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诸侯国间的征伐已持续了五百余年,中华大地上诸侯林立,战火连绵,一片混乱。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是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兴盛时期。
春秋时期的青铜兵器比西周时轻便、灵巧,戈在形制上比西周有改进。南方吴、越等国的剑,制作得尤为精致。战国时期青铜兵器更加犀利、坚实。
中国最迟在春秋晚期已掌握冶铁技术,战国时期冶铁业已逐渐盛行。到了晚期,不仅能炼出高碳钢,并掌握了淬火技术,于是开始进入以铁兵器代替铜兵器的时代。楚国铁矛锋利,刺人“惨如蜂虿”;韩国的铁制剑、戟;中山国的铁杖、铁锥,在当时都很有名。战国晚期还出现了铁制兜鏊、铠甲。炮的出现和弩的改进及大量使用,是军事技术进步的另一表现。中国最早的炮是抛石弹杀伤敌人的机械,称“投机”“飞石机”“发石车”等。《汉书·甘延寿传》注引《范蠢兵法》称:“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原始社会晚期已有木弩,但弩机极为简单。春秋时弩机已是青铜制造,结构精巧,便于瞄准,弩机射程较远。战国时燕国制造了强弩,韩国劲弩能射六百步之外。据《墨子》城守诸篇所记,战国时期筑城与攻城技术已相当进步,由于武器种类多、数量大,各国普遍建立了专管武器制作、储存、发放的府库。这一时期在军队组织方面,改变了车兵为主的体制。公元前719年,鲁、宋等国联军“败郑徒兵”,是中原诸侯国使用步兵的最早记载;春秋末期,吴、越、齐等国的舟师已能在江河、海面作战;骑兵早先多见于北方游牧民族中,战国时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后,逐渐成为中原各诸侯国的一个兵种。
战国时普遍实行了郡县征兵制,大批农民被征集入伍。同时采取募兵制,招募考选武士以充当军队的骨干和组成国君的卫队。如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锐士”、齐国的“技击”。
春秋以前的战争一般都由国君统率军队出征,六卿也兼军将。战国时文武分途,已由专职的“将军”“柱国”“尉”等统兵打仗。作战指导上的变化亦很显著。在谋略方面,逐渐否定了重信轻诈等用兵之道,重视审时度势,因利乘变,如晋国欺骗虞国,假途灭虢后再回师灭虞;另外,还多注意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结合和敌友力量的分化组合。
春秋以前的战争主要以战胜对方为目的,战国时期则以消灭敌军实力为上。战国时期孙膑在桂陵之战中以“围魏救赵”、在马陵之战中以“减灶示弱”诱敌就范的谋略,在古代军事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在战法方面,春秋时期已逐步突破商、周以来的两军对阵、正面攻击的惯例,采用了多种方式作战,有两翼突破、再捣中坚(如鄢陵之战)或设伏诱敌、乘势歼灭(如鸡父之战),或疲敌而击、后发制人(如长勺之战),等等。
战国时设守要害和利用城池防御,成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如晋阳之战、即墨之战都是经旷日持久的坚城防御而最终得胜的,有的还挖地道作战。在阵法方面,春秋初期的繻葛之战,创造了有名的“鱼丽之阵”,使车阵趋于严密灵活。战国时阵法已多种多样,银雀山汉墓竹简中提到了方、圆、疏、数、锥行、雁行、钩形、玄襄、火、水等十种阵法。春秋战国之际,为适应战争指导的需要,军事理论著作相继问世,《孙子》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孙子》总结了春秋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具有深刻的谋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它初步认识到战争的本质,强调战争“必取于人”;它分析战争中的奇正、虚实、勇怯、强弱、利危、攻守等对立的现象及其互相转化的关系,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思想;它揭示的某些战争规律和作战原则,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致人而不致于人”等,至今仍不失其科学价值。
《孙子》这部名著中的军事理论和哲学思想,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成为后世兵书的典范,影响深远。明代军事理论家茅元仪认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道出了这部划时代著作承前启后的意义。《孙子》在唐代中期传入日本,18世纪下半叶传入法国,后来又传入俄、英、德等国,成为近代军事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继《孙子》之后,战国时期兵书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它们在继承《孙子》军事思想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创新。如《尉缭子》提出了“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的真知灼见;《孙膑兵法》认为富国才能强兵等等。
春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带来意识形态领域的空前活跃。各派思想家、政治家对战争问题各抒己见,是“百家争鸣”在军事上的反映。其中论兵内容较多、影响较大的是儒、墨、法、道四家。如儒家的仁义为本、足食足兵和强调组织训练的思想;墨家的休养生息和注重武器与军事工程的主张;法家的讲耕战、重实力、权术和刑赏的观点;道家的“慈故能勇”“柔弱胜刚强”“进道若退”的辩证命题等,都给历代军事思想以深刻的影响。先秦诸子论兵,开创了古代非兵家论兵的传统,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古代的军事历史学,不像古代欧洲那样首先以记述战争历史的专著出现,而是在其他史籍中包含有大量关于军事历史的内容,如编年史《左传》、国别史《国语》、典章制度汇编《周礼》和策士论集《战国策》等。军事地理学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如《孙子·地形篇》《管子·地图篇》都有这方面的论述。研究在战争中如何利用地理条件、利用阵法取胜,已成为兵书中的重要内容。
(二)三国时期的阵法
两汉之后,进入三国两晋,中国在骑兵方面对北方民族的优势丧失殆尽。不管是战马的来源、数量,还是长于骑术的士兵都有所不及,以至于当时评价一个将领武艺精熟也要用“弓马娴熟”来表示,而这在两汉时是很正常的事。此时的步兵阵威力已大不如前,首先是阵所遇到的对手不同于战国时期,并且自身也有了改变,多是步骑兵混合军队,这样就大幅降低骑兵的威力,并且不能将骑兵的作用进行有效的发挥。另外这时的兵员也大成问题,人口之少难以想象,能提起兵器上战场的更是少之又少,这种结果使得该时期的兵员质量差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然也有少量精兵)。但是由于战争频繁,又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训练。众所周知,阵对各兵种、个人需要紧密配合,并且需要有非常严明的纪律,这对他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在这样困难的前提下,涌现出了许多阵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曹操的打法,他可以说是深知阵的奥妙不在兵的多少,而在纪律是否严明,士兵是否有足够的战斗力。选其精锐,练成精兵,他们的训练时间和作战时间都很长,作战也十分有效,从而轻松达到以骑兵单独作战,执行诸如急袭、包围等任务的战略目的。所谓以正合,以奇胜,也就是将纯步兵为正阵,将骑兵作为决定性的力量,不追求一城一地的得失,不求数量上的优势,这也是曹操能以两万兵击败十倍于己的袁绍军的主要原因。相同的战例还有淝水之战,百万秦军一败涂地,而此之前,前秦军队几乎都是以弱敌强,却累战累胜,王猛还以十万步兵列阵击败了前燕的数十万铁骑,可见阵的威力。说到三国时期的阵法,还不得不提诸葛亮的八阵图。谨慎堂《诸葛氏宗谱》就载有“八阵功高妙用藏与名成八阵图”的诗词赞歌。
天覆阵赞:天阵十六,外方内圆,四为风扬,其形象天,为阵之主,为兵之先。善用三军,其形不偏。
地载阵赞:地阵十二,其形正方,云主四角,冲敌难当,其体莫测,动用无穷,独立不可,配之于阳。
风扬阵赞:风无正形,附之于天,变而为蛇,其意渐玄,风能鼓物,万物绕焉,蛇能为绕,三军惧焉。
云垂阵赞:云附于地,始则无形,变为翔鸟,其状乃成,鸟能突出,云能晦异,千变万化,金革之声。
龙飞阵赞:天地后冲,龙变其中,有爪有足,有背有胸。潜则不测,动则无穷,阵形赫然,名象为龙。
虎翼阵赞:天地前冲,变为虎翼,伏虎将搏,盛其威力。淮阴用之,变为无极,垓下之会,鲁公莫测。
鸟翔阵赞:鸷鸟将搏,必先翱翔,势临霄汉,飞禽伏藏。审之而下,必有中伤,一夫突击,三军莫当。
蛇蟠阵赞:风为蛇蟠,附天成形,势能围绕,性能屈伸。四奇之中,与虎为邻,后变常山,首尾相困。
诸葛亮所制八阵图,是在前人阵图的基础上完善而成的。它的出现使得蜀国避免了当时的危机,也同时代表着中国古代阵法达到了最高峰。
(三)宋朝时期的阵法
宋军在对外战争中累战累败,其步兵在战争中拙劣的表现引起了全国性的反思,不久,在中原又出现了一股重新起用阵对付辽、金骑兵的潮流。宋的兵权大都由文官掌握,虽然其间也有如范仲淹一样明智博学的大臣,但是他们中大部分人只会高谈阔论,贪生怕死,并不懂得实战的要义,于是导致了一些华而不实而又脱离实际的阵法出现,典型的如:车轮阵、冲方阵、常山阵、八卦阵、风扬阵、龙飞阵、太乙阵、五花阵、弯阵、直阵、长虹阵、握奇阵、当头阵、满天星阵、重霞阵、六花七军阵等等,诸如此类还有很多,而忘了一个根本性的条件——人。众所周知,宋代实行的是内重外轻的策略,换言之,就是精锐在内,老弱在外,朝廷把主要青壮年的兵力用在了镇压人民这一方面,而守卫边防的却是一些老弱病残。仅凭这些老弱病残,哪能对付得了北胡的铁骑,这个神话也只有朝廷和部分文官们才能相信,结果是辽(金)人愈发轻视宋军,每战无不奋勇直击,而宋军则是但遇北人便走,无顾其他。
这种情况持继了百多年之后,岳飞率领的“岳家军”出现在了战场上,他再一次将阵的威力发挥了出来,以步兵击败了号称无敌的女真人的铁骑(岳家军中也有少量骑兵参战,但数量之少,和女真骑兵一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使当时乃至后世兵家不得不对阵的作用再作一番重新认识。事实上并非岳飞有着非常先进的阵法,就凭岳家军军纪之严明,作战之勇敢,即便是不列阵,每个人都单打独斗,也不会在与辽军的作战中吃很大的亏,但是,如果仅凭借这些,就想取得如此大的战果也是不现实的。有一部分人认为岳飞所列的是“满天星”阵法(也有人认为与“七星阵”不过大同小异),“满天星”阵法的布阵图非常复杂,必须要有人从中指挥,置于高杆之上,纵观全局,而在与女真骑兵的战斗中,这种安心指挥、从容调度的阵法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女真人的铁骑会直冲中军,挡,便是以血肉之躯抵抗对手的金戈铁马;不挡,便是弃中军。不管是小说、演义,还是正史都有岳飞亲自出战的记载。所以一般史书更倾向于岳家军摆的是一阵复古的阵法“疏阵”——以数人为一小的战斗团体,长枪、长刀、刀牌、钩枪、朴刀等形成一个组合,一个个小的组合之间各自为战,既不用硬扛女真人的铁骑的冲击,又可以在敌骑冲击过后从侧面或背后袭击,这对士兵的胆量要求很高,而这种混战的场面也是对步兵而言最有利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凭岳家军的配合,胜局基本已定。宋由于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而自身又缺乏足够数量与质量的骑兵,为了在平原上以步兵主力抗衡游牧民族的骑兵,所以极为重视阵的作用。不过,宋代实行的是“将从中御”,每次将领出征,皇帝必然“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为了更好地控制领兵出战的将领,往往在出兵前授予将帅阵图,在深宫中规定前线的具体战法。所以,北宋统一之后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大多以失败而告终。而自宋以来,阵形的发展逐渐趋于保守。《武经总要》记载,宋军常用的阵形主要有常阵、平戎万全阵和本朝八阵。
1.常阵:北宋军队征战,往往把部队分成前锋、后卫等各个部分,由各个部分分别组成的阵形,被称为“常阵”。换句话说北宋军队征战,往往将部队根据战术目的分成各个部分,组成“常阵”,然后组合在一起,进行战斗。它包括以下诸阵:先锋阵、策先锋阵、大阵、前阵、东西拐子马阵、无地分马、拒后阵、策殿后阵等。
2.先锋阵:是由前锋部队所组成的战斗队形。前锋部队类似于现代的前卫部队。前锋的任务是“御奔冲,陷坚阵,击锐师”,因此北宋也同历代一样,“选精兵,置先锋阵”。
3.策先锋阵:是由策应先锋的部队所组成的战斗队形,“置阵在先锋阵后”。此阵由“骑将一员统之”。当“先锋抗敌或兵势不支,则策先锋为应援”,以制敌“奔突”。
4.大阵:亦称中军阵,是由主力马、步军所组成的战斗队形。一般成长阵 (纵队)或方阵。排阵时,“以步军枪刀手在前,杂以旁牌、标枪,当阵面联布、木拒马,或间以大车,谓之‘阵脚兵’”。而强弓劲弩在其后排列。同时,“一阵开四门,骑兵居其中,候出战,即开门放战队出”。总之,主力是以“车营”的形式,排成四面防敌“戎马突驰”的阵势。需要出战时,四面开门,放“战队”出战。
5.前阵:是部署于“中军大阵之前”的奇兵。《武经总要》说,“当敌以正阵,决胜以奇兵,前后左右俱能相应,则常胜而无败”。《武经总要》还引述风后握奇图和辽军布阵之法,认为奇兵数应占大阵兵数三分之一左右。
6.东西拐子马阵:这是直接保护大阵的一种布阵,“为大阵之左右翼”。之所以置此阵,是鉴于“夷狄用兵,每弓骑暴集,偏攻大阵,一面捍御不及,则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阵,以为救援”。此阵兵力数目,也是视大阵兵的人数而为之,且临时抽拣而成。
7.无地分马:是中军大阵所控制的机动部队。布置在“大将军营阵”的四周,“备缓急驱使”。其兵由各指挥所组成的战队里抽调。机动部队的多少,“临时分置,无定数”。
8.拒后阵:亦称“殿后”,是由后卫部队所组成的战斗队形,布阵于中军大阵之后,以防敌人从后面袭击。宋人认为,在“军阵之制,粮道居后”的情况下,为了防止“粮道断绝”,布拒后阵很有必要。《武经总要》说,宋太宗对辽几次作战的失败,都与“粮道”被敌“断绝”有一定关系。因此,从真宗开始,则注意置“兵 殿其后”,以便“缓急用之,无腹背受敌之患”。
9.策殿后阵:是由策应殿后的部队所组成的战斗队形。它在拒后阵与主力之间布阵。
10.平戎万全阵:是宋太宗赵光义亲自制作并授予大将军的,所以颇受重视。平戎万全阵是由前后左中右五军组成,约十七里见方的正方形大阵,把主力步兵部署在阵势的中央。
11.加强战车:组成三个车营增强步兵的防御能力与攻击能力,把骑兵部署在前后左右担任警戒和掩护中央大阵。这是一种保守的防御阵形,达到以步兵为主力的宋军可在平原对抗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目的。
中军大阵由三个方阵排列而成,是全阵的主力。每个方阵周长二十里(折合360步×20=7200步)。每五步为一“地分”,每“地分”用大车一乘,步兵二十二人防守,另有无地分兵(即机动的预备队)五千人居方阵中,每方阵共用步兵三万六千六百八十人。三个方阵共十一万零四十人,另外加望子(即观察兵、陈望哨兵)二百四十人,总共步兵十一万零二百八十人。
前阵与后阵(即前锋与殿后),各两列骑兵。前列骑兵六十二队,每队五十骑,共三千一百名骑兵。后列六十二队,每队三十名骑兵,共一千八百六十名骑兵。两列共四千九百六十名骑兵,另加探子 (侦察)四十名骑兵,总共五千名骑兵。前后两阵共一万名骑兵。
东西稍阵(即左、右翼),各两列。前列一百二十五队,每队五十名骑兵,共六千二百五十名骑兵;后列一百二十五队,每队三十名骑兵,共三千七百五十名骑兵。每阵共一万名骑兵,另有探子六百五十名骑兵,总共二万零六百五十名骑兵。
平戎万全阵,所用兵力共十四万零九百零三人(主力步兵十一万零二百八十人,前、后、左、右各阵骑兵三万六百五十人),另外还有用作车营防御的大车一千四百四十乘。该阵中军大阵的正面宽约十七里(每个方阵正面与纵深各五里,方阵与方阵间隔一里);前后两阵每队正面六十五步,正面共约一十一里零七十步(65步×62= 4030步,折合11里70步);左、右两阵,每队占地五十步,正面共约十七里一百三十步(50步×125=6250步,折合17里130步)。
本朝八阵:北宋所谓的本朝八阵,系指方阵、圆阵、牝阵、牡阵、冲方阵、罘置阵、车轮阵、雁形阵。
八阵所用的兵力和编队参照了李靖阵法。即每种阵均用马步军共一万四千人列成。其中,步军编为二百队,每队五十人,计一万人;马军八十队,每队五十人,计四千人。每种阵,都按唐代军队那样,区分为中军、左右虞侯、左右和前后共七军。各阵阵中“每十人为列,皆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一卒占地二步,一马纵广二步”。“本朝八阵”除圆阵(因与车轮阵同形异名)外,《武经总要》中均附有阵图。各阵图中兵队的名称,沿袭唐朝。图中的“驻队”,即北宋的“阵脚兵”(所谓阵脚兵,就是这些兵力是为了布阵的初期,占领足够地域,防止敌人冲阵,保护自己从容布阵的,而在布阵完成之后则是为了保持阵势的形状而存在,往往以弓弩手为主力构成,我们听评书或者看旧小说中,往往有弓箭手射住阵脚之说,就是为此);图中的“战锋队”“战队”“跳荡”“奇兵”,就是北宋的阵内战兵及无地分兵。图中的七军名称也是沿用了唐朝的军事语汇,比如,右虞侯、右军,即北宋的先锋、策先锋将;前军、后军,即北宋的左肋、右肋将;左虞侯、左军,即北宋的殿后、策殿后将。
北宋的本朝八阵名曰八阵,但因圆阵与车轮阵本是同阵异名,故实际仅有七种阵。综观这八阵阵名、七阵阵图和《武经总要》所做的说明可以看出,八阵的阵名,都与前代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各种阵形的排列方法上,则与前代有本质不同。古八阵,都是军队主力排列方式的变化,而宋所谓的“本朝八阵”,除了圆阵与车轮阵以外主力总是列成对四周防御的方阵,只是以一少部兵力,在主力方阵的前后左右,作些象征性的变化,用以附会象征古意,这和古八阵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本朝八阵是一种变了形的方阵。
前代八阵虽然也有防御队形,但主要的还是进攻队形,而宋的“本朝八阵”,从实质上看,全部变成了的四面防御队形。也就是说,各阵的主力仍然未脱离单纯防御的模式,与其前代军队的进攻精神无一继承。这种情形的出现,不能不说与北宋采取单纯防御的保守军事思想有关。
当然,这和当时所面对的威胁也有关,因为宋代与前代不同,缺乏骑兵,而又面临机动性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骑士,所以两翼和侧后方向总是遭受威胁,方阵、圆阵等面向四面防御的阵形确实是防御骑兵迂回包抄,而古八阵以主力设置为雁形、锥形等阵形,是一种面向某一方向的进攻阵形,侧翼的防御大大减弱了。实际上,古八阵是一种组合的阵形,个个部分排列成古八阵,然后再组成一个更大的阵势。其中,还应有各种阵形之间的变化方法,不过今天已经都不可考,而这些东西才是我国古阵精髓之所在,穷究于各阵形的排列方式与形状,只不过得其形,而不得其神,不过是我国古阵的皮毛而已。在缺乏足够骑兵的情况下,使用步兵排列的阵形向机动性极强的骑兵进攻仿佛并不可能,因为战况不利的时候,骑兵可以随时脱离战斗,或是迂回进攻侧后方向,所以说,采取方阵或者圆阵的阵形在野战中对骑兵进行防御还是合适的。
宋军中骑兵十分缺乏,只占全军总数的七分之一,骑兵中又往往有十之三四无马。最高曾达十之八九无马,如刘光世军五万二千人,仅有三千多战马,可见宋军缺马到何种地步。另外宋马体形较小,一般高约1.36米,按现在的标准也不算大马。韩世忠曾向高宗献马一匹,“高五尺一寸,云非人臣敢骑”,约合1.58米,而这已是宋朝罕见的大马了。为了对付游牧民族骑兵,宋代在阵形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企图在野战中以步抗骑。两宋时期有两种阵形值得一提,那就是宋代的弩阵和叠阵。
弩阵是一种发扬蹶张弩(一种用脚蹬拉上弦的弩,威力要比用手上弦的臂张弩大)威力的阵形。分成三列,从后至前,第一排上弦,第二排上箭进弩,第三排瞄准射击。运用时,第三排射击后,则通过两列之间的空隙,回到第一排身后上弦,第二排进弩之后,进入瞄准射击状态,如此循环反复,获得持续的较密集的远程打击能力。
叠阵是宋代四川吴氏兄弟创立,见于《宋史》,也是分为三列,刀枪持长兵者居前,弓在后,最后为神臂弩或者为踏蹬弩。这是接近实战要求的,作战时,全军跪坐,当敌接近至100步时,令一神臂弓手起立射之(这是为了测距),若可入敌阵,则神臂弓手俱发;敌接近至70步时,令一平射弓手起立射之,若可入敌阵,则平射弓手俱发。当敌至拒马,则枪兵与之肉搏。如此,使用远程打击武器层层拦截防御,削弱敌骑兵迅速反应的能力,使野战中以步抗骑成为可能。
(四)明朝的阵法宋朝灭亡之后,中原历经了百余年的异族统治,直至红巾军大起义及朱元璋的出现,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提起明王朝,就不得不提及徐达,提及其出色的谋略与阵法,这是个用兵不亚于孙吴的名将。当时天下割据,势力大的人绝非凤毛麟角,徐达硬是靠着严明的军纪、有效的战阵将他们一一击败,一统中原。也正是因为徐达,明朝的大军才彻底击退了蒙古铁骑,由于小说中将徐达所用的阵描述得太玄妙,以至于后人普遍认为徐达可有可无。事实上,徐达可能是自岳飞以后、戚继光之前唯一有能力有效地使用战阵的人。他与岳飞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兵力比岳飞要雄厚得多(明军最强时达到过一百多万,虽然不一定都归他管),兵源也要好 (虽以南人为主,但后期北方兵也不少),还有不少的骑兵(剽悍程度不亚于蒙古骑兵)和火枪兵。所以他比岳飞的难度、压力要小一些,但组织能力要比岳飞强。也不拘泥于局部得失,大局观要比岳飞要强,由于他的阵形更类似于扩大化了的古代的玄襄阵,以单一兵种为一个集群,然后一个集群一个集群地对敌军实施打击,因而可以强有力地打击敌人直致对方崩溃逃跑为止。当然这时明军的个人战斗力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步兵中最强的,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即使孙武在世也是难以办到的。
关于明军的阵形。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火器的大量使用,使得冷兵器时代较为密集的队形容易造成较大的伤亡。而东南沿海地带,平原较少,山地较多,大型阵势也难以得到展开。倭寇中有不少属于流浪武士,单兵作战能力强,使用武士刀等兵器,尤其善于“跳战”之法,采用较为松散的阵形,明军在遇到凶悍的倭寇时,往往陷于被动。所以戚继光发展了一种小集中、大分散的鸳鸯阵,由大阵变小阵,由密集变为疏散,这是对阵形的一种创新。戚继光鸳鸯阵大致以12人为最基本的战斗单位,这一阵形,最前为两个牌手,分别是长牌手、藤牌手(其中一个为队长),然后是跟着狼铣手两名、再次是四个长枪手,最后是两个短兵手。作战时以藤牌防护远程射击兵器(这时候牌手面向敌人,其余人排成纵队躲在牌手后面),以狼铣为进攻主力,以长枪取人性命,短兵是防止敌人进身,或在长兵疲惫时进攻。鸳鸯阵在抗倭战斗中得到了成功的运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鸳鸯阵是最基本的阵形,还有许多变化。比如成两伍纵队的鸳鸯阵,这是基本阵;由鸳鸯阵变化的两仪阵(两伍分开);大三才阵横队,就是把两伍并列的队形变成横队,队长持牌居中,左右各一狼铣,狼铣左右为两长枪拥一牌(实际上这还有其他伍交错排列),短兵在后,这是为了在比较宽的横路上战斗运用的;小三才阵横队,“狼铣居中,左右各一长枪,长枪左右短兵和牌,一伍平列”,这是在窄路上采用的阵形;一头两翼一尾阵,把参战部队分成四部分,最前者为头,是正兵,为主要的进攻部队;两翼为奇兵,保护头的侧后方向,在适当时机进攻敌人的侧翼;尾是策应部队(相当于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任意方向。
(五)清朝太平军的阵法
清代军阵:在清代军阵中值得一提就是太平军的各种阵法。
1.牵线阵:这是一种行军的战斗队形,类似于现代的行军纵队。行军时,必下令作牵线阵行走,每两司马执旗一面,后随二十五人;一百人则张卒长旗一面;五百人则张旅帅旗一面;二千五百人则张师帅旗一面;一万二千五百人则张军帅旗一面。一军接着一军前进。宽路则分双行,狭路则单行,鱼贯以进。在行军中,一旦发生遭遇战,首尾盘曲钩连,顷刻聚集,结成圆阵。如果战事不利,统将敲锣为信号退却,仍守牵线阵战斗队形,这时按照路宽,分为十行二十行都可以,但不得斜奔旁走,亦必鱼贯而退,牵线阵急趋,敌人往往追赶不上,即使追上了,见队伍不乱,也不敢穷追。
2.螃蟹阵:这是一种三队平行配置的战斗队形,中间一队人数少,两翼的人数多,形似螃蟹,所以叫做螃蟹阵。这种阵法,极为灵活,还可根据敌情进行多种变化。如敌仅分左右两队,就以阵的中队分益左右翼,也成两队。如敌前后各一队,就合左右翼的前锋为一队,以左右翼后半与中间一队合而平列,以为前队接应。如敌左一队兵多,则变偏左阵。右一队兵多,则变偏右阵。如敌出四五队,也分为四五队次第迎击。其大螃蟹包小螃蟹阵尤为著名,其法或先以小阵与敌交战,后出大阵包围,或诈败诱追,伏兵四起,将敌包围。螃蟹阵变化虽然复杂,但损左益右,移后置前,运用之妙,在于统将根据敌情,临时指挥。其进退开合的疾徐,只须几个大旗手娴习,全军望大旗朝向哪里就向哪里奔赴。所以一军用了几个大旗手,便可以指挥万众,略无参差,提纲挈领,深得以简驭繁的妙用。螃蟹阵(一作蟹螯阵),又称为荷包阵,也称为莲花抄尾阵。
3.百鸟阵:这是一种使用疑兵的阵法。特别适合平川旷野与敌作战,以二十五人为一小队,把部队分为一百几十队,好似天空散布繁星那样,使敌人惊疑不知人数多少,每队人数都相同,又不知应先攻何处,彷徨不进,因此被打败。
4.伏地阵:又名卧虎阵,每遇敌人来追时,退却到水穷山阻的地方,由统将发令,忽地一面大旗仆倒,千旗齐仆倒,瞬息万人都贴伏在地上,寂不闻声,积蓄士气。敌军追到,看不见一个太平军,正在诧异徘徊、疑神疑鬼的时候,太平军一声号令,忽地一面大旗扬起,千旗齐起,万人风涌潮奔,呼声雷吼,转面急趋,向敌猛扑。太平军曾在长沙、南昌、武昌等地屡用这一个阵法大败清军。这一战阵也特别适合冷热兵器交杂的时代进行正面作战,因为伏地可以减少正面投影,减少敌人远程火器的杀伤。
古代军阵的指挥大都由金鼓、旗帜、号炮、号角、传令兵构成。古代军旗分为:大旆、号旗、将领之认军旗、供辨识的旗帜以及其他。
大旆,又叫旄旆。旄指用牦牛尾巴做装饰的旗子,也可以泛称用动物皮毛、羽毛装饰的贵重旗帜。旆指尾端有尖角的旗帜,以燕尾状居多。这种旗帜往往由作战一方的身份高贵的全军统帅拥有。统帅作战时,往往建大旆于身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评书或旧小说里,往往会发现有不少根据有没有建大旆而判断其主帅是否在阵中。而这个大旆,也往往是敌军集中进攻的目标,全军将士总是关注与大旆在哪里。大旆是否存在,甚至会影响战斗的胜负。
将领认军旗:士兵大都作为将领的附属而存在,部队大都没有军团旗,但是有绣有将领姓的旗帜来作为部队辨识。如果主将的身份不够显贵,也可以用帅旗或者认军旗代替大旆。
号旗,就是信号旗,是用来指示传递命令的。
辨识军旗,是用来辨识敌我双方的。这种旗帜往往出现得最多。
除了旗帜,在作战中往往以金鼓、号炮、号角等可以发出巨大声响的器物 指挥三军。“闻鼓而进,鸣金而退”,就是说击鼓是进攻的信号,敲锣是退兵的信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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