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出乎所料的是，天堂街已经不再是天堂大街了。我也就是三几个月忙在诗经古城里，没有机缘再往那街上去，孰料这次到那儿，发现那儿的冷凉和萧条，狂狂野野，疯生野长。街上第一家成人保健品药店的牌子没有了，只在那门口墙上用白灰写着“药店”两个字。门口画有情人亲吻的理发屋，那理发屋的字样还在墙壁上，可那头发飘飘的情人像，却是被两张报纸糊着了。还有推拿按摩店，镶钉在墙上的涂漆大铁字，干脆被什么撬下来，有的字落在门口地面上，有的缺点少横地挂在墙壁上，像挂在墙上的树枝箩筐样。
天堂大街如遭了劫难般，一街两岸都充满着冷落和萧寂。
我是赶了夜车到了县城的，原想在天堂街上好好睡一觉，颠三倒四欢乐一阵子，可我一到街口就看见了那景况。时候是天将亮了时，青朦的光色洒在大街上。街面上早先昼夜不熄的红灯和绿光，这时候破败暗黑，百孔千疮，只有少数几家做正经生意的（如那卖烟和啤酒的小店铺），还有几丝黄亮在撑着天堂街的清冷和寂静。
我预感着天堂街上出了什么事，怔怔地站在晨时街头的冷清里，想到那保健品药店敲门去问问桂芬时，忽然有了汽车大灯的光柱从街口射进来，随后就听到了从我身后开来的汽车声和跑步的脚步声，叮叮当当，涛声拍岸，我也就迅速而本能地把身子躲到了路边上。看见了随之而来的秋风扫叶的凌乱和急迫，房倒屋塌的呼叫和光闪。转眼间，天堂街上热闹了，亮堂了，也寒风四起，冰天雪地了。街面上很快就如同开会散场、看戏入场样，脚步声噼噼啪啪，敲门声咚咚锵锵。县公安局的人，突击着如临大敌的紧张和兴奋。他们一批批、一队队地都朝天堂街上涌。天堂街上的店主和那些小姐们，个个都如羊群遇狼，惊弓之鸟，突然间从各家店里跑出来，朝着县城的胡同小巷里钻，跑又跑不快，飞又飞不起，青紫的惊叫便在街上和天空打着和撞着，飞着和团着。
政府在肃整。
肃整如一场征战再次席卷到了天堂街（后来我知道，那是一场全国性的打黄扫非大革命）。那些当年开着各种兼营小姐生意的房东、店主和所谓的经理们，他们为了各扫门前雪，都迅速从店里朝外轰赶着那些曾经为他们挣下许多钱财的姑娘和小姐，把她们的包裹、衣服、牙缸、口红、眉笔、气味、鞋袜和哭唤，朝大街上乱丢乱扔着，就像京城的环卫工人在往垃圾车上扔着垃圾袋。姑娘们就站在她们主家门前的街上捡着她们的衣服、裤子、伤感、情绪和包包裹裹、兜兜袋袋，还有女孩儿们必须用的大东和小西，哭着唤着说——你让我们去哪儿？
——你让我们躲到哪儿去。
我听着那叫声，看着那景象，又从街边朝一棵树后闪过去。头顶的那棵法国桐，被秋寒和夜潮滋润了一夜后，叶子盲目地在被灯光照亮的半空生机盎然着，可脚下却似乎有一股枯黄的植物的败气在暗影中沉凝和飘散。我躲在那暗影里，看到警察穿梭般进了天堂街的哪家店里后，哪家店里就传出了男人、女人的惊呼声（似乎还有我熟悉的哪个姑娘的叫），带着被窝的温暖，从屋里床上弹起来，百米赛样飞奔在天堂大街的石板上。我有些惊愕地呆在街角里，看见杏儿（好像是）从天堂旅馆提着行李跑出来，她的呼吸像是木柴样，一节节、一段段地落着砸在街面上（仿佛木槌在没有节奏地朝着一面石鼓上敲）。于是间，我本能地从树后的暗影里，朝前跨了一步压着嗓子唤——快——快躲到这里来。
——快到这里来！
我低沉大声地唤叫着，她朝这儿看了一眼后，可却立刻被躲在哪儿的一个警察带走了。
我没有看见慧慧。
也没有发现小红。
更没看见第一家保健品药店的桂芬和别的我认识的姑娘们。我从树影里藏到一个建筑工地的架木后，见了逃出的小姐就往那工地里边拉，仿佛我从京城回来就是为了营救这些姑娘小姐样。在一片架木的黑影中，我每看见一个惊慌失措的姑娘，就从黑影里出来把她拉到工地里，推到我身后还没有盖起来的一排门面房的楼屋和架木间的缝里藏起来。
我一共营救了三十几个姑娘和小姐。在天亮之前我把她们带到了县城以东的空地上，让她们想要回家的抓紧到车站买票去，不想回家或因为家里知道她们是在外面做着小姐、经营皮肉生意而无家可归的，都跟着我暂时到黄河岸边的诗经古城住下来。
我带着最后留下来的18个姑娘，绕村躲庄，租了辆农用汽车，在路上颠荡一天，步行一天两天后终于到达了那片荒凉的诗经古城里。那季节，因为黄河那里气温低，冬寒总是疾脚快步地朝着那里跑，我们到那儿时，城里树上都还挂着末日的青绿和繁华，可那儿只有少数的落叶，金子般珍贵地悬在树枝上，或和我们样，分文不值地落在路边上。那一天，荒莽莽的耙耧山脉上，一波一浪的峰岭，如奔跑着的牛群的黄色脊背般。入冬前山脉间铺天盖地的野树和干草，长成高楼大厦，枯成崇山峻岭，半黄半灰的草香在那山梁上热热闹闹，繁花似锦。有一层暗红银白的光亮，在山脉上跳跃和飞动。姑娘们站在那临近诗经古城的一座山头上，如同经过奔袭后终于到达目的地的一群鹿，望着那原野上的金黄和银白，看着那被干枯的草香托浮漫盖的古诗城，大片大片枯烂结实的青色石墙、黄石街道和在阳光中泛着黄绿各半的石城的光色以及巨大的圆形唱诗场，她们都把手里的行囊情不自禁地丢下来，有些夸张地扬着胳膊，对着无边的原野和诗经古城啊——啊——地狂唤和尖叫。叫了一阵后，不知是谁在那唤声中，用哆嗦的双手捂着自己的下半身，半是羞涩半是兴奋，又是低头又是仰头地面对残亘废墙的古城放肆地唤——我要高潮了——我要高潮了——
她的唤声在山脉和古城的上空，呈着金秋的色泽和初冬的温暖，无拘无束地在夕阳中飞翔和飘荡。跟下来，那所有的姑娘就都学着她的样，装神弄鬼地弯腰捂着她们的下半身，对着古城扯着她们号角样的嗓子叫——
我要高潮了。
——我要高潮了。
就这样，我领着天堂街上18个花枝招展的姑娘（可惜我原来熟悉要好的杏儿、桂芬、小红、慧慧们都不在），在诗经古城长住下来了。我们先挤在古诗城边上那些孔井村人曾经住过的窑洞里，后又自己动手，借着诗城中那些未倒塌太多的老墙壁，游戏样认认真真地盖起一些草房子。在那些原来的石砌床铺上，铺上几寸厚的草，过着远古（后现代）的生活和日子。到了冬天名正言顺到来时，我们那儿就又多出了一个男人来。他是一位在中国土生土长的62岁的科学家，某一项与火箭升天相关的科学实验失败使他成了替罪羊，最后他凡人的肉肩担着无可推卸的冤枉，在可能判刑入狱前，到清燕大学物理系，找他的同学诉苦时，听说了我的经历和这人人都认为子虚乌有的古诗城。
可是他相信。
他相信他就弃家舍城地逃到了这偏如蛮荒的黄河边。
接下来，又有一个53岁的数学家，他因为一生领着国家的高薪，28年没能攻克那道全世界有21个研究所都在研究的数学题，却能根据人的经络在睡眠中的颤动频率和有病状况中神经疼痛的指数，大致推算出人的寿命来。他在儿戏中，说自己研究所的一个男性研究员，最多活不够三个月，那个研究员却在第三个月的下旬因为心脏病突发猝死了。后来他们研究所所长的夫人害有偏头疼，他见了人家一面便对所长说，你夫人最多还能活上一个月。谁知28天后，那只有42岁的夫人因为突发性脑瘤也就故去了。在他的预言得到屡次应验后，他去找所长，希望把他的工作调往生命医学研究院里时，所里派车让他的家人感恩戴德地把他送到了该省的精神病院里（命运和我样）。住院两年后，他从医院逃出来，沿着道听途说的消息，终于到了这座诗经古城里。
还有清燕大学的一位名望最高的哲学家，清华大学最著名的土木工程系的两位年届耄耋、成就斐然的建筑师，和一个一生以研究佛教为主，最后却被今生与来世的复杂所困惑的宗教家，他们最大的80岁，最小的52岁（比我大几岁），七七八八十几个人（个个都是著作等身的大教授，名副其实的大知识分子），在严冬到来之前，都纷至沓来地到了诗经古城里，成了这个大家庭中的新成员。
还又来了七八个从收容所逃出来的姑娘们。说她们是妓女、野鸡、小姐、性服务工作者，或者简单地称她们是这个盛世的性工作者，都已经如让枯树发芽样没有意义了，和让桌子返回土地长成树木、开出鲜花样没有必要了。重要的是她们寻着她们的姐妹们的足迹，到了诗经古城和到了家一样。姑娘们避其所短做着她们的事。男人们就其所长干着自己的事（我依旧每天都带领几个愿意活动筋骨的教授，在扩张挖掘着古诗城以南的倒塌和淤泥，津津有味、庄严神圣地做着我的研究和考证），大家竟都在诗经古城过得其乐融融，自由自在，和蜜蜂、蝴蝶在春天飞着、歇着一模样。清华大学的两位建筑学家，对这一千多年前的古城设计痴迷如狂。他们从那个圆形唱诗场中，发现了唱诗台和听诗台虽然完全面对天空，却有一种连今天豪华的礼堂和歌剧院都没有的音响和效果。在他们的指导设计中，大家能轻而易举地把斗大的石头重新砌到塌墙上，重新盖出和当年相差无几的石墙草房来。一位国家农科院的高级农业工程师，他到诗经古城的第二天，就开始带着几个姑娘说说笑笑，很快在古城前避风朝阳的窝地垦出了一片荒地来，用姑娘们不再穿的白布衬衣和塑料纸、塑料袋，拼接成一片一片的塑料布，把那塑料膜布往地上压压和盖盖，竟可以在冬天让青菜长出来。还有那个爱好医学的数学家，他能应付大家所有的病症和不适。所有的病他都是那个一成不变的老处方——一钱白云，二钱空气，三钱日光，四钱月色，五钱花香。所不同的是他根据你的病症和病情，在不断地变化他的药引子，要么是用飞鸟的呼吸做药引，要么是用蜂蜜的甜味做药引，再或让你在石头上找出一棵树，用那树上开的冬花做引子，横竖是药到病除，所有的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还有那个我们清燕大学的哲学家，说哲学的笑话和笑话的哲学，不光能让所有的姑娘都听懂，还能让那些姑娘们笑得前仰后合、仰天倒地，评论他的每一个笑话都文明，都好笑，比全世界所有的嫖客说的黄色故事、段子都有意味得多。
整整30个教授和专家，大家都是领着高薪工资的闲余人。将近30个姑娘，她们没工资，却都或多或少有着积存和细软，在这不需要太为钱粮发愁的景况里，只需要有个如一家之长样的人来负责调理、安排大家的日常和琐碎。如此着，所有的人就都推举我担任了这家长。我就成了这一群闲余人的负责人。于是没米没面了，我就派一个或几个男人到黄河对岸的一个小镇上买。需要衣物了，我就让那心聪手慧的姑娘变着戏法样，把衣物生出来或者织出来。我执政宽大，随遇而安。有姑娘寂寞了，我默许某个教授夜里到她的房间去陪她。有教授孤独了，我让他自由地选择他看上的姑娘或小姐。
就这样过了半个月，过了二十几天后，事情就寒来冬至地出现了。问题鸡毛蒜皮又深刻复杂——每天帮着大家做饭的小姐，她找到我说，为啥儿就让我每天给人做饭呀？我每天做饭那最有钱、最大方的教授他还瞧不起我，每天就只约别人不约我到他的房里去。那经常给别人织毛袜、织手套的小姐找到我，说凭什么我长得年轻漂亮，你还让我只侍候别人的手脚，不让我当个啥儿，管管那些教授的手脚呀。而更为重要的，这儿有30个教授，却只有27个姑娘，僧多粥少，每天晚上让哪个教授空床合适呢？问题多得很，杂七杂八，零砖碎瓦，汗牛充栋，仿佛这季节早晨起床满世界地上的冰雪花，每一桩、每一件、每一个问题，都新鲜得如那里清新扑鼻的空气样。
他们问我质询我——你不是说来这里是真正到了天堂吗？
——你不是说这里平等自由，富有尊严，谁都不欺谁骗谁吗？
——你不是说在这里要什么有什么，梦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吗？
我在清燕大学20年，教授当了整10年，从来都是被人领导、被人指派、被人呵斥和批评。从来都是我去找别人求着人家解决问题，缩减困难，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家都来找我，都来求我，都来让我解决他们的事。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荣幸和责任。感到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自豪沉甸甸地压在我肩上。在那个月末的最后一天里，我像班主任似的把所有姑娘、教授的名字都写在我的本子上，把大家所有的问题都分门别类，总结条理，最后把那些问题归为一句话，就是在诗经古城的生活里，我必须尽可能地满足大家的一切要求和愿望。
月末的这一天，古城里阳光温暖，黄爽爽像到处都有文火在烤着样。那一天我趁着温暖，把大家从各个草屋、院落叫出来。把姑娘和教授们，集中到了城中心的唱诗场，让他们都到听诗台最低的那几级台阶前，坐着或站着，我认认真真给大家开了一个会。他们在那听诗台阶上，有的姑娘坐在她喜欢的教授的大腿上，有的教授怀里抱着他喜欢的姑娘的腰或头（像抱着自己的孩子、妻子样），听我讲话就像学生听老师讲课样，教授听校长讲话样。
我说平心而论，大家说这里空气新鲜、自由自在吧。
——平心而论，这儿无拘无束，没人管着你们吧。
——平心而论，大家都觉得这儿比哪儿都好吧。
我说是我发现了这座古诗城，是我带领大家到了这诗经古城里，是我答应过让大家在这儿过《诗经》中爱情诗样的新生活。说大家既然都把我杨科杨教授，当做这新生活的创始人，像让我在学校当一个校长样，在一个村庄当一个村长样，在一个省里当一个省长样，那么我有几个问题问大家，大家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还是建筑学家或者历史学家，再或你先前压根儿不识一个字，只是天堂街上某家旅馆的小姐服务员，只是发廊小屋的一个理发员，或是外省外籍卖着青春的销售员，到了我们诗经古城里，大家一律都是这儿的一个新成员，都是这大家庭中的一分子，都是这新生活的开创者和一个实践者。
我说现在不想做这家庭成员的请举手。
说大家对我的组织、领导才能有意见的请举手。
不想在这儿生活，想要离开诗经古城的请举手。
所有的小姐和教授全都望着我，欣喜地沉默着，没有谁把胳膊抬起来，更没有谁举起他和她的右手或左手。大家对新生活内在的渴望与要求，使他们以喜悦新奇的沉默赞同着我的话，支持着我琢磨已久、计划已久的安排和规划。
我说既然大家都同意我的话，都支持我的意见和计划，那么我们雷厉风行，立竿见影，现在就开始一脑儿解决和满足大家所有人的意见和要求。落实让大家一天一小乐、三天一中乐、一周一大乐的理想和愿望。我说大家都要听从我的话，像你们在大学听校长的话一样，像你们在旅馆和发廊，听你们老板的话一样。说着我停顿一会儿，说大家遇到的问题我早有考虑了，早有计划了，早有安排了。说我们来古诗城的人，都是一些特殊的人，都是一些和人不一样的人，都是一些毕生追求自由、科学和真理的人。都把公正、自由、尊严、科学、真理、爱情这十二个大字当做人生最高的境界和期许。说我们既然都是一些特殊的人，都是一些和人不一样的人，所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矛盾的方法，自然也不能用平常的、惯用的、普通的方法和手段。说我们大家在没有到诗经古城前，每个人都最为胆小怕事，在大街上走路都要低着头，急着尿时连站在马路边洒一泡的勇气都没有（尤其是我），可我们到了诗经古城后，我们人人都胆大妄为了，无拘无束了，平等自由了，所以解决男女相配、轮流更替的矛盾我们决不拉郎配，决不像社会上遇到解决不了的矛盾就抓阄儿就抽签。
我说我们是些先前连尿都不敢尿的人，但今天我们偏就要放心大胆地尿。偏就要比赛着放肆地尿。说男人们比赛看谁尿得高，姑娘比赛看谁尿得远。男人们（教授们）尿得最高的是第一、尿得二高的得第二。姑娘们尿得最远的是第一，尿得次远是第二。我说我们每三天进行一次尿尿大比赛。每次得第一的教授可以第一个在所有的姑娘中，挑选一位他心意的姑娘睡，得第二的可以第二个去姑娘中挑他心意的人，得了最末三位的，你们就只好守着三天空床了。说尿得最远的姑娘，她可以第一个在教授中挑她最喜欢的男人睡，次远的可以第二个逃她喜欢的教授睡，最后没有被姑娘挑着的，就只能等三天以后争取了。说为了体现文明和尊重，女权和尊严，第一次比赛后是由女的首先挑男的，第二次比赛才能由男的首先挑女的。说为了鼓励和竞争，为了平等和自由，为了在公平中不发生黑暗和猫腻，最适合我们身份和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每三天进行一次撒尿赛，这样儿每次得了最末的，男的罚他跑上三天腿，哪一天该买粮食了，他到远处村里买粮食，该到对岸镇上赶集了，就罚他蹚河过水到对岸镇上去赶集买东西。说姑娘得了最末的，这三天你就只好去厨房给大家洗菜烧饭去，只好三天洗锅、洗碗当厨娘。
还有前边的第三、第四名，后边末尾倒数的第二、第三和第四，都有着相应的奖励和惩罚。我就站在大家面前的那块刻有一句诗的石头上，把这样的排列组合、先后顺序和奖惩措施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后，大声地问着说，你们说这样行不行？
——这样是不是既公平合理，又有情有趣呢？
——这样行了咱们现在就开始这第一场的放肆尿尿大比赛。
在我这样的连问几声，又连说了一大阵子后，大家全都鼓着掌，笑得前仰后合，说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妙，这个主意别开生面，耳目一新。问我说，杨教授，主意是你出的，这里新的生活是你开创的，大家在这儿都由你领导，进行撒尿比赛你敢第一个当众了脱了裤子撒尿吗？
我说敢。
——绝对敢。
——在这儿没有不敢的。
就找来了一根笔直的树枝，在那树枝上刻了尺度，竖在唱场最中央的唱诗（曲）台的中心上，然后在那根树枝的下边摆了一个木凳子。所有的人都坐在看（听）诗台上盯着我。我也便无所畏惧、厚颜无耻地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慌不忙（还是有些紧张）地站在了那张凳子上，背对他们，解了裤子，自由自在、放肆无比地朝着那根竖杆上撒了一泡尿，并回头把我尿的高度记在了我手里的小本上。
接下来，第二个最年轻的教授站到了凳子上。
第三个。
第四个。
一个一个都站在凳上放肆地朝天空撒着尿。
看男教授们都如此大胆无畏地尿（不过都是背对那些观众姑娘们），到末了，那数十个姑娘就都嘻嘻哈哈地从看台的下边爬到了看台的顶上去。她们绕着那最顶上的一层环形看台，彼此相隔一米左右，一齐蹲下来，面对大家，一齐哗哗哗地朝着看台的下边尿，让她们各自的水液顺着青色的石头看台从顶上朝着下边流，比赛着她们谁的尿水充足，跌跌荡荡的流程能越过最多的石台阶。
就有姑娘的让她们清净白亮的尿液从最顶部流到最底部，一直流过下边石刻的长卷诗句上，像一场大雨冲刷了那有着两千多年的诗。
也就依据着这名次和顺序，法律和程序，每三天在新生活中进行一次排列与组合（数学家帮我对此进行一次精确的安排和计算），使所有的爱情和自由，科学和真理，尊严和公正，都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连吃睡和劳作，休闲和说笑这些鸡零与狗碎，也因此变得公正合理，有理有据，使矛盾就像冬去春来般，迎刃而解得芳香并美丽。
因为每隔三天一次的撒尿赛，教授中每次倒数第一的都是我，这三天我就只能守着空房空床铺。每隔三天的撒尿编号儿，前几名姑娘首先去挑我，我又总是对她们说，我头疼、腰疼，浑身不舒服，总是不让她们来挑我，让她们去挑别的教授们。所以我多数夜晚就总是独自一人，孤芳自赏，没有姑娘们陪我睡，只好隔三差五去买米买面买油盐。即使不买这些了，也理当挨罚地，要带着几个闲人去挖掘那还埋在泥土中的古诗城。
理所当然地，我成了他们中间最倒霉的人，不断地受到教授和姑娘们的嘲笑和敬仰。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又过了一个月。诗经古城这儿不断有新的教授和姑娘们涌过来。京城、沪上、羊城、南京、西京、成都等，大城市里的大教授、名教授和社会上研究机构的知识分子们，不断逃离走失的消息，如雨后的春笋样。到了诗经古城里的各类教授和研究人员有了百名时，各地的姑娘涌到这儿有了八十几名时，僧多粥少的问题仍然存在着。为了在这新生活中继续解决好男有所女、女有所男，情有所理、理有所情这问题，我们不再实行每三天一次的撒尿赛，而是不厌其烦，采取了更为科学的方式和方法，每天进行一次撒尿比赛排号儿，每天都进行男挑女、女选男的安排和活动，让那些上一夜没有轮上姑娘陪睡的教授们，下一夜就有姑娘轮过去。最迟在下下一夜里，必然会有天撮之合的美满，出现在他们房间的床铺上。
然而至于我，却仍然是那里最为倒霉的教授和男人。总是每次比赛都是末号儿（很多时候也就索性不再参加那比赛）。总爱对那些挑选我睡的姑娘们说，我头疼、腰疼，浑身没劲儿。我多数夜晚都是独自睡在一张床铺上。总是每个白天都必须带领几个人，去挖掘和清理古诗城的泥土和倒塌。
也就在这新一年的阳历一月、旧历年的腊月间，诗经古城这儿下了一场雪。三天三夜，大雪纷飞，轰轰烈烈，大家便都男女依序地排列在石头草屋里，胡伦乱理地睡了整三天。在雪住风止的第三天的清晨里，所有的教授和姑娘都还睡在被窝时，我从那一排排、一户户的石头房中出来了，扛着镐，扛着锨，独自去诗城以南挖掘清理那埋在倒塌中的诗。就在那白皑皑的雪地中，我看见杏儿、桂芬、慧慧和十几个天堂街上那些我熟悉的姑娘们，背着提着她们的行李出现在耙耧山头上（如梅花盛开在了崖上样）。我心里喜一下、惊一下（我最幸福、糟糕的天堂生活哦），知道她们都是为了我，才千难万险地从哪儿来到了这诗经古城里。知道她们的到来，就不再僧多粥少，旱田水少。知道从她们到古城的这一天，我的生活就将又如在天堂街上一模儿样。于是间，我就在那古城最南的一片石堆中站一会，想一会，依旧扛着那镐和那锨，朝着黄河下游更为偏远、更为偏冷的地方走过去。
拔着膝深的雪，我吱吱喳喳、孤孤独独地走。去找新的古诗城和《诗经》中遗漏的诗章和歌谣。我知道，离这座古诗城更为神鬼不知的偏远里，一定还有比这儿更为辉煌的诗经古城和篇章。因为那些被孔子从《诗经》中删去的诗，还有将近三千首，而我在这儿找到的，才不过二百几十首。还有上千、上千首被遗失的诗歌，一定在哪儿孤苦伶仃、浩浩荡荡地等着我（像我孤苦伶仃地等着它们样）。
我就走。走得人单影只，白雪皑皑，古诗城像过眼烟云样消失在了我的身后边。
（完）
2007年3月至11月初稿
2007年12月修改于大连国际笔会写作中心
2008年春节改定于洛阳大学
后记三章
一、飘浮与回家
看了《风雅颂》初稿的人说：“阎连科，你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脚。”我说：“不是。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也没有那么强的力量。我只是写我，只是描写了我自己飘浮的内心，只是对自己做人的无能与无力，常常会感到一种来自心底的恶心。”
我不熟悉大学，如同大学的人也未必知道什么是大学一样。我在《风雅颂》中写的是“我的大学”、“我的乡村”。但我的乡村，不是大家说的底层叙事中的乡村；这个乡村，也连接着大学背后的伟大传统。我在这个传统或者承载了传统的典籍中想象着大学。我的“乡村”和“大学”，由此而不伦不类。
我明白，我不算知识分子。可我懦弱、浮夸、崇拜权力，很少承担，躲闪落下的灾难，逃避应有的责任，甚至对生活中那些敢作敢为的嫖客和盗贼，都怀有一份敬畏之心。我知道，和我熟悉的那些同行、朋友，还有那些博学而常有来往的知识分子们相比，他们有的缺点我有，他们没有的缺点，我照样也有。我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就是我从心里相信，自己是一个无能无用的人，闲余多余的人。因为这种无能，因为这种闲余和多余，因为我说起来是个作家，却连给我的那些在乡村的侄男甥女们安排外出打工的能力都欠缺，也就忽然觉得，我的前半生是如此的没有意义；就觉得，不到二十岁便出来闯荡人生，三十年的奋斗，除了收获一身的疲惫和疾病，其余一无所获，只剩下那些从来就招惹非议的文字。
最近的一些年月，我脑子里不断地产生要离开北京，回到老家打发余生的念头。我知道，“回家”只是一种内心飘浮过久的想法，以我怯弱、犹豫的个性，离真正回家还有天地之距，可“回家”这样的意愿，却年年月月地在我心里生根开花。这部小说的土壤，就是多少年来“回家的意愿”。甚至，小说原有的名字就叫《回家》，只是看了初稿的朋友都说不妥，便由朋友挖空心思又水到渠成地替我改成了《风雅颂》这个美妙却又表面有些哗众的书名。我知道，因为自己不是知识分子，这样就难免有附庸风雅之嫌，可一时又没有更为贴切的书名，也就只能这样罢了。
二、不存在的存在
有件事情我说过了，也写过了。在一些大学的课堂，在一些文学对话的场合，我总是会反复地提到那件事情，再说再写，不仅啰唆，而且遭人之厌。可是，这里我还必须把它在这篇后记中再次复述，因为它对这部小说的构思和我今后的写作，都有着不能回避的意义。
二〇〇四年冬末春初，八十岁的大伯病故了，我匆匆回去奔丧。在出殡的过程中，发生了这样一桩事情：我大伯的第六个孩子，在二十几年前当兵远赴新疆之后，在部队上因故结束了他不到二十岁的生命。依着我老家的习俗，父母健在，早亡的子女不能进入祖坟。这样，就给我的这个未婚的叔伯弟弟找了同村一个溺水死亡的姑娘，冥婚合葬在了我老家的村头。二十几年后，大伯的病逝，才算可以把我这个弟弟一并送入祖坟。因为我的叔伯弟弟当初冥婚时，没有举行过“婚礼”仪式；因了这次出殡，要给他们补办一个冥婚的仪式。也就在出殡这天，我家乡寒风凛冽，大雪飘飘，世界上一片皑白。然而，我叔伯弟弟和他“妻子”的灵棚里，主葬主婚的人，给那对小棺材上铺了大红的布匹，贴下了喜庆的冥婚对联。就在那天早上出殡的过程中，在我们上百个孝子披麻戴孝、顶着风雪、三拜九叩的行礼过程中，我的一个妹妹过来对我悄声地说，后边我弟弟的灵棚里和棺材上，落满许多红红黄黄的蝴蝶。
我愕然。
慌忙退回到后边灵棚里看，竟就果真地发现，在那充满红色喜庆的灵棚里的棺材上、帆布上和灵棚的半空里，飞落着几十、上百只铜钱大的红红黄黄的粉色蝴蝶，它们一群一股地起起落落，飞飞舞舞，而在前边我大伯充满白色的灵棚里，却连一只蝴蝶的影子也没有。这些群群股股的花色蝴蝶，在我弟弟的灵棚里停留飞舞了几分钟后，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又悄然地飞出了灵棚，消失在了寒冷而白雪飘飘的天空里。
之后，我怔在那一幕消失的奇异里，想天还大寒，雪花纷飞，这些蝴蝶从哪里飞来，又往哪里飞去？为什么只落在我弟弟冥婚的灵棚里，而不飞往相邻的我大伯那丧白的灵棚里？为什么在我人到中年之时，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都已形成并难以改变之时，让我遇到这一幕“不真实的真实”、“不存在的存在”？这一幕的真实和奇异，将会对我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这是不是在我的写作无路可走时，上苍给我的一次文学上天门初开的启悟呢？
三、为什么写作和要写怎样的小说
我总是问自己为什么写作。总是说我最初知道为什么写作，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作。
现在，我不再问了。关于为什么写作，我不再逼问自己，也不再管顾别人。
从上世纪的一九五八年出生，到了这个世纪写完《风雅颂》的春节，我已经进入五十岁的门槛。要在往年，在我老家，上了五十岁的人，说自己是个中年，会遭到人们笑话。到了六十岁，在那儿已经算是老人了。到了七十，都已经是古来之稀了。想起这个年龄，我就感到了后怕，感到有一种后脊梁发冷的无奈。可是，年龄的增长，不会因为你对生命必然消失的恐惧而迟缓或暂停它的脚步。于是，我不再想为什么写作这样抽象的问题。这样，也就避免了过多地去想人为什么活着和为什么必须死亡这些伤神的事情。反正，你已经五十。反正，你只能写作。反正，只有写作才是你今后的生命。那么，就这样匆匆地活着和慢慢地读着写着吧，不和别人比试谁写得好坏，不去比试谁的作品卖了多少，不去想一个作家的声誉和钱财，也尽量不去过分在意别人对你和你的作品的品评议论，只想今后的写作和你要写什么样的小说。只想在你的写作中，如何才能更完整地表达属于你的那个“我”。
是的，我不再问我为什么写作。然而，我不能不问我要写什么样的小说。闲静下来，我总是这样地逼问自己，审讯自己，像一个法官威严地审逼着一个不能控制自己去偷盗的孩子。也许，那个法官得到了他理想的回答；也许，那个孩子被逼问至死，都回答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去偷盗别人。可是，被自己逼问久了，就渐渐似乎明白了这个问题：原来，写作也许是一种对人生的偷盗，也许是一种在死亡的笼罩下，偷盗生命的过程。原来，我笔耕不辍，似乎都是为了写出那样一部小说：写一部别人似乎读过、又从来没有读过，我此前似乎写过、又从来没有写过那样的小说。那小说，像从前天上落下的一块陨石，人们不知道这石头从哪里来到了人间，感到熟悉而又陌生；那小说，如同从海洋或森林走来的一只怪物，人们先前似乎想过、又似乎从未想过它的模样，似乎见过又确实没有见过它的模样。原来，我竟是狂妄地想要写出这样一部小说来。原来，我真是太狂妄自大了，明明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自己还以为有能力去尝试着做些什么。反正，事情已经这样，想法也已经这样，那就让那件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引导着自己的写作罢了，至于别人说些什么，甚或骂你一些什么，也都随了人家去吧。横竖我已经习惯了这些。
因为，我冥冥中有些预感，《风雅颂》的出版，会招致一片的谩骂之声。但我在死亡的生命之上，确实看到了飞舞的粉色蝴蝶，看到了天地之间的雪花，也还有雪后的一丝初晴。
2008年3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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