，据专案组审讯记录记载，共被刑讯逼供、揪斗殴打194次。一次，在审讯中，专案组一个凶残的家伙对李楚离又是拳脚交加，罪恶的手指戳落了李楚离的眼镜，戳进了他的右眼，李楚离疼得钻心，当场晕了过去，从此右眼失明。

    同是草岚子监狱英雄的孔祥祯、冯基平也没有躲过劫难，都是先被关进监狱，后又押解流放。

    1966年12月26日，这天应该是好日子，迷信点说全是双数，吉利，另外，还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生日。但对南开大学前党委书记高仰云来说，是最最不幸的一天。就在这一天，他的全家被首创的“抓叛徒战斗队”扫地出门，有人鄙夷地指着一间茅房对他说：“这儿是圈狗的，你们以后就住在这里。高仰云是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现在进去卧我们的狗洞。”

    高仰云和妻子李琛遭到无数次毒打。高仰云的身体上被造反派用硫酸烧得一个泡一个泡，两颗门牙被打落，不能吃东西，不能讲话，他死后，造反派给他下个结论：“畏罪跳湖自杀！”李琛左腿骨被打断，双眼的玻璃体被打坏，差点儿被造反派用绳子吊死挖坑活埋。

    公安部长徐子荣，也被康生定为“叛徒、特务”。徐子荣被折磨死后，专案组向他的妻子孟松涛无情地宣布：“叛徒、敌情分子徐子荣的骨灰，一不能进八宝山革命公墓，二是不能埋在院子里，三不能放在家里。”

    孟松涛听后哭诉：“子荣，你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新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没有你的一寸安魂之所！”

    往事不堪回首，“文化大革命”的10年是用血泪和死亡写就的。

    1978年6月，当中央专案组火气很旺地到中组部大发脾气时，胡耀邦已组织人员着手解决“六十一人案”。他深知中央专案组不仅不会赞成，不会提供给他们掌握的任何材料，而且还不许他们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任何资料。但是，胡耀邦决心已下，一定要把康生制造的冤案彻底平反过来。

    得到叶剑英、陈云、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和同意后，胡耀邦决定由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天4人对“六十一人案”进行调查。

    为了减少阻力，胡耀邦叮嘱他们道：“此案关系重大，先不宜声张，要审慎、深入、踏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珍惜每份资料，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争取3个月复查完毕，写出复查报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贾素萍等4人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奔波。他们决定先向申诉的当事人调查访问，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们来到西直门国务院招待所，第一个访问了住在那里的薄一波。

    在传达室，贾素萍等人一见面，便亲切地问候：“薄一波同志！你好。”10多年来，造反派、专案组，不知多少次调查审问他1936年从草岚子监狱出狱的情况，不是拳脚相加，就是恶声恶气，来者从不通姓名，更不会称他“同志”。这次中组部贾素萍等4人不仅亲热地称他为同志，还说明了胡耀邦派他们来进行调查研究的决定，这是这么多年来，所听到的最亲切的话，薄一波激动不已。

    贾素萍对他说：“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定个时间，我们再来听您的意见。”

    薄一波喜出望外，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

    贾素萍几个人看到老人的心情如此迫切，不忍心扫他的兴，就跟着薄一波来到他的房间，薄一波一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了，他要把自己1936年的出狱经过，以及受到康生、“四人帮”的迫害、诬陷全诉说出来，他一点也不觉得疲劳，一口气谈了7个多小时。

    北京的夏日，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五六度，稍为动一动就满身是汗。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4人在北京城到处奔忙，找“六十一人案”幸存的受害者，找一切可以帮助他们平反的证据。

    他们找到了周仲英，找到了马辉之，找到了刘有光、朱则民，然后，就一一与他们座谈，了解真相，倾听意见。

    他们又找到了给党中央写信的孔祥祯，他是薄一波等人在草岚子监狱那段时间的见证人。

    听说是中组部的，是胡耀邦派来的调查组，早已残疾的孔祥祯马上请贾素萍等人进屋，并挣扎着与贾素萍等一一握手。孔祥祯激动地指着自己的残废的腿道：“过去红卫兵、专案组来调查的人可多啦，说是调查，比审讯还凶。”

    他不知是身体虚弱，还是心情激动，说话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他喘了两口气，稍做停顿，继续说道：“我说的真实情况，他们又不相信，还要逼我在他们事先写好的诬陷的结论上签字；我不干，他们就整我，把我的腿也整残废了。所以，后来他们再来调查时，我就不同他们谈，请他们吃闭门羹。你们来了，我衷心欢迎。”

    贾素萍等4人在北京访问、调查整整忙了两个月。8月初，他们又奔赴外地调查。

    他们首先来到合肥。一下飞机，顿时感到好像掉进了火炉，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人皮肤火烧火燎，他们顾不上停顿休息，马上乘汽车赶赴安庆。

    在闷热的安庆，刘澜涛还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当贾素萍等人说明来意后，刘澜涛也是异常惊喜，与他们进行了一番长谈。

    刘澜涛开始就吟诵了他自己写的一首小诗：“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幽禁总作罢。云海苍茫君何往，党是亲娘神州家。”老人的神色苍然，眼里噙着泪花。

    他说：“康生、‘四人帮’诬陷我是‘叛徒’，关押审讯了我8年，1975年5月28日才释放，但是‘叛徒’的帽子仍然扣在我的头上，不给我自由，不许我与孩子、亲戚、朋友、任何人见面。但是，我刘澜涛是党的儿子，人民的儿子，我的一颗赤子心永远是坚贞的。今天，见到你们，10多年来，才第一次见到亲人……

    老人呜咽了起来，激动得热泪滚滚，谈话不时中断。说完，他热诚地挽留贾素萍等人吃饭，说：“让你们尝一尝我自己在院子里种的豆角，我烧的菜味道不坏！”贾素萍等人婉言谢绝了刘澜涛的盛情，又风尘仆仆地赶到淮南，找到被幽禁在这里的安子文。

    安子文一听说中组部来人了，猜想八九不离十是新任中组部长胡耀邦派来的。他回想起十年浩劫中受过的种种折磨、摧残，头上一直被党内大奸康生和“四人帮”所扣“叛徒”的帽子，以为人民早把他忘了，自己这一生就这么含冤衔恨过下去了。

    贾素萍一见就问道：“安子文同志，您好吗？我们是来看您的。再请您谈谈您的情况。”

    安子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好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突然得到母亲的安慰，他忍不住呜呜地痛哭起来。他把十几年被揪斗，被踢、打、拧、掐种种遭遇一古脑儿全诉说了出来。

    贾素萍等人接着又跑到山东、天津、吉林、陕西。10月中旬，来到西安访问唐方雷。

    唐方雷和老伴赵辉被流放在西安郊外兴平县的一个村子里，当地的老百姓不知他们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上面送下来时说：“这是个‘大叛徒’，革命群众要提高警惕！”所以，村里人招呼唐方雷就喊“大叛徒”，招呼赵辉就喊“大叛徒婆”。

    唐方雷的双耳早就被“抓叛徒战斗队”打聋了，跟他讲话，只有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并让他看着对方的口形，才能听懂。

    贾素萍等人赶到村里时，老夫妻俩正好到城里拉煤去了。两位70多岁的古稀老人，不论吃的、烧的，都要往返50里路用一辆破架子车自己去拉。

    赵辉听过贾素萍的介绍，抱着贾素萍，痛哭失声。他们这个“家”——其实只是一间四处透风的破农舍，一无所有，地上的小堆红苕，就是他们全部的口粮。两位老人的处境令人心酸，贾素萍等人也忍不住眼睛湿润了。

    贾素萍等4人调查、访问、查阅档案，常常是一干一个通宵。他们每次回来都仔细地整理材料，撰写报告。胡耀邦每次都亲自听汇报，批阅送报的材料，掌握的材料越多，胡耀邦越感到康生、“四人帮”对61位同志的诬陷的荒谬和令人发指。

    胡耀邦对贾素萍等人说：“这些材料很能说明问题，我们根据这些复查的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送给中央常委参阅了。”1978年11月20日，胡耀邦与贾素萍等人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向党中央写出了详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

    这份调查报告戳穿了康生、“四人帮”栽赃诬陷制造大冤案的丑行，否定了康生说的“永远翻不了”的“铁案”、“钢案”的谬论。

    调查报告讲了6个问题。①“六十一人案”是一起重大错案；②61人在反省院的表现；③61人出反省院的经过；④61人出狱后的情况；⑤“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审查61人这段历史的情况；⑥调查的结论和处理意见。

    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

    中组部提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及早平反昭雪。他们写道：“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了手印，并发表在当时的平、津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不是刘少奇同志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泽东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等同志在反省院的表现，指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对那些根据党组织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正在北京召开经济工作会议。胡耀邦正好在这个时候把调查报告报给党中央。

    陈云看后，在东北组的讨论上发言说：“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党中央决定的，我看应该解决！”

    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上说：“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上，中央批准了中组部的调查报告，并于1978年12月以中发（1978）75号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这个长达12年之久，许多老同志及其家属、亲友遭受迫害的重大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1979年1月25日，党中央为被迫害致死的徐子荣、廖鲁言、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5位同志举行平反昭雪追悼会。1980年6月25日，为逝世的安子文举行追悼会。其他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也相继为他们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会，善后问题得到妥善处理。

    胡耀邦常常询问：“究竟下情如何？”

    1978年12月25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进入中央政治局，出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主管中央日常工作，1980年改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81年6月，胡耀邦又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尽管他的事情更多了，但是，他关心下情的作风始终没变。

    胡耀邦对人民来信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为自己定下规矩：每天批阅人民来信不得少于一份。

    1983年5月，一封发自天津的人民来信放到了胡耀邦的案头，来信反映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存在严重的问题。信中说：“这个研究所是国家的重点所，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可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处于瘫痪状态，科研人员无事可做，设备损坏无人过问。最令人不可忍受的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人仍然把持领导权，连研究所的牌子还用‘革委会’……”

    胡耀邦愤怒了，他抓起笔，唰唰唰写道：“这个例子真是触目惊心，是否天津还有这样的单位？是否其他省、市、区还有这样的单位？我们拨乱反正几年，究竟下情如何？我们反官僚主义几年，究竟下情如何？我们整党已半年多，究竟下情如何？我们中央委员和一切高级干部是否都深思一下呢？中央常委会说过上百遍了：第一，要了解下情，做到心中有数；第二，要放手提拔一大批年富力强、有干劲、有闯劲的人上台。我看这两条是许多问题解决不好和今后怎么办的关键两条。”

    写完，胡耀邦抬头看看书案上的小闹钟，时针已指向凌晨1点了。然而，他毫无睡意，又重新拿起笔，给中办信访局写出专门派人去天津调查的指示。

    几个月后，在胡耀邦的亲自督促下，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1983年12月，北京实验剧团一位女编剧，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反映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故事爷爷”孙敬修老人的困境。这位女编剧来信说：“老人虽然退休，但仍然积极为青少年编讲节目。但是，工资很低，住房简陋，给老人生活和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希望中央能关怀照顾！”

    胡耀邦看到信后，马上给中央信访局写了一长段批示：“全国只这么一个为广大少年所喜爱的人。完全可以特殊照顾一下。”并说：“此老境遇也说明，我们的同志很不了解情况。”

    北京市有关部门接到胡耀邦的批示后，十分重视，马上解决好孙敬修老人生活上的困难，老人在元旦这天，高高兴兴地搬进新居。老人感慨万分地对人说：“旧社会，我是个穷教书匠，无地位、无欢乐。今天，胡耀邦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过问我在生活上的一点困难，令我敬佩。我相信共产党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一定会成功，因为他真正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

    1984年初，中国日报社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给党中央写信，反映他长期申请入党，但因社会上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而无人过问。胡耀邦读到这封信后，马上提笔批示：“请中组部组织局向有关单位询问。入党问题你局要考查点典型，加以指导。”

    中组部组织局的同志带着胡耀邦的批示多次到中国日报社了解情况，帮助这里做好了组织工作。同时，根据这个事例，中组部总结了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经验，帮助一批又一批优秀知识分子跨进了党组织大门。

    胡耀邦始终信守一个坚定不变的信条：“为人民办实事、谋福利，是共产党人的起码准则。”

    1984年，由于少数单位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上海几名落实政策的对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遗留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他们有人到北京上访20天，找了8个单位，无一处受理，令几人失望而归。

    在近乎绝望中，他们致书胡耀邦。胡耀邦同情几位同志的境遇，更愤恨官僚主义害人。他在信的旁边写了两段批语：“6年以来，我几乎每个礼拜都收到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1000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有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

    1984年10月，20多封农民兄弟的来信放到了胡耀邦案头。这些河北地地道道的农民对胡耀邦说道：“我们通过勤劳致富，但是有喜悦，也有苦恼。农村交通跟不上，路不好，车不行，我们想自己修路、买汽车……

    他又在来信上批示：“完全可以！”于是，从此民办交通开始发展起来。

    只要是下情，胡耀邦都要过问，海外华侨给他写信，他做了批示。

    1984年10月，旅居日本的韩洪烈给胡耀邦写信，反映家庭的不幸：“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父亲被“四人帮”打成反革命，遣送农村管制劳动，年幼的弟弟韩仲元因此失去上学的机会，走上了犯罪道路而被判刑。释放后，韩仲元没有工作，一家3口人生活十分困难，韩洪烈希望胡耀邦能给予关心，让有关部门给弟弟安排一份适当的工作。

    这只是一封极为普通的海外来信，而胡耀邦却认真对待，他写了批示让中办信访局的同志到韩仲元所在的锦州市了解一下，妥善处理这件事。

    11月初，中办信访局的同志来到锦州，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锦州市的领导同志决定为韩仲元安排工作。韩仲元得到了工作，并且听说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过问，感激得痛哭流涕，拉住中办信访局同志的手说：“请转告胡总书记，我一定重新做人，老老实实工作，不辜负党的关怀！”

    胡耀邦的一个批示又落实了，他很高兴，赞扬中办信访局同志工作做得好。在中办信访局送呈的落实报告上写道：“我是希望各部门直接办事办案的。一切部门，第一要如实反映情况，第二要亲自解决问题，没有第一条，我们这些人可能变成瞎子聋子，但如果没有第二条，我们这些人还是‘无兵司令’，受制于人。党内不干事和干坏事的人永远会有。如果我们事事都照转，坏人就要钻这个空子，欺负我们不办事而更加胡作非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每个星期办成一件事，一年就办成了50多件事，100个单位每年就能办成近6000件事。这样，正气就会吹遍全国各个角落，坏人就会大大收敛和减少。风气就会大大好转。”

    胡耀邦从他到中组部上班没几天，就问中组部过去管“右派摘帽子”工作的同志：“全国到底有多少右派？”

    “除了先后5批摘掉帽子的，现在还有10万多人。”

    “一定要狠抓平反工作。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胡耀邦神情严肃地说。

    1978年春天，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配合的专为解决“右派”问题的会议在山东烟台召开。胡耀邦没有亲自参加会议，而是让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同志带去了他的意见。

    会上，杨士杰的发言振聋发聩。他说：“‘右派分子’大多是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耀邦同志多次强调，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当时绝大多数人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加上“两个凡是”的思想还在盛行，所以，与会者听了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有人当时就对杨士杰及中组部展开批评。

    胡耀邦听取杨士杰和陈文炜的汇报和书面材料后，吩咐他俩直接给中央写报告，陈述为“右派”平反的必要性、迫切性。3个月后，中央同意了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第二次专门会议，研究“右派”改正问题。

    论战仍然存在。有人主张：“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现在给他们统统摘帽子，当作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的了。”

    也有人不无担心地说：“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过来，全党不就乱了套了吗？”

    “一点不错！”有人接过话头说：“不管怎样，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而代表中组部、代表胡耀邦意见的杨士杰则坚持平反，他手里抖动一叠厚厚的文字材料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事业的发展，还未听说过‘乱了套’！”

    最后，5部门的5人小组成员：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壁、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一致表示：赞成杨士杰的意见。于是，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义，向中央报拟了《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以55号文件向全党转发。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大振。在胡耀邦的策划指挥下，《人民日报》、新华社大造舆论，大规模地为“右派”改正工作在全国各地展开了。据统计，全国公职人员被改正的右派达552877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人数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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