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益言

    江青想干什么？

    十年内乱结束，《红岩》在北京再版。1977年10月29日，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揭露江青扼杀《红岩》的文章之后，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希望我将此事的原委说得更具体些。即，江青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做了些什么？她究竟想干什么？……

    这，先得从我们1964年的遭遇说起。

    1964年，由夏衍同志改编的电影《红岩》已经开拍（即后来公映的电影《烈火中永生》）。到了这年秋天，影片已拍出来，但那时候，夏衍被“点名批判”，影片中有不少问题尚待最后商定。中宣部通知罗广斌和我前往北京。要我们在北京住下来，参与协助处理这件事。

    1964年10月，毛主席、周总理观看了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我们从《人民日报》头版看见了毛主席、周总理和《江姐》饰演者的合影照片。后来，又听说毛主席看这场歌剧时十分高兴。毛主席手指间夹着烟，当看到剧中人蒋对章说他是“龙头大爷……介绍他参加的”，还说“一笔难写两个蒋字……”那段戏时，主席忘情地大笑起来，连手指头也被烟火烫着了。我们从未见过江青，听说报上这张合影的照片上有个女的就是她。

    接下来，罗广斌和我整日埋头剧本的修改。有一天，北影的于蓝、水华来告诉我们：江青突然调看了北影厂已拍的影片《红岩》，而且说，江青已宣布，“这部片子拍坏了”，“《红岩》这片名不能用了”，她“要另拍一部彩色片《红岩》。”据说，江青还问过两个原作者现在何处？

    于蓝、水华急着和我们商量已拍的影片如何收尾的事。他们请示了周总理，最后决定将这部影片改名为《烈火中永生》公开放映。这时候，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袁水拍突然给我们送来两本京剧《红岩》的改编本，要我们认真看看，并且准备发表意见。袁水拍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只说，到时候会派车来接我们去参加剧本的座谈会。

    1965年1月中旬，我们被接到人民大会堂北门。这才知道：是去参加京剧改编本《红岩》的讨论会的。到了会场，才知道这个改编本是江青叫人写的，这个讨论会也是由她主持。江青一到场，就说是毛主席要她出来搞文艺调查，搞京剧革命的。

    那是一个夜晚。江青穿一身灰布军装，头上戴一顶灰布军帽。帽子向后翘起，额前鼓起一把头发。她讲了几句话后，就显出似乎很累的样子，将腰靠向沙发椅的靠背，歇息一会儿，才又继续讲下去。

    已有好几位与会者在沙发上落座。江青要我和罗广斌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刘白羽同志戴着一个白纱布口罩，咳嗽着，从门外走进来。江青抬眼看见了他，就像生怕会传染给她什么病菌似的，她向他挥了挥手，刘白羽就没再往前走，回头走出去了。

    江青宣布座谈会开始。坐在江青沙发对面的林默涵同志，翻了翻改编本，刚开始说：“这个剧本最后把江姐写成活下来了。但是，广大群众知道：江姐的真实历史人物江竹筠，是在重庆集中营里牺牲了的。长篇小说《红岩》里的江姐——江雪琴，在小说结尾时也是写明牺牲了的。现在把她写活下来，群众恐怕不会接受……”

    “啪！”似乎虚弱不堪的江青猛然一巴掌击打在茶几上。她藏在眼镜镜片后面的两眼闪着凶光，向林默涵同志厉声喝道：“你要允许我试验！允许我失败！”

    根本不许人讲话的样子！气得满脸通红的林默涵，只好不再讲话。

    稍歇片刻，江青似乎平静下来，笑着要原作者讲话。罗要我先讲。我只讲了几句话，说这改编本写的是重庆中美合作集中营里的斗争，敌特的头子是美帝国主义特务，这改编本要注意揭露这个最凶狠的敌人。话才讲了几句，江青就立刻说：“好！”并且吩咐：“请中宣部通知全国作家，注意写反美斗争题材。”接着，就叫罗广斌讲。他也只讲了几句，说改编本把江姐的性格写得更好、更丰满些，同样也才讲了几句，江青又是连声插话：“好，好。”

    渐渐地，我们觉察到：江青主持的这个座谈会，似乎根本没准备认真讨论某个京剧改编本的意思，她似乎想得更多，也就是装个为京剧革命“呕心沥血”的样子。

    江青忽然吩咐北京京剧团的薛恩厚等同志，要将《红灯记》中的几句唱腔唱来听听。京胡响起，薛恩厚唱道：“打渔的人儿经得起狂风巨浪，打猎的人儿哪怕那虎豹豺狼。”唱过两遍。薛恩厚等同志遵命唱罢，屏息谛听意见。江青一面靠在沙发上沉思，一面要大家发表听后感想。大家都没说什么意见，江青忽然对薛恩厚等同志说：“你们不要拖那个尾音——‘儿’，再试着唱唱！”薛等照办了。他唱道：“打渔的人经得起狂风巨浪，打猎的人哪怕那虎豹豺狼……”江青立刻拍手叫好，说“打渔的人儿……去掉那个儿字，就没有小资产味了。”

    江青忽又想到夜深了，要请大家品尝这里的上等糕点。

    隔一会儿，倚靠在沙发上养神的江青忽又精神起来，向我们关切地问道：“你们觉得：你们这部小说《红岩》写得怎么样？”我们回答：“我们这是第一次写小说，写得不好。”江青立刻应声说道：“不。你们这小说是写得好的。许云峰写得好，成岗写得好，江姐可以改得更好。你们应当把江姐改得更好，让她留传下去。”

    江青霎时间显得分外兴奋。她又问道“你们知道……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他改了多少遍吗？”

    我们读过《战争与和平》，却不知道它的作者改过多少遍。我们摇了摇头。江青立刻告诉我们：“他改了90遍。”接着，她又自问自答：“你们知道……曹雪芹写《红楼梦》，他写了多久？他写了一辈子。”

    我们强烈意识到：江青要我们改江姐这个小说人物。但为什么？要怎么改？却一点不知道。

    江青似乎显得十分疲劳，要靠在沙发靠背上歇息片刻了。待她缓过来，却又向我们讲起了毛主席派她出来进行京剧革命的事，并且十分关切地向我们问道：“你们看过歌剧《红色娘子军》吗？”我们说：“没有。”她又问：“你们看过京剧《沙家浜》吗？”“没有。”她立刻发出了邀请：“好，我请你们看。”

    夜更深了些。江青显得更兴奋了。她宣布：她计划用十年时间来完成京剧《红岩》的改编，还要将歌剧《江姐》改好，另拍一部彩色电影片《红岩》。

    终于到了座谈会该结束的时候了。江青却兴致勃勃地想走几步，将我们送出来。

    隔了两天，江青果真派人来请我们去看《红色娘子军》、《沙家浜》。来人还顺便讲了那天夜里的事。

    江青要送我们出来。她身边的人担心地向江青劝说道：“江青同志，您身体不好，是不是就不要送出去了？”“不，我想走走。”“外边下雪啦！出去，您会感冒的。”江青还是向外走。她站在雪地里，看见我们上了车，车通过长安街远去了。江青还指着那远去的车，说：“你们看，他们好年轻啊！”

    我们不知道来人为什么给我们讲这些。

    我们如约到了剧场，这时才意外发现：剧场里空荡荡的，就只我们两位客人。江青坐在第二排中间的座位上，她身旁坐着剧团的负责人。我们被邀坐在她背后一排。

    幕布拉开了。一边看，江青就一边不断地向身旁剧组的人发出指示。

    《沙家浜》剧中出现了日本鬼子兵追赶妇女的场面。江青就一边看，一边对坐在她左右的剧团负责人说话。她的语音很轻，刚好让左右的人听到。就坐在她后一排的我们，也听得见。

    “喏，你们看！”江青指着台上的逃难妇女，“花姑娘身上的衣服，是不是该更鲜艳一些？瞧，那口红不对。你们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二楼×号柜台去，那里的口红的颜色就对了……”

    她俨然是一个行家。

    她左右的人立刻刷刷地记下来。微弱的灯光下，就只听见笔落在纸上的声音。

    她究竟在想什么？我们似乎知道，又似乎不完全知道。

    阴谋

    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一辆轿车将我们从东四老君堂中国青年出版社住地接走，又去了人民大会堂。江青早已坐在那灯光明亮的厅堂里。

    在座的只有几个年青同志。除江青外，我们成了年纪最大的。

    江青依然是那身灰布军装，却显得随和、自然了些。她似乎想跟我们海阔天空地谈话，让我们知道许许多多事情。她笑着将一份文件递给了我们，要我们认真看看。

    那是毛主席对徐寅生同志《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一文的批示。我们刚看过一遍，江青就说：“你们看，徐寅生同志这篇文字写得多好！可惜，贺龙就没把这篇东西看上眼。还是让我发现了，送给主席，主席才批了的。”

    江青忽又显得有些疲倦，说上几句话，就又将身子向沙发靠背上靠靠。她似乎想得太多，一眨眼，又勾起了一件心事。

    “你们和赵丹常来往吗？”“许云峰”是由赵丹扮演的，江青自然知道我们和赵丹有来往，但估计我们和赵丹交往不深。她的问话刚出口，便又住口，改口说道：“这个人坏。你们不要和他来往。”

    话题忽又转到文艺战线上来。江青透露：文艺战线的斗争极其复杂，实际上，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一条文艺黑线统治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斗争。由此，江青讲了许多。十年内乱开始时，林彪委托江青主持的那份关于文艺战线座谈会的文件中的观点，她在那次见面中基本上都讲了。

    “你们觉得，江姐的性格怎么样？”小说《红岩》中江姐的性格，作品中早写了。江青这时凝视着我们，却认真地说出了许多。她说：“我国民主革命经验很丰富，但文艺作品中反映得少了。男共产党员写得好的还有些，女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写得好的太少了。地位高点的更没有。韩英是个游击队长，工作有局限，阿庆嫂是个联络员，社会接触面也不够。江姐则不同，是政委。”因此，江青提出：“应把江姐当作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女共产党员的典型来塑造。”

    我们正不知怎样将这么宏大的政治意图和江姐的性格编织起来时，江青就又对她心目中的江姐的性格提出了明确要求。她说：“她（江姐）的性格应当是能文能武，以文为基调，文中带有几分英气。她既善于作公开合法的斗争，也善于进行秘密非法的斗争。”

    这，更使我忐忑不安，迷惑不解。这，明明是政治意念，哪里是什么人物性格呢？可是，江青又为什么这么想？这么向我们宣传呢？

    “你们觉得，”江青忽又凝视着我们，问我们：“毛主席的性格怎么样？”

    江青不是就在毛主席身边？她对毛主席的性格应当了解呀！她怎么问我们？但，她既然问，也就不能回避，不能不答。

    “我们觉得，毛主席很和蔼、慈祥。”

    “不！”江青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主席的性格很复杂。”

    我们完全被江青这样肯定的结论惊呆了。江青似乎早已察觉到这一点。她笑了笑，却随口向我们问道：“你们知道主席当年被捕过，又逃走了的事？”接着，她就说：“毛主席在大革命年代在湖南乡下被捕过。他被绳索捆绑着，由三名士兵押着，从乡下押去县城。那时候，主席身上带有几块银元。主席把银元给了士兵，叫他们把绳索放松点。士兵们照办了。趁士兵不注意时，主席挣断绳索，忽然大步逃跑了。主席身高腿长，跑得快极了。士兵们随后追去。主席急跑了一段路后，忽然跳下土坎，在土坑里一动不动地隐藏着自己，等到士兵们从他隐蔽的土坑边越过向前追去后，他却立起身子，快速从相反的方向跑去。他，就这样逃跑了。”

    我们还没弄明白江青为什么讲这段话的原因。她却又兴致勃勃地、海阔天空地向我们引出了许多话题。这些话题，又全是围绕着毛主席那些鲜为人知的生活秘密讲起的。

    “你们看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是光着头，也没穿大衣，是不是？”江青又自问自答道：对了，周恩来也没戴帽，没穿大衣。那是在支援越南反美斗争的大会上。刘少奇却不是这样，他既戴了帽，又穿了大衣。那是冬天了。主席就是批评我，说我穿大衣，又要戴帽子，怎么准备打游击？！还能上山？！不过，我也担心呀！主席那么大岁数了，他穿那么少，夜里工作那么晚，感冒了怎么办？可是，我能劝他吗？不行，不行！”

    江青又倚在沙发靠背上歇息了片刻。转眼之间，她忽又精神百倍，目光炯炯地望着我们。这时，我们才朦胧意识到：她讲毛主席身边那许多事的目的，是要我们相信她每一次都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她之所以兴致勃勃地讲这许多事，是想告诉我们别的什么。

    果然，她终于试探性地慢声开口说话了。她笑道：“你们小说里写的那许多，成岗办油印的《挺进报》，像刻钢板、搞油印这类事，我在上海也干过。你们小说里写了特务，你们和特务打过交道，我和特务也打过交道。我也曾被捕过。”

    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她讲被捕、出狱经过。她讲得很慢，带着深沉的回忆。她说：“那时，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有一次，我去一处地方联络出来，就被捕了。几个特务看押着我。我身上还藏着党的秘密文件。我一边走，一边想法将文件毁掉。我看见街边人行道的前面，有一个通下水道的小洞。路过那儿时，我故意在地上绊了一下，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我趁押解特务不注意的瞬间，将藏在我身上的文件塞进了下水道。从地上站起来，我想起了前不久从组织上听说的一个故事。说江苏地下党委有个跑交通的姑娘，18岁，平常梳根长长的独辫。特务抓住了她。她将辫子向身后一甩，就哭了。她一边哭，一边伤心地说道：‘我才18岁，你们要把我弄到哪儿去嘛？不清不白的，叫我将来怎么做人嘛？’她越哭越伤心。到了监狱，饭也不吃，就是哭。整整哭了3天。敌特判断：她哪里像共产党？不像。就把她放了。我就学她的办法。到了监狱，我手在脸上一抹，也就放声地哭了。说我是个教书的，你们把我弄到这儿来，把我弄得不清不白的，将来我怎么见人呐？！关在牢房里，一想起就哭。整整哭了一个月，敌特看我不像共产党，把我放了。”

    罗广斌略显突出的双眼望了望我，我也望了望他。我们都曾有被捕、坐牢的体验。后来，组织上对我们的这段历史，都曾反复作过认真的审查。江青这么一说，我们都不禁想道：在几个特务押解之下，江青怎么可能将身上密藏的文件塞进下水道？她哭了一个月，就能将敌特机关这么轻易骗过？由此，我们的心不禁怦怦跳了，自己问着自己：难道组织上对她的这段历史，竟没有做过审查？但我们当时来不及想，也不敢问，江青自问自答式的语音又在我们耳畔浮荡开来了。

    “你们说，江姐能打人吗？”

    江青的神情这时十分专注。她凝视着我们，仿佛要洞察我们心思似的。她对我们感到意外的神态似乎感到满足。接着，她又滔滔不绝地讲起她自己来。说她出生在山东省乡下。从她那个老家，从她出生之后的遭遇开始讲起，几乎把她的一切都讲了出来。

    江青说，她上学时，就打过人。坐在她前面座位上的，是个大地主家的少爷。这少爷总是不把别的同学看在眼里。他想侮辱谁，就侮辱谁。一次，这少爷又摆上那副臭架子了，嬉皮笑脸地望着她；他量她不敢反抗，只会乖乖地让他调笑，取闹作乐。

    “我气极了。”江青将手在空中一挥，“我迎面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这时，我看见，那少爷霎时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没有回过神来。我一转身，大步走了。”

    夜深了。连续谈了五六个小时的江青，这时似乎还想谈，还了无睡意。更奇特的是，她也不再让身子靠着沙发靠背歇息了。她又兴致勃勃地讲起了1932年在北平的往事。她说，她那时年轻、漂亮，常和著名导演崔嵬在一起。一天夜晚，她骑了一辆单车路过长安街。在半明半暗的路灯光下，她突然发现：有几辆单车正从四面八方向她合围过来。骑在单车上的几个青年，嘻嘻哈哈笑着，将她围在中间；那几辆单车就围着她的单车转圈，使她前进、后退都不行。她忽然刹住车，伸出手来，向一辆单车上的人脸狠狠打去。她的这个突然动作，竟一下子将那几个青年镇住了！……

    话锋一转，江青瞬间似乎有了灵感一般。闪念之间，她立刻就为京剧《红岩》的“江姐”构思了一场“能文能武，以文为基调……她既善于作公开合法的斗争，也善于进行秘密非法的斗争”的戏。江青设计：江姐和叛徒甫志高突然相遇，将悬念提起来。那是在乡下一座院房里，甫志高带人去寻找江姐；他发现了她，当然要设法抓她。江姐看清了这形势，但身边就只警卫一人，制服不了叛徒，就以智取胜。江姐在稳住甫志高的同时，就让警卫去调游击队；江姐见甫志高未敢贸然下手的原因，是担心他带的人手不够，甫极可能也在稳住她，同时在调动援兵，因而江姐又传话给游击队：注意打援……

    夜，更深了。谈得兴起的江青，她似乎还想谈。转念之间，她好像觉得该放我们走了，却又雄心勃勃地对我们重复说道：“我准备花十年时间，把京剧《红岩》改编好。歌剧《江姐》也要改好。还要另拍一部彩色电影片《红岩》。”

    江青凝视着天花板下的吊灯，忽然小声向我们说道：“你们的小说，应当按照京剧改编的这路子改出来。”

    ——她，终于将她隐藏在自己心底的话讲出来了！

    她还想干啥？

    我们终于告辞出来，回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招待所。

    “没想到呀！怎么也没有想到……”

    罗广斌欲言又止。他无需再多讲一个字。没想到的事发生了。可是，这以后，还会出什么事？她还想干啥？

    隔不多久，江青和我们谈话时也在场的一个年青同志来看我们。

    “你们听了江青同志对江姐性格修改的指示以后，有什么感想？”

    那年青同志突然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显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说没听明白，不行；说完全听懂了，也不行。我没想到恰当的话，罗广斌坦然笑问道：

    “江青同志的意思，是不是写她啊？”

    隔了两天，那年青同志又来了。说他在中南海跳舞时，见到了江青。他将罗的话告诉了江青。说，江青听了罗的这话以后哈哈大笑了，没再说什么。

    江青哈哈大笑了！

    这意味着什么？不知道。

    隔不多久，江青派人传话来了。说要我们留下来，和她已组建的京剧《红岩》改编本的班子住到一起去，给他们作顾问。于是，硬让我们搬去了六国饭店。接着，又传话叫我们不要回重庆，就“留在北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春节刚过，江青又传话将剧本改编班子和我们搬到颐和园中的一个岛上去住。这个岛就在昆明湖中。那时候，湖面结着冰。我们成天就只能呆在这岛上别墅式的招待所里。但却感觉到江青正时刻盯着我们。

    江青拨来了电话。电话是罗广斌接的。江青告诉罗广斌：“我家里还有两套精装本《毛选》。我找来送给你们二位。不过，请告诉杨益言同志：很对不起他，送给他那套书里有一页纸折皱过。”

    接着，由江青亲笔签名赠送的两套《毛选》，就送到了招待所。

    隔不几天，江青又拨来了电话。说她要去上海，来不及了，想委托我们代她办一件事。说她为了搞好京剧《红岩》的改编，她已从全国挑选了40名京剧演员，并已决定让他们去重庆体验生活，这些演员去到重庆后，要把他们先统统送到原来的渣滓洞集中营牢房关上一个星期，然后把他们带上华蓥山，让他们认认真真地“参加农村武装起义”。

    1965年3月，北京京剧二团赵燕侠、马长礼、谭元寿等40多人到了重庆。他们立刻被关进了原渣滓洞集中营。之后，又上了华蓥山。罗广斌因血压高，“监管”“囚犯”和参与“起义”的活动只好由我出面——按江青要求，我每次讲话的录音，都奉命带回北京，要交给江青审查。

    “文革”的急风暴雨即将席卷中国大地之时，1966年初，江青在北京忽地无中生有地将40部电影片宣判了“死刑”。其中，就有根据小说《红岩》改编拍摄的影片《烈火中永生》。江青说：这部影片“严重的问题是为叛徒翻案。但小说是根本不同的。”直到这时候，江青之所以还在为小说《红岩》讲话，是因为她还在抓京剧《红岩》的改编，还想在改编中得到点什么。

    十年内乱的帷幕升起来了。江青和林彪也渐渐勾结起来了，随着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文件出笼，“文化大革命旗手”的江青羽翼渐见丰满，江青的野心更见膨胀，和林彪就勾结得更紧了。1967年2月，罗广斌在重庆被迫害死去，我被迫去了北京。有人给江青写信，说罗广斌夫人和我在京告状。不久，就有两位穿军装的中央“文革”的人，持江青亲笔批示的“群众来信”来找我们。来人最后的一句问话还是：“小说改不改？”

    ——“小说改不改？”这似乎成为江青的一块心病了！

    1968年3月，江青和林彪已经将周恩来当作他们篡权的最大障碍。就在这年3月15日，当着周恩来的面，江青忽然在中央会议上发起了进攻，说：“有一个剧叫我调查，我作了调查。碰见鬼啦！华蓥山根本没这么回事。罗广斌是罗广文（罗广文，国民党兵团司令，1949年11月在成都起义，是罗广斌同父异母的哥哥）的兄弟，有人给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叛徒特务多得很，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的。”

    这是一次颇为奇特而神秘的突然进攻。就是当时坐在江青面前的周恩来同志，恐怕也可能完全弄不清楚她气势汹汹、声色俱厉的讲话，究竟说了些什么。

    什么剧叫江青调查了？谁叫她调查了？那不是别的什么剧，就是江青一手策划，阴谋按照她的形象来塑造江姐的京剧《红岩》。就是那个到处惊呼有人“利用小说反党”，有人搞阴谋文学为自己涂脂抹粉、树碑立传的江青，在背地里搞了那许多动作之后，却又在这里故意含糊其辞，仿佛又发现什么大阴谋似的，意在把罪恶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图谋将妨碍她篡党夺权的周总理打下去。

    问题会这么严重？一点不差。江青说的“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的”，“华蓥山游击队叛徒特务多得很”，就已说得明白极了！你周恩来是当年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你领导的“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的”，你周恩来还能没问题？

    事实上，江青在中央会上讲这话之前，她早指名道姓地点了南方局的名。她在北京将她组建的京剧《红岩》的改编班子召集起来。江青走进会议室，向她那个京剧《红岩》改编班子的人员瞟了一眼，随即向人丛中的一位作者喊道：“××，谁叫你改这个戏的？”与会者个个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江青随即厉声喊道：“南方局没有一个好的。你还改？！”江青骂走了一位，又点另一位的名。直到把到场的人一个个全骂走了，才悻悻地离开。

    “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的，”侧面反映川东地下党领导的地下斗争的小说《红岩》，还能是好的？牺牲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烈士还有好的？于是，《红岩》便被判为“叛徒文学”，所有烈士都被打成“叛徒”、“特务”，曾经出生入死，在华蓥山掩护过游击队的群众都成了坏人。历史就这样完全被颠倒了……

    “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兄弟。”这早是人所共知的事。江青和我们谈话时，她也早就知道。她如今却如此斩钉截铁地胡言乱语，这不明摆着是别有用心吗？

    江青的这些盘算，她竭力鼓吹塑造一个“女的、地位高的”典型，是为她登上“女皇”宝座涂脂抹粉；她的阴谋未能得逞，转而造谣诽谤，诬陷周恩来等同志，将地下党全打成“叛徒”，却已是她“女皇”即将登基的重要步骤！

    这像恶梦般本不应出现的荒唐事，就像十年内乱一样，却是历史的真实，它在中国大地上不幸地出现了。

    当然，这一切早已成为过去。我还在这里将它写下来，只不过希望人们不要忘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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