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情步步紧逼,怎么办?是违抗军令还是主动出击?
1953年的朝鲜战场上,郑维山形成了一个颇为大胆的行动计划。
血与火——艰苦卓绝出胆识
人的胆识,有先天的成分,也有后天的因素。
大别山人的骨头硬,大别山人的胆子大!出生在大别山的郑维山,从小就开始接受血与火的洗礼。他刚刚记事的时候,父亲就是村苏维埃主席,赤卫队员,那时的阶级斗争可真是你死我活。幼小的心灵很快就懂得什么是仇恨,什么是革命。他和小伙伴为父亲的革命活动望风送信,13岁就当上了少先队员。
在国民党对根据地实行“三光”(烧、杀、抢)的清剿中,他的父亲和叔叔都壮烈牺牲。面对白色恐怖,有人吓破了胆,而只有15岁的郑维山却带着70余名赤卫队员参加了红军。
郑维山很幸运,来到鄂豫皖红一军第一师,成了徐向前师长的传令兵。三年以后,刚满18岁的他担起了红九军第二十七师政委的重担。他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时就是胆大,不怕死。”
他当政委后的第一仗——夜袭陇南五里墩,打垮敌4个团,俘敌300余人,杀出了威风,部队传颂“新来的政委是个胆子特别大的猛将”。接着,他又先后到三十军八十九师和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八十八师任政委,在黄猫哑战斗中,歼敌14000人,他率“夜老虎”团夜袭二郎山,全歼川军“王老虎旅”,使八十八师形成了“近、快、猛、狠”的战斗作风。
在长征途中,他三爬雪山、三过草地、九死一生,三次参加红军主力会师。
在迎接红二方面军时,他不惧张国焘的淫威,向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详细汇报了张国焘闹分裂时的情况,表达了自己和部队的困惑和不解,并将张国焘以中央名义发的文件交给他们,以当时所能采取的方式进行了维护党的团结的斗争。在第一次过草地后,他在包座之战中率部打援,采用隐蔽接敌、突然攻击、猛插分割的战术,经半日激战即歼敌一个整师,为打开红军北上通道起了重要作用。
此后,郑维山1936年年底随西路军西征。他带领的八十八师作为主力,始终处于最艰险的战斗中。他参加指挥了四十里铺、永昌、八坝、水磨关、倪家营子等多次大血战,最后,他奉三十军首长的命令,把师里所有能参加战斗的人员组织起来,在梨园口、康隆寺以死阻敌。他身先士卒、浴血奋战,直至部队被打散,他自己头部负伤昏迷——这是郑维山一生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的。
他和副师长熊得臣在祁连山下的一个小村子里,被三兄弟救下,给了他们吃的,还把他们藏在一个山洞里,逃过马家军的搜捕,他们才得以讨饭回延安。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郑维山都有不俗的表现。他从一名红军战士成长为一名高级指挥员,作为战将的胆略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示。
新保安——有惊有险见胆略
如果翻阅当年的历史资料,你会看到,当年的平津战役被称为“平津张战役”,为何?这要从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说起——辽沈战役结束后,当时在北平的傅作义面临三种选择:一是按蒋介石的想法,南撤,但傅作义一直担心被蒋介石吞并。二是西撤绥远,然而那里地瘠民穷,兵源枯竭,补给困难,终非长久之计。坚守北平?坚守的前景也不看好,不过,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地区人多地丰,交通便利,守撤回旋余地大;辽沈战役刚结束,东北野战军不可能马上入关,正值隆冬严寒,难以远征,即便要打,自己具有以主待客、以逸待劳的优势,可以争取胜利。几经考虑,傅作义终于作出“暂守平律,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基本方针。
因此,他的56万兵力,收缩在东起北宁路的滦县,西至平绥路的张家口,长达1200华里的地带,以北平、天津、塘沽、唐山、张家口为重点,摆开一字长蛇阵。
毛泽东针对傅、蒋之间的矛盾,和博作义是撤还是守的踌躇难决的心理,制定了将敌“抑留华北,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考虑到淮海战役一旦打响,徐州告急,傅作义极有可能南撤或西退。毛泽东审时度势,决意在平津张一线打大仗。于是开始了紧张的调兵遣将——此时的华北我军,第一兵团在围困太原;第二兵团粉碎傅作义突袭石家庄阴谋后,在河北曲阳地区休整,准备开太原参加会战;第三兵团远在归绥。中央军委果断决定:(1)第三兵团回师张家口,以防傅作义率嫡系撤;(2)缓攻太原,以免过早攻克,使傅作义感到孤立;(3)令东北野战军迅速隐蔽入关;(4)派人与傅作义联系,稳住他。
先打位于北平西的平绥路家口,是毛泽东的一着高棋。平绥路是傅作义嫡系逃往绥远的唯一通道,张家口又是傅作义的重要军事基地。既可切断敌西逃之路,又可调出北平向张家口援之敌,同时,将敌注意力吸引到西面,又能掩护我东北野战隐蔽入关。真可谓一石三鸟。
毛泽东命第三兵团必须于11月25日由现地发,以6天时间(越快越好)到达张家口附近,以抓住张家口敌不使往东逃掉为原则。并特别强调,抓住、包围敌人之后,攻击,以吸引北平之敌西援,然后协同第二兵团和东北野战军遣兵团,把傅作义主力分割包围于平绥线上。
11月29日夜,随着一阵猛烈的炮火,第三兵团包围张家口战斗打响,井迅速形成对张家口的包围态势。平津战役从此拉开序幕。
正如毛泽东所料,傅作义非常害怕失去张家口,急令丰台的第三十五军两个师和驻怀来的第一〇四军第二五八师分别乘火车、汽车增援张家口;同时,将第一○四军主力和第十六军分别西至怀来、昌平、南口地区,以确保平张路畅通,留有后路。这正是毛泽东所期望的。
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命根子”,抓住了三十五军,就抓住了傅作义,也就拖住了平津地区的国民党部队。所以,当第三十五军到达张家口后,毛泽东立即亲拟电稿,命令第三兵团“筑工围好,不使敌跑掉”。
同时,命令东北先遣兵团急进,包围怀来、南口之敌,隔断昌平与怀来的联系,击退北平增援之敌。命令第二兵团迅速开向宣化,奔袭下花园地区,破击平张,隔断张家口与宣化的联系。
就这样,各路大军开始紧锣密鼓地行动着。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12月5日,秘密入关的东北先遣兵团攻打密云,使傅作义大为震惊,他感到情况不妙,马上飞往张家口,亲自部署第三十五军回撤北平。同时令第一〇四军、第十六军同时向西运动,接应第三十五军。
12月6日中午,第三十五军从张家口乘300辆汽车扬长东去。得知第三十五军东逃,而我第三兵团又未能及时阻击,毛泽东火了,指名道姓地批评第三兵团:
过去违背军委多次清楚明确的命令,擅自放弃隔断张宣联系的任务,放三十五军东逃是极端错误的。今后杨(成武)、李(天焕)任务是包围张家口之敌,务必不使该敌向西、东或绕道跑拐(主要注意不使敌西逃),如敌逃跑,则坚决全歼之。杨李应严令所部负此完全责任,不得违误。
同时,在电文中,毛泽东把堵住第三十五军东逃的任务交给了第二兵团:
现三十五军及宣化敌一部正向东逃跑,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应遵军委多次电令,阻止敌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
当然,这一切都是东北先遣兵团攻打密云引起的,在发了上述电文的同时,毛泽东给东北野司发出了电文。电文中,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林、罗、刘。
电文最后说:
希望杨罗耿能于6日或7日早在下花园、新保安线上抓住十五军及一○四军,而怀来之敌亦未跑掉,你们可协同杨罗耿歼灭该敌。
此时,第二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正率各纵队火速开进。然而,百里以上的路程,至少一天时间。同时,他命令位于平绥线的四纵第十二旅顽阻击,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为主力赶到争取时间。郑维山率三纵直奔新保安。开进途中,郑维山凭着对战争的敏感,嗅出了非同一般的火药味。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刚到张家口,又急忙撤回北平;我方呢,电报一封比一封火急,快走!快到位!这说明什么?双方最高统帅层都在作部署、调整。这意味着我军要对傅作义、对北平动手了!
8日黎明前,第二兵团各纵队才从西、南两面全部到达新保安,将敌包围。郑维山率三纵立即投入了抗击敌三十五军突围的战斗。
第三十五军之所以能被围在新保安,和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有直接关系。在他看来,从张家口到北平开汽车不过一夜路程,回去不至于有什么问题。12月6日中午,他的车队呼呼啦啦出发了,很顺利地过了宣化。再往东走,就不那么顺利了。
我地方部队不停袭扰。当晚只得宿营鸡鸣驿。7日晨,郭率三十五军继续东进,遭到早已在新保安布防我冀热察军区部队和华北第四纵第十二旅的猛烈阻击,只好求傅作义派飞机前来助战。尽管第十二旅作战勇猛,但势单力薄,且战且退,战至下午6时,三十五军全部占领新保安,当晚在新保安宿营。
8日下午,郑维山收到了兵团急电:
军委已严令责备我们到达太迟,致敌三十五军得以东突,影响整个作战计划。现要我们确实包围着敌三十五军于现在地区,并隔断与怀来的联系。如果跑掉,由我们负责。我们已对军委负了责。因此,我们亦要求你们严格而确实地执行我们的一切命令,谁要因疏忽或不坚决而放走敌人,是一定要追究责任的。
这样的电令是很少见的。作为一军之长的郑维山感到肩上的担子格外沉重。
他想到的是另一个问题:三十五军回撤受阻时,傅作义会不会派兵接应或支援呢?如果傅作义命令位于怀来的第一○四军西出接应,第一○四军、第三十五军两军会合,将对整个战局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恰在这时,郑维山接到侦察分队的报告,说沙城以西地区有零星枪声,郑维山就初步判定可能是敌一〇四军开始行动了。他抄起电话问防守在新保安城东的四纵:“你们四纵在沙城地区有没有部队?”回答是:没有,我们的任务是阻止三十五军东逃。
郑维山很快接到侦察小分队的再次报告。敌人大股部队沿洋河北岸土路向西运动。郑维山一听,证实了他的判断——敌一○四军前来接应第三十五军,且已相距不远。
郑维山拿起电话,说:“接兵团!”
“线路不通!”
郑维山扔下电话,说:“给兵团发报!”
然而,无线信号极差,也联络不上。
在抗美援朝中,怎么办?上级的命令是原地不动,如果去打接应的敌人,就是违抗军令!
如果出了问题,他将受到严肃处理!如果按命令于原地不动,很可能使前来接应的敌人对我四纵形成前后夹击,如果这两股敌人合流,敌三十五军不就跑了?
怎么办?人们都看着纵队司令郑维山。此时,对他的智慧和胆略都是严峻的考验。
郑维山就是郑维山,他对参谋长说:抽出兵力,主动出击,立即行动!
他命令九旅配属七旅1个团继续围城,坚决阻敌突围;命令八旅和七旅(欠1个团)随他东出迎西援之敌。同时指示电台,尽快沟通联络,向兵团报告纵队行动。
这天夜里,北风怒吼。郑维山率部队开始行动。
前卫团到达沙城西南的宋家村西,刚想进村时,突然,从村中传出一阵枪响。接着,枪炮声顿时乱成一团。
郑维山问:“怎么回事?”
没有人回答。不少人都意识到,这可能是敌人的先头部队。郑维山立即命令前卫团就地展开,命令团长张文轩设法捕获俘虏,弄明敌情。
紧接着,他在碱滩一个房子里,主持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做出了非常大胆的决定:第七旅(欠1个团),在碱滩、马圈地区构筑三道阻击阵地,从正面阻击敌人;第八旅进至沙城东南侧,从敌人侧后配合第七旅的正面阻击;负责围城的第九旅抽出1个团部署在马圈与新保安之间,作为第二梯队。
郑维山对他的旅团长们说:“明天的仗,不好打。一定是一场恶战!能准备的,必须在天亮前完成。”
就在郑维山下达战斗命令时,傅作义任命第一〇四军军长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指挥第一〇四军(欠1个师)、第十六军(欠1个师)及第三十五军(欠1个师),速解新保安之围,星夜向北平转进。
安春山接到傅作义的任命后,立即在作战地图上的“马圈”画了一个圈。
命令第二六九师、第二五〇师,星夜行军到沙城以南贾家营附近集结,接应第三十五军向新保安以南地区突围,他要求部队9日前打通赵家营、宋家营、马圈、新保安间的道路。
1948年12月9日天刚蒙蒙亮,战斗打响,东西两面敌人同时向三纵队阵地发起攻击,十几架飞机轮番轰炸。此时,第三纵队陷入三面受敌的危境之中。
对于战斗的残酷、激烈,早在郑维山的意料之中。他所未料到的是,电台与兵团联系上后,一封急电送到郑维山手中,大意是:“中央军委并告郑维山:郑维山擅自将三纵队围城部队主力调至沙城地区,如三十五军逃跑,郑要负完全责任。”
郑维山自然能掂量出这份电报的分量,对兵团所强调的包围住三十五军的任务,他是清楚的。而自己的指挥,也正是为了更好地围住三十五军。但此时不可能作更多的解释,他立即给兵团回电,简单说明情况,并向兵团求援:“现在我这里情况严重,处境困难,望令四纵增援我1~2个团。”
安春山指挥的部队,很有了几分疯狂,他们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连续发起多批次的集团冲锋。马圈、碱滩阵地硝烟弥漫。第三纵队依托临时工事,顽强阻击,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他们的进攻。一个小小的阵地都是得而复失,又失而复得。
从天亮打到中午,敌军只攻占了两三个村庄,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
在郑维山指挥部队与敌激战的同时,毛泽东已指挥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迅速突进,插向康庄、怀来,彻底切断了援敌退路。与此同时,第四纵参谋长唐子安奉命率2个营赶来支援郑维山。
傅作义得知在康庄、怀来地区发现“共”军主力部队的消息,可谓心急如焚,三十五军没有接出来,一○四军和十六军也被截住,其后果不堪设想。他要通了安春山的电话,说:“无论如何你也要把郭景云接出来。你亲自去!”
下午4时,安春山亲自指挥,组织了2个团的兵力,在空军和炮兵掩护下,向我三纵队阵地发起了凶猛的攻击。同时,新保安的第三十五军也拼死突围,并进至东园地区。这两股敌人相距的直线距离不到4公里——枪炮声清晰可辨。
在这两股敌人中间的在三纵队已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郑维山知道,如果让这两股敌人会合,他的一切努力将付之东流,甚至还可能影响到整个战役的进程,他铁青着脸下令:“阵地谁也不能丢,必须坚持到天黑!”
他果断命令第八旅由沙城向敌侧后出击,同时拿出二梯队,从马圈两侧加入战斗,配合正面部队实施反击。
打到天黑,敌人的火力开始减弱。三纵队却愈战愈猛,一个反反冲击打得敌人被打得溃退下去。“冲啊!”战士们跃出工事,乘胜追击。
这时郑维山对参谋长说:“命令他们停止追击,返回原地待命。”
郑维山清楚,打援是为了包围敌三十五军,现在援敌已被打退,第三纵队的任务仍是包围敌三十五军……
当晚,郑维山收到中央军委的嘉奖令,电文说:“新保安敌三十五军9日数次向东猛突,均被我击退,怀来敌一〇四军向西猛犯,亦仅占我沙城以南一村。
杨罗耿三、四纵队昨(9)日击退东西两面犯敌,确保自己阵地。应传令嘉奖。”
几个小时后,傅作义发出了“要求中共停止战斗,双方谈判解决”的电报。
因此,有战史专家认为,郑维山果断命令部队堵截傅作义的第一○四军对第三十五军的接应,将自身置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而不顾,为切断第三十五军回撤北平的通道,实现毛泽东的“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略意图,迫使傅作义走向和平道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战金城——拍板定案见胆识
如果讲胆识,朝鲜战场上的金城反击战最能反映郑维山的个性。
我们现在看到的38度线,基本上是一条直线。然而在1952年的时候,这条线并不直。在金城它拐了一个弯,向北凸出了十多公里。正是在1953年夏季攻势中,郑维山将军率部队把这个弯拉直了。他策划和导演的一场3000多人大潜伏,创造了朝鲜战场上的一个奇迹。
话要从他当二十兵团的代司令员说起——1952年7月,彭德怀点将郑维山到二十兵团接替回国养病的杨成武,出任代理司令员。这个黑瘦精悍的司令很快转遍了二十兵团的阵地。当时他就看到了金城这块突入我方阵地的“楔子”——它宽约20公里,纵深9公里,且居高临下,如果能见度好的话,它可以将二十兵团纵深十几公里的动作看得很清楚。
“这个楔子不拔,仗不好打。”郑维山对随行的参谋说。
但是,由于政治和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这个“楔子”在十多个月后才得以拔除。根据志愿军总部的命令,二十兵团用近一年的时间进行防御作战和战术反击。在1952年的秋季攻势中,郑维山指挥部队打得有声有色,两个月歼敌万余人,夺取阵地50多处。毛泽东称他们的打法为“零敲牛皮糖”,给予极高评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城地区的反击作战战机出现了。
志愿军首长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开展1953年夏季攻势。此时,志司将主要攻击方向和任务交给二十兵团。并将新入朝的第十四、第二十一军调归二十兵团指挥,同时又从第九兵团方向抽调炮兵第七师第二十团、总炮兵预备队第二师第二十九团加到二十兵团作战,交给郑维山指挥。
于是,郑维山开始运筹帷幄——要打好夏季攻势,就要首先攻占973、883.7高地等敌人前沿阵地的支撑点。
然而这又谈何容易!这几个高地地势高,地形复杂,实在是易守难攻。而防守这几个高地的联合国军有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他们的防线被称为“密苏里防线”——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老家密苏里命名的防线,且经营了三年多……
郑维山的目光停留在六十军阵地前那片开阔地,那里长满茂密的灌木和野草。春天他去视察时,曾对军里的负责同志说:“要保护好这一带植被,不允许敌人下山接近,发现就打。”六十军组织特等射手,专打敌人的零星人员,只要敌人一靠近就打。现在是用这片地的时候了。
他形成了一个颇为大胆的行动计划。
1953年55月的一天,郑维山召集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二十兵团的各军的领导,还有三兵团的司令员许世友,副政委杜义德以及李天佑、李成芳等人。二十兵团作战室大掩蔽部里坐满了人。
郑维山先分析了当前敌我态势,随后端出了他反复思考过的方案。他说,我们以两个军(二十一、五十四)作两翼保障,两个军(六十、六十七)正面突击,一个军(六十八)作总预备队,攻取敌当面两个团的阵地,即883.7、949.2高地和十字架山(座首洞南山)。这三点分别位于金城以东、东南,是敌稳固金城地区防御的三个强点(另一点为轿岩)。打下这三点,等于砍掉敌三条牛腿,使敌金城地区防御失去平衡,有利于我向纵深发展,扩大战果,为第三阶段收复金城地区做准备。
“怎么打?敌我双方主阵地相距最多三公里,中间深谷相隔。步兵怎么集结?我看可以把部队提前隐蔽到敌前沿,第二天天黑后发起冲击,当晚完成攻击战斗,争取到四五个小时抢修工事,补充弹药,天亮后就可有效地反击敌人的反扑。至于我们潜伏多少人,我测算了一下,至少要3000人。”
郑维山环视了一下开会的人,说:“这不是异想天开,除了我军已作了长期充分的准备外,我看有四个有利条件:(1)刚才说到的几个点,敌人认为他强我弱,不会料到我从这里下手,可以出其不意。(2)883.7高地陡坡下有一开阔地,在敌人看来,似乎是我不可逾越的天然障碍。但该地树丛茂密,地表植被完好,我可将部队提前潜伏在这里,战斗打响后,直接发起冲击,减少伤亡,节省体力,在进攻冲击的距离和时间上出其不意。(3)六十军已有两条坑道挖在949.2、883.7高地的山腿上,可囤积弹药和二梯队。(4)883.7高地和949.2高地与我阵地前沿之间有一片杂木林,可将炮兵临时发射阵地隐蔽于此。这不仅可增加我炮火射程和准确性,而且由于该区距敌前沿近,不易受到敌纵深炮火的压制,利于发挥我火力。”
郑维山讲完,补充一句:“现在请大家提意见,如果有更好的方案,也请提出来。”
此时,近50多人的大掩蔽部里鸦雀无声,出现长时间的冷场。
这在郑维山预料之中——要同时攻取敌两个团的阵地,这是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近两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大超出了志愿军总部规定的“攻击目标不超过一个营为原则,最好每个军一次攻歼一至两个排到一至两个连”的范围。
其二,在无制空权、技术装备较差的情况下,大白天,三千人大潜伏,现代条件下的战争也无先例。其三,朝鲜战场是当时全世界都注目的战场,万一打不好,不仅是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会影响国家和军队的形象,影响停战谈判的进程。
六十军军长张祖谅站了起来,他说:“支持兵团的作战方案,坚决执行命令,完成兵团交给的攻占883.7、1949.2高地,歼敌一个团的任务。”
他就进攻的方法,使用的兵力、火器,成功的有利条件、不利条件作了客观分析论证,对战斗打响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及解决的办法、应变措施一一作了说明。他说:“此次作战,主要是出奇制胜,其主要手段是大潜伏。3000多人在敌人手榴弹能砸到的地方潜伏一夜,是敌人连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敢想,而且能做到。对于这一问题,自从六十军接防以来,我们根据郑司令员的指示,进行了探索演练。先后组织对敌连以下目标反击26次,反击达到全歼守敌的目的,其中有21次都采取了大小不同的潜伏手段,班排连营都搞过。时间从几个小时到两昼夜都演习过,全部取得成功,使用兵力敌我对比基本是11到13。也就是说,此次反击,歼敌一个团的目标,我用3500人的兵力,只要潜伏成功,就够了。”
张祖谅的话刚落音,六十七军军长邱蔚站起来发言。他同意支持兵团的作战方案,坚决要求攻打“十字架山”(座首洞南山),并完成歼敌一个团的任务。
并就具体作战的方法、措施作了简要说明。
自然,他也明显地看出,有人对这个方案是怀疑的。会前有人甚至对他说,新任司令政委都来了,这一仗是不是不要再打了——当时对高级指挥人员进行轮换,二十兵团将由杨勇出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志愿军总部领导已和郑维山谈过话。
正在这时,作战室的电话响了,志愿军政委、代司令员邓华来电话,“请郑维山同志接电话。”
郑维山接过电话,就听邓华对郑维山说:“我们考虑了你们的作战计划,我们认为打883.7、949.2高地的条件不成熟。我们的意见是不要打,请你们考虑。”
郑维山回答:“我决心已定,错了我负责。”
挂了电话,他一脸严肃地对与会者说:“这一仗一定要打。错了我负责!杀头杀我的!”
张祖谅说:“我和你共同负责!”
郑维山一拍桌子,说:“不要你负责,你只管打你的,错了,有一个脑袋顶着就够了!”
会议结束后,郑维山将第一批突击连队的干部请到了兵团司令部。
“今天请大家来,先慰问你们!把祖国送来的慰问品发给你们,并请你们把祖国和人民的期望带给每一个战士!”
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一位老同志回忆:“接过郑司令递上来的糖果,我们就知道这次任务有多么重了。”
接下来是官兵一起研究潜伏时的具体问题——吃饭怎么解决?有人咳嗽怎么办?睡觉打呼噜怎么办?大小便怎么办?蚊叮、虫咬怎么办?……如何控制敌人,不让其靠近潜伏区,而又不使敌察觉我有意在控制他。
一切安排就绪,他亲自坐镇六十军,详细过问一些平时不注意的细节。
他对张军长说:“3000人潜伏到敌阵地前沿一天一夜,哪一点想不到,哪一个问题不解决,都可能功亏一篑。”
张祖谅说:“战斗打响时,只要这3000多人能站起来冲锋,胜利就有八九分了。”
6月9日,郑维山来到兵团在龙门山坑道里开设的前进指挥所。这里与六十军指挥所相距不到百米,与敌前沿阵地直线距离12000米左右,潜伏区、敌前沿阵地均在眼界内——这也是他的特点,每次大战,他都设法把自己的指挥位置放得离前沿很近。
晚7时,各突击部队相继报告:
六十军五三五团前进指挥所和二、三营第一梯队6个步兵连、2个机炮连1537人在902.8高地前沿潜伏完毕,侦察分队封锁了敌人出入道路。
五四二团5个步兵连、1个机炮连1000余人进入973高地前沿潜伏完毕。
五四三团4个步兵连、1个机炮连1000余人在883.7高地前沿潜伏完毕。
五四○团2连在949.2高地西北侧潜伏完毕。
一八○师侦察连到达指定位置潜伏完毕。
次日凌晨4时,六十军突击部队共两个团部的前进指挥所、15个半步兵连、4个机炮连,3500余人,全部安全进入潜伏区。
太阳出来了,照在隐蔽着3000壮士的那片树丛草地上,露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炮兵有目的无目标地打着冷炮——按计划和规定的信号,每隔一段时间连打几炮,保护隐蔽在草丛中的战士们翻个身。
在兵团指挥部,军、师指挥所里,指挥官们却各个感到时间太慢太慢。张祖谅不时看表。
突然,一八○师报告:“有六七个敌人正往潜伏区走来。”
张军长不由往兵团指挥所看了一眼,立即命令炮兵:“一炮,最多两炮,把那几个敌人打掉!”
随着炮响,敌人窜了回去。
一切又归于平静。
此时的郑维山,坐在指挥部里,一动不动。直到太阳落山,他才站了起来。
朝鲜半岛,天黑得太晚了,8点,星星出现了。郑维山抬起手腕,通报自己手表的时间:“现在对表,8点13分20秒。”
8时15分,所有电话、电台、步话机开通。
8点20分,郑维山导演的炮战首先开始——上万发炮弹呼啸着倾泻在敌前沿阵地上。几分钟后,我炮火向纵深转移,敌人钻出掩蔽部,想利用野战工事与我步兵决战。谁知数分钟后,我炮火又打了回来,来不及进坑道的人被炸得肢体横飞。
第三兵团司令许世友,见郑维山如此善用炮火,说:“好!郑司令员给咱上回锅肉了!”
郑维山笑着说:“等着吧,今天还有红烧洋鬼子呢!”
话音刚落,炮兵第三次急袭开始,刚出现在朝鲜战场的苏制“喀秋莎”火箭营,突然加入战斗,一个集火齐射,成千上万条火龙飞向敌人阵地,把天空都映红了,敌人阵地顿时成了一片火海。
此时,郑维山端坐在作战地图前,一声不响。他在等待潜伏的部队的消息,按他的计算,发起攻击一个半小时,将夺取敌前沿阵地。但两个小时过去了,除了阵地上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却没有接到六十军的报告。他不由地看作战参谋。
“六十军!请把你们的进展情况报来!”作战参谋对电话吼道。
几次催问,没有结果。
郑维山抓起电话,找军长张祖谅:“怎么搞的?仗才开始就放羊啦!”
“情况没有全部报上来,派出搜集情况的参谋还没有回来。”张祖谅说,“我们正在搜集情况,综合后立即上报。”
情况很快报上来了。战况令所有的人,包括志愿军总部首长也感到兴奋。
潜伏突击队共用了70分钟就攻占了预定目标902.8、973、883.7高地,歼敌二十七团,第二、第三营和师部搜索连。
此时郑维山开始“激将”,他告诉六十军军长:“你的对面,是敌人一个军团4个师,还有美一个空军联队,天亮敌人肯定要反扑,告诉部队要做好与敌长时间拼杀的准备,你要顶不住,早说话,兵团二梯队第二○三师和六十三师配在你后面。”
张祖谅一听,这是什么意思?他抓起电话,一个团一个团地问情况,末了还要加上一句:“郑司令说了,我们要是不行,预备队随时可接替我们。”
那些师长、团长们谁不明白,拿下上述阵地,基本用的是潜伏的部队,军的预备队和各师预备队,都没有用上呢,岂能让兵团二梯队上来!
天亮后,敌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步兵开始反扑。我军依托既得阵地顽强抗击敌人,连续打退了敌十多次冲锋。
中午,张祖谅打来电话,直接找郑维山。
郑维山接过电话,就听张祖谅在电话里喊:“郑司令883.7高地弹药告急,请兵团支援。”
郑维山想也没想,就说:“知道了,我想办法给你送!”他清楚张祖谅不是遇到特别困难,是不会求援的。
放下电话,郑维山往前沿阵地看去,那里,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爆炸声不绝于耳。怎么送?靠人背肩挑,解决不了问题。用车辆送,难躲飞机轰炸。郑维山走出掩蔽部,警卫紧跟着他来到存放弹药的坑道。站在坑道口观察了几分钟,下达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命令:“看到没有,敌人这一批飞机拉起转弯,再飞回来要十几分钟。我们在坑道里将弹药装好,10辆车一起冲出坑道,等它飞回来,我们早上去了。”
这一招还真灵。10辆满载弹药的汽车,趁敌机转弯时冲出坑道,直奔883.7高地。当敌人明白过来时,9辆车已到达安全地带……
当敌人集中力量向六十军阵地反扑之时,郑维山又向右翼的六十七军发出一道命令:“你们立即向十字架山发起攻击!火力要猛,动作要快。”
六十七军的将士们早就等着动手的命令,现在时候到了。座首洞南山(十字架山)顿时枪炮声大作,六十七军一鼓作气冲上山头,敌第八师第二十一团大部被歼。
六十七军突然迅猛的攻势,使美军司令官泰勒的指挥部里乱成一团,泰勒匆忙调兵遣将,企图阻止六十七军扩大战果。他哪里知道,郑维山用的是声东击西之计!此时,郑维山准备的兵团二梯队两个师分别从东西两侧同时加入战斗,向敌第五师949.2高地和敌第二十师六十二团1089.6阵地同时发起猛烈攻击。
敌第五师招架不住,退至第二道防线,打到15日零时,敌第五师的部队开始向南溃逃。炸毁了北汉江上的六座桥梁和大量渡河器材,混乱中不少人掉入江中,丢弃重型装备到处可见。
6月15日晚,郑维山正指挥兵团第二梯队向前推进,实施全部收复金城时,接到志愿军总部和朝鲜人民军联合签发的命令:“敌方已答应我方提出的全部条件,停战谈判全部达成协议,战线将按照双方现已占领的实际控制线重新划定。
签署停战协议在即。”
同时,志司还指示郑维山,立即派人将我部现已占领的阵前沿坐标图送往板门店,以便验证界定军事分界线。命令还规定:“从6月16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攻击,但对敌向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予打击。”
历时5天6夜的金城反击作战第二阶段遂告结束。二十兵团所属部队攻占金城以东及东南地区949.2、973、902.8、883.7、1089.6、870、760、938和座首洞南山9个要点,攻歼敌两个团的阵地,共毙伤俘敌28382人,收复土地54平方公里。
当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候,却不见了代司令郑维山的影子。后来有人看见他竟然在作战室的桌子上睡着了——五天来他几乎没有合过眼。高度紧张过后,他睡得十分香甜。
留遗嘱——弥留之际显胆识
一位哲人说过,看一个人的胆识,只要看他怎么对待死就够了。
1998年4月,郑维山将军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肺部有一块阴影,经过反复检查,确诊为肺部肿瘤,需要做切除手术。
开始人们不想告诉他病情,他说:“有什么关系,大不了是个死,我们这些人要死也早死过几回了,不要跟我打什么埋伏。”人们只好把病情告诉他,他不仅没有精神负担,反而能吃能睡,体重增加。
当时,他已年过八旬,手术开始前他又提出要求,不要全身麻醉,以免日后影响记忆和恢复。进手术室前,他还谈笑风生,说:“战斗就要打响了,集中兵力、集中精力,按计划打下去就是了。”他还说:“只要从手术台上下来,胜利就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了。”
手术后三天,他奇迹般地下床了。第五天出现在走廊里,把工作人员吓了一跳。三个多月后,他来到老部队军史馆的开馆仪式上发表讲话……
然而,一年后,病情发生变化,他不得不又住进了北京军区总医院进行化疗。
2000年4月19日,根据他的病情,领导和医学专家都要他从北京军区总医院转到301医院。那天他只提了一个条件:一定要回一趟家。医生和家人怎么也劝不了,他说,我有重要事情,一定要回去一趟。
人们不知道,他是要回去写遗嘱。那天他写下的遗嘱大意是:死后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尸体火化,骨灰撒在大别山、祁连山和河西走廊……转到301医院后的一天,他对秘书说:“那次回家,写了个遗嘱,现在看还不行,要重写。除了三不外,还要加上一条,遗体交医院解剖,还有,撒骨灰要给兰州军区找麻烦,你和几个孩子把它撒在老家村后的大山上就行了。”
又过了几天,他把在部队当副军长的大儿子叫到床边,他口述,秘书记录,写下了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中央军委:
我身体日渐不支,感觉日子不长了。我作为一个1930年入党的老党员,能活到今天,看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太平盛世,看到香港、澳门回归,亲自参加了祖国50周年大典,已感欣慰和满足了。
遗憾的是没能看到台湾统一到祖国的怀抱。但我坚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正确领导下,祖国一定会统一,祖国的明天会更美好。
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我郑重请求,在我不行的时候,适时停止对我的治疗,多节约些医疗经费,也是我对党的最后一次贡献。
我一生积蓄无多,请将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上交组织。平时积存下来的书籍送给大别山一个学校,供山区的孩子们使用。
丧事从简,中央早就提倡,我是当年带头签字的老同志之一。我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进八宝山,也不搞任何形式的送别仪式,尸体供医学单位解剖后火化,骨灰撒在大别山屋脊洼的山上。最后一个敬礼!
一个老共产党员、老战士郑维山
2000年4月19日2000年5月9日1时10分,郑维山将军面向他浴血奋战过的河西走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301医院遵照老将军的嘱托,除头部外对身体进行了全面解剖,还取出了部分器官作为标本进行分析。
5月1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看到此信后批示:“非常感人,确实感人。信,要保存,这种精神在人生观教育中我要讲。请永波同志务必要妥善处理,请迟副主席阅。”
这封信很快传开了。不少熟悉他的老同志说:这是郑司令的风格。这是郑司令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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