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战场流传着一本《孙子兵法概论》。

    陶汉章的第一部“着作”印在花花绿绿的纸上。

    共产党人写的书在陪都出版，50年后才见到样书。

    朱德说：“陶汉章中状元了，今天要喝‘状元红’！”

    关于“大节，小节……”

    海湾战场流传着一本《孙子兵法概论》

    正当海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人向中国的有关部门传来了一条消息——海湾美军陆战队中正流传着一本《孙子兵法》。

    这消息引起了军事学术界的关注，也让各国的军事指挥机关感到惊奇——是谁把《孙子兵法》翻译到了美国？又是谁将这本书推荐给了美国的军事指挥机关？美国人读得懂吗？它对海湾战争有用吗？

    经过一番周折，有人找到了流传在美军中的《孙子兵法》——这不是两千年前的《孙子兵法》，而是后人所写的《孙子兵法概论》。重视知识产权的美国人在书的封面上印着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陶汉章。

    陶汉章是何许人也？

    笔者在京郊的红山口找到了这位老将军。他原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副院长。

    他已经八十高龄，但仍然神采奕奕。一副很是秀气的眼镜使他显得更加斯文，也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在他那简朴的客厅里，我们的话题就从这本书开始了。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孙子兵法并写出这本概论的？”

    陶汉章将军指指桌上的刘伯承的照片，话题就从这位开国元帅说起了：

    “应该说，这本书有他的心血。”

    陶汉章说，“还是50年代的时候，刘帅在南京军事学院当院长，我在那里搞教学。有一天刘帅对我说，现在讲战役学，都是苏联的东西，学员反映听不懂，你能不能讲一讲孙子兵法？”

    陶汉章说：“《孙子兵法》虽然早就读过，可是要讲课……”

    见他面有难色，刘帅说：“你再系统地读一读，我们找个时间再研究一次。”

    没有过几天，刘伯承就通知陶汉章把战役系上课的教员和有关人员找来开会。

    刘帅主持召开了研究孙子兵法的座谈会。他首先发言：“孙子兵法十三篇，实际上是一本散文，其中有不少雷同和重复的地方，我看是否可以分为六个问题来讲。这六个问题是：智谋、兵势、奇兵和正兵、虚和实、用兵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刘帅一番话，使陶汉章很受启发，也就成了后来他写《孙子兵法概论》的基本框架。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本书终于在1985年出版了。在以后五年的时间里，共印了五次，发行十几万册，在当时的军事学术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孙子兵法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对世界军事学术的贡献，出版后不久，就受到了国外的注意。”陶汉章将军很有几分得意地说。

    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官员把它译成了英文，在美国纽约的史特林公司出版。也许是出版业的不景气，也许是美国人的偏见，出版后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海湾战争爆发前，有人向美国国防部推荐，他们购买一百本书，发给参战的高级将领。紧接着，美国军事书籍俱乐部和星条旗出版社，又购了一批书，推荐给美国海军陆战队……于是，这本书就在那里流行了起来。

    陶汉章也因此而名声大震。

    美国国会高级顾问布尔基斯金给陶汉章的信中说：“我读了你的书，不仅我一个人受益，我相信所有读了这本书的人都会受益。”

    美国亚拉巴马州的州务卿派员专门找到了在广州休息陶汉章，授予他亚拉巴马州荣誉州务卿的称号。

    那天我们的话题几乎都和书有关，而将军的几本书也都很有传奇经历。

    陶汉章的第一部“着作”印在花花绿绿的纸上从江西进贤县一个小山村走出来的陶汉章没有什么更特别的经历。十几岁时，他投奔自己的姑父，到冯玉祥创办的“西北军官学校”读书。

    1938年，陶汉章参加了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因反蒋失败，军人各奔东西，他听说老家江西有红军，就回到了南昌。

    当时，国内的情况十分复杂，他刚刚到南昌，就听说进贤县的国民党党部传他，说他是反蒋分子……所以他只能在南昌待着。有一天，陶汉章翻报纸，看到上面说在新余县有“共匪”活动，就决定到那里去找一找。

    于是就有了他参加红军的曲折经历。他有一个侄子在新余县当副县长，听说他从抗日前线回来，就请他到新余县作报告。在那里，他住了三天，听侄子的佣人讲，江那边就是红军，这里是一半红一半白。于是，陶汉章想方设法坐上了回城的一艘小船。

    当船行至罗坊镇时，陶汉章对船老板说：“这里有我的一个同学，我要去看看。如果等到１２点不见我回来，你就可以走了。”

    上了岸，陶汉章一路向南走，问了几个人，人家警惕性都很高，都说不知道红军在哪里。又饿又累时，前面来了个老人，陶汉章问他：“能不能带我去找红军？”老人打量了半天，说：“你先在这里歇会儿，我给你找找看。”

    不一会儿，来了一个穿黑衣服的中年人。他问陶汉章：“你为什么要找红军？”

    “我想参加革命。”

    那人也不多问什么，就带了陶汉章往山里走。到了区苏维埃，他们又和上级联系。很快得到答复，叫把陶汉章送到永新县去——他就这样参加了红军，成了红六军团的一员。

    陶汉章见到的第一个领导人是任弼时。听说他从冯玉祥的军官学校出来，有些文化，就把他留在了机关。到政治部当干事——那个干事可不是怎么好当的啊，既要当编剧，又要当演员，还要写标语，做宣传……

    说实在的，陶汉章不想当政治干部，想当军事干部。谁知军事干部没有当成，却在红军学校当起了教官。而当教官就要有教材，那时谁给我们的红军提供教材呀？

    “还不是靠自己干！”回忆起那时候的日子，陶汉章很是兴奋。“根据当时干部的特点，我拟了一个讲课提纲，叫军事问答一百题。一边总结，一边教课。

    后来就成了我的第一本书。”

    江西的条件相当艰苦，红军吃盐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写字用的纸了。当陶汉章的《军事问答一百题》写好以后，却没有纸张印刷。他就和同事们到外面去找。找回来的纸有红的，有绿的，也有花的，也有一面写了字的。

    陶汉章就是用这样的纸油印出了他的第一本书。也正是这本花花绿绿的书，使不少红军战士很快地成长起来。

    对自己的这本着作，陶汉章很是爱惜。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短暂的休整，他总是随身带着这本书。在长征路上，这本书已经磨烂了他还是舍不得扔掉。

    直到过草地时上级要求轻装再轻装，他才不得已把它留在了草地……

    如今，这本书是再也找不到了，说起来陶汉章将军还很有点遗憾。

    共产党人写的书在陪都出版，50年后才见到样书1936年，19岁的陶汉章经过长征以后，调到了十八集团军随营学校，他任学校支队长兼军事课教员。一天，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找到当时的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交给他一封信。

    信是从重庆寄来的，署名是三联书店邹韬奋。信中说，希望能写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书。

    韦国清把陶汉章找来，说：“你正在教军事课，这本书就由你来写吧。”陶汉章看完信，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把我们八路军开展游击战的经验介绍到全国去，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但是，那个时候要写一本书绝非易事。红军打游击虽然有经验，但这些实践经验要经过提炼概括才能变成教材。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既要理论指导，又要有写作才能的人来完成。

    陶汉章连续干了几个昼夜，拟出了写作提纲，征求了一下意见后，寄到重庆的三联书店。对方很快给予了答复，并且说，写完一章寄一章来。

    于是陶汉章在随营学校开始了紧张艰苦的写作。自己打草稿，自己画图表，自己誊写，自己校对。一连干了三个月，从五台写到榆次，再写到交城、文水，最后在古城洪洞完成了这部17万字的学术着作。

    为了使这部书更加完整，书后附录了我军四位高级将领的短文：林彪的《抗战经验》、刘伯承的《我们在敌人后方的战术应用》、萧克的《论平地游击战》、郭化若的《游击战争战术的基本方针》。

    大约一个月后，陶汉章收到了重庆寄来的十分奇特的稿酬——一大捆邮票。

    说来也不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创建的根据地之间唯有邮票是可以通用的，邮票可以当作货币使用。

    拿了稿费，战友们要他请客。陶汉章揣着邮票到了洛川城，小馆子老板拿出最好的饭菜招待他们，临走时掏出一卷邮票付账，战友们哈哈大笑。

    稿费收了，客也请了，就是没见到自己出的书是什么模样。后来，战事繁忙，他也没顾上去找这本书。

    1994年，陶汉章在京参加黄埔军校70周年纪念会，见到一位台湾来的老军人，谈起当年国共合作抗战时的情景，老军人说：“1938年，在湖南南岳衡山集中了一批抗日前线各战区的军官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是你们的一本书，叫《游击战术纲要》。”

    陶汉章眼睛一亮，忙问：“还记得这本书是谁写的吗？”

    “是陶剑青先生。”

    “哦，鄙人是也。”

    老军人站起身，拱手道：“陶先生，你是我的老师。”

    “不敢不敢。”……后来，陶汉章托人在重庆的图书馆找到了这本本该在50年前见到的书。

    朱德说：“陶汉章中状元了，今天要喝‘状元红’！”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7年，战略决战就要开始了，在晋察冀军区三纵当参谋长的陶汉章像许多将领一样，正渴望着在这场活剧中扮演一个适当的角色——这正是好男儿建功立业的时候啊！

    谁知命运没有能使他成为一个战功显赫的将军，倒使他向成为一军事理论家迈进了一步。

    有一天，军区副政委罗瑞卿找到他，说：“现在解放战争发展相当快，我们急需参谋人才，想搞一个高级参谋班，想让你去做这个事情。”

    陶汉章在参谋长的位置上正干得有滋有味，不愿意离开，就对罗瑞卿说：“让我考虑考虑。”

    不久，部队进行整训，罗瑞卿又来找他，还是要他去。陶汉章说：“罗政委，请你和杨成武同志讲一讲，如果他同意，我就去。”

    罗瑞卿找到杨成武，谈了要陶汉章的事情。杨成武不愿意让他走，就说：“罗副政委，你能不能写个条子，借陶汉章半年？”

    罗瑞卿说：“那就借半年吧。”说着掏出笔，真写了借条。

    杨成武这才放了行。于是，陶汉章又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

    也正是在教书的过程中，陶汉章又开始了他的另一本书的创作，也就有了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本《参谋工作》。

    要教书，要写书，自己首先要读更多的书才行，陶汉章深知这一点。那一阵子，陶汉章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读书。在书海中遨游，既是件快乐的事，也是件乏味的事情。有一阵，人们说他读书读得昏头昏脑，完全不像精明干练的参谋长了。

    其实陶汉章正为一件事头痛——既然是搞参谋教育，就应该搞清楚参谋制度是何时产生的，搞清“参谋长”这一个词是从哪里来的。

    中国古书中有不少记载，但那都被称为谋士、军师，好像还不是“参谋长”，他找啊找，终于在一本叫《毛奇传》的书里找到了出处。

    1807年，拿破仑率数十万大军横扫欧洲，远征意大利的时候，出现了第一个参谋人才——他任命了贝蒂埃元帅为参谋长。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完成了很有价值的学术着作《参谋工作》一书。

    这本书在参谋训练班上当教材以后，还很快在部队中流传开来，不仅在华北，在华东，在中南等野战军都有了这本书翻印本。

    这时陶汉章已经调到华北军政大学任教育长。不久，华北军大专门召开了这本书的奖励大会，军区党委给了表彰，聂荣臻司令员签发了嘉奖令。同时，还给了他相当可观的奖金，奖励陶汉章三百元！

    那时的三百元可不是现在的三百元，当时干部的每月津贴只有四元啊！

    教育长谭家述说：“老陶，我们要吃你的大户！”

    于是，找了一个休息日，陶汉章自己驾车把当时正在华北军大休息的朱老总、叶剑英、朱良才等同志拉上，开到了石家庄的“状元坊”——这里的掌勺师傅是他派到石家庄的老关系户，菜烧得好，这里也安全。

    人们说，要喝茅台酒，朱老总却说：“今天陶汉章中了状元，我们要喝‘状元红’！”

    这在战争间隙里也是难得的一聚。

    如今陶汉章虽然已经休息，但他仍然坚持读书写作，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当我们对他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的时候，他却淡淡一笑，说：“有许多同志都能写，也有理论水平，像刘帅、陈毅、陈赓、许光达等同志，他们都没有时间写，在他们面前，我真是班门弄斧。”

    附：关于“大节，小节……”——陶汉章将军访谈

    由于与陶汉章将军比较熟识，再加上他曾经是我所在的老部队的参谋长，因此也就一些历史上有意思的话题对他进行了访谈。下面就是关于“文革”的一段真实的访谈记录。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把问题简称为“问”，而陶汉章将军的回答简称为“陶”。

    问：“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有过一个讲话，说到干部的大节小节问题，大意是说有的干部大节是好的，小节有点儿问题没有什么关系。这个讲话曾经广泛流传。有人说这个讲话是针对黄永胜说的，那时你在广州军区当参谋长，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陶：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林彪是有这样一个讲话，这个讲话也的确是针对黄永胜说的。但我第一次听到有关大节小节问题的说法，还不是对着黄永胜说的，而是对广州军区另一位副司令员说的。

    这位副司令员生活作风问题严重，把一个宾馆的小姑娘搞大了肚子。运动起来后，有人把这个问题揭了出来，七百多人联名写了大字报，送到军区机关。

    是我和文年生同志接待的。七百多人要求撤这个副司令员的职。文年生同志答复说，撤一个副司令员的职，要报军委，我们没有这个权力。结果他们就把文年生围住，不让回家……

    我们把情况报告了军委，很快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打来电话，说请示了林副主席，林副主席说，这个干部大节是好的，小节有点问题，你们要帮助帮助他。

    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大节小节的说法。后来群众反映黄永胜的问题，才引出了林彪的那个关于大节小节的讲话。那个讲话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一定的程度上讲，是救了黄永胜等人的命。

    问：有这么严重吗？

    陶：那当然。1966年年初广州军区召开了一次四级干部会议。会上军区有很多干部对黄永胜意见很大。他既有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又有组织路线上的错误，人们气愤地称他是广州的“南霸天”，要他作检讨。开会时黄永胜不在广州，与会者给他提意见也很带点火药味。开始我是保他的。他毕竟打过不少的仗，也走过长征。所以会议进行的过程中，我还和文年生商量，还是应该以党委的名义做解释工作。

    我们虽然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有一些工作是做不通的，有一些问题是我们无法解答和解释的。对此我们就记了一个小本子，派政治部副主任江民风同志到北京，当面向黄永胜汇报。

    那时黄永胜不敢回广州，他知道那里有不少人对他意见很大。自然也有人私下里跟他说了一些广州开会的情况。

    江民风同志找到黄永胜后，如实转达了大家的意见，大概是谈了三次。谈过群众的意见后，黄永胜的态度很恶劣，他说：“人是一个，命是一条，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吧！”

    这次谈话后不久，我们就听到了有关林彪讲话的传达。说黄永胜是小节问题，大节是忠于毛主席的。

    问：林彪的原话是怎么说的？您还记得吗？

    陶：记不准确了，反正就是说什么大节小节问题，你们可以去查一查，应该找得到的。

    黄永胜也就很快回到了广州。他说我们在他不在的时候搞了阴谋，要把他反掉。于是就发动一批人来整我们，这也就是后来的所谓“文、郭、项、江、陶”事件。

    林彪说，看干部，首先要看他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是不是突出政治，革命干劲好不好，要看主流和支流。

    林彪说，要注意不要迷失方向，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其他都小好小坏。到底哪是第一位的哪是第二位的，这是两种干部政策。一种是注意小节，不注意大节；一种也注意小节，但主要注意大节。有些干部小节不那么好，生活作风、男女关系、工作态度工作方法有毛病，不太好。但他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还有一种干部，小节毛病不多，没有什么男女关系问题，人缘也好，是和事佬，也不偷鸡摸狗的，但是他反对毛主席，反对突出政治，如果用这种干部，我们的军队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我们的干部政策要注意大节。

    问：“文、郭、项、江、陶”？

    陶：文，就是文年生同志，郭是郭承柱副政委，项是政治部主任项炜，江是江民风，他当时是政治部副主任，陶就是我了，我是当时的参谋长。

    问：当时强加到你头上罪名是什么？

    陶：那可就多了。我是红六军团出来的，六军团不是二方面军的吗，所以他们就说我是贺龙派来的，是贺龙的小爪牙。其实我和贺老总的接触很少。工作上没有什么联系，更没有什么私交。

    我被打倒，当时具体说有三件事，第一个是北京军事学院的造反派来串联，要住我们军区的招待所，我是参谋长啊，人家来请示我，说有一个叫“鬼见愁”的战斗队，要来住。我一听这名字就反感，什么“鬼见愁”，不让住！后来他们就说我把造反派赶到大街上去了。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

    第二个罪名是说我支持保皇派，叫我的儿子镇压造反派。我的老二陶瑞是“主义兵”的头头，他们是反对造反的，我的确也支持过他们，我的想法是与其让那些家伙无法无天，还不如让这些人管管他们……

    第三个就更荒唐，广州体育学院的造反派夺了院长的权，一个造反派的头头要当院长。他找到司令部，要我批准他当院长。我说，我不能批，我没有这个权力，要军委批。他们就说我是压制造反派。

    到后来又说我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直到彻底把我打倒。

    问：你刚才说过，一开始你还是保黄永胜的，他回来后为什么还要整你呢？

    你们历史上有什么恩怨吗？

    陶：应该说我和他没有什么积怨。我是60年代初到广州军区当参谋长的，据叶帅讲还是黄永胜想要我去的。1963年的春天，我随叶帅到缅甸去访问。叶帅问我，你想不想到野战部队？我说：“想啊！”叶帅说，那到广州军区怎么样？

    我说广州有什么好，现在又没有仗打。叶帅说，广州那个地方很复杂，要应付各种情况，各种事态，文的、武的、政治的、经济的，对你可能是个很好的锻炼。我想想也是。叶帅还说：“广州军区正缺一个参谋长，到处找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有一次黄永胜对我说陶汉章给他当过参谋长，他想让你去呢！”

    黄永胜为什么会提到我呢？这个说来话就更长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晋察冀，但没有什么很多的接触，真正打交道是在延安教导二旅。我当参谋长，旅长是黄永胜，政委是邓华。那时彼此相处得还可以。要不他怎么会向叶帅建议呢？

    问：你调到黄永胜手下当参谋长后相处得怎么样？发生过什么冲突没有？

    陶：一开始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只是觉得他不那么实事求是。比如说，部队在惠州做了不少的工事，我上任后到那里去检查，发现坑道里面都积了水，水深的地方要有一米多。我当时很不高兴，回到广州后就对黄永胜说，那里的工事都不能用了。黄永胜不相信，他说那不可能吧，都封得好好的。给军委汇报时就说工事如何坚固……如果有敌人来犯，坚守三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广州军区在汕头附近围海造田，办了个很大的农场。黄永胜说，全军只有我们广州军区解决了吃肉吃菜的问题。他要机关向军委报告，也就是向主持工作的林彪汇报，说全年的粮肉补助都解决了。我说现在粮食还没有收到家，还是不报为好。黄永胜说，你这个人太老实，能解决就是能解决嘛！他是司令员，报就报吧。刚刚报上去第四天台风来了，大坝决口粮食无收，养的猪也给吹跑了……我和黄发生了争论，他就认为我不按照他的意志办事。

    像这样的例子很多，还比如说，有一次叶帅打来电话问，如果北线发生问题，要调你们广州军区一个军，多长时间能出发？黄永胜对我说，参谋长，你报，最多三天就可以出发！我说，黄司令，就目前的情况，别说三天，三个月能拉出去就算快的了。

    其实，这也是他的老毛病了，在教导二旅的时候，我们和日本人打了一仗，丢了一门炮。本来是他给搞丢的，可他给上面汇报时却说是我丢的。那时我都过了铁路，不在那里。他就是这么个人。

    仅仅有这些矛盾都不要紧，关键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林彪拉帮结伙，要搞政治阴谋，要拉一些人，也有那么一些人拼命想往上靠，这就不是一般的矛盾了。

    问：你在广州军区当参谋长时，能感觉到他和林彪的关系不正常吗？

    陶：他把林彪当成广州军区的太上皇，极力往林彪身上靠这是人所共知的。

    林彪怕风怕光，他命令给林彪住的楼前修了一条五百多米长的走廊。每次林彪从广州回北京，他都要送一火车皮的东西。说来人们都不信，他不光自己这么干，还要我们这些人跟着他干。有一年林彪到了广州，黄永胜对我说，林副主席来了别人可以不去，你这个参谋长一定要去他那里。你们司令部的钱，一定要安排好。我就去了，林彪刚刚睡下，叶群见了我。等我出来后才发现，黄永胜根本没有离开，他在等着我，见我回来忙问：“林副主席有什么说法？”

    这就是黄永胜！

    问：既然你们之间并没有历史恩怨，黄永胜为什么要整你呢？

    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当参谋长，了解一些事情的底细。那个时候，组织上派他去过一次香港，而且是以一个东南亚的资本家的身份去的。

    回来后要在我管理的司令部报账，我一看，好家伙，花了八千块，那个时候的八千元相当于现在的七八十万吧？当时我想，干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呢？

    我们有一个情报组在香港，他们的人回来后向我这个参谋长汇报，我才知道黄永胜在那边去嫖过妓女，而且那个妓女还是国民党派到香港的重要人物。

    情报组的同志还告诉我，黄永胜还在香港存了钱，有30万港币。他是司令员，他叫情报组的人用一个假名存在银行的。至于这30万元是怎么来的，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有人说是战争年代他发的洋财，也有人说是后来抓了走私的东西卖了得来的。他自己曾经对我说，这钱是准备用来给中央首长买药用的。

    黄永胜的这些事情，当时就有人反映到了军委，我们都并不知情。后来广州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那个女的又来了。总参谋长罗瑞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是黄永胜的那个什么人来了，你要派人监视她，看她都和些什么人联系，搞些什么活动。

    这事情也让我很为难，黄永胜是司令员啊。对罗瑞卿的指示我也要执行，就派了一台车和一个参谋，蹲在宾馆里跟踪这个女的。但有一天还是失踪了。

    也就是那一天，这个女的进了我们军区大院，还到了黄永胜家里。黄永胜的老婆知道了，还和黄闹了一场。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有人贴了黄永胜的大字报，把他的这些事揭了出来，大字报的题目是《黄永胜意欲何为！》。他就怀疑是我写的。他也怕我把他的一些丑行给揭出来，所以要往死里整我。

    问：能谈谈你被打倒，或者说是受迫害前后的情况吗？

    陶：黄永胜从北京回来以后，他有了林彪的支持，腰杆子硬多了。在党委常委会上传达中央指示，他居然说，林副主席是党的接班人，反对林彪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他黄永胜就是反对林彪，也就是反对毛主席。

    他们组织人在司令部开我的斗争会，黄永胜派人去看。说实在的当时司令部的多数还是保我的，斗不起来，黄永胜就发了脾气，说广州军区司令部是一潭死水。

    在黄永胜的压力下，有些人就开始揭发我的所谓问题了。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被发动了起来。

    这里我说一个人的故事，就是我当时的秘书。古人说“试玉当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一点都不假。这个秘书平时对我很好的，大事小事都想得特别周到，有时我想不到的事情他都替我想到了。我的脚是有了名的“香港脚”，他跟我出差，主动给我洗脚，涂药；所以我夫人说，这个秘书真是不错。我也觉得他很好。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人家要他揭发，他就说我好吃，好玩，经常借工作之机游山玩水，借看地形时打猎；而且说我很懂得吃，到什么地方都要人家的地方特色……他还揭发我，有时在办公室不办公，专门看小说。他的这些材料送给了黄永胜，黄永胜大发脾气，说：这都是些什么鸡毛蒜皮，一点高精尖的东西都没有！

    黄永胜又给这个秘书施加压力，要他必须揭发出“高精尖”的问题来，并且把这种揭发提到了路线高度，揭出了“高精尖”的问题就是站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个秘书就揭发说，我住的小楼上经常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因此他说我的楼上可能有国民党特务的电台。你们年轻人不知道那个时候人们对这样的揭发多么敏感。一个惊人的“故事”编造出来了——陶汉章家里有一个电台，直接和台湾联系，给我开车的司机是间谍组组员，我的夫人黎朗是组长，我也是特务。

    问：这种近乎天方夜谭的说法真的有人相信吗？

    陶：怎么没有人相信，人们还确信不疑呢！还有更叫人难以相信的呢，他们为了证实这一消息，找到了我的二女儿，那时她还在上小学。他们问她，你夜里听到过你爸爸房里有滴滴答答的声音吗？她说，好像听到过。这下好了，陶汉章的女儿都说他们给国民党发电报，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吗！

    要说残酷，那可真叫残酷，我的司机被他们活活打死了呀！我的夫人也被折磨死了，这是后话。

    问：“文化大革命”中你们这一级的干部，有过什么抗争吗？

    陶：大的抗争说不上，但也和他们作了不少的斗争。我们先是被搞到从化去参加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是把我们软禁起来了。

    就是在温泉的时候，发生了“主义兵”劫狱的事情。前面说到过的我的那个二儿子，听说我被关在了温泉，一天晚上就带了他们的“队伍”，想把我们给抢出去。我当时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半夜听到枪响。他是一群孩子，怎么能把我们给劫出去呢？

    他们的举动不光没有帮上忙，反而把他们的境遇搞得更糟了，几个孩子被赶到了一间小房子里，没有吃的，就出去拉板车，挣一点钱来买饭。有一天，二陶拉着板车在司令部门口过，偏偏被黄永胜看见了。黄永胜说，这不是陶汉章的小儿子吗，他是敢玩命的，说不定还会行刺，把他抓起来。这孩子也就被他们抓起来了，后来又给送到了湖南。

    问：在湖南的情况是否要好一点？

    陶：不是的，只能说是更差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几个监视着，就是上个厕所，也要用枪顶着你。吃的饭不能叫饭，住的房子四面透风。这都不要紧，关键是对你的非人的批斗。三四个人不停地围攻，要我交出电台。我反问他们，你们见过电台是什么样子的吗？我能把它藏在什么地方？……他们就说态度不老实，于是不让我睡觉，连斗了三天三夜。我夫人受的罪就更多了，她被踢得肚子出血，顺着裤腿往下流……后来，她得了癌症，也不给治疗。我说，“文化大革命”中对人的折磨和法西斯集中营差不多。

    一直到了1971年，林彪摔死以后，我们的情况才好了一些。唉，“文革”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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