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每天上网、打开电视、拿起报纸，都会有大量的财经新闻扑面而来，如果你能够读懂这些财经新闻，就能够洞察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大势，从而你的认知就能够步入凯尔文勋爵所说的“科学的阶段”。
绿色GDP：为什么GDP会受质疑
一天饭后去散步，为了某个数学模型的证明，两个青年争了起来。正在难分高下的时候，突然发现前面的草地上有一堆狗屎。甲就对乙说，如果你能把它吃下去，我愿意出5000万元。5000万元的诱惑可真不小，吃还是不吃呢？乙掏出纸笔，进行了精确的数学计算，很快得出了经济学上的最优解：吃！于是甲损失了5000万元，当然，乙的这顿加餐吃得也并不轻松。
两个人继续散步，突然又发现了一堆狗屎，这时候乙开始剧烈反胃，而甲也有点心疼刚才花掉的5000万元。于是乙说，你把它吃下去，我也给你5000万元。于是，不同的计算方法，相同的计算结果——吃！甲心满意足地收回了5000万元，而乙似乎也找到了一点心理平衡。
可突然，天才们同时号啕大哭：“闹了半天我们什么也没得到，却白白吃了两堆狗屎！”他们怎么也想不通，只好去请他们的导师，一位著名的经济学泰斗给出解释。
听了两位高徒的故事，没想到泰斗也号啕大哭起来。好不容易等情绪稳定了一点，只见泰斗颤巍巍地举起一根手指头，无比激动地说：“1亿元啊！1亿元啊！我亲爱的同学，感谢你们，你们仅仅吃了两堆狗屎，就为国家的GDP贡献了1亿元的产值！”
吃狗屎能创造GDP，这是件可笑的事情。在可笑之余，我们应该先了解什么是GDP。GDP即英文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缩写，意即国内生产总值。通常对GDP的定义为：一定时期内（1个季度或1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值。
在经济学中，GDP常用来作为衡量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综合水平通用的指标，这也是目前各个国家和地区常采用的衡量手段。GDP是宏观经济中最受关注的经济统计数字，因为它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与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驻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创造的收入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减去进口货物和服务。GDP反映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增加值的总额。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资源的浪费、生态的退化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的成果。
一直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始终将GDP放在第一位，往往忽视了环保。因为强调环保就要投入，许多工程就不能开工，就会影响GDP的增长。在“重发展、轻环保”思想的指导下，有些领导甚至要求环保部门为违法建设开绿灯。
为正确衡量我国的经济总量并正确引导经济增长方式，我国正在积极推行绿色GDP的计算方法。绿色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森林、矿产、水和海洋）与环境因素（包括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影响之后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即将经济活动中所付出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从GDP中予以扣除。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环境资源进行核算，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其计算结果可称为绿色GDP。绿色GDP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绿色GDP=GDP总量-（环境资源成本+环境资源保护服务费用）
通过绿色GDP的试点，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日渐清晰的蓝本：民众需要舒适从容的生存空间，国家要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道路。
基尼系数：为什么不能过高
在某银行工作的小吕，第一年年薪就达到了3万多元，加上平时奖金及年终奖金，年收入可达4万多元；而小吕的同班同学小李，在一家外贸公司做文职工作，月薪仅1500元，且第一年无年终奖金。
2007届大学毕业生小欧和小施，分别在深圳和福州工作。小欧在深圳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月薪4500元；小施在福州干的是同一行业同一工种，月薪2000元。
“为什么他们工资那么高？为什么很多单位工资年年涨，而我们单位几年都不涨？”谈起工资，不少人一肚子抱怨。证券、银行、航空运输等行业年平均工资在10万元以上，而纺织等行业的年平均工资则低于2万元。工资的“病根”到底在哪儿呢？是什么导致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进而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为了研究国民收入在国民之间的分配问题，美国统计学家（或说奥地利统计学家）M·O·洛伦兹（MaxOttoLorenz）于1903～1907年（或说1905年）提出了著名的洛伦兹曲线。
画一个矩形，矩形的高衡量社会财富的百分比，将之分为5等分，每一等分为20的社会总财富。在矩形的长上，将100分的家庭从最贫者到最富者至左向右排列，也分为5等分，第一个等分代表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在这个矩形中，将每100分的家庭所有拥有的财富的百分比累计起来，并将相应的点画在图中，便得到了一条曲线就是洛伦兹曲线。
洛伦兹曲线用以比较和分析一个国家在不同时代或者不同国家在同一时代的财富不平等，该曲线作为一个总结收入和财富分配信息的便利的图形方法得到广泛应用。
横轴OH表示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分组）的累积百分比，纵轴OM表示收入的累积百分比，弧线OL为洛伦兹曲线。
洛伦兹曲线的弯曲程度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弯曲程度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反之，亦然。特别是，如果所有收入都集中在一人手中，而其余人口均一无所获时，收入分配达到完全不平等，洛伦兹曲线成为折线OHL。另一方面，若任一人口百分比均等于其收入百分比，从而人口累计百分比等于收入累计百分比，则收入分配是完全平等的，洛伦兹曲线成为通过原点的45度线OL。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既不是完全不平等，也不是完全平等，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相应的洛伦兹曲线，既不是折线OHL，也不是45度线OL，而这样向横轴突出的弧线OL，尽管突出的程度有所不同。
将洛伦兹曲线与45度线之间的部分A叫做“不平等面积”，当收入分配达到完全不平等时，洛伦兹曲线成为折线OHL，OHL与45度线之间的面积A+B叫做“完全不平等面积”。不平等面积与完全不平等面积之比，成为基尼系数，是衡量一国贫富差距的标准。
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如果个人所得税能使收入均等化，那么，基尼系数即会变小。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那么，中国的基尼系数在一个什么样的“水位”上呢？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94年就翻过了“警戒水位”，达到了0.434，1998年达到了0.456，1999年达到了0.457，2000年达到了0.458，2001年达到了0.459，每年以0.1％的速度在递增。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
山西省省委研究室所作的一个调查表明，山西省孝义市的一个村子有441户农户，总人口为2024人，该村最富裕的88户的总人口为430人，拥有该村总收入的81.2％，而最贫穷的89户的总人口为395人，仅拥有该村总收入的1.6％，相差46.6倍，户均收入差为49.8倍。
有人说，中国的基尼系数偏高，是因为中国农村人口的贫困，导致基尼系数的参考坐标偏低所致。这话虽说不无道理，但对同一个指标，不同的人可能做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实际则迥然相异，正是因为中国农村人口的贫困，我国的基尼系数才应该偏低而不是偏高。
国外的一些做法也许会有某种启示。在发达国家，对富人在银行的存款有严格的限制，超过一定的限额将被课以重税，以强迫其储蓄进入消费和投资。在税收上的收入累进制，也强迫富人缴纳更多的税赋。还有，高达50％的遗产税将使富人不可能将他的财产大部留给他的后代。于是，在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的富人在其拥有了一定的财富后，他们发现，除了他们自己个人和家庭的消费（对于绝大多数的能被称作富人的人来说，那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外，其余的财富都是社会的，他们不过是这些财富的托管人而已。
于是，发达国家对富人的政策，强迫许多富人成为这样的人：一方面他是企业家；另一方面他又同时是慈善家，他必须把企业所赚来的钱，流水似地大把大把地花出去，大把大把地捐给穷人或公益事业。通过这样的调节，实现一种社会公平。
恩格尔系数：测测你的富裕程度
官员的俸禄在我国古代也称为俸给、俸食、禄润等，实质上，俸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工资。而从我国古代的情况看，长期是以谷粟为主要的俸禄形式，也称为禄米，甚至当时的官品等级也要以禄米的数量来计算，例如汉朝的三公（最高行政官员）秩万石、中央级部门首长——九卿秩中二千石。石，即为禄米的计算单位，每石为斛（十斗），重120斤。以粮为俸禄的做法两直延续到清朝。
我国古代的俸禄多以物为主体，间有部分货币。比如，唐朝的官俸主要由授田、赐禄和俸料三部分组成。授田是指为防止物价波动并最终保证官员利益而由政府按官品高低而统一分授的田地，分为职事田和永业田，田地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和收益权归被授官员享有。赐禄是按年发放的禄米，也称岁禄。俸料是除俸禄外，朝廷又给食料、厨料等（折成钱钞谓之料钱），两者合称俸料。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古代官员们的俸禄与粮食密不可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古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吃饱饭一直是人们的追求和目标。经济学家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花在吃上的支出比例越来越少，而花在服装、汽车、娱乐上的消费比例越来越多了，“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这看似一个简单的逻辑，实际上却关系着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时作为参考的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1857年，世界著名的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阐明了一个定律：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这一定律被称为恩格尔定律，反映这一定律的系数被称为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其公式表示为：
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100%
恩格尔认为，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
恩格尔定律揭示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来说明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对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研究恩格尔系数主要有以下价值：
（1）用来判定家庭的富裕程度。
（2）分析不同消费者的消费情况。
（3）判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
众所周知，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其在消费支出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物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的重心才会开始向穿、用等其他方面转移。因此，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过去，中国人见了面，习惯打招呼：“吃了么？”但这一在中国流行了上千年的问候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一句“你好”取代了。子曰：“食色，性也。”食欲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的本性。中国人都知道“民以食为天”的古话，对老百姓来说，吃是天底下最大的事情。因此，我们中国才形成了一个让外国人理解不了的现象，不管在哪儿见面，不管何时见面，总要问一句：“吃了么？”哪怕有时候是从厕所或者猪圈里走出来。
中国人习惯的“吃文化”已经深入社会文化的各个角落，打人叫“吃拳头”；打官司叫“吃官司”；行不通说“吃不开”；受不了叫“吃不消”；靠女人的男人被称为“吃软饭”。可见，吃在人们的心中是多么的重要！可是，为什么“吃了么”慢慢被“你好”替代了呢？这源于恩格尔系数降低了。
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根据中国商业联合会发布的2002年《中国零售业白皮书》显示，到2001年年底，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由1997年的46.4％下降至37.9％。这是居民消费结构改善的主要标志。它说明，我国人民以吃饱为标志的温饱型生活，正在向以享受和发展为标志的小康型生活转变。
随着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如今，我们在吃好、吃精、注重营养、追求方便的倾向更加明显。除了吃外，我们需要在居住条件、交通通讯条件有所改善，用于陶冶情操、增进身心健康的文化艺术、健身保健、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度提高。当我们在吃喝之外有了越来越多的可自由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在降低，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优质和美满！
消费者信心指数：从亚市早盘说起
2009年7月1日亚市早盘，美元指数在经历了隔夜尾盘的止跌回升后，暂时稳于80.00关口上方。由于上一个交易日美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没能进一步支撑市场的乐观情绪，特别是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再度回落，消费者对目前经济和就业形势以及未来经济和就业前景的看法仍然十分悲观，受此影响，美元再度受到投资者避险买盘的抬升进而走高，不过涨幅有限。
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在2009年6月3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6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尤其是对未来6个月经济活动的预期指数出现下降。数据显示6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49.3，该数据远低于此前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所预计的56.0，5月份修正后的指数为54.8。6月份现状指数由5月份的29.7降至24.8，初值为28.9；6月份消费者对未来6个月经济活动的预期指数降至65.5，5月份为71.5，初值为72.3。同时，消费者对目前就业形势以及未来就业前景的看法也变得更为悲观。受此影响，投资者对美元的避险需求再度被激发，美指也在该时段迅速攀升至80.00位置上方。
什么是消费者信心指数？为什么亚市的货币汇率会和消费者指数联系在一起？
20世纪40年代，美国密西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为了研究消费需求对经济周期的影响，首先编制了消费者信心指数，随后欧洲一些国家也先后开始建立和编制消费者信心指数。1997年12月，中国国家统计局景气监测中心开始编制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北京作为全国的首都，在广泛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于2002年年初，在省市一级率先建立了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制度。
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反映消费者信心强弱的指标，是综合反映并量化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评价和对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的主观感受，预测经济走势和消费趋向的一个先行指标。
消费者信心指数由消费者满意指数和消费者预期指数构成。消费者满意指数是指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生活的评价，消费者预期指数是指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生活发生变化的预期。消费者的满意指数和消费者预期指数分别由一些二级指标构成：对收入、生活质量、宏观经济、消费支出、就业状况、购买耐用消费品和储蓄的满意程度与未来1年的预期及未来2年在购买住房及装修、购买汽车和未来6个月股市变化的预期。
根据经济学的理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者信心（或情绪）归根结底是消费者对其家庭收入水平的估价和预期的反映，这种估价和预期建立在消费者对各种制约家庭收入水平因素的主观认识上。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失业率、物价水平、利率等。一定时期这些因素的变动必然使得消费者信心（或情绪）产生变化，而消费者信心（或情绪）的变化导致其消费决策的改变，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进程。消费者信心指数就是对消费者消费心理感受变化的测度，它是通过居民住户调查搜集资料，采用一定的统计方法计算得到的反映消费者信心变动程度的指标。
目前国际上对消费者信心（或情绪）调查采用的通行做法是问卷调查法。问卷的设计紧密围绕以下几个内容：经济发展形势、家庭收入和就业、物价水平、消费或购买意愿。每一方面由两类问题构成：对现状的看法和对未来的预期。前者指消费者对上述几个基本方面当前整体状况的评价；后者指消费者对几个基本方面未来一段时期（如半年或1年）发展变化趋势的估计或预期。例如，美国会议委员会发布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自1967年开始至今调查问卷只含有5个问题，分别是：对目前经济形势；就业形势的评价；对未来6个月经济形势；就业形势；家庭总收入的估计。
在调查问卷中每一个问题一般有三个答案：肯定的（积极的）、否定的（消极的）和中性的（不变），由消费者根据自己的看法或判断选择其一。指数通常以加权平均法得出，结果以百分点表示。随着具体计算方法不同，指数的取值有两种：一是取值在0～200之间。100是中值，表明消费者的信心（或情绪）是一种中立态度。0表明极端悲观情绪，200反映的则是极度乐观情绪。二是取值在0～100之间。50是中值，100反映的则是极度乐观情绪。前面提到的美国会议委员会发布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属于第一种取值形式。
根据调查结果，可以分别计算现状评价指数和预期指数，以及综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的基期可以选择计算的初期为100（或50），也可以某一特定时期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基期值。例如，美国会议委员会发布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自1967年开始发布，基期就以1967年初为100，每2个月发布一次。从1977年6月开始，改为每月一次。至1986年起以1985年的各月平均值为指数基期值。
生活成本指数：选择适合自己的城市
在网上，有人专门为生活在广州、上海、北京三地的人算了一笔生活成本账：
以下成本均以没有女朋友、不生小病、杜绝朋友聚会、极少吃水果、从不打碎锅碗瓢盆……的单身男性为标准计算（单位：元/月）。
广州：房租及水电煤、宽带1100元（一般房租都要800元，如果一个人住一房一厅大都在1000元以上）吃饭600元，一般不吃大餐，周末时候偶尔和同事AA制去享受一下，一次50元以下；手机、交通费等150元（平时上班有班车坐的）；日用品300～400元左右。目前，每月花费平均1900元左右。
上海：房租及水电煤700～900元（合租两室户）；交通费100～200元（有班车的可免，不含的士）；通讯费100元（因人而异，但50元是底线）；餐费600元（未考虑公司有免费工作餐及请客吃饭）；其他还有人情往来、充电、娱乐等。总的来说，在上海每月消费1600元左右应该是一个参考指标。
北京：房租及水电煤800～1000元（合租两室户）；交通费200元（有班车的可免，不含的士）；通信费100～200元（各人不同，200元比较平均）；餐费450元（未算公司有免费工作餐及请客）。大致上，在北京每月起码消费2000元左右。
如果你觉得在北京或者纽约坐地铁上班太贵，那么看看东京吧。在东京乘地铁要花3.25美元，要是顺手买份报纸喝杯咖啡，11.7美元会迅速从你口袋里消失。相同的东西，在东京的价格要比纽约贵24%。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城市生活质量”已经成为今天“地球村”里许多居民非常关注的问题。据《福布斯》杂志网站报道，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Mercer）发布的《2009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日本首都东京超过去年的“冠军”莫斯科，成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生活成本最低的城市为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中国首都北京的排名比2008年提升11位，一跃成为位居全球第9位的“昂贵城市”。在排名前25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4个。
在这份号称全世界最全面的调查中，调查者选取了全球6个大洲的143个城市作为调查对象，对各个地区200多个项目的花费进行了比较，其中包括住房、交通、食品、服装、家用品、娱乐消费等。在比较过程中，调查人员将纽约作为评判标准，其指数为100，其他城市的指数都同纽约对比，比纽约消费水平高的指数就超过100。第一名东京的指数为143.7，最后一名约翰内斯堡的指数为49.6，前者几乎为后者的3倍。
在这份排名单上，亚洲城市的表现最为抢眼。
由于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已大大加强，使得大阪从2008年的第11位上升至第2位。中国香港位居第5，新加坡上升3个排名，达到第10位。卡拉奇仍然是这一区域生活成本最便宜的城市，排名第140位，比2008年上升1位。
美世全球员工流动亚太区信息产品解决方案负责人CathyLoose评论说：“货币强劲的市场，如中国和日本在榜单的排名都有所上升，对于派驻海外的员工来讲其生活成本变得更加昂贵。然而也有一些货币，包括韩元、印度卢比、印尼盾和菲律宾比索等对美元汇率的降低，导致这些国家的城市排名下降。”
因此，亚洲一些城市在榜单的排名下降。韩国从第5位下降到第51位，雅加达从第82位滑到第106位，而马尼拉则从第110位降到第126位。由于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的削弱，导致印度的城市排名纷纷下降。新德里从第55位跌至第65位，而孟买则从第48位跌至第66位。
由于人民币相对于大多数其他货币表现强势，中国的城市经历了相反的效果。北京目前排在第9位，上升了11位，而成为全球前10大生活成本昂贵的城市。上海、深圳和广州紧追其后，分别是第12、第22、第23位。
美世大中华区信息咨询服务业务总监张世东认为：“中国城市排名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相对良好的整体经济表现和相对强劲的币值，以人民币计价的实际生活成本则变化不大。由于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相对乐观的市场前景，预料跨国公司的外籍人员派遣计划不会由于生活成本的相对变化而产生重大影响。”
负担系数：如何化解年轻人的负担
中国的传统向来重视亲情，孟子语：“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也就是说，一个家庭至少要包括父母、子女两代。如果经济富足，寿命较长，加上其他条件，可以上有父母、祖父母，下有儿子、孙子，四世同堂，这样的家庭被称为“义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而且这种趋势仍在延续。据统计，1953年我国家庭平均人口为4.33人，20世纪50～70年代都大体稳定在4.23～4.43人之间。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和家庭意识的变化，独生子女增多，家庭平均人口逐渐下降，家庭构成呈现小型化趋势。1982年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为4.4人，2005年为3.13人，23年间家庭平均人口减少了1.27人。独生子女人数已超过1亿人，占总人口的8%左右，而由独生子女加父母组成的独生子女家庭也成为城市中最基本的家庭模式。
作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而言，如今正当“而立之年”，他们在担起社会责任的同时，社会特看到他们肩上的承重负担。对于绝大部分“80后”年轻家庭来说，要至少供养4个老人，还有自己的小孩，这样的负担确实很沉重。而关于这样的负担可以用一个经济学名词来测算，即负担系数。
负担系数也称抚养系数、抚养比，是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百分比表示。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系数可分为总负担系数、少儿负担系数和老年负担系数。14周岁及以下和65周岁及以上也可能有人参加劳动，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中也可能有人实际未参加劳动。上述指标只是根据年龄划分来计算的，并不一定反映实际抚养与被抚养的比例，故负担系数又称为年龄负担系数，以区别经济负担系数。用“负担系数”一词一般均指年龄负担系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总负担系数=（小于14岁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15～65岁人口数×100%
总负担系数为少儿负担系数与老年负担系数两者之和。少儿负担系数和老年负担系数所反映的负担性质不同。一般来说，少年儿童尚未成为劳动适龄人口，社会和家庭为他们的成长必须付出一定的费用。如他们中途夭折，社会对他们的付出就无法收回。负担老年则不同，除个别人外，他们都已为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他们享用的部分实际上是他们过去劳动的扣除。因此，如分别计算少儿负担系数和老年负担系数，可以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某些影响。
1980年世界平均负担系数是71.2，1999年是60.0。我国1980年的负担系数是67.4，1990年是57.6，1999年是47.9，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但是这种下降是计划生育的必然结果。因为低于14岁的儿童人口增长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然而，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多，这种趋势已经在发生逆转。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同时，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我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下半叶，我国将仅次于印度位居第二老年人口大国。
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中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高于1.17%的总人口增长速度。2004年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97%。
每个人都会有年老的一天，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一对夫妻要养4位老人，全社会有接近4亿的老年人口，我们将如何面对？解决的基本办法就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重视以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才能切实减轻“80后”乃至“90后”们的负担，促进社会的稳步发展。
国民生产总值：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
1929年，爆发了一次空前绝后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摧残程度如同是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可是奇怪的是，当危机爆发之时，人们却浑然不知。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甚至认为经济形势正在转好。
我们没有理由嘲笑当时的人们无知，因为当时除了苏联统计机构有尚不完善的国民经济平衡表之外，有关国民经济的统计几乎是空白，所以人们当然不知道经济形势已经坏到什么地步。
这次危害巨大的经济危机终于引发了人们对国民经济状况的了解的渴望。于是，美国参议院财经委员会委托西蒙·库兹涅茨建立一系列用来统计核算一国投入和产出的指标，由此发展出“国民收入账户”。这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雏形。1933年，当1929～1932年的国民收入统计资料公开时，人们才发现这次经济危机竟是这么可怕。
国民生产总值（简称GNP）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所有常驻机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年或季）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一个国家常驻机构单位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主要分配给这个国家的常驻机构单位，但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非常驻机构单位。同时，国外生产单位所创造的增加值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常驻机构单位，从而产生了国民生产总值概念。它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来自国外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收入减去支付给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的差。
国民生产总值与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有所区别：一是核算范围不同。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都只计算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成果；而国民生产总值对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成果都进行计算。二是价值构成不同。社会总产值计算社会产品的全部价值；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在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过程中增加的价值，即增加值，不计算中间产品和中间劳务投入的价值，国民收入不计算中间产品价值，也不包括固定资产折旧价值，即只计算净产值；
国民生产总值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计算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增长率）。
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有三种：
（1）生产法（或称部门法），是从各部门的总产值（收入）中减去中间产品和劳务消耗，得出增加值。各部门增加值的总和就是国民生产总值。
（2）支出法（或称最终产品法），即个人消费支出、政府消费支出、国内资产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和库存净增或净减）、出口与进口差额的总和。
（3）收入法（或称分配法），是将国民生产总值看作为各种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所创造的增加价值总额。因此，它要以工资、利息、租金、利润、资本消耗、间接税净额（即间接税减政府补贴）等形式，在各种生产要素中间进行分配。这样，将全国各部门（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上述各个项目加以汇总，即可计算出国民生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的国民经济在一定时期（一般1年）内以货币表现的全部最终产品（含货物和服务）价值的总和。
道·琼斯指数：经济的晴雨表
道琼斯指数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股票指数，它的全称为股票价格平均指数。通常人们所说的道琼斯指数有可能是指道琼斯指数四组中的第一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ow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道琼斯指数最早是在1884年由道·琼斯公司的创始人查理斯·道开始编制的。最初的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是根据11种具有代表性的铁路公司的股票，采用算术平均法进行计算编制而成，发表在查理斯·道自己编辑出版的《每日通讯》上。
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最初的计算方法是用简单算术平均法求得，当遇到股票的除权除息时，股票指数将发生不连续的现象。1928年后，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数就改用新的计算方法，即在计点的股票除权或除息时采用连接技术，以保证股票指数的连续，从而使股票指数得到了完善，并逐渐推广到全世界。它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公司股票作为编制对象，由四种股价平均指数构成，分别是：
（1）以30家著名的工业公司股票为编制对象的道·琼斯工业股价平均指数。
（2）以20家著名的交通运输业公司股票为编制对象的道·琼斯运输业股价平均指数。
（3）以15家著名的代表美国公用事业和煤气公司和电力公司股票为编制对象的道·琼斯公用事业股价平均指数。
（4）以上述三种股价平均指数所涉及的65家公司股票为编制对象的道·琼斯股价综合平均指数。
在四种道·琼斯股价指数中，以道·琼斯工业股价平均指数最为著名，其30种成分股是美国蓝筹股的代表。它被大众传媒广泛地报道，并作为道·琼斯指数的代表加以引用。这个神秘的指数的细微变化，带给亿万人惊恐或狂喜，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财务指标，而是世界金融文化的代号。
该指数主要反映美国股票市场的总体走势，涵盖金融、科技、娱乐、零售等多个行业。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目前由《华尔街日报》编辑部维护，其成分股的选择标准包括成分股公司持续发展，规模较大、声誉卓著，具有行业代表性，并且为大多数投资者所追捧。
道琼斯指数作为最有权威性的一种股票价格指数，被称为经济的晴雨表，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是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所选用的股票都有代表性，这些股票的发行公司都是本行业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公司，其股票行情为世界股票市场所瞩目，各国投资者都极为重视。为了保持这一特点，道·琼斯公司对其编制的股票价格平均指数所选用的股票经常予以调整，用具有活力的更有代表性的公司股票替代那些失去代表性的公司股票。自1928年以来，仅用于计算道·琼斯工业股票价格平均指数的30种工商业公司股票，已有30次更换，几乎每2年就要有一个新公司的股票代替老公司的股票。
二是公布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的新闻载体——《华尔街日报》是世界金融界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该报每天详尽报道其每个小时计算的采样股票平均指数、百分比变动率、每种采样股票的成交数额等，并注意对股票分股后的股票价格平均指数进行校正。在纽约证券交易营业时间里，每隔半小时公布一次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
三是这一股票价格平均指数自编制以来从未间断，可以用来比较不同时期的股票行情和经济发展情况，成为反映美国股市行情变化最敏感的股票价格平均指数之一，是观察市场动态和从事股票投资的主要参考。
“巨无霸”指数：购买力平价理论
1986年9月，英国著名的杂志《经济学人》推出了有趣的“巨无霸指数”。巨无霸指数（bigmacindex）是一个非正式的经济指数，用以测量两种货币的汇率理论上是否合理。假设一个巨无霸在美国的价格是4美元，而在英国是3英镑，那么经济学家认为美元与英镑的购买力平价汇率就是3英镑=4美元。而如果在美国一个麦当劳巨无霸的价格是2.54美元，在英国是1.99英镑、在欧元区是2.54欧元，而在中国只要9.9元，那么经济学家由此推断，人民币是世界上币值被低估最多的货币。因为根据一价定律，相同的商品在全世界都应当有相同的价格。如果巨无霸指数大于1，则说明在这个国家麦当劳的价格较美国低；反之，则比美国高。从汇率的角度说，就是这个国家货币的汇率被低估，或者美元汇率被高估。
同样的产品在世界各地的货币标价却相差巨大，而且与官方的汇率换算完全不符，因此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眼中，麦当劳的巨无霸已经成为评估一种货币真实价值的指数。
巨无霸指数在英语国家里衍生了出“burgernomics”（汉堡包经济）一词。1986年之后的每一年，《经济学人》都要出版一次新的“巨无霸指数”，这个指数也由此风靡全球。巨无霸指数是一个非正式的经济指数，用以测量两种货币的汇率理论上是否合理。这种测量方法假定购买力平价理论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形式动荡不安，各国通行不兑现纸币，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加速。卡瑟尔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确立各国新的官方汇率，从而消除因物价变动而造成的贸易困难，恢复正常的国际贸易关系，这就是本国与外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应等于本国与外国价格水平之间的比率。
例如，如果有代表性的一组货物在美国值2美元，在法国值10法郎，汇率就应该是1美元等于5法郎。因此，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一个平衡的汇率是使所比较的两种通货在各自国内购买力相等的汇率，偏离于使国内购买力相等的汇率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如果一件货物在美国所值的美元价格相当于法国所值的法郎价格的1/5，而汇率却是1美元等于1法郎，那么，每个持有法郎的人就会把法郎换成同数的美元，而能够在美国购买5倍的货物。但市场上对美元的需求会使汇率上涨，一直达到1美元等于5法郎为止，也就是达到它的货币购买力的比率与各国货币所表示价格水平的比率相等为止。
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人们对外国货币的需求是由于用它可以购买外国的商品和劳务，外国人需要本国货币也是因为用它可以购买国内的商品和劳务。因此，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相交换，就等于本国与外国购买力的交换。所以，用本国货币表示的外国货币的价格也就是汇率，决定于两种货币的购买力比率。由于购买力实际上是一般物价水平的倒数，因此两国之间的货币汇率可由两国物价水平之比表示。这就是购买力平价说。从表现形式上来看，购买力平价说有两利，即绝对购买力平价和相对购买力平价。
购买力平价决定了汇率的长期趋势。不考虑短期内影响汇率波动的各种短期因素，从长期来看，汇率的走势与购买力平价的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购买力平价为长期汇率走势的预测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方法。
购买力平价的大前提为两种货币的汇率会自然调整至一水平，使“一篮子”货物在该两种货币的售价相同（一价定律）。在巨无霸指数，该“一篮子”货品就是一个在麦当劳连锁快餐店里售卖的巨无霸汉堡包。选择巨无霸的原因是，巨无霸在多个国家均有供应，而它在各地的制作规格相同，由当地麦当劳的经销商负责为材料议价。这些因素使该指数能有意义地比较各国货币。
两国的巨无霸的购买力平价汇率的计算法，是以一个国家的巨无霸以当地货币的价格，除以另一个国家的巨无霸以当地货币的价格。该商数用来跟实际的汇率比较；要是商数比汇率为低，就表示第一国货币的汇价被低估了（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相反，要是商数比汇率为高，则第一国货币的汇价被高估了。
对于用麦当劳巨无霸来测量各个国家的货币购买力，经济学家对它的科学性是持有争议的。因为这种测量方法假定购买力平价理论成立。而购买力评价理论是否成立尚无统一定论。
口红指标：最直观的经济指标
经济学家发现，生活中有些人熟视无睹的东西也可以很奇妙地反映或预测经济的状况或走势，因而可以做成十分别致的经济指标，它们可以是口红、垃圾和裙摆。
经济学是离不开调查数字的。GDP、CPI、通货膨胀率都是很重要的经济指标。然而，这些数字就算再精确也总让我们感觉有些隔阂，更何况由于新闻中存在着许多我们本来就不大信得过的数字呢！有时候，来自生活的经济指标虽然可能不会那么精确，但它带给我们的感受更具体、更形象。
例如，经济学家曾用6项生活化的指标来证明英国的经济复苏：新车销售量大增；司机需求量大增；出现房地产热；海外度假的人增加；纯种狗和纯种狗主人同时增加；女性做隆胸手术与女性胸围尺码同时增加。
经济学家发现，在经济繁荣时，人们就会大量“除旧布新”，因此扔的东西也就多了：家具、衣服、大件的过时商品（如旧家具、旧家电等）。而在经济衰退时，人们扔的垃圾就会相对减少，并且扔的都是些小物件。因此，他们提出使用垃圾指标来衡量经济。
有的经济学家发现女性使用的口红与经济状况有奇妙的联系——当经济繁荣时，口红销售走低；在经济衰退时，口红销量增加。其原因是：经济繁荣时，女性就业率高，工作节奏也加快了，收入水平增高，因而闲暇时间的减少和自信心的提升使她们减少了使用口红。因此，小小的口红也可以做成经济指标。
此外，女性的一些时尚品也被看做经济指标。例如，裙子的长短曾被看做判断股市和经济状况的一个指标。这是因为，丝袜价格昂贵，是女士的时尚物品。在经济繁荣，股市进入牛市时，男人有钱也有心情为女士买丝袜，女士就愿意穿短裙秀出自己的美腿；否则，女士就会穿起长裙。这就是曾经喧嚣一时的“裙摆理论”。
格林斯潘曾是美联储主席，他曾经提出过GDP重量指标。他不使用GDP增长的百分点来说明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增长，而是说GDP变轻了。原因在于美国过去的GDP中，占比重最大的行业集中在煤、钢铁、石油、水泥等产品有重量且体积庞大。随着经济的发展，电脑芯片、互联网、服务业这些行业生产的物品越来越轻，其中的技术含量也越来越高，正说明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
次贷危机，金融世界“大地震”
对于任何一个关心经济领域的人来说，次贷危机这个名词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从2007年开始，这个名词就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次贷危机让强大的美国经济陷入了增速减缓的困境，甚至面临经济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经济的变脸牵一发而动全局，让全球众多国家的经济也陷入了危机。在中国，次贷危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经济的下滑、通货膨胀、股市的暴跌等，都和次贷危机有关系。那么，什么是次贷危机呢？
次贷危机全称次级房贷危机（subprimelending crisis），是指发生在美国，因为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而导致的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震荡反常剧烈的危机。次贷危机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包括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金融市场都受其影响。
在美国，按揭贷款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优质贷款市场，这个市场面对信用分数在660分以上的优质客户，主要提供传统的15~30年固定利率按揭贷款。第三个层次就是次级贷款市场，针对的是信用分数低于620分，没有收入证明与负债较重的人，主要是提供3~7年的短期贷款。至于第二层次就是“另类A级”抵押贷款市场，主要是提供介乎前两者之间的贷款。
次贷危机的产生就是由于第三个层次的次级贷款市场出现问题。次级贷款市场面向收入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人，贷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无需提供资金证明。这从表面上来看，贷款银行似乎在做着善事，让那些低收入家庭能够有房可住。事实上，我们不能忘记任何公司都是逐利的，银行也不例外。这些银行推出的都是无本金贷款，3年、5年、7年可调整利率贷款，选择性可调整利率贷款等多种贷款方式。而这些贷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还款的开头几年，每月的按揭支付很低而且固定，但是等到一定时间之后，还款压力就突然增加。这样做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因为银行对资产价格有着极其强烈的上涨预期，而且这样做的利润空间很大，所以，就冒着极大的风险为低收入者提供贷款了。
银行将贷款带给低收入家庭之后，它本身为了转移风险以及尽快回笼资金，以住房抵押为基础，对次级贷款进行了证券化，将这些贷款发行成债券，即次级债（MBS）。相应的，此类次贷债券的利率也高于普通的债券。因为利率高，于是很多国际投资机构，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都纷纷买入了次级贷款债券。
而投资银行更加富有创新意识，将次级债再次证券化，设计出次级抵押证券（CDO），卖给全球的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再次转卖这些次级抵押证券，到了最后，风险已经蔓延到了全球的金融机构。
如果房价能够持续上涨，这样的利益链条是能够保持正常的。但是，从来就没有只升不降的资产价格，当经济进入滞胀，通胀泛滥，资产价格的下跌就无法避免了。从2006年开始，美国楼市开始出现下滑，房价开始下跌，次级贷这个多米诺骨牌随之倒塌，无数家庭无法偿还贷款，大量的违约房产被银行收回拍卖，导致了贷款银行的巨额亏损，投资银行也无法幸免，花旗、美林、瑞银、摩根士丹利等著名投资银行也爆出巨亏。这就是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了。
随着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就非常显著。虽然中国金融机构持有美国次贷金融产品的规模有限，但次贷危机的间接影响不容忽视。
首先，次贷危机造成美国进口需求下降，以及美国政府应对危机而导致的美元大幅贬值，严重恶化了中国出口行业的外部环境。统计显示，2008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增速比去年同期放缓5.7个百分点，其中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换算成人民币，增幅回落11.6个百分点；部分中小企业尤其是以出口为主的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亏损。
其次，由于美联储进入了降息周期，而中国央行在通胀压力下不得不实施从紧货币政策，加剧了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升值预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热钱流入中国套利。大量热钱的涌入一方面造成外汇储备迅猛增长（2008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储备新增2806亿美元，总额达1.8万亿美元），强化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另一方面加剧了国内流动性泛滥的局面，推动通胀率和资产价格上升。
再次，次贷危机的爆发改变了全球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产品价值重估，增加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性，这也是造成目前中国股市与房地产市场波动性加大的原因之一。
最后，美元贬值推高了全球能源与初级产品价格，这将通过PPI的上涨（我国的PPI从2007年10月份开始上升，到2008年2月份达6.6％，创3年新高），最终传递到中国的CPI（2008年2月份达到峰值8.7％）。
中国房价，有房才有家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是杜甫的千古绝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诗句。公元759年暮冬，为避安史之乱，杜甫流亡到成都。次年春天，在友人的帮助下，于风景秀丽的浣花溪畔盖起了一座茅屋。诗人十分喜悦，在这里先后居住4年，留下诗作240余首。不料，最终在一个深秋，风雨大作，屋破雨漏，杜甫长夜难眠，遂写下了这一名作。诗人潦倒至极，然而在诗中，依然表现出身处窘困却心念天下黎民的胸怀。让杜甫更没有想到的是，他自伤贫困的一句诗仍是1000多年之后现代我们内心的真实写照。
“民以食为天，家以居为先”。住房，是一项基本的生活需求。时至今日，住房问题依然是中国百姓普遍关心的一个严峻话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对于房产的改革，越来越关注，到了街头巷尾无不议论的程度。
1978年9月，城市住宅建设会议在北京召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说：“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私人手中的钱动员出来，国家解决材料，这方面潜力不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针对住房问题，邓小平同志再一次说：“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考虑到买房合算，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
1997年，中国的住房改革正式上路。国务院提出建立“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由此终结了推行几十年的福利分房。紧接着，众多工厂职工掏钱购买自己租住的单位房屋。中国由此飞速进入了“住宅私有化”的时代。大致在2000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进入“市场化、民营化”的阶段，而房价也踏上了飞速上涨的历程。然而此时，保障性住房并未按照国务院当年的要求，成为城镇住房市场的主体。这导致低收入和高房价的矛盾越来越深，太多的普通百姓陷入只能看、不能买的境地。
有一种观点讲房价的上涨归结为住房的刚性需求。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到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以及中国权威学者所编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找不到“刚性需求”这一术语。很显然，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的独特贡献。刚性需求是什么，简单举个例子，中国未来有2亿多农民要成为城里人，他们需要房子，这是刚性需求。因为刚性需求的存在，中国的房价长期看肯定涨。稍微有点经济学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经济学里所讲的需求，不仅是有效需求、真实需求，而且是在“预算约束下”在一定时间内的需求。而我们的这些经济学家，在谈刚性需求的时候，却把经济学里关于需求的概念忘得一干二净，只讲需求，不讲居民的收入，不讲在什么时间内的需求。
高昂的房价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现象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是，有多少爱情死于房价？虽然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不管什么时候，结婚总得有住的地方。中国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老百姓都讲“盖房子娶媳妇”，在现代化的城市里，这演变成“想买房子结婚”。然而，一套房子的价格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称得上一个天文数字。再者，人们的生活除了住房之外，还有孩子的上学和老人的健康，这两者都需要作很大的储备，人们不可能把钱全都存到房子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保障性住房的渴求就不难理解了。
社会保障性住房是指由政府投资兴建或收购的，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或者租金标准，具有保障性质和特定用途的住房。保障性住房与市场上的商品房相比，一个为了公益，另一个为了盈利，有着本质不同。对于老百姓而言，保障性住房的最大特点当然就是便宜、实惠。
实际上，在十多年前的住房改革中，保障性住房就已经被钦定为主角，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一直站在中国房地产这个大舞台的边缘。现在，在中国楼市甘当了十多年配角的保障性住房，终于等来了“变换角色”的时刻。
2006年5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提出六条房产调控纲要，明确重点发展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2007年8月8日，国务院下达《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以及“逐步改善其他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进入2008年，各地政府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这表明，买不起商品房的老百姓，有望借助保障性住房满足自己基本的生活需求，实现并不奢华的住宅梦想。相信随着保障性住房的推广，“广厦千万间，百姓俱欢颜”的梦想，离我们的距离将越来越近。
扩大内需，消费是做贡献吗
王叔是一家外企的高级管理人员，收入丰厚，家庭生活富足。可是他却常常因两个人的花钱而生气：一个是他的父亲王大爷，另一个是他的儿子王小宝。这生气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父亲的过分节俭和儿子的过度消费。
王叔的父亲王大爷是一个十分节俭的人。虽年已七旬，但勤俭的习惯却一直未改。为了节省一点电费，王大爷看电视时从来都不开灯，空调从装上到现在，如果不是王叔去他那里开上一会儿的话，他自己是舍不得开的。当王叔因此而说几句时，王大爷总是说：“咱住在二楼这么阴凉，如果再开空调，浪费电不说，凉得也实在让人受不了。”为了防止蚊子咬他，王叔专门给父亲买了一盒蚊香让他记着晚上睡觉前点上。可王大爷总是说：“不点也罢。过去在农村，有谁点蚊香。人瞌睡了自然就会睡着，这么大个人还在乎蚊子咬两口。”为了能免费理发，王大爷能从城西步行到城东找义务理发摊儿。为了省钱，王大爷不仅坚持自己蒸馒头，而且也很少买菜，常常是逛菜市场时顺便就拣上一些菜回来。王大爷过生日时，王叔说到饭店里去吃顿饭，可王大爷却说：“还是在自己家吃实惠，割斤肉，擀点儿面，比去饭店吃强多了。”
与王大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叔的儿子王小宝。为了玩游戏，硬是让他妈给他买了一台好电脑，游戏光盘一买就是好几盘儿。想弹吉他，就让他妈给买了一把吉他，还专门请了老师教他。到了夏天，王小宝是进门就开空调，冰箱里好点的冰糕都是为他准备的。早上他动不动就要去喝两三块钱一碗的羊肉汤。中午和晚上，饭桌上没有肉他是不会动筷子的。就这还不算，双休日王小宝还总要王叔带他去饭店里撮一顿。对此，王叔没有少说儿子，可是王小宝却振振有词：“现在提倡消费，国家领导人都说要扩大内需，我们应该响应党的号召，为社会多做贡献。而且，您和我妈的收入也不应该在乎这点支出。”
王叔非常矛盾，常因父亲过分的节俭而心疼地责怪他，但对儿子的过度消费虽然生气却又无可奈何。
其实，王叔在这里就遇到了一个经济学问题——节俭悖论。
18世纪，荷兰的曼德维尔博士在《蜜蜂的寓言》一书中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一群蜜蜂为了追求豪华的生活，大肆挥霍，结果这个蜂群很快兴旺发达起来。而后来，由于这群蜜蜂改变了习惯，放弃了奢侈的生活，崇尚节俭，结果却导致了整个蜜蜂群体的衰败。
蜜蜂的故事说的就是节俭的逻辑，在经济学上叫节俭悖论。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节俭悖论曾经使许多经济学家倍感困惑，但经济学家凯恩斯从故事中却看到了刺激消费和增加总需求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受此启发，他进一步论证了节俭悖论。
凯恩斯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一生对西方经济学做出了极大贡献，一度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节俭悖论就是他最早提出的一种理论，也称为节约反论、节约的矛盾。
如何解读这个悖论呢？我们都知道，节俭是一种美德，是个人积累财富最常用的方式。如果某个家庭能勤俭持家，减少浪费，增加储蓄，那么这个家庭往往可以致富。但是，根据凯恩斯的总需求决定国民收入的理论，节俭对于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这里蕴涵着一个矛盾：公众越节俭，降低消费，增加储蓄，往往会导致社会收入的减少。因为，人们的收入通常有两种用途——消费和储蓄，而消费与储蓄呈反方向变动，即消费增加储蓄就会减少，消费减少储蓄就会增加。所以，储蓄与国民收入呈现反方向变动，储蓄增加国民收入就减少，储蓄减少国民收入就增加。根据这种看法，增加消费减少储蓄会通过增加总需求而引起国民收入增加，就会促进经济繁荣；反之，就会导致经济萧条。由此可以得出一个蕴涵逻辑矛盾的推论：节制消费增加储蓄会增加个人财富，对个人是件好事，但由于会减少国民收入引起萧条，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却是件坏事。
节俭悖论告诉我们：节俭减少了支出，迫使厂家削减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减少了收入，最终减少了储蓄。储蓄为个人致富铺平了道路，然而如果整个国家加大储蓄，将使整个社会陷入萧条和贫困。也就是说，在资源没有得到充分运用、经济没有达到潜在产出的情况下，只有社会每个成员都尽可能多地消费，整个经济才能走出低谷，迈向更加充分就业、经济繁荣的阶段。
凯恩斯还说明了，需求增加所引起的GDP的增加一定高于原来需求的增加。这被称为乘数效应。比如说，需求增加了1亿元，但最后GDP的增加一定大于1亿元。这是因为各种物品有互补性，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是相关的。比如，富人买别墅花了1亿元，GDP增加了1亿元。住在别墅里一定要有汽车，买车又用了1000万元。买汽车要买汽油、买保险，购买各种服务（使用高速公路、维修等）又要用1000万元。仅就这些支出已达1.2亿元。用于买别墅的l亿元带动了建筑、装修等行业，这些部门的人收入增加，消费增加。用于买汽车和相关物品与劳务支出的1000万元也带动了这些行业的人收入和消费增加。住房和汽车又带动了钢材、水泥、机械等行业。这样一轮一轮带动之下，整个经济GDP的增加肯定不止原来买别墅的1亿元。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发展了，所有的人——无论是作为股东和高管的富人，还是作为管理和技术人员的中等收入者，以及低收入者工人——都会受益。
古老的美德何以成为现代的罪恶？有两点我们必须考虑，它有助于我们对于问题的理解：一是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在经济学中一加一不一定等于二。也就是说，对单独个人有益的事情不一定因而就对全体有益；在有些情况下，社会成员个人的精明可以是整个社会的愚笨。二是解决节俭悖论的这一现实存在于经济是否处于萧条的水平这一问题之中。在一个古老的社会中，我们总是处在充分就业状态；因此，我们把国民产品用于当前消费越多，可用于资本形成的产品就越少。如果产出可以假定总是处在其潜在水平，那么传统的节俭理论就是绝对正确的，即从个人和从社会角度来说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节俭悖论的存在，是有它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条件的，并不是说任何时候都如此。
税赋归宿，谁来最终承担
经济学上“税赋归宿”的概念是指一项税收最终的经济负担者。在这里要指明，它是相应于法定纳税人而制定的，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最终的税收负担者和法定纳税人有时候并不一致。
纽约的史密斯在沃尔玛超市购物，他挑了一件质地不错的夹克，标价100美元。在付账时，收银员向他要了108美元。在给他的小票上标明，这108美元中，包括8％的销售税。同样的情形史密斯在其他州也经历过，不过，当时征收的是6％的零售销售税。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顾客是要按“标价乘以税率”的模式支付相应的销售税的。史密斯可以依据小票，及时、准确地了解自己在这次购物中缴纳了多少税款。后来，史密斯来到北京旅游，并在一家大型超市里采购。可是，当他看到自己的小票时，却发现上面除了他所购买的货物的价格和数量外，平日习惯看到的税率没有了，于是他产生了一个疑问：在中国购物，消费者不用支付销售税吗？
美国和中国的税制不同，在我国相应的税种是增值税以及消费税。不过，有一点史密斯看到了，在我国的销售中，商品的标价是多少，顾客就付多少钱，仅此而已。倘若不作经济学分析，我们就可能产生这样的错觉：销售税征在谁的头上，谁就承担了这份税负。因此，许多人就此认为，在中国，对销售的征税是针对商家的，商家是这份税赋的负担者。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经济学上有一个“税赋归宿”的概念，指一项税收的最终买单人。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还有一个法定纳税人的概念，很多人就不明白了，法定纳税人不就是最终的税收负担者吗？比如工薪阶层，我们所交的个人所得税，这样来看我们不就是法定纳税人吗？是的，这时候，作为员工的你，是法定纳税人，但是如果企业作为法定纳税人的时候，企业就未必是最终税负的承担者。比如一个企业再计算成本的时候往往把税收计算进去，提高产品的终端售价。把税收转嫁给消费者，这叫做税负转嫁。税负转嫁有多种方式，分为前转、后转和混合转。前转是指提高商品价格的方式来转嫁消费者。比如一个玩具厂家，因为提高税率，税负加重，所以就会重新调整它的价格策略，原来给经销商的终端零售价是100元，现在可能要上调到120元。后转是指以压低采购成本的方式将税负转嫁给原料提供者。比如图书需要用纸，因为需要交税，所以跟纸厂说，需要再便宜些，要把税钱省下来，这就是后转。混合转既包括前转也包括后转。比如，水杯厂在面对税负时，一部分用提高价格的方式转嫁给经销商，另一部分用压低进价的方式，转嫁给原料厂家。
但税负转嫁中与消费者最相关的就是前转，因为平时我们所消费的大部分商品都是被厂家转嫁税负之后的商品，但也不是所有的商品都会转嫁给消费者，因为税负转嫁还要受需求弹性的制约，一般来说，需求弹性大的商品，不易被转嫁，需求弹性小的商品，容易被转嫁。比如烟卷，这是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比较小，有人建议通过征税来抑制烟民的增长。但是这样的办法未必可行，因为需求弹性小，所以商家会把税收转嫁到消费者头上，你给烟厂征税，烟厂就提高烟价，提高烟价后并不影响烟卷的销售，所以征税的作用只能是让消费者多交钱。
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商品都已经是税后的价格。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在我国，假如一袋1千克的盐为2元。其中就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而每瓶3元的啤酒包含大约0.44元的增值税、0.12元的消费税；如果你花100元买一件衣服，其中包括14.53元的增值税；如果你花100元买一瓶化妆品，其中除了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如果你吸烟，每包8元，其中大约4.07元是消费税、增值税。总之，只要你消费，就需要纳税。我国最主要的税种是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
增值税通俗点讲就是对商品增值部分征收的税，也就是商品从生产到最终消费出去增值多少，针对利润收税，如果没有利润不收取增值税。增值税属于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的税率一般是17％。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可能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公式，我们以一个案例来说明税负是怎样征收并转嫁的：
假设乙企业要从甲企业购买一批货物。增值税税率为17％，乙企业向甲企业购进货物100件，价值金额为10000元。对甲企业而言，这是销售行为，国家要在这个过程中对商品征收增值税，甲的销售金额是10000元，那么甲应交纳的税金是1700元（10000元×17％）。甲要把这个税负转嫁给他的消费者就是乙。乙作为采购方如果想购买这批货物，必须付款11700元，1700元给甲交税，10000元买货，对乙而言，这1700元就是进项税。
乙开始加工货物，制造了一批成品100件，金额为20000元，卖给丙公司，这一销售行为同样要征税，丙公司要向乙公司交纳23540元来购买货物。这3540元就是乙的销项税额。那么这时乙应该交纳给国家的就是1840元（3540－1700），1840元是乙的应纳税额，而3540元是乙的销项税额，1700元是乙的进项税额。看到这里大家明白了，以后丙再卖给丁，商品在流转过程里都是这样不断征收增值税的，所以增值税又叫流转税。
跑不过刘翔，要跑过CPI
网上曾经大肆宣传这样一句话：“你可能跑不过刘翔，但你一定要跑过CPI。这种活泼生动的说法源于中国在2008年年初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价格上涨现象。
有个网友曾经很无奈地说：“我想买房，结果房价涨了。我想买车，结果油价涨了。我想买点肉吃，结果猪价涨了。那我吃方便面总可以了吧？结果方便面也涨价了。”
还有这样的一个笑话：沙僧对悟空说：“大师兄，现在二师兄都比师父值钱了。”这个笑话就是说2008年猪肉的价格暴涨。
中国2008年年初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在北京朝阳区北大院旁边的菜市场，大白菜、菠菜摊位前挤满了人，小贩忙得满头大汗，脸上的笑容却一刻也没停止过。一个卖蔬菜的小贩每天能赚200元左右，而菜市场北侧的15个摊位经营肉类食品就冷清了。“以前卖肉很红火，一天能卖2000元，可自从2007年年底开始，生意一落千丈。”一位姓胡的摊主指着对面空着的6个摊位说。“现在老百姓买肉开始算计了。好几家卖肉的都干不下去了。”
在美国学经济的留学生晁超，回国后的1个月里，有一多半时间在做中国春节期间物价的社会调查：和同学聚会时，就了解不同餐馆的消费水平；要在国内买一台手提电脑，就在专卖店和电脑城里了解电子产品的行情；陪老妈转商店，就对比衣服鞋子化妆品的市场价格……转得精疲力竭的同时，一篇名为“涨价时代的特殊调查”的论文已经整理成文。
晁超在市场调查中发现，他所接触的一般民众——在菜场买菜的市民，在街边摆摊的小贩，都对CPI这样的专有经济学术语如数家珍。
在中国现实的社会中，“民生感受”这个词，也在逐步提高自己的“位置”。因为真正的民生话题，确实是和油盐柴米、家长里短息息相关的，物价成为国家高度关注的问题，就一点也不奇怪。
CPI是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的英文缩写，它能够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它同时是反映我们吃的、喝的、用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价格参考指标。
经济学知识告诉我们：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央行会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从而造成经济前景不明朗。因此，该指数过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欢迎。例如，在过去12个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2.3％，那表示，生活成本比12个月前平均上升2.3％；当生活成本提高，你的金钱价值便随之下降；也就是说，1年前收到的1张100元纸币，今日只可以买到价值97.70元的货品及服务。一般说来，当CPl>；3％的增幅时为通货膨胀（inflation），就是；而当CPl>；5％的增幅时为严重的通货膨胀（serious inflation）。
应对通货膨胀的最好办法是进行投资，如果投资收益率超过了通货膨胀率，资产就能保值增值，避免缩水。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投资实物资产的资产保值作用比较明显；而投资于一些固定收益类的产品，随着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贬值的，如债券。
在近期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在家庭资产中配置—定比例的黄金投资能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黄金投资是一个很好的风险防范的投资品种，又可以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在资产的保值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有资料显示，艺术品投资是世界上效益最好的三大投资项目（另外两项为金融和房地产）之一，其回报率之高，最终将跑赢房地产和金融投资，这已经成为全世界投资者们的共识。许多人开始把对艺术品收藏作为一种保值、增值的投资行为。
目前在国内，艺术品的投资是一个特殊的门类，其投资效益往往比别的项目更显著，其增值幅度也超过别的投资。它的特殊性在于这些艺术品不仅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精神文化的结晶，既可作为一种物质财富储蓄，也可作为艺术来欣赏与研究。由于精品在艺术家一生的创作中，数量极为有限，所谓精品难求，其独有性和不可取代往往可令其市场价值以惊人幅度攀升，而它们的价值具有相对的稳定住。对于这些书画与古董的买卖，可以随时进入拍卖市场，得到一个公平的价格。
只要我们采取不同的投资手段，跑赢CPI并非难事。或者即使跑不赢，也可并驾齐驱或紧随其后，或者不至于被甩得太远。
老年福利，养老是个大问题
“未富先老”，中国的老年人福利任重而道远。单纯依赖子女养老，依照现在的国情已经不大现实。必须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老年人福利是指国家和社会为了安定老年人的生活、维护老年人的健康、充实老年人的精神文化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和社会公益服务。许多人会有一种模糊认识，就是老年人拿了退休金，即算是享受老年人福利了。实际上，这种看法是相当狭窄的。我国已经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初步搭建了一个基本的老年福利政策框架，包括了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绝不仅仅是养老金这一项内容。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如果在10％以上，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就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社会。1999年10月我国便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的行列，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2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0％，并以年均3.32％的速度持续增长。如今，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了1.3亿，是目前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和亚洲老年人口的1/2。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老龄化趋势，我国也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的行列。各个国家都把老年福利作为福利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并推行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以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为例，它们的老年人福利是在全民福利的模式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基本上完全由政府开支。老年人除了可以享受公民的一切福利待遇以外，还可以享受社会提供给老年人的特有福利。美国、德国、瑞典、英国等都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指导以及饮食配送。在瑞典，老年人乘坐公交车、上剧院、看电影、参观博物馆等都享受半价优惠。在对老年人尤为重要的医疗保健方面，美国提供住院和疗养性服务，德国、法国提供护理扶助，日本则有临终关怀医院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老年人平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的医疗和护理服务已成为衡量老年人福利水准的重要标志。老年人福利还包括精神文化生活，在这方面，许多国家对老年人的学校教育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条件。法国由国家创办了多所老年大学，其开支均列入政府预算。瑞典国内所有的大学都对老年人开放。在巴西，大约有150所公立和私立大学招收老年大学生，规定60岁以上老人不必高考就可以直接入校，当然，课程安排也相应与常规不同。
与上述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老年人福利差距立刻就显现出来了。近期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城市老人中，有98％的老人还在依靠自我养老，只有不到2％的老人由社区福利机构照顾。我国现有的老年人福利设施严重不足，社会福利机构的总床位数还不到老年人总数的1％，无法满足养老需要，而且与发达国家3％～5％的比例相比，差距是相当大的。而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村老人生活困难、缺医少药的现象还很普遍。我国存在着诸多欠缺，做得还远远不够。
那么，为什么在有着“尊老爱幼”悠久传统的中国，国家的老年人福利会有着这么巨大的差距呢？归根结底，还要从我国的国情说起，它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即“未富先老”。
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加，人均值却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与此同时，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人口总数的10％，据推测，到201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到了21世纪中叶，将达到4亿人左右，占据总人口的20％以上。面对这么多的老年人口，国家财政明显感到力不从心。一方面是老年人福利建设资金不足，另一方面是全社会老年人的福利需求在迅速增长，这一矛盾显得尤其突出。
面对这种形势，推广“老年人福利社会化”，即广泛动员社会力量，而不是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将势在必行。“社会化养老”主要包括：一是投资渠道要多元化，形成国家、集体、企业和个人的多渠道投资，发展多种所有制养老机构；二是服务对象要扩大，福利机构不能只是面对“三无”老人、“五保”老人，要面对全社会的老年人；三是采用多种服务形式，过去基本上是“供养”，现在要通过各种社区服务的方式为老年人福利提供支持。只有将我国的实际情况与国际的先进经验接轨后，中国的老年人福利才会形成自己的特色，才会建立起真正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助”的和谐社会，才能让老年人真正生活在如《桃花源记》所描述的美好生活之中。
“黄金周”的出现，假日经济
2008年，据北京市旅游局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北京市“十一”黄金周期间旅游总收入52.5亿元，同比增长27%。“十一”黄金周7天北京市共接待外地旅游者235万人，比2007年同期增长22%；本市居民在京旅游人数370万人次，同比增长56%；乡村旅游人数197万人次，同比增长20%。旅游总人数达到802万人次，同比增长35%。
统计结果显示，故宫、天坛、长城等传统旅游景区仍然是来京游客的必到之处，“十一”黄金周游客量剧增，创历史最高水平。其中故宫接待游客62.5万人，创下最高日接待量13.58万人的记录；天坛接待31.4万人，同比增长89%；八达岭长城接待39.6万人，同比增长58%。
黄金周期间，北京市餐饮销售大幅增长。北京商业信息咨询中心对37家餐饮企业的监测数据显示，节日7天营业额累计达到1.1494亿元，同比增长53.6%。特别是一些老字号企业和特色餐饮受到青睐，最为突出的是婚宴火爆，华天集团节日7天包桌总数达到7000多桌，包桌数量同比上升超过30%。
在住宿方面，北京市星级饭店平均出租率63%，社会旅馆平均出租率70%，远郊区酒店平均出租率43%，均远远高于平时水平。
北京市公共交通客运量达到1.41亿人次，创历史新高。在9月29日，当天公共电汽车最高客运量达到1474.98万人次，地铁最高客运量达到445.82万人次。
假日经济是指人们利用节假日集中购物、集中消费的行为，带动供给、带动市场、带动经济发展的一种系统经济模式。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因为有一部分人休息，而使另一部分人获得工作的机会。假日经济属于消费经济范畴。假日经济的主要特征是消费，假日经济具有的文化特征是休闲与旅游，假日经济具有的空间特征是流动与聚合，包括人流、物流和资金流。从时间上来讲，假日经济集中在双休日与几个个节日高峰。
假日经济的产业体系涵盖面非常广，几乎涉及了第三产业中的大部分行业。除作为假日经济支柱行业的旅游业外，商业、餐饮业、娱乐业、体育产业、交通运输业、影视业、展览业、广告业，甚至是彩票都是假日经济的一部分。
假日经济是一种由各种需求、供给和资源配置所引起的经济行为，其消费条件是既要有钱，又要有闲，还要有文化。消费层次越高，其文化特征越浓，文化含量越大，其消费外延越广。
假日经济是在国家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假日经济是伴随着我国第一个“黄金周”而出现的。1999年9月，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双休日的试行后，决定增加广大劳动者的休闲时间，将春节、“五一”、“十一”三个中国人民生活中最重要节日的休息时间延长为7天，于是“黄金周”的概念应运而生，在旅游管理部门的心中，这是一个难得的赚钱机会；在广大老百姓心中，这是一个难得的旅游休闲的假期。
近年来在我国出现的“假日经济”现象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第二，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加。2013年全国公众假期达到115天，占全年总天数的31.5%。
第三，我国大多数市场进入买方主导态势，商品和服务种类越来越多。
第四，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传统道德的影响以及多年来“短缺经济”下的艰难生活使大多数中国人重积累，轻消费，尤其无暇顾及精神消费和生活品质的提高。伴随着我国迈入“相对过剩经济”时期，居民的消费观念逐步发生变化，人们开始注重生活档次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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