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国雄

    特殊身份的章士钊

    我的父亲康心如是民国时有名的金融大亨，并曾被蒋介石连续两届指定任重庆市参议会议长。抗战时期，我有机会见到蒋介石，并与他持续交往了三四年。我与蒋介石的交往，发生在我的童年时代。当时我年幼，什么都不懂，我自己或亲戚朋友都没觉得是什么大事。可是，在“文革”中，我却差点因为是所谓蒋介石的干儿子而送命。

    我的所谓干儿子冤案对我及家庭都算是一个“重大”问题。我背黑锅十几年，影响了我的前途。我所在单位是无法解决的，只能自上而下地推动搬掉这颗恶性炸弹。

    当时大家公认，中央领导成员中比较关心民主人士的，首推周恩来。而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之中，能与周恩来直接联系的，只有章士钊老先生了。

    章老与我们康家有几十年交情。旧社会对他褒贬不一。共产党执政后，他一直过着受尊敬的休闲生活。我在60年代后期，才通过父亲认识了章老，感到他为人正直，讲义气。从50年代以来，他不顾个人安危，曾为100多名冤屈的亲友向中共中央申诉，提意见，帮助各时期遭受政治危难的人。

    我个人和家庭的冤屈，通过章老的帮助，都一次又一次得到解决。没有章老的鼎力相助，很难想像我和我的家庭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章老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与共产党有多深的关系呢？

    章老曾亲口向我们讲述了一段他早年与毛泽东的个人交往。

    章老与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本是同乡好友。1918年，杨昌济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杨开慧随父北上。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也到了北京——章老当时正积极支持这项活动。

    章老说，有一天毛泽东来找他，想要他帮忙介绍一份工作，那时来找章老的青年多了，但听说是杨昌济的学生，章老当然就高兴了。

    于是，经杨昌济和章老推荐，由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到北大红楼图书馆工作——北大图书馆主任原是章老兼任，后来他推荐李大钊接任。他与李大钊交情很好，1927年李大钊被捕后，章老曾进行营救。

    还有一件事，是章老给我父亲讲的。当年，章老对青年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活动一直很支持。他曾动员名人捐款，资助一批年轻人去法国勤工俭学，其中，就给了正在组织这一活动的毛泽东2万元。后来，毛泽东没有忘记此事，自60年代初期开始，以“还钱”的名义每年给章老一些补贴。

    对这件事，有的书上有不同的说法。但不管怎样，章老曾资助毛泽东2万元钱，是确实有过的事。

    章老是辛亥革命的元老级人物。与国共两党领袖多有交往。1949年春，他曾参加上海和平代表团去石家庄拜会中共领导，把毛泽东的信带给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又作为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赴北平参加国共和谈。后因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他留在北平，出席了新政协。

    据说周恩来曾指示，凡是章老给他的信件，必须当天交到他手中。因而，章老在高级民主人士当中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地位。

    有一件事很说明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古典文学、历史方面的著作都被打成了“毒草”，谁也不敢再写这方面的书，然而，只有章士钊照样继续写他的《柳文指要》，听说是毛泽东特许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我和章老聊天，老人抱怨说，现在这样活着真没意思，这个运动一搞，连一个经常来聊闲天的人都没有了。我感到不解，说，您老对共产党有贡献嘛！他们会照顾你的。章老伯说：“我有贡献，刘少奇的贡献更大，还不是这样嘛！”

    我理解他对这场运动是很有看法的。

    章老住在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一个环境幽雅的平房大院里，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文化大革命”初期，并没有什么人敢去章老家骚扰。然而，他的女婿洪君彦（章含之前夫），在北京大学教书，被打成了“陆平黑帮”成员，北大的造反派把洪揪到章老家里去批斗，还让章老陪斗。

    章老当然受不了这番戏弄和羞辱，遂写信给毛泽东求援。据章老讲，他在信中说：“我对革命小将革命行动甚为钦佩，可惜年老体衰，不能久坐久立……”毛泽东给章老复信，表示对他的处境甚为关怀，已告知周总理妥为安排。这也是章老告诉我们的。

    不久，章老就被接到海军疗养院保护起来，与刘文辉等被保护的统战对象住在一起。在这段移居他处的时间内，章老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与外界断绝了往来。

    1967年国庆节，章老与其他一些知名人士被邀登上天安门，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对章老说，“以后你可以回家住了，已经作了安排。”还说：“你给我的那封信已看到，并作了妥善处理，尽可放心。”

    致信周恩来“为友呼吁”

    章老回家居住后不久，即刻通知我们说，可以代我父亲写信给周恩来了。我们自是欣喜万分。

    关于“干儿事件”，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爹爹曾对我说：“在我有生之年，应该把这件事澄清，因为主要是我的问题。如果我死后，就更说不清了。”

    1968年6月，章老根据父亲的意思，为我的事情写了第一封给周恩来的信。原文如下（注：原文无标点）：

    恩来总理：

    今又有一事上牍于公。四川康心如心之兄弟，公所习知。在“文化大革命”中，该兄弟为冲击对象，自不待言。经过两年之困心衡虑，不幸心之于半年前体不从心，先行殁；而心如奄奄一息，展转床褥，加以其子国雄，横遭蒋贼义儿之诬构，禁不起老牛舐犊之忧虑，病上加病，又复祸不单行，小将们忽有康某为官僚资产阶级之谴责。因此不胜恐惧，致函于钊，求为转达崇阶。冀在万死之中冲出一条生路。情节原件俱载，恕不亲缕。惟公怜而生之，无任为友呼吁之至。仓猝不尽百一。顺颂

    政绥

    具名

    六八年六月十一日

    闻市革委会第九处专管各学校事可否将康闻交该处一查之酌定

    又及

    这里要提一下，“康某为官僚资产阶级”的说法，其实并非“文革”中才制造出来的，而是从我档案中找出来的。巴蜀中学50年代初期的某些负责人，为了表现其阶级立场，在我到南开大学上学期间，他们就写了厚厚的、有关我个人的材料寄到南开大学来，什么“特嫌”、“官僚资产阶级”等等上纲的提法，都是当时就已形成的。

    章老这封信是何时发出的，周恩来又是何时收到的，都不得而知。我现在只知道，周恩来收到信后，有关我的第一次指示，是在一年多以后的1969年底才传出来的。

    “生死攸关之急迫重案”

    1969年，我在汉中接受批判、审查，由于长期不能很好地休息，心情又很不愉快，健康状况明显下降，出现了心慌、疲乏、血压升高等症状。我提出要求，到汉中专区或县医院去看病，提了几次才获批准。

    这是我第一次到汉中县城。到医院检查，情况不好。我与大夫聊天，争取到大夫对我的同情。大夫说，你已40岁出头了，家属又没有来，建议回北京治病。我把大夫开的建议返京治病的证明信拿给军宣队看。他们气不打一处来，“还想回北京治病？从今以后，不许看病！组织人批斗他！”

    我把不让我看病、还要批斗我的蛮横决定，写信告诉妻子，要她再去找章老先生求援。请他向中共中央代我申诉，从而有了周恩来对我的问题的第二次指示。

    后来我回到北京，章老把写给周恩来的信的底稿给了我。现将章老此信内容抄录如下。信中反映了两个人的问题，第一段是反映章太炎的门徒马宗霍要求从中华书局调回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事，省略不录（原文无标点，潦草难辨之字以△代替）：

    兹有急如星火迫切待命者二事，请依次胪陈如下：

    一、（略）

    二、重庆康氏昆仲，系钊数十年来之旧友，其门风及一切祖素，皆与蒋介石一无牵涉，此钊所能确切保证者也。不幸抗战时期，康氏在重庆对岸之江山置有别墅，每周末全家弟兄即归山休息一二日。不料蒋贼亦采取同一办法，因不期与诸康同时至山，遂有康家儿郎与蒋相遇于途而被要遮不放之事。时康心如之子国雄年不过十一二岁，钊该时亦正倚居山上交通银行宿舍，可知此种情况足资察证。查此一干儿面面纷扰期间，心如兄弟两人相继物化。其家以文化革命濒于结束，凡儿女等等有职位者俱遵照国家号召分别下放，于是国雄由北京工业管理学校（注：此为章老误记，应为北京机械学院）迁往陕西省汉中农村，此乃事势之所必然，国雄应须遵守。不料国雄转入新校之后，该校群众一口咬定他是蒋贼干儿，实行专政，有病不许就诊，劳累不许歇。三数月间，以致国雄病倒在校，音信不通。此时实际情况如何，该家属虽然无所知晓。国雄之妻陈泽琴是医生，现在朝阳区104干校医务室服务，号称能手。据陈流涕陈述，为此并求钊处代为向钧院恳请，可否暂将国雄调出汉中学校，交与该妻陈泽琴负责医治。一俟病有转机，再由该院发落。实为公△等情，依钊看来△△△△△生死攸关之急迫重案，此其二。

    近一年来钊为病魔缭绕，迄未痊愈，手软发抖，执笔难艰，实已放弃笔墨，人△△△公△不止半年以上。惟以事关生命，迫不得已，即手迹去幼儿涂鸦不远，亦不敢避。惟千万鉴谅是幸。

    章老给我的是这封信的底稿，没有日期。但从那颤抖的笔迹中，完全可以看出老先生是抱病为我写信求助的。

    章老的遗憾

    1970年5月27日，周恩来根据章老的去信，专门给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丁江写了一信，信中对有关我的问题写道：

    “康国雄事，可告陕西派人至汉中工业管理学校一查，如确实因群众茫然于历史知识而对康国雄实行专政，见病不许治，病倒亦不许与家属通音信，未免过分。可许其回京至康妻陈泽琴处治病，病愈再另作下乡安置。”

    但不知为什么，丁江没有原原本本把此信内容传达给机院军代表或是机院上级单位第一机械工业部。据事后了解，丁江只是向机院军代表了解我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康国雄有“三反”言行。

    为此，丁江便未按照周恩来信中“两事办好后再告章行老”的指示办理，而自作主张向章老口头回复说：“康国雄无病，他有‘三反’言行，现正在受审查。”

    章老对我妻子说，他曾向周总理反映过100多人的事情，这是唯一的一次被顶回来！

    章老还惋惜地对我妻子说：“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国雄有‘三反’言行呢？我可以在信上主动提及，加以美言几句！”

    周恩来给丁江的这封信被交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后，被束之高阁，压根儿就没有传达下去。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丁江被调回总后勤部接受审查，从此周恩来对我的有关指示就更无下文了。

    一直至1987年5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的两位先生找到我家时，我才有机会看到周恩来对我问题的第二次指示（即给丁江信中的内容）。

    1971年10月24日，当章老听说我又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他不顾前次被军代表硬邦邦顶回来的羞辱，又提笔给周恩来写信为我呼吁，并附上了我寄回去的汉中三个医院的证明，终于得到周恩来的第三次指示，我从陕西被解救回京。

    章老除了三次写信对我和爹爹给予莫大帮助外，爹爹1961年从渝迁京，办理户口；“文革”中摆脱挨整困境；以及1969年底爹爹辞世前能住进协和医院抢救，都是章老或向上反映，或写信证明爹爹的身份等帮助解决的。

    从汉中回北京后，我去看望章老，他非常高兴，连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并且主动表示，他还想帮我向周恩来反映，解决我调回北京工作的问题，他说，这件事办成了就圆满了。

    后来，因他身体一直不好，没有写成这封信，一直到1973年5月带着“统战”任务抱病去香港探亲，7月在香港辞世，也没有再为此事写成信。但是，章老的帮助，我永世不忘。如果没有他的帮助，也许我早已成为“文革”冤魂了。

    也许在今天的人看来，章老当年为我们的事写几封信，算不了什么。但是，如果把这事放到当时那个时代环境中去看，就会明白这是多么不容易！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亲不亲，路线分”，许多人为了“革命”，为了保住自己的前途，都跟自己的亲人“划清界限”，有的还写出大字报，公开揭发批判亲人的“罪行”，宣布脱离亲属关系，甚至亲自批斗自己的父母亲属……

    有一次，我记不得是为了什么事，打电话给一个经常帮助我家的前辈，我父亲的老朋友，是他女婿接的电话。此人毫不客气地对我说：“你告诉康二爷，他需要好好改造，我岳父也需要好好改造，他们还是少联系的好！”……

    在这样的世道中，章老能够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为友人写信呼吁，真是难能可贵！

    （何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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