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59年～公元1626年）
在位时间：公元1592年～公元1643年
曾用年号：天命
谥号：无
庙号：太祖
安葬地：不详
公元1559年，努尔哈赤出生在建州左卫女真贵族塔克世家中。
公元1584年，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被明军所杀，努尔哈赤继位建州左卫都指挥使。
公元1584年，努尔哈赤开始统一建州女真的大业。
公元1593年，努尔哈赤逐渐统一海西女真各部。
直到公元1619年，所有女真部落被努尔哈赤统一。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宣读“七大恨”，誓师伐明。
并在萨尔浒击败明军。
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发动辽沈之战。
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
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在宁远兵败，随后病死。
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我国东北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曾被成为肃慎、挹娄、勿吉。到了五代以后，才被称为女真。女真族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中唯一两度进入中原进行统治的民族，第一次是在公元1127年，女真族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建立的金政权，灭了辽和北宋，在中原地区曾领风骚百余年，然后被南宋和蒙古联合灭亡。第二次则是公元1644年进入中原的清朝，其创建者是清太祖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出生在建州女真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祖先自元朝被封为万户开始，便世代为官。到明朝年间，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贴木儿被明成祖封为建州卫指挥使，并率部落南迁到图们江下游（今朝鲜会宁）定居。
女真部落间互相征伐兼并的事情延续不断，到努尔哈赤出生的时候，女真各部之间仍进行着激烈的争斗，努尔哈赤便获得了建功立业的良好时机。
努尔哈赤10岁的时候，母亲喜塔纳刺氏病逝，继母纳刺氏刻薄阴毒。因此，努尔哈赤在15岁那年带着10岁的弟弟舒尔哈齐愤然离家出走，投奔了外祖父王杲。
王杲是个汉化较深的女真人，在他的影响下，努尔哈赤也结识了不少汉人，并学会了汉语和汉字。努尔哈赤当时最喜欢看的两本书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看到精彩处，努尔哈赤常常是情不自禁地拍手称赞，对英雄业绩的向往溢于言表。
王果是建州女真部落中著名的首领之一，凭借着自己雄厚的实力，逐渐与明王朝作对。公元1574年，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兵消灭王呆，王杲及其家属被杀，机智的努尔哈赤当即跪在李成梁的面前痛哭流涕，因而被李成梁收为随从和侍卫。此后，自幼便练习骑射的努尔哈赤因在战斗中奋勇冲杀，屡建战功而深受李成梁的赏识和器重，待努尔哈赤也形同父子。
三年后，对外祖父被李成梁所杀而怀恨在心的努尔哈赤借口回家成亲，离开了李成梁，并在结婚后另立门户，永远离开了那个令他伤心的家。此后的六年时间里，努尔哈赤游历于辽东地区，生活阅历和军事才能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到了25岁时，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在一次明军讨伐女真部落的时候意外被杀。噩耗传来，努尔哈赤悲痛欲绝，愤然责问明朝驻边官吏，为何杀死他一向忠于朝廷的祖父和父亲。那官吏自知理亏，一再抚慰努尔哈赤，并让他袭任祖父之职，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尔哈赤强忍心头怒火，接受了明朝的抚慰，从此与明朝结下深仇大恨。
此后，努尔哈赤以13副遗甲起兵，除掉了仇人女真图伦部的尼堪外兰，接着乘胜平定了哲陈部、完颜部。
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努尔哈赤相继打败了建州女真界凡、萨尔浒、董嘉、巴尔达四城联军和漠河、章嘉、巴尔达、萨尔浒、界凡五城联军，并攻破了安图瓜尔佳、克贝欢和托漠河城。之后，努尔哈赤南征北战，到公元1593年，努尔哈赤完成了建州女真的统一。期间，努尔哈赤于公元1587年在烟筒山下建赫图阿拉城称王。将建州女真收归麾下后，努尔哈赤的目标又盯上了海西女真。海西女真主要的叶赫、哈达、辉发和扈伦回等部的首领，对努尔哈赤的强大非常恐惧。其中的叶赫部自恃拥有强大的实力，企图将努尔哈赤的扩张消灭在萌芽状态，顺便自己也征服建州，称雄女真，于是率先与努尔哈赤开战，先后纠集了海西女真、长白山女真和蒙古族等九部共三万人马向建州进攻，结果被努尔哈赤率军击溃，叶赫部的贝勒布斋也在战斗中被杀。此战过后，努尔哈赤实力大增，征服海西的雄心日益高涨。这时，海西女真中的哈达部和叶赫部发生冲突，哈达部首领便以自己的三个儿子为人质，请求努尔哈赤出兵援助。天赐良机，努尔哈赤求之不得，立即派两千兵马前去救援。
没想到，哈达部的首领孟格布禄在叶赫部的威逼利诱下，竟然想反戈一击，努尔哈赤勃然大怒，亲率大军攻陷哈达城，生擒哈达首领孟格布禄。此战受到与哈达关系密切的明王朝的重视，于是命令努尔哈赤恢复哈达部。努尔哈赤深知自己的实力还无法与强大的明朝抗衡，于是恢复了哈达部，但是到了公元1601年，还是将其灭亡。
随后，努尔哈赤于公元1607年派人化装成商人潜入辉发城，里应外合，一举攻灭辉发。公元1611年，努尔哈赤攻灭扈伦回部。并于公元1619年剿灭叶赫部，从而将海西女真收归自己麾下。在此期间，努尔哈赤还使用征伐与招抚两种手段，将东海女真各部统一。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称帝，建立后金。随后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发展后金的社会生产上。
努尔哈赤首先发展的是农业，将游牧的女真各部组织起来，进行屯田，并扩大衣耕范围，使建州大片荒芜之地得到开垦。他还非常注重发展手工业，建立了能够炼铁、采矿并制作精良兵器的作坊。在此基础上，努尔哈赤与汉族地区积极展开贸易，以弥补建州经济上的欠缺。
努尔哈赤对女真政权作的重要贡献便是建立八旗制度和创制满文。八旗制度的雏形是女真部落的狩猎组织，后来成为女真贵族发动掠夺战争的工具，但一直都是临时性的组织。努尔哈赤把它改造为常设的社会组织形式，公元1601年，他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为标志，后来随着兵力的不断增加，又增设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色旗，从而建立了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一种军民一体、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的实行，提高了女真的战斗力，也促进了满族社会的发展。创制和颁行满文，是满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满文主要是参照蒙文，结合女真语言拼读成句，从而完成了满文的创制。这加强了满族内部和满汉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进一步促进了满族社会的封建化。
后来努尔哈赤与明军作战，占领了辽河流域。努尔哈赤便将都城于公元1625年迁到沈阳，以便巩固对辽河流域的统治，并推行了“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
制度，将辽河流域荒废的土地分给后金士兵，并将所有被俘获的汉人奴隶编人田庄，使庄田变为官田。这标志着后金初步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努尔哈赤还与蒙古各部互相交好，对蒙古各部实行以抚为主的政策，为日后统一蒙古诸部奠定了基础。
努尔哈赤与明朝之间的战争是从公元1618年开始的，这一年的春天，努尔哈赤在精心准备后，率领众军民，祭祖告天，宣读了“七大恨”誓词，宣布伐明。这“七大恨”是“一恨是无端杀我父祖；二恨是撕毁盟约，出兵助叶赫；三恨是明军连年入境掠夺，并扣使臣11人，逼我杀10人换取；四恨是将原许配于我的叶赫之女改嫁给蒙古；五恨是发兵驱逐我部所统的三地民众，不让三地民众种田收割；六恨是我奉天征讨叶赫时，明偏信叶赫之言，遣使对我辱骂；七恨是明逼我把所俘虏的哈达人退还，结果被叶赫所掠取。”这“七大恨”之第一恨，只能算是努尔哈赤个人的恩怨，其他六恨尽是些芝麻大小的事情，努尔哈赤只不过是为了伐明而选择一个很好的借口罢了。宣布完誓词后，努尔哈赤又申明军纪，然后率大军南下攻明。
努尔哈赤的目标首先便是明朝的军事要塞和互市的重要场所，位于临浑河边的抚顺城。努尔哈赤智取抚顺，又将前来援救的明军全歼，缴获了大量武器辎重，随后又智取清河城。杀死守将和军民万余人。明朝当朝皇帝，昏庸不堪的朱翊钧坐立不安，派明军10万人分四路进攻赫图阿拉城。明军各路大都行动迟缓，只有明将杜松一路按时赶到了萨尔浒。
在敌我军事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努尔哈赤决定发挥后金军队运动作战能力强的优势，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消灭的战略手段，设计包围并全歼了萨尔浒的明军，明军主将杜松也力战而死。随后又策马北上，歼灭消极防守的北路明军，仅有主将马林及等少数人逃脱。之后，努尔哈赤听说另外两支明军同时从东、南两个方向逼近赫图阿拉，为避免与两支明军同时交战，努尔哈赤又心生一计，将缴获的杜松令箭让明军降卒去催促东路军前来作战。然后将东路军诱进埋伏圈，一举全歼，其主将刘铤也力竭身亡。得知另外三路大军被歼灭的消息，胆小怯弱的南路军统帅李如柏带着士兵落荒而逃。
萨尔浒战役堪称军事史上的又一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尤其可贵的是采用了运动战术，在运动中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军事策略，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萨尔浒之战后，后金与明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努尔哈赤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随后，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军队于公元1621早春打赢了辽沈之战，取得了整个辽东地区，后来几经征战又夺取了辽西地区。从此，将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山海关。
明朝在屡次大败后，明崇祯帝任用了名将袁崇焕，参与对后金的防守。袁崇焕走马上任后，向当时的主帅刊、承宗提出了守山海关必须先守宁远的建议，并重建了宁远城，以及锦州、松山、杏山、右屯等城池，分别派兵防守，这样一条以宁远和锦州为中心的防线建成了。
后来，明朝内部党争又起，孙承宗被魏忠贤的同党高第取代。高第上任后，就下令撤走了锦州等地的守军全部退回关内，只有袁崇焕坚持留在宁远。努尔哈赤在完成迁都事宜后，得知明军撤换主帅全线后撤的消息后，决定立即出兵。公元1626年初，还没有过完新年的努尔哈赤就亲率10余万大军向辽西杀来。后金军队长驱直入，直攻到宁远城下。被连续的胜利冲昏头脑的努尔哈赤认为此战必胜，于是采取了先招降后用兵的战术，结果袁崇焕拒绝了后金的招降，与不到3万的士兵坚守宁远城。努尔哈赤征战多年，第一次败仗就是败在袁崇焕的手下，他以10余万兵力攻打宁远城，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结果是后金士兵死伤无数，努尔哈赤自己也受了伤，但宁远城在袁崇焕的坚守下，依然固若金汤，巍然屹立。
在寒风中，努尔哈赤眺望着暮色中的宁远城，长叹一口气，率领残兵撤回了沈阳。
这次平生未有的失利令努尔哈赤难以接受，撤回沈阳后不久，年近七旬的努尔哈赤一病不起，于公元1626年病逝。享年68岁。
太宗皇太极
（公元1592年～公元1643年）
在位时间：公元1626年～公元1643年
曾用年号：
谥号：不详
庙号：太宗
安葬地：不详
公元1592年，努尔哈赤弟八子皇太极出生。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皇太极成为辅政的四大贝勒之一。
公元1627年，努尔哈赤病死，皇太极被推举为后金大汗。
公元1627年，皇太极派兵剿灭朝鲜，使朝鲜成为后金的附属国。
公元1635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正式称帝。
公元1639年，皇太极发动松锦大战。
公元1642年，皇太极病逝。
皇太极的名字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父亲努尔哈赤的特意取名，竟和汉族皇位继承人的皇太子的音相似，而蒙古人把王位继承人叫做台吉，并习惯于在台吉前面加上黄、红等颜色名称，也与皇太极的音相似。用宿命一点的话来说，皇太极刚一出生，就注定他必然是将来清王朝的第二个皇帝。
皇太极的生母叶赫纳喇氏很受努尔哈赤的恩宠。子以母贵，她所生的儿子也得到了努尔哈赤的疼爱，努尔哈赤对这个儿子非常疼爱，在努尔哈赤众多儿子中，皇太极是很早就接受教育的一个。以至于在努尔哈赤军中众多的战将几乎都是不识字的文盲，只有皇太极够得上一个粗通文墨的“秀才”。
由于连年烽烟不息，父兄经常出征作战，皇太极7岁以后，努尔哈赤就把大部分家政交给了他。努尔哈赤拥有众多的妻妾、子女、奴仆和财产，并且当时国事和家事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要处理这样繁杂的家政，对皇太极来说是副不轻的担子，也是个极好的锻炼机会。
而皇太极根本无须父亲多加指点，就能把繁杂的事务干得井然有序。
公元1612年秋，年方21岁的皇太极第一次跟随父兄出征作战，从此以后逐渐成为父亲麾下一员能征善战的大将，皇太极也在戎马生涯中逐渐提高自己的军事才干。
努尔哈赤于公元1616年称帝后，再将年轻的皇太极和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等四人负责管理国家政务。皇太极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逐渐成为努尔哈赤身边的一位得力助手，努尔哈赤也逐渐将皇太极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着力培养。
等到努尔哈赤死后，深得父亲信任和兄弟爱戴的皇太极顺理成章地于公元1626年继承父亲的帝位，是为清太宗。
皇太极即位以后，首先着手解决的，便是日趋紧张的民族矛盾问题。在努尔哈赤统治后期，由于努尔哈赤坚持执行对敢于抗拒的汉人一律格杀勿论的政策，使女真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到后来，努尔哈赤甚至下令，女真人要出行就必须10人以上结伴同行，不得单身出门，否则要罚银。为此，皇太极上台后，首先把女真族改为满洲族，以改变历史上女真人与汉族的对立仇恨。随后又颁布法令，满人、汉人享有同样的政治、经济权利。同时，皇太极还对奴隶制庄园拖克索进行改革，规定每个庄园只能拥有8个农奴，其他汉人都必须解放成为民户。为了进一步笼络统治地区的汉人，皇太极又于公元1631年颁布实施了《离主条例》，规定凡是私逃的农奴一律不追究，这个规定得到了汉人的极大拥护。皇太极还于公元1638年下令解放农奴，为后金的农业生产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
皇太极还选拔任用了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其中范文程受到皇太极的重用，成为皇太极手下最有名的谋臣。
这些措施的执行，很快消除了统治区域内汉族人民的反抗情绪，使后金政权的统治得以进一步巩固。
皇太极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措施是非常有成效的，他继承并发展了努尔哈赤的经济政策，还加强整顿吏治，使得后金在皇太极统治的短短10余年时间内国力飞速提高，拥有了与明王朝相抗衡的经济实力。
皇太极在继承了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以后，进一步对八旗制度加以完善。他充分利用了蒙、汉归附的充足兵源，建立了与满族八旗大体相同的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唯一不同的是满族八旗的旗主是实行世袭制，而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旗主则由皇太极任命，并可随时撤换。皇太极还将所有兵权收归自己，三大八旗都由皇太极亲自指挥和调遣。
这时的皇太极，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
为了加强皇权，他对后金“八王共治”制度进行改革，不断削弱其手中的权力。所谓“八王共治”，即由八旗旗主组成议政会议，也就是国家的决策机构。所有军政大事都必须在议政会议上通过集体定夺，对汗还有废立的权利。皇太极对其进行的第一项改革，便是在八旗中各旗设一名总管旗务的大臣，后来又增设佐管大臣和调遣大臣，分别管理民政、司法和军事事务，分散了八旗旗主的权力。公元1629年，皇太极在议政会议上又宣布免去三大贝勒轮流执政的权力，由此夺走了三大贝勒的特权，也使得“八王共治”的局面瓦解，皇太极顺利地加强了权力。公元1635年，后金在与蒙古的战争中，从蒙古苏秦太后手中得到了传国玉玺，于是皇太极便在群臣的拥戴下，于公元1636年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并仿照明朝官制，初步建立了清王朝的行政机构，清朝由此建立。
皇太极在位期间，在充分研究了当前的军事形势后，确定了对明朝议和，先进攻朝鲜和蒙古，待朝鲜和蒙古被征服后，再挥师南下攻明的策略。实践证明这一策略是非常正确的，皇太极首先征服朝鲜和蒙古，解决了后院起火的问题；并通过征伐取得了大量土地和人口，增强了清朝的实力；而且还通过战争扩大了兵源，锻炼了队伍的作战能力。可谓是一举多得。
皇太极首先征伐的是明朝的忠实盟友朝鲜。公元1627年，皇太极趁朝鲜内乱之机，派大军出征朝鲜。后金军队一路凯歌高奏，不久就攻占了义州、铁山等地，俘虏了朝鲜王妃、王子和宗室大臣，逼迫朝鲜国王出降，成为清的属国，并全歼了明朝派驻朝鲜的守军。通过讨伐朝鲜，皇太极既取得了大量土地和人口，迫使朝鲜纳贡称臣，又去掉了明朝的一个胳膊，将朝鲜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随后，皇太极又挥师西进，与蒙古科尔沁、喀喇沁和敖汉等部，联合出兵征讨漠南蒙古中实力最强的察哈尔部，连续两次击溃察哈尔部，逼使其首领额哲率部归降。从此，皇太极便控制了漠南蒙古。
同时，皇太极还采取招抚与军事相结合的手段，不断向黑龙江中上游地区发展势力。在他恩威并用的策略指导下，当地部落纷纷前来归附，到公元1642年时，东自鄂霍次克海滨、西至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区都成为清朝的管辖之地。这样，皇太极完全肃清了后方的异己力量，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明作战中来。
公元1628年，皇太极得知明天启帝死崇祯帝即位的消息后，立即率领大军南下，并绕过袁崇焕所镇守的宁远锦州防线，一举突入到北京城下，逼得崇祯帝不得不下令袁崇焕回师救援。皇太极深知袁崇焕统兵作战的能力，于是巧施离间计，让多疑的崇祯帝剥夺了袁崇焕的兵权，下狱治罪，并在第二年将其凌迟处死。得知袁崇焕的死讯后，皇太极先是拍手叫好，后又扼腕叹息，叫好是因为皇太极不费吹灰之力，便借崇祯之手除掉了皇太极的最大劲敌，叹息的是一代名将竟这样死去。皇太极用离间计除掉袁崇焕后，在北京城下一举击溃前来勤王的各路明军，攻克了永平、遵化、迁安和滦州等城，然后布置好永平等4城的防守后，班师回到沈阳。当时曾有大将劝皇太极乘胜一举攻陷北京城，但皇太极认为当时的明朝国力还比较强盛，并不可能将其消灭，于是他制定了不断骚扰明朝边境，对边境人民大肆屠杀，以削弱明边防军乃至整个明朝的实力，同时也让边境地区百姓产生厌战情绪，然后再战而胜之。
此后，皇太极与明朝时和时战，派小股兵力不断骚扰明朝边境，使得明朝为增加“辽饷”而在国内横征暴敛，并因此而激起了明末农民大起义。这是皇太极始料未及的，得到明朝境内起义此起彼伏的消息后，皇太极竟兴奋得直说：“天佑大清，天佑大清！”于是皇太极又于公元1639年发起了历史上有名的松锦大战。
锦州位于辽西，是关外明军防御体系中的坚强堡垒。
明朝在这里驻有大批兵力。以前虽曾放弃，后在袁崇焕取得宁远大捷后，逐步收复。在锦州的周围，拱卫松山、杏山、塔山等城，公元1639年，皇太极开始了与明军长达两年的对峙。清军在强攻松山未果后，于公元164年修筑义州城，在那里驻兵屯田，作为攻取锦州的前哨阵地。随后又陆续增调人马逼近锦州，将锦州城团团包围起来，逼迫守卫锦州外城的蒙古军队于公元1641年投降，龟缩在内城里的明军面临着十分危急的形势。崇祯帝得到前方求援的消息后，下令蓟辽总督洪承畴率13万大军前来解锦州之围。富有作战经验的洪承畴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缓缓向锦州靠拢，但遭到祟祯的一再督促，洪承畴不得不加快进军速度，率大军抵达松山，并取得了多次胜利，夺回了锦州外城。清军接连失利的战报传到了沈阳，患有重病的皇太极心急如焚，于是决定亲率大军驰援前线。皇太极的御驾亲征大大鼓舞了清军的士气。皇太极在于细观察了地形和明军的阵势后，首先切断了明军的粮饷供应，把松山城和城外的明军一个包围起来。不久明军因军粮匮乏而军心动摇，许多将领都想突围奔回宁远，洪承畴只得孤注一掷，下令突围，结果遭到早有准备的清军封堵截杀，伤亡，渗重，在短短的10天内，明13万大军损失殆尽，被斩杀的就多达5万余人。洪承畴只得率领1万多残兵困守松山城，后来洪承畴因副将夏承德降清，松山城破而被俘虏。经过皇太极千方百计地劝降后，洪承畴投降了清军，锦州守将祖大寿见大势已去也率部投降。历时两年多的松锦之战以皇太极的大获全胜而结束，此后，明朝精兵良将损失殆尽，再加上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在明朝境内的一再折腾，明朝再无力量与清抗衡了，清军入关南下并统一全国已经是水到渠成。可正当清军为南下灭明作着精心准备的时候，皇太极却因为所宠爱的妃子宸妃去世，悲伤过度，再加上他的精力已经被多年操劳政务和四处征战耗尽，这个清朝实际上的开国皇帝便在清军入关的前一年病势，享年51岁。
世祖福临
（公元1638年～公元1661年）
在位时间：公元1643年～公元1661年
曾用年号：顺治
谥号：章皇帝
庙号：世祖
安葬地：清东陵
公元1638年，呈太极第九子福临出生。
公元1643年，福临即位，是为清祖，又称顺治帝。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开始统一垒国。
公元1650年，顺治亲政。
公元1661年，顺治病逝。年仅24岁。（有一说法是顺治帝出家）
顺治帝天资聪颖，读书勤奋，他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审时度势，对成法祖制有所更张，且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为了使新兴的统治基业长治久安，他以明之兴亡为借鉴，警惕宦官朋党为祸，重视整饬吏治，注意与民休息，取之有节。但他少年气盛，刚愎自用，急躁易怒，当他宠爱的董妃去世后，转而消极厌世。
终于匆匆走完短暂的人生历程，英年早逝。他是清朝历史上唯一公开皈依佛门的皇帝。
作为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很难有机会登上帝位的。但由于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和皇太极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之间剑拔弩张的皇位争夺斗争，让福临尽得渔翁之利，登上帝位。公元1643年，福临在多尔衮的支持下即位称帝，是为清世祖，又称顺治帝。
顺治是多尔衮拥立上台的，关于多尔衮为何拥立顺治的问题，有很多版本的解释，其中一种版本是皇太极的庄妃，即后来的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以保证顺治的帝位，后来多尔衮还被封为皇父摄政王。但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顺治统治的前7年，清朝大权都掌握在多尔衮的手里，也是多尔衮率领清兵进入山海关，夺得天下的。在中国历史上，关于皇宫传闻的野史，清朝就占了很大一部分，比如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比如顺治出家当和尚而并非驾崩；比如雍正弑父篡位；比如雍正无头暴死等等，究其原因，就是所谓恪守封建礼教的汉族文人痛恨清军入关统治中原，喝了二两老白干后杜撰出来的。当然，历史还是历史，历史就一目了然地摆在我们面前，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不能否认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中华民族，就是在不断的战争，不断的农民起义和不断的民族融合中一步步走过来的。
顺治即位后，正值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以三尺白绫吊死在北京煤山（景山）上。遇事一向果断的多尔衮采纳了汉人范文程的建议，立即打起为崇祯帝报仇的旗号，在明朝降将吴三桂的带领下直入山海关。并在山海关一带与李自成的农民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击败农民军。李自成兵败后，回到北京城即位称帝后，立即率领农民军撤出北京，向西溃退。清军遂长驱直入，开进了北京城。
公元1644年农历9月，顺治帝来到北京，进入紫禁城，随后举行开国大典，宣布清王朝正式对全国实行统治。随后，多尔衮率领清军向西和向南，分别攻打李自成的大顺军和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在清军的征剿下，李自成的大顺军逃离西安，进入湖北，之后李自成于公元1645年夏在湖北九宫山被杀，大顺军大势已去，无力再与清军对抗。而南明弘光政权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仍醉生梦死、自相残杀。清军长驱直入，包围名将史可法镇守的扬州，几经攻打，终于攻陷扬州，史可法殉难。进入扬州后，清军主帅多铎下令屠城，持续了整整10天方才“封刀”，扬州百姓死亡人数超过80万。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扬州十日”。攻克扬州后，清军很快攻占镇江，兵临南京城下，留守南京的南明大臣大多出降。几天后，仓皇逃窜的朱由崧被俘。
在剿灭李自成的大顺军和南明政权后，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多尔衮下达“剃发令”，宣布“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此令一出，激起了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一时间，各地反剃发斗争此起彼伏。
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剃发斗争，使得多尔衮焦头烂额，不久就在一次射猎中坠马受重伤而死。年仅14岁的顺治遂走上前台，开始亲政。顺治亲政后的第一件措施，就是将生前威比天子，富如君王的多尔衮的所有爵位全部追夺，并下令没收他的财产，又命令毁掉他的坟墓，挖出他的尸体，斩首示众。多年来受多尔衮压制的顺治帝终于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同时，他的行动也是杀鸡儆猴，既安抚了王公大臣的愤怒情绪，又使得有专权之心的大臣不敢有非分之想，并一举树立了自己的权威。
顺治是清朝进入中原后进行统治的第一个皇帝，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汉文化教育，使他摆脱了先辈那种落后民族的草莽作风，转而具有丈人学士之风。从此，他的统治由父辈的以武功骑马打天下，转为以文治下马治天下。
顺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缓和民族矛盾，这对刚入关的清王朝是非常有必要的。当时清朝并没有完全统一中国，在西南有李定国的残明部队盘踞，东南又有郑成功率水师的不断骚扰，清军面对两大割据势力是疲于奔命，穷于应付。于是，顺治帝便结合清军善骑射的特点，与众大臣共同议定了先西南后东南的军事策略，决定先尽力招抚郑成功，同时派降将洪承畴率清军攻打西南的李定国。对其他小股农民武装，顺治帝则采取了先招抚后镇压的策略，使得地方农民武装渐渐减少直至消亡。洪承畴对西南李定国的剿伐进展得很顺利，于公元1659年消灭李定国主力，进入云南，迫使其残余逃往缅甸。随后又在郑成功拒不投降的情况下，挥师东进，很快收复江、浙、闽、粤等地，迫使郑成功率部攻打台湾，收复了被荷兰人统治长达38年的台湾。此后，郑成功及其后裔便在台湾盘踞下来。经过这番征战，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终于完成了基本完成国家的统一，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后，顺治帝将精力放到发展社会生产上来。首先是奖励垦荒，并减轻赋税，编成《赋役全书》
颁行天下，免除了明朝天启、崇祯年间繁重的杂派。
此外，顺治帝还对多尔衮摄政时期所实行的圈地弊政进行改革，下令禁止圈地，要求将土地还给原主，恢复耕种。之后又再三强调，永远不许圈占民房和土地，之后圈地还是时有发生，但规模都不算大。顺治帝总算中止了这种危及千家万户的滋扰。此后顺治帝又大力整顿吏治，将一批贪官污吏严惩，或革职或流放或处死。
顺治这些努力，对巩固清朝初年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清朝官僚机构的弊病。
进入中原后，在加强对中原汉人统治的同时，顺治帝还把一批汉族人才笼络到统治集团中，像洪承畴、范文程、金之俊等人都是顺治所倚重的汉臣。顺治还打破了清朝汉官不能在衙门中掌印，也就是当家不能做主的旧规，规定谁的官衔在前，谁就掌印。这些措施对缓和满汉两族人民之间的矛盾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过，顺治最信任的还是满族官员，对汉族官员猜忌、防范乃至加害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
顺治帝对外国传教士还礼遇有加，并支持他们在中国传教。其中最有名的是外国传教士汤若望，深得顺治帝的宠爱。
顺治自幼就对佛教非常向往，他听说临济宗著名禅僧玉林秀，年仅23岁就做了湖州报恩寺住持，便请他入京。玉林秀到了北京后，得到顺治十分优厚的礼遇。
顺治请他为自己取法名为“行痴”，自称弟子，还时常亲临玉林秀的馆舍请教佛道。玉林秀也极力以佛教影响顺治，经常讲得皇帝喜悦异常，还先后赐予他“大觉禅师”
和“大觉普济禅师”的称号。
顺治最宠爱的妃子是曾为顺治异母兄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董鄂氏，她与顺治之间的事情被博穆博果尔知道后，便气得大骂董鄂氏。顺治知道后，竟打了弟弟一个耳光。不久，博穆博果尔怨愤而死，年仅16岁。
等董鄂氏二十七天丧期服满，顺治便册立她为贤妃，一个月后又被晋为皇贵妃，并颁诏天下。清朝册封嫔妃原来并不颁诏天下，顺治的破例之举足以证明他对董鄂氏的宠爱。
董鄂妃氏曾为顺治生了皇四子，顺治曾准备将他立为皇太子。但不幸的是，还未命名的皇四子在三个月后夭亡，董鄂妃非常难过，不久便因忧伤过度而死。董鄂妃死后，顺治十分痛苦，曾用蓝笔批本达4个多月，而清朝定制中，皇帝及太后死后，用蓝笔批本也仅以27天为限。为了抚慰顺治，孝庄太后同意追封董鄂妃为孝献皇后。董鄂妃死后，顺治无法摆脱董鄂妃之死所带来的痛苦，他的情绪日益消沉，身体日渐虚弱多病。
公元1661年农历正月初二，顺治前往观看亲信太监吴良辅的削发出家仪式，回宫后便卧床不起，不久就因天花而死。
圣祖玄烨
（公元1654年～公元1722年）
在位时间：公元1661年～公元1722年
曾用年号：康熙
谥号：不详
庙号：圣祖
安葬地：清东陵
智除鳌拜初现锋芒
康熙玄烨是顺治帝的第三个儿子，从小就受到祖母孝庄太后的喜爱，特命苏麻喇姑负责照看玄烨，教他读书识字。孝庄太后也经常言传身教，对玄烨加以教诲，希望他能成为继承大统，成为一代明君。
但顺治帝当时并不喜爱这个儿子，而是一心一意地想立董鄂妃所生的四子为大子。但这个皇四子很早就夭折了，因而将注意力集中到玄烨这个虽年幼但却有壮志的皇子身上来。公元1661年农历正月初二，顺治帝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在母亲孝庄太后的坚持下，顺治帝宣布由玄烨继承皇位，并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为辅佐，然后驾鹤西去。几天后，8岁的玄烨即位称帝，是为清圣祖，又因其年号为康熙，故称康熙帝。
康熙即位之初，朝政主要由孝庄太后和四位大臣负责管理。但孝庄太后将更多的精力放到指导康熙学习为政上，大权落在了四位顾命大臣的手中。
在四位顾命大臣中，四朝元老索尼年老体弱，虽身为首辅，却因病而很少管理朝政。鳌拜是镶黄旗人，是清朝开国元勋费英东的侄子，凭借着显赫的门第和卓著的战功爬到了现在的位置。鳌拜野心勃勃，又善于玩弄权术。生性怯懦的遏必隆又唯鳌拜的马首是瞻，只有苏克萨哈敢与鳌拜对着干，但他资历浅，又与索尼素有嫌隙，常在四位顾命大臣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而大权逐渐落到一心想独揽朝政的鳌拜手中。
鳌拜独揽朝政后，又搜罗了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噶褚哈、工部尚书济世等亲信。于是朝政为其把持，康熙也逐渐被架空。鳌拜也渐渐专横跋扈，甚至将反对圈地的苏纳海等三位大臣处死，后来又诬陷苏克萨哈，在大殿上瞪目挥臂，硬是逼着年少的康熙下诏将苏克萨哈处死。这时的鳌拜，俨然就是个假皇帝。
鳌拜及其党羽的肆意妄为，对一心想有所作为的康熙来讲，无疑是他亲政过程中最大的障碍。但康熙深知鳌拜党羽众多，加上他是武将出身，有一身好武艺，曾号称是八旗第一勇士，因此，如不周密策划，非但不能除掉鳌拜，反而可能会祸及自身。因此，亲政后的康熙首先把鳌拜封为一等公，使其放松了警惕，随后又以陪自己练武为名，从各王府选择了一批子弟做他的侍卫，组成善扑营。然后借下棋为名，与索尼的儿子，自己的叔丈人索额图制订了擒拿鳌拜的方案。同时，又将鳌拜的党羽以各种理由遣出京城办差，于是，抓捕鳌拜的时机渐渐成熟了。这天，康熙诏鳌拜单独进宫议事，鳌拜来到宫中后，仍想像往常一样故伎重演、大发淫威，结果康熙一声令下，早就候在一旁的年少侍卫们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将鳌拜给捆起来，这个横行数年的权臣顿时作了阶下囚。
随后，康熙宣读了鳌拜的30条罪状，但念其曾搭救清太宗皇太极有功，赦免了他的死罪，将其永远圈禁。
康熙又乘胜追击，一举剿灭了鳌拜的党羽，将济世等罪大恶极的人处死，其余人等分别按罪行轻重处以革职降级流放等处罚。与此同时，又为苏克萨哈、苏纳海等人平反昭雪，苏克萨哈的后人承袭其爵位。然后康熙对各级官员彻底调换，将鳌拜的余党一一清除，并下达了《圣谕十六条》，一举奠定了康熙自己在大臣们心目中的地位。
平定三藩
铲除鳌拜以后，康熙面对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
当时的清王朝，虽除台湾以外，基本上扫除了前明残余势力，统一了全国。但南有盘踞在云南、广东和福建的前明降将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精忠三藩，东有郑成功后裔盘踞在台湾，西有企图分裂祖国的噶尔丹，北边还有沙皇俄国在虎视眈眈。内政上又有河务、漕运等弊病存在。内，比外患，16岁的康熙虽踌躇满志，但也不免有些担心。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康熙和大臣们商订，先解决三藩问题，而后再言其他。
身为明朝降将的三藩，曾经为清兵入关立下过汗马功劳，但被封为藩王后，一直手握重兵，对清朝的中央集权是极大的威胁。尤其是平西王吴三桂，他事明叛明，降清后又心怀异志。镇守云南后，吴三桂在藩地扩充实力，自行征税、开矿、铸钱，与西藏互市茶马，并在朝廷各要害部门安插进自己的死党，而且他推荐的称为“西选”的官员遍及天下，还将儿子吴应熊以被召为额驸（驸马）为名进入京城，负责为父亲打点朝中重臣，搜集情报。
加紧准备叛乱的同时，吴三桂怕露出马脚，遂大兴土木、搜罗美女，做出一副胸无大志的样子来。
这时，平南王尚可喜囚年老多病，便于公元1673年上书朝廷，要求回老家辽东养老。早有撤藩打算的康熙趁机命令撤掉尚可喜的藩地，并准备撤掉另外两藩。
消息传来，吴三桂和耿精忠都惊恐不安，为试探朝廷的意图，便假意上书要求撤藩。没想到，康熙也加以同意，并派钦差前往督促办理撤藩事宜。
见此情况，吴三桂遂联合耿精忠、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于公元1673年冬树起“兴明讨虏”的旗帜，发动叛乱。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其安插在各地的党羽也纷纷响应，一时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
康熙，因吴三桂是三藩之乱的祸首而制订重点打击吴三桂的策略，随后便派大军前往平叛。在清军的打击下，吴三桂终于抛弃了其“反清复明”的遮羞布，匆匆忙忙地于公元1678年春，在衡阳演出了登基称帝的丑剧，改国号为周，不久便在四面楚歌中中风死去。其子吴世继承皇位。
公元1680年，康熙下令清军分三路攻入云南，逼迫走投无路的吴世王茸服毒自杀。公元1681年，清军在荡平三藩余孽后，完成了平定三藩的大业。28岁的康熙感慨万千，欣然命笔，写了《滇平》一诗庆贺：
“洱海昆池道路难，捷书夜半到长安。
末矜干羽三苗格，乍喜征输六诏宽。
天末远收金马隘，军中新解铁衣寒。
回思几载焦劳意，此日方同万国欢。”
平定三藩后，康熙又把精力放在收复台湾上。
自公元1584年始，台湾就被荷兰殖民者趁明朝国势衰败、军备废弛之机占领。公元1622年，抗清将领郑成功收复被荷兰人霸占了38年的台湾，并以此为根据地，继续反清斗争。同年，身患重病的郑成功因儿子郑经在部属的拥立下自称为王，并率兵反对郑成功而溘然长逝。此后，郑经盘踞台湾，经常对沿海一带进行烧杀抢掠，已经背弃了郑成功抗清复明的初衷。公元1681年，郑经死去，其幼子郑克爽在冯锡范的拥立下，杀掉郑经长子，即位为王，台湾政局顿时动荡不安。
康熙接受了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建议，趁郑氏内乱之机，决定用武力收复台湾。康熙又一次力排众议，任命郑成功旧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负责攻台事宜。施琅到任后，立即着手训练水师，在屡次推后攻台时间后，于公元1683年夏全歼郑氏主力，攻占澎湖，逼迫台湾郑氏不得不献表投降。公元1683年农历8月13日，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当统一台湾的捷报传到北京时，正值中秋佳节，康熙望眼长空皎月，喜于全国各族团聚，挥毫写下《中秋日闻海上捷音》一诗：
“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
来庭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
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
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台湾回归后，康熙又接受了施琅的建议，排斥放弃台湾和将台湾赐给荷兰人的主张，决定在台湾设立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并向台湾派驻官兵。康熙的正确决策，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促进和加强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和台湾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两战雅克萨平定噶尔丹
正当康熙用兵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的时候，野心勃勃的沙俄侵略者接二连三地侵扰我国黑龙江流域一带。
他们在雅克萨一带建立侵略的桥头堡，试图想把中国领土并入沙俄版图。
沙俄的侵略，是康熙的心腹大患，在平定三藩后，康熙决心着手解决东北问题，他在养心殿里开始研究俄国的地理和语言，并于公元1682年春前往盛京祭祀祖陵，亲自巡视了东北地区，视察边防情况。开始了武装抗俄的准备。公元1683年，康熙任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到瑷珲等地进行军事防御。公元1685年，在多次照会沙俄，一再表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未果的情况下，康熙命都统彭春、副都统郎坦、班达尔沙、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率兵分水陆两路进攻雅克萨。沙俄侵略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投降。降敌离去后，清军彻底摧毁了雅克萨城堡，然后撤回瑷珲。
不久，沙俄托尔津等残匪趁清军主动撤回之际，从莫斯科调来大炮，纠合了尼布楚方面的援军卷土重来，又窜回雅克萨。面对侵略者的这种行为，康熙再次派萨布素等人统率清军，于公元1686年春向雅克萨进发，经过三个月激战，清军打死了包括沙俄侵略头目托尔布津在内的大部分侵略军，迫使剩下的100多个残兵败将不得不放下武器，同清政府谈判。
公元1689年夏，在清政府做了让步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个条约在法律上确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明确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收回了被沙俄侵占的一部分领土，制止了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进一步侵略，使东北边疆获得了相对比较安全的边境。
康熙在收复雅克萨之后，立即着手平定噶尔丹。噶尔丹在沙俄侵略者的支持下，四处吞并其他蒙古各部，于公元1688年向喀尔喀蒙古发动突然袭击，喀尔喀蒙古的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毅然拒绝了沙俄的威逼利诱，率喀尔喀蒙古回归了祖国。噶尔丹便以追击喀尔喀为名，于公元1690年南攻到内蒙古地区，其前锋还曾打到离北京仅有900里的地方。
面对要不要平叛的问题，朝廷内部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反对康熙出征的人在朝廷内占大多数。康熙则认为噶尔丹一日不除，边陲便一日不宁，只有平定叛乱，才能巩固国家的统一。公元1690年，康熙亲自率军亲征，在离古北口400余里的乌兰布通与噶尔丹相遇。噶尔丹用万头骆驼俯伏于地，在驼背上搭上箱垛，盖上湿毡，布下“驼城”防线，进行顽抗。清军用火炮击破驼城，噶尔丹一败涂地，好不容易才突出重围。噶尔丹败逃后仍贼心不死，又与沙俄勾结再度叛乱。公元1696年，康熙决定再次亲征噶尔丹，在茫茫沙漠中，康熙写下了《瀚海》一诗，记述其行军过程：
“四月天山路，今朝瀚海行。
积沙流绝塞，落日度连营。
战伐因声罪，驰驱为息兵。
敢云黄屋重，辛苦事亲征。”
此次亲征，又在昭莫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噶尔丹率几十名亲兵狼狈逃走。公元1697年，康熙第三次亲征，终于平定了为时10年的噶尔丹叛乱。粉碎了沙俄分裂中国的阴谋，巩固了西北边疆。
整顿吏治发展生产
康熙在进行统一大业的同时，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他非常注意整顿吏治，广揽人才，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经济，制订了一系列符合当时生产发展的措施。
康熙对贪官污吏勒索压榨百姓的行为是深恶痛绝，他十分注重对官僚队伍的整治，尤其是特别注意处理腐败的高级官僚。他曾经将贪污成性的山西巡抚穆尔赛、湖广总督蔡毓荣等人处以严刑，并将有包庇行为的大学士勒满洪等人处以降级的处罚。
在惩治贪官的同时，康熙也大力颂扬清官廉吏，非常信任被康熙自己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等人，还赐给于成龙“高行清粹”四个大字。
为了争取民心，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康熙对汉族历史传统和儒家文化非常尊重，他南巡时就曾多次亲自拜祭明太祖的陵墓，并亲笔题写了“治隆唐宋”的匾额，挂在陵殿前。他还亲自到孔庙祭祀，对孔子后人大施行恩宠。除了进行正常的科举考试以外，康熙还特别设立了“博学鸿词科”，千方百计地吸引明朝遗老和各种人才参政。公元1679年所进行的体仁阁考试，康熙亲自阅卷，并对不愿意为官的汉族学者非常迁就，即便他们为不想被录取而故意写些不同文理的文章，康熙也加以录用，并封为翰林学士，负责编修明史。通过这些方法，确实让其中部分文人放弃了反清立场。
同时，康熙也对汉人十分猜疑，在他统治时期，就曾发生多起文字狱。
尽管如此，康熙还是召集了大批人才，共同为发展社会生产作出了贡献。康熙在经济发展方面所施行的一系列措施，也是非常切实可行的。
公元1669年，康熙就下令废止代表农奴制生产方式的圄地，但受到鳌拜等人的阻止，成效甚微。康熙又于公元1685年第二次下令禁止圈地，使大批土地回到农民手中。同时，康熙采取了奖励垦荒的措施，而且还规定新开土地不准圈占，还发布命令，承认部分中小地主和农民对明代废藩土地的所有权，即改为“更名田”，自己开垦的土地归自己所有。康熙还十分注意边远地区的开垦，鼓励人民前往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开荒。在康熙奖励垦荒政策的推动下，在他统治期间，全国耕地由527万顷增加到851万顷。与此同时，康熙又下令减轻赋税，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规定全国赋税以康熙五十年为准，以后所增人口不再多征，称为“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康熙末年，在四川、广东等省又实行“摊丁入亩”、“丁随地起”的办法，后来推广到全国。
康熙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另一项主要措施，就是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淮河和运河。自明末以来，由于频繁的战争，黄河长年失修，到康熙初年造成严重水患。黄、淮二河泛滥后，洪水便倒灌运河，使得漕运受阻。为了根治黄河，变水害为水利，康熙任命水利专家靳辅等为河道总督，用疏通和筑堤相结合的办法治理黄河，恢复黄淮故道“好黄、淮一带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免除了水患的威胁，同时漕运也得以恢复。”康熙本人对水利和测量学也很有研究，三十年的治河过程中，他曾六次南巡，视察河工，逐渐成为一名治河专家。从第三次南巡后，治理黄河的工程基本上是由他亲自设计实施。
康熙还很注意节俭。他本人生活简单朴素，成为清代诸帝的楷模。他要求政府机构压缩开支，并对开支制度实行严格的检查，命令户、工两部所用钱粮须每十天就奏报一次。但对于治河修桥诸事，即使开支数百万两巨资，也从不吝惜。
康熙既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还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他是封建社会中历代君主中最注重科学、尊重科技人才的帝王。他本人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与贡献，与各代帝王相比，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认真地学习了代数学、几何学、地理学、地震学、天文学、医学、解剖学、农学、气象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并重视科技的推广与应用。
康熙在巡视丰泽园稻田时，发现了一株水稻高出众稻之上，而且已经结粒。于是他就把这株稻种收起来留作第二年试种，结果第二年这种稻子又于六月份早熟了。
康熙便开始命人在北京、承德试种，使承德这个从来没有种过稻谷的地区从此有了稻田。经过30多年的试验和培育，他又开始向江南推广。康熙还非常注重灭蝗，曾写过《捕蝗说》一书。
康熙还十分注重学习地理学和进行地理调查。曾组织测绘人员走遍全国各地，用十多年时间绘成了著名的《皇舆全览图》，成为中国地理学史上的一项重大成果，也是世界地理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康熙还非常注重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曾把养心殿改为学习自然科学的教室。除了自己向欧洲人学数学外，还十分注意培养自己的数学人才，他与著名数学家梅文鼎、梅谷成、陈原耀、何国宗、明安图等人经过十年努力，编纂了一部集当时乐律、天文、数学之大成的巨著《律历渊源》。
康熙还曾对天文学有过涉猎。为了解决新旧历法无休止的争论，他经过二十年的学习，成为一个天文学家。
还曾研究过园艺学和气象学，并曾下令在北京设立气象站，命令各省逐日逐月作气象记录，向他报告。他写的研究地震的文章，在科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满招损，谦受益”是康熙常说的名言，他为政讲求实效，反对浮夸。平定噶尔丹后，大臣们又要给他上尊号，这已经是第五次请上尊号了，但康熙还是坚决拒绝。他说：“天视天听，视于民生。后人自有公论。如果自己夸耀自己的功德，以取一时的虚名，大非朕意，不必敷陈。”康熙不仅是一个务实的皇帝，还是一个勤奋的君王，他一生勤于读书，勤于理政。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开始忙于处理政务。他在出巡的时候，有很多官员为讨好皇上，敬献美女，他反对这种诱惑和腐蚀，就冷眼对待，并把这些官员予以惩办。他的这些做法，在封建社会的帝王中，确实是罕见的。
这个伟大的康熙，在做了61年的皇帝后。于公元1722年农历十一月七日病逝，成为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世宗胤禛
（公元1678年～公元1735年）
在位时间：公元1722年～公元1735年
曾用年号：雍正
谥号：不详
庙号：世宗
安葬地：不详
关于雍正即位的野史传闻也有很多版本，其中最有说服力的版本说的是，康熙本来是把皇位传给十四于胤程的，但在临死前，雍正与负责收藏康熙传位遗诏的隆科多合谋，先趁机将病入膏肓的父亲康熙闷杀，然后将传位遗诏中的“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因而得以继承皇位。几百年以来，雍正因这个弑父改诏得以即位的故事，遭到很多文人的口诛笔伐，雍正也被他们誉为清朝历史上最为残暴的皇帝。但这个故事本身的疑点就很多，最大的疑点便是改遗诏的事情。清朝的诏书一向是以满文书写，入关之后，随着汉族官吏的增多，才逐渐改为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诏书，而满、汉两种文字是根本不同的。如果按照故事里面改遗诏的方法，即使改得了汉字，也改不了满文，况且用汉字书写的遗诏中，按规定也应该在“十四子”之前加上“皇”字如果真按照这个传闻，且不就成了“传位皇于四子”，除非雍正手握重兵和众多的支持者，其他诸皇子不敢与之争夺皇位，众皇子和王公大臣才不可能看出来。但当时的情况是雍正并没有太多的支持者，也没有手握重兵，当时被封为大将军的十四子倒是拥有重兵和众多的支持者。
看来雍正的皇位来历是很清楚的，并非所谓的弑父篡位，但为什么雍正会在历史上留下这么个印象呢？这只有用雍正即位后所施行的一些措施才能说明。
其实在康熙末年，由于康熙对臣下过于宽仁，使得吏治逐渐腐败，官僚贪污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加上康熙对边疆的多次用兵，造成了国库空虚，钱粮短缺。雍正即位后，为解决这些问题以富民富国，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
首先便是整顿吏治，雍正即位之时，便下令户部全面清查官员积欠国库钱粮的命令。这个命令看起来是非常苛刻的，要求所有拖欠钱粮的官吏必须在三年内还清补齐，清查中即使涉及高级官员也决不容情，当时就曾出现很多郡王、贝子不得不将家产变卖以赔补亏空的事情。如果官员不能按时还清补齐，雍正就抄他的家，以家产赔补亏空。对地方的清查更是彻底，许多地方官员因亏空被抄家的抄家，革职的革职。当时被革职罢官的地方官员竟多达三分之一，有的还达到一半以上。三年之内，雍正基本上清查了康熙以来的所有积欠，充实了国库，打击了贪官。但因此举而得到雍正“好抄家”的名声，并得罪了很多官吏。
雍正得罪官吏的第二项措施便是“火耗归公”。“火耗”是指在征收赋税时收上来的是散银，上交国库时要熔铸成银锭，因此要有损耗。这就是“火耗”的来历。
为了填补损耗，在征收赋税时便要多征一些。由于当时清朝的俸禄大低，一品官员的俸禄每年才180两银子，七品才45两。这点银子，别说应酬，就连养家糊口都不够。因此地方官便靠征收赋税银两时加收“火耗”，以贴补俸禄，这在雍正以前的清朝已经成了一个惯例。
但后来这“火耗”征收得越来越重，有的地方甚至达到1两加征4、5钱，这就增加了人民的负担，给清朝的统治酿成了隐患。雍正帝在权衡利弊后，毅然决定实行“火耗口，公”，规定各地“火耗”必须全部提解到省，再拨出一部分作为养廉银分给官吏，其他则用于地方公费。养廉银的数额很多，如一品官的养廉银就达到每年2万两，七品官的养廉银也达到2000两左右。
其实此单只是将“火耗”填补官吏俸禄公开化，并增加了地方公费，可谓是一石二鸟。虽得到部分清廉官吏的响应，但大多数官员还是因此举减少了很多收入。雍正又一次得罪了官吏。
雍正第三个措施的实行，也得罪了人，这次得罪的范围也扩大了，基本上所有的地主官僚都得罪得一干二净。雍正为了增加国家收入，避免地主官僚逃避赋役，将负担转到农民身上的情况，于公元1725年决定实行“摊丁入亩”制度。规定将丁役摊到土地上，谁的田地多，谁出的力役就多，没有田的就少出役或不出役。这个办法当然是对小农有利的，此后便没有了丁役，小农负担得以减轻，富户遭到压抑，彻底解决了丁役不均，放富差贫的弊端。同时由于丁粮合收，使清政府的丁银收入有了保证，对国家非常有利。所以这次赋税改革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但那些养尊处优的地主老爷们根本不会考虑国家有不有利的问题，自然对这项改革非常抵制，对雍正也恨之入骨。
雍正第四个得罪人的措施便是完善密折制度。清朝官员上呈皇帝的公文主要是由通政司负责送皇帝的，但在送到皇帝之前便已经由内阁看过了，因而公文都是公开的，使得官员不敢公开讲有些事情，皇帝便无从知道。
康熙在位期间，为了解下情，便采取了秘密奏折的补救办法。康熙将上秘折的权力只是交给了最信任的心腹大臣，其所奏内容，包括风俗民情、地方治安、官员情况、以及气候、粮价、民间琐事等等。这种奏折直接送皇帝，别人不得开启。皇帝看完，批示后发回本人保管。但是康熙时期，能用密折奏事者不多，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密折制度。
雍正即位后，认为密折是了解下情的最好办法，于是扩大了可写密折的人的范围，使各省督抚都有权力上密折。后来又扩大到包括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和学政官员，就是一些中下级官员，在得到雍正特许后，也有权力上密折。密折制度的建立，使雍正更能对全国上上下下了如指掌，处理各类事情都能洞察秋毫，加强了行政效率。同时又起到了控制官员的作用，使官僚人人自危，密折就像一根无形的鞭子，驱使他们兢兢业业地一心为公。当然在他们兢兢业业一心为公的同时，心里难免对这个苛刻的雍正皇帝心怀怨恨。
雍正实行的另外一个措施，便是设立军机处。在对准噶尔用兵期间，雍正为了更准确，迅速地处理各种军机大事，便于公元1729年在养心殿附近设立了军机处。
军机处内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都是由雍正的亲信和心腹大臣组成。雍正每天都定时召见军机大臣，有事随时召见，军机大臣常半夜都不能休息。军机处本来是个临时机构，后来雍正觉得用的顺手，干脆就将其转变为固定机构，用来办理国家所有机密事务，代替内阁成为国家的行政中枢。内阁只能处理一般性事务，这样雍正就把国家一切权力紧握在自己手中。这样一来，内阁那些本来掌握重权但又不是雍正亲信的大臣，就这样失去了手中的权力，能不恨雍正乎？
后来，雍正对边疆地区所采取的措施，又把边疆少数民族贵族统统都给得罪了，这就是对青海、西藏、准噶尔部、西南少数民族土司所采取的措施。对青海，是将青海叛乱的罗布藏丹津剿灭后，便对青海地区加强了统治，设立了青海办事大臣，处理蒙藏民事，使青海直接隶于中央政府，改变了康熙时对青海间接统治的方法。
对西藏，是于公元1728年平定阿尔布巴叛乱后，雍正决定强化对藏控制，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并派兵防守，还将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六世迁于康定，派兵看守。对准噶尔部，雍正则终其一生也没有达到平叛的目的。对西南的少数民族土司制度，雍正便实行云贵土司改土归流，使土司成为“流官”不再控制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
这些措施，每一项的都旨在巩固清朝的统治，巩固国家的统一。但对那些自由自在惯了的少数民族贵族来讲，要向清王朝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勉为其难。自然是恨上了雍正。
再加上雍正统治时期文字狱尤为兴盛；不好声色犬马的雍正很少去顾及后宫那些怨妇；雍正用人唯才是举，对国家栋梁则高官厚禄、越级提拔，对无能官吏则大加贬抑等等或措施或性格。雍正简直就是把天下人都给得罪遍了，能不说他弑父篡位吗？就连雍正的死也成了野史津津乐道的话题，传说雍正是被吕四娘所杀，埋进陵墓里的雍正连头都没有，头是被吕四娘拿去祭奠她被文字狱所杀的父亲去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管雍正是否弑父篡位，不管雍正是否真的被割去脑袋，我们所要了解的，便是由于雍正大力改革和整治，才使得乾隆时代的盛世景象得以出现。这就是雍正的功劳，这就是一个做皇帝的标准。
高宗弘历
（公元1711年～公元1799年）
在位时间：公元前180年～公元前157年
曾用年号：乾隆
谥号：不详
庙号：高宗
安葬地：清东陵
公元1711年，弘历出生。
公元1735年，雍正病逝，弘历即位。是为清高宗，又称乾隆。
公元1747年和公元1766年，清军两次平定大小金川叛乱。
公元1755年，清军平定准噶尔部叛乱。
公元1757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
公元1791年，清军入藏，赶走廓尔喀侵略军。
公元1795年，即位60年的乾隆退位，称太上皇。
公元1799年，乾隆病逝。
公元1735年，深受祖父康熙喜爱的弘历，在父亲雍正帝病死后，登基称帝，是为清高宗，又称乾隆帝。
乾隆是雍正的第四个儿子，从小在祖父康熙的身边长大，深受康熙勤政爱民的影响，他非常羡慕祖父所取得的丰功伟绩，因此乾隆自幼就立下了创造一代伟业的雄心壮志。
乾隆即位后，首先面对的就是逐渐升温的朋党之争。
当时朝廷中分为以鄂尔泰和张廷玉两派，明争暗斗，互相倾轧。按照一般的常理来讲，想做一个好皇帝的，只要看见朝中有朋党之争的迹象，必然是采取严厉的措施，或都予以镇压，或扶一派打一派。但乾隆帝则不同，他并没有镇压或者扶植，而是在上台伊始，便表示对朋党之争的痛恨，明令禁止私立朋党，以警告鄂、张两派，同时对两派一视同仁，无论是哪派或有功或有过，乾隆都采取褒扬和严惩的态度，使得朝中两派虽严重对立，但双方都兢兢业业地为朝廷效力。这也许就是乾隆的高明之处。同时，乾隆对臣下恩威并用，赏罚分明。凡有功者，乾隆帝就封官晋爵，或设宴慰劳。后来还在将功臣的画像挂在紫光阁中，以示荣耀。
乾隆是个勤政爱民的皇帝，自军机处在雍正时期成为皇帝下面的最高权力机构以后，乾隆每天都亲自到军机处理政务。每天都是早来晚归，晚上也时常召见军机处大臣，使得军机处自乾隆以后，逐渐形成了守夜制度，后来怕一个人处理不了，每天早晨还有一个人早早赶来帮助，称为“早班”。同时，乾隆鉴于历史上宦官和外戚专政的教训，对宦官和外戚的管理非常严格，首先是禁止对宦官实行教育，还规定皇后只能管理后宫诸事，不得插手朝政。
乾隆在发展社会生产方面并没有施行过太多的新措施，主要是继承康熙、雍正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尤其是对“改土归流”、“摊丁入亩”、及“火耗归公”等措施执行得非常彻底。为了贯彻“改土归流”，乾隆根据大臣张广泗的建议，对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采取安抚为主，征讨为辅的手段，将少数民族苗族的叛乱很快平定。这些措施使清朝的国力自康熙、雍正以后，在乾隆前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在强盛的国力支持下，乾隆的丰功伟绩主要是在对边疆和封国的征讨中取得的。在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初次用兵取得胜利后，使得乾隆对用兵增强了信心。对公元1747年和公元1766年的大小金川的叛乱，都取得了胜利。公元1755年，乾隆亲自率大军，前往西北镇压一直时服时叛的准噶尔部的叛乱。行军途中，乾隆准确地判断了形势，派清军分两路大军向准噶尔部进攻，准噶尔军纷纷投降，清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伊犁，随后在南疆维吾尔族人民的支持下，将逃往南疆的叛乱首领达瓦齐抓获。乾隆将其押解进京，在痛斥了达瓦齐的叛国罪行后，赦免了他的罪过，将其封为亲王，并留在北京居住。
乾隆此举，得到了西北各少数民族的支持。
在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后，乾隆将厄鲁特四部封为四汗，分别管辖准噶尔部的部分领地，以削弱准噶尔部的割据势力。但没想到，曾率军镇压准噶尔部叛乱的阿睦尔撒纳想当“总汗”，在没有得到乾隆批准后，公开打出了叛乱的旗帜。公元1757年，乾隆派清军分四路进攻阿睦尔撒纳，击溃其率领的叛军。阿睦尔撒纳不得不逃窜到沙俄，不久患天花病死。这时，南疆的宗教首领大小和卓木又发动了叛乱，刚刚平定了阿睦尔撒纳的清军，又星夜兼程赶往南疆，平息了这场叛乱。
此后，乾隆为加强对西域的控制，于公元1762年在惠远城设立了伊犁将军，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统治。
乾隆还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由于廓尔喀侵略军进犯西藏，乾隆派清军进入西藏，将廓尔喀侵略军赶出西藏，迫使其求和，表示永不侵犯西藏。随后，乾隆帝与西藏宗教首领达赖、班禅共同商定西藏善后章程《钦定西藏章程》，称为中央政府为西藏地方政府制订的最高法律。
此外，乾隆还派兵与缅甸、暹罗交战，使这两国都臣服清朝，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在面对西方殖民侵略势力不断觊觎中国的时候，乾隆采取了强硬态度，断然拒绝殖民者的领土要求。对其他带有诚意遣使来华的国家，乾隆采取了友好的态度。不过对其提出通商的要求，一律予以拒绝。
乾隆取得了两平准噶尔、定回部、两定大小金川、靖台湾、服缅甸安南、两服廓尔喀等十个胜利，对自己的武功非常得意，便于公元1792年亲自撰写了《十全武功记》，并命人建造碑亭，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铭刻在碑上。他自诩为“十全老人”，常常以此夸耀。
乾隆在位期间，文字狱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更多的是采取了笼络汉族文人的办法。他将大量汉族文人召集到一起，编撰了大型典志书《续通典》、《续通志》和《续文献通考》，还组织编写了《四库全书》，这本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花费了15年的时间才编写完成。《四库全书》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保存下来许多有价值的典籍。但编写的同时，乾隆帝也下令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查和销毁，其销毁的书籍竟然与《四库全书》所搜集的相差无几。
乾隆虽然是个锐意进取、励精图治的皇帝，但也有瑕疵，那就是风流成性和重用奸臣和。
乾隆的风流在历史上是非常出名的，他曾多次平定叛乱，俘获了许多叛乱的少数民族首领，也收服过许多少数民族人民的民心。对俘获女人的心，乾隆也是非常在行。
他曾在圆明园内碰上了内务府大臣傅恒的妻子，一见钟情，从此便对这个傅夫人朝思暮想。后来乾隆趁傅夫人入宫为皇后祝寿的机会，对其大献殷勤，总算是俘获了这个傅夫人的心，常常借口召傅夫人进宫，偷偷寻欢作乐。后来为了能与傅夫人经常偷情，就把傅恒派到边疆长期统兵作战。后来傅夫人生下一子，乾隆赐名叫福康安，对他非常宠爱，终乾隆一朝，福康安都受到乾隆无微不至的照顾。
乾隆一生俘获无数女人的心，惟独只有霍集占的妻子香妃没有成为乾隆的俘虏。香妃身上生来就有一种异香，不用涂脂抹粉，就能散发迷人的香味，而且香气袭人。乾隆对这个香妃也是绞尽脑汁，用尽办法，但香妃还是没把他这个风流皇帝放在眼里，而是时时刻刻都在思念自己死去的丈夫，对杀死她丈夫的乾隆也是恨得咬牙切齿。后来皇太后知道以后，生怕这个香妃杀死她儿子，于是趁乾隆去天坛祭祀的时候将香妃赐死。乾隆知道后，赶紧飞奔回宫，但香妃已经自缢而死，乾隆好生难过，命人按妃子的礼节将其厚葬。
乾隆在统治后期，逐渐奢靡，在这段时期内，他对中国历史上头号贪污犯和宠信有加，尽管和再怎么弄权贪污，并不昏庸的乾隆都没有惩治他，就连后来的嘉庆帝还是等乾隆死后才敢对这个贪官动手，等乾隆一死，嘉庆帝立即对和进行抄家，和被赐死。和被抄家产达到8亿多两白银，朝野上下，包括嘉庆帝在内无不吃惊，当时曾流行一句话说：“和跌倒，嘉庆吃饱”。这样一个大贪污犯，何以在乾隆统治后期弄权贪污而屹立不倒，成为一个历史之谜。野史上对此有些比较合理的解释。
乾隆做太子的时候，曾经与长得非常娇艳美貌的一个雍正的妃子开玩笑，在这个妃子梳头时从后面将她的头抱住，用双手捂住她的眼睛，结果这个妃子一时惊慌，用梳子打破了乾隆的头。第二天，乾隆进宫看望他的母亲即雍正帝的皇后，皇后看他头上有个伤痕，爱子心切，便追问是怎么一回事？乾隆帝支吾半天，终于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皇后大怒，立即将这个妃子赐死。乾隆想向母亲坦白，又不敢直说，过了半天，才急忙跑到这个妃子的房里，这时这个妃子已经自尽。乾隆十分悲痛，使用手弄了些朱砂，在妃子脖子上按了个印，说：“是我害了你，你如有灵，20年后再来与我相聚。”
20多年后，乾隆偶然从当侍卫差役中发现了当时正在当值的和，乍看上去，怎么都觉得面熟。后来仔细一想，倒觉得和跟那个死去的妃子挺像，于是把和召来，反复端详，越看越像，再看他脖子上，也有一个如同手指印痕的痣，便认定这是那妃子的托身，从此便对和宠爱有加。
短短的时间里，和从一个小小的侍卫以火箭般的速度青云直上，一直升到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公。后来还把自己最疼爱的和孝公主许配给和的儿子丰绅殷德，可见乾隆对和珅的宠爱非同一般。
乾隆做了60年皇帝，本来还可以做下去，但他实在不敢超过康熙61年的在位时间，尽管以和为首的众大臣再三劝谏。这个85岁的老皇帝还决定于公元1795年将皇位内禅给太子嘉庆帝。
乾隆内禅后，还继续当了4年的太上皇，期间还是掌握着朝政大权，当时的嘉庆只不过是个传达乾隆旨意的傀儡皇帝，直到乾隆死后，嘉庆才算真正地坐上了龙椅。
公元1799年，乾隆无疾而终，享年89岁。
仁宗颙琰
（公元1760年～公元1820年）
在位时间：公元17四年～公元1820年
曾用年号：嘉庆
谥号：不详
庙号：仁宗
安葬地：清西陵中的昌陵。
公元1760年，乾隆第十五子颙琰出生。
公元1795年，颙琰即位，是为清仁宗，又称嘉庆帝。
公元1804年，清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将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
公元1813年，天理教起义，其中一支农民起义军曾闯入柴禁城。
公元1820年，嘉庆病逝。
乾隆朝是整个清朝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康熙、雍正两朝的基础上，乾隆在他统治前期励精图治，使清朝国力达到强盛的顶点，在此后便盛极而衰。到乾隆末年的时候，康乾盛世的外衣下，是千疮百孔的社会危机；吏治日趋腐败，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
怪不得乾隆在做了60年的皇帝以后，不好意思面对眼前的困境，便找了个不敢超过祖父61年统治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第15个儿子嘉庆，躲到幕后去控制朝政去了，直到4年后方才死去，将一个烂摊子交给了嘉庆。嘉庆于公元1795年登基，是为清仁宗，又称嘉庆。嘉庆即位后，还做了受父亲控制的4年的傀儡皇帝，方才以39岁的高龄得以“亲政”。嘉庆亲政后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便是将罪大恶极的乾隆宠臣和珅给办掉。当时从他家里抄出了连嘉庆自己都瞠目结舌的8亿多两白银，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是约7阗0万两，所以当时流传一句笑话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确，这8亿两白银至少帮嘉庆解决了部分危机。
其实嘉庆帝最有名的便是他的节俭，整顿吏治倒在其次。
嘉庆亲政伊始，就比较注意崇尚清廉。以往各省官员进京见皇帝时，按照俗例都要进呈贡物。但嘉庆则不同，他认为呈献上来的古玩珍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真是不如粪土。因此在惩办和珅的同时，嘉庆通谕内阁，禁止官员再操办各种贡物，凡是进呈违禁宝物的官员，都要予以惩处，决不能轻恕。同年，嘉庆还废除了年节时分大臣们进呈如意的规矩。
为了遏制奢侈之风，嘉庆身体力行，带头倡导节俭。
他把乾隆巡游地方时各地官员修建的许多行宫给作价卖掉，剩下的也不许刻意修饰。嘉庆在公元1809年巡幸五台山之前，曾向地方官员打了招呼，要求在途中不得大肆铺陈，务必追求俭朴。
嘉庆帝在整顿吏治方面花费了很大的力气，长期以来，腐败堕落的吏治一直殃国害民，为害匪浅。他曾专门撰写了《义利辨》、《勤政爱民论》等文章，颁示给群臣。还对贪官采取了严厉的惩治措施。嘉庆曾将经管湖北的军需供应而亏空银两20多万的湖北襄阳道员胡齐仑判处极刑；将谎报县里户口，侵吞大量赈灾银两，并毒死了要揭发其罪行的查赈官员李毓昌的江苏淮安府知县王伸汉和与之狼狈为奸，掩饰劣迹的知府王毅两人处死；将因为贪婪卑污的总管内务大臣广头、巡漕御史英纶先后处以绞刑；将造假印、写假条，从户部冒领了数10万两白银非工部书吏王书常处死，有关大员禄康、费淳等人也遭到降黜。
在大力惩治贪官的同时，嘉庆也破格提拔和重用了一批为官清廉、勤勉称职的官员。其中四川南充知县刘清就是受到嘉庆青睐的一位。嘉庆在审讯被俘的白莲教起义军首领王三槐时，得知刘清居官很得人心，百姓称之为“刘青天”。在对刘清考察了一番之后，嘉庆决定将他提拔任用。刘清后来历任四川建昌道员，山西布政使等要职，并在镇压四川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但是，嘉定惩治腐败与整顿吏治还是不够彻底。他的性格偏软，对曾多次姑息宽容了部分贪官污吏。因此，吏治腐败堕落的局面并没有多少改观。
嘉庆在当政的20多年里，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他每天都要孜孜不倦地处理繁多的政务，从不懈怠。
嘉庆在把精力用于整顿吏治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不断发生的农民起义，其中最大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便是在川、楚、陕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就在嘉庆即位的当年（公元1795年），这场起义便爆发了。
白莲教的教义宣传世界上存在着明、暗两种对立的因素，它们分别代表善良、合理和罪恶、不合理，两种因素一直进行斗争，但最终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白莲教的教徒自认是“无生老母”的儿女，应当同生死，共患难。灾难深重的贫苦百姓，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寄托，纷纷加入了白莲教。与现实相联系，白莲教徒们提出了“清朝已尽”、“日月复来属大明”等口号。清政府发现白莲教的发展对自己的统治构成了威胁，下令严拿白莲教徒，地方上的贪官污吏趁机掀起了一股敲诈勒索百姓的歪风。经常以搜捕白莲教为名，肆意搜刮民财，还暴虐贪横，残害百姓。对人稍有怀疑，就动用酷刑，将人钉在墙壁上，或者用铁锤猛敲身体，令人肝胆欲裂，痛不欲生。
白莲教起义爆发后，嘉庆帝花费了10年时间，才把起义彻底镇压下去，但清政府耗费了2亿白银用作军饷，严重地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从此，清王朝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窘迫的尴尬境地。之后，嘉庆帝又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镇压天理教起义的战争中去。天理教起义后，还曾潜入北京，在内线太监的引导下闯入宫中，然后到处砍杀，直到今天，隆宗门的匾额上还留有当年农民起义军射上去的一个箭镞。后来势单力薄的起义军被闻讯前来的官军包围，经过一番苦战后，大部分英勇牺牲，正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嘉庆得知后，立即下令对起义军进行血腥镇压。
就在嘉庆帝被国内的农民起义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所统治的这个泱泱大国已经成为西方殖民者觊觎的重要目标，英国舰队就曾在澳门和广东口岸出没，并曾登上黄埔，英国士兵和水手还进驻广州13个行商馆。
面对英国人如此嚣张的行动，嘉庆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对这些人不惜动用武力。后来英国殖民者不得不遣使到中国谈判，结果又发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阿美士德使团事件。公元1816年，英国遣阿美士德等人，带着一些外交、商务上的要求来到北京，要求朝见嘉庆，嘉庆允诺予以接见，但就在接见之前清朝官员与阿美士德等人在朝见礼节上发生了争执。清朝官员把阿美士德使团当作贡使对待，而英国人坚持不行三跪九叩大礼，双方形成了僵局。嘉庆也十分生气，下令把英国使节立即遣送回国，负责接待的一班大臣也被严加议处。
这时，鸦片已开始进入中国。西方殖民者为了扭转在对华贸易中的不利地位，赢得巨额利润，开始不择手段地将大批鸦片运进中国。鸦片的大量输入使中国国内财政、军事、人民生活等方面都受到严重损害，嘉庆对此认识得相当清醒，采取了多种戒烟措施。严禁外国货船夹带鸦片，严厉打击鸦片贩子。
对于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嘉庆也予以多方限制。
对传教士进行驱逐的同时，还下令销毁了一批西方传教士的经卷，惩处了对西方传教士约束不严的内务府大臣。
嘉庆力图使清王朝能出现中兴的局面，但他直到死，也没有如愿，只能看着清王朝一天天的衰败下去。终于看不下去了，便来了个中暑在承德避暑山庄与世长辞。
宣宗旻宁
（公元1782年～公元185年）
在位时间：公元1820年～公元1850年
曾用年号：道光
谥号：成
庙号：宣宗
安葬地：河北易县北宁山慕陵
公元1782年，旻宁出生。
公元1782年，嘉庆病逝，宁即位，是为清宣宗，又称道光。
公元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公元1842年，中国《南京条约》签订，标志着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公元1850年，道光病逝。
道光帝旻宁在位30年，终年69岁。才智平庸的道光帝以躬行节俭而著称，但在整个统治阶级中收效甚微。
他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守其常而不知其变”。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流毒和英军入侵，使他寝食不安。他想严厉禁烟，也曾下决心抗击侵略者，但中国的闭关锁国使他不知英国来自何方，不知殖民主义为何物。平素无知人善用之明，临危无应变之策，以至战守茫然，毫无方略，只能在自恨自愧中顿足叹息，结果忍辱接受英国的城下之盟，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即后人所称的《南京条约》。道光帝执政30年，朝纲独断，事必身躬亲，身体力行，但内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运、禁烟等均无起色。励精图治却少有作为，恰是他一生的悲剧所在。
可笑而可叹的节俭
道光即位后，别的不想，首先想到的就是倡行节俭，力戒奢靡，希望能让满族臣民都“返本还淳”，恢复入关前淳朴节俭的旧风俗，文武官员及天下百姓都以俭朴为荣，从而使国库丰赡，恢复祖宗的盛世。
于是道光就天真地开始提倡他的节俭了，殊不知当时民风经康乾盛世以后已逐渐奢靡，要再想吃惯了满汉全席再回去挖野菜，谁也不愿意，但道光毕竟是皇帝，总得给点面子吧。这样一来，节俭是节俭了，但俭外奢中，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道光提倡节俭的决心倒是挺大的，尽管在整个统治阶级中收效甚微，但他自己的确是躬亲实践，身体力行。
在饮食上，道光觉得照例皇帝每餐至少有二十几样菜肴过于靡费，于是每天最多准做4样菜，有时则只要1碗豆腐烧猪肝，闹得管御膳房的官员们叫苦不迭，因为皇帝越是铺张，他们才越有油水可捞，只是一碗豆腐烧猪肝，实在是无法虚报冒领。
道光如此节省，朝廷文武开始时还将信将疑，直到道光两次大宴群臣，才使得亲眼目睹的赴宴官员相信道光是来真的。其中一次是皇后生日，道光设宴赏赐内廷诸臣，大臣们都以为皇后的生日，道光应该不会马虎，定可一饱口福。谁知道光到了酒席上一看，面前就放着一碗打卤面，搞得赴宴文武哭笑不得。另一次是大学士长龄平定回疆叛乱班师回朝，道光于是摆宴庆功，文武百官以为平定回疆，皇上心里高兴，该会好好庆祝一番。
结果开宴后，群臣谁也不敢动筷，原来每张桌上只摆了几样小菜，质低量少，若一齐动手，立时就会菜光盘净，无奈只好陪着皇帝喝两盅酒了事。此后文武百官方才相信道光皇帝的节俭，于是上朝时个个都装出节俭的样子，有一次道光问颇受宠信的大学士曹振镛，在家吃鸡子要花多少银子，曹振镛竟说因自幼患有胀气病，生平从未吃过鸡子。
道光服饰上的节俭，在历代君王中也属罕见。清代皇帝冬季常穿珍贵毛皮罩衣，道光即位后，内务府为他准备了一件黑色狐皮罩衣。这种罩衣外皮内缎，用料内阔外狭，四周缎子衬里显露其外，称为“出风”。黑色的毛皮缀在上好的缎子面料上，显得雍容华贵，典雅庄重。道光以为“出风”部分纯系装点好看，毫无实用。
于是，他传令内务府改制，下令四周不许露出多余缎面。
道光的节俭使内务府的官员们大为沮丧，此次奉旨改制罩衣，以为可趁机捞点油水，遂上奏说“改制罩衣，需要白银上千两。”结果弄巧成拙，道光在听说后，立即改变主意，下令说：“改制花费既多，著暂免，此后新制，概勿出风”。随后又将此事谕知入值的军机大臣，致使京城大小官员，从此冬季穿着毛皮罩衣，十几年间不敢有“出风”的人。道光服饰不但不求华美，而且少穿新衣，特别是不显眼的衣物，更是多穿一日是一日。清人服饰以袍褂罩身，裤子极少外露。为了节省，道光长年多穿旧裤，日久膝盖处先行磨破，就令内务府差人补上一块圆形补丁。朝廷官员历经多次亲身所验，已深知道光节俭。于是，大臣们也在尽力“节俭”，不管裤子真破了还是假破了，纷纷在膝盖处打起补丁来，一时套裤打掌之风大盛。
除饮食服饰外，道光在内廷后宫及外出一应所需用品方面，亦概行节俭，力戒奢靡。道光即位后，内务府按向来惯例为他准备了御用砚台40方，每方背面都刻有“道光御用”4个字。道光在见到内务府奏报所备御用品清单时，觉得一人如何能用40方砚台，当即传令留下两方，其余分赐内廷诸臣。御用毛笔历来都是特制紫毫笔，笔管上都有“天章”、“云汉”等字样。道光觉得紫毫笔珍贵难得，即命此后不再征用，御用笔改换为普通臣民常用的纯羊毛或羊毛与一般兔毛相间合制而成的毛笔，如此俭朴，在历代封建帝王中，简直是笔中紫毫，“千万毛中选一毫”了。
道光躬行节俭，力戒奢靡，表面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统治阶级上层的一部分人，多少地遏制了奢侈腐化之风的恶性发展，但终究难以实现其令满洲臣民“返本还淳”、归复祖宗盛世旧观的愿望。况且时势业已大变，传统的节俭观丝毫无助于起弊振衰，大清王朝不可避免地在衰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道光还曾试图整顿吏治，但都遭到百官的反对而最终不了了之。
正当道光做着重振祖宗雄风之梦的时候，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已经敲响了中国的大门。
道光继位后，一直大力禁绝鸦片。鸦片最初由葡萄牙人当作药材输入。早期葡萄牙作为药材向中国输入鸦片时，虽有人开始食用，但数量极少，未对整个社会造成多大伤害。后来，英国人东来，在印度半岛建立了庞大的殖民贸易垄断公司——东印度公司，实行对印度乃至对整个亚洲的殖民掠夺贸易和侵略扩张活动。在早期同中国的贸易中。中国的丝、茶、陶瓷、大黄以及糖等土特产品受到当时西方人欢迎，出品量逐年递增。而作为英国主要输华商品的各种贵重毛纺织品，由于中国官僚士绅穿的是绫罗绸缎，老百姓则穿自制的土布，因而长期滞销，致使英国在正常中英贸易中连年亏本，每年不得不运来大批白银，以补亏空。
为了既得到中国的丝、茶等土特产品，又不用往中国输送白银，英国资产阶级费尽心机，寻求良策。在用炮舰暂时还打不开中国大门，其他商品也难以打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他们找到了鸦片这种特殊商品。鸦片既可弥补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又可以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中国人民，为最终打开中国大门奠定了基础。于是，英国自公元1773年起，排挤了葡萄牙、荷兰等国，逐步确立了对中国鸦片贸易的垄断权，开始有组织地向中国输入鸦片。
自鸦片吸食之法传人中国后，烟毒就日益泛滥起来，逐渐引起中国统治者的重视。曾多次颁发禁烟令，严禁贩卖、吸食鸦片，并制订禁烟章程，发布贩卖吸食鸦片治罪条例，意在清除烟毒祸害。结果是鸦片由合法纳税进口变为违法偷运走私，烟价大涨。广东海关及其他文武官员，甚至于朝廷重臣，都直接间接地从鸦片走私中捞到好处，以至无视朝廷禁令，袒护中外鸦片贩子进行走私活动，致使烟毒迅速弥漫全国，白银源源流向国外。
道光即位后，决心根除鸦片此患。但是道光根除鸦片祸患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查禁鸦片烟毒的命令不可谓不严。然而，英国政府既已确定了鸦片侵华政策，鸦片贸易业已给英国及英印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巨大利润，那他们就决不会善罢甘休。
鸦片的不断输入和烟毒的日益泛滥，不但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而且造成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国库空虚，银价飞速上涨，国计民生穷理日甚一日，从而引起中国朝野的极大关注，道光作为一国之主，更是忧心忡忡，无奈禁令屡颁，鸦片烟毒焰日张，苦寻良策而不可得。
公元1838年春，黄爵滋上疏道光，提出严厉禁烟。
道光看完后思虑半天，也下不了这个禁烟的决心。原因是平民吸烟则严惩，这倒好说，官员严惩，就比较难办了，何况那些皇亲国戚、宗室贵族呢？但道光觉得，保国保民保位置才是头等大事，鸦片烟毒继续泛滥，迟早要毁大清江山。于是，他下令禁烟，并雷厉风行地处罚了一批查有确据的吸烟官吏革职，其中庄亲王、辅国公因常到僧尼庙内偷食鸦片，分别被革去王爵和公爵；同时将两年前上奏请放宽烟禁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勒令退休返乡，诏令在两湖地区禁烟卓有成效的林则徐进京晋见，商讨禁烟大计。
林则徐进京后，道光赏其紫禁城骑马殊荣，接连8次单独召见，共议禁烟事宜，经过反复商讨，道光决定双管齐下，派林则徐到广东负责杜绝鸦片进口。并命令朝臣严定禁烟章程，以求根绝吸食。新定章程经道光审阅批准后，名为《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颁发全国遵照施行。自黄爵滋吸烟论死之疏上达朝廷始，在道光亲自主持下，经过各有关方面约半年时间的讨论准备，神州大地除西藏地区以外，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全面查禁鸦片烟毒的热潮。各地查拿鸦片贩子，缴烟土，收烟具，封烟馆，惩治大小吸烟官吏，通令鸦片烟鬼限期戒烟，可谓如火如茶，雷厉风行。鸦片烟毒似乎从此真的要在华夏神州净尽根除了。
但事实却跟道光开了一个玩笑，非但没有把鸦片给禁止掉，反而使西方殖民者把更多的鸦片倾倒在中国，还把中国这个紧紧锁多子的大门给打开了。
林则徐上任后，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共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地查禁鸦片运动，并于公元1839年春在虎门销毁了收缴上来的鸦片，史称“虎门销烟”。同时，为了预防万一，林则徐于查禁鸦片的同时，一面让人搜集翻译外国书报，了解西洋国情及来粤商人动静，力求知己知彼；一面招募水勇，整顿水师，加固增修炮台，购买西洋大炮、战船，积极整军备战。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还命令各国进口贸易商船写下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再把鸦片带入中国，但此举遭到了英国人的抵制。他们蓄意挑起事端，纠集兵船拦截其本国商船，不准进口具结，并多次袭击中国水师。林则徐一面下令严惩来犯英国兵船，一面奏报朝廷，建议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外国商船，实行“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策略方针，以集中力量打击不遵中国法度或敢于束犯之敌。道光同意了林则徐的建议，断绝了中英贸易。
道光原想以天朝声威慑服英夷，谁知英国为了保护鸦片贸易，已决定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英国兵船40余艘到达中国海面，先行封锁珠江口，正式挑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英军击败腐朽堕落的清军，占领了广州、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乍浦、宝山、上海、镇江等城市，直抵南京城下。至此，道光自觉已别无良策可寻，急伞耆英、伊里布迅赴南京设法议和。公元1842年农历7月24日，经道光批准耆英、伊里布等在南京城下江面上的一艘英国侵略者的军舰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内中规定诸大端者为：（一）清政府赔偿英国在广东缴出销毁的鸦片烟费600万元，商行“积欠”300万元，军费开支1200万元，合计2100万元；（二）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三）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四）实行协定关税，嗣后进出口货物应纳关税等项，均应“秉公议定”，不能由中国自己做主；（五）废除公行制度，凡来中国贸易的英商，不论与何人交易买卖，均听自便。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南京条约》。
历时两年多的对外战争，清朝政府支出战费700万两，战后赔款2100万元，加上战争期间英国侵略军的无耻抢劫和战后鸦片的继续大量涌入，清王朝本已十分拮据的国库开支，濒于崩溃。为了偿还赔款，弥补亏空，道光在战后已顾不了许多，只有默认各级官吏尽情搜刮民脂民膏了。
公元1850年农历正月十四日，节俭一生的道光，外耻未雪，内忧未除，饱含一腔恨和愁，悄然长逝。
文宗奕詝
（公元1831年～公元1861年）
在位时间：公元1850年～公元1861年
曾用年号：咸丰
谥号：无
庙号：文宗
安葬地：定陵
公元1831年，奕詝出生。
公元1850年，奕詝即位，是为清文宗，又称成丰帝。
公元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公元1856年，亚罗号事件爆发，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
公元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
公元1861年，咸丰病死。
咸丰帝奕詝即住时，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紫荆山前金田村爆发。接踵而来的又有英法联军之役，迫使咸丰逃往热河承德。咸丰在位11年，民怨沸腾，而十余年间太平天国的致命威胁和外国列强在战争的咄咄逼人都使他往往中夜彷徨，一筹莫展，于是寄情声色，醉生梦死，临死前两天还传谕“如意洲花唱照旧”。志高才疏的咸丰帝陷于祖宗的框框之中，未能跨过这一门槛，终于怀着无穷的忧虑，去了那个没有忧虑的世界。
自幼丧母兄弟不和
咸丰帝奕詝的幼年十分快乐，对着优越的生活。但他生母孝全成皇后的病死，使不到10岁的戍丰帝受到极深的痛苦，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一丝阴影。之后，咸丰帝由恭亲王奕的生母静贵妃抚养。静贵妃十分同情小奕，对他非常爱怜，处处关心照顾他。而咸丰帝对静贵妃也十分感激和尊重。
奕詝和奕沂年龄相差不大，两人从小共同读书习武，亲密无间。可随着年龄的增长，过去两小无猜的情形再也不复存在了，两人都希望自己能继承皇位而明争暗斗。
一次，道光帝亲自考问奕和奕，奕按照师傅所教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咸丰帝则按照师傅的指点，只是伏地痛哭。道光帝认为咸丰仁孝，心中十分喜悦。经过几次的反复考察，道光帝决定立奕为皇太子，封奕为恭亲王。
1850年正月十四日，道光帝病死，20岁的奕詝正式即位。咸丰帝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便任命恭亲王奕为军机大臣。这不仅是出于兄弟之情，而且也因为咸丰帝知道弟弟有才能。但恭亲王对哥哥继承皇位并不服气，因此心怀不满，恃才傲物。这就使咸丰帝逐渐失去了对恭亲王原有的信任，结果是兄弟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冷淡。
后来，恭亲王的生母静皇贵太妃因为认为自己抚养咸丰帝有功，应该得到皇太后的封号。而恭亲王也想借母亲晋封皇太后来提高自己的地位，所以对此事非常积极。可是咸丰帝认为这不和祖制没有答应。1855年，静皇贵大妃病危，咸丰帝前去探视，恰巧碰上恭亲王从太妃的房中出来，便询问病情如何。没想到，恭亲王在这个时候提出封号的问题，咸丰帝一时不知所措，只有“哦，哦”应付了两声，使得恭亲王以为咸丰帝答应给静皇贵大妃以皇太后的封号，便十分高兴地赶往军机处传皇上的旨意，立即置办册封礼。咸丰帝闻讯后，已经是木已成舟不便更改。但咸丰帝却认为这是恭亲王有意胁迫自己，非常气恼，下令减杀太后的丧仪，不按太后的规格发丧，并罢免了恭亲王的职务，不准他亲自料理太后的丧事。直到咸丰帝病逝，恭亲王也没有得到重用。
整顿吏治打击腐败
咸丰帝即位时的清王朝是一派政治混乱，财政匮乏，百姓民不聊生的景象。即位后的咸丰帝决定对清王朝的统治政策进行全面的修整，试图中兴清朝。针对清王朝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大臣们结党营私，互相倾轧的现象，咸丰帝决定首先整顿吏治。咸丰帝罢免了军机大臣穆彰阿，处死了大学士耆英，使朝野为之震动。同时，咸丰帝提拔了一批他认为有才能的人。这些人虽然帮助咸丰帝处理了一些军政大事，但并不能扭转清朝的命运。
特别是这些人随着官职的升迁，渐渐地也开始专横揽权，又造成清政府新的内部矛盾和斗争。其中以肃顺最为典型，他依仗咸丰帝对他的信任而为所欲为，独揽大权。
咸丰帝在整顿吏治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腐败现象的治理。由于科举考试中的行贿受贿及舞弊事件时有发生，使咸丰帝十分担忧，害怕长此以往会危及自己的统治，所以决定加以整顿。1858年顺天府的乡试中出现舞弊，咸丰帝借此对所有监考官或杀或革职或贬，受株连的有数十人。之后，在肃顺主持下查出的铸币局贪污案中，有十几位户部官员被杀，株连者达数百人。
经过咸丰帝一系列的措施，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肃顺等人也利用这一机会，结党营私、打击异己，更加剧了清朝内部的分裂和斗争。
剿内御外忧虑而死
在咸丰帝没有登上帝位的宝座时，农民起义已经在西南边陲时有发生，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可是，咸丰帝对此没有加以重视，结果，在1850年的十二月十日这天，洪秀全等人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洪秀全称天王。这时，咸丰帝即位才刚满十个月，他闻讯大为震怒，马上派兵前去平剿。然而，令咸丰帝没有想到的是，清军虽然人多马壮，但却未能实现他的准备把天平军扼杀在摇篮中的设想。相反的是天平军在天王洪秀全等人的领导下，摆脱了清军的围追堵截，于1852年冬天，接连攻克了湖北的汉阳、汉口和武昌等地，并于1853年年初占领了南京，接着改南京为天京.建立政权。由此，咸丰帝深深感到他的统治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在连续失败的打击下，咸丰帝冷静下来，他认识到要想增强清军的战斗力，打败天平军，光依靠八旗军是不行的。于是，咸丰帝接收了大臣的建议，重新采用旧制办团练。这一政策也确实收到是成效，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曾国藩带领的湘军。湘军在曾国藩的管制下，纪律严明，内部稳定，有较强的战斗力，成为平剿天平军的重要力量。
自满人入中原建立清朝起，清王朝就有抑制汉人的传统祖制，因此，清朝统治者在用汉人的同时，也在防着汉人。这就使咸丰帝不敢放手重用汉人曾国藩，而是把希望寄托在由八旗兵组成的江北、江南大营身上，甚至任命一些满族将领或直接插手湘军的事务，或率领八旗军配合湘军作战，以此监视曾国藩。但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江北、江南大营先后被天平军摧毁。与之相反的是湘军在曾国藩等人的精心经营下，实力逐步增强，成为清政府对付天平军的最有力的武装力量。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咸丰帝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大江南北的水陆各军均归曾国藩节制。至此，咸丰帝才开始真正重用曾国藩。
咸丰帝知道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决定在物资力量的强弱上，但太平天国起义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军需也大增，这使本来已经十分困难的清朝的财政更加捉襟见肘。咸丰帝为了镇压大平天国，首先便是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咸丰帝在大臣的策划下，采取了捐纳、铸造犬钱、发行钞票和征收厘金等一系列的措施，其中以厘金尤为重要。厘金是一种商税，分为行厘和坐厘两种，也就是过境税和营业税。由于厘金在扬州征收时初见成效，因此咸丰帝在1857年把征收厘金推行全国各省实施。虽然厘金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清政府的财政困难，但也加深了老百姓的负担。
1856年九月正当咸丰帝为镇压太平天国忙的焦头烂额之际，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侵犯广州，与此同时，法国也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与英国狼狈为奸，一起进攻中国，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然而，这时的咸丰帝虽不愿意英法列强来掠夺自己的权益，可是他已经被太平天国运动搞得力不从心，使他不敢放手去对付外国侵略者。面对内外两种压力，咸丰帝从心中由衷地发出了和战两难的感慨。面对这种情况，咸丰帝采取了软硬兼施和恩威并用的政策，他命令两广总督叶名琛根据这一政策要灵活掌握，但不能轻言议和。1857年11月，广州被英法联军攻陷，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咸丰帝认为这是大清王朝的耻辱。但咸丰帝仍然坚持刚柔并济的策略，派大臣去与英法联军晓之以理，若英法军队主动退出广州，只是要求通商，则清政府可以根据情况而定；若英法军拒不退兵，清政府则要用武力把英法军驱逐出城。这时的英法联军为了进一步逼迫清政府以捞取更大的利益，立即率军北上，于1858年的三月攻陷大洁口，直逼天津。咸丰帝无奈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英法联军退兵使军事危机暂时解除。可之后，咸丰帝越想越不是滋味，对条约的签订很有悔意，于是便想通过谈判使条约失效。英法列强岂能答应，咸丰帝非常气恼，决定修筑大沽炮台，并命令“洋人北来，我军必先开炮”。
1859年，英法英三国的公使进京换约，咸丰帝要求三位公使按照朝贡国进京的礼节进京，并指定他们必须从北塘登陆，经天津到北京。这遭到三国公使的断然拒绝，还要求咸三帝撤除大沽口内所设的炮台，而咸丰帝也坚持不准，双方呈僵持状态。五月二十五日，英法美的舰队炮轰大沽炮台，遭到早有准备的清朝官兵的还击，英法美的舰队败退。大沽之战的胜利使咸丰帝异常兴奋，宣布完全取消《天津条约》。但英法方面哪能轻易罢休，为报大沽一战战败之仇，英法联军于1860年六月十三日，驶入勃海湾。由于清军的落后和战路的失误使清军节节败退，而英法联军却长驱直入，逼近北京。
咸丰帝对此束手无策，于是命恭亲王为议和全权大臣后，带着一批亲信大臣和嫔妃仓皇逃出北京，来到热河的避暑山庄。在内忧外患的打击下，咸丰帝长期以来郁郁寡欢、忧心忡忡。在这种情形下，咸丰帝开始沉湎于声色，致使他的身体健康严重受损，经常痛泄呕血。但他仍以酒色取乐来麻痹自己，健康状况更加恶化，1861年七月七日，咸丰帝病死，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再也不用担心什么了。
穆宗载淳
（公元1856年～公元1875年）
在位时间：公元1861年～公元1875年
曾用年号：同治
谥号：穆宗
庙号：无
安葬地：惠陵
公元1856年，载淳出生。
公元1861年，载淳即位，是为清穆宗，又称同治帝。
公元1874年，同治病死，年仅19岁。
同治帝一生只活了19岁，在位14年。在此期间，清朝政府虽然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重臣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等一系列的农民起义。并且也办了一些所谓的“洋务新政”。但这些与同治皇帝都没多大关系。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实际上是慈禧，同治帝一直在他母亲西太后的挟制之下，他只不过是个傀儡罢了。载淳幼年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顽童，亲政以后，作为一个青年皇帝，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亲政两午后，便病死。
坦年幼继位少不更事
1856年同治帝载淳出生，他的出生使一直渴望有个儿子的咸丰帝高兴异常。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由懿嫔晋封为懿妃，第二年又晋封为懿贵妃，这便是以后的西太后慈禧。
载淳的母亲那拉氏因为儿子给自己带来了恩宠，加之“母以子贵”的观念，将来儿子会是她手中的资本，况且载淳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所以在载淳幼童时的几年内，那拉氏还是十分细心照顾他的生活。而父亲咸丰帝更是对他寄以殷殷希望，希望他在成年后能继承大业。
这些都使载淳过着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可是，快乐和幸福是短暂的。1861年咸丰帝病死，年仅5岁的载淳在热河继位。咸丰帝死前留下遗诏由以肃顺为王的8位“赞襄政务大臣”辅佐载淳，于是肃顺为主的一方与西太后为主的一方，开始了一场夺权斗争。而同治帝载淳从此便跌入痛苦和郁闷的深渊。
其实，在咸丰帝生前，西太后那拉氏就因肃顺等人受到皇上的宠信、权力过大而十分嫉恨，因此，双方时有摩擦。待同治帝载淳继位后，肃顺等人以“赞襄政务大臣”之名，仍手握朝廷大权，主掌朝政，这就引起权力欲极强的两太后的极度不满，所以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化。西太后为了能在这场专权斗争中取胜，在征得东太后的同意后，密旨令留在北京的恭亲王奕速来热河议事。恭亲王奕同样对肃顺等人的专横不满，在到达热河后，与两太后密谋返京后发动政变。之后，奕立即返京做好政变的准备，而西太后则在热河坚决主张回京，肃顺等人没有考虑太多而表示赞同。九月二十九日回京直十月六日，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西太后在奕的支持下，颁布多道谕旨，肃顺被斩首，其余七人或自尽，或革职流放，肃顺等人的势力被彻底击垮。之后，西太后开始“垂帘听政”，同治帝从此也失去了家庭应有的温情和乐趣，成为他母亲西太后手中的工具和玩偶。
本来，同治帝自幼聪颖，也好学知上进。但父亲的早死，母亲的争权夺利，使他缺少父母的关心和爱护，致使同治帝只有与宦官们厮混，来找回失去的温暖。甚至后来，同治帝常微服出宫寻欢作乐，因此他再也不能安心读书，再多的良师也束手无策。
傀儡政权饮恨而死
虽然，西太后是同治帝的亲生母亲，但在西太后的眼中，权力要比亲情更为重要，儿子只不过是她争权夺利的工具而已。因此，西太后没有一个母亲应该有的温情，对同治缺少母爱。正因为如此，同治对母亲只是利用和控制自己很反感。1873年年初，同治帝亲政以后，西太后仍不放权，对朝政横加干涉，同治帝只是一个傀儡，这更加深了性格倔强的同治帝对母亲的不满，逐渐有了摆脱母亲控制的想法。可同治帝软弱无为，对此毫无办法。同时，西太后在生活上对同治也是蛮横干涉。
同治在他17岁时，选了侍郎崇绮之女阿鲁特氏为皇后。
同治帝十分喜欢皇后阿鲁特氏，两人情投意合。可是，西太后并不喜欢自己的这位儿媳妇，常常挑拨同治帝和皇后的关系，多次告诫同治，不要常到皇后的宫中，以免妨碍政务。却极力赞扬自己喜欢的慧妃贤惠，让同治多加爱怜。并派人时刻监视同治。同治对此敢怒不敢言，作为对母亲的抗议，他干脆一人独居乾清宫。
同治帝亲政后，没有什么政治作为，更因为手中没有实权，使他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修复圆明园的事情上了。尽管同治和西太后母子不和，但唯有在这一事情上，两人出现了从没有过的一致，无任何分歧。但修复圆明园这一工程非常庞大，耗资甚巨，不仅给清政府的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还将引起奢华的风气，因此大臣们多不愿意。在1874年的七月间，恭亲王奕多此上疏极力劝阻，这使同治帝大为恼怒，指责恭亲王无人臣礼，免除他的一切差使，由此发泄对修复圆明园持反对意见的诸位大臣们的不满。但在两宫太后的斥责和干涉下，同治帝只好撤销对恭亲王的处罚。而修复圆明园的事情，也因这场风波被同治帝和西太后暂时的放弃。
同治帝虽说一国之君，可他却没有皇帝应该有的尊严，而生活上又遭受母亲的监视和干涉，使他无法享受家庭的温暖和乐趣，这是同治十分的烦恼和苦闷。于是，他只有恣意纵情，频频出宫寻花问柳。长期以往，同治染上了梅毒，身体迅速垮了下来。虽然太医诊视后知道同治得病的原因，但不敢明言。西太后为了顾全皇家的声誉，也不好明说，便说同治得的是天花。由于大医用治天花的药给同治治病，致使同治的病情不断恶化。在同治病重期间，甚至病危的时候，西太后也没有给她的儿子一个母亲应给的母爱，只有皇后阿鲁特氏不断去看望同治，并亲自为同治擦洗身子，以尽夫妻之情。可西太后对皇后仍不喜爱，经常借故大骂皇后，使同治对母亲十分痛恨，却无力抗争，只得深深埋在心里。
1874年十二月五日，同治怀着对母亲的痛恨，皇后的眷恋离开人世。在之前，同治为了避免后继人重蹈自己的悲剧，曾口授遗诏给军机大臣李鸿章，要求找个年龄稍大的人继承皇位。但李鸿章把同治的遗诏迅速呈给了西太后，西太后看后，如雷轰顶，面色大变，当场便把这封遗诏撕毁了。在同治帝死后还不到100天，皇后阿鲁特氏在无法承受西太后的虐待后殉节而死。
德宗载湉
（公元1871年～公元1908年）
在位时间：公元1875年～公元1908年
曾用年号：光绪
谥号：
庙号：德宗
安葬地：
光绪帝19岁亲政，他富有年轻人的进取精神，愿意接受新思想，“不甘作亡国之君”，积极支持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心中的“救世主”。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以慈禧为主的清室贵族的阻挠。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清王朝改变旧章的一线生机被扼杀。光绪帝没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天颜戚戚，常若不悦”，心境悲怆，终其一生是屈辱和哀怨的悲剧命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只好挟光绪帝仓皇逃到西安。义和团运动后，各地反清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广泛传播，清王朝濒于覆灭的边缘。
公元1874年的一个冬夜，暮色中的紫禁城戒备森严，只见朝廷重臣们鱼贯而入。一路上，几个大臣偷偷议论道：“今天老佛爷召见我们，不知是何急事啊？”
另一个大臣说：“这些日子，皇上的病势是越来越重，会不会……”大臣们不由点了点头。不一会，这几个大臣就到了养心殿。不一会，太监李莲英出来唤诸位大臣进去，于是进了养心殿，向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请安后都立在一旁，慈禧太后顿了顿说：“我请众爱卿来，是为了商议皇嗣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皇上这几日，病势渐渐沉重，而皇上没有留下子嗣，为了免得到时候局促，我想请众爱卿来推举一下，众亲王中载字辈的嗣子们，有谁能堪重任啊？”诸王大臣跪下磕头道：“皇上春秋鼎盛，即有不豫，自能渐渐康泰，皇嗣一节，似可缓议。”慈禧后道：“我也不妨实告，皇帝今日已晏驾了。”
此语一出，王公大臣们哭也不好，不哭也不好，面面相觑。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同治帝要是死了，让谁继承还不是慈禧一句话。自己即使不满，也万万不敢趟这混水，于是一言不发。慈禧看大家也不说话，于是站了起来，走了几步说：“我看醇王奕子载可以继立，应即决定，不可耽延时候。”于是大臣们唯唯诺诺，纷纷点头称是，就这样，清朝入关后的第九个皇帝载登基即位，是为清德宗，又称光绪帝。
慈禧立光绪为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按照清朝家法，同治帝死后，应该在溥字辈中选择一人为嗣。但如果这样做的话，慈禧就升任太皇太后，也就无法继续控制清王朝的大权，这对权欲熏心的慈禧来说，无疑是一件难以接受的大事，因此，她必须在与同治同为载字辈的皇族中寻找一个子弟来即位。慈禧在5岁的同治帝即位后垂帘听政，尝到了立幼主的甜头，她当然不可能立一个年龄较大的皇族子弟为帝，因此便把目光投向了年仅3岁的载。立载为帝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载既是自己的侄子，又是自己的外甥，关系密切，利于控制。就这样，小光绪离开了亲生父母，进入宫中，被迫认慈禧为唯一的母亲。
慈禧为了控制光绪，采取了恩威并用的手段。她一方面对光绪关怀备至，又严令宫中太监要经常告诉光绪，他不是醇亲王的儿子，慈禧才是他唯一的母亲；另一方面，慈禧还给光绪制定了一些不可违背的规矩，光绪每天早晨都必须去慈禧的住处问安。随着光绪年龄的增大，慈禧对他也越来越苛刻，甚至是有些不近情理。就这样，年少的光绪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整日生活在慈禧的淫威下，给光绪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阴影。此后，光绪非常害怕见到慈禧，见了面也是战战兢兢。
光绪没有人身自由，只有把全部心思投入到读书中去，也许只有那个时候，光绪才能忘却慈禧的阴影。光绪有一个好帝师，这就是翁同和。当过同治帝师傅的翁同和对这个小皇帝非常爱护，他希望能把光绪培养成一个治国安邦的明君。光绪得到这个好老师的谆谆教诲，逐渐充实自己的知识，也逐渐有了参政的意识。这对慈禧来讲无疑是晴天霹雳，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傀儡，怎么能反戈一击呢？于是慈禧想方设法阻止光绪亲政，直到公元1889年光绪大婚以后，慈禧才假惺惺地宣布归政。
光绪结婚时，按规矩要立皇后和妃子，慈禧已经为光绪“钦定”了皇后和两个妃子。皇后是慈禧的侄女，都统桂祥的女儿，妃子是礼部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光绪帝连选自己皇后和妃子的权力都没有，又怎么能掌握国家大权呢？
就这样，婚后的光绪“亲政”了，但他只是坐在龙椅上看着那些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的慈禧宠臣们争论不休，然后回到寝宫休息。而所有军国大事，都要送到慈禧那里请示，光绪仍是个招牌皇帝。
尽管如此，这个年轻的皇帝凭借着青年人所特有的锐气，鲜明地表明着自己对国家军政的态度。还是在光绪年幼时，中法战争爆发，在翁同和的支持下，他坚决同意张树声和张之洞等人的抗战主张。在他成年后，中国出兵帮助朝鲜镇压人民起义，结果被明治维新后日益强大的日本偷袭，中日战争迫在眉睫。但这并不关慈禧的事，慈禧关心的是她的60大寿，甚至把军饷挪用到大寿典礼的筹备款中。而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则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坚决表示对日抗战，并一再催促李鸿章加紧备战。
战争终于爆发了，李鸿章在战事紧迫和光绪帝的一再催促下，终于开始抗战。光绪帝为了积极筹措军饷，力劝慈禧停止营建颐和园，慈禧没有办法，只好答应简化庆典的准备活动，同意光绪的要求。
战争在李鸿章的消极抗战下，呈一边倒的形势，很快日军就侵占了抚顺，将整个抚顺城杀得只剩下38人，又在威海卫海战中，全歼北洋水师。消息传来，吓得慈禧及一班投降派大臣赶紧请求议和，光绪虽力争，但还是在慈禧的逼迫下，无奈地在条约上签了字，这就是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一批具有民族责任感的文人官吏活跃起来，或行富强之道，或上自强之书。光绪帝虽在条约上签字，可每一笔每一划都像一把把刀子在割着他的心。国家的衰落，强国的蛮横，使光绪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他在寻找一条可以富国强民的道路。已经转变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翁同和又适时地指导了光绪，他建议光绪向西方学习，并向光绪推荐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导人康有为等人及其主张。光绪在了解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后，在翁同和、康有为等人的劝导下，决定向日本学习，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公元1898年，光绪冲破了重重阻力，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
在这个诏书中，光绪帝尖锐地鞭挞了那些墨守成规、阻挠变革的守旧势力，沉痛地指出了中外悬殊、国势衰败的严酷形势，明确指出了革新的合理性，并下令朝野内外都要努力，发愤图强。
《明定国是诏》的宣布，犹如一声惊雷，引起了朝野上下不同的反响。一部分开明官吏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拍手称快，纷纷行动起来，为变法的实施而努力。但当时的中国社会，无论是朝中王公大臣，还是地方上的百姓，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自然反对派就占了大多数。
并且要在中国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根本行不通的。很快，顽固派就开始反击了。
当《明定国是》的诏书颁发才四天，慈禧太后就于6月15日将翁同和从光绪身边赶出北京，去除了光绪的左膀右臂，接着又规定，凡授二品以上的新任官员，都要到太后面前谢恩，这就控制了光绪帝的人事任免权，防止维新派获得高级官职。6月23日，慈禧太后又逼迫光绪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统率北洋三军，慈禧太后又用光绪帝的名义，宣布10月19日往天津检阅荣禄军队，准备到时发动政变，逼迫光绪帝退位。
同时，慈禧太后还派出大批亲信太监，暗中监视光绪帝，把守各处宫门，盘查出入人员。维新派已在慈禧太后布置的天罗地网之中。
维新派既没有掌握军政实权，也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从来都是十分错误的。
他们把当时各地进行斗争的人民群众视作“盗匪”，命令官贝查拿、镇压。在这危急的时刻，他们当然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他们反复商量，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托庇于袁世凯的军事力量。
就在这紧要关头，善于见风使舵的袁世凯又将变法推向了死胡同。在戊戌变法高涨时，北洋军中的重要将领袁世凯，曾投机参加强学会，一度表示过赞成变法。
光绪就在康有为等人的支持下，两次召见手握一定兵权的袁世凯，希望他能为变法出力。后来谭嗣同又夜访袁世凯，请求袁世凯杀掉荣禄，包围慈禧所住的颐和园，袁世凯假意答应。随后，光绪帝又第二次召见袁世凯，命他保卫自己，要他保护新政。
袁世凯答应了，但随后后立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
荣禄连夜乘专车进京，赶往颐和园向慈禧报告。袁世凯由于这一叛卖行动，从此飞黄腾达起来，他用维新派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而将变法维新运动陷于血泊之中。第二天凌晨，慈禧气急败坏地从颐和园赶到紫禁城，闯进光绪帝寝宫，怒斥光绪道：“我抚养你二十多年，你竟然听信小人的话，要谋害我！”光绪吓得脸色发白，浑身战抖，结结巴巴地说：“我没那个意思。”慈禧骂道：
“蠢东西！今天没有我，明天还会有你吗？”于是下令把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并以光绪的名义宣布因病不能亲理政务，从9月21日起由慈禧太后“临朝听政”。
同时，下令大肆搜捕维新派和倾向维新派的官员，康有为等人逃走，只有谭嗣同还在到处活动，想要营救光绪帝。有人对他说，这样太危险了，劝他赶快逃走。他回答说：“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而能成功的，中国今天没有人为变法流过血，所以国家不能昌盛，现在就从我开始流血吧！”他已抱定了为变法牺牲的决心，因此他沉着等着逮捕。入狱后，他在狱中墙上题诗一首，留下了广为传诵的名句：“我自横刀向天笑！”慈禧太后下令杀死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六人。他们被称为“戊戌六君子。”临刑时，谭嗣同神色从容，毫不畏惧。当屠刀举起时，他挺胸昂首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百日维新期间推行的全部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等少数几项措施以外，都被废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至此彻底失败了。
此后，光绪就被软禁在四面环水的瀛台，郁郁寡欢，10年后，即公元1908年，这个有心改革图强的皇帝抱憾死去，享年38岁。
宣统帝溥仪
（公元1906年～公元1967年）
在位时间：公元1908年～公元1911年
曾用年号：宣统
谥号：无
庙号：无
安葬地：北八宝山革命公墓
公元1906年，溥仪出生。
公元1908年，溥仪即位，是为宣统帝。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溥仪宣布退位，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终于结束。
公元1917年，溥仪复辟，12天后再度宣布退位。
公元1924年，溥仪离开紫禁城。
公元1931年，溥仪在日本人保护下前往东北。
公元1932年，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一年后称帝。
公元1945年，随着日本的投降，伪“满洲国”覆灭，溥仪被进入中国东北的前苏联军队俘虏。
公元1950年，溥仪回到中国，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
公元1959年，溥仪被特赦释放。
公元1967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溥仪去世，享年62岁。
唯我独尊的皇帝生涯
公元1908年，被慈禧关在瀛台的光绪，在郁郁寡欢中渡过了10年后，终于一病不起。消息传来，大病缠身的慈禧下令光绪弟弟载沣的儿子，年仅3岁的溥仪接到宫中抚养，以便等光绪龙驭归天后，第三次扶幼帝上台，再度垂帘听政。没想到，光绪死后，慈禧也在次日归天。临终前，慈禧将隆裕皇后及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召来，让他们负责辅佐这个小皇帝，安排完诸事后，慈禧终于完成了她弄权荒淫的一生。
溥仪就在懵懂无知中，由自己的父亲，摄政王载沣的抱上了龙椅，开始了他作为清朝乃至整个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的生涯。在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年仅3岁的溥仪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更何况那些或年老或年轻的官员们跪倒在自己的面前山呼万岁，把溥仪吓得竟想尿裤子，于是向站在一旁的父亲要求上厕所。面对繁复缛杂的登基大典，摄政载沣也不得不安慰这个小皇帝说：
“就快完了，就快完了。”殊不知这句话竟成了一句预言，腐朽不堪的大清王朝终于在三年后在全国风起云涌的革命中走向了灭亡。
溥仪终于完成了登基大典，成为“真龙天子”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痛痛快快地撒了一泡“龙尿”，然后就坐在大殿里听着父亲对朝政的处理。听着听着，身上这身沉重的龙袍压得溥仪喘不过气来，不久便昏昏睡去。
坐“真龙天子”的感觉是既喜也悲的，喜的是想不到“普天之下”，竟然都是自己的“土地”；“四海之内”，竟然全是自己的臣民。除了同治和光绪两位先帝的后妃，无论平辈兄弟还是亲族长辈，也不管是头发斑白还是教他读书的师傅，所有的人见了他都要磕头。悲的是自己的名字从此无人敢提，取而代之的是皇帝、皇上、万岁爷或者老爷子；行动也失去了自由，无论是吃喝拉撒睡，旁边都有低垂着头的太监宫女，这令他如芒刺在背，不无恐惧。但他毕竟只是个3岁的孩于，正是接受启蒙教育的年龄，在这种唯我独尊的生活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逐步坦然处之。
就在溥仪在古老的紫禁城里接受着做皇帝的教育时，外面的天地正在酝酿着一场大的变革。首先是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自戊戌变法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放弃了自上而下的温和革命，进而采取以武力夺取政权的斗争，从进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开始，革命党人就不断在全国各地发动暴乱，弄得焦头烂额的清廷东扑西救，忙得不亦乐乎。与此同时，朝廷内部的斗争更是愈演愈烈，而矛盾主要集中在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和袁世凯身上。载沣自从掌握朝政大权后，就有心想借机报其兄光绪皇帝10年囚徒生涯之仇，杀掉袁世凯，况且袁世凯的权力已大大威胁到清朝皇室的权力。不杀袁世凯，似乎清廷就会被颠覆，载沣咬牙切齿地说，没想到他又一次做了预言大师，袁世凯确实颠覆了清王朝的统治。
袁世凯是在当年李鸿章所建立的北洋新军里起家的，后来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向慈禧告密，从此便青云直上，逐步使北洋军成了完全听命于他一人的袁氏武装。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成为清廷和革命党人争取的对象。袁世凯此时大玩两面派手法，一方面装出一副既忠于朝廷，又不得不顺应时势的样子，规劝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交出政权，逼迫溥仪退位。另一方面又利用手中的兵权、清王朝和赞成共和的虚假承诺，诱逼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答应由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要求。于是，在袁世凯的操纵下，6岁的溥仪不得不宣布退位，退居紫禁城，继续在宫里做他的皇帝。而袁世凯也顺利地接过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大印。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了，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还在皇宫里享受着国民的膜拜。无论是后来的民国历任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等人，还是各地军阀及包括胡适这样的新潮人物，也无论是在私函还是在公文中，都仍然把溥仪称为“大清皇帝陛下”，国民们仍毕恭毕敬地尊称溥仪为皇上。
此时的溥仪，已经渐渐长大了。尽管自己已经退位，他还是学会了养尊处优的皇帝生活，同时也开始有了些不同于先朝先代皇帝的举动。其实生于这个时代的溥仪与明武宗之类的皇帝比起来，还是非常幸运的。溥仪在接受新鲜事物的时候，可以不用像明武宗之类的人遭到口诛笔伐、百般鞭笞，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逐渐向现代化迈进的国家，大多数文人都在忙于新思想的争论，根本无暇顾及这个躲在紫禁城里的皇帝，即使有时间，也会对这个皇帝的所作所为大加颂扬。
所以溥仪尽管曾受到过良好的封建帝王教育，尽管也曾萌生过恢复天下的雄心，但等到他的英国老师庄士敦到来以后，溥仪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心超过了他想复辟帝位的雄心。尽管1917年辫帅张勋曾让他短暂地复辟了12天，但他对西方新生活的向往是越来越强烈。于是溥仪放着“御膳”不进，专吃西餐；放着象征皇权的龙袍不穿，偏要穿西服；放着大轿不坐，偏爱骑自行车；置祖宗的传统于不顾，把好端端的辫子一剪刀剪掉；放着大量可供“传话”的人不用，偏要装上电话；放着圣贤书不读，偏要订阅报纸……更有甚者，他为了骑自行车方便，竟下令将宫中所有的门槛锯掉，还曾想偷偷溜出紫禁城，去西方留学。这些举动，无不令皇亲遗老们担忧，于是便给他订下了亲事，于公元1922年12月1日为他举行大婚，一次就给他娶了一个皇后和一个妃子，试图用结婚来锁住这个“玩心”大发的皇帝的心。
大婚进行的那天，溥仪又一次动摇了，面对民国总统黎元洪为他婚礼所出动的大批保驾的军警，以及以民国政府名义送上的丰厚贺礼，使得溥仪明白了当皇帝的好处。于是，溥仪恢复祖业的雄心又再度萌发，新婚之夜，将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秀扔在洞房里不管，跑到养心殿苦苦思索结婚以后如何“亲政”。
但溥仪的“亲政”还没有开始实施，他就不得不和皇后、妃子及太后太妃人等人离开了紫禁城，原因是第二次直奉战争，跟随吴佩孚进入山海关的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小朝廷赶出了紫禁城，至此，溥仪结束了他15年的大清皇帝的生活。
被赶出紫禁城的溥仪，终于摆脱了那些迂腐不堪的王公大臣对他的束缚，他开始按照自己的设想，去实现“恢复祖业”的雄心壮志。此后，在日本使馆的保护下，溥仪放下了皇帝之尊，频频与那些手握兵权的大小军阀见面，花费大量金钱去笼络他们，企图通过他们发动的“兵变”，再把他这个皇帝重新扶上龙椅。但是，溥仪彻底失望了，这些军阀统统欺骗了他，或者对帮他复辟的事情无能为力。于是，溥仪将目光投向了一直“保护”
他的日本人。当时日本人对这个末代皇帝倒也另眼相待，一直把他作为“皇帝”，尤其是日本军界，准备随时“支持”
他“重登大宝”，这一切，给溥仪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公元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悍然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领土。为了加强对东北的控制，日本人次定将溥仪迎回他的老家去，做“满洲国”的皇帝。
对于这个邀请，溥仪喜出望外，身边除日本人的走狗郑孝胥以外，都极力反对他“北幸”，认为他这是第二个石敬瑭。南京的蒋介石也派人来说，只要他不去东北与日本人合作，可以恢复民国初的优待条件。但溥仪仍然不顾，于公元1931年11月1日夜，在日本军警特务的“保护”下，溥仪悄然前往东北，出任由日本人建立的伪“满洲国”的执政。
梦想复辟的傀儡皇帝
溥仪有些愤怒了，这并不是对日本分裂祖国的行为感到愤怒，而是对日本人背信弃义，取消他的帝位尊号而愤怒。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下，溥仪还是不得不屈就这个“满洲国”的“执政”，不管怎么讲，他还是在即位以来第一次“亲政”了。为了这第一次“亲政”，溥仪煞有介事地将“执政府”办公楼改名为“勤民楼”，然后每天早早起床，前往“勤民楼”“办公”。但不久他就发现，无论大小诸事，他这个“执政”只要在呈上来的文件上签个字，和那些“总长”们聊聊天就算完成“办公”了。而“军国大事”，都是由日本人担任的“次长”
们决定的，甚至“满洲国”的大小官员，都是由日本人提名，然后他宣布任命的。这个“执政”，原来只是做一个招牌傀儡而已。
溥仪有些气馁了。但一年后他又重新振作起来，原因是日本人见他任“执政”期间非常听话，于是准备满足他当皇帝的愿望。在日本人的同意下，溥仪于公元1934年3月1日第三次登基，就任“满洲国皇帝”，年号“康德”。
溥仪满心欢喜地坐上了日本人为他搬来的龙椅，开始享受君临天下的一切“尊荣”：无论是在称呼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上，日本人似乎也对他有了足够的尊重，一切均按照日本天皇的礼制来对待这个“满洲国皇帝”。
尤其是日本人于公元1935年4月为他安排的访日之行，更让溥仪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皇帝。在日本，溥仪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庞大的护航舰队、裕仁天皇亲自迎接、检阅日本三军、日本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
使飘飘然的溥仪回来后就大谈满日亲善，说什么无论是满洲人还是日本人，“如果不忠于满洲皇帝，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不忠于日本天皇，就是不忠于满洲皇帝”
等等。
溥仪并非不知道自己不过是日本人的傀儡，但他只要拥有表面的权威就可以了，至于是否有实权，他现在也不是那么看重。但随后日本人炮制的“帝位继承法”
和命令溥仪的弟弟溥杰与一个日本女人完婚的举动，令溥仪彻底放弃了恢复祖业的妄想，不再追求实际的和名誉的皇帝，只求保住性命就行。于是自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溥仪唯日本人之命是从，签发大量出卖民族权益的政令、军令，到后来更是连自己的祖宗都不敢祭祀，把日本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于公元1940年请到长春，作为祖宗供奉起来。还得战战兢兢地听“准父亲”日本人吉冈安直对他的训斥，只有到这时，溥仪才会想起从临来东北前，身边的人所说的那句话：“不要忘了石敬瑭！”
溥仪傀儡皇帝的生涯直到公元1945年8月15日才算结束。这天，前苏联军队进入东北，抓获了准备乘飞机逃跑的溥仪，并作为重要战犯，送到前苏联关押。
成为公民的末代皇帝
在前苏联离中国不远的伯力收容所，溥仪渡过了5年的拘留生活。在此期间，溥仪的个人生活方面依然按照皇帝标准，摆着皇帝的架子。他从不曾自已穿过衣服、叠过被子，甚至连脚都没有亲自洗过，这些事情，都交给了和他关押在一起的溥杰、侄子小秀、小固、小瑞，甚至还有他的岳父荣源。提名也愿意以臣仆的身份，伺候着这个战俘皇帝，暗地里仍然是皇上，只不过不再明着叫皇上，而是改称“上边”。
因此，这个时候的溥仪，仍然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皇帝，仍然没有成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直到他于公元1950年7月被送回中国后，他才开始从皇帝到人民的转变。
其实溥仪是非常不愿意回到中国的，不论是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华民国还是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谁都不会放过他这个皇帝。蒋介石曾警告他不要去东北跟日本人合作，而只是道听途说得来的对共产党的印象，也形同“洪水猛兽”。因此溥仪曾争取过流亡海外，甚至拿出部分价值较差的珠宝首饰捐献给前苏联政府，但溥仪还是来能得偿所愿，还是被移交给共产党的中国。
溥仪临回国之前，就认定自己必死无疑，处处在进行翻身斗地主的中国人民，肯定会将他这个头号大地主碎尸万段。可是他又一次错了，回到国内后，政府并没有处死他，而是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这里，溥仪受到了与其他战犯同等的待遇，洗澡、换衣服、发生活必需品，甚至还给配发了香烟。这使溥仪感到非常震惊，但接下来的事情，又让他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战犯管理所看见他仍然暗地里享受着唯我独尊的生活，于是便将溥杰等家族成员分开，安排他和其他战犯住在一起。
从此，这个战犯皇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面对从来没有碰过的牙刷，他甚至不知道怎么去把牙膏挤出来，涂在牙刷上，他还得自己穿衣服、吃饭、整理床铺、洗脚、洗衣服，甚至还得和别人一样值日，打扫房间卫生，提倒马桶。面对这些难题，溥仪开始选择的是抵制，他认为这是人民政府对他的有意难堪，但同时他也为自己事事落于人后而痛苦不已。这时，战犯管理所的同志终于来找他谈心了。溥仪终于明白，共产党是不可能杀他的，而是要把他改造成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让他做新人，进入新社会，过新生活。
在战犯管理所同志的帮助下，溥仪渐渐学会了生活自理，再也不会出现他还没穿好衣服，别人就已经出操；他还没洗漱完，别人已经开始吃饭的情况，他已经能够满心欢喜而又骄傲地站在别人面前说：“瞧，我已经能够自己补衣服了！”
但他真正完成改造，还是在公元1955年外出战犯管理所参观和公元1957年会见七叔载涛。
公元1955年，战犯管理所带着溥仪一行到东北各地参观，请各方面人述说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暴行，和伪满政权的倒行逆施。面对当时唯命是从、犯下滔天罪行的溥仪，人民并没有过街喊打，而是以热情帮助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昔日的皇帝，这使得溥仪深受感动。溥仪看着新中国的成就，回想着过去的无知和残暴，慢慢有了正常人的感情，并开始有了过正常人生活的盼望。
公元1957年，溥仪又见到了七叔载涛。载涛告诉溥仪说，爱新觉罗家族的老人和青年一代，都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力尽所能，载涛更是当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并曾多次受到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载涛来见溥仪时，毛泽东还要他代问这个“皇上”好。深受感动的溥仪真的改变了，真的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再是那个曾想恢复祖业的封建帝王。
公元1959年，溥仪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签发的特赦令，是年12月4日，溥仪被释放，回到了阔别35年的北京。进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工作，后来又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负责清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并开始撰写自传《我的前半生》。
此时的溥仪，已经是孤身一人，原来的皇后婉容成了疯子，而淑妃文秀则与他离婚，成为历史上唯一的敢于与皇帝离婚的妃子。日本人还曾给他找了一个妃子，但随着日本的战败，这个妃子也离他而去。因此已过天命之年的溥仪，仍然过着单身生活。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排下，溥仪与北京关厢医院一个普通的女护士李淑贤于公元1962年4月29日结婚，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婚后，溥仪夫妻相亲相爱，使溥仪终于尝到了人间真正爱情生活的甜蜜和幸福。
正当溥仪沉浸在幸福生活中的时候，病魔已经进入他的身体，他患的是肾癌。虽然有妻子细心的照料，虽然有周恩来的关怀，虽然有专家为他精心治疗，这个末代皇帝还是于公元1968年10月17日病逝，享年61岁。
溥仪病逝后，按照周恩来的特别指示，年后八旬的载涛主持将溥仪的遗体火化，骨灰寄存在八宝山人民骨灰堂。
公元1980年5月29日，党和国家政府为溥仪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将溥仪的骨灰盒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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