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大国的尺子——GDP

    有这样一则笑话，反映国家GDP增长的。

    一天饭后，两个经济学研究生甲和乙在路上边散步边讨论关于GDP增长的问题。讨论的过程中两位青年便争吵了起来，难分高下的时候，突然发现前面的草地上有一堆狗屎。甲就对乙说：“如果你能把它吃下去，我愿意出5000万。”5000万的诱惑可真不小，吃还是不吃呢？乙掏出了纸笔，进行了精确的经济学计算，很快得出了经济学上的最优解：吃！于是甲损失了5000万，当然，乙的这顿餐吃得并不轻松。

    两个人继续散步，突然又发现了一堆狗屎。这时候乙开始剧烈反胃，而甲也有点心疼刚才花掉的5000万，于是乙说：“你把它吃下去，我也给你5000万。”于是，不同的计算方法，相同的计算结果——吃！甲心满意足地收回了5000万，乙似乎也找到了一点心理平衡。

    突然，两个人同时号啕大哭：“闹了半天我们什么也没得到，却白白吃了两堆狗屎！”他们怎么也想不通，只好去请教他们的导师——一位著名的经济学泰斗。

    听了两位高徒的故事，没想到泰斗也号啕大哭起来。只见泰斗颤巍巍地举起一根手指头，无比激动地说：“一个亿啊！一个亿啊！我亲爱的同学，感谢你们，你们仅仅吃了两堆狗屎，就为国家的GDP贡献了一个亿的产值！”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e Product）的简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更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

    使用GDP是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产出，或者说是生产能力。因为这个社会其实就是收入和支出构成，也是投入和产出构成。任何经济行为都可以用这两者来计算。所以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也应该存在一个投入和产出的问题。到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能力有多强，或者说得更简单点就是创造了多少社会财富，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度量单位，以便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进行比较。而GDP就是这个统一的度量单位。也就是说，GDP是用来衡量国家或地区社会财富的尺子。

    这里所指的社会总财富是没有民族和国籍之分的，就是说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内，无论肤色，不管国内企业还是外国企业，只要它是在这个时间所创造的都归入GDP内。例如，诺基亚在中国的分公司所获得利润就要计入中国的GDP，而不能计入芬兰的GDP；联想在美国的公司所获得利润就会计入美国的GDP，而不会计入中国的GDP。

    GDP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被世界各国所采用。我国自1985年建立GDP核算制度，1992年之后逐步建立起一套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GDP成为核心指标。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活动成果的集中体现，目前，这一指标已成为各级政府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和战略目标的重要依据，并成为家喻户晓、世人关注的经济“晴雨表”。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GDP大幅增长，反映出该国经济发展蓬勃，国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也随之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GDP出现负增长，显示该国经济处于衰退状态，消费能力减低，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但有的时候，却会出现反常的情况，GDP高速增长，但人民生活水平却并未随之提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呢？这是因为GDP代表的是全社会终端商品的价格总和，而我们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全社会终端商品使用价值的总和。这二者既相互关联，又相互背离。就像我们在开头举的例子。再比如李先生家3年前每月吃10斤猪肉，每斤4.5元，共需45元。去年猪肉涨到了9元一斤，李先生家每月还吃10斤，需90元，这样在李先生家的生活水平并没有任何提高的情况下消耗的GDP增加了一倍。今年猪肉涨到了13元一斤，李先生家吃不起10斤了只能吃7斤，需花费91元，这样李先生家在生活水平下降30％的情况下消耗的GDP反而还略有增加。李先生的生活水平取决于他吃了多少肉，而GDP反映的是李先生买这些肉花了多少钱，二者既有相互关联的一面，又有相互背离的一面。有时李先生花的钱多说明他吃的肉多了，有时他花的钱多反而吃的肉少了。

    可见，虽然GDP的积极效应是多方面的，但也有其局限性。具体来说，GDP的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准确情况。因为现行GDP统计对没有效益的经济活动也照算不误，比如有一年发生大水了，水灾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造成了很多灾区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困难。但是，GDP却增长上去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救灾需要投进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要花费大量的物资，所以GDP上去了，GDP增长了。从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比方说早上开车上班，如果开车很顺利，就很快到了工作单位；如果出了车祸，人要送到医院去治病，车要送到车行去修理，那么这样GDP就上去了，GDP就增加了。本来出车祸是不好的事情，也不会产生效益，但是从GDP来讲却是增长了。这种GDP的增长，其财富积累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其二，GDP也不能够反映经济增长的成本。比方说，有些地方，经济增长虽然比较快，但是，资源消耗非常厉害，造成了很大的环境污染，GDP上去了，但是成本很大，破坏了生态平衡。这是非常不划算的。

    因此，我们要正确地认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既不要忽视它的重要作用，也不要把它作为唯一的衡量指标。

    经济学家建议：GDP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但一定要注意到其局限性，不要把它作为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

    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GNP

    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它强调的是国民性。从本质上来说，GNP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

    1929年，爆发了一次空前绝后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摧残程度如同是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可是奇怪的是，当危机爆发之时，人们却浑然不知。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甚至认为经济形势正在转好。

    我们没有理由嘲笑当时的人们无知，因为当时除了苏联统计机构有尚不完善的国民经济平衡表之外，有关国民经济的统计几乎是空白，所以人们当然不知道经济形势已经坏到什么地步。

    这次危害巨大的经济危机终于引发了人们对国民经济状况的了解的渴望。于是，美国参议院财经委员会委托西蒙库兹涅茨，建立一系列用来统计核算一国投入和产出的指标，由此发展出“国民收入账户”。这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的雏形。1933年，当1929～1932年的国民收入统计资料公开时，人们才发现这次经济危机竟是这么可怕。

    GNP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简称，是指在一定时间里，不管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流入哪个国家，只要它们仍然为该国的个人或法人所有，那么用这些要素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或劳务价值就称为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这里强调的是一国的国民，就是有着本国国籍的人，无论他身在何地，所创造的价值都计入本国的GNP。

    国民生产总值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计算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增长率）。

    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有三种：

    （1）生产法（或称部门法），是从各部门的总产值（收入）中减去中间产品和劳务消耗，得出增加值。各部门增加值的总和就是国民生产总值。

    （2）支出法（或称最终产品法），即个人消费支出+政府消费支出+国内资产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和库存净增或净减）+出口与进口的差额。

    （3）收入法（或称分配法），是将国民生产总值看作为各种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所创造的增加价值总额。因此，它要以工资、利息、租金、利润、资本消耗、间接税净额（即间接税减政府补贴）等形式，在各种生产要素中间进行分配。这样，将全国各部门（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上述各个项目加以汇总，即可计算出国民生总值。

    GDP和GNP，无论是外国名还是中国名，都只差一字，所以很容易让一般人混淆。很多人在刚开始接触GDP的时候，都会误以为它就是GNP。为了让大家更容易区分它们，我们在这里举个例子。假如有一家人，妻子在家里种蔬菜，一年的产值是6000元，丈夫在外地做小生意，一年的产值是13000元。他们还有一间房屋出租给一个公司搞软件开发，一年的产值是10万元。房屋的租金是1万元。那么，这个家庭的GNP就是丈夫和妻子的生产总值，再加上房租，就应该是29000元；这个家庭的GDP就是这个妻子和那个公司的生产总值以及房租，就是116000元。

    GDP和GNP的关系是：GDP=GNP+（外资生产总值一本国国民在外国的生产总值）

    在上例中，那个家庭的GDP=29000+（100000-13000）=116000元。

    从上面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假如一个国家，外资在这个国家内的生产总值和它在外国的生产总值相等，即括号内的值为0，那么这个国家的GDP就等于它的GNP。如果这两个值相差不大，那么这个国家的GDP也就约等于GNP。如果一个国家，外资在这个国家内的生产总值远远大于它在外国的生产总值，那么这个国家的GDP就远远大于它的GNP。如果一个国家，外资在这个国家内的生产总值远远小于它在外国的生产总值，那么这个国家的GDP就远远小于它的GNP。

    GDP和GNP，究竟哪个能比较真实地反映一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呢？当然是GNP。GNP是本国国民生产的总产值，当然比GDP反映得要真实一些。外资在该国的产值再大，也不是该国的。外资在该国内，就像在一个人肚子里的用塑料膜严密封好的一个蛋糕，这个蛋糕虽然在这个人肚子里，但是不属于这个人。还拿上例来说，真正能反映那个家庭生活水平的数据，是29000元，而不是116000元，那个软件开发公司的产值再高，也和这个家庭无关。GNP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

    经济学家建议：国民生产总值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的国民经济在一定时期（一般一年）内以货币表现的全部最终产品（含货物和服务）价值的总和。所以，GNP才是真正属于国民自己的价值。

    “吃了吗”——恩格尔系数

    过去，中国人见了面，习惯打招呼：“吃了吗？”但这一在中国流行了上千年的问候语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取代了。

    中国人习惯的“吃文化”已经深入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打人叫“吃拳头”，行不通说“吃不开”，受不了叫“吃不消”，打官司叫“吃官司”。可见，吃在人们的心中是多么重要！

    可是，为什么“吃了吗”慢慢被取代了呢？经济学家认为，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在吃上的支出比例越来越小，而在服装、汽车、娱乐上的消费比例越来越大了。这种现象被称为“恩格尔系数”降低。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王老师的家庭消费结构就会明白。

    王老师是大学教师，每月工资收入约6000元，稿费等其他收入平均2000元。妻子正在读博士，没有固定收入。女儿上幼儿园。家庭总收入8000元。

    每个月的支出：住房支出没有，因为王老师家现在住的房子由学校解决。吃饭花掉1000元，买书400元，订阅杂志报刊200元，购买唱片100元，去影院看电影两场200元。妻子购买化妆品和服装以及做美容等800元。

    去体育馆健身平均每月100元。夫妻两个还一起办了游泳卡每月100元。每周打两次网球，一个月消费300元。

    每月给孩子买书200元，玩具100元。孩子上幼儿园每月1000元。

    这样算下来消费4500元，再加上一些临时出现的支出，每月总消费额在5000元左右。在这些消费开支中，吃饭只花掉了1000元，占总消费额20％。而教育、健身等消费占绝大多数。

    “民以食为天”，吃是人们获得生存的首要条件，只有这一层次获得满足后，消费才会向其他方面扩展。因此，食品支出的比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生活水平的高低。食品在王老师家庭消费中占很低的比例，这说明王老师的生活水平比较高。而这个食品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就是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这就是恩格尔定律。恩格尔定律主要有以下几个推论：

    随着家庭收入增加，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就会下降。

    随着家庭收入增加，用于住宅建筑和家务经营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大体不变。

    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和储蓄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就会上升。

    恩格尔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金额/总支出金额

    简单地说，一个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越小，就说明这个家庭经济越富裕。反之，如果这个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越大，就说明这个家庭的经济越困难。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超过59％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恩格尔系数一经提出，就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广泛接受和确认，认为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在我国也较早地就被应用在统计工作中。计算恩格尔系数一般是采用各地的城乡住户调查资料。如北京市统计局2007年4月10日发布调查数据：2006年北京市恩格尔系数为30．8％，比2005年下降1％，比1978年下降了27．9%。这个数据与30％的“富裕系数标准”还差0．8％。恩格尔系数一路走低，表明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正在由小康向富裕迈进。

    但是，恩格尔系数这个衡量指标并不是万能的，它有时会制造一些假象，出现失灵的情况。例如在我国特别是贫穷地区，人们长期以来形成了“勒紧腰带过日子”的习惯。这种习惯会降低恩格尔系数，但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众所周知，在家庭收入不增加或增加十分有限时，家庭总支出规模基本不变，但由于诸如学费、电费、水费、医药费、燃气费等刚性支出的急剧增加，一个现实的选择就只能是压缩食品支出。这种情况在中国特别是西部落后地区尤其普遍，为了应付急速增长的学费、药费和电费等刚性开支，“省吃俭用”成为中国百姓的通常选择，与其说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美德，不如说是一种无奈。正是这种无奈，直接导致收入与恩格尔系数“双低”现象的产生。此外，不同地区的消费习惯也影响恩格尔系数。“穿在上海，吃在广东”，是对上海和广东两地消费习惯的高度概括。广东的恩格尔系数较高，与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消费习惯不无关系。恩格尔系数恰恰忽略了消费习惯的差异。

    因此，在我国运用这一标准进行国际和城乡对比时，要考虑到那些不可比因素，如消费品价格比价不同、居民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由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产生的特殊因素。对于这些横截面比较中的不可比问题，在分析和比较时应作相应的剔除。

    经济学家建议：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重要经济指标。在观察历史情况的变化时要注意，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一种长期的趋势，而不是逐年下降的绝对倾向，它是在熨平短期的波动中求得长期发展的趋势。

    物价是涨了还是跌了——CPI

    从2007年开始，CPI如同脱缰野马一般，一路疯狂上涨，令几乎所有人尤其是普通百姓都目瞪口呆。于是，在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经典名言：“你可以跑不赢刘翔，但必须跑赢CPI。”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人们突然发现CPI这个曾经陌生的经济指标，已然和自己每天花出去的“银子”息息相关。CPI的涨跌，牵动着越来越多人的心。

    CPI随着其数值连续不断地升高，已经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地被它牵动着，人民币升值了，粮价涨了，肉价涨了，油价涨了，房价涨了，似乎一切都在上涨！人们明显地感到自己的财富在缩水。

    的确如此，你可以不喜欢运动，但你的财富一辈子都在赛跑，这是一场长达几十年的 “马拉松”，这场比赛进行的悄无声息，甚至不管你愿不愿意参加，而你的对手就是CPI。

    CPI全称为Consumer Price Index，中文意思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其反映的是根据和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动力价格所统计出来的一个指标。其作用是对通货膨胀水平的一个量化体现。通俗地说，现在我们吃的、喝的、用的一些物品，很多价格都在涨，那到底涨了多少呢？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尺来衡量，这个标尺就是CPI。

    我国的CPI是按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这八大类来计算的。这八大类的权重总和加起来是100。其中，食品所占比重最大，包括：粮食、肉禽及其制品、蛋、水产品、鲜菜、鲜果。

    在每一类消费品中选出一个代表品，比如大多数人是吃米还是吃面，是穿皮鞋还是穿布鞋等。国家统计局选出一定数量的代表品，把这些代表品的物价按每一月、每一季、每一年折算成物价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布，就是我们所说的官方的CPI。

    CPI作为一个固定的价格指数，不反映商品质量的改进或者下降，对于新产品也不加考虑，它所考量的只是和居民生活相关的一些商品及劳务价格。

    当CPI升幅过大的时候，表明居民生活成本较之以前变高，如果你的收入没有增加那么相对于社会环境来说你的收入实际是降低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说去年你得到100元没有花掉，而今年CPI上升了6％，那么你现在用这100元其实只能买到相当于去年94元就能买到的商品及劳务服务。

    因此CPI的大幅上涨，即最通俗的说法“涨价”，是不受欢迎的。如果CPI升幅过大，则通货膨胀就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央行即会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继而导致经济前景不明朗。

    CPI的变化会对股市产生一定的影响。CPI增幅过大，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央行为了抑制通胀，会采取加息等紧缩策略，继而导致股市流动资金的减少，而减小股票的买盘。根据供求关系，股票买盘小的情况下其价格就会下跌。反之，如果CPI降低，则股市走热，股票上涨。

    CPI计算体系是1993年确立的，但一直以来，不为人们所重视。2007年初，中国人民银行设定了3％的CPI目标，这一底线，也被认为是央行加息的“警戒线”。但自2007年5月开始，这条警戒线，却被轻松突破。

    2007年5月，CPI增速首次越线，达到3.4％，6月再上新台阶，达到4.4％。到了8月，已是“连升三级”，达到了令人瞠目的6.5％。8月8日，曾经一心力保3％的央行甚至发出了“防止物价全面上涨”的警告。但是，CPl只稍微放慢了脚步，9月降到6.2％。随后又急速上涨，直到2008年2月份的8.7％，达到11年来新高。以食品类价格为例，食品类商品价格同比上涨23.3％，其中，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45.3％（其中猪肉价格上涨63.4％）。难怪大连动物园内很多老虎都吃不饱了，看来CPI的增长要让老虎吃素了。

    细心的人士会发现，从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开始快速上涨，那些不断涨价的产品总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粮食、蔬菜、食用油、煤炭、电、自来水、天然气等，为什么这些生活必需品会涨得这么快呢？

    粮食、蔬菜、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因为我国耕地面积有限，土地资源为不可再生资源。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植粮食要等上一年半载才能收获，而打下的粮食还需要进一步加工才能上市，所以说靠耕种土地赚钱很慢，于是越来越多的土地变成了住宅或厂房，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工业是快速致富之路，这也是全球性的趋势。所以，在稀缺土地上种出来的粮食也就变得稀缺了，与人们生活相关的米、面、油等必需品也就不得不涨价了。我国的物价指数虽保持在7％左右的水平，但真正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CPI指数实际上更高，只是总体数值被那些降价促销的耐用消费品摊平了。

    经济学家建议：消费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将进一步增加生活成本，影响居民的幸福水平。房价不断上涨，让有些人发现，买房不如买房地产股划算；黄金价格不断上涨，于是买不起实物金还可以买黄金股；吃不起猪肉可以买农业股。通胀环境中，人们可以想到什么产品价格上涨就买产销这种产品的企业股票，这样就能够做到“跑不过刘翔，但总能够跑过CPI”，不过要注意的是，要把握好通胀概念然后再投资。

    天堂与地狱的差距——基尼系数

    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对贫富差距的形象描写。确实，现实中富人和穷人的差距非常大。当然，绝对平均的社会也是不正常的，因为差距也是一种动力。在市场经济社会里，竞争是普遍存在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是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有竞争就会有差距，就要有先进和落后，就要有富有和贫穷。这种贫穷和富有的差距就形成了一种无穷的动力，促使贫穷者不断地向富裕的方向努力，小富的人不断地向大富的方向拼搏，大富者向巨富的目标奋斗，永无止境。但是，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也不能过大，差距过大社会就失去了安全的保证。所以，人们对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关注的，发明了很多评价贫富差距的指标或者参数。基尼系数就是最著名的一个。

    191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了基尼系数。基尼系数的经济含义是指：在全部的居民收入结构里，不平均分配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基尼系数的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绝对平均，没有任何差异。这是两种理论上的极端情况，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基尼系数的数值是介于0到1之间的。通常把0.4作为国际上基尼系数的警戒线，超出0.4会发生社会动荡。一般来说，按国际组织的有关规定，基尼系数的数值低于0.2表示绝对平均，0.2到0.3表示比较平均，0.3到0.4表示相对合理。0.4到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现在，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

    目前而言，有人认为我们国家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有的人却认为我国基尼系数根本没有那么严重，根本无须大惊小怪。其实，我国当前基尼系数上升，贫富差距拉大是不争的事实，这点不用多说。中央已多次开会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分配秩序问题，花力气构建科学合理公平的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我国地域辽阔，人数众多，所以测算基尼系数比较复杂，而且基尼系数毕竟只是一个静态指标，所说的0.4的警戒线也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国际上有些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的国家也并没有发生动乱。所以基尼系数也不过是测算贫富分化的一个数字指标，大家对它无须产生恐慌。尽管如此，我国的贫富差距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国家的收入结构呈现金字塔型，最高收入的在最上面，是人数最少的，最低收入的在最下面是人数最多的，而西方国家的收入结构都是椭圆型的，属于中产阶级占有了大多数，而我国却是穷人占有了最大多数，椭圆型的收入结构是比较合理的。

    从我国情况来看，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政治稳定、经济迅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就业规模逐年扩大、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1978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有2.5亿，可是到2006年的时候，这一数字降到了2148万。收入差距虽然扩大了，但人们的收入水平是在逐年上升、提高的，而不是停滞和下降的。这些年政府加大扶贫力度，扩大就业规模，“十一五”规划更明确提出，“要更加关注公平”。这就是说，我们国家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在科学分析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矛盾、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总体而言，基尼系数是一个反映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对此，要科学认识，科学运用。我们也应相信，当前我国存在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一定会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逐步解决。

    经济学家建议：贫穷和富贵并不是天生的，真正的生活只有自己去创造。只你富了，我也富了，国家的状态才会改变，金字塔收入结构才会改变，如果抱着一切有国家劳保的态度，那么你的惰性就出来了，贫富差距就很难拉近！

    你乐意交的税——拉弗曲线

    《论语》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哀公问有若：今年是个荒年，收成不大好，国库又不足该怎么办呢？

    有若回答：能否将老百姓的税负从20％减少到10％呢？

    哀公说：20％的税率，国库的钱都不够，减少到10％，那不是更糟吗？

    有若说：如果百姓手里没有钱，国库里怎么会有钱呢？如果百姓手里有钱，又何必为国库的钱发愁呢？

    这段话固然反映了儒家传统的仁政思想，主张轻徭薄役，坚持藏富于民，但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其实反映了一个经济学里关于税收的一个重要理论——拉佛曲线。

    拉佛曲线是由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阿瑟·拉佛在一次鸡尾酒会上画出的。事情还得从1974年说起。当时，美国经济正处在“滞胀”的困境里。南加利福尼亚商学院的教授阿瑟·拉弗和当时福特总统的白宫助理切尼在华盛顿一家餐馆共进午餐，为了使其明白只有通过减税才能让美国摆脱“滞胀”，拉弗即兴在餐巾纸上画了一条抛物线，浅显生动地给切尼讲明了减税的奥妙所在。一起赴宴的还有《华尔街日报》的副主编万尼斯基，他立刻将这一曲线在报纸上大加赞扬和宣传，“拉弗曲线”由此声名远扬，被戏称为“餐桌曲线”的“减税主张”博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并最终被后来的里根政府所采纳，其影响遍及欧美。拉弗也因之成为家喻户晓的经济学家。

    下面就是“拉弗曲线”。

    在图中，原点0处表示税率为0，此时政府没有税收收入；随着税率增加（由O-C-B的方向移动），税收收入呈现抛物线形的变化。当税率到达B点为100％时，社会将没有人愿意工作，所以也就没有税收收入了。拉弗曲线说明，当税率在横轴上超过C点时，税收对人们工作积极性的挫伤将大于其收入对积极性的提升，所以税收收入随着税率的提高而下降，由此图中的阴影部分被称为“税率禁区”。当税率处于这个禁区时，只有通过降低税率才可以使得税收收入和国民产量同时增加。

    拉弗曲线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当税率低于某个水准时，会激发社会的工作热情，从而促进社会供给，政府的税收一同提升；当税率高于某个水准时，会降低工作热情，从而降低社会供给，政府税收也会跟着减少。由此可见，政府为了取得更多的税收收入，最佳方法不是提高税率，恰恰相反，而是减税。

    一般人认为，税率越高，对于相同税基来说，能征收到的税收越多。比如1000元的收入，1000元是税基，如果税率是10％，那么国家可以收取100元税收，如果税率是20％，那么国家就会收取200元税收。与原来相比增加了100元，上述故事里的哀公就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

    但拉佛曲线却认为，税率越高并不意味着可以多收到税收，反而还可能使税收减少。拉佛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提高税率，的确可以使国家在短时间内增加税收，但税率有个极限，如果超出这个限度，就会使人们工作消极，收入减少，而且逃税避税，国家征收到的税金反而下降。如果税率进一步提高，很可能就会压榨企业倒闭，收入锐减，使税基大大减少，从而使国家征收的税金更少。

    拉弗曲线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欲速则不达”的哲理。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违背这一客观规律，不按应有程序行事的例子却屡见不鲜：

    在某城市郊区有一条高速公路，公路两侧有辅路，高速公路通行时候要收费，而辅路是不收费的。当地管理部门为了提高收入，准备提升高速公路的养路费，结果出现一个现象：高速公路上寥寥无人，而辅路上车水马龙，十分拥挤！

    提高养路费后，走高速公路的人更加稀少，从而导致收入锐减！

    相信当地管理部门没有看到拉弗曲线的理论，如果看到过肯定不会这么做，这样初衷是好的，结果反而得不到应有的收益！

    其实，拉弗曲线的理念可以运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很多事情都是因为到了一个极限，就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老板让员工加班，连续加班，压榨员工，一开始可能员工还可以忍受，但是时间一久，员工可能就选择跳槽或离职了。所谓物极必反就是这个道理。

    经济学家建议：拉弗曲线主要是讲政府收税的，讲怎么处理好税率和税收的关系，听起来似乎与生活离的很远，但拉弗曲线的理念却是与生活密切相关。

    国家经济的“体温计”——PPI

    PPI是经济“体温计”。它反映生产者获得原材料的价格波动情况，推算预期CPI，从而估计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通过PPI的变化，我们就能大体判断国家经济的运行状况，并可由此预判未来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

    PPI（Producer Price Index）是生产者物价指数的英文缩写，它是站在生产者的角度来观察不同时期货物和服务商品价格水平变动的一种物价指数，反映了生产环节的价格水平，也是制定有关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依据。在我国，PPI一般指统计局公布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目前我国PPI的调查产品有4000多种，包括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涉及调查种类186个。其中，能源原材料价格在PPI构成中占较大比重。

    通常情况下，PPI走高意味着企业出厂价格提高，因此会导致企业赢利增加；但如果下游价格传导不利或市场竞争激烈，走高的PPI则意味着众多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成本压力，从而影响企业赢利，整个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也将受到考验。

    我国的PPI自2007年10月份开始，涨幅持续提高，从3.2％持续攀升到2008年8月份的10.1％，涨幅达到了两位数。这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我国近一年多PPI攀高的根本原因是，在全球需求急速扩张下，资源类产品价格持续走高，而我国部分资源匮乏、内外需求旺盛，经济对于外部资源的依存度越来越大，导致国内PPI走高，直至2008年8月份创下10.1％的新高。

    但是，在PPI连创新高的同时，而CPI却连续下降，形成了明显的“剪刀差”。按理说，PPI对CPI有一定的传导作用，PPI增高，也会推动CPI增高。为什么会出现PPI和CPI背道而驰的现象呢？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历史来看，在物价上涨周期，PPI和CPI的峰值出现的时刻不同，CPI峰值在很多时候较PPI早几个月。以我国2004年前后的物价上涨为例，CPI于2004年7月达到5．3％的高点，而PPI则于同年10月达到8.4％的高点，相差3个月。同时，进入2008年以来，由于供需矛盾和资本炒作等多方面原因，以原油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高，带动我国PPI涨幅明显提升，更凸显了两指标走势之差。

    第二，我国现阶段PPI向CPI的传导并不顺畅。PPI向CPI传导上涨压力的链条大致有三种：PPI（煤炭、成品油、电力）→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CPI；PPI（采掘工业）→水电燃料→CPI；PPI（原料工业、加工工业）→工业消费品→CPI。由于我国下游产品市场总体供大于求，而且国家对中间产品实行价格管制，这就导致PPI向CPI的传导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PPI上涨对CPI的影响更多是在心理层面。据专家估计，当前我国PPI上涨只有10％左右可传递到CPI中。

    第三，PPI和CPI两指标的侧重点不同。CPI中食品和服务业所占比重非常大，PPI则涵盖各种工业制造业产品，两指标的构成因素区别明显。按权重及价格波动性来看，石油价格变动对PPI影响更为显著，而CPI受食品价格影响更为突出。通常而言，CPI是衡量国家物价水平的最重要指标，而对于PPI以及其他价格指标，政府则很少有动力去进行专门调控。

    由于CPI不仅包括消费品价格，还包括服务价格，CPI与PPI在统计口径上并非严格的对应关系，因此CPI与PPI的变化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是可能的。CPI与PPI持续处于背离状态，这不符合价格传导规律。价格传导出现断裂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品市场处于买方市场以及政府对公共产品价格的人为控制。

    在不同市场条件下，工业品价格向最终消费价格传导有两种可能情形：一是在卖方市场条件下，成本上涨引起的工业品价格（如电力、水、煤炭等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最终会顺利传导到消费品价格上；二是在买方市场条件下，由于供大于求，工业品价格很难传递到消费品价格上，企业需要通过压缩利润对上涨的成本予以消化，其结果表现为中下游产品价格稳定，甚至可能继续走低，企业盈利减少。对于部分难以消化成本上涨的企业，可能会面临破产。可以顺利完成传导的工业品价格（主要是电力、煤炭、水等能源原材料价格）目前主要属于政府调价范围。在上游产品价格（PPI）持续走高的情况下，企业无法顺利把上游成本转嫁出去，使最终消费品价格（CPI）提高，最终会导致企业利润的减少。

    PPI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由于食品价格因季节变化加大，而能源价格也经常出现意外波动，为了能更清晰地反映出整体商品的价格变化情况，一般将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变化剔除，从而形成“核心生产者物价指数”，进一步观察通货膨胀率变化趋势。

    在美国，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的资料搜集由美国劳工局负责，他们以问卷的方式向各大生产厂商搜集资料，搜集的基准月是每个月包含13日在内该星期的2300种商品的报价，再加权换算成百进位形态，为方便比较，基期定为1967年。一般而言，当生产者物价指数增幅很大而且持续加速上升时，该国央行相应的反应是采取加息对策阻止通货膨胀快速上涨，则该国货币升值的可能性增大；反之亦然。

    总之，PPI和CPI作为整体经济运行的核心指标，对国民经济和资本市场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整个国家经济就如同一辆飞驰的列车，普通居民是列车的乘客，各类企业则是列车的零部件，而国家经济政策就是要确保这辆列车又快又稳地行驶。如果说GDP增速反映的是速度指标，那么CPI和PPI就是表明列车运行稳定程度的核心指标。如果CPI太高，车上的乘客——广大居民会感到列车过于颠簸受不了；如果PPI不正常，那么列车的零部件——众多企业则会承受过大的压力负荷。这两种情况一旦发生，都需要迅速对宏观经济进行“点刹”与调整。因此，PPI、CPI的走势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健康程度，并可作为预判未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重要指标。

    经济学家建议：PPI和CPI背道而驰的局面不会长期保持，从中长期来看，PPI和CPI的差距一定会缩小，并最终保持基本同步。其实，在多数情况下CPI和PPI走势方向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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