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是老师。

    大姐已经人到中年。伴陪大姐走着人生，进入中年的有两样东西：骨病和教书。病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常见也最难逾越的深渊；教书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不可缺欠的拐杖。教书在大姐，占了她很大一块生命的黄土薄地，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而骨病从大姐十三四岁始，就是她生命之河中从未断流的浑浊。

    我曾多次写到，童年于我最强烈的印记之一，就是大姐在病床上不绝于耳的腰痛的哭唤。不记得我十几岁以前，上房的窗台上，有过什么时候断过为大姐熬过的中药的药渣。每次放学走进我家的院落，我第一眼要看的，就是窗台上有没有新倒的药渣。好在那泥土的窗台，从未使我有过意外的失望。因为每天都有新的药渣，那药渣中就肯定有几颗做药引熬过的红枣。那熬过的药用红枣，是我少年饥饿的一种味美的填补。

    在我们家里，父母的家教甚严，但不知为何没教出我从小叫哥、唤姐的习性。叫哥唤姐，我总是直呼他们的名字。有次我又去窗台上拣吃那熬过的红枣，大姐便抓了几颗未熬的枣子给我，母亲见了，说让他唤声大姐再给他。于是，大姐便把那枣子擎在空中不动，等着我的一声费力的喊叫。然僵持半天，我终于还是没能叫出那声大姐的天伦之音。这时候，僵持中大姐的眼角有了泪水，把红枣塞在我的手里说：我也不配做姐，人家的大姐最少能给弟弟做一双鞋穿，我却终年有病，拖瘦着家里的日子。从那一刻起，我是决计再也不唤大姐的名字了，决计一定要叫她大姐了。然而，决计归决计，在时光又快快慢慢流逝了十余年后，我却最终还是没能面对大姐，唤出她一声姐来。

    大姐的病渐有好转，是在我十余岁那年。那年的那天，我从学校回家，突然看见去省会治疗数月的大姐，端端地坐在我家院落的阳光里，人虽瘦得如一把柴草，脸上却漾荡着甜润的喜色。她见我回来，慌忙从口袋抓了一把小糖给我。随大姐去省会陪病回来的母亲在一边就望着我说，快叫大姐，你大姐的病好了。

    自心里去说，我是本要叫的，然而，却是仍然没能叫出那声大姐来。就那么拙拙地立着，仿佛一段没有生命的木头。可等我去接那把小糖时，母亲却又厉声说：日后你大姐要教书了，是老师了，你再唤她的名字，而不叫大姐，我就不让你端碗吃饭了。听说大姐要做老师，尽管是民办，尽管是教小学一二年级，也仍使我浑身生满了惊愕和敬意，并怀上了对大姐从未叫过大姐的深深的歉疚。我没有料到，在我还没有学会唤姐的时候，大姐却成了老师。我知道我没有力量支配我的笨嘴叫姐，是更没有能力叫她一声老师的。于是，就常常地偷看大姐，躲着大姐，期望和她有更少的说话的机缘。

    学校是在镇外的一个苹果园里，离我家二里三里。从此，我就朝朝暮暮地看着大姐，刚丢下饭碗，就慌忙往学校走去；学生都还在路上，她已经早早地到了学校，立在教室的门口，翻看她要讲的课文或讲义；放学之后，学生都已到家端了饭碗，大姐才拿着课本或夹着学生的作业，摇着她虚弱的身子，蹒跚在从镇外回家的小路上。大姐走路时，时常拿手扶着她那从小疼痛十几年，最后到遥远的省会做了四个多小时手术的腰，就像扶一截将要倒下的枯树样。这让我担心，她的手离开腰时，会不会突然地倒在地上。在最初那段她教书的日子里，大姐除了每天往腰上贴着膏药外，她很少说到过腰疼腰困的事。父母千方百计地让她去教书，也只是为了她在乡村有一份轻松的活计，并不是为了她成为一个好的老师去。可料不到到了年底后，大姐竟回到家里说，学校期终考试，她班里的学生在全校平均分数最高。母亲说，你别教书累犯了腰病哦；她说累是累了些，可你教书总不能误了人家孩子的前程呢。母亲说，你有病，站着讲课累了可以坐着嘛；她说，当老师的坐着，那在学生们面前像个什么样。母亲说，总有一天你会再次累病的；她说不会的，我的病好了，除了刮风和下雨，已经没啥儿感觉了。

    然而，不幸还是被母亲一语言中了。二年后，大姐在一次辅导学生升级考试时，昏倒在了讲台上。抬至医院内，才发现她的腰上、肩上、肘上、手腕，几乎身上所有的关节处，都贴有黑黑白白的土膏药，花花一片，如雨前浓浓淡淡的云。望着那云白云黑似的土膏药，我立在病床前，心里有一种滚烫翻动着，如同缓缓流动了一河夏天的水。这时候，大姐醒过来，动了动嘴，吃力地睁开眼，望着床边的开水瓶。

    我说：“大姐，你喝水吗？”

    大姐忽然扭过头，眼角噙了泪，拉住我的手问道：“你叫我姐了吗？”

    我盯着大姐瘦脸上泛出的浅红，朝她点了一下头，大姐的嘴角便有了很淡很苍黄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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