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信纸上的签名和它旁边的磁带盒放在一起对比了一下，磁带盒上的签名和信纸上几乎一致，我的心脏开始不规律地跳动。
我常听母亲提起他，他是母亲的偶像，在我年幼的记忆里，母亲在心情好与不好的时间段里，总会放他的音乐。母亲有一台老旧的录音机，正好搭配这些老旧的磁带，雨季和旱季听到的同一首歌曲会因空气的湿度或快或慢，而由于年月的侵蚀，老磁带与老收音机配合得不太和谐，时不时就会发出刺耳的鸣叫或是绞带的纷乱，母亲在那时会急忙跑到录音机旁，按下停止键，把乱成一团的磁带拿出来，插一根筷子耐心地缠绕，嘴里还会哼着旋律，哼着哼着还会叹气：“唉，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
我没见过自己的父亲，母亲从不和我提起，也不允许我问，就连我的姓氏也是跟随母亲。其实如果不是由于户口入学等原因，母亲根本不会在乎我的姓氏，她时常会说，姓名这东西，何必较真呢？就是一个称呼罢了，阿猫、阿狗不都照样活着？
我自幼与母亲聚少离多，从幼儿园开始，母亲就把我送去了寄宿制的学校，最开始每周能在家里待两天，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递减为每月四天，每月两天，每年几天……一开始我是身不由己，会哭闹着要回家要见妈妈，到后来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中学之后便主动选择不回去，那时或许刚好遇上叛逆期，想要张扬自己的个性，想让母亲想念我，让她心痛。可这想法还是过于幼稚，我的叛逆正好迎合了母亲的期望，她似乎是个很冷血的人。这么说有点夸张，但至少母亲面对一切事物表现出来的都是淡然漠视，不悲不喜亦不激烈。
我有些搞不懂母亲，而这些年来每当想起母亲，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画面，第一个是很小很小的时候的一个傍晚，我坐在院子里吃西瓜，母亲抱着一把吉他坐在我身边，轻轻地哼唱了一首曲子，她在晚餐时喝了点酒，微醺地摇晃着身体，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清，而吉他的声音却轻盈地流淌，在空气中和日光融合。母亲穿着白色的T恤，扎着马尾，像是少女一样美。那首歌曲我只听清了最后两句：我们就这样分开，在秋天刚好到来，忍住眼泪，即使我不爱你。
另一个画面是，在我十几岁那年第一次喝了酒，醉醺醺地回到家里，发现母亲坐在桌子旁流泪，对于我的偶然归来，她连看都不看一眼，只是在静静地看着房间一处不知名的角落，眼泪顺着眼角落到嘴边，我看到母亲乱蓬蓬的头发以及眼角的一些纹路。
那个晚上，我起夜去卫生间，看到母亲在烧一些信件和照片，而录音机被调到很小声，在放一首歌曲，我和着小便的声音听到了几句：“疯狂的心荒草占据，明天倒在了别人怀里，算了吧谁还会为爱死去……”
发现那封信的晚上，我坐在昏黄的桌灯前良久，思考着要不要试着写一封信过去。我所有的犹豫都建立在这二十年的时光是否已把信封的地址变了模样，而维持这试一下的鲜活力量却涵盖着更加富饶深沉的内质，却终究抵不住一种想要告诉他的简单想法，哪怕只是个老朋友，也要让他知道，母亲已经离开人世间。再退一步，哪怕母亲只是他在事业鼎盛时期的一个歌迷，那也有让他知道的权利，而关于权利这个让自我信服的词汇，这一封被母亲漏烧掉的信件或许就能概括一二。
总之，我还是提笔了。
“您好，我是丽香的儿子，不知您是否还记得她，也不知道您是否能够收到这封信，但如果您此刻已经把信纸展开，我首先要告诉您一个坏消息，我的母亲去世了。我写这封信给您时是坐在她最喜爱的木桌前，而您的地址是从您多年前给她写的一封信上找到的。我不知您与我母亲生前是何等的关系，我的母亲自然是深爱您的音乐，但我想既然您能和我母亲通信，并知道我在人世的降临，那我觉得就有必要把她离去的噩耗告知于您。但请您不要担心，这并不是一封葬礼邀请函，我的母亲一生不注重礼仪，我已经将她从容安葬。望您不必为她难过。”
本来就是这么一封很有节度与礼貌的信件，如同报纸上的讣告一样不必引起过多涟漪，但我却在踟躇良久后，在下面又加了几个字：“如果有可能，我想要和您见一面。”
我在黎明时分把信件投进了邮筒，并不抱太多回信的希望，只当是了了一桩心事，也算是替母亲做了一点应尽的义务。接下来的几天我把母亲的遗物整理好，该丢的丢，该卖的卖，那些磁带和早就坏掉的录音机都收进了箱子里，放进了仓库。我想这些母亲最爱的东西就留着吧，将和我一起继续保存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母亲的最爱。
母亲去世前一周才给我打电话，那时我正在学校赶毕业论文，电话里她很平淡地说：“你回来住几天吧，我要死了。”
我回来的第一天，母亲还亲手给我做了饭。我没有问她的病情，她也不和我谈起。我们沉默地吃过饭，我在厨房刷碗，她就靠在厨房的门前说几年不见我都长这么大了。我手中的动作停顿了一瞬，回过头冲她笑了笑。
第二天母亲就起不了床了，但她的精神还算不错，靠在床头半躺着看我，而我在看一本书，我们时不时地眼神交汇一下，却始终无话可说。我把做好的饭菜端到她床前，她便说：“看来这些年你早就学会了照顾自己。”
第三天，母亲的情况持续恶化，已经不能起身去厕所，我给她端来便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叫我别过头去，羞涩的样子像是个小女生。我倒便盆时在里面发现了血迹，猜也把她的病情猜出了个大概。她却突然对我说，“这么些年了，终于懂得了有儿子的好处。”
第四天，母亲陷入了短暂的昏迷，我找来医生给她查看，医生挂了一组吊瓶后就走了。在送医生出门的时间里，医生无奈地冲我摇了摇头，那一刻，我竟也心平气和。
第五天，母亲排出更多的血，陷入更长时间的昏迷。在清醒的时候她突然问到我，现在还练吉他吗？我回答说早就不练了，手指都僵硬了，母亲的眼神里弥漫出了失望。
我是练过一段时间吉他的，在年少的一个夏天里，母亲把我从学校接了回来，逼着我学吉他。我本就不喜欢玩乐器，也没有那方面的天赋，但母亲拿着根木棍站在我面前，只要我稍有倦怠木棍就会抽打到我身上。而这场闹剧终于在我被她一次失手打破了脑袋后告一段落。当时她看着头破血流的我，眼神里有了泪痕。
第六天，母亲陷入长长久久的昏睡中，我在仓库里找出那把母亲年轻和我年少时都弹过的吉他，上面还沾有我头上留下的血迹，看来这些年母亲再也没碰过它。我调了调琴弦，走音走得厉害，像是一把多年不唱的老嗓子，烟熏火燎的。
第七天，我抱着吉他坐在母亲床前，缓慢又生疏地弹了几首简单的曲子，我能看到母亲想要努力睁开的眼睛和翕动的嘴唇，但是她却再也没能醒来看我一眼。窗外的风把窗帘浮动起大的徜徉，我缓缓地摇晃着身体，手指在吉他上拨出舒缓的旋律，送走了我的母亲。
说实话，她的样子很安详，很平静。那我也就没有伤心痛苦，像是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说了再见。
寄出那封信后我等了几天并没有收到回信，觉得这事就告一段落，生命中总是有过多的期盼和猜度，而这些恰恰都是拖累生活的本质。我回到学校交了论文又毕了业，投出的简历也都没有回声，加之身边人与事的繁杂让我想要清静一下，便拖着行李回到了家里，稍微打扫了一下房间又除掉了院子里的荒草，倒了一杯水坐在院子里休息。初秋的风缓缓地吹过，我竟有一点爱上这个家了。
一朋友说前几天给我邮寄了份资料，想让我帮着看看法律方面的程序，我翻出钥匙去开门口的信箱，便看到了那封信。从邮戳上了解到，这封信已经落到信箱里快一个月了。
信中他首先对于母亲的去世表示了悼念，然后便问我有没有时间和他见一面，地址就是我邮寄信件的地址。他的字迹还是那么潦草，落款签名仍旧是利落的艺术签名。我把那封信折叠起来，没有一丝犹豫便决定了前往。
我与他相距甚远，需坐两天一夜的火车，还好初秋时节火车上人比较少，老旧的绿皮火车在每个站台停靠，我靠在车窗的位置把窗户向上推起，看着一路倒退的风景，绿意缱绻，松林拂涛。我想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那这一路后退的风景就不只是风景，还有时光的重叠，倒带与找寻。
我下了火车出了站口，恍惚站在了生命的出发点。他开着一辆破烂的越野车来接我，与我想象中的样子也与磁带上的宣传照片相去甚远，并不只是容颜的老去，时间在他脸上刻下的除了皱纹还有褪去锋芒的平和，以及稍显邋遢的穿着、岁月的胡茬和笑容。
那一刻，我并不觉得自己见到了一个红极一时的明星，也自然没有普通粉丝的狂热，但出于某些原因，我的心脏还是不安地跳动起来。
他来到我身边，上下打量着我，嘴角有一丝与年龄不符的顽皮的笑，然后略显不自然地揽过我的肩头：“小伙子，上车吧，我今晚有演出。”
我没想到是这般平常的开场，感受着他掌心的热度，上了越野车。他叫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自己开车，没有助理也没有工作人员，越野车的后座上放着一把老旧的吉他，车内有一股陈年的烟味，我把车窗摇了下来。
当晚的演出是在市郊的一座啤酒厂，他把车子停在啤酒厂的后院，告诉我随便去台前找个位置坐，自己便拎着吉他到后台去准备。台前已经聚集了一些人，没有椅子便都站着向舞台上望，舞台上挂着条幅，写着庆祝啤酒厂成立二十周年。
舞台上灯亮起，他是第三个登场的，前两个节目分别是员工诗朗诵和魔术，稀稀拉拉的掌声，他走上舞台也没能赢得更多的欢呼，但他似乎也不在乎，弹着吉他唱了两首歌。他的嗓子几乎坏掉了，高音应付几下就过去了。我站在人群之中努力找寻他当年的模样，却只看到舞台两侧的灯前有成群的飞虫在萦绕。我只能想到四个字，英雄迟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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