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菁菁者莪[27]

    因为天堂街，我决定要在我家的前寺村长住下来了。

    长住的理由堂而皇之，庄严而又神圣，还带着敬神寻庙的神秘和孤独——我从清燕大学回来的目的，是要考察《诗经》在两千多年前，在耙耧山脉的黄河流域的创作和传唱，要丰富和修改我的《风雅之颂》那部学术书。

    村人们说，两千多年前的事情谁能记得哦。

    说别说两千年，两百年前的树长到现在，榆树都串种长成椿树了。

    为了证明我对考察与研究矢志不渝的决心和恒心，我曾经连续几天都游手好闲，像模像样，从天亮时出发，朝着耙耧周围的村庄走，到那些村里寻找《诗经》的痕迹和传说。那几天我唯一的收获是，在周边的后寺村、下马村、关公庙村和李自成曾经经过的自成庄，看到了十几块大小不一的刻字石。那些石头上的刻字一律都是阴凿法，都是非颜非柳、又似颜似柳的民间石匠和书法艺人的结合体。那些石头不是让村人垒在房下的墙基里，就是垒在猪圈、羊圈的墙上或者厕所里。有“田”字，有“河”字，竟还有一块石头上还刻着“黄鸟”两个字。我不知道这个“黄鸟”和《诗经》中《秦风》里的《黄鸟》[28]诗有什么联系和暗合，也没有去深究这些刻有汉字的石头的年代和来源（如果我这样做了就好了），我想我只要找到这些刻字石，把他们依葫芦画瓢写在我的貌似研究考察的一个本子上，回到前寺村，把本子让村人若无其事地看一看，我就在村里找到根深蒂固住下来的理由了。

    我就可以以出门考察为名，到那天堂街上住着了。在那儿做我的情爱事业了（前几次到天堂街上去，我都是以出门考察为由离开村落的）。我本来从京城回来是为了玲珍回来的，可我在决定长住下来后，我就不想再住她家了。

    我有家。

    秋天后，我说我要把我家倒了的房屋重新盖起两间来，村前村后的邻人们，就都哗哗啦啦帮我盖起了两间来。帮我收拾了院墙、大门、厨灶和院落里堆的土和草，一户人家就又在村里坐落下来了。到县城的银行里，从我的存折上取些钱（幸亏我的工资每月都如期而至地被财务打到存折上），买些砖把大门垒起来，沿着原来的墙基把院墙用土坯垛起来，把原来堆在院里乱七八糟的土，往村头的水坑倒一些，在院里的地上垫一些，一个散发着浓重土鲜的农家小院，便《诗经》中的一首诗样诞生了。

    村人说，杨老师（他们不唤我杨教授），你要在村里长住呀？

    我说我要住下来好好写上一部书。

    他们就帮我盖房、帮我收拾院落了。

    房子盖起来，在种上小麦后，山脉上收过秋的田野空旷一片，一眼望去，犁过的土地翻着绛红色，沟沟壑壑里都飘着褐红的熟土味。

    秋收了。

    小麦种上了。

    农便闲下了。

    我家的那两间房子就在农闲那几日，有砖有瓦、有土有泥地盖将起来了。坐南向北，四十几平方米，外面的砖缝直得和尺子比画了样，屋里边墙上泥了灰，又从城里买回白色的涂料刷一遍，并在地上铺了村人很少铺的粉红淡淡的瓷砖片。从张家借来一张桌，到李家搬来一张床，这一摆，那一放，没花多少钱，我就有家了，有房了，有了自己的住处和安稳。

    盖好房子、收拾好院落那一天，我依着村人的吩咐，买了鞭炮，在院里门外，狠狠放了一大通，并邀请那些帮我盖房出力的村人们，到梁上后寺村的路边餐馆去好好吃上一顿。村人们把他们各家大大小小的孩子全都拉进了我家院子里，在我家院里如在学校操场上样站了一大片。

    他们说，杨老师，你刚回来时，在咱村摸过两个学生娃的头，一个是村头李栓家的娃，一个是你家房后四奶奶家的孙，你猜他们现在怎样了？你摸过头的那两个孩子，他们在期中考试时，一个得了班里的第一名，一个得了第二名。

    他们说是真的呀，那孩子的家里都挂着奖状哪。

    他们说，学校的奖状就贴在他们家的堂屋里，我们全都看过了，不信你也过去看一看。说我们帮你盖房、帮你收拾院子，一是因为你是咱们前寺村的人，二是希望你能像摸他们孩子的头样，也摸摸我们家孩子的头。说着他们就把那些羞羞答答、躲在大人身后的孩子拉过来。说都是邻邻居居的同村人，帮忙盖房就不用请客吃饭了，你摸摸孩子的头，让孩子学习好起来，能考上大学，像你一样到城里工作比什么都强呢。

    我就只好将信将疑地，开始一个一个去摸孩子们的头。

    一个一个地摸着孩子们的头。

    在秋后冬初的日光中，午时的温暖覆盖着山脉和村落。我家在村子正中的院落里，尤其好闻的砖瓦硫磺味和大兴土木后铺天盖地的泥墙味，在人群中漫来弥去，仿佛是流动着的煮了鲜肉的水。原来父亲在世时栽在院里的两棵小榆树，老房倒塌了，它们还一如往日地活着和生长。待我在院里又盖起房屋时，也才发现这两棵榆树早已桶粗了，早已两丈多高了，早已成才到树冠满天了。我就站在这两棵树中间，半信半疑地望着村里的老人、父母和孩子们，说摸一下孩子的头学习怎么会好呢？

    摸一下孩子的头，学习成绩怎么会好呢？

    他们说，你就摸一下吧。摸一下吧。摸一下又不费你多少事，孩子他爹来帮你盖房就是想让你好好摸一下孩子的头，请你摸的时间长一些，手在孩子的头上按得重一些。

    我就扎扎实实、稳稳重重摸了一个男孩子的头。

    又摸了一个男孩子的头。

    再有村人把一个女孩推到我面前，我摸了那个女孩的头，还又摸了摸她红红扑扑圆圆的脸。

    我一个接一个地摸着男孩子的头，摸摸女孩子们的脸，嘴上不停地说着这怎么会行呢？怎么会好呢？可虽然这样不停地说，我还是一个一个不停地摸。孩子们的头上都有一股油滑的光，都有一股刚洗过头的肥皂味、香皂味、洗衣粉的味，偶尔也有洗头膏的味。我摸着孩子们的头顶时，他们的父母和爷奶，都在一边感激地说，这下好了，这下可好了。

    这下孩子准能考上大学啦。

    那时候，秋阳正顶，山脉上的天空碧蓝如洗，仿佛一抬头，目光能穿过天空望到天的后边去。偶尔有一朵、几丝的白云挂在天空上，也如一团一片的蚕丝飘在半空般。日光从我家的两棵榆树中间落下来，把榆树上特有的熟槐花和生榆叶的甜味照落在了院落内。没有风，只有秋天的温暖和甜味。我就在那两棵榆树的正中间，坐在村人搬来的一把椅子上，微弯着腰，半闭着眼，从眼缝中望着自动排成长队的村人和孩子。每摸一个孩子的头，那孩子就从我的左边站到右边去，让后边急不可耐的孩子上前一步站到我面前，我便缓缓地抬起手，把左手掌又轻又重地压在孩子们的头顶上。

    摸一个孩子的头，我想但愿这孩子的学习能真的好起来。再摸一个孩子的头，我想这孩子的学习一定能够好起来。又摸一个孩子的头，我想我是从京城回到耙耧山脉的知识分子与专家，京城那儿是历朝历代政治、文化、教育、外交和经济的中心哟，我是那儿最有名望的大学的教授哟，我摸了孩子们的头，孩子们理所当然学习就会好起来，命运就会好起来。我一个接着一个地摸，心里一遍一遍地说，你茹萍不爱我，清燕大学不爱我，京城不爱我，甚至连京郊的精神病院也不爱我杨科杨教授，可玲珍爱我呀，耙耧山脉爱我呀，县城和城里的天堂街那儿的每一个人都在爱我呀。世界这么大，谁能找不到爱自己的地方呢？不爱你是你走错了门。门走对了，到哪儿都如回到自己家一样，连天堂街那儿每个人都和我素昧平生，萍水相逢，他们不是都已经觉得离不开我了吗？我不是已经成为那街上最受欢迎的一员了？我只朝那街上去过几次，他们不是家家户户都希望我到他们的店里去，就像爹娘希望自己的孩子回家一样吗？何况耙耧山脉这儿本来就是我的家。前寺村本来就是我的家。我家的祖祖辈辈都生在前寺村、埋在前寺村。

    我摸着一个孩子的头，说你的学习肯定能够好起来。

    再一个，说你下次考试一定会是学校的前三名。

    又一个，说你放心，你一定能考上大学的，一定会和我一样考到京城里，毕业了就留在京城里。

    一个一个地摸，一句一句地说。摸完了，说完了，慢慢睁开眼，站起来，我看见我家院里老人、孩子一大片，他们的脸上都是黄灿灿的光，红灿灿的笑，像我家到处都堆满、挂满的秋天的玉米穗儿样。为了感谢我对他们孩子的摸头和抚顶，他们从家里给我送来了鸡蛋、核桃和花生。还有人把他们家当成石桌、石凳刻有“草”、“广”、“牛”字的石头当成礼品送给我，抬到我家里，摆在院里让我研究让我坐。并且有位老人拍着一块刻字石头说，杨老师，你想知道这些石头从哪来的吧？过两天我女儿从她婆家带着孩子回娘家，你也摸摸她孩子的头，我就对你说这些石头是从哪里来的。我爷爷的爷爷活着时，见过有个地方这石头多得如同河滩地的鹅卵石。

    那一天，我在前寺村感到的温暖和信任，如我最终在天堂街上产生的爱情样，把我和世界都浸泡得神魂颠倒、志昏意迷，使我再一次错过了由那些刻字的石头给我带来的惊人的发现与成就。

    使那一发现与成就因此又晚了一年多。

    2．斯干[29]

    然而，无论村人对我如何好，我都从来没错过到天堂街上去的机会和想念。

    我又想到天堂街上走一趟。天堂街总让我在寂寞的时候想到它，就像人饿了，总会想起家里的哪儿放着雪白的馒头样。

    把桌子摆在窗口下，把拿回来的《风雅之颂》的书稿摆在桌头上，再在床头摆上几本书，我就在前寺村过上和前寺村人不一样的生活了。过上和他们一样的生活了。烧饭。看书。扫院子。和村人们谈天与说地，没有哪儿不一样。没有哪儿会一样。

    到了秋末初冬，小麦苗在田地里绿得如染了颜色般，太阳一出来，油汪汪地在日光下发着油汪汪的光，被风稍稍一抚弄，便如绸缎般地飘荡和起伏。异常的清新气，一天到晚都在村里流淌和浸漫，让人每时每刻都醉在那清新里。都醒在清新里。我在那两间红砖绿瓦房头的厨灶烧饭时，村里的牛就在村头哞哞地叫。我在院里的树下看书时，村里的鸡就咕咕咕地从大门进来卧在我的脚边上。我偶尔闲到无聊时，坐在桌前把我的专著书稿翻来看几页，麻雀就落在窗台上，隔着窗子和我说话儿，像它们在背诵《诗经》中的诗，在帮我读着《风雅之颂》中的文字和段落。我若在院里闲散地走上一会儿，村里的人立马会走进院里来，说杨老师，你不写作了？你不看书了？不写作、不看书就和我们聊聊吧，说说京皇城里的事。我就和他们一块坐在院落里。他们问我长安街真的是那么又宽又长吗？说天安门城楼真的那么高高大大吗？真的在那纪念堂里的伟人，还和活的一模一样吗？

    他们惊奇地盯着我，说你在京城待了半辈子，怎么会没有进过纪念堂？你傻了你不去纪念堂里看一看？那个人说啥也是皇上啊，就是替村人去看看皇上，你也该去纪念堂里看看啊。

    我就和他们一样吃惊着，想我在京城待了二十年，为何竟然没有进过那个纪念堂？竟然没有替他们去看一眼皇上那个人。

    问我天安门广场真的那么大？

    ——真的那么平？

    ——真的满地都是大理石？

    要让我们夏天在那儿晒晒粮食该有多好啊。他们说，那广场倘是村里的打麦场，收完麦村人就不用扛着麦袋子，追着太阳四处去找平地了。不用在一块麦场上，东家打一天麦，就轮到西家使用麦场了。西家小麦没晒干，南家就早早把麦粒摊在地上占了麦场子。有时候，为抢占麦场还要两家闹不和，差一点为了那一丁点平地和日光打起来。

    我便说，就是呀，天安门广场闲在那儿真是浪费呢，倒不如把天安门广场搬到村头让咱们前寺村用一用，用完了再还给他们京皇城。

    他们说，把长安街也搬到村里用一用，放到耙耧山梁上，正好从咱们前寺村通到县城里。

    说把天安门城楼搬来放在从山梁到村里的路口上，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村里有红白喜事了，都从那城楼下面过一遭，都到城楼上放上一挂鞭。

    说把中南海也搬到村子里，就放在我家院里的两棵榆树下，让村里老人商量事情了，都到这树下的中南海里开会商量着。

    说把京城的故宫也搬到耙耧山脉里，把故宫当做前寺村和后寺村的村支部。把颐和园和圆明园也搬到前寺村里，让老人、媳妇都到那里带着孩子去玩耍，比城里的幼儿园不知要好上多少倍。把京城的长城也搬到前寺村里。万里长城如果真有一万里，肯定可以把各家各户的田头、地埂绕一圈，这样就再也不怕鸡猪去田里糟蹋庄稼了。说京城还有一个雍和宫，那就搬来放在耙耧山脉上，当做耙耧山上的一个庙，十里八村的人，烧香就不用跑到山外了。说听说京城还有一个大天坛，天坛到底有什么用处呢？管它什么用，反正像是一个塔，就把它搬过来放到前寺村孩子们读书的小学里，当做一个风景让孩子们不读书了站在塔的下边看，上体育课了爬到塔上玩。

    问京城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

    我说我想到城里去一趟。

    问我还有什么没从京城搬到村子里？

    我说我必须到县城去一趟。我说我进城你们要买什么东西吗？要买了我给你们捎回来。

    早饭一过，我就站在门口上，见了邻居四叔说，我要进城去书店买上几本书，你捎些什么东西吗？

    见了总是一天到晚串门说话的三婶子，说我进城去书店，你要买些什么东西吗？

    走进东边第一家——我进城你们捎什么东西吗？

    走进第二家——我进城你家有事吗？

    走进第三家——我有急事进城你家捎些什么东西吗？

    我一家一家走，见谁都说我要进城了，要进城到图书馆里去借书、到书店里去买书。我把全村人需要进城办的事情都记在小本子上，把那个小本子装进我的口袋里，带好钱就进城往天堂街上走去了。

    3．思齐[30]

    上午日照村头时，离开我家前寺村，下午日照西城时，我就到了县城里。

    我没有往耙耧酒家玲珍那里去（上几次到天堂街我也没有去那儿），我从城门穿进县城里，径直穿过政府路，疾脚快步我就到了天堂街，如口干舌燥时到了冷饮店里样。

    这是我回到耙耧山脉盖好房子后，两个月里第四次来到天堂街。第一次我在街口站了站，依着一路所思，到街口看第一家店是什么店，我就决计进那店里做什么。可我没想到，第一家商店是一间成人保健品药店，里边除了卖一些日常的药品外，还卖避孕套、避孕药和一些说不出口的男女性工具（县城的开放和京城、沪上一模样）。那一天我起床太早，又搭了一辆顺风车，上午9点多，我就到了街口上。天堂街在一夜的繁忙后，整条街都还躺在睡梦里，只有这成人保健品商店开着门。一路上我都计划着，我要从天堂街的第一家店铺走进去，无论它经营什么，我都要进去看一看。既然一路上决定要从天堂街的第一家店铺走进去，然后再一家一家往那店铺的深处走，我也就硬着头皮进去了。

    原来那店里也没什么了不得，一间房，四面墙，房的中间是药柜，药柜后面是药架。药柜、药架里的瓶瓶盒盒，琳琅满目，单单调调，如同河滩上的鹅卵石。售货员竟然不是水灵出众的小姑娘，而是位中年妇女（这让我的遗憾油然而生，而又心里备感踏实）。她正在用抹布擦着柜台和货柜，见了我打量一会儿，像认识我一样，像不认识我一样，说累了一夜，这么早你就起床了？买些什么呢？

    我的心里跳几下，忙若无其事地敷衍说，什么也不买，随便转一转。我就站在那柜台前面游客一样随便地看。看那柜子里摆的各种药，看那墙上贴的巨幅春药广告词——回春有术，力挽狂澜，使阳痿不举者一举冲天，使举而不坚者一夜不倒，使坚而早泄者通宵闭闸。那广告写在一张红纸上，黄色的字和拳头一样大，字的底色上画着许多植物和鲜花。大字的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儿，说那药是中成药，无副作用，无依赖性，价廉而物美。我看着那张广告时，中年妇女朝我笑了笑，说你要吗？来这街上的男人，有一半都要这药呢。

    说不信吗？不信了你可以试一试，无效了不收你一分钱。

    说试试吧。到天堂街上你不试试你来干啥呢？就扭头朝着柜子的后面唤——桂芬——有客人了，是位好客人。

    这一唤，那叫桂芬的姑娘她就出来了。不漂亮，也不丑。很漂亮，决不丑。天气有些阴，药店里的光线明亮而潮暗，开着的日光灯，灯光从房顶泄下来，如同一层灰扑扑的白粉撒在屋子里。那叫桂芬的姑娘从药架后边走出来，笑着看看我，就坐在柜台里边的椅子上（中年妇女见她一出来，就退到柜台后边的里屋了，像演出有人上台就有人退台样）。她看着我目光里的好奇和我看她的好奇一样柔和而温顺，一样浓烈而淡薄，一样的专注而又有着一搭儿和没有一搭儿。

    我说你多大？

    她说看你不像是当地人。

    我说你家是哪里的？

    她说你是教授呀？我的天，你是教授呀。我一听你说普通话，就知道你不是凡人你是教授了。说过来吧，到后边的屋子里，那屋里干净得和宾馆一模样。说我上个月过了18岁，我有身份证，你和我在一块一点不犯法。说过来呀？你站住干啥呢？你工作在京城，你们京城工资高，做一次你给我200块钱就够了。给我200，我交给老板100，其实我只落100块。说这100块钱，我要吃，我要住，还要买衣服，化妆品，还要买些男女在一块安全保险的药，再买些零食和首饰。说我买首饰全是买假的，你看我戴这项链漂亮吧？是假的，镀了一层金，和破砖墙上刷了漆一样。这耳坠儿漂亮吧？可它不是玉石，更不是玛瑙，是两个塑料耳坠儿。说我哥哥上大学，在省会读书，学费、伙食费都要我给他出，我不出门做事，我哥就不能读书了，你说我该不该出来做事供我哥哥读书啊？可做事能挣几个钱？我不得不偶尔也做些这见不得人的事。

    说杨教授，你别这样看着我，你这样看着我和我是坏人你是好人样。对，你把目光扭到别处，我就浑身轻松了。你不那样看我，我就觉得你和蔼可亲了。有些像我哥、有些像我爹。来的客人不管年龄有多大，他们都喜欢我叫他哥，不喜欢我叫他叔、叫他伯。叫他叔、叫他伯，他摸碰我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自在了，叫他哥，他就和我什么都敢去做了。杨教授，你也让我叫你哥哥好不好？我叫你哥你就答应好不好？

    ——你怎么不说话？你怎么一句也不说？

    药店外边有人从门前走过去，朝里望了望，由北向南走去了。

    她说你别怕，杨哥，你从柜台那边过来吧，你看你还没过来，脸上就吓出了一层汗，好像我们这儿是一处老虎笼。

    药店外边又有人从门前走过去，没有朝里望，由南向北走去了。

    她说哎，你是嫌200块钱太贵吗？其实不贵呀。你知道我今年到底有多大？实说吧，我刚过17岁，一次收你200块钱你还嫌贵啊？人家说在大城市，像我一次最少得收500块。说我到南方，一次说不定能挣1000块。她问我，在你们京城像我一次能挣多少钱？咱们这儿消费低，我一次只能收你200块。

    ——200块钱嫌贵了，我要你180块钱行不行？

    ——150块钱行不行？

    ——120总该行了吧。

    我的天，我的老天爷。她有些睥睨地望着我，说120还不行，低于100块钱打死我也不做那样的事。说你到这天堂街上问一问，哪儿还有一次100的价？何况我还是刚过17岁的小姑娘。我不说我长得有多好，可总不比那些店里专门做这些生意的姑娘差吧？让你一次给我120块钱你都不愿意？

    ——真的不愿意？

    ——是真的不愿意？

    我把300块钱从我的黑皮夹里抽出来，回身朝店里店外看一眼，见四下无人，只有秋天的潮雾，白浓浓地卷在天堂大街上，就把那300块钱隔着药柜推到小姑娘的面前去，说你真的只有17岁？

    ——真的你哥哥在省会读大学？

    ——真的是为了哥哥才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情吗？

    我说这300块钱你接着，谢谢你给我说了这么多的话。你还这么小，应该好好在家读书的，怎么这么小就来做了这样的事？实话给你说，我是大学的知识分子，是出差路过这儿随便来看一看，打死我都不会做那样的事。这300块钱你接着，不够了我再给你200或者300块。说你把这钱寄给你哥哥，算我给他的一点伙食费。需要了以后我每月都给你哥寄上300块，由我来供他读大学。你还小，我只希望你别做这种接客的事，别把自己一生都给毁掉了。说你要想接着读书，我也可以每月给你交学费，考上大学了，我一直供你到大学毕业都可以。听我的话，小妹妹，你回家读书好不好？别做这样的事情好不好？你还小，千万别这么小就出门做这事，做这侍候男人的事。

    ——这钱你接着，不够了我再给你。你在没有走以前，在这店里你一定只卖药，不接客人好不好？

    ——你回家接着读书好不好？

    ——回家好好照顾父母好不好？就是饿死了，也只种地不做这皮肉生意好不好？

    这是我的地址，我说有事了你就给我写封信。叫我大哥也好，称我杨教授也行，只要接到你的信，接到你的电话，我就不会不管你，不会不帮你。你放心，你把我当成你的父亲也可以，当成你的哥哥也可以，有难处了尽管给我说。

    我走了，桂芬。我问她你叫桂芬吧？这几天你就收拾行李，离开这儿回你的老家去。有困难了给我说。你刚过17岁，千万别把自己一生都毁了。

    我便从天堂街的第一家店里走出来，长长舒了一口气，心里从没有过的畅快如过度劳累后痛痛快快洗了一个澡，浑身的轻松，使我要从天堂街上飘起来。街上的雾气已经散开来，地面上湿湿漉漉像洒过一层水，有一股淡白的法国桐的气息，香喷喷地在街上流动和飘散。这当儿，是太阳当空时，街道上虽没有黄爽爽的光，却也已明明朗朗，真相大白，一眼能从街的这头望到那头去。各家店前的招牌经了雾洗，都醒目得如新挂上去的样。写着“大东方”的歌厅里，已经有轰隆轰隆的音乐播放着。写着“港台不夜城”的啤酒屋，也已经有小姐春光乍泄地站在门口招揽着她的客人和生意。写着“日行千里”的足疗屋，门口的小姐正在擦着她们那画了双脚和半盆药水的木招牌。我从天堂街的北边向南走，出了第一家的药品店，进了第二家有五个小姐争着为我服务的发廊里。进了第三家声称是中医按摩，进去了却又说对男士有全套服务的两层楼房里。到了第四家专门播放色情电影的播映厅。去了第五家专门组织嫖娼卖淫的几间小黑屋。我每到一家店就在门口站一会，咳一下，或者喂一声，马上就有服务生或者服务小姐朝我走过来。

    她们说，按摩吗？

    我说除了理发没有别的项目呀？

    人家就笑着把我朝大厅后边的屋里请，或把我朝一楼明营业、二楼暗服务的楼上引过去。

    到了楼上我问道，最小的年龄是十几？

    人家说价钱可要偏高啊。

    我说无论钱多少，我都要年龄最小的。

    领我的人也就笑着说，先生，你可真会享受啊。就帮我去叫那年龄最小的姑娘了。

    在那发廊或者理发店，人家说理发还是洗头啊？

    我说按摩和推拿有什么区别吗？

    人家说松松筋骨，是只松表层，还是要伸到里边啊？

    我说就按我现在的发样剪剪就行了。

    人家就盯着我认真看下一会儿——你像是一个读书人。

    我说我出差路过这儿，想轻松一下子。

    人家便朝着后边或者楼上唤——喂，有客人来啦。

    就有几个清艳得和牡丹野草般的姑娘走出来，站在我面前，等着我挑她们中间的哪一个。

    我说你们这儿年龄最小的是十几？

    人家说，这一个，嫩得很。

    我说你才16岁？

    人家说，年方二八嘛。

    我说就要这个不到16的。

    每个店我都要年龄最小的，把她领进一间屋子里（是人家把我领进一间屋子里），开了灯，关上门，倒上一杯水，或让别的人送来一盆水果或一盆瓜子儿（我从来不要啤酒或红酒，那东西贵得和吃金吞银样），然后我就坐到她对面（她就坐到我对面，床上或者沙发上），看她一会儿，问你多大？哪里人？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啊？这么小你怎么就出来做了这样的事？你不后悔吗？然后我就听她用当地口音或者外地口音，说她的生平和窘境，艰难或曲折，让我亲手翻开她人生最灰暗的那一章（其实光明呢），读着品味着，如同揭着疮疤（却只露出一个红斑儿）由大夫欣赏样。她们有的说着是笑着，有的说着果真就哭了，有的说着不哭也不笑，平静得如同说着别人的事。她们说她们家在乡下，父母有病，自己不得不从家里出来挣钱做些这样的事情时，我就把三五百块钱掏出来，放在她手里，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她，把瓜子盘朝她面前推一推，像对待自己的妹妹样（自己的孩子样），劝着她赶快回到家里去，以后再也别做这样的事情了。别一失足成为千古恨，让自己一生没有好日子。

    她摇摇头，笑一笑，说不后悔。做了也就不再后悔了。

    我便皱皱眉头对她说，既然做这样的事情已经存了一些钱，那就赶快停下来，离开天堂街，回家开个小饭馆，开个理发店，堂堂正正做些小生意，自食其力找个对象一结婚，过那恩爱美好的小日子。

    人家就有些不解地望着我，把我给的钱捏在手里边，站起来，用指头摸着自己的衣扣儿，拿目光问我解不解？

    我说我不是嫖客我是教授呀。

    人家就笑了，说前几天来了一个嫖客，也说他是教授呢。说来过一个人，还说他是省长呢。

    我把工作证掏出来递到她手里。

    她接过去看一看，再看看（如一个警察检验一个假的证件样），最后把工作证重又还给我，朝我又打量了大半天。

    ——信了吧？我是教授你信了吗？

    ——你走吧。这么小怎么就做了这样的事。

    ——真是家里困难吗？真的困难了我再给你几百块钱好不好？

    ——这钱你接着。我不摸你一下，也不碰你一下。你还这么小，又长得这么好，心灵手巧，仪态大方，你又读过书，既然这样你就离开这儿吧，到别的地方找个工作干。你完全可以到哪个公司去坐办公室，去接接电话打打字，一月挣上几百块钱或者一千多块钱，没必要在这儿做这黑营生，提心吊胆，防不胜防，生怕哪一天被政府抓了去。你离开这儿，到别的地方去，到京城去了你就找我去。我教了半辈子的书，现在已经桃李满天下，有许多学生已经是老板或经理，到京城我给你介绍到他们的公司去坐办公室。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答应马上离开这儿，再也不做这接客的黑营生。

    ——这次我是出差到这儿，过些日子我还要出差路过这县城，那时候我再到这天堂街上来一趟。我要看看你离没离开这天堂街。

    我每次到天堂街上都要走进六到八家的店，劝解七八个年龄最小的小姑娘，让她们回家去，或到别的地方去做事，不再做这地下的黑营生。每劝解一个，我都要在我的笔记本儿上，写下她们的名字和店名，也记上我给她们花的钱。最多的一次我给一个姑娘800块，最少的给过一个250块。我的笔记本上，从前向后看，是我记的要替村人买东捎西的事。从后向前看，是我劝解离开的小姐的人名、店名和钱数。这两个月，我在村里无所事事，专程来天堂街已经三次了，笔记本上小姐的人名也已经记了两整页。天堂街的宽窄长短，我都已经烂熟于心，街角哪儿有个垃圾桶，哪儿有个邮箱，站在那儿如同日夜站着一个人，大街上的哪儿地上的青石板破了一块儿，我都记得清晰着，像记得我家里的书架上，哪本书放在哪里样，像记得《诗经》中某首诗是在哪个部分里，是哪个部分的第几首，又是整个《诗经》中总的排序第几首。我知道天堂街上一街两岸共有62家店，那些店里差不多都有小姐为男人服务的事（人家说那街上还有几家专门让小伙为女人服务的店）。我计划着要到这街上来十次，把每家店里最小的姑娘都劝解回到她们家里去，或让她们都到别的地方去做别的事。我把这当成我回到耙耧山脉的事业做（和那几年我一心一意撰写我的专著样），它使我在前寺村这些日子里，过得充实而满足，丰富而多彩。过着俗世的日子，做着不同凡俗的事情，使我独自相处时，回忆这些过往之事，就像一个伟人得意傲然地回忆他伟大的一生。

    这次到天堂街上时，时候已经是临近午饭时，我在县城政府路上一家小店吃了饭，取出我的那个笔记本儿看了看，知道第二十家的那个叫菊梅的不到16岁的小姑娘我已经劝过了，下边我该去的是第二十一家的店。第二十一家是天堂街上的天堂旅馆。我已经到那店里看过了，三层楼，八十多间房，和城里三四星的宾馆样。那旅馆接人住宿，也设有歌厅和桑拿。歌厅和桑拿里都有小姐陪你唱歌，陪你跳舞，陪你按摩和睡觉。我轻车熟路，按部就班，吃过午饭从政府路上朝着天堂街上走，到路口和那个每天都在那儿修自行车的中年人点了一下头，他说又来了？我说你忙呀。他笑着，去吧，你们大城市的人，到我们这个小地方，不到天堂街上玩一玩，也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哩。

    我就在街口站下了。

    就在别的店前面熟的姑娘向我招把手时，我朝着第二十一家天堂旅馆走过去。径直走过一段路，径直到旅馆前的大门口，上了几个台阶后，门口的保安朝我点头迎接着，帮我推开人工旋转门。我到那大厅扫着目光看一眼，见那大厅里，有旅客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有旅客在大厅里站着像等什么人。径直到大厅的前台边，前台的服务员笑吟吟地问，先生，你是住店吗？

    我说你们这旅馆好热啊，现在就烧暖气了？

    她说最多可以打八折，有介绍信可以打六折。

    我把我的工作证给她看，说在京城，哪个酒店都对我们学校的老师打六折，不能到你们这儿就不照顾知识分子了。她接着我的工作证看了一会儿，朝我笑一笑，在二楼给我开了一间六折的房。我拿着房卡到我的房间里，开了灯，拉窗帘，接着去翻电话机旁的住宿指南册。按照指南册上的电话号码，拨通了桑拿的分机说，有按摩小姐吗？能到房间按摩吗？年龄最小是多大？没有别的要求，我就要年龄最小的。5分钟内让她到我的房间好不好？

    放下电话，我坐下来环顾那标间房里的两张床，看看地上铺的半脏不脏的红地毯，看看挂在床头上的一张剪纸画，摸摸电视机屏上的一层灰，推开窗让外面初冬的凉气扑进来，最后仰躺在床上舒上几口气，又起床倒了两杯水，放在窗下的茶几上，焦躁难耐地等着店里最小的姑娘，像等着最大的宾客样。等我做完了这一切，到卫生间里洗了手，洗了脸，这时候门口有人敲门了。

    我的心开始怦怦怦地跳起来（每次那年龄最小的姑娘敲门时，我的心都激动不已、狂跳如雷，好奇和莫名的担心，如疯马野兔在我的胸里狂奔和跳跃），可就这时候，我又总能长长地吸上一口气，慢慢吐出来，把紧张压下去，人变得风平浪静，若无其事。若无其事地朝门口望一望，若无其事地说，你是送水的吗？进来吧。

    也就进来了。

    她不是送水的服务员（我知道她不是送水的服务员），她是以按摩为名专门侍候男人的小姑娘。那店里所有的小姐中，也许她不是最为漂亮的，可确实是年龄最小的（每次我都会看看她们的身份证）。我胸中狂跳，又貌似心不在焉，等着她的到来，又似乎害怕她的到来。在卫生间已经明明听到了她进门的脚步声，听到她的关门、锁门的当啷声，可我却故意把她当做旅店来送水的服务员，在卫生间里又一次慢慢地洗着手，洗着脸，把那一寸长的时间，拉得如一丈长的绳子样，紧张快乐地享受着她在门口等我，我在卫生间里猜测和臆断她是什么样儿的（她到底有多大？长得什么样？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肤色红一些还是白一些？）。直到我不慌不忙（急急忙忙），再一次洗了手，洗了脸，以为我已经把寸长的时间拉到丈长后，才开始从卫生间里走出来。

    可是一开门，我就呆住了。

    我面前站的年龄最小的接客小姐，竟是耙耧酒家的小杏儿，竟是我住到耙耧酒家那一夜，玲珍派去陪我睡觉的小杏子。

    屋里好像闷得很。

    从窗口吹进来秋末初冬的凉，清新而潮润。被我打开的灯光（既然交钱了，有用没用我都要把满屋子的灯打开），照着那凉新新的空气，像日光照着一团看不清的雾。小杏子就站在门后和卫生间的门中间，她上身穿了一件紧身的红色薄毛衣，下身穿了那季节已经有些冷了的长毛裙（穿裙是为了脱着方便，也许有时接客不脱上衣，裙子一撩就行了），脖子里还围了一条红蓝相间的羊绒巾（也许是哪个男人送她的）。看见我时，她比我看见她时轻松得多，只是微微怔一下，立马脸上就挂了惊艳的笑。

    ——是你啊？杨教授，这两个月你怎么不到耙耧酒家去了呢？

    ——我们在耙耧酒家每年也有几天假。休假了我就来天堂旅馆打上几天工。打这几天工，比我在酒家干一个月挣得还要多。

    ——我知道，你是离开京皇城、离开老婆——你们不叫老婆，时兴叫爱人，你是离开你爱人时间长了，才来这儿散散心。这有啥，男人们要都不来散心我们去哪儿挣钱啊。

    ——你放心，杨教授，我不会给付姐说你来天堂街的事。不过你也别说我一休假就到天堂街上接客的事。付姐不知道我还在做着这样的事，她以为我早就改邪归正了，以为我早就不干这行了。这一行和抽烟、喝酒一模样，我们那些姐们说，还和抽大烟是一模一样呢，说只要上了瘾，就别想能戒掉。不过你放心，杨教授，我还小得很，没有瘾，说戒就戒了。说不干这行也就不干了。

    我俩就坐在窗前的两把圆形椅子上，椅子中间是黑红色的圆茶几，茶几上有果盆、烟缸和两杯完全是茶渣泡的水。那茶渣有一股霉腐在屋里散发着，像我打开窗子时，屋里有股清新流动着。天气已经是农历十月份，说冷还暖，说暖已冷的气流在县城、在耙耧、在豫西和北方都昭示着冬季立刻要来了。天堂街上的梧桐叶，已经黄得如同镀了金，落下的叶子在空中打着旋，像穿裙子的姑娘在舞台上跳着舞。我俩就坐在那窗口说着话，像我在清燕大学找我的学生谈话般。

    我说小杏子，你以后别做这样的事情了，我每个月给你几百块钱，你别再来天堂街上好不好？

    ——你别再来好不好？

    ——我说我每月都给你几百块钱，就是不想让你来做这样的事。

    她说真给呀？

    又说那你给吧。

    我就取出200块钱给了她。

    才200？

    我又取出200给了她。

    她又把手伸到我面前。

    我又取出100放到她手里。

    她把那500块钱收回去，数了数，看我一眼说，杨教授，我可真要了。

    她就果真把那钱一卷，塞进了她穿的肉色长筒丝袜里（她竟真的把那钱卷进了她的丝袜里）。好在她卷那钱时，脸上红了一会儿，不知想到了哪儿，犹犹豫豫又把那钱从袜筒取出来，放到我面前——说是说，我怎么能要你的钱？从进门到现在，你连我的手都没有拉一下，我怎么能平白无故收你500块钱呢？

    我说我就是想你以后不来做这接客的事。

    她说你真想让我收了这钱你就摸摸我，碰碰我，亲我一下子。

    我慌忙把身子缩回去，将双手缩到我的怀中间，说我没那个意思小杏子，我有那个意思了，在耙耧酒家那一夜我就摸你碰你了。

    她笑了。银咯咯地笑。

    笑着说，杨教授，你真的是个大好人。你是我见到的男人中最好的男人了，怪不得那天晚上我们老板付姐会让我上楼陪你睡。

    说到她们老板付姐时，她似乎想起了一桩事，忽然把话停下来，盯着我，脸上原来薄薄的单纯被很厚的一层惊奇所取代。原来一脸淡红的兴奋里，有了僵硬和青色，连说话的语速都比原来快起来。她说你和我们老板是一个村庄是不是？付姐她现在的病越来越重你知道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她是什么病，只见她每天都往医院里跑，大包小包地往家拿着药，谁问她什么病，她就拿眼瞪着谁。谁要说陪她去医院，她也瞪着谁。可是这段日子她的脸色越来越黄了，说话有气无力了，没事了就待在屋里不出来，生意上的事，想起她就问一声，想不起她连酒家丢了东西都不管。

    ——你知道付姐她到底得了什么病？

    ——你知道以前她和这城里的谁相好？

    ——杨教授，你要真的给我钱，你别给我500块。等我有机会陪你睡上一夜了，别说你给我500块，你给我1000、2000我都会接着。接了我会说句谢谢你。可你不让我陪你睡，我凭什么就要你的钱？你也别给我200块。200块钱我得陪你做一次那样的事。可你今天连我的手都没拉一下，连我的指头都没碰一下，我怎么能要你200块钱呢？这样吧，杨教授，你给50或者100块钱吧。你给我50或100，也算我没有白出一次堂。你给我50或100，我给你说上一件事。说一件我们老板的事。

    ——不用多，你给我100就行了。100块钱已经够多了，说到底我不就是陪你说了一会儿话？

    ——对，我只要100块。

    ——你知道我们老板和谁相好吗？知道她是怎么发的吗？我跟你说了，你千万别转口把风雨吹到我身上，更不能有一天突然去问她。你想想，杨教授，一个乡下女人，怎么能到城里几年就有那么多的钱？我们这么年轻还挣不到几个钱，可我们老板人老珠黄，几年间竟从一个饭店的洗碗工变成老板了。你知道她是怎么变成老板的吗？原来那耙耧酒家并不叫耙耧酒家呀，是叫豫西宴。开豫西宴的老板他姓吴，是男的，二百多斤重，是这城里有了名的吴胖子，六十几岁却是五十几岁的模样儿。现在耙耧酒家的两层楼，还有楼后那个四合院，都是吴老板家的房。他开豫西宴，生意旺得和房子失火样，挣钱就像这季节去街上扫树叶。那时候，付姐男人死掉了，她为男人看病花了很多钱，欠了一屁股债。男人死了她就到城里来做事。就到豫西宴里给人家扫地、刷碗、端菜和洗餐桌上的布。

    可后来，老板不让她扫地洗碗了，而让她上街替豫西宴买菜、采购了。

    再后来，她就不和别的服务员睡到一块了，而搬到后院的上房，和老板住到一块了。不再上街买菜了，只每天到收账时候去前厅替老板收收账。

    又一年，老板有了急症就死了，豫西宴和那楼房、院子就都成了付姐的。付姐就成了老板了。吴胖子死后警察还把付姐带到公安局里盘问了整三天。吴胖子是光着身子死在付姐身上的。是个大白天，付姐脱了衣服，正在侍候吴胖子，可吴胖子做着那事时，他就趴在付姐的身上突然不动了。一动不动了。付姐说，吴老板，你怎么不动了？怎么不动了？付姐连问几声，吴胖子都不动身子不说话，最后付姐把他二百多斤重的身子从自己身上像翻一头猪样推下来，就发现他的脸成青色了。身上还热着，流着一身汗，可脸却成了青紫色，没了那口气。

    吴胖子是因为做那事时，过度兴奋心肌梗塞死掉的。公安局把付姐叫去三天什么也没问出来。法医还把吴老板的尸体运走进行解剖验尸也没验出什么来。

    三天后，付姐从公安局里回来了。

    付姐埋了吴胖子，把吴胖子的财产接下来，把豫西宴改为耙耧酒家，便在那儿照常营业着。三年前，这件事在县城轰动得和省长到县城视察工作样，大人小孩都知道姓吴的是做着那事死在了付姐身子上，都说付姐一定特别会在床上营生那样的事，一定是侍候男人时，有一套别人不会的绝活儿，结果姓吴的就迷上付姐了，就累死在付姐身上了。

    杨教授，我这样一说你就知道付姐那酒家、院落是从哪里来的了。知道付姐为什么那一夜会让我去陪你睡一夜？她对你好，又没有别的招待你，那一夜她就让我去陪你睡一夜。我是三年前来这城里做事的，从来不做这接客的事。只是有段时间跟着我同村的一个姐姐做过三几次。后来就彻底不做了。只有那晚付姐劝我去陪你睡一夜，说你是从京城回来的，实在没有什么让你喜欢的事，她就劝我上楼陪你睡一夜，说让我陪你一夜，她多给我开一个月的钱。那一夜虽然你没有碰我一指头，可付姐到月底还是多发给了我一个月的钱。凭白拿了这一个月的钱，我就忍不住有空又偷着到这天堂街上做事了。

    全都给你说了呢，杨教授，我要你100块钱不亏吧？付姐她现在有酒家、有院子，人家说她还在她老家耙耧山那儿盖起了一座两层楼。你说是真的她在老家盖了楼房吗？杨教授，我说半天你怎么不接我一句话。付姐从接了姓吴的家产以后身子就病了。病越来越重，这一段时间，脸色经常蜡黄蜡黄的。她对你那么好，舍得花钱让她酒家年龄最小的姑娘去陪你，你怎么回来这么久，都没去酒家看看她？

    我没有接着杏子的话儿说下去。我一直盯着她的脸，像盯着我想吃的一颗苹果样，听她说着玲珍，像盯着一个因为爱好生事翻嘴而更显可爱的小姑娘，既不为她说的玲珍感到恨，也不为她翻嘴饶舌感到厌。她说话的时候，一直也在看着我，红扑扑的嘴唇一张一合，让我想到正在吃奶的小孩儿。那时候，窗外灰蒙蒙的光亮照着她的半张脸，那半张脸红嫩而水灵（像当年的玲珍样），还有一层小姑娘细微动人的胎毛儿，若有若无地在她的脸上没有褪下去，仿佛将熟的苹果上，还有毛蒙蒙的白。我忍不住想动手去那半张脸上摸一下，可我到底没有抬起想去摸她脸的手。我像一个听故事痴了的孩子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听，一言不发地望着她的嘴，直到她把玲珍的事情（故事）讲完了，我还没有从那故事中回过神儿来，仿佛一个痴呆的人永远从痴呆中走不出来样。

    一瞬间，屋子里安静如死。小杏儿望着我，嘴角上挂着无声的笑，落在我的目光中，像银针落在地上当当啷啷响，使屋子里的四面八方，东西南北，都是她望着我似笑非笑的目光声和非笑似笑的宁静声。

    奇怪得和人笑时掉出了眼泪般，和哭着时又哑然失笑样，我以为杏儿给我说了玲珍的事，我不会对玲珍产生一丝的恨。因为玲珍说到底她不是我妻子，也不是我情人，只是20年前我们订过婚，20年前我们一同在一条道上走过样，然后很快分手了。各奔东西了。我娶了清燕大学的赵茹萍，她嫁给和我同村的窑匠孙林了。

    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吧。

    赵茹萍和副校长睡觉时，被我堵在屋里逮在了床头上。可我却心平气和，抱歉地对他们说实在对不起，我回家以前该先打一个电话到家里，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忙着我就贸然回来了。然而玲珍已经和我既非夫妻，也非亲非故，小杏儿说她和那姓吴的睡在床上了，我闲神气定，貌似平静，然而内心里却有些隆隆轰轰，房倒屋塌般的震动和不安。

    她说你不去看看付姐吗？

    我咬着嘴唇没说话。

    她说你不去看看付姐吗？

    我把端在手里要喝的茶杯放在了茶几上。

    她说你不去看看付姐吗？

    我说小杏儿，这500块钱你拿着，谢谢你陪我说了半天话。

    她说多了吧，你又没碰我，给我100就行了。

    我说算我求你了，小杏儿，你以后真的不再来这儿接客好不好？

    犹豫着她接了那钱就从椅子上站将起来了，有些不好意思地把其中的300卷在她的长腿袜中藏起来，把剩下的200捏在手里，准备上交和分成，然后又感恩戴德地看了我一眼（是勾了我一眼，像说你不摸我一下吗？）。我果真如同父亲一样拿手去她的头上摸了摸（她的头发乌黑油亮，摸上去像摸着一股流动的水），我说小杏子，求你了，听我一句话。你还小，以后别来这天堂街上了，别再出堂做这样的事情好不好？

    ——算我求你好不好？

    4．白华[31]

    依着小杏子再三的问话，我去看了付玲珍。

    两三个月不见面，她果真一脸黄色，人瘦得和枯枝一模样。季节离真正入冬还假以时日，可她却已经在身上裹了冬天的厚毛衣。站在那所院子里，我似乎从她脸上隐隐约约看到死色了。看到她脸上如黄疸病人似的蜡黄，使我没有说出我想要说的话（我想问她说，你真的和那姓吴的睡了吗？这些财产真的都是那姓吴的留给你的吗？）。那一天，太阳躲在云层后，只是到了日将落去时，才又从云层的后边挣出来。偏西的日光，从耙耧酒家的西厢房那边翻过来，浑浊浊地洒在酒楼后的院落里。院落里是十几年铺下的青砖地，砖面上因为潮润，有一层半绿的苔藓，结在两边的房檐下。前边酒楼里，厨师和服务员已经热热闹闹地切菜炒菜了，准备着迎接落日时分到酒家来的客人们。可这酒家后，院子里的清静如同寺庙般。玲珍正在院里晒太阳，半躺在一把椅子上，还用一件棉衣盖着上半身，那样儿和电影中深宅大院里的一个镜头样，安安静静着，身边还放了一杯水，几包药，不知是吃过了，还是没有吃，就那么安安静静着。

    安静得能听到日光落下有着树叶下枝的飘飞声。

    从酒家大厅的侧门走进去，看见她睡在日光里，脸上像涂了一层厚黄的漆，我把咚咚的脚步放慢些，在她面前怔一会，把手里的一兜水果放在她身边，弄出的响动使她猛地惊一下，从椅子上坐起来，望着我，她那黄蜡蜡的脸上有了淡薄一层红。

    你来了？她笑着，慌忙将一把椅子拉到我面前。

    瞟了一眼那椅子，我说得去书店买几本书，然后又怪里怪气地打量着那院子，打量着那酒家。最后把目光落到她的脸上去，说玲珍，我刚才到那天堂街上随便走一趟，原来天堂街上到处都是那样的事，价格还便宜得没法说。说着我看见面前的墙上爬着一条从地上蠕动上去的潮虫儿，便若无其事地用一根柴棒去把那虫儿从墙上拨下来，踩死在脚下，接着笑笑说，现在的孩子们真是长相、穿戴都和从前不一样，天堂街上的姑娘们看上去个个都水灵，个个都漂亮，叫人见了忍不住想要伸手上去摸一把。

    说完这几句，我把目光扭过来重又望着她。

    她依然是面色蜡黄，额门上挂着细密的一层虚汗儿，见我看她了，脸上的黄色慢慢变成了淡淡的笑，说杨科哥，你今晚在这儿吃饭吗？

    我说玲珍，其实你最了解我，我不像个读书人，人贱得很。刚才在天堂街的天堂旅馆约了一个小姑娘，我今晚就和她住在那家旅馆里。

    说完这几句，我就决定要从她面前离开了，如一阵风样来，一阵风样去。要走时看见她的脸色越发的蜡黄和苍白，嘴角动了动，想要说什么，又没能说出来，样子仿佛她想阻拦我到天堂街上去，又知道她难有理由拦下我。于是间，那脸便有些扭曲和变形，仿佛是挂在半空落日中的一个枯萎的黄茄子。

    看见她的脸成了一个黄茄子，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得意和满足，怕她果真说出一句挽留我的话，使我最终心一软，就留在耙耧酒家住一夜。我便最后瞟瞟她，就从她身边离开了（如刚才小杏儿从我身边离开那样儿）。走出那个院落时，我没有扭头再看她，可我却知道，她一定在我身后直愣愣地看着我，一定为她做过的事情后悔着，心如刀绞着。

    5．小明[32]

    从耙耧酒家走出来，在政府街上惘然地站一会，依着杏子和玲珍先前说过的话，我到二里外县城南郊的公墓里，轻易找到了那个姓吴的坟。那是一面和全国各地的公墓都心照不宣、异曲同工的山坡儿，坐西向东，满坡都栽了松树和柏树（和清燕大学的院落样）。山坡的脚下边，高高低低，弯弯绕绕，遇物见形地垒了灰砖墙。靠南的路边上，有灰色的砖拱门，灰色的两间房。守门守墓的中年人，也许比我大两岁，也许比我大十岁，我去时他正在门口喂着一条狗。秋末的落日里，北方的这儿，四处都是黄色和土灰，不远处的县城，有气无力，不见光彩，像提早准备睡了样。或者本来一天间就没醒过来。哪儿和哪儿，这个和那个，都是少气无力的样。落日是一团黄色的泥糊儿。马路上的寂静是一塘流不动的水潭儿。天空中薄日厚云的灰，如是一块巨大的未曾洗过的布。公墓里的林，不是绿，也不是黄，而是在光秃秃的荒地中，兀自卧着的一大团的黑。

    我朝那儿走过去。

    狗的叫声兴奋地朝我扑过来。

    守墓的中年人，穿着许多军队的转业军官最常在秋冬两季穿的绿绒衣（他当过兵吗？），在陵园门口朝我望过来。

    我说喂狗啊？

    我说知不知道三年前走进公墓的吴德贵埋在哪一块？我是他的一个好朋友，从京城回来路过这儿看看他。对，就是活着时，人们私下都叫的那个吴胖子。

    ——我在北京教书，是清燕大学的教授。小的时候在吴胖子家住过几天，滴水之恩，也是恩重如山，出差路过这儿听说他死了，就想来这儿看一眼。

    守墓的人把他的狗呵斥到一边去，把我领进公墓里，指着公墓里边的一片石碑说，就那边，那儿是一片好墓区，避风朝阳，上风上水，埋的都是县里的县长、局长、部长和老革命，这几年那儿又开始埋一些有钱的生意人。说着他抬头望望将去的落日，从屋里取出三捆儿草香，问我你要吗？说既然来了，又知恩图报，就给他烧上几炷吧。

    我15块钱买了那三捆儿香，朝守墓人指的方向走过去。沿着一条被树林挤扁了的小窄路，至山坡的缓处儿，到有一大片碗粗、桶粗的柏树下，就看到吴德贵的石碑了。乳白色，白色中又含着暗石青。那是一种不产在当地的大理石。大理石碑上写着如公厕、猪圈一样的柳体招牌字——吴德贵之墓。那时候，泥水色的日光，将要彻底地流去和消失，县城的轮廓，模糊得如夜半三更里的村落样。山坡上的墓地中，散发着浓烈土黄的松柏味，潮乎乎像冬天刚从冰冻中化开来的水。

    我朝着吴德贵的墓碑走过去。

    吴德贵像早就认识我一样，知道我要来一样。他蹲在他乳白发青的墓碑下，因为冷，把两只胳膊交叉着抱在胸前边，看着我手里拿的三捆儿香，眼里充满了感激和惶惑，脸上是有些兴奋又有些不安的神色和死气。见我果真是朝着他和他的墓碑走去时，他把身子动一下，似乎想说啥，又拿不准我是不是为了他，终于就没能说出来。

    我到他面前站住了——你叫吴德贵？

    ——是你让玲珍如牛如马样侍候你，你临死还让她得了妇女病？

    ——我从小和玲珍订过了婚你知道不知道？

    ——知不知道我在京城20年，没有一天忘过她？

    ——知不知道，她一辈子最想侍候、最想嫁的人是我，而不是你吴胖子，也不是耙耧山脉里大她12岁、已经结过一次婚的孙林你知道不知道？

    ——你知道不知道，我是京城里清燕大学的正教授？我出过的书、发表过的论文，合在一起比你蹲在这儿还要高。知不知道我高中时就和玲珍订了婚，可阴差阳错，直到现在我还没真正碰过她？知不知道我这次从京城回到耙耧山脉里，其实完全就是为了她，如果不是听说她丈夫已经不在世上了，我不会专程从京城赶回来。如果不是知道她心里也一辈子没有一天忘掉我，我也不会从京城来这儿。

    我站在吴胖子的墓碑前，盯着蹲在自己墓碑下的他，看他瘫软如泥，如一大堆草或棉花那样虚虚弱弱，眼里一团一团的惶恐和不安，如那时候飘在黄昏前的云一样。我冷冷地朝他笑了笑，拿出一炷香，用食指和拇指在他面前捻碎着，让香末儿如沙子、柴草样，从我手缝落下去，随风朝着他的脸上飘，落在他的额门上，飘进他的眼睛里，冷笑着问他说，你想让我把这香给你烧掉是不是？想让我再给你烧一堆冥钱是不是？吴德贵，做梦去吧你。要不是顾及我是读过无数书的人，是知识分子，我会把你的墓扒开，会把你的骨灰撒到县城的大街上，让千人踩、万人踏，十万人每天都从你的身上走过去。

    我把一捆香捻碎揉完后，又取出第二捆，又一边捻着揉着冷冷说，你不是就是有几个臭钱吗？不是就因为家里有一所院子，开了个酒店叫豫西宴，每天生意好得如火葬场里的生意般，钱来得容易得和这季节飘落的树叶般。这么有钱你现在怎么不花呢？怎么不接着享受呢？

    ——我杨科是没你钱多，可我杨科读过的书成千上万你读过一本吗？《诗经》是中国的第一本诗集你知道不知道？我写的每一本书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像你这样的生意人，中国有成万上千，一堆一团，像山坡上草地里的牛粪马粪样，可像我这样的教授在全国、全世界，都屈指可数、凤毛麟角你明白不明白？

    ——凤毛麟角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人渣如屎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流芳百代和遗臭万年你总该明白吧。

    ——恶因恶事，有其孽，必先毙。这话用我给你解释吗？

    我揉完了第二捆香，又揉第三捆香。我边揉边说，让那香末儿遍地起舞，随风飘荡，落了吴德贵一脸一身，还又在他的墓碑上飘了一层儿。

    吴德贵的脸色铁青苍白，半黄半紫，哀求地望着我，像我半年前望着我们的校长样。空气中有一股浓烈草香味，还有清冽冽的木香味和秋季里衰草败棵的凄楚和冷凉。揉完了那些香，我最后看了一摊儿泥堆似的吴胖子，想朝他身上狠狠踹一脚，可守墓的人在大门口那儿朝着我的这边唤，问我烧香时需不需要火。说烧完了一定把灰烬弄灭掉，秋天了，墓地里树多草密，千万别弄出一场大火来。我朝着他的唤话摆了手，说我什么都不用，什么都不缺，就是缺想要打人的力气和胆量，就是顾及自己是教授，放不下这个臭架子，落不下去想要踢人的脚。看守墓的中年人说着回他的屋里了，我又扭头盯着一脸死青的吴德贵，用鼻子哼一下，拿脚尖踩着把地上成堆的香粉碎末拧一拧，说姓吴的，现在玲珍有病了。她病好了我和你的账一笔勾销，病不好我无论如何会找人把你的墓挖开，把你的骨灰撒到县城最繁华的广场上，撒到人进人出、马不停蹄的百货大楼的门前边，还有大街上的公用厕所和农村乡下喂鸡喂猪喂狗的食槽食盆里。

    我说我走了，今天我就饶恕了你。

    我说你滚回你的墓里吧，遇到我是你遇到了一个教授，一个读书教书的人，要换了别人，现在就把你的墓给扒开了，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永生永世都无家可归了。

    说完了这一堆冷厉的话，我最后盯了一眼在我面前浑身哆嗦的吴德贵，用鼻子哼一声，转身朝公墓的大门那儿走过去。

    6．南山有台[33]

    太阳泥黄淡薄，也还终是落去了。

    县城似乎也在远处的模糊中彻底消失。黄昏悄然而至，有声有响地在寂静中铺展和呢喃。这是秋末里一天间最为寂静的一刻儿，山脉和土地，都在黄昏里平静地呼吸和私语。尤其是在一脉山下的公墓里，寂静如无边的森林样，深邃而幽远，明明还能看见面前的树，脚下的草，可你却因为静，觉得一切都是模糊的、虚假的、不可捉摸的。

    守墓的中年人坐在门口对我说，吴德贵可真是积了大德了。半辈子打光棍，穷得每月水费、电费都交不起，可到了60岁，反倒娶那么年轻一个媳妇来，人漂亮，又贤惠，三下五除二，就帮他做起生意了，也就发了财，成了有钱人。死了那媳妇还每月都到墓地来看望他一次，给他烧香、给他烧纸。冬天给他烧些纸棉衣，夏天为他烧些单衣和褂子，还每年为他烧些纸扎的空调和电扇。我说杨教授，你是读过许多书的人，你说这样的女人能去哪里找？

    黄昏因为寂静而显得漫无边际和混混沌沌，然而天黑前，那一瞬间到来的既无太阳照耀，也无月光普照的光亮，却在宁静中让你什么都能看得见。回到墓地林里的麻雀，最后归巢的叫，白亮银碎，仿佛那一刻大地上的光，是由那雨淋似的叫声映照出来的。草和草间也有它们的私语和抚摸，彼此间动手动脚，细腻轻微，像一个人的指头尖儿在头发上的抚弄一模样。还有因为鸟叫和鸟落，而被震动得早已黄枯如麦芒麦壳般的松针和柏叶，从树上落下来，居然会有下雨一样刷刷刷的响。就在充满声音的静寂里，守墓人摸着他的狗，手像梳子样在狗的头上梳理着，说我每月见到那叫玲珍的女人来给吴德贵祭墓时，都想有一天我要死去了，去哪里能找这样一个每月都来给自己祭墓的女人呢？每年都来给自己祭墓的女人呢？

    说着他又叹了一口气。

    那叹气悠长而有力，待叹气落了后，黄昏扑的一下到来了，墓园和大地上的光，来去匆匆，转瞬即逝，使我眼前的人、狗、墓碑、林地和山脉，转眼间都模糊成一片灰黑了。

    7．噫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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