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白茉莉：少年黄仁宇与他的家庭

    对于少年黄仁宇来说，令他最为恼羞的，莫过于下雨天别家的孩子穿时髦的雨鞋，而他只能光脚踏着木屐，在湿漉漉的街巷发出沉闷无趣的声音。他偶尔会向父亲黄震白抱怨，但更多时候，他只能独自忍受内心的痛苦。家庭的现状让他不得不接受眼前的一切。

    1918年，黄仁宇出生在长沙一户破落的小公务员家庭。除了简单的三餐，如果想在长沙街头买些烤番薯、烤玉米或是别的零食填嘴，那么只能去梦中相见；口腹之欲多少还能忍受，但多数同学出于学习的需要都拥有一支漂亮的钢笔，而他因家中拮据，拿到手的却只能是普通的毛笔与墨汁，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心灵的痛楚时时折磨着他，无法抹去。

    黄仁宇的童年生活原本不需要这样寒酸甚至窘迫，黄震白完全有能力使他的妻儿过上体面的日子，并得到他人的尊重。黄震白年轻时曾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福建讲武堂，也曾受校长许崇智影响，在同盟会，也算是元老级人物。1911年，许崇智参与发起福州起义，宣布福建独立，不久黄震白即被许任命为参谋长。

    后许崇智一路高升，从陆军第14师师长到福建北伐军总司令，到中央监察委员，兼国民党中央军事部长，再到粤军总司令，直至广东省政府主席，其身边人也随之飞黄腾达，黄震白也不例外，虽然期间因袁世凯称帝而使四处逃离，但袁死后黄的生活又恢复平静与安定。

    只是好景不长在，云漂水流之后，蒋介石因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身亡，开始借此以各种借口排挤许崇智。1926年2月，蒋介石以其军力为后盾，用一封薄薄的劝退信逼自己的这位结拜义兄离开了广东，从此消失在中国的政坛上。

    许崇智的离开是黄震白，同时也是整个黄家的转折点。出于传统的军人荣誉感，他不甘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服务，更不愿意为其他军阀卖命，无处选择的黄震白只得打道回府，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在机关单位随便找了份差事以养家糊口，黄家的生活顿时高峰跌落至谷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震白的人生是失败的，他没有能够以自己拥有的资源去谋划一份至少不会像这般拮据的生活。但就人格而言，黄震白无疑是高贵而令人尊敬的。他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沉沦黑暗，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个黑暗的世界作出了抗争。然而，在世道纷乱的年代，这样一种抗争显得软弱而无力，生活的现实逼迫着一家之主必须将眼光放在近处。在黄震白看来，自己的人生也就这样了，但儿子却不能像他那样做一个沉沉浮浮，没有出息的普通人。

    在黄仁宇还未设定自己的人生轨迹时，身为父亲的黄震白抢先为他铺好了道路：顺利考上大学，然后寻个体面的工作。当时所谓体面的工作，除去在洋人开设的银行、商社以及海关、电报局外，就是做律师、工程师等等实用职位。这是当时黄震白对这个儿子最大的希望。

    黄仁宇虽然对理科没有多大兴趣，但是出于孝顺还是同意了父亲的规划。事实上，少年黄仁宇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他14岁时就已是《湖南日报》副刊的特约作者，而且还画得一手好画。他所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年少时在文学上打下的基础，与其以后的历史着作扫脱严肃单板的桎梏不无关系。

    彼时的黄仁宇还想不到那么遥远，他所要做的就是在喧闹的社会环境中完成他的学业，考上好的大学，然后找份好的工作。然而内心所想永远敌不过外部事件的发展变化，黄仁宇想要安分守己地做个“乖宝宝”，但是社会的浪潮却无法让这个已小有思想的年轻人安坐于教室，对外面的世界无动于衷。

    那时的黄仁宇已是一个中学生，与其他热血的同学一样，对湖南省主席何建指定的迂腐老旧的校长颇为不满，一致要求省政府撤换校长，并停止在体育课中进行军事训练，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斯巴达式的野蛮教育。在政府还未做出表态之前，黄仁宇的父亲却率先有了动作，他不仅要求儿子停止这种毫无尊长的行为，更亲自跑到学校监督儿子的学习。

    其实黄震白并非怕事之人，如果他胆小如鼠，毫无骨气，那么他早年也不会加入同盟会。实际上，我们可以将他称作“中国式的男人”，为了生活，他可以忍耐一切，而为了尊严，可以放弃一切。这个尊严是家庭，也是国家。尤其是对军人出身的黄震白来说更是如此，从一件小事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黄震白起先要求家人远离这场战争，但没多久还是毅然让两个儿子参军卫国。几十年后黄仁宇在学术问题上对权威的不屈与坚持，与父亲的这一性格不能说毫无关系。

    父亲对孩子的影响，多数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当时没有太多的感触，而在时光流逝之后，孩子成为老人，才能真正体会父亲的用心。黄仁宇也是如此。他自认是个幸运者，能在乱世成长进而成熟，使他对外界洞若观火，一如他自己所的那样：“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这样一种独特的视角对他日后创立大历史观有着莫大的帮助。

    戎装马革：军校及抗战时光

    1936年，18岁的黄仁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并度过了一年快乐而充实的大学生活。如果不出意外，大学4年的光阴都将以这种方式度过，并在此间留下最为美好的回忆。如所有年轻而不甘寂寞的大学生一样，血气方刚的黄仁宇也以自己的方式憧憬着美好的生活。然而第二年夏天，北京卢沟桥的一阵强盛打破了所有人的好梦。从这一天起，每个人的人生都将因为抗战而发生改变。

    有志青年都报名参军去保家卫国了，黄仁宇开始坐立不安，他也希望自己能像那些奔赴前线的同学一样，传奇军装扛起枪，但是他不能违抗父亲的意思。父亲要求他不要放弃学业，好好念下去。在黄震白看来，这场战争虽然会导致很多人家破人亡，但并不会持续太长时间，贸然投身行伍未免不妥，何况，黄家已经有两个儿子参军了。

    正在黄仁宇犹豫不决之间，时间已到了8月28日，这一天，出于形势上的考虑，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3所大学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黄仁宇也就自然地留在了学校。

    安定的学校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一个月后，南京城破，武汉告急。长沙的局势也已到危急时刻。此时的长沙临大已乱作一团，大家都在忙着搬运自己的行李，还有学校的教具。教育部已下达命令，让长沙临大紧急迁往云南昆明。1938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学校准备撤离长沙时，黄仁宇改变了去昆明的决定，他找到父亲，说自己还是想参军。黄震白沉思再三，告诉儿子，参军可以，但必须考入军校，以正式军官身份进入军界。1938年7月，黄仁宇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央军校原在南京，后迁于成都。黄仁宇从考试地汉口到成都的路途可谓充满了一波三折。先是接到命令到宜昌待命，结果这一待命“待”了足足3个月。踏上去成都的路途时，已经年关将至。

    黄仁宇考入的是中央军校第16期，于1939年1月1日开学，1940年12月25日毕业。中央军校建校之初学制并无定规，自第8期开始制度化，定学制为3年。第1年为入伍生教育，之后实行为期两年的正式学生教育，成绩合格毕业后分配至各部队任见习官半年，随后即可以少尉军官补用。战争为特殊时期，因此学制缩短为两年。

    在黄仁宇看来，军校的训练，有时充满了禅宗的意蕴。有时一名教官会伸出一只手在我们前方，测试学员是否眨眼，同时，另一名教官藏在他们的身后，出其不意地伸出两只手指，掐住某人的后颈，看他绷紧的身体是否会像袋鼠一样，用脚趾头往前跳。如果是，就表示他仍需练习。

    在军校鼓噪乏味的训练中能时常出现这样有意思的教官和教程，倒也是不错的。教官强调的专心一致，不受外在干扰也成为黄仁宇日后坚持的学问原则。

    军校毕业后，按规定黄仁宇需到基层部队见习半年，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和一个叫田海男的人直接奔赴前线，他自己也成了一名正式的排长。有如此待遇，黄仁宇要感谢一个人的帮助，那就是田海男的父亲田汉。黄仁宇与田汉相识于1938年的春天。那段时日，黄仁宇没去昆明，而是为寻找投考军校的机会留在了长沙。为了补贴家用，也为了长长世面，黄仁宇去当时影响力极大的《抗战日报》应聘工作，结果求职成功，成了这份爱国报纸的编辑，因为这个机缘，他又与在同一报社的廖沫沙相识。两人是同乡，又实际上主持着报社的日常编辑工作，寝则同床，食则同桌，关系特别的好。除了工作关系，同样出身于军人家庭，也使两人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两年后，黄仁宇从排长升为代理连长，不过在国军基层单位普遍不满员的建制下，黄仁宇的连长实际上也只是一个加强排职位。他的只有36个士兵的连队隶属于国军第14师，驻防地为云南边界，当时为与日军对峙的最前线。边界之地，交通闭塞，后勤不足，使黄仁宇觉得自己身处古代。虽然第14师一度拥有国军当中“最精良的武器，配装最新的步兵装备、德国头盔、防毒面具、帐篷等等”，但所处的环境并不能让他感到满意。在黄仁宇看来，他们的生活是盟军是不可能理解的。因为“在美国，从华盛顿的政府到乡村地带，有许多的联系，如公路网、法庭制度、银行、电台、报纸、执法单位、民间团体、包括趸售及零售贸易在内的商业服务等。”

    就在他焦急地等待能岁部队痛击日军，立功受勋时，一个噩耗传来：父亲去世了。

    因为邮路不畅，父亲的死讯花了整整一个月才传到黄仁宇的手中。黄仁宇请了长假回家乡奔丧，回来后，他已不能去野战服部服役，被调到司令部从事文书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或许对他的特长来说有了用武之地，但机关单板无聊缺乏生气的生活与工作内容让他感到深深的不适。窗外的炮声隆隆与窗内的死水一潭形成鲜明的对比，黄仁宇始终在寻找机会，有朝一日能从上战场。

    1943年2月，由缅甸撤退至印度的新22师、新38师，以及由国内空运而开的新30师组成新一军，首任军长为郑洞国。黄仁宇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和他（郑洞国）在重庆的旅舍客房见他，谈了数分钟。在我们飞往印度时，我被派到他的营区当参谋，官拜上尉。”就这样，黄仁宇再一次亲临炮火横飞的战场。

    黄仁宇在这支军队里待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他亲眼目的了中国将领与美国的史迪威的冲突，前者因没有对部队的实际指挥权而恼怒，而美国人在多数事情上的我行我素，丝毫不顾及中国人感受的做法，也使他们很难获得中国人的全面信任与配合。黄仁宇日后的回忆录里留下了许多有关此类的记录。对他来说，这段日子是值得怀念的，并没有任何不愉快的记忆。

    我们可以将这段话理解为他在炮火与文字间找到了极好的平衡点。因为在艰苦的战火岁月中，他也不忘用手中的笔及自己的写作才能将战场上所发生的一切记录下来，登载于各大报纸上。年轻气盛，加上为了写最独家的报告，黄仁宇多次不顾生命危险出没于寸草不生的险要地带。1944年，黄仁宇在缅甸密支那负伤，生命几近垂危，好在终极渡过难关，因此获颁海陆空军一等奖章。

    赫逊河畔谈历史：求学在美国

    抗战胜利后，黄仁宇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但这仅就生活本身而言，在情感方面，却犹如汹涌的波涛，接连两次冲击了他尚未成熟的胸膛。因此，这两段感情也就无疾而终，成为生命中的插曲。其间，他也曾想重返校园，但是此事因诸多原因而没有成功。

    解放战争爆发后，黄仁宇被调到东北任保安司令部的少校参谋。1946年6月，黄仁宇得到一个消息，政府要举行去美国军校留学的选拔考试，在沈阳有一次初选。黄仁宇顺利通过了这次初选，随即去南京参加复试。复试的结果令他十分高兴，他与其他15人将被送到美国陆军参谋大学进行为期9个月的学习。

    美国陆军参谋大学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雷温沃斯要塞。这个地方风景优美，令人陶醉。但是大学的学生并没有太多时间去欣赏。军校严格的规章制度使他们只能在教学中度过每一天，只有在圣诞节的时候，才有时间放松。这所大学除了来自中国的学生外，还有英国、法国的军官，这些军官的军阶各不相同，非常混乱。黄仁宇并没有过多关注学习以外的东西，这次机会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没有浪费每一分每一秒。

    1947年6月，黄仁宇和他的同学完成了参谋大学的学业，集体回国。此时国民党的形势实在让人乐观不起来，就在黄仁宇回国前3个月，人民解放军在山东沂蒙山区发起孟良崮战役，全歼所谓蒋介石5大主力之一的全美械装备的整编74师，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蒋介石谓此事是“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时局不稳，战场失利，使南京政府迅速将黄仁宇这批军官分配至各级作训单位，以增强部队的作战能力，然而此时的南京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已岌岌可危。此时的黄仁宇不得不再一次为自己的前途考虑。

    1949年的春天，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时的同学袁韦兴找到了黄仁宇，希望他能够担任自己这个驻日代表团副官的助手，黄仁宇有感于国内窒息的空气，也想为自己寻一条新的出路，于是答应了同学的请求，在5月，从香港坐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的头等舱，去往日本。黄仁宇在驻日代表团的工作非常清闲，只是登记、转交、抄送，以及一些最为简单的汇报。对于这种散淡的日子，黄仁宇起先并不完全喜欢，不过由于工作清闲而得以有大量时间用来看书，倒是让他感到十分高兴。此时发生的一件事情，从某种角度来说，改变了他的后半生.这也正应了那句话：世事难料。

    1949年10月，驻日代表团的中奖团长朱世明撤掉了自己的秘书，并要求黄仁宇担任自己的贴身副官。由于这份新的职务会剥夺自己平时的自由时间，黄仁宇并不愿意去当什么副官，但是上司并不接受他的说辞，黄仁宇只得硬着头皮开始了他的新任务。成为朱世明的副官后，黄仁宇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内幕，其中波及面最广的要算“叶山会议”事件。

    1949年10月10日，原南京政府驻法国大使馆“公使”凌其翰与使馆各级工作人员在“大使馆”门前降下了“青天白日旗”，第一次在巴黎悬挂起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此事时间被蒋介石方面成为背叛，影响极大。

    驻日代表团在离东京郊区的叶山有间宾馆，作为周末休闲娱乐之用。巴黎大使馆起义后，驻日团曾在叶山召开过一次秘密的会议。黄仁宇听说在这次会议上有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大意是效法巴黎大使馆，让驻日代表团也改弦易辙。据说这些话被朱世明的秘书泄露了出去，才使朱世明撤掉了这个秘书。虽然这件事日后朱世明没再提起，很多人也没再多问，但此事已闹得满城风雨，作为代表团的团长，朱世明被看做是这场阴谋的策划者，他被美国人怀疑，被蒋介石调查，被其他军界同仁轻视，最后，朱世明不得不辞去团长的职务，而黄仁宇也收到了自己的退伍令。

    不能回国，也不想去台湾，黄仁宇想起了曾经就读过的美国陆军参谋大学，他觉得这个时候申请一所美国的大学继续深造或许是不错的选择，重要的是，他在参谋大学学习其间取得的学问或许能派上用场。很幸运，黄仁宇找到了认可他学分的大学，被称为“公立常春藤”的密歇根大学，专业是新闻学。

    当时已是34岁“高龄”的大学生黄仁宇学习时分刻苦，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取得了新闻学的学士学位。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那时的他，口语还不是很流利，大学期间有没有相关的工作经历，他写的那些新闻稿件并不符合美国读者的口味，因此，他的求职总是在一次又一次拒绝中结束。

    很多人怀疑他当初选择专业时是否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只是凭他曾经在战场上写的那些战事通讯而自认为能在这行做出什么成绩出来。我们无法了解，黄仁宇遭遇接二连三地拒绝后，心中是否会有懊悔。但至少以日后发展发生的事情来看，至少在学新闻的时候，黄仁宇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他就是新闻系主任威斯理·莫勒。

    在黄仁宇的回忆中，威斯理·莫勒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每次下课，他总是愿意和黄仁宇多聊几句，并推荐他看相关的历史书籍。如黄仁宇自己所说：“我开始注意历史，大半原因是受他影响。”这所谓的影响更多得来自威斯理·莫勒的“特殊背景”。这位新闻系的系主任曾就读于神学院，毕业后曾立志想做个牧师，也传过几年的教。他总是很乐意和他的学生，尤其是黄仁宇谈论那段时光，还不断提到星法院、命运预定说的教义、陪审团审判等。

    这些事物黄仁宇从未听说过，他感到了强烈的好奇心，这种心情促使他急切地想要了解这些东西，此时的黄仁宇“我逐渐相信，我的中国知识和经验应该透过历史来评估。”“但那时我还不知道是透过世界历史，或是西方文明史，甚至不知两者有何差别。”正是出于这种疑问，黄仁宇对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周围又有许多同学与老师劝他，如果想要研究历史，就必须继续深造。在这种情况下，黄仁宇开始读历史学。

    在大学毕业后的第3年，黄仁宇顺利拿到了历史学硕士学位，又过了7年，黄仁宇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明代之漕运》。这10年的硕博生涯，对黄仁宇的那些美国同学来说，或是是惬意无比的，但对他来说却充满了艰难。到美国前，黄仁宇并没有攒下太多的钱，大学时已花去了大半，为了按时缴纳硕博期间的学费，并保证生活上的开支，黄仁宇除了学习，全部的时间都放在了打工上。

    黄仁宇干过电梯工，洗碗工，服务员，清洁工。只要能立刻拿到钱，他本身又能做得了的他都做过。黄仁宇很享受在工作以后拿到报酬的那种感觉。正是有了这种感觉，才让他忘却了工作上的辛劳。尽管辛勤的工作只是为了能保证学业能按时完成，但黄仁宇还是遭到了一些朋友的指责，他们认为黄仁宇应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历史研究上，而不是打工这件事情上。指责的人当中有一个是他的弟弟。

    打工经历总的来说是愉快的，但偶尔也有令人烦恼的时候。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一些年轻的研究生和讲师总是在店里高谈阔论，他们要弄熄烟蒂时，用的不是烟灰缸，而是咖啡杯，而且还很用力。他们这么做，给我增加多余的工作。咖啡杯只要沾了黑色污点，就没有办法用机器来清洗。”

    博士毕业的黄仁宇面临着同大学毕业一样的问题，那就是找工作。那一次他接连失败，这回却截然相反。他很快被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所聘用，成为这所大学的历史系助教。这是一个极好的开始，应该说，黄仁宇的生活总算安定了下来。他的幸运季由此开始，1966年，他与格尔结为夫妻，不久之后，由于朋友同时也是知名教授的余英时推荐，黄仁宇被纽普兹大学聘任为副教授，年薪11500美元。由于纽普兹大学特殊的授课方式，需要黄仁宇在有限的时间内将百余年的中国史融会贯通，使他开始逐渐培养其以“大历史”的方式来讲课以思考问题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以最简洁快速的方式将中国复杂而精深的历史表达得明快。

    1967年，黄仁宇到哥伦比亚大学参与《明代名人传》的工作，为期一学期；在结束这项工作后，同年7月，黄仁宇又收到李约瑟博士邀请他参与《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工作。这无疑是对他历史研究工作的莫大肯定与信任。可以说，此时的黄仁宇，在历史研究领域已经是一位名家了。

    波折的荣誉：《万历十五年》现象

    1970年的夏天，黄仁宇全家迁到麻省的剑桥，进行为期9个月的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历史研究。在这里，他结识了费正清教授。黄仁宇的研究课题原定为整个明朝的盛衰变化，以税收制度的演变为主要内容。费正清教授给了他很好的建议，让他舍弃了在近300年历史中耗费大量精力描述基本的事实，而将所有注意力集中于16世纪，黄仁宇最终将这个课题定名为《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费正清教授虽然是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对黄仁宇的研究工作也帮助良多，但两人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一直和睦下去，随着课题研究的深入，两人陷入了研究方法的冲突之中。一个偏重于某段具体历史的分析，而后者则更注重“大历史”观下对千年的历史进行纵横交错，以理出历史本身的演进过程。

    为了将《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顺利完成，黄仁宇废寝忘食地工作。每天除了必要地休息时间，黄仁宇每天几近工作12个小时以上。至，1971年初，书稿终于完成。黄仁宇将稿子复印了一份寄给了英国剑桥大学，希望能在这所大学的出版社出版自己的着作。对方很快回复了消息，表示很看好这本书的出版前景。与此同时费正清教授也表示出对书稿的兴趣，但他更愿意将书稿抽出一部分内容出版，黄仁宇回信说自己无法将书稿进行分割，因此这本有关16世纪明朝财税制度的书最终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此书的出版使黄仁宇在历史学界的名声大振，加上参与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课题，以及撰写《剑桥中国史》明朝部分的荣誉，使黄仁宇的学术影响进一步扩大。此时黄仁宇已在纽普兹大学任教10年有余，无论是在外人还是自己看来，黄仁宇的学术和生活都充满了无限的希望。然而中国有句古话“否极泰来”，好运连连的黄仁宇在遇上了他人生中最大的挫折——1979年3月27日，他被纽普兹大学解聘了。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在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名声在外，受人尊敬的黄仁宇会遭受如此待遇，即便是被同一时间解雇的教师不曾想到。这一年黄仁宇62岁。失去工作的黄仁宇也想过为自己维权，也去找过新工作，但都不如意。与失去工作一起带给他沉重打击的是《万历十五年》的出版过程。黄仁宇的这本书，是通过一个朝代的横切面来展示明朝潜伏的危机，照射出这个帝国有盛转衰的必然性，可以说是一本严肃的历史着作，只是手法上，为了便于普通读者能对历史产生兴趣，而采取了通俗的演绎方式。只是这样一来，《万历十五年》便出现了一个奇特的问题。

    在学者看来，本书过于强调通俗性，表现手法上过于轻率，立场上偏重于私人情绪，使得这本书缺少严谨的学术态度，而在出版商看来，这本书没有惊险的冒险，缺乏故事性的叙述语言，尤其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这是一部历史着作而非通俗读本，美国的出版商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所写的那样，商业出版商担心”妨碍资金的流通，迟滞今后业务”，大学出版社则“顾虑学校的信誉与地位。”

    黄仁宇将希望寄托于英国方面，但对方看到美国同行的反应后，也婉拒了黄仁宇的出版请求。无奈之下，他想到了中国。他以最快的时间将书稿译为中文，希望能得到在中国出版的机会，但是当时中国动乱的余波尚未完全过去，他对此并不抱过多的希望，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

    1978年，黄仁宇长沙临大时的同学余哈维从美国前往中国探亲，黄仁宇便将书稿交给余哈维让其带往中国。同学的中国之行给黄仁宇带来的好消息，余好哈维告诉他，他的妹夫，当时颇为有名的漫画家、作家、书法家黄苗子愿意玉成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黄苗子又请廖沫沙出山为此书作序。当时廖沫沙刚被平反，身份贤重。黄苗子当时尚不知廖沫沙与黄仁宇是“年轻时的患难之交”。世上的事情就是这般奇妙，转来转去，都是一场机缘。

    经过黄苗子的热心推荐，中华书局同意出版这本在国外遭受冷落的书稿。经过出版社的文字润色，及返回给黄仁宇审定，1982年5月，《万历十五年》正式出版，两年后又再版，至21世纪的头10年，已不知这本书到底再版重印了多少回。

    大陆版问世后两年，台湾的食货出版社在台出版《万历十五年》繁体版，到1992年，这一版本的《万历十五年》已再版了25次，2版后，又有印刷50次的记录。从这一数字上可知此书在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西方的出版界亡羊补牢，也很快使黄仁宇的这本代表作成为畅销书，而且还成为几家大学的历史教科书。

    时至今日，即使不是历史的专业人士，对“黄仁宇”这个名字也不再陌生，而在几十年前，一般的读者对这个人还是相当的陌生。《万历十五年》将黄仁宇从一个美国式的历史研究学者提升为一个具有全球知名度的著名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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