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务兵，过来。”我走到他的桌边，他让我坐，拿过桌上一个空玻璃杯，倒了一杯酒，放在我面前。
“陪我喝一杯。”他说。“报告长官，我不能喝酒。”“喝吧，没事。”我举起杯子抿了一口。
餐厅里，军官高兴了或者不舒服了会闹酒，他们请勤务小姐喝一杯不算稀罕事。颜俊杰却不是要请我喝酒，我们只是在做样子。
“有一个东西要送出去。”他低声说，“比较要紧。”“给我吧。”
“还没到手。晚饭时。”我点头。
颜俊杰告诉我一个情况：他在厦门的联络官事务已经办完，长官命令收摊，让他坐下星期一的轮船回台湾。
“你准备一下，一起走吧。”他说。我感觉非常突然。
他说厦门这里将有一场恶仗，最后结果可想而知，打成什么样子则不可知。战火无情，此刻留在厦门非常危险。他回台湾后，我留在这里当勤务兵已经没有意义，应当及时撤退。无论我藏在军警云集的岛内，还是设法潜过双方重围出岛，变数都很大，充满危险，他很不放心。战火燃及台湾恐怕还要些时间，我跟他一起去台湾为好。
我低下声说：“颜哥，厦门要解放了。”他苦笑：“是啊，你们赢了。”“是我们赢了。”
他不敢冒认有功，只是帮点忙而已。他知道帮这种忙足以让他掉脑袋，但还是做了，他把这个看做服从国家民族大义，尽自己一点良心，也告慰我大哥大姐两位故人。无论形势如何发展，经历这些事后，他在军界待下去、留在台湾都非常危险。他会设法迅速退出军界，离开台湾，准备先去印尼，那边有他另一些家人，有他母亲。然后他想转赴美国，另谋天地。他太太不会跟他走，他也不想再维持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也许他将从此孤独一生。如果我愿意跟他一起，则会是另一种情况。
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他承认这个念头由来已久，特别是在大姐过世之后，我就像是大姐的替身，让他无法忘怀。大哥死前把我和母亲托付给他，让他更多了一层牵挂。前一段时间他在台北非常艰难，寝食难安，总感觉我和母亲处在危险之中，因此才会自愿从台北回厦门当联络官。他知道柯子炎想抓我，却还是给游击队捎话，走险棋把我拉回厦门，不是要让我冒险，是他自有安排。我在身边，他能保护我，看着我他感觉比较放心，如果我没有回来，他不会在厦门待下去，早就走了。这段时间战局急下，度日如年，还好总能在餐厅里看到我，跟我说几句话，否则他一天也待不下去。他觉得我不仅长得像大姐，心眼也像，都非常好，尽管性格不同。我特别善良，格外让他喜欢。
我能怎么跟他说呢？“颜哥，你容我想一想。”“你听我的，机会再也没有了。”
大战在即，想为党国殉葬的人并不太多，此刻能跑的都想跑，到台湾的通行证和船位有如救命符，不是一般人可以得到的，颜俊杰是通过特殊渠道才为我安排上。
我会跟他走吗？我久已期待的胜利和光明马上就要降临，怎么可能弃之而去？台湾是我父亲的故乡，也是我的老家，眼下对我却充满危险。颜俊杰并不是要把我更深地拖入虎穴，他是想取道台湾，把我带离战火，从那里远走高飞。从童年以来，他对我就像对待小妹妹一样，至今还像大哥一样帮助我保护我，包括他冒杀头之险，向我们提供情报，也是在帮助我。他对我显然还有其他想法，他曾深爱我的大姐，阴差阳错失之交臂，至今痛悔不已，未能释怀。大姐牺牲后，他把我视为大姐的替身，情不自禁把许多情感转移到我身上，但我毕竟是我。
我没有直截了当拒绝他，因为心里不忍。他为我做了这一切，不能得到我的认同，他会很伤心的。母亲说“乖女善又水”，我不愿让颜俊杰伤心。
我只能拿一件事推托。“颜哥，我不能说走就走，你知道的。”
他知道我是什么人，他认为我应当想办法，我可以向我的上级报告，他们应当会同意。大陆战局快结束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台湾，他们会愿意有自己人到那里去。
我说：“就这点时间，不行啊。”“想想办法。错过就没有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一急，眼泪忽然掉了下来。他叹气：“把你吓坏了。”
他让我宽心，别急，不必勉强。车到山前必有路，说到底，听老天安排吧。当天中午，我向值班女军官请假，要求出去一个小时。“什么事？”她问，“又是男朋友？”
“是。”“省点劲。”她不满，“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她还是批准了。我借了一辆自行车，离开基地直接骑回渔港。这个时候忽然非常想见见母亲。颜俊杰给了我一个意外，他想让我跟他走，但是不会勉强我做我不愿意做的，我可以相信他，只是自己不知道怎么才好。我应当把这件事告诉孙力，通过孙力向领导报告吗？他们会不会真的把我派到台湾去？我的上级给我的任务是隐蔽，我却给自己另外找了任务，从厦门到游击队，从游击队再回厦门，接着我还要跑到台湾去吗？三哥说我的任务是将来，难道这个将来是在台湾？我去台湾能做什么？像大姐他们那样吗？日寇占领期间，大姐和姐夫曾经潜伏在厦门从事地下工作，姐夫失踪前是台湾地下党人，还有父亲，他更传奇，有一条“钱以未连线”。也许我应该循着他们的脚印继续前进，去我父亲的家乡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建立起一条“钱玉凤连线”，为了我们的事业？
这些事我不能跟母亲说，但是我非常想见到她。我面临一个重大选择，我的年纪和经历让我选择时非常困难，我不知道谁可以帮助我，不知道自己能找谁述说，这时候非常需要母亲，哪怕什么都不说，只听她骂我几句，心里也会比较踏实。
我赶到渔港，自行车骑进我们家那条小巷，从家门口穿过时，意外发现有人站在我家门外敲门，却是我大舅，门外地上还放着一个担子。远远见到他，我差点喊出声打招呼，但是马上收声。
大战在即，厦门岛上人心惶惶，如果没有很特别很急的事情，大舅不会在这个时候匆匆跑到厦门走亲戚。是什么事让大舅急成这样？我想起了前些时候大舅送到厦门来的那个小布卷，以及布卷里的小印章。大舅提到送印章的客人来自台南，还会再上门。是不是那个人果真又去找大舅了？也许那人说了什么要紧情况，大舅匆匆赶到厦门报信？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我刚好跑回家来，恰可问个明白。
但是我在最后一刻放弃了。自行车从家门口和大舅背后越过，我头也不回把车子骑过小巷，耳朵后边听到了我们家大门打开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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