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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武氏集团以如此高调的姿态杀出重围，闪亮登场，那些帝国的元老完全被武后的连环杀招吓着了，只有装聋作哑，才能有活路。朝堂是人家夫妻合伙经营的，我们只是拿着人家发的长期饭票在混口饭吃，劝谏已经起不到了任何作用，弄不好还会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作为大唐帝国的女主人，武后对于她的新角色充满了新鲜感和责任感。人生的道路变了，翠微宫中的武昭仪，进入了东宫苑的正宇长寿宫，成为大唐的皇后。

    长安城的人纷纷感叹着，自然也羡慕和妒忌着。人们讶异于武氏怎会如此轻易地就取得名位，人们甚至于查考她的家族出身，希望从这方面寻求答案，可是，最后的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

    大唐皇朝自高祖的窦皇后、太宗的长孙皇后、新被贬废的王皇后，都是北朝高门贵族出身；窦皇后的父亲仕北周为上柱国，长孙皇后是北魏拓跋氏的宗室，皇后之父仕隋为右骁卫将军；废后王氏，是弁州望族，祖父仕魏为尚书左仆射。

    可是，武氏的家世却差得太远了，名门望族的世系，根本用不着查考，而武氏却不入缙绅族谱，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是汾晋的商人。那些山东旧家、关陇贵族，都瞧不起武氏家族，人们将武氏看成暴发户，认为武氏生于寒门庶族，不应该被选为皇后。

    自从得到高宗皇帝的宠爱，从感业寺回到后宫，人们常背地里说武氏是“身份卑贱的侍女，商人之女”，这些话一句不落地进入她的耳中，很多时候让她愤怒难安。

    虽然登上了皇后的宝座，依然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轻视嘲弄，这成了她的心头之病。

    所谓身份与门阀，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价值，不过是因为个人的运气好，生长于有钱有势的土豪家庭而已。一个人的成长发展，应该更看重当下与未来。当然这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的态度，那就是皇帝。

    如果执政者尊重过去的门阀，认为他们的子孙生来就应该具有特殊的才能和特权，那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执政者需要动一动、改一改，那么就会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破坏门阀体系。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的这场大戏，政治舞台上那些互斗的人物命运迥异，有的白日飞升，有的永坠地狱，有的在黑暗处呜咽悲歌，有的在光明处弹冠相庆。

    如果仅仅把这一切视为个人的荣辱、谋略的高下，历史也就显得太过乏味。关陇集团与新贵之争是其“表”，阶层利益的碰撞才真正是其“里”。长孙集团代表的，是以大唐开国功臣为主的关陇贵族。他们创建了这个王朝，也由此成为这个王朝最大的利益既得者，他们的存在，让社会通往上层的渠道完全拥塞。

    如果一个人生来命好，那么就会成为他们群体中的一员，或是他们的子弟、他们的裙带，那样的话，无须奋斗努力，也有机会条条大路通长安。几十年下来，一荣俱荣、近亲繁衍，大唐便成了他们的天下。

    煌煌帝国，却为几大姓的家族所独霸。大姓之间通婚援引，越有权势的，其子弟当官、晋升就越容易，权力集团内部的所有好位置都被豪门大姓的子弟占满了。非豪门大姓，就算是天纵奇才，也难以挤进权力这道窄门。

    以长孙无忌为例，他的家族中有多人官居四品以上，儿子皆任要职，族中子弟乃至族孙也都荫袭不断。一门高官数十人，遍布京华与各地。

    这个集团中的头面人物，彼此之间都是亲家，长孙与柳奭、韩瑗、来济、于志宁都有联姻。亲戚之外，还有门生故旧，枝叶蔓连，拔起萝卜带着泥。翻阅当朝权力者的个人档案，只要查一查背景，都有谱系，都有渊源。国家虽有号称选贤任能的选官制度，可那不过是一件件摆设而已。决定他们命运的，还是家族的背景。

    这就是魏晋以来有名的“门阀”制度。门阀，又称“阀阅”“世族”或“士族”。总之讲的就是高门槛、好出身。“阀阅”的词源，就很说明问题，古代的官宦人家，大门外都有两根大柱，左为“阀”，右为“阅”，是用来张贴功状的。后来人们就以“阀阅”来指代显赫人家。

    豪门大姓把天下的好处都占尽了，自然会侵害到其他势力集团的利益。

    一是侵害了皇权。朝廷中手握重权的官员尽是豪门大姓的人，皇帝的权力就有可能会被架空，导致皇帝的指令出不了宫门。再说了荣华富贵皆出门第，与皇帝无关。

    二是挤占了寒族子弟的晋级之路。世界上只要有推荐制（不经考试或投票），那就一定存在走后门拉关系的勾当。

    权力者手中的铁饭碗、金饭碗、编制、名额、好部门、好位置，都是留给豪门子弟的。豪门士族，就这样上欺皇帝、下压寒门，成了谁也触碰不得的“精英阶层”。这种权力资源的垄断难免让人不服，尤其是作为天下之主的皇帝。

    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和寒族与士族的关系也就越来越紧张。显庆年间爆发的这场政治斗争，不过是矛盾经过强力挤压后的总爆发。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找出利益之争的内在路径了。

    2

    武后在从政之初，就给自己定下了任务：先革了这个可恶的精英集团的命再说。

    门阀制度这颗大瘤子，最初形成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

    自西汉的武帝时起，由于朝廷十分崇尚儒学，所以当官的多以读经起家。他们的官做大了，就喜欢授徒讲学，把“学而优则仕”的诀窍往下传，以致门生故吏遍天下，渐成势力。其子孙也由于家学渊源，而能够继续做官。这么延续下去，到了东汉的中期，就有了世代为官的“大姓”。

    东汉的缔造者刘秀，在开国后大封功臣，造就了汉以来的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豪门。到了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正式确立“九品中正制”，把门阀制度以立法形式加以确认。这个选官的办法，实际上是典型的暗箱操作，即由各郡推选出有声望的人作为“中正”，并按照才干分为九等，以备朝廷分配职务。那么，选谁不选谁，被推选者才干、人品如何，全由主持选拔的“大中正”说了算。

    要是大中正既“中”且“正”，那倒还行，可以保证人才的质量。可惜天下没私心的人太少，因此推举上去的人不仅全是豪门子弟，而且难免有品行不端的阿猫阿狗。

    南北朝时期，豪门士族控制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大部分资源，有时连皇帝也仅仅是一块牌子。门阀制度开始成为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晋南渡以后，琅邪大姓王导、王敦拥立司马睿为帝，世间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可见其势力之大。

    那时候，山东（泛指黄河中下游）有崔、卢、李、郑；侨姓（南渡人士）有王、谢、袁、萧；吴郡有顾、陆、朱、张，都是“金枝玉叶”，这些家族是南北朝时期的“红五类”。

    门阀制度，就好比一道篱笆，圈起来的是最肥的特权。士族可以享受免徭役，婚姻要讲究门当户对。在日常生活中，士族一般不与庶族往来，偶有接触，也自矜门第，对寒门人士甚鄙薄之。这么做的结果，就会造成“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状态。而且这道篱笆又扎得非常紧密，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就算是在士族之间，也有高低等差。

    到了南北朝后期，在战乱中，寒门人士多有以军功崛起的，甚至当了皇帝的也有几个。实践证明，有没有能耐，根本不在于门第。士族在权力斗争中无力自保，政治特权丧失，经济上也不行了，门阀制度由此才开始衰落。

    到了隋文帝坐天下，开始实行科举制，把门阀制度生生砍开了一道大口子。

    可是万事开头难，直到唐初，科举制取官的人数还是非常少，一科只有几十人，晋升速度也极为缓慢，不可能成为输送公务员人才的主流。传统习惯仍占上风，当官的主要渠道还是要靠门第、荫庇，或者投门下，抱粗腿，而且勋贵子弟上升也极快，官都做得很大。

    唐取天下，依靠的基本力量是关陇士族，唐太宗尤其重视这一伙人。实际上，关陇集团的特点是“尚武”“尚冠冕”。而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贵族——山东士族则是“尚礼法”“尚婚娅”。严格来讲，关陇集团甚至不能称之为“士族”，他们不过就是一些“勋臣”。

    这就是长孙无忌集团之所以专横于朝的一个背景。

    3

    太宗皇帝一向对山东士族不太感冒，对他们在衰败之后靠门第卖婚而趋炎附势尤为不齿。为了抑制一下他们不断蹿升的势力，太宗特指派吏部尚书高士廉领衔编撰《氏族志》。他明令，编写时要把以皇族为首的关陇士族的地位拔高，起码要与山东、吴郡士族坐上一条板凳。

    这个高士廉是什么人？说出来吓你一跳，他是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的亲舅舅，本人更是身世显赫。他名俭，字士廉，渤海莜（今河北景县）人，是典型的山东士族。爷爷高岳是北齐神武帝高欢的堂弟，封清河王，官至左仆射、太尉。父亲高劢，北齐乐安王，也曾任左仆射。隋朝初年，高士廉的妹妹嫁给了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生了一子一女，其中的男孩就是长孙无忌。妹夫长孙晟死得早，高士廉就把外甥和外甥女接到自己家中抚养，视若己出。

    高士廉很早就极为看好李世民，主动将外甥女长孙氏许配给了李世民。这个长孙氏，就是后来的文德皇后，习称长孙皇后。

    高士廉长于行政，精于文学。在“玄武门之变”中，他和外甥长孙无忌一块儿参与了密谋。事变当天，老头儿还亲率吏卒从监牢里放出囚犯，授以兵甲，组成临时队伍驰援李世民，胆量也是不小。

    因而在贞观年间，他的官运也就极为亨通，历任侍中、安州都督、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封申国公。

    这是个货真价实的贵族，一家三代仆射（宰相），儿子高履行为尚书、驸马（娶东阳公主），外甥长孙无忌为太尉，外甥女长孙氏为皇后。家门风光，一时无双。

    他这样一个人物，来执行唐太宗的这样一个指示，连我们都能看出，恐怕文不对题。果然，他一接手，就广搜各地豪门家谱，依据史书辨别真伪、考证世系，按门第高下把全国各大姓分为九等。《氏族志》写好后，太宗翻开一看，差点气晕。

    列为一等的，是山东望族崔民干，其余山东卢、李、郑等大姓也都列为高等，排名在皇族的关陇李姓之前。

    太宗顿时发了脾气，说：“不论数世以前，只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太宗让高士廉把原先的稿子回炉重来。高士廉道理虽然听懂了，但感情仍拗不过来，修改后的《氏族志》成了个折中的产物。他把皇族李姓列为一等、外戚为二等，还是把崔民干列为第三等，骨子里仍旧以门第为标准，绝大部分有军功而非士族的人都未列入。

    《氏族志》就这么蒙混过关了，唐太宗的初衷并没有完全得到实现。

    太宗李世民是看清了魏晋以来选官制度的毛病，由于选拔程序中靠的是门第、势力、关系选上来的官，素质必然越来越差，大量优秀分子则淤积在社会下层。久之，国家机器就会运转不灵，底层人才也因不满而酝酿着颠覆情绪。

    选出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重新完成《氏族志》百卷。太宗将《氏族志》颁发天下各州，下令永久保存。太宗并要求皇孙尽量迎娶功臣之女为妃，公主们也下嫁功臣的子孙，完全不把山东的名门放在眼里。

    唐太宗颁布《氏族志》，多少动摇了山东士族的霸主地位。但他还是迫于传统的压力，只能满足于把军功卓著的关陇士族与山东旧族拉平，让社会承认建国者的高贵。而武后则做得更加彻底，她干脆就是打击士族，抬高寒门庶族，将门阀制度那道藩篱统统砸烂。

    由于武后的父亲武士彟只是已故三品大臣，根本不够资格，因此在唐太宗颁布的《氏族志》里没有叙武氏家族的“郡望”。郡望是指某地某家族的声望、发祥、渊源等。这个国家名人家谱里没有你，自然就是轻视，加之褚遂良又曾公开蔑视过武氏家族，武后当然要耿耿于怀。

    几乎与发起对长孙无忌最后打击的同时，彻底颠覆门阀制度的“革命”也开始了。导火索还是由许敬宗来点燃，他在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三月以《氏族志》中没有武氏郡望为由，奏请修改。李义府也因为其家族榜上无名，立刻予以附和。

    武后认为，所谓身份或门阀，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价值，不过偶尔运气好，生长在有钱有势的家庭而已。最重要的应该是现在和将来。由于尊重过去的门阀，便认为他们的子孙生来就具有特殊才能，真是荒谬的论调。

    目前能做的，就是将过去的门阀、贵族降格，抬高自己家族的地位而已。武后显然是力主此事可行，于是高宗下诏，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12人主持修订，不让任何士族人士介入，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从名字上看，这里强调的是“姓”，而不是“族”。《姓氏录》的编写原则是，“皇朝得五品官者书入族谱”，不问你是豪门还是寒门，就算是打仗有功而当了官的军卒，也算数。

    《姓氏录》共有200卷，比过去足足多出100卷，但是原来的士族却少了48家，另有一批无名小姓进入新士族的行列。高宗亲自作序，明确肯定了新的等级。此举一出，天下寒士俱欢颜。姓氏共分为九等，武氏作为皇后一族，当仁不让进入了第一等，与长孙皇后家族并列。而长孙家族的其他人，已经杀的杀、削籍的削籍，再没有资格进入名录。

    李在贞观年间虽然位高权重，但因为他是由山东土豪起家，门第寒微，在原来的《氏族志》里等级很低。现在好了，也堂而皇之进入第一等。许敬宗、李义府两人，则以宰相之尊名列第二等。

    一些名门贵族、士大夫或读书人，以自己的家名进入《姓氏录》为耻，他们把这个新名录称为“勋格”——官阶表，对之极度鄙视。

    但是，《姓氏录》将士庶的界限完全打破，进入体制内的官员一律不注明郡望，只按官阶排等级，甚至由军卒起家的五品官，也可以与昔日士族平起平坐，这毕竟是让士大夫颜面扫地的事。

    李义府还嫌不过瘾，又奏请搜尽天下《氏族志》而焚之，免得那些旧贵族们不服。

    在整个过程中，武后依然躲在幕后，没见发表一句公开的言论。可是，没有她的授意、支持和默许，这一切是不可想象的。《姓氏录》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门阀制度下千千万万的草根族。

    小人物进入上流社会的大门被完全打开，只要你有本事把官做大。武后就是用这个办法，赢得了广大中下层官员的拥护，特别是笼络住了一大批草根出身的武官。

    武后这一招收到奇效，以至于长孙无忌倒台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他也找不到军方的支持者以政变的方式自卫——原因皆在于此。以断然的手段打破出身门第的藩篱，打通人才上流的渠道，给衰败的门阀制度以致命一击。

    魏晋以来绵延了四百余年的门阀制度，至此彻底从上层政治结构中退出，仅残存于社会习俗中，以致逐渐走向消亡。

    在社会习俗中，他们维持地位的方法是联姻。豪门大族在南北朝后期的动荡中，往往沦落，他们便以联姻的方式依附权贵，获取资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要维持和炫耀这个有名无实的“门第”。

    唐太宗是新兴贵族，根本不吃这一套，他曾经带头抵制与山东士族联姻。唐初皇子公主的婚配，都在勋臣之后中选择。但是在一般大臣的观念里，婚姻还是要讲门第的，魏徵、房玄龄、李这些人物，都热衷于与山东大姓联姻。

    就在《姓氏录》新标准颁布的当年十月，新蹿上来的李义府自认为身份不错了，就向山东望族崔氏求联姻，遭到拒绝，外加一顿羞辱。李义府不堪受辱，当即奏请：不许豪门大姓彼此通婚。

    高宗李治居然采纳了他的请求，下令全国七大名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卢浑、卢辅，清河郡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郡崔懿，晋赵郡李楷，总共七姓十家，彼此之间绝对禁止通婚。社会是很现实的，这么一来，过去对他们付出很多聘礼、曲意求婚的人，渐渐地也不愿和这些名门联姻了。除了上述七大名门之外，和其他名门联姻的人也开始减少，酿成了全国性的排斥。

    而位居七大族之首的陇西李氏，唐朝李氏自称为他们的祖先，所以，对唐朝李氏而言，这是一桩莫大的讽刺。

    七大族没有办法，只好降格以求，过去连正眼都不瞧一下的，现在只要对方高富帅，反而极尽谄媚之能事，要求娶对方的女儿为妻，或者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就算对方答应，也不能要求对方准备丰盛的嫁妆，自己的女儿则悄悄送到对方家里。也有些人找不到合适的夫家，终身未嫁，当了一辈子的老处女。

    对这个规定，虽然望族暗中抵制，或者偷偷嫁女，或者女老不嫁，但是大姓在联姻上的优势毕竟随风而去。

    与钦定新的士族秩序同步，武氏当了皇后以后，唐朝的官员任用还有一项大的变化，那就是大量“杂色”进入“流内”。“杂色”就是那些既没有门荫、也没有经过科举的官员，是一些不入流的小官。与之相反的，则叫作“正色”。

    当时进士出身的候选官员每年只有十多人，再加上“明经”科的，也没有多少。大量候选官员中，以“流外”或以军功得官的人居多。在太宗时期，杂色入流要经严格的铨选（审查选拔），而到了武后执政时期，杂色入流几乎没有任何阻力。

    皇后要想控制朝政，就要在外廷培植大批支持者，武后明白这个道理。她放任“杂色入流，不加铨简”，就等于稀释了官员队伍中以门荫为主的势力，为自己聚集了大批拥护者。如果说，通过“杂色入流”，使得大批出身寒微之人，得以进入流内，从而在流内低级别官员中，安排了武后大量的拥护者的话，那么通过《姓氏录》的修订，就使得那些立勋功至五品的人成了钦定士族。

    于是，在中层以上的官员中，特别是在武官中，又收买了一批拥护者。军队指挥官中有不少人，成了武后的党羽。至少，他们在武后与长孙无忌的斗争中，不会旗帜鲜明地支持长孙无忌。当然这样做也有副作用，最明显的就是李义府借此机会猖獗卖官，成了唐朝的第一个大贪官。

    武后这是有意以“恶”为新政开道。李义府敢这么做，如果没有武后的默许是不可能的。当然，卖官的恶果以及如何处理，是另外一个话题。武后借李义府之手“多引腹心，广树朋党”，掏空了长孙无忌的政治基础，培植起了自己在外廷的庞大势力。

    在武后辅政时期，科举制也有了一些变化，一种选拔特殊人才的“制科”途径被大大拓宽，到显庆三年（公元659年）三月，制科共设有八个科目，有九百人候选，选出了张九龄、郭待封等人进入弘文馆，作为皇帝的顾问。这也是为了积聚人才力量。

    所有铺垫工作到位之后，等到第二年，武后全面发起对长孙无忌的最后攻势。

    4

    当长孙集团的官员或遭到诛杀，或终身流放不得返回京都之地，帝国权力系统最为庞大的势力就这样凋零。八月，武后便将以前不得已被贬到普州为刺史的李义府召回朝廷。

    经过四年的内整外肃，这时的武后正在迎来自己的完美人生，上有唐高宗的专宠和信任，中有太子李弘作为依托，外有李义府、许敬宗作为心腹，皇后的地位，可以说是坚如磐石。

    武则天如果没有遇上高宗，也成就不了后来的武则天。现在武则天还没有站上皇权的最前沿，就已经能够操弄君权，轻易地用赏柄在外朝布下腹心，形成势力；也轻易地用刑柄铲除那一小撮内宫与外朝的竞争者和反对者，每一步都得到了高宗皇帝的全力配合。

    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铲除了长孙无忌等人以后，武后适度调整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她要放缓节奏，不能一味地穷追猛打，扩大打击面，毕竟她长期在宫中生活，与外朝恩怨关系不深，这时的政敌其实不多，她需要尽快修复自己“母仪天下”的外在形象。

    唐高宗在当了七年皇帝之后，第一次觉得自己可以无所羁绊地像只神鸟一样翱翔在蓝天。终于可以挣脱长孙无忌手中的那根线，自由的感觉真好，当皇帝的感觉真好。

    高宗皇帝的自由，完全取决于武则天。武则天作为一个优质的领导者，凡事必亲力亲为，不该她做的事情她也跃跃欲试力图玩出新花样。她享受着万人之上的尊荣和威仪，不断地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存在。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十月，长孙无忌倒台之后，高宗皇帝才感觉到皇权带给自己的真正乐趣。他想要好好享受生活，工作是干不完的，奏折也是批阅不完的，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活得有多么憋屈，他才是这个帝国最大的打工仔。用心用力在夺权路上走了这么远，也该歇息歇息了。

    皇帝、皇后也要享受享受二人世界，毕竟是人不是神，身心都贪恋世俗那一缕烟火。

    他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东都，并顺道经过武后的故乡并州。借此给武后装装门面，显示一下皇家的威仪，极品的荣华。武后当然不忘跑到父亲武士的坟上去祭拜一番。

    他让父亲被追赠为司徒、周国公，又让母亲杨氏改封为代国夫人。按照大唐制度，命妇有内、外两类，内命妇指皇帝妃嫔及太子嫔妾，至于公主、王妃以及其他诰命夫人皆是外命妇。诰命夫人或从夫或从子而贵，也就是说诰命必须与丈夫、儿子相配。

    如今武后之父追封周国公，而其母却另封为代国夫人。这无异是在向世人表明，其母不是因其父而贵，而是因她本人而贵。武后当年进宫前的那句话——“见天子安知非福”在这里得到了应验。世间事，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父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武则天只有8岁，父女缘分一场，尽管时间如此短暂，可那种渗透血液的遗传基因却是没办法改写的。父亲的工于算计，对人生有条不紊的规划，及袁天罡那句神秘的预言，父亲对她的期许，这些都对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如今，她正一步步将当初的预言变为现实的图景。今天的她已经是大唐帝国的皇后，她多想父亲还活着，那样的话，他就可以亲眼看一看她这个衣锦还乡的女儿。

    高宗的并州之行给足了武后面子，作为一个女人，武后算是实实在在地赚到了。并州这个地方是革命老区李唐基业的发祥之地，当年李渊在这里起兵打下帝国基业，可谓“龙兴之地”。

    高宗李治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典礼，祭祀当年阵亡的大唐开国将士，赏赐功臣子弟。流水席连开三天，并州当地的官员、乡亲父老从四面八方都赶来了，吃饱喝足还派发红包，人人有份。就连并州都督府监狱内关押的犯人也获得赦免，提前释放回家过年。

    大唐开国已走过风风雨雨41年，作为“革命老区”的并州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排场。随后，高宗和武后又祭高祖李渊的旧宅，以武士彟、殷开山、刘政会三位已故功臣配享，武家的荣耀，可以说是已达到顶点，再往上冲，就是爆点。

    陪着丈夫把例行的公事办完，武后又亲自宴请了自己的亲戚朋友和小时候的玩伴，并在下榻的地方接见了朝廷命妇和妇女代表。高宗又给并州的地方主官——长史和司马各加了勋级，授并州80岁以上妇女颁授郡君正四品。郡君，是古代妇女的封号，四品以上官员的妻、母才有资格获得。

    文水村的女人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会享受到这种史无前例的荣光，人人都在发自肺腑地由衷赞美皇后的贤德。从来没有一个皇后对自己故乡的人如此优渥，要知道，废后王氏的故乡也在并州，可她从来没有到过此地，更不要说给予乡人特殊的恩宠。两下一比较，武后的声望更高了。

    如此夫唱妇随在并州大张旗鼓地折腾了两个多月，庞大的省亲队伍才打道返回东都洛阳。由此天下人都知道了文水武氏，武后的声望，在官民之中不断飙升。

    夫妻二人在民间社会这么上上下下地大造舆论，却让只有8岁的太子李弘备受煎熬。可怜的孩子本来以为父母不在身边，可以好好放松放松。结果父母临走却留了一个大难题让他做——监国。8岁的孩子油瓶倒了都不知道扶，别说监国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帝王的孩子只有早当国了。大概统计了一下，中国历史上共出现过243个皇帝，其中10岁以下的小皇帝有29个，占十分之一以上。

    在历代的封建王朝中，东汉的小皇帝最多。东汉共有13个皇帝，15岁以下的竟有8个！其中最小的是殇帝刘隆这个小婴儿，他生下来刚一百多天就参加工作了，在嗷嗷待哺中被绑票当上了皇帝。一手抓奶嘴，一手抓工作，两手抓，两手都不硬。两岁时就累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李弘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亲生骨肉，这孩子可以说是他老爸李治的翻版，无论是性格上的敏感纤弱，还是那单薄的小身子骨，都非常接近。李弘的身体比高宗还差。高宗后来得风疾（心脑血管疾病）是在成年之后，而李弘从小就体弱多病。根据史料记载李弘得的是瘵病，就是肺结核，这在古代是很难治的消耗性疾病。

    李治对这个无论是性格还是外形各方面都与自己相似的儿子多了几分喜爱，很小就把他立为太子。夫妻二人还是很看重这个儿子的，从李弘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端倪。

    李弘的出生成了武则天轮盘赌上的第一个重量级筹码，他严重刺激了武则天内心深处澎湃的野心，她要用这个筹码去赢取更大的利益。李弘虽然聪明但始终是个8岁的孩子，8岁的孩子应该玩过家家，而不应该监国。压力太大了，李弘很多时候都被折腾得近乎崩溃。对于一个8岁孩子，压力大了自然就会不自主地通过哭闹来宣泄情绪。

    唐高宗和武后两个甩手掌柜在旅途之中听说李弘在朝堂之上昼夜啼哭，也十分内疚。立刻召太子跟他们一起上路，一家人组团前往东都。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正月，唐高宗一家人又从东都折返回并州，就这么来来回回地折腾，直到六月才返回东都，暂时安顿下来。

    这时候凉殿的改扩建工程已经全面竣工，改名合璧宫。帝国第一家庭在这里消暑纳凉，清热解闷，太子李弘和两位弟弟李贤、李显在父母身边快乐地嬉戏。这如梦如幻的温馨时光，可以说是高宗和武后非典型夫妻生活中，最为恬静的时刻。

    这段时光对于高宗和武后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当然谁也不会料到，16年后也是同样的炎炎夏日，这里会成为太子李弘的毙命之所，时也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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