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代标榜权欲、地位与势力，视嗜血的杀戮为一种乐趣，因此多产无道的昏君和卑劣的人性，一己私利引发八王之乱，在家天下的幌子下杀兄谋弟也就不算奇闻，如果司马氏的子孙只是关起门来做自己的权力交换，那么为期16年的中原大乱也就只是一场闹剧，而趁乱崛起的“五胡”马踏中原，就使得闹剧成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
这段岁月真正可以用“暗无天日”来形容，军阀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百姓们人头落地哀鸿遍野。中原成了屠杀场，而东晋偏安一隅，试图在纸醉金迷中重温曾经的雅曲弦乐。在不思进取之下，所谓北伐，也不过是权贵的作秀，而淝水之战的胜利，其本质终究只是一场偶然，好运不可能永远眷顾这个躲避在东南的可怜朝廷。新的势力拓跋氏正在北方兴起，南朝的厄运远未结束。
黄仁宇先生认为：“从长时期大眼光看来，秦汉大帝国（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也可称为‘第一帝国’）在公元220年后已无可改组修正，只能重启炉灶的再造。”在你死我活的政权竞争时代，国家体制的脆弱致命而不可挽救。因此“今日我们检讨长期分裂的悲剧，在展开视野之余，必须创造新的理论，才能将这段历史，和以后隋唐宋的第二帝国衔接。”
统一在权力资源重组下完成
司马炎乃抄袭曹家办法，倡言天命已由曹家转移到司马家，他在公元265年成立晋朝，让曹魏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礼，全部有如以前之从曹魏逼着刘家的汉朝禅让。
——黄仁宇
重组，经济学的解释是：改变企业组织形式、经营范围或经营方式的行为，以出售或终止企业的部分经营业务，关闭企业的部分营业场所为主要内容。就某种意义而言，企业重组，多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保生存而做出的被迫选择。股权被稀释，招牌被摘下，董事被替换，商标被买断。苦心经营，却落得这般下场。世事不由人，老子创业儿败家，或许这才是真正令他们痛心的原因。
由此而延及刘禅，他是否会想起艰难创业而中道崩殂的刘备呢？他可能很愿意去回顾那段烽火连天，壮怀激烈的往事，但是宦官黄皓给他安排的各种游戏太过丰富有趣，以致他的工作和业余时间都深浸其中。刘氏企业的总经理姜维在外面不辞劳累的开拓市场，各部门经理都在任劳任怨地在工作，以期年底有丰厚的业绩分红。黄皓却告诉刘禅，企业如今能走上正轨，以至两大外企不能来兼并，都是他的功劳。如今是天下太平，君可安枕。
这一年是公元262年，刘氏企业已成立42年，就在黄皓以虚功而邀实宠之时，两大外企之一的曹魏集团的办公室里却在进行着一番慷慨激昂的政策讨论，此番讨论将决定曹伟集团今后的前途命运，事后人们方知，这其实是在决定司马氏的前途命运。讨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在大将军司马昭鞭辟入里的分析中圆满结束。司马昭的分析是——
师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
作为一家经济实体，经过42年的发展，高层已无心进取（或者不知道怎么进取），下层更缺乏积极向上，敬业爱岗的精神。此外，诸如人均成本过高，创新意识不强，渠道拓展不利等关键问题也堆积重重，而旁观者清。这样一家垂垂老矣的企业，不兼并重组它，岂不成了傻瓜？而且重组它的最大好处，是能为兼并像东吴这样的品牌型企业积累经验并创造条件，也许短期投资会很大，但长期效益却怎么估计也不算过分。
关于蜀汉的灭亡，我们可以套用一句古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黄仁宇先生以寥寥数语便将这一过程概括，也可看出刘氏企业除了被他人重组，已无其他的命运。黄先生说，“魏亡之前二年”司马昭命邓艾“在成都北的万山丛岭中进军，出敌不意地袭蜀，蜀灭。”
司马昭是这场兼并重组战役的最大受益人，出钱出力的是曹魏集团，眼见胜利，头脑发热，没想到最大的危机却在内部。当醒悟过来的时候，司马昭早已用股权置换的方式改变了曹氏与自家在董事会上的分量，不过那时他还只是称晋王，黄仁宇先生指出，司马昭死后，“子司马炎乃抄袭曹家办法，倡言天命已由曹家转移到司马家，他在公元265年成立晋朝，让曹魏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礼，全部有如以前之从曹魏逼着刘家的汉朝禅让。”
司马氏的手段让所有致力于做大做强企业的人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兼并重组他人的同时，也要留心自己企业被人拿下，最要紧的是要管住那些有能力，懂经营的职业经理人，赋予无缝隙无阻碍的权力没关系，只要你有驾驭这种权利的手腕，给的出，也能拿得回来。曹魏栽就栽在这点上。
司马昭一口吃下两个牛肉面包，胃口变得越来越好。对于司马氏来说，余下的事情，就像黄先生指出的“收拾残局，只是顾指间事。”蜀地的丰厚资源与朝中的团结，加上司马氏的晋朝初创，让新的领导阶层对取得最后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时运似乎格外垂青于司马氏，当司马昭制定伐蜀战略时，他面对的是昏聩的刘禅，当他的儿子意欲南北一统时，遇到的是贪恋酒色、民心丧尽的孙皓。不过，事有不同，计有别策。相对蜀汉而言，东吴地处东南，有渔盐之利，江东人又好斗勇武，司马炎没有轻视自己的敌人。
272年，司马炎任命王濬为益州刺史，在蜀地建造战船，训练水军。黄仁宇先生论王濬，说他“做事以大刀阔斧着称。”“他在四川造船，费时七载，待得准备停当，王濬已七十岁。”让我们来看看王濬用7年时间造出来的战船是什么样子——
王濬所造战船，每艘长120步，可载2000余人；上构木城，筑起楼橹，四面开门，船上可骑马驰骋。史称“舟楫之盛，自古未有”。以现在来看，王老汉除了是晋朝海军的缔造者与领导者之外，似乎还是一个卓越的心理战高手。273年6月，王濬命士卒将造船产生的大量木屑抛入江中。碎木顺流而下，直抵江东，搅得吴国人心惶惶。怕事惜命者已经收拾好细软，一旦战争爆发，立马奔命。此间，孙皓听到了许多积极抗敌的建议，但他认为江东有“长江天堑”，晋人不敢南下，对这些建议置之不理。
市场竞争激烈，也许明日就被人恶意收购，后天就被人邀约重组，内部，也可能有人为满足一己之私，出售股票套现，降低己方的持股比例，或错将吞并者看成善意的投资者而引狼入室，按古人的说话，就是“攻守之势常易”。孙皓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280年，司马炎发兵200000，王濬水军为其主力，分6路进攻吴国。在失去战略重镇秭归后，孙皓才有了实际行动，黄仁宇先生指出“他们建造了水中障碍，还在江面窄处以铁索横贯。”然而这是酒醉喊头疼，为时已晚。黄先生为我们指出王濬所用的招数：“他制造了一百尺长的火把，以干树枝及容易燃烧的物料捆成，上淋麻油，据说烧起来的高热使铁索熔断。这障碍既除，王濬的楼船即顺流而下，于公元280年在南京受吴降。”
有句话听来似乎颇为蛮横：不是我要打你，是你长着一副挨打的脸。不过套在蜀汉与吴国身上却极为确切。面对唾手可得的肥肉，欣欣向荣的司马企业怎么可能弃“弱肉强食”的市场原则不顾，而落下怜悯的眼泪呢？即便落下，那也是鳄鱼的眼泪。鳄鱼终究是要吃肉的，兼并重组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表现形式，也是重要的生存手段。司马氏以此为进取手段，完成了他的权力垄断。
欲望出轨，八王之乱
晋朝的习惯，各皇子称王，内位朝臣，外掌兵符。
——黄仁宇
欲望使人年轻，更使人疯狂。
这就好比有块大蛋糕，谁都想上去咬一口，但是倘若预先知道这美味的蛋糕内，藏着见血封喉的利刃，还会那样的趋之若鹜吗？或许会斟酌踌躇，然而权力之巅的那块蛋糕，实在太具诱惑。晋朝的王爷们已经无法按捺自己对最高权力的欲望。
王爷们的欲火之所以如火山般喷发得如此强烈与炙热，其原因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晋朝的习惯，各皇子称王，内位朝臣，外掌兵符”。总有一根无名的手指撩拨着他们敏感驿动的心，不过首先点起权力欲火的并不是司马炎的这些兄弟子侄，而是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黄先生认为“因为她与皇太后争权又要废太子，才引起皇室各王的干预”。
司马炎死后，太傅杨骏总览朝政。杨骏是司马炎第二任皇后杨芷的父亲，器量短小，任人唯亲，早年间就不被知识阶层尊崇，但是司马炎晚年的昏庸成全了老丈人的跋扈，至其为辅政大臣，更是不得人心，“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为权力而生的贾南风妒忌杨骏执权，身为女人，更嫉妒杨太后以德立威于后宫。贾南风当然不甘心处在杨氏之下。要扳倒杨氏这块石头，就先要砍掉杨骏这棵大树。
贾南风出生于显宦之家，耳熏目染之下也是有些政治头脑，她知道以一己之力要想除掉杨骏，绝非易事。司马家那些人与他有隙，借他们的力量除掉，是最好的办法。专权的杨骏也知这个女人非“善守妇道”，双方必然爆发激烈的冲突，他也积极谋划着如何对付贾南风。
291年3月，贾南风联合汝南王司马亮与楚王司马玮，发动洛阳禁卫军政变，围攻杨骏，黄仁宇先生叙其结果“以造反被讨，死于马厩，太后被废。”杨骏的两个弟弟卫将军杨珧、太子太保杨济、中护军张劭以及政治盟友兼铁杆随从散骑常侍段广、杨邈、左将军刘预、河南尹李斌、中书分蒋陵、东夷校尉文淑、尚书武茂等也一并被杀，并夷其三族。
扫灭政敌后，为了笼络司马亮，贾南风以皇帝名义封其为太宰、录尚书事，并许以入朝不用叩拜、不用脱鞋、不必解剑的特权，还给他增派了1000名步兵，100名骑兵作保镖。贾南风以为如此高官厚禄，又是一家人，完全可以执朝政于手掌，然而司马亮觉得诛杀杨俊功劳全在自己，而得到的赏赐太低，遂对贾南风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这让她很光火。此时发生的一件事，让这个女人抓到了灭掉司马亮的机会。
楚王司马玮借杀杨一事，在朝中立威，司马亮生怕自己刚坐热的辅政大臣的位子会被这个同宗夺走，于是决定夺去他的兵权，他还想借此削弱其他封王的权力，力主“遣诸王还藩”。司马玮得知此事后，怨恨在心。贾南风欲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私拟了一份皇帝诏书，说司马亮与他的党羽有废帝的阴谋，命司马玮率军讨逆。事在291年的春夏之交。
司马亮有两次机会保全自己的性命。
第一次，有人劝司马亮率兵御之，他却赌气似的说“我又没二心，怎么可能到这种地步。”第二次又有人劝他府邸中“俊乂如林，犹可尽力距战。”这位司马大佬依旧不听，结果“遂为肇所执”。
此后情事，看黄仁宇先生所述，就好像在看一出没有终点的死亡竞赛。
黄先生说道：“楚王又以矫诏被诛，太后被弑。又近十年，公元300年，贾后杀太子，赵王伦起兵反，诛后，并且废司马衷而称帝。至此则有淮南王允讨赵王伦不克身死。继之又引起齐王冏、成都王颖和河间王颙的联合军事行动。他们的复辟成功，赵王被赐死。302年齐王冏又有擅权模样，由河间王颙指使长沙王乂杀之。”
如今的人们读起这段事迹，想必会被各种人名、事件搅得头昏脑涨，理出一段清晰的思绪绝非易事，然而西晋的这些古人却能在各种犬牙交错的权力场里，看到自己的所需，付出自己的所有，拉拢自己的朋友，得到自己的所想。都说是快刀斩乱麻，司马懿的子孙们却能在一推乱麻中以他们的方式找到那个结头。不用说，这些人都是天生的权谋家，天才的噬权者。权力场如同多米诺骨牌，一个人倒下，其他人也不能幸免。
黄先生说道：“长沙王乂为东海王越所杀，东海王越则为讨羯人石勒时战死。”“自贾后参政起，至惠帝306年中毒身故，前后十六年，战事波及今日之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各王动员时，有称二十万者，有称七万者。每次战役死者以万计。”这其间鬼哭狼嚎、易子而食、人亡家破、白骨累壑之多，如黄先生所说“无法综合梗概叙述。”
要说司马氏，也算苦命，曹魏时期，司马懿韬光养晦，辛辛苦苦地积攒了一份家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却也没有公开篡位，司马炎立国，还算太平康泰，结果错选继承人，加上当断不断，娶个儿媳妇又嚣张跋扈，皇帝的瘾还没过够，就天下大乱，骨肉相残。实在是“悲剧复悲剧，悲剧何时了”。这当中，司马衷成了最大的冤大头。在现有的史料中，我们看到，在“八王之乱”中，他是那样的无辜，那样的身不由己。
历史就像个小姑娘，任人打扮，此时任人打扮的是司马衷。他一会儿被人扯做虎皮，一会儿又成了傀儡；一会儿是人人争抢的唐僧肉，一会儿又是弃之不顾的累赘。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失去悍妻的司马衷是幸运的，失去国家的司马衷是的悲凉的。当他还没以他的脑瓜将整件事总结出个子丑寅某时，他的生命就已走到了尽头。他死的时候48岁，煽情一点说，这种结果对他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活得太憋屈、太痛苦，人生没有意义，早日解脱早日升天。
司马衷没挥衣袖就走了，留下祖宗的基业在铁蹄下呻吟，舞台的主人也不再只是司马氏，太多的人想要借此在历史的留名簿里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希望将这种中原人认为是“乱涂乱画”的行为以战马加钢刀的方式合法及权威化。观众与主角即将易手，烈火与鲜血、分崩与惨祸即将上演。
五胡乱华：一段癫狂的黑暗史
中国在公元4世纪及5世纪因此陷入于历史上的最低点”。
——黄仁宇
让我们将目光定格在一个叫刘渊的男人身上。
黄仁宇先生认为“他是汉人和匈奴混血”。所谓“五胡乱华”的连续剧，他是首先参加的演出者。304年，司马氏家族内部正骨肉相残得热火朝天，而这一年，也正是刘渊起兵的日子，黄先生指出“（刘渊）二十天之内即聚众五万人”，看来此人的威望很高，有一般人所不及的号召力，而决定性的原因则在于黄先生说的“刘渊曾任晋朝五部大都督，亦即奉命督导匈奴人众。这背景使他容易号召国防先的匈奴部落，而有些匈奴兵马早已编入边军之内”也就是说，中央政府的政策客观上促成了他的事业。
216年，时为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分南匈奴为5部，以刘渊的父亲刘豹为左部都尉，刘豹死后，刘渊袭职，289年，晋武帝司马炎又封其为北部都尉，晋惠帝即位后，又封其为“五部大都督”。一系列“主动无意识”地培养，使刘渊成为南匈奴领袖的同时，也成了国家的敌人。虽然“敌人”身份很晚才正式确定，但当时已有人看出此人非池中之物。
270年，鲜卑首领树几能在凉州起兵反晋，司马炎本欲派刘渊率所部人马“以夷制夷”，后因大臣孔恂一句“元海若能平凉州，蛟龙得云雨”而作罢，后又有宗室亲王劝司马炎“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宁”武帝几欲下手，因为有人帮忙说话，刘渊才幸免于难。
很显然，晋朝政府对待这些少数民族，以“又拉又打”、“又防又用”为主要手段，不说“胡人”如何，换作一般人，怕是心中也不好受。虽然这些“蛮夷戎狄”已内迁数百年，且如黄仁宇先生所言“至于五胡，则关中百余万，戎狄居半”，政府依然视他们为外人，低看一等，打仗玩命他们去，吃肉喝酒自己来。我们或许可以说，刘渊，包括后起的胡人领袖，都在等待光耀祖宗的机会。“八王之乱”成全了他们。
刘渊起兵的当年，就自称汉王，因“冒姓刘氏”，尊刘备不争气的儿子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为神主以祭。这倒不是说刘渊喜欢攀龙附凤，他本身已经是一条龙。他要的是一种舆论效果，以此收拢人心。原先对他下评语的那些人没有看错，刘渊是个有政治头脑的人物。仅就这一点而言，他远要比洛阳城里的晋朝皇帝高明的多。
司马氏祸起萧墙，萧墙之内不免于痛，萧蔷之外不免于乐。308年，刘渊率精兵5万进攻洛阳，虽然为司马氏所败，但这却是司马氏的回光返照，匈奴刘渊的厚积薄发，因为黄仁宇先生指出，“311年他的族子刘曜陷洛阳，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晋怀帝被虏，两年后被毒杀；继位之晋愍帝司马邺于317年9月被刘曜俘虏于长安，晋朝亡。几年时间，攻守之势倏忽而变，这个连续剧进展得有点快。
有一个人的心情似乎比我们还要急，他就是刘汉大将石勒。如果以一句话概括他一生的作为，“从奴隶到帝王”怕是最为合适的。黄先生讲他“年轻时即被贩为奴”，后来因缘际会，收揽招集族人和旧友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鹰、桃豹、逯明、郭敖、刘征、刘宝、张噎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十八人，号为“十八骑”，聚山泽而等时变。刘渊称汉王第4年，石勒投靠刘渊，后刘曜陷洛阳，占长安，石勒多为前驱，战功卓着。
人非圣贤，都有一颗滚滚跳动的私心。自己打下的地盘不可能拱手让与别人。对权位的占有欲，促使石勒走向了东家刘氏希望他走的路的反面。他首先为自己找了块“革命根据地”——河北邢台，随即将幽州、冀州收入囊中，而后于319年称赵王。
这个“赵”显然是与刘曜所建之“赵”针锋相对。刘曜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本为刘渊族子，刘渊死后，第四子刘聪继位，此人跟后来的唐玄宗有几分相像，前期励精图治，颇有作为，后期昏聩腐败，以致尸骨未寒发生“靳准之变”，结果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刘曜自立为帝，319年将国号“汉”改为“赵”，史称前赵。
所谓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作为新崛起的势力，石勒的后劲要比刘家强大得多，再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况且刘曜绝非良善之辈，弱肉强食永远是生存的不二法则。329年，石勒擒杀刘曜，灭了前赵。说起石勒，也算是英明雄伟之主，只是生前事好管，生后事难预。石勒死后，这个被史家称为“后赵”的割据政权，很快就陷入了夺权引发的内乱。这一点似乎与“前赵”有相似之处。石勒身后原定其子石弘继位，结果皇位还没坐满一年，就被石勒的侄子石虎给杀了。石虎是个典型的武战有余，文治不足的君王，其登基以来，导演了无数幕罄竹难书的荒唐剧，比如这样一件事——
为了充实后宫，石虎下令强抢13岁至20岁的民女30000人，将她们分为三个等级，最次的一级封赏给百官。底下干活的人为了交差，竟然抢掠貌美的有夫之妇达9000人，逼得其中3000多人自杀，上行下效，石虎的儿子石宣及王公贵族还私自下令搜掠民女，又掠获10000人。
石虎以他的手腕为自己谋得了一个“五胡十六国中最疯狂暴君”的称号，当然，这不是个例，也不是石家的独角戏，无论是权力场中的角逐及生活的无边荒诞，刘家都不落人后，纵观五胡十六国，类似刘、石两家这般的可以说是每天两集甚至是四集联播的热门剧集。只是看戏的是饮酒作乐的帝王，而原本应该坐于槐树下，摇扇乘凉的百姓，却成了戏中的祭品——“五胡乱华”中原汉人所剩不到十之二三，少部分则衣冠南迁。可谓“北地苍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
作为唯一一个由汉人在中原建立的政权，冉闵的魏国（史称冉魏）试图想要改变这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针对胡人肆意荼毒汉人的恶行，后来被追封为武悼天王的冉闵下了一道让他千古留名的命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这道命令引起了各政权领导人的公愤，鲜卑、羌、羯、氐等胡人组成联军，决定拔掉这个眼中钉。但很不幸，6次交战，胡人联军6次大败，前后所加，冉魏共斩杀胡人近400000。趁着获胜之机，加上各地汉人纷纷响应，冉魏相继光复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等地。351年，冉魏又破后赵。石虎共有14个儿子，两个被他处死；6个自相残杀而死；5个被冉闵灭族，一个投靠东晋，被斩于街市，可以说全部死于非命。石虎一生造孽无数，终于在子孙身上得到了报应。
冉闵一系列的胜利，让“青、雍、幽、荆州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自晋乱后汉人又能创立一统的王朝，不过也许是老天突然动了脾气，前番过于顺利，后面冉闵想让吃点苦头，只是这苦头对冉闵、对中原汉人过于残酷——352年，冉闵为鲜卑慕容氏的前燕所擒杀。
冉闵死后，胡人反扑，中原又是“打打杀杀无穷尽，平平安安无有时”。英雄已没，百姓自保。黄仁宇先生指出“各处村落组织自卫武力，筑坞壁自保，已构成华北的普遍现象”“公元400年前后，关中堡壁三千所”。胡人侵凌中原，斩获连年，无一不在演绎着背叛与杀戮，嘲笑与卖弄，豪夺与抢掠。所这段时期是中国的“黑暗时代”，并不为过，一如黄先生指出的“中国在公元4世纪及5世纪因此陷入于历史上的最低点”。
北伐：一场毫无收益的短线投资
没有人提出这种分裂的局面应当视作当然，听任其存在，各小国也应当保持现在能所控制的地域。
——黄仁宇
投资理论告诉我们，短线投资本质上是一种投机行为。对于稳定本金，建立长期的投资信誉没有多大的益处。除非你资金雄厚，承受得起可能出现的巨额亏损。尤为重要的是，短线投资的盈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市场的板荡，投资者本身对此是不可控的。
祖逖北伐，对司马睿来说，完全称得上“投机倒把”，典型的短线投资眼光与手段。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其一，司马睿虽为晋朝皇族，但资历与威望皆不如其他宗亲，他值北国纷乱之际，在王导、王敦的辅助下，于中国的南方寻觅一处喘息之所，立脚之初，重在权力的再分配，无暇北顾。黄仁宇先生称之为“流亡政府”。之所以同意祖逖北伐，无法是宣誓自己帝位的正统，这个东晋的开国皇帝需要这种姿态彰显自己的正当性。而输赢则不在他考虑之列。
这就牵扯出第二个原因，如果说司马睿对输赢不挂于心，那么说他实际上更希望北伐失败更为确切。司马睿以晋朝宗室身份懈百官及附属家众南渡，但在北方却还留有许多司马懿的子孙，以血缘亲疏而言，司马睿并不占任何优势——他的祖父，第一代琅琊王司马伷只是司马懿小妾所生之庶子。倘若北伐成功，谁来做这个九五之位还不一定。就此而言，司马睿只能着眼于眼前的微不足道的一些作为，我们可以将这种姿态理解为司马睿久居江南的热身运动。
投资者倾向于短线操作，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追求高风险高利润的表现，司马睿就真的是玩票性质的胡来，因此，慷慨悲壮的祖逖北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基于上述两点的考量，司马睿拿出了所谓的“全部家当”给祖逖：只够1000人吃的粮食、3000匹布。余者人员、兵器、后勤由祖逖自行解决。面对此情此景，祖逖会作何感想？黄仁宇先生指出“祖逖闻鸡起舞的豪迈”，累死累活，欲为司马氏家族一统中原，得来的却是这样的待遇。我们不难想象，祖逖心如刀绞。我们或许只能哀叹，再好的绩优股，在不会运用投资手法的人手中，也只能划入跌停板的行列。
祖逖遭遇的困境，不止限于后台老板的气度与眼光，还有北方胡人强锐的兵锋，以及那些从保护百姓生命安全的坞堡发展而来的私人武装。这些人时而讨好后赵的石勒，时而讨好东晋的司马睿，蛇鼠两端。祖逖初期只有族人2000，硬拼只能是自取灭亡。对于这些私人武装，祖逖的策略是以抚为重。他招抚了河南地的众多坞主，将其兵马收编为政府军，又有了基本的后勤保障，兹后的行动变得十分顺利，然而好事不能让一个人都占全了，祖逖也有算错账的时候。
祖逖率军进克现在的安徽亳州，遭遇当地的势力最大的蓬陂坞主陈川的阻挡。陈川是个非常矛盾的人。一方面，他驱逐豪强盗寇，为百姓保一方平安，也算有些功德，但另一方面，他经常带领自己的一帮弟兄跑到今天河南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祖逖并没有过分担心这支武装会给北伐军带来麻烦，他以招抚之策对之，没想到陈川并不理会祖逖的好意，还时常骚扰他的军队。祖逖便设伏将其击溃，并将陈川所掠子女财物各归原主，深得民心。
随着陈川的被击溃，祖逖首次与后赵的军队正面遭遇。陈川败后投了石勒，石勒则派遣侄子石虎统50000大军支援陈川，共抗祖逖的胜利之师。敌军来势汹汹，依照军力，祖逖原本并不能与之作正面的决战，但有句老话说种瓜得瓜，由南及北，祖逖一路上军纪严明，招叛纳降，给社会以安定的秩序，给百姓以安宁的生活，深得百姓爱戴。关键时刻，这些自认受恩于祖逖的百姓效死命于他，使北伐军声势大振，祖逖一举击破敌军，由此大胜，身在北方的晋朝故臣纷纷起兵响应祖逖。不出几年，北伐军已收复黄河以南大部分的土地。
敌人相对分外眼红，何况是吃了败仗，但是石勒却对祖逖有英雄相惜之感，十分敬佩他的为人。时牙门将童建杀新蔡内史周密后，降于石勒，石勒并没有收留此人，而是将他的人头与一封书信同时交给祖逖。信中写道：“天下之恶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将军之恶，犹吾恶也。”祖逖看过信后，遣使道谢。
与当初几千人的杂牌部队相比，此时的祖逖可以说兵多将广，粮草丰裕。重要的是，后赵与他呈先相对友好状态，他可以抽出更多精力去对付那些不听召唤的其他胡人。
以我们如今的想法来看，如果司马睿此刻能伸出援手，哪怕只是在精神上多加支持与鼓励，那么事件的发展必然会是另一番景象。然而历史往往总是在关键处发生想象不到的逆转。黄仁宇先生指出，南北双方“商业上倒有了来往，南北的使节也互相访问”虽然“没有人提出这种分裂的局面应当视作当然，听任其存在，各小国也应当保持现在能所控制的地狱”，但是既成的事实很难在一时半刻得以用武力的手段加以改变。
就祖逖而言，这些客观条件必然让他感到棘手，司马睿的“及时插手”更让他感到无奈。祖逖的声威刺激了这个皇帝脆弱而敏感的内心，他需要做点事情以改变在他看来“臣强主弱”的局面。按照正常逻辑，依靠皇帝的头衔，司马睿可以使自己的人生和国家的前途呈现灿烂的曙光，但是令人摇头的短视与投机心理严重阻碍了美好事件的发生。
321年，就在祖逖为打到黄河以北做准备时，司马睿派出自己的心腹大臣，时任征西将军的戴渊为“都督北方六州诸军事”，祖军由其全权统领。实际上就是剥夺了祖逖的军权，而且还断了祖逖退回南方的后路。此时的祖逖已是56岁的老人，自己亲手开创的北伐美景，戴渊不费吹灰之力即行取代，当然令这位老将军心痛不已。
时值权臣王敦在东晋朝野一人独大，又是军队的实际控制者，又是“贡赋入己，将相官吏多出其门”，司马睿倒成了无关紧要的装饰品。这是他无法忍受的。为了与王敦抗衡，司马睿采取了分权的方法，将自己人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两方势力由此从对峙转为争斗。屋漏偏逢连夜雨，前有强敌，后有围堵，国家又多事，祖逖心灰意冷，想想多年以来征战沙场，本想有益于社稷百姓，原来却是戏梦一场。如今，即便是有心杀敌，却也无力回天。
一连串的打击让这位老将军身心疲倦，内火攻心，不久便病危而逝，时公元321年。他死后，司马睿追封其为车骑将军，然而北伐之举却就此停止。
司马睿作为一个没有多大抱负，安于现状，却又多少有些不甘现状的皇帝，试图在南北争斗中两面讨好，稳固根基，自认是不吃亏，有头脑，但是显然，在他能参与的政治投资中，这个男人除了在南北士族的推戴下成为东晋皇帝外，没有别的作为，他葬送了自己的前程，即便在祖逖死后的第二年，他也忧愤而死，但这又能如何？经历王敦之乱的东晋王朝依旧是条不堪重负的破船。
淝水之战：两种命运在血色岔口中展开
过度自信数量上的优势，所谓‘投鞭足以断流’。他总希望以凉州蜀汉幽州之兵，号称八十七万的力量，‘犹疾风之扫落叶’，不怕晋人不投降。
——黄仁宇
前秦皇帝苻坚是一个刚强自信、富有行动力和远见的人，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公元353年，当皇帝的伯父病死，其子苻生即位。这个小子也许小时候被父母管束过严，造成性格缺陷，坐上龙椅后，视杀人如儿戏。倘若有大臣忠心进言，就以诽谤罪将其杀死，别以为溜须拍马，说奉承话就能讨得龙颜大悦，这在苻生看来，不过是献媚，也要掉脑袋。
几个大脑袋掉下后，朝中人觉得，无论做好人还是做坏人，都命在旦夕之间，不如将其除掉，另立新君，或许还能得个善终，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最有号召力的苻坚。苻坚对皇位已窥视良久，如今有重臣帮衬，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便在公元357年的一个晚上，里应外合，结果了这个独眼龙的性命。新君新气象他广招贤才、整顿吏治、平息内乱，去奸臣远小人，“大秦帝国”很快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这时候的苻坚无疑是意得志满的，他也的确应该意得志满，他基本统一北方，实现了数代人想过却没有实现的夙愿。他有理由将自己视作天下的领袖，他也有理由将只会清谈，不会实干的晋朝看成一条不堪一击的破船，于是，在黄仁宇先生的笔下，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段描述：
“过度自信数量上的优势，所谓‘投鞭足以断流’。他总希望以凉州蜀汉幽州之兵，号称八十七万的力量，‘犹疾风之扫落叶’，不怕晋人不投降。”
在苻坚看来，晋朝除了是条破船，也像夜晚酣睡于床榻的苻生——那摇晃的大脑袋分明等着我上前去取——他可能这么想过。借着这样的风发意气，他早已为东晋的皇帝及时官僚拟定了官职，黄仁宇先生这样写道：“东京皇帝司马昌明做他的下任尚书仆射，晋朝的文武大臣谢安或桓冲，也为未来的吏部尚书和侍中。都预先替他们在长安建造官邸。”
公元379年，秦军攻克东晋重镇襄阳。这场仗打了近一年，虽然艰难了些，但好歹生擒了东晋名将朱序。朱序此人，在东晋可谓威名赫赫，366年，因其平定司马勋叛乱有功，被拜为征虏将军，封襄平子。这样一个名将落于己手，苻坚自然不会在意旷日的厮杀，而是会想象东晋君臣如同朱序一样被自己生擒后，会作何感想。同时，他也会嘲笑那些原本阻止自己东征的那些迂腐的老臣。站在383年5月温暖的太阳底下，苻坚的心中只有两个字：前进，后退只属于失败者。于是，大秦皇帝的一声令下，让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淝水”被动得站到了历史的舞台中央。
被动而为其实并不一定是坏事，而主动选择也未见得能出奇制胜，先下手为强有时也是自欺欺人。苻坚自然不会知道，在这条源出肥西、寿县之间的将军岭的河流上发生的这一场战事，会对中国206年的形势造成深刻影响，同样，被黄先生称为东晋总司令的“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谢安，以及实际冲锋陷阵的子侄谢、谢玄、谢石等人，在事后，也会对80000人胜近900000人感到不可思议。这种不可思议并非来自没有对必胜的决心，而是整个过程近于戏剧。这当中又不得不提到朱序。关键人物总是出现在关键时刻。朱序就是这样一个人。
此人在阵前的出现，使得这场决定两国命运的战争就像黄仁宇先生说的成了一种“竞技”的游戏。加上黄先生所引述谢玄派使者对秦军的先锋官苻融说的这番话：“君悬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与君公缓辔而观之，不亦美乎？”更像是两个牧人站在高岗之上，看着彼此的牛羊斗气。
黄先生认为，苻融虽为北人，但精通文墨，“以文学着称”，“并非一介武夫，尤不带戎狄气派。”碰到同样性情中人，善于清谈的南方士人，必然有相惜之感，苻坚也认为己强彼弱，晋军渡河，半路击之，这仗也就结束了，可以班师回朝了，于是在这两兄弟大脑发热之际，朱序在秦军阵后一声“秦军败矣！”的大叫，就成了这场战争交响乐的最后主音。在这个主音落下之后，樯橹灰飞烟灭，苻融死了，苻坚以重伤而北奔。近900000的军队，到了洛阳只剩下不到100000。
这以后的事情，已非时人所能掌控，黄先生所谓的“淝水之战确定了南北朝的长期分裂”更不是时人所能总结的战后报告。如诸葛亮般羽扇纶巾，安坐幕后，指挥若定的谢安，大致上也不过是在故作镇定，否则也不会发生黄先生所言的“胸中喜气到底无法全部抑制，下棋完毕，他步入户内，脚上肌肉紧张，一时伸展不尽如人意，用力过猛，竟将木屐之底，在门槛上踏损。”这等事情。
苻坚与谢安其实都在玩“潇洒”，玩，所以非性情所致，不过是为了彰显姿态，而故意为之，玩，所以偶然大于必然，战争胜利后，总司令官才会这么激动。不同的是，一方凯歌高奏，另一方则哀号阵阵。
平静流淌的淝水对此或许会发出会心一笑，它会在笑什么呢？笑一如黄先生说的前秦“只因一水所隔，不能冲锋陷阵。而晋军虽大获全胜，也不能扩张战果，仍是偏安江左。”？抑或是笑苻坚主力部队只有270000，投入决战者不过150000，却硬要大夸其口，以为狮子吼就能将敌人吓死？未免太一厢情愿，将“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冠在苻坚身上，确也不错。
东晋也好，前秦也罢，无疑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落脚点，当他们徘徊于淝水之畔，眺望彼此军旗飘飘，自然会想到，过不了多久，这河水之上，会浮满无边的尸首——命运在此抉择，所有的人都需要背水一战。不过，时间本身具有的戏谑感总是会骚到历史的痒处，故而，淝水之战，或淝水本身留给我们的印象，也无非是几则浪漫的故事，以及几个常被用起的成语。
拓跋氏：刀锋上寻找核心竞争力
迄至它本身崩溃之日，北魏朝廷所登记的纳税人户达五百万户，更有人口两千五百万，这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可算作绝大的成功。
——黄仁宇
4世纪初叶的晋朝，是个让人悲怆的年代。
306年，晋惠帝司马衷被司马越毒死；313年，晋怀帝司马炽被匈奴汉国刘聪毒杀；317年，晋愍帝司马邺被刘聪所杀。皇室凋零，百姓无疑，国破山河碎，对晋朝臣民而言，不啻为人生的最大悲剧。不过此有悲剧上演，彼有喜剧可观。胡人侵凌中原，各得所需，要说谁的便宜占得最大，当属拓跋鲜卑。
此前，这支民族，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在公元3世纪之末来到中国北边的时候，拓跋的部落才刚刚脱离原始的公社组织，他们仍旧没有居室，没有文字，没有法典，很可能在和中国人接触之前，尚没有私人财产。”但是到了386年，这个“四无”部落的领导拓跋珪，却“自称代王，开始有了独立国家的模样”“公元399年，拓跋珪又径直升级称帝。他所创造的帝国共有十二帝而连亘一百四十八年”。
这个鲜卑部族从无名小卒到海内大国，不说是坐直升机，至少也是坐电梯了。能走到这一步，拓跋氏应该感谢晋朝的一位将军，他的名字叫刘琨。史载，刘琨从小胸怀大志，以“雄豪”为世人所重。“五胡乱华”后，刘琨带领他的部众离开洛阳，于307年辗转来到今天的山西太原。彼时战乱，太原实为一座空城，民生凋敝，而刘琨不到一年，即让太原恢复元气，他自己也成为晋朝在中国北方少数几个存留的抵抗势力之一。
刘琨算是为自己的抗胡事业找到了一块根据地，然而就所面临的形势来说，对刘琨并不有利，在他的南面，是刘渊建立的汉国，在他的东面是和段部鲜卑结盟的幽州刺史王浚。此时的“四无部落”则在他的北面，虽然无居室、无文字、无法典、无私人财产，但心头也有趁乱世分一杯羹的念头。总不能一直“四无”下去。一拳难敌双腿，于是他采取了“联合共御”的方式，黄仁宇先生指出“310年，他们（拓跋鲜卑）与刘琨有了协定，因晋大将军刘琨之邀，参与中国的内战，后者需要他们的助力驱逐其他的部族。”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徘徊于中国北部边境的拓跋鲜卑“即进驻山西北部长城以南一百里的地带”“拓跋民族才开始拥有农业基地。”
刚进入“中国”的拓跋氏，无疑是一个新人，面对辽阔的土地，纷乱的战局，尔虞我诈的争斗，这个还相当纯良的部族起初还难以适应。虽然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有骑兵200000，武力看上去并不弱，而且也曾襄助刘琨大败白部鲜卑及匈奴与鲜卑的混种铁弗人，首领拓跋猗卢还因此受封为大单于、代公，还半央求半强迫似地让晋朝割让了今山西省代县以北的马邑、阴馆、楼烦、繁畴、崞五县于他，随后以100000人充之，疆域扩大，势力益炽。
即便如此，新人的成长之路依旧充满了屈膝与卑微。黄仁宇先生指出，汉人政权与拓跋氏的合作“并没有成果，拓跋氏暂时不见于经传。4世纪末，是氐、羌出头的日子，他们征服了其他少数民族，拓跋氏亦在内”。命运的转折来自383年的一场战役。
这一年，苻坚在淝水败于东晋，其一统的北方帝国由此大崩溃，被前秦征服的各族贵族纷纷起兵反秦。拓跋鲜卑也不甘寂寞地加入其中，如黄先生指出的“苻坚强盛时，他们尚必于阴山之北，北方大联盟瓦解，他们才重新露面。”
与其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一样，拓跋氏也是极具野心的。但相较而言，拓跋氏的野心更多带有一种远见。他不是趁天下大乱，浑水摸鱼，他的理想是统一中国，开创不世的伟业。在乱世想要赢得一席之地，乃至令强敌服从，必须有过人之处，其他胡人进犯中原，以胡法治汉人，没收汉人的土地，成遛马场，没收汉人的子女，成私人奴隶，拓跋氏想要脱颖而出，就必须采取不一样的策略。
令人高兴的是，这不是后人出于自我想象杜撰的内容，而是他们主动的认知与行为，按现在的话说，在弱肉强食的战争时代，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向先进文化学习，并从中发展出自己的优势。即“汉化”。
黄仁宇先生指出的一段事迹，可以被我们视作拓跋氏“汉化”的初级阶段。黄先生说“公元391年，拓跋珪与匈奴一部作战大获全胜，北魏记录称：获马三十万匹，羊四百万头。匈奴的领导人物及家属共五千人全部被处死，余剩的部落民众一律发配到黄河河曲今日之包头附近，强迫改作农民，土地和农具由国家配给。”
这点颇有些汉武帝徙民充朔方郡的意味，从局部而言，似乎看不出这样的举动对拓跋氏有什么影响，但就日后的发展来说，实则是拓跋鲜卑从游牧民族变成农耕民族的开始。一方面，别的胡人杀人盈城，另一方面，拓跋鲜卑收拢百姓与战俘，分配土地，统一税赋，教民劳作，与历来的汉家王朝无异。这样一来，汉人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心理上的认同与依附感。因此，说彼时的中原汉人将拓跋氏视作汉王朝的继承人也就不是什么一己的无端想象。
439年，拓跋珪的孙子，后人称为北魏太武帝的拓跋焘统一了战火纷乱的北方。拓跋氏对农民实行直接管辖，中央政府能直接向农户征税，而不用通过中间人，故而黄仁宇先生指出，这也是“逐渐将其统治权推及于广大地区”的一大原因。事实上，自拓跋焘的父亲魏明元帝拓跋嗣继位以来，拓跋鲜卑的政权就不再是纯粹的“蛮夷组织”，而是一个“联合政府”。拓跋嗣与拓跋焘都以汉人的上层人物为自己帝国的骨干，如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
如果说此前的“汉化”还有些“主动无意识”的感觉，那么自拓跋焘以后，汉化就成了当仁不让的主流意识形态。到拓跋宏执政时，“汉化”则更像一部永不落幕的电影在这个帝国日夜播映。拓跋宏也因此被后人称为“改革家”。不过，任何事物都不是凭空而来，“汉化”的军功章有拓跋宏的一半，也有他奶奶冯太后的一半。
对这个掌握最高权力的女人，黄仁宇先生有很高的评价，认为拓跋氏汉化高潮的到来，出于这个汉族女人的决心。受其影响，亲政后的拓跋宏才有榜样可依循，他本身的行为也不过是“承认已有的趋向，或是锦上添花，对现有的行动予以装饰而已。”他的“装饰”，黄先生指出“493年决意迁都洛阳，翌年颁诏施行。他又禁胡服，断鲜卑语。他自己本姓拓跋，至此改姓为元，其他鲜卑慕容尉迟等姓氏，也一律改为单音汉姓。”
这当中，也有既得利益的鲜卑贵族的不满与排斥，这说明，任何一种突破性的创新之举，在赢得掌声的同时，也难免招致臭鸡蛋的袭击。拓跋宏似乎对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一点理解为他对皇权的过分自信。但可惜，他只活了32岁，新君虽年幼，但总算有所建树，在即位的第二年就进行南伐，意图统一中国。只是似乎是老天故意捉弄，拓跋宏的儿子只比他的老爹多活了一年就光荣了。英年早逝，加之边防边境不稳，内部逐渐出现权力的裂缝。
黄仁宇指出“非汉族领袖的怅怨和宫廷内外的阴谋事变，使北魏朝廷处处棘手。”终于“一位北魏皇帝惧怕部下将领造反，可能逼他退位或者对他本身不利，于是避难西安，希望当地另一位将领保护他，殊不料反为此人所弑。”这段故事造成北魏的分裂，时在公元534年。虽有东魏与西魏相叠而出，却也是昙花一现。
北魏后期虽乏力无能，如黄先生所言的“无人接班”，但我们不可抹杀拓跋氏试图在乱麻一团的大地上建立宏大事业的决心。黄仁宇先生的这句话可为最好的注脚“迄至它本身崩溃之日，北魏朝廷所登记的纳税人户达五百万户，更有人口两千五百万，这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可算作绝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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