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作家、作品大量涌现，辞赋表现出最为突出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的赋体趋于骈文化，与汉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章的句式结构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其结果是骈文的出现并成熟。这一时期文章刻意讲究，创造出多种多样文章风格，其间既有相互继承，又各自有着自己的特色。
骈文的形成发展与鼎盛
两汉和魏晋的很多文人在做文章时，都很讲究修饰，都喜欢用华丽的辞藻，追求一种语言的外在形式美，逐渐形成一种文体，这就是“骈文”。
骈文，也称“骈体文”、“骈俪文”、“四六文”，是与散体古文相对的一种特殊的文体。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称为骈体。
骈文是我国古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流行了1000多年，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作家与作品。骈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骈文包括辞赋等所有以对仗、骈偶、用典、讲求声律为特征的文章；狭义的骈文则不包括辞赋。
骈文的特征之一是讲求对偶，既要求语言平行、对称，通篇文章必须由对句组成，而在对句之中，构成上下两句的词语又必须一一构成对仗。因这种对句多为四、六言的句式，因此又称这种文体为“四六文”。
骈文大量使用于典故中，用语讲究典雅和装饰。骈文不能随意不受限制地采用典故，必须要对典故加以提炼与雕琢，以适用于严格的句式与对仗的要求，这就形成骈文在讲求用典的同时又追求词采的精炼与华丽。
另外，骈文还要讲求节奏与音律的和谐。做到节奏和音律的和谐，就能读起来朗朗上口，增强语言感染力，并且能给人一种美感。
先秦时期的散文中大量出现了骈偶句式，如《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对仗工整，声音抑扬顿挫。
春秋战国时期，骈俪句式广泛地运用于辞令、论辩之中，有的甚至成为文章中的主体部分，如《左传》、《战国策》、《庄子》、《荀子》等，文章中，对偶、排比的句式层出不穷，使文章汪洋恣肆、大气磅礴。
在西汉时期，文人将这种文风继承了下来，贾谊的《过秦论》和晁错的《言兵事书》、《论贵粟疏》等均有大量排比对偶，多是以骈文和散体古语相间的形式出现。邹阳的《上吴王书》和《狱中上梁王书》更是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这种文风，因此可视作骈文的起始。
到了东汉，骈文进一步得到了发展，散文中的骈句越来越多，至建安前后，骈文作为一种文体，已经很显然了。蔡邕的《郭有道碑》几乎通篇都用骈语，华饰的色彩十分鲜明突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的发展进入了成熟与鼎盛期，骈文体式最终确立，艺术上也达到了最完美的境地，整个文坛都被骈俪文风充盈，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骈文名家名篇。
汉魏之际，文人们的思想活跃，他们敢于说话，敢于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文章更注重抒情，尤其注重文采，艺术形式自由多样，此时骈俪之风的范围和影响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骈文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文体，形式上大多是骈散相间，在风格上多以清丽通脱、文情并茂为主。
汉魏时期，曹魏时的曹丕、曹植的文章骈文化最为典型，他们的诏、令、书、表等文章已出现这种倾向，如曹丕的《与吴质书》、曹植的《求自试表》等，骈散交织。同时，这些作品不用典故，句式工整，词采华丽，明显地体现出骈文演化阶段的特点。
东汉文学家孔融是建安七子之一，他的文章也是骈散相间、用词华丽，其中《荐祢衡表》和《与曹公论盛孝章》都洋溢着浓厚的骈俪色彩。
到了西晋，骈文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骈文进入了成熟期。几乎所有的文人，无论写什么文章，大多喜欢以骈俪行文，骈文运用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序、疏、论、颂、议乃至哀祭文等许多类文章中。
西晋时期的骈文辞采华美，声音和谐，用典繁多，骈文的格式也基本的定型了。代表性作品有《马汧诔序》、《吊魏武帝文》、《辨亡论》等。
到了东晋，文辞的清丽流畅有所发展。这一时期，骈体多在应用文领域，而且越来越集中。代表性作品有王羲之《兰亭集序》、《谏移都洛阳疏》，庾亮的《重与陶侃书》、温峤的《让中山监书》等，其文章较西晋时文章又更见精美，技巧也更为娴熟。
到了南北朝时期，骈文进入最鼎盛的时期，骈文的体式进入了完美的阶段。晋宋之际，盛行工整华丽的山水骈文诗。刘宋时，文章用典逐渐增多，句子更加整齐，骈文的特征都已具备，代表性作品有颜延之的《陶征士诔》、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这时的章、表、诏、诰已通用骈体，纪游、书信等文体也常见骈语。
齐梁时期，文章日趋精美，由于“永明体”诗的影响，文章开始讲求声律，逐渐将四六句型固定为骈文的基本句型，文章更加工整，也更精美。除家书外，书信已通用骈体，学术著作也用骈文。
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文人都能写骈文。代表性作品有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等。
梁陈时期，骈文创作进入了高潮时期，并呈现出单纯追求形式的工整和辞藻的华美却忽视内容的倾向。四六句型被定为常规用法，梁朝文学家庾信的《哀江南赋序》、徐陵的《玉台新咏序》，代表了南朝骈文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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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骈文最早的名称是连珠。连珠是古代一种微型文体，始于汉朝，盛行于魏晋时期，唐宋明清时期也有连珠的影子。连珠有其独立的发展历史。连珠对骈文的形成有所启发，但并不等于骈文，也不是骈文的源头。
西晋学者傅玄《连珠叙》说：“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彻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
连珠与骈文相似之处在于对仗和用典。不同之处是，连珠尚不成其为文章，每首仅几句话，表述一个简单的命题，只能算文章的片断。是当时文人为模拟奏章而作的练习，故每首皆以“臣闻”开头。常常许多首连在一起，但意义互不连贯。
汉魏之际和魏晋之际散文
东汉和曹魏之间的历史时期称为汉魏之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阶段，这期间文学得到了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这时期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和散文方面。核心人物是曹氏父子以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一批文人，主要是被称为“建安七子”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曹操是一代枭雄，他出生在官宦世家，为东汉丞相曹参的后人，他的父亲曹嵩是东汉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继承了曹腾的侯爵。曹操20岁时被举为孝廉，拜为议郎，后做了汉丞相、大将军，封魏王。仕途一帆风顺。
曹操是建安时期著名的诗人，他没有自己的散文创作，但在散文方面却有多方面的成就和重大影响，那就是他所颁布的一系列政令，包括令、表、书等文章，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呈现出简朴坦率、明晰切实、清峻通脱的风格特色。
曹操的《自明本志令》是一封公开信，带有自叙的成分，作者从回忆入手，剖露心迹，表述抱负，解释了自己不让兵权的原因。言锋无忌而朴实恳切，坦诚动人，体现了自己敢作敢为的英雄气概。
曹操还做了另一篇文章，叫《求贤令》。这篇文章是曹操改革用人制度的公文，表现出曹操富有改革的精神。
文章朴实无华，简明庄重，要言不烦，古朴质素，不加雕琢。文中的感叹句、反诘句、叙述句、肯定句等各种句式相互和谐的配合，增强了文章的明朗、刚健、庄重的感染力量。
曹操有多个儿子，次子叫曹丕。曹丕学识渊博，喜欢文学，擅长作诗，他写了很多诗文，包括诗、赋和各体散文，在文学上取得了卓越不凡的成就。曹丕的散文无论是叙事、说理还是议论，都文风优美，特别是他的书信，更以情意婉切、文笔优美见长。
曹丕的散文名作有很多，代表性作品有《典论·自叙》、《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答繁钦书》等。《典论·自叙》以时间为经，以具体事例为纬，用清新的文字写出了曹丕个人的才艺和志趣，文章追述了青年时期的一些琐事，侃侃而谈，饶有情趣。文章善于选取细节进行描写，显得生动而活泼，感情非常的饱满。
《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答繁钦书》是书信体，文章用词华丽，语调亲切，无论或喜或悲，或怒活叹，都不装腔作势，都不无病呻吟，而是直抒胸臆，娓娓道来，带有浓重的抒情色彩。文章意境深远，通脱自然，真切感人。
曹操的第三个儿子叫曹植，曹植是曹丕的同母兄弟。曹植年少英发，才华出众，更为难得的是志向高远。曹操非常喜爱这个儿子，也非常欣赏曹植的文采。
曹植的文采的确非常出众，他的诗赋和文章非常出色，他写的赋寓意深沉，清新流丽；他的散文自然流畅，极富辞采。他的文章主要以章表、书札、诔文为多，其中章表类写得最佳。
曹植的散文均写得意气奔放、富于情感。《求自试表》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片。文章或陈述事理，或征引事实，字里行间流露出深深的苦闷；或剖白心迹，或抒发激情，慷慨之中更有深深的悲哀。全文激情淋漓，声泪俱下，充盈着悲凉慷慨之气。
曹植的文章对后世散文的影响很大，两晋南北朝文人对他极为推崇。东晋诗人谢灵运曾叹道：
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孔融是建安七子之首，是孔子的20世孙。小的时候，他就显露出少有的才气，为人好学，而且博学多闻，他性情刚直，为当世名士。曾经做过北海相、少府、太中大夫等官。
孔融的文章和他本人的性格是相称的，孔融的文章胆大而气盛，无所忌惮，议论锋利，语言简洁，气势宏大。其中最有文采、最有气势的文章是《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和《难曹公表制酒禁书》等。
进入魏末晋初时期，文坛流行一种新风尚，文人和士大夫们喜欢上了清谈玄理，喜欢我行我素，崇尚老庄哲学，藐视礼法。
当时有两个文章流派十分有名，一是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名士”，这一流派喜欢谈玄阐道的说理文；另一个流派是以“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名士”洒脱率真的论辩文。
“正始名士”一派继承了曹操清俊简约的文风，“竹林名士”一派则继承了曹丕和曹植的华丽壮美的文风。他们共同推进了说理文的发展。其中最有影响、最具有代表性的名家是阮籍、嵇康二人。
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生活于魏晋之际，做过步兵校尉，为人极有个性。阮籍博学多才，才思敏捷，下笔成章，文辞清新壮丽，为世人推崇。他写了很多文章，最能代表他思想和文风特点的散文是《大人先生传》。
《大人先生传》是一篇较长的赋体传记，没有情节故事，阮籍以华丽的语言、铿锵而流动的音调，展开了他遨无际涯的幻想，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的一种理解。
文章写得妙趣横生，表现了作者高超的讽刺艺术。尤其是假托世俗之人给大人先生写信，借他人之笔刻画了君子的丑陋形象，表面上是夸饰，实际上句句是讽刺。
嵇康是魏晋之际的士人领袖，是当时著名的玄学家、文学家，曾任中散大夫，他性格刚直，经常因言语和行事得罪人，对看不惯的权臣也毫不留情，予以激烈的抨击。嵇康很有才学，多才多艺，擅长诗文，也精通音乐。
嵇康的散文以论文为多，尤其以析理持论见长，且见解精辟，笔锋犀利，挥洒自如。代表性的作品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养生论》、《声无哀乐论》、《明胆论》、《管蔡论》等等。
这些文章都很有创造性，析理精微，文辞繁富，在论辩文的发展过程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与山巨源绝交书》，体现了嵇康散文长于辩论、思想新颖、析理绵密、笔锋犀利的鲜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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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少有英才，10岁的时候，孔融随着父亲来到当时的京城洛阳。当时，著名的士大夫李膺也住在京城，如果不是名士或他的亲戚，守门的人一般是不给通报的。
孔融只有10岁，想看看李膺是个什么样的人，就登门拜访。他对守门人说：“我是李膺的亲戚。”
守门人通报后，李膺接见了他。李膺问他说：“请问你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呢？”
孔融回答道：“从前我的祖先孔子和你家的祖先老子有师资之尊，因此，我和你也是世交呀！”
当时很多宾客都在场，对孔融的回答十分惊奇。中大夫陈韪却不以为然地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孔融立即反驳道：“想君小时，必当了了。”
陈韪无话可说。
李膺大笑，说：“你这么聪明将来肯定能成大器”。
声情并茂的西晋抒情散文
西晋时期，社会相对安定，人民生活逐渐繁荣，出现了号称“天下安业”的太康时代，文学思想活跃，出现了较多的作家和作品。这时期的作品主要为骈文、辞赋、散文。
潘岳和陆机是西晋时期最有名气的散文家，他们的作品感情充沛，笔到意随，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技巧，他们又善于作赋，他们的赋文也十分有名。
潘岳，字安仁，河南荥阳中牟人，容貌美丽，而且有才情，很小时就以才气闻名，被人们称为奇童，后来考中了秀才，历任河阳令、怀县令、著作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
潘岳很擅长作诗、做文章，特别擅长写抒情文，他以写悼亡诗、哀诔文著称。其诗文哀怨凄伤，词语煽情。他的《悼亡诗》最负盛名，文章以《哀永逝文》、《马汧督诔》、《杨荆州诔》等为代表。
潘岳所写的诔文极多，主观感情色彩很重，往往在文中插入与被诔者交往的回忆和正面抒发对逝者的深情，显示出抒情的深切化和生活化。他悼念马汧督的《马汧督诔》写得悲伤而激愤，情辞激越，感人至深，为世人赞赏。马汧是西晋时督守汧县的官员，立有大功，后却被人嫉恨，遭诬陷入狱，蒙冤含恨而亡。潘岳特为之作诔，称颂其功德，更为其冤死寄以满腔悲愤。
这篇诔由序文和正文两部分组成。序文以散文形式叙写事情的来由和过程，正文则用韵文称扬其智勇忠义，为其立功陷狱深表痛惜。
潘岳悼念亡妻的《哀永逝文》将作者的丧妻之痛经由铺垫、蕴藉而推向高潮，最后则借庄子的达观思想作排解，以不胜悲伤而求解脱，从中可见作者的哀痛至极。作者写情细致缠绵，尤其是描写和抒发为妻子送葬时的哀痛之情，真是缠绵深挚，凄婉欲绝。
文章还借助山川景物的黯然失色来衬托自己心境悲痛绝望。运用视觉的恍惚变幻写心灵所承受的巨大痛苦，曲折低回，哀伤深切，感人至深，令人忍不住与之同悲。
陆机，字士衡，吴郡华亭人。祖父陆逊是东吴的大将，他的父亲陆抗也是东吴的大将。陆机小的时候也十分有才气，《晋书》记载：
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
14岁时，陆机就开始领兵带将，后回到家乡，闭门读书10年，太康末时任太子洗马、吴王郎中令、著作令、平原内史等职。
《晋书》记载，陆机所作诗、赋、文共300多篇，但是大部分已经遗失。陆机的诗赋辞藻华丽，讲究藻饰和对仗；他的散文论析事理，铺排夸张，颇有气势，是西晋最有名的散文。代表作品有《吊魏武帝文》、《辨亡论》、《五等诸侯论》等。
《吊魏武帝文》主要讲作者有感于在洛阳见到曹操的遗令，发现这位盖世英雄，临终前指着小儿小女托付后事，叮嘱妻子们自食其力，与平时的雄心壮志形成鲜明的对照。
全文由序和赋两部分组成，序叙写简洁，表达清晰；赋铺陈感怀，声情并茂，哀婉动人。序侧重于叙述，赋侧重于抒发，两者相得益彰，既可独立，又可合在一起。
赋文前半部分侧重写曹操一生的豪情壮举，后半部分则写他临终前与他平生行为雄姿英发极不相称的几件事。作者着力铺写他的功绩与志向，抒发了对曹操未能完成自己事业的哀伤。文章写事抒怀，情理兼在，既慷慨悲凉，又凄婉忧伤，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辨亡论》为论说之文，分上、下两篇。文章主旨总结东吴灭亡的教训。上篇主要颂扬东吴国君孙权之所以能够使国家兴盛，是因为他善于用人。下篇则叙述陆家父祖的功业，并说明孙皓之所以灭亡，主要在于失去了民心。
在文章风格上，《辨亡论》结构大起大落，彼此之间起伏照应。以对比造成了行文的跌宕之势，以夸张、排比增加了文章的雄强之气，局面开阔，议论锋利，感情激越，文辞壮丽，语言整饰，有向骈偶之风发展的倾向。
除了潘岳和陆机，西晋较有影响的散文作品还有刘琨的《答卢湛书》、鲁褒的《钱神论》和张敏的《头责子羽文》等，这些作品各具特色，具有不同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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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曾任河阳令，在河阳，他奉公职守，勤于政绩。因喜欢种植花草，因此，他做很多事情往往要与花草联系起来，当时他办案并不总是在县衙大堂之上，有百姓前来告状，他就把原告、被告一同叫到自己家的花园。
潘岳不急于问原告所告何事，来龙去脉究竟如何，而是让原告被告共同抬水浇花。由于抬水用的木桶是尖底的，无论绞水、抬水、浇花，两人均得很好的合作，一路上，即使很累，也不能把木桶放在地上，稍不小心，水就洒落一地，也就不可能完成“县老爷”潘岳交代的任务。这样折腾了好长时间，潘岳才升堂问案，细问详情。
原告和被告配合着干了半天活，情绪已大为好转，对立意识也大大降低，潘岳审起案来也就十分容易，引经据典，依事评理，说些仁为美、和为贵的道理，再加以好言相劝，因此很多时候，原告和被告往往和好如初，撤诉了事。
朴实自然的东晋情志散文
东晋时，文人和士大夫们崇尚清谈，喜欢山水，他们的文章也多重山水自然，文风趋向于平和淡雅、自然秀美，不多修饰而饶有情趣。
大书法家王羲之和文学家陶渊明的文章是东晋时期这类文章的代表，其文章朴实自然、平和冲淡，带有一种返璞归真的纯情，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文学家，是个非常难得的才子。他出身世族，曾做过右将军、会稽内史的官。王羲之是个胸怀旷达，见识脱俗的人，他不喜欢繁华，却非常喜欢自然，喜欢游山逛水。
王羲之虽然以书法闻名天下，但他的诗文也做得非常好，他的诗文清新隽永，多含哲理，他所作书牍杂帖，富有情。他最出名的作品是《兰亭集序》。
353年农历三月初三，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王羲之和和当时的名士孙统、谢安、孙绰、支遁等40多人一起来到会稽山阴的兰亭宴会。宴席间，众人畅怀开饮，十分尽兴。众人赋诗成集。
王羲之看见兰亭附近的美景，不仅诗兴大发，就为诗集写了这篇序，记述当时集会的盛况和观感，这就是著名的《兰亭集序》。
文章通过对兰亭春景、聚会盛况的动人描述，抒发了对人生哀乐、生死的深层思考，在悲伤感慨中透露出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文章有机融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笔调清新，不拘音律、骈偶，自由书写。写景笔墨简略而气象宏大，写山、写林、写水、写天、写气、写风，处处透出清新；抒怀则语气舒缓而意境深远，凸现出畅怀之情。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晚期，是东晋大司马、大将军陶侃的曾孙。他很小的时候就立下宏伟壮志，希望为国家做出贡献。他非常勤奋好学，诗赋做得十分有名气。29岁时，陶渊明开始了自己的做官生涯，但只任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县令一类的小官。
陶渊明逐渐厌恶了官场生活，41岁的时候，毅然辞官归隐，来到山林中自己种田，平时以喝酒作诗娱乐。陶渊明作的散文不是很多，但个个是精品。特别是他所作的田园诗和辞赋散文更为人所称道。
陶渊明所作的诗文皆以描绘自然景色及农家生活为主，风格悠闲淡远，但也有愤世嫉俗的慷慨之作。陶渊明的散文真淳自然，淡泊中直抒志节与感怀。《归去来兮辞》和《五柳先生传》在这类作品中最有代表性。
文章赞美了自然之趣，表白了作者脱离樊笼的自由心境和隐居生活的悠然自得，表达了其安贫乐道、不慕荣利的高尚志节。这些文章托意深远，清新淡雅，用词天然。
《归去来兮辞》是一篇抒情小赋，由序和正文两部分组成。在序里，陶渊明详细地说明了自己辞职归田的经过。正文则叙述了自己辞官归隐途中的解脱心情和到家之后的生活意趣，写出了对官场污浊的厌恶，描写了优美的田园景色与闲适的耕读生活，抒发了重返自然的喜悦，提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归去来兮辞》真率自然、思想飘逸，将写景与心情相融一体，情调明朗，达观放旷，语言流畅，朴实生动，可以说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
《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的自传，文章突出了作者不随世俗，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行，突出了作者对高洁志趣、人格的向往与坚持。文章选材精湛，用词用句简单，意到笔止，不说废话，在淡淡的叙述中体现出文章的主旨。
陶渊明的散文感情浓烈，朴素中流露出真情实感。《闲情赋》、《告子俨等疏》、《自祭文》是这类散文的代表，这几篇文章都写得真情恳挚、语言率真、凄恻感人。
《告子俨等疏》是陶渊明50岁时写给5个儿子的信。文章用浅易如话的文字，叙述事情，描绘胸怀，抒写志向，款款道来，表达了对儿子们的疼爱与愧疚之情，流露出归隐与安贫乐道的矛盾。
陶渊明的散文意趣高远，平和中表现出对美好生活与理想社会的憧憬。他所作的《桃花源记》即属于这类文章。
《桃花源记》讲述了一个若有若无、似真似幻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幽美的人间仙境，一个与现实环境截然相反的民风淳朴世外桃源，并通过这个故事表现出作者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桃花源记》用笔清丽，语气平稳，像平时与人说话一样娓娓道来，清新的叙述中蕴含着作者炽热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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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渊明心中有一个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就是他在《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世外桃源。
桃花源是一个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干扰的地方。桃花源外是一片桃花林，“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续纷”，环境十分优美，引人入胜。“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从小山口进入，“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那里土地平坦广阔，房屋排列整齐，田地肥沃，池塘清澈，桑竹茂盛。田间道路纵横交错，井然有序；村舍中鸡鸣犬吠不绝于耳；男男女女正在田间辛勤地劳作，老人和小孩在一边怡然自乐。整个桃花源呈现出一派繁荣祥和、生机盎然的景象。
陶渊明十分渴望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生活，但现实使他的这个理想破灭，他只能在自己的文章中述说这个美好的梦想。
南朝散文开启骈俪之风
南朝包括宋、齐、梁、陈4个朝代，共170年，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要超过东晋时期。骈文极盛，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记叙、抒情、写景、议论以及书札、信函等无一不用骈文，文章追求辞采华美、音律和谐、用事用典，这时期出现了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家与作品。
在南朝散文中，一些描写山水的作品尤为出色，如南朝宋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齐时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等。
另外，南朝散文中，还有一些发愤抒怀的文章也写得很好，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恨赋》和《别赋》以及庾信哀痛梁朝灭亡的《哀江南赋》等，是这类作品的巅峰之作。
南朝宋文学家颜延之从小家境贫寒，住着简陋的居室，但喜欢读书，看过很多书，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文章之美，冠绝当时。
颜延之和当时的名士文学家陶渊明交情很好，经常往来。陶渊明死后，颜延之还写了《陶征士诔并序》纪念好朋友。
《陶征士诔并序》用工整的骈俪描述好友陶渊明的生活，赞扬其高尚品节，文章叙事与抒情相互交融，文末回忆陶渊明的告诫之言，深情而凄怆。
文章感情充沛，悲痛之声发自肺腑，风格朴实，格调沉郁，用典确切，情辞并茂，是诔文中的典范性作品。颜延之还写有《祭屈原文》和《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祭屈原文》是一篇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骈体小品。作者借致悼屈原，暗喻君子因品行高洁而招致不幸，表白了自己内心的忠诚。文章感情沉郁，文笔凝练，叙议结合，行文洒脱，用句显示了骈文句法的巧妙之处。
《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则用词华丽，对仗工整，文章显得相当精致，显示了骈体文的优势所在。
南朝宋文学家鲍照出身贫寒，但极有才情，一生仅做过一些小官。鲍照的诗文写得特别好，其诗文清峻遒丽，感情激越，辞采华美，气势雄健。鲍照的表、疏、铭、颂、书札多为骈体，其《登大雷岸与妹书》最有特色。
《登大雷岸与妹书》是鲍照写给妹妹鲍令晖的一封书信体骈文。文章不仅叙事抒情，而且多描画风景。在描绘登大雷岸所见的自然景色时，用笔灵妙生动，字里行间气势磅礴，使人惊心动魄。在描绘景物时，还将自己的感情巧妙地加入进去，获得了感人的艺术魅力。
孔稚珪是齐、梁时期的文学家。他出身世宦之家，祖父和父亲都是当时的名士。孔稚珪年少时文采就令人惊叹。成年后曾做过宋安成王车骑法曹参军、尚书殿中郎等职，还曾做过齐国太子詹事，官位显要。
孔稚珪性格旷达，为人不拘细节，喜欢游山玩水，也喜欢用骈文写作。他著有《北山移文》一文，除此文外，还写有表、启等文，他的这些文章多用骈文写就，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骈文作家。
《北山移文》是骈体文的典范，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格调诙谐，语言精美，用典恰当，或铺排，或对比，或比喻，或夸张，气势磅礴，全文句句骈文，取得了一系列卓越的艺术成就，标志着南朝骈文艺术达到了高峰。
陶弘景是南朝齐梁时医学家，文学家，梁时隐居句曲山，朝廷多次派人请其出山为官，但陶弘景多次拒绝出山为官。梁武帝时，朝廷每逢大事，总派人去句曲山咨询陶弘景，时人形象地称呼陶弘景为“山中宰相”。
陶弘景心地纯净，性情恬淡自然，喜欢山水，他聪颖多才，擅长弹琴、棋术，精于书法，通晓天文地理，又精历算、医道，著有多种道教经籍及医药专著，同时还擅长写文章，有《答谢中书书》等文。
《答谢中书书》是陶弘景写给朋友谢中书的一封书信，反映了作者娱情山水的思想。文章以感慨发端：山川之美，古来共谈，有高雅情怀的人才可能品味山川之美，将内心的感受与友人交流，是人生一大乐事。作者正是将谢中书当做能够谈山论水的朋友，同时也期望与古往今来的林泉高士相交。
《答谢中书书》的语言淡雅清新，通过短短文字就把山川四时晨昏的自然美景描绘得有声有色，如诗如画，使人心驰神往。
文章的结构别致典雅。写景部分共12句，都是整齐的四言，其中又有工整的偶对；末3句抒感，用的却是散句，直抒胸臆，骈散结合，各逞所长。
南朝陈时，骈文写作进入了鼎盛时期，不但四六对句完全定型，而且辞藻华丽，用典丰富，音节协调，结构完美，呈现了最成熟、最完美的骈文。庾信就是这样一位完美骈文的集大成者。
庾信自幼聪明好学，年幼即博得了多才的美名。他的诗文风格绮丽，远近闻名，是梁朝著名的宫体诗人，与南朝梁陈间的诗人徐陵齐名，他们的文学风格被称为“徐庾体”，为当时文人学士争相仿效。
庾信是南北朝诗赋创作的集大成者，他突出的成就主要在赋，有《春赋》、《小园赋》、《竹杖赋》、《枯树赋》、《哀江南赋》等。同时，他又是骈体文写作的集大成者，写了大量的表、启、铭、赞、碑、志等，皆以典型的骈体行文。其中《哀江南赋序》最负盛名。
《哀江南赋序》是为《哀江南赋》作的序，虽是为赋做的序，但实际上却可以成为一篇独立的抒情文，是一篇情辞恳切的抒怀佳作。
文章大量用典，典故的串联和配合恰到好处地传示了作者所要表示却难以表示的感情。另外，文章叙议结合，笔触曲折，语言清新，语句错落有致，整体形成一股博大气韵，突出了苍凉、悲壮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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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延之和陶渊明是同时代的人，颜延之要比陶渊明小十几岁。二人私交很好。二人经常来往，相交至深，后来二人的交往更为频繁，当颜延之去始安郡为官时，途经浔阳还专程到陶渊明的住处探望陶渊明，与之交游，并每遇一景，必酣醉而归。临别之际，为陶渊明留下两万钱作为饮酒的费用。
颜延之是最早推崇陶渊明的名人。他与陶渊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陶渊明病逝后，颜延之写了《陶征士诔并序》，情文并茂，真切感人。
他在《陶征士诔并序》中描绘他们初次会面的情景：“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阎邻居，宵盘昼憩，非舟非驾。”把陶渊明称为“南岳之幽居者也”，说陶渊明辞官归隐之后，过着“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殆所谓国爵屏贵，家人忘贫者与”生活。
不仅勾勒了陶渊明的为人，更突出了他喜好读书的夙性，对他的诗品、人品、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保持清新简洁的北朝散文
北朝包括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共约200年。北朝文章一方面保留了汉魏、南朝文章的影响，一方面又接受了少数民族的古朴风习的熏染，呈现出南北文学相互融合的倾向。北朝文章以散体为主，特点是求实、尚质，风格刚健清新。
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北朝散文中的精品之作。
郦道元是北朝北魏著名地理学家、散文家。他博览群书却未能尽展所能。他仕途坎坷，历任冀州镇东府长史、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御史中尉等职。为官时，秉公执法，为官清廉，不怕得罪权贵，很受百姓拥戴。
郦道元喜欢山水，曾遍历北方，留心观察水道等地理现象，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水文地理著作《水经注》。
在此之前，原有一本叫《水经》的书，为魏晋时期的人所作，这是本专门记载全国河流水系的地理书，该书十分简略，只简简单单地记载了100多条河流的位置和流向。
郦道元决定要重做一本水经书，他在原有《水经》一书的基础上，以众多古代史地著述为参考，同时结合他对我国中部130多条河流及1200多条水道的实地考察，详细记载了它们的源流走向，又补充了大大小小的细流分支，最终完成了《水经注》的创作。
除了关于水系、水流方面系统的知识外，《水经注》一书还囊括了大量的历史典籍、方志地记、民风民俗、百家杂著等知识。
在写作体例上，《水经注》以水道为纲，详细记述各地的地理概况，开创了古代综合地理著作的一种新形式。书中，郦道元抓住河流水道这一自然现象，对全国地理情况作了详细记载。不仅如此，书中还谈到了一些外国河流。
《水经注》兼有科学和文学两重性质，叙述有序，文笔简洁而生动，文风俊逸优美。其间许多描写山水自然景物的文章，尤其是对黄河、长江等水流行径的描述，抓住沿岸的山水风物特点，将其写得姿态各异、摇曳生姿，其文笔清新、隽永传神，既有每个局部的生动形象，又有局部相连而成总体概况描述。
在描绘时，作者没有大肆进行铺张与描绘，只用精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其动态、神韵。与此同时，将自己强烈的感受、感悟，巧妙地融入进去，达到一种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的境地。这些景物描写突出了山山水水的特殊面貌，将山水散文描写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水经注》的文学成就，获得了历代作家的高度评价，宋代大词人苏轼在《寄周安孺茶诗》说：“今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明代文学家张岱在其《琅嬛文集》中说：
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读注中遒劲苍老，以郦为骨；深远淡泊，以柳为肤；灵动俊快，以袁为修眉灿目。
杨炫之曾在北魏、东魏、北齐为官，历任期城郡太守、抚军府司马、秘书监等职。他有感于战争所造成的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庙坍塌、景物荒凉，于是撰写了《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记述佛寺园林风物建筑的著作。通过佛寺的兴建与废止，寄托自己的哀悼和凭吊。
全书分为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5卷。每卷以佛寺为中心，兼顾附近建筑的兴衰和历史故事、民俗风情、里巷旧闻、历史沿革等，富有纪实性。
《洛阳伽蓝记》记物叙事有条有理，繁而不乱。《洛阳伽蓝记》每记一寺都记有它的历史或传说，有的寺还记有和它相关的神话和异闻。
《洛阳伽蓝记》有着精彩的描写，风格朴实自然，文笔优美精炼，语言明快清新，如同一篇篇生动的游记散文，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颜之推在梁元帝时为散骑常侍，后入北齐做了黄门侍郎，再以后又当了隋代的官。颜之推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擅长诗文，精通音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他的诗文创作十分有名，其中以《颜氏家训》最为有名。
《颜氏家训》是颜之推以自己的个人经历、思想、学识以告诫子孙的著作，涉及内容极其广泛，强调教育体系应以儒学为核心，书中尤其写到注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
全书涉及许多人情世态，特别是关于士族社会的某些风气写得淋漓尽致。除包括对处世立身之道、家庭伦常关系的论述之外，还涉及道德情操、治学态度、文学艺术观念、宗教思想以及对社会风尚、习俗的分析与批判。
《颜氏家训》兼有南北朝散文所长，而没有其所短。文体属于散体，浅近平易，本色纯真，没有过多的雕饰，口语谚语运用的较多，很少用骈句。文章叙议结合，往往先讲一个故事，再加以评说，三言两语就能凸显人物品格，语言简练，却意味深长。
《颜氏家训》具有生动的故事性。尽管书中有大量的理性说教，但与一般家训不同的是，其说教不局限于空洞的教条，而是引证了大量历史和现实的实例，以自己耳闻目睹的经验之谈的形式表达出来，因此具有很强的可信性和说服力。
《教子篇》、《兄弟篇》、《治家篇》、《风操篇》、《涉务篇》、《文章篇》是《颜氏家训》里较有代表性的篇章。
《教子篇》谈有关教育子女的一些问题。作者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举例，说明教育子女的重要性以及方法、目的。尤其强调要抓紧对子女的早期教育，而且越早越好；同时强调对子女的教育要严格。
《兄弟篇》是谈兄弟关系的，作者对此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作者认为兄弟乃一母所生，有共同的血缘关系，从小在一起生活、学习、玩耍，关系密切，理应互相友爱。作者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自己的观点。
《治家篇》谈治家的种种注意事项；《风操篇》讲人生在世应具有的种种风度节操；《涉务篇》谈士人君子的为人处世之道；《文章篇》谈有关文章创作的一些主张，此外，重要的篇章还有《养生》、《书证》、《音辞》、《杂艺》等，涉及内容广，说服力强，令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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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道元在少年时代，就对地理考察有着浓厚的兴趣。十几岁时，他随父亲到山东，经常与朋友一起到有山水的地方游览，观察水流的情景。
当时，他们游历过临朐县的熏冶泉水，又观看了石井的瀑布。瀑布奔泻而下的水流，激起了滚滚波浪和飞溅的水花，那铿锵有力的巨大音响，在川谷间回荡。这美丽壮观的景色，使郦道元大为陶醉。
郦道元在山西、河南、河北做官时，经常抽出时间，进行实地的地理考察和调查。凡是他走到的地方，他都尽力搜集当地有关的地理著作和地图，并根据图籍提供的情况，考查各地河流干道和支流的分布，以及河流流经地区的地理风貌。
他或跋涉郊野，寻访古迹，追溯河流的源头；或走访乡老，采集民间歌谣、谚语、方言和传说，然后把自己的见闻，详细地记录下来。日积月累，他掌握了许多有关各地地理情况的原始资料。《水经注》就是在这样日积月累的辛勤考察中被成功创作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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