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受印象派影响，毕加索在西班牙时开始用蓝色调画贫苦潦倒的人们。1906年，受非洲黑人艺术和塞尚画风的影响。开始对绘画形式结构进行探索。向往和平是毕加索毕生的追求和创作的永恒主题。
走向巴黎的“死婴”
1881年10月25日晚上，一个中年男人急匆匆地穿过西班牙马拉加市的马尔赛德广场，他的神情里透露出兴奋、焦急和不安。他是一位有名的医生，叫作萨尔瓦·鲁伊斯·布拉斯科。此时，他的嫂子临产，而他的哥哥唐霍塞却外出未归，他正要赶去兄嫂家迎接小侄儿的出生。
一进门，萨尔瓦就感觉到屋子里出人意料的安静，隐隐还传来女人的啜（chuò）泣声。正在纳闷时，接生婆哭丧着脸走过来告诉萨尔瓦，他的嫂子玛丽亚·毕加索。洛佩斯生下，一个没有呼吸更不会蠕动的男婴。接生婆在经过全部努力之后，绝望地对着更加绝望的产妇说：“没有希望了”。空气好象凝滞（凝滞（nínɡ）：停止流动）充满悲哀，窗外是没有一丝光亮的天空，所有的人都转过脸去，母亲的脸上更是疲倦里透出绝望和无奈。“让我试试。”萨尔瓦吸足了一口雪茄，俯下身去，对准婴儿的鼻孔吹了进去。浓重的烟雾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这个似乎死去的婴儿发出了牛一样的吼声，然后一脸被烟呛（qiànɡ）坏的痛苦感。在一团烟雾中，20世纪最伟大的天才真正来到了这个注定要对他顶礼膜拜的世界。
幸亏萨尔瓦有经验，才把接生婆判断为死婴的毕加索从窒（zhì）息中解救出来。要知道，这是他父亲十一个兄弟姐妹所生的第一个男孩啊。
毕加索诞生于当天的23点1刻，是月亮和太阳都离地面最近的时候。
毕加索的父亲唐霍塞排行老九，他颇有艺术修养，一心想当个出色的画家，因而两耳不闻窗外事，被称为“不中用的人”。抚养家中老小的重担，挑在四哥帕布洛一人的肩上。帕布洛是马拉加大教堂的牧师，他忠厚、慷慨（慷慨（kānɡ kǎi）：充满正气），是家族中仅有的同意唐霍塞画画的人。唐霍塞也正是因为他的资助才得以成为马拉加的一个很不错的画家。
所以，当毕加索出世后，他怀着感激和补偿的心情，为孩子取名帕布洛。
小帕布洛3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唐霍塞正在某杂货店里和朋友们聊天，马拉加突然发生了剧烈的地震。他迅即跑回家，带领怀孕的妻子逃命。
他们来到了画家德格兰的家里，因为这座房子隐蔽在希柏尔法洛山的岩石后面。洛佩斯牵动了胎气，在那里生下了帕布洛的第一个妹妹洛拉。洛拉是帕布洛习画初期最喜欢的模特儿，他给她画了不少素描。
帕布洛传承了母亲的外貌和性情，而父亲对画画的痴迷更是融进了他的血液。他开始学的第一句话“毕斯，毕斯”，就是在要一支“Lapix（铅笔）”。他只要有一支铅笔一张纸，就可以令人惊讶地坐上几个钟头，他画上许多螺（luó）形图案，对母亲说，它们是一种叫做“托鲁埃拉”的甜饼。他最喜欢和伙伴们一起到马尔赛德广场去玩，那里不仅有很多鸽子，还有大片的沙坑，帕布洛用树枝和手指在上面尽情挥舞，他的周围总是有不少人，他们已经称他为“画家”了。
帕布洛不像其他孩子，在学步车里学着走路，他是推着奥力贝特牌饼干箱离开摇篮的，但他不是为了好吃，而是爱看饼干箱上刻着的简单的几何形体。
帕布洛经常去唐霍塞工作的美术馆，那里他父亲有一间专门的画室。唐霍塞基本上沿袭欧洲学院派的路数，虽然功底尚厚，却循规蹈矩（循规蹈矩：遵守规矩，缺乏想像力）。他给儿子最深的印象是他的画中经常出现鸽子。
父亲经常带着毕加索去观看斗牛表演。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斗牛士那漂亮的装扮和优雅的姿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斗牛士本身就具有牧师和运动员的双重身份，而斗牛表演本身所显示的冒险残酷热烈的精神，更对毕加索后来的画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小小的毕加索坐在人山人海的看台上，用那双兴奋幼稚的眼睛看着这项野蛮（mán）而刺激的表演，周围是狂热的人群的呐喊，毕加索有时候也站起来和大人们一起呼，当然声音是很微弱的。这种力量的冲击，对于那颗小小的心灵该留下怎样的震撼（hàn）啊！
毕加索似乎天生就喜欢斗牛，这种爱好可能是来自于他的吉卜赛血统，因为吉卜赛人几乎都是出色的斗牛士。事实上在后来的日子里，斗牛已成为毕加索无法绕过的题材和源泉。
毕加索要上学了。就像所有的天才一样，对于制度化的管理，毕加索肯定是无法适应的。
但是，那颗充满了想象力的心怎么能够被机械的课堂束缚住呢？于是，在课堂上，这个小孩子总是两眼盯着窗外愣愣地发呆，他满脑子都是窗户外面的小鸽子、好吃的甜饼，还有好看的斗牛士的衣服，要不就是盯着墙上的钟摆左右摇摆，盼望着指针快一点指到下课的时间。
毕加索实在不是个安分的孩子，只要坐不住了，就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然后趴在窗台上，一个劲地敲玻璃。这时候，住在学校对面的姑父安东尼奥就会来到学校，带着小侄儿出去散步，给他买糖吃。
由于妹妹的出生，母亲对自己的爱减少了，于是毕加索开始把感情转向父亲。像所有小孩子一样，他把父亲当成自己崇拜的偶像。他喜欢看父亲画画，他像个小大人似的托着腮帮子看父亲画各种各样的鸽子，而父亲成了毕加索的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绘画老师。
就这样，毕加索在宽厚的父爱下成长着。一天傍晚，唐霍塞给毕加索安排了一次画鸽子的作业，然后便独自一个人出门散步。
回到家里，唐霍塞看到儿子的作业早已完成，一只鸽子画得栩栩如生（栩栩如生（xǔ）：形容生动活活泼样子），而那一双脚趾更显露出毕加索不俗的功底和领悟能力。
唐霍塞被儿子的天赋（fù）震惊了，他心头的阴霾（mái）顿时一扫而光，希望的火花刹那间照亮了他的心扉，他郑重地把自己的全套“衣钵”：调色板、画笔和颜料都交给了毕加索，然后抚摸着他的头说：“孩子，好好地用你的画笔，从此以后，你就是它们的主人，我今后将不再画画了！”毕加索接过父亲的画笔，就像接过一项伟大的事业，他感觉自己突然间长大了。
1891年，毕加索10岁的时候，父亲带领全家告别了所有的人，由马拉加迁至了拉克鲁尼亚，他在达尔加达美术学校任教。在异乡的环境里，毕加索的精神状态始终是抑郁（抑郁：心情愤恨，不能诉说而烦闷）的，这里没有马拉加晴朗的天空，而且这里的学校上一些无聊的课，依然没有意思。
1892年，对儿子寄予厚望的父亲决定让儿子接受正规的艺术训练，于是毕加索成了达尔加达学校中的一员。从学校到家里，毕加索不断地作画。在这种严格的训练下，毕加索的绘画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
1895年1月10日，毕加索8岁的小妹妹康且塔死于白喉。
在妹妹临终前，毕加索一直守在她的床边，他不断地祈祷（祈祷：一种宗教仪式，信仰宗教的人向神默告自己的愿望）着：
“康且塔，你没有事的，你会好的。”
那张稚气的脸甚至已经憋得发红了，而眼里挂着晶莹的泪滴。他太喜欢这个满头卷毛的小妹妹了。他甚至想牺牲掉自己的绘画天才来换取妹妹的生命，可是妹妹最终还是死去了。一连很多天，毕加索沮丧之极，阴沉着脸。刚才还在自己面前活蹦乱跳的妹妹转瞬（shùn）间就再也看不到了，生命难道就是这样轻易就消失了吗？上帝其实根本帮不了我，我要与命运抗争。这是妹妹的死给毕加索带来的新的想法，从此他就靠着自己的一支画笔来战胜上帝，战胜整个世界，战胜自己的命运。
康且塔的死让本来就阴郁的父亲雪上加霜，他终于决定调动工作。他与一位巴塞罗那的美术教师对换了工作。在离开拉克鲁尼亚之前，他为毕加索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厅设在一家小百货店的后面。但是，这次画展一点也不成功，因为人们对于一个不过14岁的孩子的画缺乏足够的兴趣。
10月的一天，帕布洛跟着父亲爬上了一幢叫做交易大楼的高层建筑的最高几层，这就是巴塞罗那美术学校的校址。帕布洛很奇怪，这个学校怎么吊得这么高？，幸而一些雕像和喷泉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不然他对学校的印象就真是一无是处了。
帕布洛的腋（yè）下夹了几幅人物画，它们将是他能否取得入学资格的准绳。校长安东尼奥·恰巴，一位优秀的人物像画家，他看着这个才满14岁的孩子的作品，眼睛眯成一条缝。帕布洛站在一旁，非常紧张，他悄悄地隐到了父亲的后面，搓着冒汗的手心。
恰巴好不容易看完了，他抬起头对唐霍塞说：
“对我们学校，你的儿子比你更重要。”
开学的第一天，教室里吵吵闹闹。帕布洛坐在墙角的一个座位上，显得十分孤独，他除了知道这个教室里有个叫帕洛的学生外，一无所知。
唐霍塞知道以儿子的水平，在那个班上受了点委屈。他亲自找到校长，于是，帕布洛获准跳过个枯燥死板的初级阶段，参加了“古代美术、实物写生和绘描”的插班考试。
考试的结果吓了老师一跳。恰巴校长见他年纪小，原定期限一个月。帕布洛可受不了那么多，他只用一天就交卷了。那些作为考试的素描，上面盖有校印，至今还保存在该校。当看到少年毕加索的素描所表现出的无可否认的技能时，人们都感叹：这个天才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那些朴实而夸张的手法描绘的人体精彩生动，真实准确。
唐霍塞见儿子长进不小，就在普拉塔街给他租了一个房间做画室。
帕布洛第一次拥用自己的专门画室，自然兴奋不已，随手就在画布上涂了一幅好玩的《刺刀冲锋》。他把它带回家里，妹妹洛拉见了，吵着要。帕布洛不给，正闹得很僵，唐霍塞用一个漂亮的布娃娃哄住洛拉，才结束了这场兄妹之争。
帕布洛平生第一幅最重要的作品即将问世了。
1896年，为了参加一个大型展览会，16岁的帕布洛决定画一套具有“沙龙风格”的作品，他征求父亲的意见。父子俩商量了好外，最后选中了三个题材：《唱经班的男孩》、《第一次圣餐》、《科学与仁慈》——既有宗教的，又有科学的，反映了当时两代人的妥协。
4月，巴塞罗那全市美术展览会上，帕布洛的《第一次圣餐》陈列于经一展览室，标价1500比塞塔。5月15日的《巴塞罗那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对这次展览的综合评述，其中也提到了这幅画，称其“画中人物富于感情，线条明快”。
帕布洛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把自己的情绪、心理调整到最佳状态，就动笔画那幅著名的《科学与仁慈》。
唐霍塞对此也十分重视，他破天荒地亲自做模特儿，于是他就成了画面左边坐在病人床边的医生。唐霍塞一生拘谨（拘谨：（言语、行动）过分谨慎）踏实，极少照相，后人也许只能通过这位“医生”来想象他的模样了。帕布洛充分借鉴流行的印象派的技巧，在以赭（zhě）色、棕色表现悲悯（mǐn）和忧郁的同时，映衬着紫红、黄绿诸色，从而一扫伤感颓糜（颓糜（mí）：颓丧，不振作）之风，画面成熟稳重，泰然自若，虽然尚没有摆脱学院派的影子，却也对未来有所预示。比如，病妇那只柔软细长的手，就好比一段安详优美的语言，在款款倾诉。
《科学与仁慈》在1897年的马德里全国美展上获得了赞扬，接着又在马拉加市的全省美展上摘取了金像奖。
他在别人吹捧的光晕中，他在别人期待的眼神里，他上了报纸，上了展览。
帕布洛决意离开巴塞罗那。
在叔父萨尔瓦的资助下，毕加索来到首都马德里，顺利地就读于圣费尔纳多皇家学院。与父亲和叔父的期盼相反，毕加索常常不去上课，总是整天整天泡在普拉多美术馆。到了后来，他干脆成天在大街上写生，他的足迹遍布了马德里市的每个角落。
萨尔瓦听说毕加索天天逃学，心里十分不快。他本来指望着侄儿能够通过圣费尔纳多皇家学院飞黄腾达起来，没想到他却那么散漫，丝毫不珍惜这个机会。一怒之下。萨尔瓦中断了对毕加索的接济。
毕加索的生活顿时陷入了困境，为了创作，他只能把一张画做几张用，重重叠叠地画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拮据的生活让毕加索饥寒交迫，猩（xīnɡ）红热病迫使他回到巴塞罗那的父母身边。
唐霍塞看到穷困潦倒的儿子狼狈（狼狈：形容困苦或受窘的样子）地回来，心里又失望又生气，他和萨尔瓦一样，对毕加索明显的冷淡了。这个时候，母亲洛佩斯给了毕加索极大的支持，她拍着儿子的肩膀说：“孩子，妈妈相信你，要是你当兵，就能做将军；要是你当教士，就能做教皇。”
母亲的话鼓舞了毕加索斗志，从那之后，他把作品上的署（shǔ）名正式改为母亲的姓——毕加索（picasso）。
毕加索在巴黎举办了几次画展，那时而粗犷奔放、时而细腻（nì）老练的艺术技巧得到了广泛的好评，但是他的画却一幅都没有卖出去，窘（jiǒnɡ）迫的生活每况愈下。
不久之后，毕加索的作品在一次画展中展出，他的作品中“虚无和绝望”的气息引起了著名画家高更的挚友查尔斯·莫里斯的注意。莫里斯在《法兰西信使》杂志中写道：
“他像一个年轻的神，想要重新创造世界，但他只是一个忧郁的神……他的世界并不比麻风病人的病房更适合居住，他的画本身也是病魔缠身，难道命运只让这个令人恐惧的早熟孩子创作反映生活消极面的杰作，让他表现他比任何人都深受其害的病魔吗？”
这篇文章打动了毕加索，他感到这位陌生人好像透视了他的心灵，于是他去拜访莫里斯，希望他能帮助自己解决心中的“病”。
莫里斯对毕加索的造访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他看出这个腼腆（腼腆（miǎn tiǎn）：因怕生或害羞而神情不自然）的年轻人身上蕴（yùn）含着过人的天赋和深刻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他对生活有着切肤的体验和感受。莫里斯注视着毕加索，意味深长地说：
“仅有痛苦是不够的，还要有同情，同情能让人重新振作起来，并认识到自己事业的价值，这不是用钱能衡量得了的。”
他向毕加索推荐了高更的游记《诺（nuò）阿》，高更那种纯朴的乐观主义精神对此时的毕加索来说，确实是一种激励和鼓舞。
1900年到1904年期间，毕加索的作品充斥着忧郁苍茫的蓝色，人们把这段时间称为“蓝色时期”。
情人与创作
1904年，毕加索迁居到巴黎蒙马特尔山附近的一栋房屋。这座房子的顶层与地面平行，人们必须穿过甲板、沿着黑暗的楼梯与过道走下去才能进入房间。远远看去，它就像一条停泊在塞纳河上的洗衣船，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便把它称为“洗衣船大楼”。然而，就在这栋（dònɡ）破旧不堪的房子里，毕加索经历了“粉红色的奇遇”。从此，他的生活和创作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下午，晴朗的天空突然间乌云滚滚，雷声轰鸣。不一会儿，豆大的雨点噼哩叭啦地砸（zá）下来，整个世界被一片雨水和雾气所笼罩着。正在画室作画的毕加索看到窗外有一只小猫被雨水冲得晕头转向，蜷（quán）成一团伏在地上瑟瑟（色）发抖。毕加索不忍心看见小猫被困在大雨里，于是放下手中的画笔，冲进雨中，把可怜的小家伙抱在怀里。
“这只小猫真可爱！”正当毕加索把小猫抱到门廊（lánɡ）里时，他听到了一个温柔而清脆的声音，这个声音是那样的优美，令人难以想像它是从脏乱的“洗衣船大楼”中传过来。
毕加索循（xún）声望过去，他看见了一个美丽的女人，她浑身被淋得湿透，紧贴在身上的衣服勾勒出迷人的曲线，一双大眼睛亮得令人窒息。
毕加索被这位姑娘的美貌惊呆了，很快，他作出了令姑娘心动的反应：他把小猫塞在她的怀里，然后说：“那么你来收留它吧，你是最好的主人！”
毕加索黑亮的眼睛和执拗的神情吸引了姑娘，她答应了他的要求，来到他的画室小坐。很快，他们俩越走越近，这位姑娘就是费尔南多·奥利维埃——毕加索的第一位情人。
费尔南多出生于工人家庭，她善于持家，从来不因为毕加索的贫困和他的一大群穷朋友的喧闹而有任何怨言。
费尔南多的天生丽质和宽厚、开朗的性格使毕加索忘记了许多生活的烦忧。在她面前，毕加索的诗人气质和孩子气得到充分的舒展，他的创作风格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家里有了女人，感觉完全不同了，毕加索觉得自己长大了，尽管伴随着这种长大的过程还出现了一些说不清的忧虑。费尔南多带来了稳定的生活，她的美丽健康也带来了快乐和生活中的亮色，于是这种影响开始表现在毕加索作品的演变之中。蓝色慢慢退却了，玫瑰红的色彩开始显现出来，并且逐渐浓重。希望和同情开始成为他画笔下的主流，“玫瑰色”时期到来了。
《会着的裸女》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他的创作从充满悲哀的气氛转向明朗乐观的标志。
费尔南多的佳容丽质与开朗乐观的性格改变了毕加索，她的母性的庇（bì）护使毕加索深藏在骨子里的诗人气质和顽童禀赋（禀赋（bǐnɡ）：人的体魄，智力等方面的素质）得以水落石出。但她却拒绝了毕加索的求婚，她碍于自己坎坷的经历，也了解毕加索多变的性格，她愿意和他这样过下去，宁静的，浪漫的，不受什么约束。因为，毕加索是约束不住的。
毕加索把费尔南多带回了巴塞罗那家里，他希望父母能做通她的思想工作。唐霍塞夫妇俩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未能让费尔南多做出承诺。唐霍塞只好叮嘱儿子，一定要坚持到底。
毕加索在费尔南多身上体现了他对女性一贯的细心和温柔，尽管他给予她的“卧室”地板都翘（qiào）裂了。他好不容易赚点钱，第一件事就是去为费尔南多买她最喜欢的香水。他将香水洒在画好的费尔南多肖像上，说是为她“化妆”。
1904年底，毕加索结识了一位一生的挚友——法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阿波利奈尔。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毕加索去车站为一位朋友送行。由于距离火车到站的时间还很长，他们来到车站旁的一个酒吧里休息。
刚坐下没多久，酒吧的门“砰”地一声被撞开，伴隧着一股寒气的涌入，走近来一位头发凌（línɡ）乱、气质脱俗的年轻人。毕加索的朋友眼睛一亮，兴奋地站起来大叫：“阿波利奈尔，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
原来，阿波利奈尔正要去探望他的母亲，也想在上车前喝喝酒，驱驱寒。没想到就是这短暂的时间空隙和这个窄小的英国酒吧，促成了两位现代文学、艺术大师的第一次邂逅（邂逅（xièhòu）：偶然遇见）。
阿波利奈尔是罗马教皇内侍女儿的私生子，他当过家庭教师，游历过欧洲各国，1903年来到巴黎。
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在第一次见面时，就被对方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深刻的思想见地所深深吸引，并不由自主地对对方专攻的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天后，阿波利奈尔为毕加索写了平生第一篇艺术评论。从此，他成为理解和支持毕加索的艺术创作的忠诚朋友。
1905年秋天，毕加索来到画商克洛维斯萨戈家里，听说有人来看他的一幅画。他一进门，就看见一男一女坐在客厅里，男的蓄着胡子，但秃顶，戴金边眼镜；女的个头矮胖，身体强健，但面孔很漂亮，目光炯炯（jiǒnɡ）。萨戈介绍：“这是斯坦因姐弟，盖图德·斯坦因和列奥·斯坦因。”毕加索对盖图德独特的外貌发生了兴趣，他问萨戈：“你说那位女士会愿意给我做模特儿吗？”盖图德却好像没听到毕加索的话，她说她一点也不喜欢那幅《挎花蓝的青年少女》，她要换掉少女的两只脚，只保留头部。幸而，弟弟列奥劝服了她，才使得第一幅毕加索的作品原封不动地挂到了佛勒吕斯街27号盖图德的卧室里。毕加索也成了盖图德的知交，他和马蒂斯是盖图德最喜爱的两个人，她为此还写了一篇小说《马蒂斯、毕加索和盖图德·斯坦因》。
毕加索如愿以偿（如愿以偿：依照愿望得以实现）盖图德来到了他在洗衣船大楼的画室，她对这里的破旧和拥挤不置（zhì）一词，自然而又安静地坐着，聪颖（yǐnɡ）的目光望着正在调色的毕加索。盖图德的弟妹也闻讯赶来观看，旁观者还有一位美国朋友安德鲁·格林。
盖图德真切动人的神态在画板上若隐若现，格林等人连声叫好，他们告诉毕加索：“好了，好了，太像了，停笔吧。”毕加索摇摇头：“不。”过一会，他又说：“对不起，你们今天看不到它的成品。”
这件事于是搁（ɡē）置下来。毕加索去了西班牙，历时数月，直到1906年秋天才回来。他没有再要盖图德来坐，很快就将头部画好了。
毕加索把这幅肖像赠给盖图德。她感激地收下了，满意的表情令毕加索大感快慰。旁边的人则大谬（miù）不然，认为简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只是一张脸谱。毕加索笑着说：
“大家都说一点也不像，这有什么关系呢？总有一天，她会和它一模一样的。”
在盖图德所有的肖像画中，她只把这一幅终生带在身边，逝世前献给了纽约市立艺术博物馆。这时，所有熟悉盖图德的人都说肖像和她本人神形合一。今天，我们还能够欣赏到这幅精彩的肖像，它有一个绰（chuò）号：“毕加索的蒙娜丽莎。”
1906年，毕加索另一件重要作品是《两姐妹》。在这幅作品里，人物的体型开始变形，粗大、笨重的人物形象占据了整个画面。从视觉上给人的感觉就是：形状变得越来越重，色彩开始渐渐减弱。
从1906年始，毕加索的作品行情看涨，盖图德主动用高价买进他的新画。盖图德第一次去毕加索的画室，就花了800法郎。这使得毕加索想带费尔南多回老家一趟，已不是什么奢（shē）望。
由于毕加索的父母劝说费尔南多与儿子结婚未遂，毕加索不想在巴塞罗那逗留太长时间，他们来到了比利牛斯山南麓的一个偏僻村庄格索尔。
在这里，毕加索曾经和那个吉卜赛少年一起分享人生最美丽的时光，现在毕加索再次沉醉于秀美的风光和恬静的乡村生活之中，这次是和美丽的费尔南多。
由于所住旅馆老板的女儿染上了风寒，于是，在短暂的陶醉之后，毕加索带着费尔南多匆匆地离开了格索尔。
格索尔之行归来后，他又一次接触到罗马艺术和哥特艺术，还有来自非洲的原始面具，那些所谓“野蛮（mán）人的艺术”。他的心中产生了对充满原始粗犷（ɡuǎnɡ）力量的渴望。这时期，他的画画上的人物通常是两个面对面的人物，粗糙的造型有如雕像一样简洁，没有偶然的背景和与主题无关的细节。这种不同于传统的绘画方式，摒弃了古典艺术形式对于“对称”的清规戒律，预示着一场可能到来的革命。
1906年的秋天，毕加索孤身一人住在一家博物馆，博物馆里堆放着来自非洲的原始面具和印地安人制作的模型。在黑暗寂寞甚至有点恐惧的空间里，一种一直在毕加索的心中涌动着的情感开始逐渐聚集，毕加索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原始冲动，他想表达些东西，更重要的是他想破坏些东西。
毕加索深深地感到，旧有的模式一定要打破。渴望自由，渴望脱离束缚，成为毕加索最大的心愿。同时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在毕加索的心中撞击，一面是无边无际的痛苦，生活就是无法躲避的黑暗，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生活在不会有光明的世界里；另一面是来自西班牙的，来自美丽的自然的和谐静穆的田园风光，这个世界让人安静。
这两个如此相异的情感就这样在毕加索的心中剧烈地搅动着，让毕加索急躁不安。
“我要与众不同，我要打破以往。”这是反复在毕加索心中出现的念头。
这种想破坏又渴望静谧（静谧（mì）：安静）的矛盾心情到了1907年终于有了结果。在画了一冬天的素描以后，毕加索订制了一张8平方英尺的巨大画板，铺上了他最喜欢的那种光滑的画布。之后的几天，他一直沉浸在疯狂的创作之中，这些日子以来一直积压在心中的矛盾和撞击全都转化成色彩与线条。
《阿威农少女》诞（dàn）生了，立体主义诞生了，毕加索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手法，人们习惯的艺术概念被他颠覆（fù）了。
没有人见过这种绘画方式，一种田园式的气氛，五个裸（luǒ）体的女人的肉体色调在一片蓝色的背景的映衬下非常突出，她们的线条不是我们熟悉的柔和平面感，而是一种带着棱（línɡ）角的三维立体感，而那片蓝色的背景就像格索尔的天空。这群女人的眼睛非常黑，有直视欣赏者目光的效果，给人一种恐惧感。画面最左边的女人拉住赭（zhě）红色的幕布，让人看到她的姐妹们的菱形外形。她的外貌，明显带有非洲面具的痕迹。右边上下排列的两个人更是可怕，她们的面孔用奇形怪状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上面的人用幕布做了遮（zhē）掩，而下面的人像只烤熟的乳猪一样暴露在外面，这两个人的面孔都像面具，在她们赤裸（luǒ）裸的身体的映衬下，显出惊人的滑稽（jī）感。这幅画明显带有了毕加索内心斗争的痕迹，恐怖和温文尔雅在画中共存。
这五个人也可以称作少女，按照我们传统的欣赏审美习惯，她们更应该被叫做“阿威农魔鬼”，至少他的朋友当初是这样认为。
“这几张脸丑极了，令人望而生畏（望而生畏：看见了就害怕）。”这是毕加索的朋友萨蒙写的。
“总有一天，毕加索会吊死在他的大画的后面。”“他在寻找第四度空间。”这是朋友们看过画之后的尴尬（尴尬（ɡān ɡà）：处境困难，不好处理）解释。
他们聚集在毕加索的周围，不理解甚至有点愤怒地看着他。毕加索低着头，他似乎根本没有理会朋友们的感受。
“你们感觉不到一种新的东西吗？我就是想这样表达。”
毕加索满不在乎地耸耸肩膀。
毕加索对于自己艰辛的劳动获得的不理解毫不在乎，别人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自己内心世界的一刻不停的斗争。他不想只做一个驯（xùn）服于天命的艺术家，他本身正在进行一场革命，一场颠覆（fù）我们所有历史，破坏一切陈规陋习的革命。
一幅《阿威农少女》闹得满城风雨。人们都在讨论和思索着这幅奇异的作品，对毕加索的评论也千差万别。这个时候，毕加索再次体会到友谊的可贵，有些朋友一直默默地支持他，有一些朋友开始渐渐地理解他，并回到他的身边来。
老朋友阿波利奈尔和耶科自始至终没对毕加索说过一句批评的话，当他受到种种责难和谩（màn）骂的时候，他们反而到“洗衣船大楼”来得更勤。
有一天，如鲠（ɡěn）在喉的毕加索忍不住问耶科：“我那幅画你真的不懂吗？”
耶科回答道：“我目前还不懂，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比起第一眼看它时，我喜欢它多了，你在改变人们的习惯，所以你必须等待。现在正是一个特殊的时刻，一种习惯意义行将消失，另一种新的意义即将到来。”
这一番话说得既真挚（zhì）感人，又富有哲理，毕加索心头长久以来郁积的阴霾立刻被驱散了许多，他兴奋地握住耶科的手：“诗人，你比我懂得多！”
1906年，画坛领袖塞尚逝世，他的作品及其风格得到空前的推崇，甚至他的奇闻逸（yì）事、言语评论都被人们津津乐道。一次，毕加索和勃拉克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塞尚给朋友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一切自然物都应被还原成圆锥体、圆筒体及圆球体。”
这句话像明灯一样照亮了毕加索和勃拉克的心房，他们相视而笑，醍醐灌顶（醍醐灌顶（tí hú）：比喻灌输智慧，使人彻底醒悟）的感觉令他们兴奋不已。
勃拉克将塞尚的精神把握得更好，他试图进一步分析自然，用各种几何图形来表现自然物。不久之后，他将自己精心创作的6幅风景画兴致勃勃地送到一个展览会的审查委员会。
出人意料的是，这6幅画全部落选了。
审查员马蒂斯讥笑说：“这岂不是用小立体画出来的吗？”
这句玩笑话不胫（jìnɡ）而走，“立体主义”因此而得名。
一直以来，传统的绘画艺术追求的是作品与绘画对象的一致性，画得越像，就意味着画得越好。立体主义则摒（bìnɡ）弃了这种精雕细琢的形似而追求大胆的、抽象的神似。它立足于抓住绘画对象最根本的意义和最深层的特质，具有明显的现实性，而不是盲目变形、不知所云。
1909年冬天，毕加索为画商伏拉画了一幅肖像，这是一幅典型的立体主义作品。很多人都只看到画面上纵横交错的不规则多边形，根本无法把它和人物肖像画联系起来。
毕加索一直以来十分欣赏中国的艺术，对于中国古人能随意在墙上画画和写诗更是羡慕不已。不受画布的限制，随意挥毫、尽兴泼墨，这是多么大快人心的事啊！
当他住在克洛契特别墅的时候，一天，毕加索突然豪兴大发，面对着光光的白色墙壁，他思如泉涌，很快在上面画了一幅椭圆形的画。
当他离开洛契（xiè）特前往巴黎的时候，实在不忍心舍弃这幅得意之作。重画吧，又没有当时当刻的兴致和状态了，不要它吧，又像丢弃了自己的一个孩子一样难受。最后，他只得采取一个最笨拙（zhuō）、最直接的方法——把墙拆下来，整个地运到巴黎。
这件事由毕加索的朋友肯惠拉主持。由于墙太大，不便存放，肯惠拉请来专门的匠人把它安装在一块木画板上。
毕加索终于走上了富裕之路。他卓越的绘画艺术，开始让他名利双收。
他和费尔南多抱着他们养的暹（xiān）罗猫，搬到皮加尔广场的克利希大街11号画家公寓，洗衣船大楼的画室辟为贮藏室，还用了好几年。
毕加索把自己关在新画室里，每天下午和晚上，任何事都不能将他从画架前移开。如果熟悉的朋友为一点鸡毛蒜皮来打扰，他就会怒气冲冲地对他说：“你想要我的命吗？这时候来！”
毕加索敏锐地体察到，立体主义已经处于关键时刻，他是现代艺术运动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他的每一幅作品都被人们看成这一运动的晴雨表。
立体主义不可思议地迅速影响、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绘画流派更是风起云涌，蔚为壮观。
还在洗衣船大楼的时候，毕加索和费尔南多之间就出现了裂痕（hén）。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年轻画家爱上了费尔南多，他不断地发动进攻，引起了毕加索的警觉。有一天，毕加索在厕所门口好奇地拾到一个揉皱（zhòu）的纸团，打开一看，正是那小子写给费尔南多的情书。
毕加索不动声色地把它交给费尔南多。
费尔南多顿时花容失色，她太了解毕加索内向而乖戾（乖戾（lì）：（性情、言语、行为）别扭，不合情理）的个性了，所以，为了不让毕加索看见这封信，她特意将它丢进厕所里。怎么还是被他发现了呢？
这是天意。任何解释都无济于事。
毕加索果然对费尔南多冷淡了不少。除了画画，毕加索一般不呆在家里，他们只是尽量维持着互相尊重。贫穷和患难时绾（wǎn）结在一块的爱情到底拗不过富裕与猜忌的冲击。
1911年夏，朋友马诺洛告诉毕加索，他在比利牛斯山脚发现了一个极有魅（mèi）力的小镇，叫塞列。他的朋友福兰克·哈维兰在那里买下了一座废弃的修道院，是18世纪的房屋，树木荫翳（yì），溪流潺潺（chán），乃不可多得的度夏胜地。
马诺洛的广告做得好，毕加索也正想去个地方换口气。他欣然应诺，不仅带了费尔南多，还招朋引伴，耶科、勃拉克都去了；后来，皮乔特、格里斯、赫（hè）赛，还有马蒂斯，纷纷投奔这里。
毕加索不久就把费尔南多送回巴黎了。塞列反而成了毕加索的“家”，他在这里轻松，愉悦，活泼，一度滞涩（色）的画笔又变得灵气起来。最主要的是，超脱了一位佳人与二三知己的小圈子，他很快就在小镇上如鱼得水（如鱼得水：比喻得到跟自己很投合的人或很适合的环境）。他和脸上布满岩石般皱纹的老人闲谈，和健康结实的姑娘嬉戏，和画家诗人们一起野营拉练。
他深受村民们的欢迎，因为他能用一根连续不断的线条画出动物、小鸟和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
1911年，巴黎出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陈列在卢浮宫的《蒙娜丽莎》失窃！
警察和政府的不知所措，使热爱艺术的广大人民极为不满。正在这时，一个年轻的比利时冒险家格里一皮埃列让阿波利奈尔和毕加索陷入了此生中最尴尬的境地。
阿波利奈尔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冒险欲望，他懵懵（měnɡ）懂懂地去做格里的秘书。格里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可他的嘴巴比脚还有本事，常常信口开河，天花乱坠，把诗人逗弄得五体投地，小说《伪救世主安佛恩·德鲁姆赞的冒险故事》就脱胎于格里的那些没书对的故事。1907年，格里从卢浮宫偷出了两尊西班牙和罗马的雕像，阿波利奈尔劝毕加索买下来。毕加索正是通过这两尊雕像，挖掘了古代艺术的许多秘密。1911年，格里又偷了卢浮宫的另一尊雕像，因为他要证明国家的艺术珍品看管得多么漫不经心，必须引起人们的注意。阿波利奈尔知道偷窃文物的严重性，他要格里自首，把雕像退回去。格里不干。没过几天，即8月21日，《蒙娜丽莎》就从卢浮宫不翼而飞。第一嫌疑就是格里这个惯偷。
格里慌了，他病急乱投医，跑到《巴黎日报》社，把他了解的底细作为新闻线索卖给了他们，雕像就留在了编辑部，他准备逃出法国。在穿过法国国境时，他自以为法国法律对他无可奈何了，优越意识油然而生（油然而生：形容思想感情自然而然地产生），他每天从新的地址向警察局写信，声称是他接受了订购而不得不盗走《蒙娜丽莎》。
阿波利奈尔看了《巴黎日报》上的报道，大吃一惊，他急忙来找毕加索。毕加索从塞列回来，行装甫卸。他也被突如其来的事件吓坏了，好不容易才从一个诺曼底旧食橱的底部寻到了以前的那两尊雕像。费尔南多建议：“把它们丢进塞纳河，销毁证据。”
午夜，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在塞纳河边徘徊不定，阿波利奈尔背上的那个包袱并不大，但他的背却弯得厉害，神色仓皇，要是在白天，肯定会惹来警察的目光。尽管夜深了，塞纳河岸却依然人来人往，而且都像是警察的样子。无处下手，他们只好回家另作打算。
第二天清早，阿波利奈尔效仿格里，来到了《巴黎日报》社，交出赃物，说出了真相，并请求报社不暴露他的姓名。但报社没有信守诺言。9月7日，警察搜查了阿波利奈尔的住所，格里写给他的信就放在抽屈里，警察如获至宝，逮捕了诗人。
两天后的早晨7点钟，毕加索的住所响起了敲门声。费尔南多赶忙出来开门，恰如所料，是一个便衣警察。他亮出了证件，口气生硬地要毕加索9点钟面见审理案件的地方行政官。
毕加索穿好衣服，战战兢兢（战战兢兢（jīnɡ）：形容因害怕而微微发抖的样子）地来到公庭。他忐忑不安（忐忑不安（tǎn tè）：心神不定）地等了许久，才看见阿波利奈尔被带了进来。毕加索眼看着朋友面部苍白，头发蓬乱，衣领被撕破了，衬衣没系扣子，他的心里反而平静下来。他对自己说，我们没有错，没有理由关押我们。
毕加索被当庭释放，但如果需要他作证，必须随传随到。阿波利奈尔则注定要过一段监狱生活。
疯狂的格里偶然在报上看到了阿波利奈尔被捕的消息，才生出了内疚（jiù）之心。这一点还可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坏人，而只是一个恶作剧爱好者，他给警察局寄去了一份详细而真诚的坦白书，使阿波利奈尔一周后获释。
1909年的一天，盖图德去毕加索的画室找他，毕加索不在。这是很少见的情况，因为毕加索的日常生活与他的绘画截然相反，循规蹈矩。盖图德留下字条，约了下次来的时间。过了几天，她再次来到画室，还是没有见到毕加索。看到画室的中央放着一幅新画。她出于职业本能，走了过去，发现画的上方是一首爱情流行歌曲的乐谱，标题叫《我的丽人儿》。
根据最近毕加索的表现，盖图德以女人的敏感判断他的“丽人儿”已经不是费尔南多了。毕加索显然神思恍惚，他陷入了新的渴望和追求。
盖图德猜对了。迷住毕加索的女人盖图德也不陌生，玛塞·哈恩伯，又名果埃。
果埃小毕加索4岁，父母都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她并不比费尔南多漂亮，但有一种深沉和忧郁的气质，在生活、艺术上都比较适合毕加索风格。毕加索爱称她“伊娃”。
毕加索的情变在他的朋友们中间也产生很大反响。享受过费尔南多烹调技术的画家们大都不赞同毕加索这样做，皮乔特还率领一家人把毕加索痛骂一顿。支持毕加索与伊娃的只有一位女士，那就是盖图德。她说：“毕加索这次是找到真正的爱情了，你们拦不住他的。”
1914年，毕加索和伊娃又去了阿威农，陪同的还有勃拉克、德兰。他们以充沛的精力创作了大量的油画和拼贴。这时，毕加索的父亲刚去世，伊娃的身体状况欠佳，使他的情绪非常烦躁。他小心地看护着伊娃，把内心积郁的苦恼全部泼泻在画布上。
8月2日，法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大地上卷起滚滚浓烟。法国的名画家都必须奔赴前线，保家卫国。西班牙籍的毕加索得以留驻巴黎。在车站的月台上，毕加索与勃拉克、德兰拥抱相别，他们期待着战争尽快结束，画室才是值得他们终生拼搏的“战场”。
伊娃真的给吓怕了，她不要毕加索出去，好像一出家门就是前线。伊娃几次告诉毕加索，她听到了炮声。
毕加索对此十分担忧。尽管他们离炮火还很远，但战争却时刻折磨着伊娃羸（léi）弱的躯体。
一阵秋风吹来，伊娃咳嗽了，她竭（jié）力瞒着毕加索。
病情愈益严重。伊娃切实感受到了这一点，她患的不是短暂的支气管炎，而是和战争一样可怕的肺结核。她用厚厚的纸包住血迹斑斑的手帕，塞进垃圾桶的底层；她不断地往脸上涂抹脂粉，掩饰两颊的苍白。
伊娃的病情难以控制，她住进了医院。毕加索搁下手里的画笔，每天都去医院陪她，他尽可能答应伊娃的要求。然而伊娃已别无所求了，只要毕加索在她的身边。
1915年12月14日，伊娃拉着毕加索的手，微笑着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1916年5月，毕加索在芭（bā）蕾舞导演考克托的邀请下，随著名的迪亚基列夫芭蕾舞剧团在欧洲巡回演出，毕加索负责舞台设计装饰布景工作。显然，毕加索毫不犹豫地就把他的立体主义风格带到了舞台上，并糅（róu）进了古典主义风格。
事实上，毕加索影响了芭蕾舞，芭蕾舞也影响了毕加索。它不仅仅向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宏大规模的作画机会，看到他设计的服装和布景变成实物，在空间和亮光中运动，而且还使他与人的形体产生了密切的关系。
毕加索的春天的真正到来是由于在迪亚基列夫剧团碰到了俄罗斯的舞蹈家奥尔佳·科克洛娃。毕加索的一生接触过各种女人，但是那些女人往往是平民出身，而毕加索本人也仅仅是中产阶级家庭，所以毕加索的骨子里对于贵族血统有一种近乎狂热的迷恋。
而奥尔佳像所有从前的女人一样，被毕加索的翩翩风度和超群的才华所迷住，这个类似才子佳人的结合迅速变得如胶似漆。毕加索在这段时间的创作，也集中在奥尔佳的肖像创作上。爱情激发灵感，毕加索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但奥尔佳坚持毕加索只能用自然主义风格为她画像。“我要认得出我的面孔。”奥尔佳坚持说。《披黑纱的奥尔佳》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画中奥尔佳披着黑丝披肩，表情优雅高贵，但是在画像的表面之下还蕴藏着黑暗的困惑和怀疑。
1918年7月21日，毕加索与奥尔佳在巴黎达鲁街的俄国东正教堂举行了俄国式的婚礼。这种典型的富丽堂皇的贵族式婚礼，让毕加索的贵族梦想成为现实。婚后，他们迁移到巴黎市中心。由于奥尔佳的精心布置，毕加索的生活呈现出舒适和光彩。
但这种亮光没有持续多久，就被阿波利奈尔逝世的消息所打破。阿波利奈尔因头部受伤而损害健康，死于流感，时间是1918年11月9日。
毕加索悲恸（tònɡ）欲绝，他为阿波利奈尔画了一幅漫画。画中的他是一位坐着的教皇，头戴皇冠、手持权杖、口衔烟斗。这表明在毕加索眼里，阿波利奈尔是立体主义的教皇、超现实主义的鼻祖。
1924年2月，毕加索和奥尔佳的儿子保罗出生。毕加索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他像所有慈祥的父亲一样，常常凝视着自己的儿子，不时地从这个小生命上挖掘出与自己的共同点。作为一个画家父亲，毕加索用绘画来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爱，他画了许多保罗的素描，每一张都不一样：熟睡的保罗、微笑的保罗、哭泣的保罗……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记录儿子的成长过程。
做了母亲的奥尔佳此时也显得格外温柔，她用细腻（nì）无私的母爱哺育着小保罗。在毕加索看来，这时的奥尔佳就像圣母一样纯洁、伟大。毕加索被这种深沉醇（chún）厚的亲情和爱所感动，他以奥尔佳和保罗为题材，创作了系列画《母与子》。
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技巧和手法退居其次，立体主义的痕迹很明显地被淡化，毕加索用传统的写实手法来表现母爱的伟大：孩子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嗷嗷（áo）待哺，年轻的妈妈敞开衣衫，露出丰满的乳房，她的表情幸福而又安详。柔软的手臂将孩子稳稳地托出，好像要给他最安全、最舒适的庇（bì）护。
这些画线条柔和，体现出毕加索当时平和的心境，它们所表现出来的主题——爱，与毕加索早年的作品《科学与仁慈》是一脉相承（一脉相承：由一个血统或一个派别传下来）、遥相呼应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风靡（mí）世界。他认为，人的潜意识是一个特殊的精神领域，隐藏着种种为伦理道德所不齿的冲动，这种冲动就像动物一样没有理性。
20世纪20年代，毕加索从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中得到灵感，他的作品中出现了新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弗洛依德所说的潜意识特征吻合，性的冲动、爱情、同性恋、梦幻、精神分裂、生与死等等，成为他绘画的一部分主题。
在当时，布尔顿等超现实主义画家认为，创作活动纯粹（cuì）是人的直觉、幻觉的衍生物。画家主观的、一时的冲动就是“灵感”，这种冲动越离奇、越接近梦幻，就越能产生出高水平的作品。但是，在这种想法下创作出来的作品过于荒诞（荒诞（dàn）：极不真实，极不近情理），人们根本看不懂。与他们相对的，毕加索的作品立足于现实，来源于生活，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布尔顿等人不得不承认，毕加索是超现实主义的最主要的代表人。
这个时候，毕加索和奥尔佳的感情出现了危机。奥尔佳依然热衷（zhōnɡ）于各种社交应酬，宴会、舞会、服装、首饰是她最喜欢的话题。而毕加索却早已厌倦了这种浮华的生活，他潜心于自己的创作，对奥尔佳越来越冷淡，倒是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会显得意气风发。奥尔佳心里很不是滋味，想着要把毕加索从他的朋友身边“夺”回来。
有一段时间，毕加索和耶科来往十分密切，自然而然地把奥尔佳冷落在一边。一天晚上，毕加索外出回来，听见奥尔佳在房内哭泣，连忙关切地询问她。奥尔佳扑到他怀里，伤心地倾诉道：“今天耶科来找你，看见你不在，就对我无礼，幸亏我骗他说，你立刻会回来，才保住了自己的清白……”
毕加索一听，顿时火冒三丈，愤怒使他失去了理智．他在心里责骂着耶科对自己的污辱和背叛。
第二天一早，耶科又像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来找毕加索，可这时的毕加索被奥尔佳所骗，已经不把他当朋友了，他板着一副脸对耶科不理不睬。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天，把耶科弄得一头雾水，肚子里一腔的怒气和委屈。
终于，耶科忍不住了，他写了一封信给毕加索，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他的语气真挚诚恳（kěn），希望能澄清误会、挽回友情。毕加索隐隐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可是他的性格又固执又倔强，他没有向奥尔佳问清真相。也没有给耶科赔礼道歉。
就这样，他们都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奥尔佳的小伎（jì）俩虽然把耶科从毕加索身边“赶”走了，但是仍然没有让毕加索重回她的左右，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一件小事都能成为引发争吵的导火索。
1925年3月，毕加索与奥尔佳、保罗来到蒙特卡罗，拜访佳古列夫芭蕾舞剧团的老朋友。
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夫妻俩又开始了争吵。毕加索嘲笑奥尔佳发胖了。奥尔佳则反唇相讥，说毕加索个矮。
个头矮是毕加索最大的遗憾和忌讳（忌讳（jì huì）：因风俗习惯或个人理由等，对某些言语或举动有所顾忌，积久成为禁忌），奥尔佳竟然如此直接地揭他的短，令毕加索十分恼怒，他扔下饭碗，拂袖而去。
回到巴黎后，毕加索坐在他的画室里。生活的烦恼使他的思绪纷繁复杂，他一会儿想起奥尔佳嘲弄的表情，一会儿回忆起伊娃临死时的凄婉欲绝，一会儿又好像看见了一身戎（rónɡ）装的阿波利奈尔，最后，占据他的脑海的是芭蕾舞演员们的精彩表演。他进入了梦幻般的“潜意识”状态，似乎看见舞女们在翩翩起舞，她们时而伸开双臂，时而互相拥抱，离奇而怪异的舞姿体现出生与死、爱与恨的复杂矛盾，使人们看到人生的辛酸和快乐、幸福与灾难。
获得启示后，毕加索开始创作一幅重要的超现实主义作品《跳舞》。
在这幅作品的画面上，共有三个舞者，中间的人张开双臂、仰头、挺胸，是芭蕾舞的典型舞姿。右边的舞者是左边的舞者的搭挡，她牵着对方的手。左边的舞者正在向后仰面旋转，毕加索把她的头部画得非常细致，披散的长发垂至膝盖，面部表情复杂深沉。舞者的形象生动活泼、富有节奏，具有强烈的动感，她们身体的极度变形，好像在表现一种绝望，似乎有说不尽的心里话正向人们倾诉。
《跳舞》这幅作品反映了毕加索内心的不满和不安，它们表达的不仅仅是毕加索与奥尔佳之间的感情纠葛，更多的是对动荡的社会的抨（pēnɡ）击，一战虽然已经过去七年，但到处都能看见饥饿的眼睛和憔悴（憔悴（qiáo cuì）：形容人瘦弱，面色不好看）的脸庞，种种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仍然处于不稳定之中。
1927年1月的一天，毕加索在拉斐特艺术馆附近遇到一位叫玛丽·泰勒·沃尔特的女孩。这位金发女郎年方18，面容较好，体态丰美，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毕加索被泰勒的美貌和朝气所吸引，他走向前打着招呼：“你好，小姐！我是毕加索，我想为你画一幅肖像，因为你实在是太美了！”
姑娘吓了一跳，“毕加索是谁？我可不认识。”
“你很快就会认识我了，来吧，你绝对不会后悔的！”毕加索诚恳地说。
就这样，泰勒成了毕加索画室的常客，也成了他的情人。泰勒的单纯和热情让毕加索似乎年轻了几岁，他沉浸在这种不知世事艰辛的情爱中。另一方面，为了和泰勒幽会，他不得不编了种种谎言来欺骗奥尔佳，偷情的甜蜜和尴尬让毕加索的画风又出现了变化。在他的作品中，人物变形极为明显，他将人类的情欲、原始的情感与强烈的意欲，毫不保留地表现出来。他的夸张手法令人瞠目结舌（瞠目结舌：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形容受窘或惊呆的样子），他把人体拉长、压扁、扭曲、吹胖、调位，充分反映出自己复杂窘迫的精神世界。这些作品既有解体破坏，又有梦幻意识，1919年创作的《坐着的浴女》便是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在这幅作品上，画着一位坐在海边的裸体女人，她双手抱膝，显得悠闲自在。她的身体由一块一块的形状搭架而成，好像一个危如累卵的空架子。她的头部如同一个骷髅（骷髅（kū lóu）：干枯、无肉的死人头骨或全副骨骼），根本看不见眉眼和表情；两个乳房像吹变形的气球，右腿屈膝跪在沙滩上，左腿却像鱼尾巴一样弯到前面……
1928年，毕加索照例想去迪南消夏。这一回他不比以前喊走就走了，他的脑袋里搁着许多小秘密。直到一切都周密安排好了，他才吁了一口气。玛丽·泰勒先走一步，她住在一个儿童夏令营里；毕加索携（xié）奥尔佳、保罗及英国保姆就在附近选了一个地方。毕加索告诉奥尔佳，是因为那个儿童夏令营才使他下决心住在这里。
毕加索超现实主义地将泰勒在儿童夏令营的居室称作“画室”。这一点他当然也要向奥尔佳汇报。他的画室平时不准别人进去这是人所共知的，因而这间“画室”就变得无比安全，他可以从早到晚和他的小情人随心所欲地“创作”一些超现实主义作品，尽管这些“作品”无法卖给画商，但他们乐此不疲。
偷情的心理负担是很重的，那么美妙的享受却不能名正言顺；家庭已和旅馆无异，形同陌（mò）路。毕加索这种尴尬的心境纤毫毕露地表现在画布上了，他更加凶狠地扭曲女人的身躯，粗大的线条看上去毫无根由。《椅中妇女》乍看就是一条章鱼的变形，但确实是一个披着长袍的女人，好像刚出浴，斜坐在椅子上，袍子的一角搭在椅背上，慵懒自得的神态里透着孤寂无聊。从《女人头与自画像》可见，毕加索并不是在画自己的头像，而是在描绘自己的心情，这种窘迫复杂的心情他用了一种晦（huì）涩的形式表现出来。
回到巴黎，毕加索打开衣橱一瞧，发现那里早已经是蛀（zhù）虫的天下了。他一套最好的衣服只留下了接缝和硬麻布衬里组成的轮廓。这个轮廓的透明度很高，毕加索无需翻口袋，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里面的烟斗、火柴盒、钥匙等。毕加索端详了良久，而且长时间不让别人破坏现场。因为还在立体主义早期，透明就一直是难以解决的课题。他希望画出物体的可见表面，那揭示物体的本质问题就迎刃（rèn）而解。这个自然现象给了他有益的启示。
9月，瑞士苏黎世艺术馆举办了一次毕加索大型回顾展，3天展期，参观者达28000人。其中有一个叫卡尔·荣格的人，他把每一幅画都看得很仔细，手里还拿着一支笔，不时在本子上作些记录。
11月13日，《新苏黎世报》刊登了卡尔·荣格的署名文章，他说毕加索作品的主题就是“坠入地狱，坠入无意识，与表面的世界永别”，而这正是精神分裂症（zhènɡ）患者生活中常见的主题。荣格于是宣布，毕加索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这个荣格可不简单，他是弗洛伊德的衣钵（bō）传人，精神分析学说在他的发展下，体系更加完整。他也是听说了毕加索超现实主义的名头，才赶到展览会的。他正是要在这位风靡全球的著名艺术家的作品里，找到精神分析学说的依据，这和当初弗洛伊德从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发现了“恋母情结”一样。荣格的评论显然有很多牵强附会的成份。
毕加索想到了离婚。律师说，离婚将使他失去他的一半作品，这和判处他的死刑差不多。奥尔佳却没有耐心了，1935年7月的一天，她猛地把刚从外面进来，立足未稳的毕加索推倒在沙发上，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把拳头雨点般地向毕加索砸去。毕加索回过神来，打了奥尔佳一巴掌。奥尔佳抱起吓呆了的保罗如一阵飓（jù）风席卷了出去。
他们分居了。
毕加索毫无顾忌地与泰勒住在一起了，这使他如释重负。泰勒美丽的头像不断以粘土和石膏的形式反映出来，泰勒自己都惊奇不已。她能在一座石雕上同时看到自己的正面和侧面，这好像比镜子还管用。
泰勒和她的母亲一起住在效外的阿尔福特旅馆。她怀孕（yùn）6个月了，但她却没有沉浸在即将为人母的幸福之中，而是急切地等待毕加索带来他们离婚的消息。她向比她更急的母亲保证，至少在孩子出世前，她会成为名正言顺的女主人。
经验丰富的母亲无奈的叹气，她知道这太难了。
9月5日，泰勒生下了一个女孩。毕加索见是个女孩，喜出望外。他抱着孩子不停地亲吻，嘴里一边念叨着：“我的小天使，我的小天使。”孩子起了父亲死去的小妹姊的名字——玛丽亚·德拉·孔瑟达。
不知道是由于泰勒没到年龄，而免得引起法律上的麻烦，还是泰勒对毕加索在离婚问题上的态度暖昧（暖昧：（态度、用意）含糊，不明白）不满，在玛丽亚的出生登记证上，“父亲”一栏里填着“不详”。
毕加索的情感在1933年得到了一次巨大的爆发。这一年，希特勒用他的那双魔爪抓住了德国，纳粹的恐怖笼罩了德国并侵袭到其他国家，而毕加索的家乡西班牙也在这种气氛中颤抖。
在这种愤怒中，毕加索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奥尔佳与毕加索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明显。
同时，他对于已经熟悉的情人玛丽产生了厌倦感，这个已经成长为妈妈的美丽姑娘总是无法了解他的创作，她无法成为他事业上的支持者。
这时候，朵拉·玛尔出现了。在一家咖啡馆里，毕加索一眼就被朵拉的美丽外表和散发出来的独特气质所吸引，她长着有力的轮廓，自然披垂在肩上的浓密的黑发，乌黑的眼睛。毕加索大大咧咧地走上去，伸出手说：“我是毕加索，很想认识你。”
朵拉·玛尔是个画家兼摄（射）影家，出生在《阿威农少女》诞生的那一年，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南斯拉夫的建筑师。朵拉·玛尔早就知道毕加索的大名，他的特立独行的创作精神和如日中天的声誉（yù），对于自己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于是两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最后的岁月
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以闪电战进攻波兰，战争狂飙（biāo）席卷欧洲。
不久之后，法国沦陷了，巴黎被纳粹德军占领。以前居住在法国的很多艺术家纷纷逃往美国。而毕加索却在此时留在了巴黎。
毕加索这样做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他是希特勒最痛恨、最害怕的艺术家，他一直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艺术”和“颓废艺术”的缔（dì）造者。
德国人占领巴黎之后，开始笼络（笼络：用手段拉拢人）法国艺术家，邀请他们去德国观光，额外补贴食品和煤炭。然而毕加索却断然拒绝了这些带着阴谋的好处。
毕加索冷笑了两声，掷地有声地说：
“一个西班牙人是不会怕冷的！”
由于他拒不与法西斯妥协，一些法西斯党徒打着艺术的旗号来排挤他，他们叫嚣着：“把毕加索赶进疯人院！”
毕加索在国外的朋友们纷纷致信给他，劝他离开巴黎，到国外过安定的生活，摆脱战争的困扰，毕加索拒绝了，他铿锵有力（铿锵有力（kēnɡ qiānɡ）：形容有节奏而响亮的声音）地回答道：
“我可不是甘冒风险，我只是不甘于向暴力和恐怖屈服，我想留下来就留下来，不管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这一番话显示了毕加索不畏强暴的顽强性格，他一方面不屈不挠地与法西斯抗争，一方面又机智地保护自己和自己的作品。
毕加索把自己的大部分作品都存在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一次，德国人突然宣布，要将银行保险柜里的东西登记造册，以备“不时之需”，实际上是想借机掠夺巴黎人民的财产。
毕加索匆匆赶到银行时，他和马蒂斯藏画的三个房间里的柜子都被打开了，因为他们是希特勒特别“关注”的对象；所以那些珍贵的作品都面临着被抢走甚至毁掉的危险。
毕加索心急如焚，他看了几眼前来登记的两个德国士兵，发现他像不太懂艺术，看见满屋子的画纸还隐隐流露出失望的神色，也许他们原以为这里装的应该是钞票或金银珠宝吧！
毕加索心里放宽了一些，他知道这两个大兵对艺术品不怎么感兴趣，于是带着他们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冷不丁掏出一两叠并不重要的画给他们看。两个大兵转得有点糊涂了，再一看画上尽是些看不懂的东西，连个像样的人都没有，心想：“看来这些东西也值不了几个钱。”
毕加索瞧穿了他们的心思，便说：“先生们，这些破画纸加起来也不过值8000法郎。”
德国士兵早就不耐烦了，他们匆匆登记了房间里三分之一的东西就走了，还埋怨着今天没捞到一个肥差，白辛苦一趟。
毕加索松了一大口气，“感谢上帝！”他在胸口划了一个十字，庆幸保住了自己和马蒂斯多年来的心血。
然而，在纳粹的铁蹄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毕加索一样，能够幸运地保全自己。
在整个被德国占领的阴郁气氛里，毕加索总是感到一种黑暗的包围，这种黑暗让他的心灵痛苦，只有心中永远无法熄灭的对爱的渴望支持着他。这时候，他又碰到了即将取代朵拉的弗朗索瓦丝。
毕加索是在一次晚餐上碰见弗朗索瓦丝的，那时候弗朗索瓦丝22岁，是一个画家。毕加索是用那种充满挑衅（挑衅（xìn）：借端生事，企图引起冲突或战争）的语言，来吸引弗朗索瓦丝的注意力的。他用充满怀疑的语调问她：“听说你也是画家？”于是弗朗索瓦丝就回击道：“当然。”接着，毕加索让步了，他说：“好吧，我也是个画家，有时间你可以来参观我的画室。”没有人能拒绝毕加索的邀请，弗朗索瓦丝急切地问是哪一天。
毕加索是个令人倾倒的导游，他的艺术天才同样表现在对于画室的介绍上，他几乎用一种文学化的语言，把这座房子的历史和传说，编织成让人迷恋的故事说给弗朗索瓦丝听。这场参观一下子让弗郎索瓦丝失去了任何抵抗的能力，她面前的这个62岁的男人发出一股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从画室出来之后，弗朗索瓦丝迎着阳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她在回家的路上一点点地回味着刚才的场景，还有毕加索如珠的妙语。她突然意识到，这刚刚过去的一个小时里，这个伟大的艺术天才已经成为她生命中的主题，她已经无法不爱他了。
1944年8月24日清晨，隆隆的炮声把巴黎人民从睡梦中惊醒，继而又听见坦克开动的轰鸣声。
毕加索推开卧室的窗户，只觉得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楼底下聚集了一些人，像在谈论什么，大家都显得十分兴奋和激动。
“出什么事儿啦？”毕加索高声问道。
“巴黎解放啦，德国鬼子撤退啦！”楼下的人大声回答道。
“真的吗？巴黎解放了！”毕加索有些呆了，．他一时还接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喜讯。
他拿着军号兴冲冲地跑到楼下，仰起头，对着湛蓝的天空，连吹了30响。嘹亮的号声感染了沉浸在喜悦中的人们，他们唱着、跳着，眼睛里闪动着欢乐和希望。
赶跑了德国法西斯，很快，盟军拥进了巴黎城。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年轻人有两个愿望，第一，登上闻名遐迩（遐弥（xiá ěr）：远近）的艾菲尔铁塔；第二，参观毕加索的画室。
一连好几个星期，毕加索的画室里都挤满了穿着美国军服的士兵们，他们和李·米勒一样，好不容易从战场上捡回一条性命，无论如何也要实现自己的夙（sù）愿，去看一眼毕加索和他的画室。
毕加索心疼地看着这些从战场归来的年轻人，他们每一个都经历过炮火的洗礼和死亡的威胁。毕加索尽自己的力量满足着他们的要求，不管这些要求有多么奇怪。
毕加索的真诚相待，让战士们倍感温暖。他们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躺下来大睡，好像这个画室就是他们的家，安全而温馨。有一天，毕加索画室的地板上居然睡了二十多人。
1944年10月，毕加索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向来关心政治，但是谁也没想到自由不羁（jī）的毕加索会加入共产党。这个消息成为当时巴黎街头最热门的话题。
不久，弗朗索瓦丝为毕加索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克劳特。从此时起，毕加索与弗朗索瓦丝开始正式同居。1949年4月19日，弗朗索瓦丝又为毕加索生下了女儿帕洛玛。帕洛玛在西班牙文中的意思是鸽子。
鸽子是一直藏在毕加索心中最美好的形象，毕加索小时候最爱画的动物就是鸽子。在这段时间里，毕加索尤其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乐趣。他不知疲倦地哄逗孩子们，同他们一起做幼稚的游戏，埋藏在毕加索内心深处的天真被他的孩子激发出来了。
在瓦洛里隐居的生活简单但是并不孤独。1949年8月24日，法国内政部长在巴黎颁发给毕加索一枚银质奖章，以表彰他在抗击法西斯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勇气，和创作出来的鼓舞人心的作品。毕加索对于这一荣誉当之无愧地接受了。
9月2日，毕加索又飞到波兰，接受波兰总统颁发的“波兰复兴纪念章”，以肯定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出色表现。11月，他被授予列宁和平勋章。
同年，他抵达伦敦参加第三届世界共产主义和平大会。由于当时的英国政府极端反共，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员被拒绝入境。毕加索对此十分气愤，他大胆地发表了一分钟的演说来声援大会，在演说中他毫不忌讳（毫不忌讳（huì）：对某种可能产生不利后果的事力求避免）地宣称：
“我主张生存，反对死亡，我主张和平，反对战争。”
1949年2月，世界和平大会在法国召开，法国共产党邀请毕加索为大会设计宣传品。
在此之前，白色鸽子的形象一直在毕加索的脑海中闪现，从童年的记忆到取名叫“帕洛玛”的小女儿，毕加索对于这个可爱的形象充满了无限的深情。正好这时候，雕刻家米歇尔·西马送给毕加索一只猫头鹰作纪念。猫头鹰的凶猛形象一下子刺激了毕加索的创作灵感，于是这只可怜的猫头鹰成了毕加索脑海中邪恶和野蛮的象征，而鸽子成为和平的象征。
于是毕加索把自己养的那只白色鸽子搬到了石版画上。在画中，黑色的底色上，鸽子的羽毛油亮生光。
这张鸽子的形象迅速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标志之一，它被命名为“和平鸽”。这只和平鸽毫无障碍地飞过各个国家的边界，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建筑和邮票上。
在50年代，毕加索不断地遭遇到朋友的死亡。1953年，野兽大师马蒂斯去世。一年后，立体主义的四伟人之一的费尔南德·莱热去世，引起了毕加索更大的震惊，毕加索对于他们共同拓展立体主义时的并肩工作仍然怀念不已。毕加索常坐在黑暗的屋子里，静静地回味自己的一生，怀念故去的老友，更多的是自己的生命即将消逝的恐惧感抓住了他。
也在这一年，毕加索遇到漂亮的模特雅克琳，于是毕加索的那颗心又开始不安静了，他开始偷偷与雅克林约会。雅克林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位情人。
到了这年的冬季，弗朗索瓦丝再也无法忍受毕加索的用情不专，她与毕加索之间的关系彻底决裂了，她带着女儿和儿子离开了毕加索。于是，这位老人彻底陷入了孤独之中。
不过，1961年3月2日，年近八十的毕加索在瓦洛利市政厅举行平生的第二次婚礼，新娘是35岁的雅克琳。那一天，参加婚礼的只有亲朋好友和市长保尔·德里贡，毕加索早已厌倦了新闻记者的追踪，所以他特地非常隐秘地举行婚礼。婚礼一直到结束时，都没有受到一个记者的打扰，毕加索得意地对新婚妻子说：“瞧，我做到了！”
雅克琳是毕加索暮（mù）年惟一的伴侣，她把整个身心都扑在毕加索身上。有一天，在她外出回家的路上，有人指给她看日落的美景，她骄傲而又急促地说：“能够幸运地留在毕加索身边的人，连太阳也是不屑一顾的！”
在毕加索九十大寿那天，巴黎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并在卢浮宫为他举办了一次画展，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亲自主持了开幕式。
1973年4月7日晚上，毕加索与雅克琳以及他们的公证人安特比共进晚餐。11点左右，他起身说：“对不起，我得去工作了。”他在画室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才上床睡觉。不久，他突然病发，全身颤抖，喘气不止，危在旦夕。
雅克琳此时已经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她呆坐在他身边，喃喃（nán）自语道：“他无权这样对我，无权离开我……”
“你在哪儿，雅克琳？”他突然问了一句，随后又转向医生伯纳尔：“你不肯结婚真是大错特错，婚姻非常有用。”这是毕加索留给人间最后两句连贯的话语。
第二天上午11时40分，这位名叫毕加索的老人永远闭上了双眼。
“一个时代终结了。”一家报纸用这样的标题来形容这个人的离去。
然后，铺天盖地的报纸毫不吝啬（吝惜：过分爱惜，舍不得拿出自己的东西或力量）地用各种辉煌的词句来评价这个人的一生。
“他的作品使人类升华，脱离动物的状态，并懂得了自由的可能。”
“他的作品诞生于对人类的理解和爱，他的艺术超越了视觉上的单纯的美，达到了更高的境界——怡情悦性。”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