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回到唐朝，回顾一下唐朝的历史。

    那个被武则天命令建造大佛的僧人怀义，实际上是武则天的情夫。讽刺的是，他是为了方便出入宫廷和女皇约会才出家为僧的。他还一度以将军的身份带兵远征匈奴，可以说权势熏天。

    但政治利益远比男女感情更重要。几年以后，武则天认为怀义失去了使用价值，命人把他杀掉了。

    政治家们考虑的都是一己私利，翻脸比翻书还快。

    必须依国主才能立法事的中国佛教，也就在政治的阴晴变化中，无力地屈从着命运。

    武则天临终的时候，李氏家族发动政变，夺回了权力。武则天兴佛抑道，继任的李氏皇族自然要兴道抑佛。

    武则天自称弥勒菩萨下生，她的孙子，唐玄宗李隆基颁布了《禁断妖讹等敕》。意味深长地说，有些人“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或别作小经，诈云佛说，或辄蓄弟子，号为和尚。”——说有些人假装是弥勒佛下生，进行各种犯罪行为，应该一律禁止。

    李隆基本人很亲近道教。他和他的爷爷唐高宗都把老子封为“皇帝”，从此，老子的寺庙也就被称为某某“宫”。李隆基又把道学列入了科举考试的范围，利用政治权力扶植道教。

    李隆基晚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一度攻占了帝国首都，唐帝国几近灭亡。叛军军纪极差，战火所到之地，军人烧杀掳掠，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对寺院经济造成了很大打击。

    唐帝国原本极为开放，李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宣扬各族平等，一改中国传统的大汉族主义，朝臣将军中任用了不少外国人。

    但开放必须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上。

    人越弱小，就越小家子气。民族越弱，民族情绪就越强。安史之乱中，叛军首领安禄山是胡人。这场战争彻底打击了汉民族的自信，安史之乱后，汉人日益自卑敏感。

    来自于“夷狄”的佛教，也受到了民族情绪的牵连。安史之乱平定五十多年后，韩愈写了著名的《谏迎佛骨表》，对佛教大肆批评。在另一篇文章《原道》中，韩愈言辞更为激烈，他要求对佛道二教：“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要求出家人还俗、烧经书，寺庙充为民用。这是主张用暴力剿灭宗教。

    又过了二十多年，唐帝国发生了著名的“会昌法难”，皇帝李炎大规模取缔寺庙，强令僧人还俗。

    会昌法难的动机和宇文邕灭佛类似，都是因为佛教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过大[1]。也和李炎本人喜欢道教有关。李炎为了亲近仙人，修建了一座高近50米的“仙台”。因为需要用土堆台，挖土后留下了一个深坑。一位当时在唐朝求法的日本僧人记下了一段恐怖的传闻：

    传说皇帝觉得那深坑令人恐惧不安，于是想假借举办法事的机会，把附近僧尼诱骗来，砍下他们的头来填坑[2]。

    【二】

    排佛运动关闭了大批寺庙，僧人们没有了可以依赖的经济组织。我们前面说过的中观、唯识、天台、华严各宗，都有极为复杂的理论。只有受过多年教育的知识分子，在良好的环境下才有条件慢慢研习。随着寺院经济被大规模破坏，僧人们失去了研读复杂佛理的环境，甚至一些珍贵的佛经在排佛运动中彻底遗失了。

    只有禅宗受到的损失最少。

    禅宗不依赖于佛经，不需要学习者受过高等教育。传习的过程简单，不需要固定的寺庙。

    印度僧团禁止僧人参加劳动[3]，但很多中国禅师认为，日常生活就是修行，其中也包括了劳动。禅师百丈怀海制订了著名的《百丈清规》。规定僧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把劳动当做僧人必须尽的义务。在这样的规定下，“寺庙影响社会经济”这个朝廷灭佛的最大动机就不成立了。而且禅僧可以脱离施主自力更生，因此在排佛运动中受到的经济损失最小。

    因为这些原因，禅宗在会昌法难后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界影响力最大的宗派。

    禅宗的流行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季羡林先生对佛教颇有微词，在谈论佛教发展的时候，他经常会用到“天国入场券”一词。在他看来，佛教的发展史可以用一言蔽之：

    “天国入场券，越卖越便宜。”

    他说：

    天国入门券，越卖越便宜。法相宗（引者注：即慈恩宗）的入门券卖得贵了一点，所以买的人就少。它以后的华严宗和禅宗，就便宜得多。华严宗宣扬，进入佛国不必努力苦修，不必等到遥远的将来，只要在眼前改变一下对现实世界的看法，立刻就可以成佛。禅宗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最有名的，也是最简便便宜的。禅宗流行的时间特别长，地域特别广，难道是偶然的吗？

    这个规律，挺符合佛教发展史的：

    大乘代替小乘，小乘必须出家才能修行，但是大乘可以在家当“居士”，要受的戒律比小乘的更宽松一些。小乘只能修成阿罗汉，大乘则讲人人（除唯识一阐提外）都可以成佛。

    慈恩宗的快速没落是因为它太复杂，学着太累了。天台讲一念之间就能包括三千世界，一念可以成佛，更容易了，就比慈恩宗更兴盛。

    禅宗讲不用修行，立刻就能成佛，自然又更容易了。

    喜欢佛教的朋友或许会觉得这个观点是种冒犯，未免阶级史观的味道太浓了：似乎是在说宗教就是“麻痹劳动人民的麻醉剂”，“麻醉效果”越好的宗教就越容易流行。

    我也认为，把阶级史观用在宗教上是有问题的：

    佛教追求的是彼岸的世界，现实世界的财富地位对于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来说毫无留恋的理由，自然也不会在乎什么“阶级利益”。更何况毁谤佛法是重罪，真正的佛教徒当然不会冒着下地狱的危险，只为了取悦百姓而故意歪曲佛经、降低修行的“难度”，这显然得不偿失。

    但是，“天国入场券”的说法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为什么呢？

    我们说过，大乘佛教主张教徒不仅要救自己，还要普渡众生。所以大乘僧人大都努力向大众传法。玄奘取经的时候，就是走了一路，说了一路的法。

    有趣的是传教的场面。

    我们印象里，似乎应该是很严肃的：有个高僧在台上说法，信众在底下安安静静的听。

    其实不是。

    宋人钱易在描述前朝长安时，说：“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在荐福、永寿。”[4]

    前面说过，玄奘在中国创立的宗派叫做“慈恩宗”，这个名字来自于玄奘常年主持的寺院大慈恩寺。宋人这段话里，前面的“慈恩”指的就是大慈恩寺，后面的几个名字也是当时长安的寺院。

    这段话是说：长安城的寺庙，是当时戏曲演出最集中的地方。

    这可不是说戏曲演出只在庙外，而是寺庙本身就是戏曲演出的场地。唐朝皇宫里的皇家演员，就经常到寺庙中表演佛教歌舞[5]。连皇室公主都偷偷去慈恩寺看过戏[6]。

    寺庙不只是提供表演场所，还有自己的舞蹈队伍，自己组织演出。北周的寺庙就常年养着乐队[7]。隋朝的清禅寺，让寺里的仆役学习歌舞，在节日的时候公开表演[8]。

    而且在古代，唱戏还不仅仅是文艺演出。伴随着唱戏，还聚集了各种艺人、商贩。戏场其实是古代最热闹的商业和娱乐场所。

    也就是说，长安时的寺庙，就相当于今天的商业街，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徐家汇，是全城最繁华的商业街。

    这不是有人在故意破坏佛门清净，这是佛门自己想要的效果。

    在中国北方，很多地方都有办庙会的传统。庙会相当于民间的大型集体娱乐活动，里面有大量的文艺表演，也有小吃和小商品出售。

    庙会庙会，里面有一个“庙”字。庙会来源于寺庙，是因为古代寺庙在宗教节日期间，经常公开举行一些盛大的宗教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是单纯的宗教仪式，还包括令人眼花缭乱的杂耍、魔术、奇装异服的表演[9]。古人记载当时的场面是“辟邪狮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场面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节日游行[10]。

    古代人缺少娱乐项目，赶上如此视觉奇观，自然趋之若鹜。每次庙会都会集中大批百姓围观，也就形成了热闹非凡的集市。

    您或许会不满：

    佛寺搞公开的宗教活动，吸引信众我们理解。但是宗教活动也应该有一定的分寸，有必要魔术杂耍一起上吗？有必要把宗教娱乐化吗？

    这倒不是僧人的错。不是僧人不想收敛，而是在吸引信众的宗教活动中，佛教还有一个厉害的竞争对手。

    佛教僧人要是不搞出这么多花样，就会被道教超过了。

    韩愈在《华山女》一诗中描写了女道士当众讲经的场面。

    诗中说：“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

    ——说讲经场面非常火爆，堪比今天围观女明星。

    又说：“天门贵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

    ——说这个女道士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皇室都要召见她。

    为什么女道士讲经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恐怕她的性别和外貌是一个重要原因。韩诗描写女道士的容貌是“白咽红颊长眉青”，是个大美女。而且不难想象，她演讲的内容也一定是大众喜欢听的。

    隋唐时代僧人说法，讲经内容已经有了“僧讲”和“俗讲”之分。

    所谓“僧讲”，是指面对专业的僧人，用佛教术语老老实实地讲解佛理。

    所谓“俗讲”，就是面向普通百姓的公开演讲。

    俗讲的目的是吸引普通百姓，就要求不能演讲枯燥的理论，而改讲生动有趣的宗教故事。这是一种十分考验技巧的表演。

    唐人的记录中，多次提到了一个叫做文溆（xù）的僧人，“城中俗讲，此法师唯第一”[11]。

    他之所以这么成功，首先是他的声音很好听，感情充沛。《乐府杂录》说：“其声宛扬，感动里人。”

    其次，他讲的内容特别合大众的胃口。赵璘《因话录》中说文溆“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12]

    赵璘是个传统儒生。当年草根相声刚崛起的时候，“主流相声界”攻击他们所用的理由，也不过就是“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由此及彼，不难推想，文溆所俗讲的内容自然是大众喜闻乐见的。

    之所以文溆要这么讲佛经，是因为宗教在大众中的传播，很像是民间曲艺家在集市上唱对台戏。

    百姓不会去耐心学习各宗各教的教义，他们只凭着一己兴趣，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信。选择的标准，自然包括演说人长得好不好看，声音好不好听，讲的是不是大众喜欢听的通俗故事[13]。当然，也包括信了该宗的“好处”够不够多。

    不仅佛教要和道教竞争，佛教各宗之间，各庙之间也要竞争。假如你自视甚高，不愿意如此屈尊去取悦百姓，那么彼长此消，随着其他宗对信众的努力争取，你这一宗就会失去底层信众。如果你这宗又不能“依国主”，不能取悦帝王，那么就会像失去了皇室支持的的慈恩宗一样，很快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14]。

    我们之前讲的佛教义理，是以逻辑为线索讲的。谁的逻辑完备，谁的推理比前辈更彻底，谁就能在佛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佛教作为社会组织，其发展一直处在各宗和各教之间的残酷竞争中。这有点像大自然中的物种进化，物种是“适者生存”。宗教在大众中则是“好处”多者生存。

    在我们之前讲过的各宗中，禅宗不用出家、不用坐禅、不用念经、不用守戒律，只需要一瞬间就能顿悟。显然修行得更容易，更自在。

    用葛兆光先生的话说：“（学禅的士大夫）坐在此岸世界极尽声色伎乐的享受，又可以在彼岸世界预先登记入场券，即可兰若谈禅，又可坐禅论事，真是妙不可言！”[15]

    所以禅宗能够在各宗的“竞争”中最后获胜，成为今天最普及的佛教宗派之一。

    但这么说有个漏洞，您发现了吗？

    【三】

    这漏洞就是，如果单从“好处”大小上来讲，显然慧能以后的禅宗的“好处”是最大的：

    修行者不用坐禅、不用守戒律、不用念经，只说几句答非所问的话，棒喝几下，就算修行成功了。

    然而我们今天进入禅寺，绝大部分的禅寺都和传统寺庙一样，僧人要辛苦坐禅、要严格守戒律、要勤奋念经，对佛祖也十分恭敬。和上一章纵欲骂佛的狂禅比，要更辛苦多了。

    为什么是禅宗中比较保守的一派留了下来，而修行更轻松的狂禅却消失了呢？这不符合前面讲的规律啊。

    答案是，在从汉到清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尊崇儒家道德。在朝廷的鼓动下，通过对孔孟的吹捧，全国包括文盲村妇在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儒家礼教的拥护者。中国百姓的任何行为，必须首先服从于儒家道德。在接受宗教时也不例外。

    举几个例子。

    在中国的民间文化中，有这么几个不太守戒律的和尚：

    济公，喝酒吃肉。孙悟空，跟了唐僧当了行者后还打杀强盗。鲁智深更是喝酒吃肉兼杀人无数。

    以佛教的标准来看，喝酒吃肉、杀人害命，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大罪。按照戒律，以上几位非但不是得道高僧，恐怕还会到受恶报惩罚。

    然而这几个出家人在中国百姓中都是很受欢迎的正面人物。

    这是因为，喝酒吃肉、打杀坏人，这些行为并不违反儒家道德，行侠仗义反倒是儒家所提倡的。

    以上几个人中，犯戒最严重的是鲁智深，他还不像孙悟空那样杀人是为了惩恶。鲁智深在战争中杀人，所杀的人可未必都有该死之罪。但老百姓还是喜欢他，为什么？因为鲁智深忠义双全啊！忠，忠于宋江；义，义于兄弟。忠义这两条在儒家道德中最重要，就因为鲁智深满足了儒家的道德要求，他杀人犯戒，干下在佛教看来天大的恶事，老百姓却还当他是好人。

    另一个有趣的证据是，济公、孙悟空、鲁智深他们喝酒吃肉、杀人放火，可没有一个人犯色戒。在中国传统故事里，色戒是坏和尚的标志，任何和尚只要犯了色戒，就是坏人，就该死。

    《水浒传》里，鲁智深杀人还可以坐化，可以修行完满，而“揽着一个年幼妇人”的崔道成、和潘巧云偷情的裴如海就都是坏人，就活该被打死。在《西游记》里，孙悟空杀了六个盗贼并没有受到菩萨的训斥，猪八戒在“三个如花似玉的妹妹”那里起了色心就受到惩戒。这道德标准在佛教里并不能讲通。在佛教看来，犯淫戒当然不对，但没有凶杀重。犯淫戒有害于自己的修行，但毕竟没有伤害别人，而五戒之首的凶杀却是剥夺了别人的生命。可为什么在中国老百姓这里，是淫邪而不是杀人，偏偏成了区分好坏僧人的标准呢？

    这是因为这里的“淫”指的不是普通的性行为，而是违反了儒家道德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对于儒家来说，没什么比三纲五常、男女大防更重要的了。“淫”是对礼教的直接破坏。而凶杀呢？只要杀的是坏人，是不违反礼教的。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百姓在接受佛教的时候，其道德观沿用自儒家。

    中国百姓接受的佛教，其实是个“以儒家道德为基本原则”的佛教。

    儒家的另一个道德底线是尊师尊长。之前讲的济公、孙悟空、鲁智深，虽然他们犯了种种戒条，但他们全都保持着对佛祖、对长辈的尊敬。济公“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孙悟空对唐僧贫嘴归贫嘴、礼数不缺，见了菩萨、佛祖更是恭敬有加。鲁智深对自己的师父智真长老也是非常讲礼数。

    有趣的是，刚才说孙悟空打死了六个匪徒，随后不久，孙悟空就受到了观世音菩萨“紧箍咒”的惩罚。然而，观世音菩萨要惩罚孙悟空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因为他不听唐僧的话。也就是说在《西游记》看来，不听老师的话要比杀人严重多了。

    在狂禅看来，这就没道理，尊敬佛祖并不是必须遵守的戒条。但这点叛逆在中国百姓那里就行不通了。这是因为尊敬长辈属于三纲五常的范围，是儒家最看重的道德。

    所以在今天的禅宗寺庙里，我们看不到“呵祖骂佛”的狂放行为，看到的是长幼尊卑有序、僧人恭敬有礼的儒家式寺庙。这并不违反上述“‘好处’多者能生存”的宗教竞争规律。因为严格来说，中国传统百姓最能接受的，是“在遵守儒家道德的前提下‘好处’最多的宗教”。符合这个标准的，正是一个剔除了“呵祖骂佛”等狂禅行径的禅宗。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寺庙里最常见到的禅宗。

    当然，光遵守儒家道德还不能显出禅宗的“好处”来。

    您现在了解了禅宗，是因为我们从中观学一路讲下来，破除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一步一步地破除理性，最后才能明白禅宗那看似莫名其妙的言行举止的实际意思。

    然而，普通百姓谁会去进行这么复杂的哲学思考呢？

    老百姓需要的，是更容易的“禅宗”。

    今天如果普通人到庙里和僧人聊佛法，僧人一般不会去讲义理复杂的中观唯识，也不会强调累世修行的漫长，他们最可能说的，是一些讲因果报应的小故事，以及“放下比拿起更难”之类看上去很像是禅宗公案，其实形似而神非的人生小感悟。

    有一个在好莱坞电影中被用了很多次的故事。说有个老和尚往杯子里倒水，倒着倒着水满了。对面的人就说，大师，别倒了，水已经满了！于是老和尚就说教道：人的心灵就像这个杯子，只有倒空，才能盛下更多的东西。

    这故事很像是个禅宗公案。要说从表面上，我们真看不出这故事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来，顶多就是学到了“岁数再大的人您倒水的时候也应该看着点儿”之类的生活常识。只有禅宗微言大义的公案故事，才可能让这个故事蕴含额外的含义。在电影中，求道者大彻大悟的反应，也非常像禅宗追求的顿悟。

    但是现在大家应该都能看出来，这个故事其实不属于真正的禅宗公案。这个故事和禅宗的出发点并不一样，它并不是想要破除人的理性思维，不过是想引出“把内心倒空”这一句格言来罢了。

    那禅师为什么有话不直说呢？这不是故意不好好说话吗？

    禅师意味深长的“你的心太满了得倒空了”，和老娘抽了你一扇子说“你小子就是吃多了闲的别想那么多没用的你就脚踏实地点儿吧”，这不是同一个意思么？只是前者多了一副意味深长的假面具而已。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接触到的，大部分打着“悟禅”名义的小段子，都属于前者。表面上讲了一个类似于禅宗公案的小故事。其实这故事只是为了引出最后一句人生格言。而这些格言的内容，多半是类似老庄那种“物极必反”之类无比正确的废话，或者是“人活着是为了快乐”之类是个人就知道的生活常识。

    对于废话和常识，你看完之后当然会觉得它说的对，但其实什么有用的知识也没学到。只不过因为这些没用的话外面加上了一层“悟禅”的外衣，才让人们战战兢兢，不敢拆穿了它的真面目。就像那满街的人，都不敢说皇帝没穿衣服一样。

    不过，和正确的废话比起来，更可气的是根本不正确的话。比如“佛说前世五百次回眸，才换来今生擦肩而过”。就请喜欢这句话的大哥大姐们想想，这事能成立么？一个回眸和擦肩次数为500比1的世界那得多么变态啊。而且从逻辑上说，回眸之前不得先擦个肩么？难道说为了保持这个比例，众生在每次擦肩以后，都得原地不动回眸500次才算完成任务么？

    您们在被自己感动之前，先过过脑子行么？

    然而，这类伪装成禅宗的心灵小感悟能够广为流行，恰恰说明了大众喜欢的不是哲学思考，而是浅显易懂的人生格言。

    听一个有趣的小故事，然后被告知一个一听就懂的小道理，然后就以为自己已经获得国学中精深的知识，提高内涵了。

    这样的学习方式多美好啊！

    禅宗的理论，正好给偷懒者打开了一道方便的大门。

    反正禅宗公案中的禅师们不也是胡言乱语几句就纷纷大彻大悟了吗？那我这里还有感悟小故事呢，还讲做人小道理呢，不比那些莫名其妙的公案更有意思多了！

    今天，我们翻开各种讲禅宗的畅销书，我们聆听各种禅宗专家的演讲，最终听到的总是哲学理论居少，人生小感悟居多。对一事一物的具体建议居少，正确的废话居多。

    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感到困惑，你问大师：我该上班还是该追求理想？大师回答你：追问真实的内心，放下心灵的包袱，要学会在世俗的烦恼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纯粹。

    你听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一感动，连自己刚才想问什么问题都忘了。

    妈妈的话哪有大师的可爱？妈妈只会说：连工作都没有，实现个屁理想！先找着工作再废别的话！

    你乖乖的滚去上班了。

    听那些大师们的所谓“禅机”，还不如多听妈妈们唠叨几句实用呢。

    把禅宗庸俗化不只是市井百姓的专利。

    这是因为投机取巧是所有人的天性，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苏东坡和佛印斗嘴的故事广为大众所知。

    比如佛印说苏东坡像佛，苏东坡说佛印像牛屎。苏小妹就对苏东坡解释说，佛印说你是佛，说明他心中有佛，你说人家像牛屎，说明你心中只有牛屎。苏东坡就觉得自己输了。

    这样的对白很像是禅宗的公案。“心中有何物，眼中就看到何物”的理论也很像是禅宗和唯识学的观点。

    然而我们不难看出来，这种对话既没有提供什么有用的知识，也不像公案一样力图破除人们的理性思维。

    只是耍耍小聪明，抖个机灵而已。

    【四】

    禅宗摒弃狂禅还有另一个原因。禅宗已经没有任何拘束，任何的行为都可以是修行的一部分。那么，那些属于知识分子的禅僧，为什么不去做一个被主流社会接受的儒生呢？

    这就好比你是一个普通人，你有很好的工作，很讨领导喜欢，也有和睦的家庭、亲密的朋友。这一天你想修禅了，你拜访了一个禅师询问怎么参禅。禅师告诉你，你做任何事都是修禅，只要没有刻意就行。你呵祖骂佛也行，好好上班过原来的日子也行。

    那你会去选择剃个光头逢人说“我出家了”让领导侧目吗？你会选择到马路上去大声骂佛让不理解你的人觉得你是神经病吗？既然做任何事都是参禅，那么我为什么要破坏原有的生活呢？我该怎么生活继续怎么生活就是了。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儒学是古代知识分子绝对不能违反的思想。

    那么禅僧们何必非要不忠不孝呢？

    中唐的僧人宗密说，孝道是佛教和儒家共同的思想：“儒释皆宗之，其惟孝道矣。”[16]

    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禅师藕益智旭更厉害，说：“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17]

    ——说孝道不仅仅是佛教核心思想之一，而且还是佛教最高的思想。

    另一个身为明末四大高僧的憨山德清作诗说：

    “佛本多生孝道人，常持一念奉慈亲。若将孝道求成佛，万行无如此念真。”[18]

    ——说孝道对佛教是极为重要的。

    还有更厉害的。

    为了阐述孝道对佛教的重要性，北宋禅师契嵩专门写了一篇《孝论》。他说：“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

    ——就是说，佛教不仅尊敬孝道，而且比儒教等其他学派还更尊敬！

    还有更厉害的。

    藕益智旭说：“但律制比丘，应尽心尽力孝养父母，若不孝养，则得重罪。”[19]

    这回不仅仅是从口头上赞扬孝道了，藕益智旭说应该把孝道放到佛教戒律里，不尽孝就应该治重罪。

    契嵩说，“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要“以孝而为戒之端”[20]。

    ——他说，遵守孝道是佛教最重要的戒律！

    佛教原本的戒律中，最重的几戒中没有讲孝道的。而契嵩为了宣扬孝道，干脆把戒律给改了。

    后来，孝道不仅在戒律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甚至还有僧人对孝道进行理论研究，把孝道分成了“出世间孝”和“世间孝”。前者指的是让父母一起修行佛法，后者指的就是儒家的孝道。

    但这些还都不是最猛的。

    固然佛教要破除亲情，但好歹亲情源自人的天性，所以佛教没有完全否认孝道。比如大乘根据轮回的理论，推理出“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的结论，从而说明应该有慈悲之心的道理。

    相比对父母尽孝，对君王尽忠就更远一层了。原则上，僧人没有必要膜拜世俗的权贵。

    《梵网经》上说：“出家人法：不向国王礼拜，不向父母礼拜。六亲不敬，鬼神不礼。”所以慧远说“沙门不敬王者”。

    但是中国的皇帝们能容得你么？

    北魏帝国采用行政手段干涉佛教，设立了一个名为“道人统”的官衔，用来管理国内的僧人。设立僧官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朝廷对宗教的管理，那么这个僧官肯定要找一个和权贵走得近、肯听话的人来当。

    朝廷选的是一个当时很有名的，叫做法果的僧人。

    法果果然不辜负期望，见到帝王就恭敬礼拜[21]。

    就有人质疑：你一个僧人怎么能这么势力，礼拜帝王呢？

    你猜法果怎么说？

    法果说：咱们的皇帝多圣明呀，对佛教的支持多大呀，他就是今天的佛啊！所以我怎么是在礼拜权贵呢？我礼拜皇帝就是在礼拜佛啊[22]！

    这马屁卖得又狠又聪明。

    欧阳修《归田录》里记录了这么个故事：

    说赵匡胤到一座庙里烧香，见到佛像，赵匡胤就问名僧赞宁说：我是不是应该拜佛啊？

    赞宁说：您不用拜。

    赵匡胤问：为啥不用拜啊？

    赞宁解释说，释迦牟尼不是已经离开我们的世界了吗？释迦牟尼是过去佛。您啊，您是今世的佛。今世的佛不用礼拜过去的佛呀[23]。

    赞宁是个极为聪明的人。赵匡胤如果想拜佛的话，见到佛像不用问直接拜就是了。他都已经站在佛像面前，还在问什么该不该拜，那其实就是不想拜，想让赞宁给他找个台阶下呢。赞宁不仅“适会上意”，而且心思转的很快，立刻就把这台阶找到了。

    所以这事办到赵匡胤心眼里去了，“微笑而颔之”，以后再见佛像都不礼拜了。

    前面这些对帝王的恭维，都是把帝王奉承为活佛。虽然有拍马的嫌疑，但好歹潜台词是佛祖比皇帝大，没有否认佛祖的地位。

    但为了顺从帝王的统治，有时候佛的地位都可以降一级。

    晋朝的时候，有人攻击佛教不忠不孝，朝廷官员何充为佛教辩解说，僧人们“每见烧香祝愿，必先国家”——说僧人烧香的时候，把国家放在佛祖的前面。

    这还只是外人为佛教的辩解之词，不是第一手证据。

    《古尊宿语录》记录了宋朝僧人杨岐方会讲法的情景。

    在讲法前，杨岐方会先拿起一炷香，说：这一炷香，祝当今皇帝圣寿无穷！

    又拿起一炷香，说：这一炷香，祝本地知府、各位官员升官发财！

    最后才拿起一炷香说，感谢自己的禅宗老师的教诲之恩[24]。

    您看这贺词。第一先恭维皇帝也就算了，我们也能理解。

    第二条还轮不到佛祖，恭维的竟然是地方官；不仅是知府一个人，还捎带上其他官员；祝福的内容还不是早脱苦海之类的佛教理想，竟然是升官发财这么世俗的东西。

    第三条呢，终于轮到佛教了。可礼拜的还不是佛祖，而是自己的老师。所迎合的，还是儒家尊师尊长的礼教。

    不过话说回来，就算僧人们在迎合儒家上做得有些过分了，也可以理解成是为了顺应社会习俗，不得已的妥协，最终还是为了发展佛教嘛。

    可要是从理论根基上崇尚儒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五】

    大众和知识分子把禅学庸俗化，当成了感悟小故事和机智小对话，这虽然让人无可奈何，但对佛教本身的威胁还不大。

    更紧要的是，既然禅学已经毫无规则，可以任意解读，那么禅学还有什么保留的必要呢？

    中国传统学术有三大体系，儒、佛、道。

    这三大体系原本是各讲各的，互不兼容。可是在中国古人看来，佛道儒三家理论各有优点，割弃哪个都舍不得，要是能把三家理论合一，那就太妙了。

    但三家的理论差距太大，要融合就得歪曲。

    传统的佛学家当然不会答应。

    道安坚决反对“格义”，玄奘冒着生命危险求取真经，他们都是希望能保持佛教教义的纯洁性，不能让佛教被随意理解、发挥。

    然而，当禅宗认为不需要依赖佛经、认为任意行为都可以参禅后，一切都控制不住了。

    最简单的融合方式，是机械的比附。

    儒家讲“仁、义、礼、智、信”，这叫做“五常”。就是“三纲五常”中的那个“五常”。

    佛教有五条最基本的戒律，叫做“五戒”，内容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道教中还有“金、木、水、火、土”，“五行”。

    就有人把这“五常”、“五戒”和“五行”一一比附。比如说佛教的“不杀生”就等于儒家的“仁”，你对别的生物有仁爱之心，自然就不忍杀生了。“仁”又属于“五行”中的什么，等等。以此来论证儒、佛、道的根本道理都是相通的[25]。

    这么比附当然很牵强。

    比如“五戒”的每一戒都可以属于“礼”——一个尊守儒家礼教的人怎么可能去犯五戒里的那些错误呢？

    也可以说“五戒”都属于“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明白了儒家和佛家的道理，怎么可能为了眼前小利去犯五戒那些大错呢？都说得通。

    而且佛教有自己的世界观，认为组成世界的元素有四种：“地、水、火、风”，称为“四大”。明显和“五行”说的不一样。

    光比附还不够。

    禅宗以后的汉族僧人们，开始倡导学习儒家知识。

    西林和尚说僧人应该：“以禅教为本业，然欲通文义，识忠孝大节，须先从儒入。”[26]

    ——说要想学禅，先得学儒。

    前面说过，佛教缺乏识字的入门教材，要想具备基础的文化知识，就得先学儒学。所以西林和尚这么说倒没什么问题。

    孤山智圆说，没有儒家就没有稳定的社会，没有稳定的社会，我们怎么能安心学习佛法呢？所以应该“修身以儒，治心以释”[27]。

    以上还是在说，儒学是佛学的基础，相比之下，佛学还是更高一级的。

    但很快就有人说，儒、佛、道各有各的用处，都好。

    就像雍正说的：“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三教就如同三个学科，互不矛盾，都应该学[28]。

    憨山德清说，“为学有三要”，儒、道、佛，“缺一则偏”[29]。

    ——三教都必须学，缺一个都不行。

    话说到这里已经有点过分了。

    说三教各有优势的意思是，佛道儒可以并行不悖，都能存在，学哪个是你的自由。

    但憨山德清的意思是，僧人必须学儒、学道，不学不行。儒、道从选修课变成必修课了。

    佛教倒不禁止信众在学好佛教知识的前提下去学习教外知识。主要是为了开阔眼界、便于和教外思想辩论。但佛教终究是把教外思想看作“外道”、“邪见”的，学习也是为了批判用，怎么能把它们列为必修课了呢？

    但这还不是最过分的。

    从唐宋以后，有大量的佛教高僧，认为佛儒其实就是一家[30]，“门墙虽异本相同”[31]。

    比如南宋的禅师大慧宗杲说：“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32]

    “菩提心”是佛教术语，大致的意思是“成佛的愿望”、“成佛的念头”。那说“菩提心”就是“忠义心”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要想成佛就应该有一副忠肝义胆么？可“忠义”和佛性又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说手下人命无数的关二爷最有佛性么？

    说不通啊！

    明朝的《缁门崇行录》是一本记录古代高僧事迹的书，包括如下几章：《尊师之行》、《孝亲之行》、《忠君之行》。

    这完全是在用儒家标准来评价高僧。

    唐代僧人道宣夸佛教说：“惟佛之为教也，劝臣以忠，劝子以孝，劝国以治，劝家以和。”[33]

    这是在用儒家的标准来评价佛教了。

    我们知道，《中庸》是儒家的经典。前面说的孤山智圆自号“中庸子”，还说“宗儒为本”[34]。简直不知道他是佛僧还是儒生了。

    明朝云栖袾宏的这段话更有意思：

    “三教则诚一家矣。一家之中，宁无长幼尊卑亲疏耶？佛明空劫以前，最长也，而儒道言其近。佛者天中天、圣中圣，最尊，而儒道位在凡。佛证一切众生本来自己，最亲也，而儒道事乎外。是知理无二致，而深浅历然。深浅虽殊而同归一理。此所以为三教一家也，非漫无分别之谓也。”[35]

    ——他说，佛、道、儒三教应该是一家，但是在一家里怎么能没有长幼尊卑呢？然后他将三教比较了一番，结论是佛教是长辈，最厉害。

    这话是在夸佛教吧？

    但你看他的论据是什么？“宁无长幼尊卑亲疏耶”，这不还是在使用儒家的理论吗？

    熟悉金庸小说的朋友，都知道一个叫做“全真教”的道教门派，里面有一个叫王重阳的武功高手，一个叫做丘处机的大侠。

    全真教、王重阳、丘处机在历史上都真实存在。但是全真教并不是纯粹的道教组织。创始人王重阳要求教众同时学习佛、道、儒三家的经典，推崇的是三教合一的理论[36]。

    王重阳有一句名言：“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37]

    他的徒弟丘处机则说：“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38]

    后来人们还在王重阳的诗后面接上“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一句，经常被各种小说引用。《封神演义》里，通天教主就说过这话[39]。

    历史上的武当派也崇尚三教合一。创始人张三丰就认为儒、佛、道三家都属于同一个“道”[40]。

    在世界其他宗教看来，“异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事物。西方世界为了消灭“异教徒”，过去打过很多战争，死了很多人。

    然而中国人对儒、佛、道三家的区别，却是一片稀里糊涂。

    我们前面说过，描述慧远、陶渊明、陆修静的《虎溪三笑》，虽然与史实不符，却成为中国绘画热衷的题材，就是因为这故事暗示三教合一，符合中国文人的趣味。

    宋朝的《五灯会元》记录南北朝时僧人傅大士的形状。

    说傅大士穿着僧人的衣服、戴着道士的帽子、穿着俗人的鞋。这打扮在一般人看来，应该叫“不伦不类”。然而《五灯会元》却把这故事当做一段三教合一的美谈来赞赏[41]。

    明清以后，道观里立观世音菩萨像、佛寺里立孔子像的现象越来越多。不仅是老百姓，连很多道士、僧人也分不清哪个神佛是本教的。这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客气劲儿：不管是谁家的神佛，多拜总比不拜好。

    比如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民间宗教“理门”，理论基础是儒家的“克己复礼”，崇拜的经文是道教的《清静无为大道》，口中念的“真言”是佛教的“观世音菩萨”。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他们供奉老子，也供奉文殊菩萨和关公。

    结果仪式中还有一个步骤，竟然是会众共同食用道教和佛教都反对的荤食——白煮猪肉[42]。

    不仅民间混乱，知识分子也是一样。

    明帝国皇帝朱见深画过一幅有趣的《一团和气图》。

    这幅画非常有意思。表面上，画中有两个面对面的侧脸人像。但两个人像又共同拼成了一个正面的人像。两个侧脸人像里，一个人头上戴着方巾，是儒生的代表。另一个人头上挽着发髻，是道士的代表。由两个侧脸人像组成的那个正面人像，是个光头，是佛家的代表。

    这幅图后来被改名为《混元三教九流图》，刻在信奉禅宗的少林寺的石碑上。我们今天拜访嵩山少林寺，还可以见到此图。

    少林寺欣赏这幅画，或许是因为佛教人物位于正中的缘故。然而图名中的“混元”两个字，却是道家的术语。

    同是在少林寺的这个院内，还有绘制了“十殿阎罗”和“二十四孝”的壁画。

    “阎罗”原本是印度婆罗门教神话中的人物，后来被佛教吸收，又随着佛教来到中国，被改造成了道教的“十殿阎罗”。这十位掌管地狱的神灵，全是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君王将相。结果这十位阎罗又和儒家代表“二十四孝”一起被画在了禅宗少林寺的墙壁上。

    福建省闽东地区的罗江顶头村更有意思，村子里既有佛庙，也有天主教堂。可村里建祠堂的时候，无论是佛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每个人都得掏钱。祠堂建好了以后，和尚和基督徒们共用同一个祠堂。一个是烧香磕头、一个是鲜花祷告，各用各的规矩，一起干什么呢？一起“祭祖”[43]！

    还是儒家是老大呀。

    这么看来，佛教是被中国文化彻底吸收了吗？复杂的佛教义理最终变成了儒家的一种趣味性补充了吗？佛教消失在了浩如烟海的孔孟典籍之中，只能跟在儒教后面亦步亦趋地尽忠尽孝了吗？

    不，一切还都没有结束。

    注释：

    [1]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三：“今道人私度者几数十万，其中高户多丁，黠商大贾，诡作台符，羼名伪度。且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备之。”卷一百九十二：“尝建言天下浮屠避傜赋，耗国衣食，请行业不如令者还为民。”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载唐武宗诏书：“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关，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卷一百一十八：“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

    [2]释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皇帝宣云：‘搬土之坑极深，令人恐畏不安。朕欲得填之。事须祭台之日，假道设斋庆台，总追两街僧尼集左军里，斩其头，用填坑者。’”卷一百七十四：“自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已来，落发者无算。臣今于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日一百余人，勘问唯十四人是旧日沙弥，余是苏、常百姓，亦无本州文凭，寻已勒还本贯。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已南，失却六十万丁壮。”

    [3]鸠摩罗什译《佛遗教经》：“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畜养人民奴卑畜生，一切种植及诸财宝，皆当远离，如避火坑。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

    [4]钱易《南部新书》。

    [5]刘句等《旧唐书·曹确传》：“可及善音律，……尝于安国寺作《菩萨蛮舞》，如佛降生，帝益怜之。”

    [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问：‘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观戏场。’”

    [7]释延一《广清凉传·释五台诸寺方所七》：“乐音一部，工技百人，箫、笛、箜篌、琵琶、筝、瑟。吹螺振鼓，百戏喧阗，舞袖云飞，歌梁尘起，随时供养，系日穷年。”

    [8]释道宣《续高僧传·释慧胄传》：“寺足净人，无可役者，乃选取二十头，令学鼓舞。每至节日，设乐像前，四远闻观，以为欣庆。故，家人子弟，接踵传风，声伎之最，高于俗里。”

    [9]李昉《太平广记》卷三四：“时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

    [10]杨衒之《洛阳珈蓝记》卷一：“辟邪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洛阳珈蓝记》卷一对景乐寺的描写更令人惊讶：“至于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抃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士女观者，目乱精迷。”

    [11]释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12]赵璘《因话录》卷四。

    [13]除了竞争信众以外，俗讲还有更现实的目的，就是为了钱。圆珍《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记》：“即年三月就缘修之，只会男女，劝之输物，充造寺资，故言俗讲。”《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三十一：“别请设座，广说施缘，或建立塔寺，或缮造僧务。随物赞助，其纷若花。士女观听，掷钱如雨。”“每使京邑诸集，塔寺肇兴，费用所资，莫非泉贝。虽玉石适集，藏府难开。及岩之登座也，案邑顾望，未及吐言，掷物云奔，须臾坐没。”释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如今礼诵讲经，或复世俗杂伎，心希他物，通号邪缘。或私畜长财，箱囊盈溢，于己物则一毛不拔，于他施则多积无厌。”李隆基诏令说：“近日僧尼，此风尤甚，因依讲话，眩惑闾阎，溪壑无厌，唯财是敛。”

    [14]慧皎就说过，对待不同的信众，应该有不同的传教方式，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释慧皎《梁高僧传》卷十五：“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知众，又能善说。”

    [15]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31页。

    [16]《盂兰盆经疏序》：“始於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贯贵贱，儒释皆宗之，其惟孝道矣。”

    [17]藕益智旭《灵峰宗论》卷七，《题至孝回春传》。

    [18]憨山德清《憨山老人梦游集》。

    [19]藕益智旭《梵网经合注》卷七。

    [20]契嵩《镡津文集》卷三。又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为道也夫。”

    [21]法果和朝廷的关系可见《魏书·释老志》的这段：“永兴中，前后授以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号，皆固辞。帝常亲幸其居，以门小狭，不容舆辇，更广大之。”

    [22]魏收《魏书·释老志》：“初，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23]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

    [24]赜藏主《古尊宿语录》卷十九：“遂升座拈香云：‘此一瓣香，祝延今上皇帝圣寿无穷。’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为知府龙图驾部诸官，伏愿常居禄位。’复拈香云：‘大众，还知落处么？若也不知，却为注破。奉酬石霜山慈明禅师法乳之恩，山僧不免薰天炙地去也。’”

    [25]释宗密《原人论》：“佛且类世五常之教，令持五戒。”魏收《魏书·释老志》：“又有五戒，去杀、盗、媱、妄言、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名为异耳。”契嵩《镡津文集》：“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这是另一种比附。

    [26]憨山德清《西林大和尚传》。

    [27]释智圆《中庸子》卷上：“岂知夫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拳拳服膺，罔敢懈慢，犹恐不至於道，况弃之乎？”

    [28]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还对三教并不矛盾给予了“论证”。他说，老子、孔子生于佛陀之后的年代，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春秋》《论语》，都没见过反对佛教的话，所以三家说的都是大致一回事。（《跋曹溪碎钵》：“老子生于佛后，孔子生于老后。我读《道德》，不见其有非佛之言。我读《春秋》、《论语》，亦不见有非佛之言。”）当然，这个论证是不成立的。老子生活的年代不一定比佛陀晚。而且孔子老子的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到中国呢。

    [29]憨山德清《学要》：“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

    [30]相关文字很多，只能引部分。如释僧佑《弘明集》卷三引孙绰《喻道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孙绰是晋朝人，那时中国人对佛教的误解还很多，可以解释成对佛教还有误解。但是之后讲三教同源的人更多。释契嵩《镡津文集》卷十九《礼嵩禅师塔诗》：“吾道比孔子，譬如掌与拳。展、握故有异，要之手则然。”释智圆《闲居编》卷十六《三笑图赞》：“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笙乃通。”

    [31]紫柏真可《紫柏别集》卷一《题三教图》。

    [32]《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四。

    [33]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十四。

    [34]释智圆《闲居编》卷二十二《谢吴寺丞撰〈闲居编序〉书》。

    [35]云栖袾宏《正讹集》。

    [36]《全真教祖碑》：“夫三教各有至言妙理，……真人劝人诵《般若心经》、《道德》、《清静经》及《孝经》，云可以修证。”

    [37]王重阳《孙公问三教》。

    [38]丘处机《师鲁先生有宴息之所榜曰中室从而索诗》。

    [39]许仲琳《封神演义》第七十三回。另外，《五美缘》第六回则有“莲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

    [40]《张三丰全集·大道论》：“三教之同，此一道也。儒离此道不成儒，佛离此道不成佛，仙离此道不成仙。”

    [41]释普济《五灯会元》卷二：“大士一日披衲、顶冠、恿履朝见。帝问：‘是僧邪？’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邪？’士以手指恿履。帝曰：‘是俗邪？’士以手指衲衣。”

    [42]李慰祖著、周星补编《四大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34页到第36页。

    [43]李向平《佛教信仰与社会变迁》，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版，《“礼仪之争”的历史痕迹——闽东地区顶头村的宗教生活》，第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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