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与爱

    宇宙实在是个复杂的东西，大如太空列宿，小至蜉蝣蝼蚁，一切分裂与分解，一切繁殖与死亡，一切活动与变易，俨然都各有秩序，照固定计划向一个目的进行。然而这种目的却尚在活人思索观念边际以外，难于说明。人心复杂，似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目的却显然明白，即求生命永生。永生意义，或为精子游离而成子嗣延续，或凭不同材料产生文学艺术。似相异，实相同，同源于“爱”。

    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必觉得那点光与色，形与线，即是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制，受它的处治。人类的智慧亦即由其影响而来，然而典雅词令和华美仪表，与之相比都见得黯然无光，如细碎星点在朗月照耀下一样情形。它或者是一个人，一件物，一种抽象符号的结集排比，令人都只能低首表示虔敬。正若因此一来，虽不会接近上帝，至少已接近上帝造物。

    这种美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产生，一片铜，一块石头，一把线，一组声音，其物虽小，亦可以见世界之大，并见世界之全；或即造物，最直接简便那个“人”。流星闪电于天空刹那而逝，从此烛示一种无可形容的美丽圣境，人亦相同，一微笑，一皱眉，无不同样可以显出那种圣境。一个人的手足毛发在此一闪即逝更缥缈的印象中，并印象温习中，都无不可见出造物者之手艺无比精巧。凡知道用各种感觉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永生不灭。屈原、曹植、李煜、曹雪芹，便是将这种光影用文字组成篇章，保留得完整的几个人，这些人写成的作品，虽各不相同，所得启示必古今如一，即被美所照耀，所征服，所教育是也。

    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惟宗教与金钱，或归纳，或消蚀，已令多数人生活下来逐渐都变成庸俗呆笨，了无趣味。这些人对于一切美物，美事，美行为，美观念，无不漠然处之，毫无反应。于宗教虽若具有虔信，亦无助于宗教的发展；于金钱虽若具有热情，实不知金钱真正意义。

    这种人既填满地面各处，必然即堕落了宗教的神圣性庄严性，凝滞了金钱的活动变化性。这种人大都富于常识，会打小算盘，知从“实在”上讨生活，或从“意义”“名分”上讨生活，捕蚊捉蚤，玩牌下棋，在小小得失上注意关心，引起哀乐。生活安适，即已满足。活到末了，倒下完事。这些人所需要的既只是“生活”，并非对于“生命”具有何等特殊理解，故亦从不追寻生命如何使用，方觉更有意义。因此若有人超越习惯的心与眼，对美特具敏感，即自然将被这个多数人目为“痴汉”。若与多数人庸俗利害观念相冲突，且成为疯狂，为恶徒，为叛逆。换言之，即一切不吉名词，无不可加诸其身。对此消极的称为“沾染不得”，积极的为“与众弃之”。然而一切文学美术以及多数思想组织上巨大成就，却常常惟这种痴汉有分与多数无涉，则显而易见。

    世界上缝衣匠、理发匠、作高跟皮鞋的，制造胭脂水粉的，共同把女人的灵魂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本性，亦恰恰如宗教、金钱，到近代再加上个“政治倾向”，将多数男子灵魂压扁扭曲所形成的变态一样。两者且有一共同点，即由于本性日渐消失，“护短”情感因之亦与日俱增。和尚、道士、会员、议员……人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得十分庄严，事实上任何一个人却从不曾仔细思索过这些名词的本来意义。许多“场面上”人物，只不过如花园中盆景，被所谓思想观念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不表现出对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然而近代所有各种人生学说，却大多数起源于承认这种种，重新给予说明与界限。这也就正是一般名为“思想家”的人物，日渐变成政治八股交际公文注疏家的原因！更无怪乎许多“事实”、“纲要”、“设计”、“报泛神情感，源于泛神论。泛神论是一种将神融化于自然界的哲学观点，主张万物皆神，否定超自然的主宰或精神力量。

    告”，都找不出一点依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立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美术，背后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换言之，即“神的解体”！

    神既经解体，因此世上多斗方名士，多假道学，多蜻蜓点水的生活法，多情感被阉割的人生观，多阉宦情绪，多无根传说。大多数人的生命如一堆牛粪，在无热无光中慢慢燃烧，且结束于这种燃烧形式，不以为异。本来是懒惰麻木，却号称为“老成持重”，本来是怯懦小气，却被赞为“有分寸不苟且”，他的架子虽大，灵魂却异常小。他目前的地位虽高，却用过去的卑屈佞谀奠基而成。这也就是社会中还有圆光、算命、求神、许愿，种种老玩意儿存在的理由。因为这些人若无从在贿赂阿谀交换中支持他的地位，发展他的事业，即必然要将生命交给不可知的运与数的。

    然而人是能够重新知道“神”的，且能用这个抽象的神，阻止退化现象的扩大，给新的生命一种刺激启迪的。

    我们实需要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煽起更年青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五月又来了，一堆纪念日子中，使我们想起用“美育代宗教”的学说提倡者蔡孑民老先生对于国家重造的贡献。蔡老先生虽在战争中寂寞死去了数年，主张的健康性，却至今犹未消失。这种主张如何来发扬光大，应当是我们的事情！

    生命

    我好像为什么事情很悲哀，我想起“生命”。

    每个活人都像是有一个生命，生命是什么，居多人是不曾想起的，就是“生活”也不常想起。我说的是离开自己生活来检视自己生活这样事情，活人中就很少那么作。因为这么作不是一个哲人，便是一个傻子了。“哲人”不是生物中的人的本性，与生物本性那点兽性离得太远了，数目稀少正见出自然的巧妙与庄严。因为自然需要的是人不离动物，方能传种。虽有苦乐，多由生活小小得失而来，也可望从小小得失得到补偿与调整。一个人若尽向抽象追究，结果纵不至于违反自然，亦不可免疏忽自然，观念将痛苦自己，混乱社会。因为追究生命“意义”时，即不可免与一切习惯秩序冲突。在同样情形下，这个人脑与手能相互为用，或可成为一思想家、艺术家，脑与行为能相互为用，或可成为一革命者。若不能相互为用，引起分裂现象，末了这个人就变成疯子。其实哲人或疯子，在违反生物原则，否认自然秩序上，将脑子向抽象思索，意义完全相同。

    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

    有什么人能用绿竹作弓矢，射入云空，永不落下？我之想象，犹如长箭，向云空射去，去即不返。长箭所注，在碧蓝而明静之广大虚空。

    明智者若善用其明智，即可从此云空中，读示一小文，文中有微叹与沉默，色与香，爱和怨。无著者姓名。无年月。无故事。无……然而内容极柔美。虚空静寂，读者灵魂中如有音乐。虚空明蓝，读者灵魂上却光明净洁。

    大门前石板路有一个斜坡，坡上有绿树成行，长干弱枝，翠叶积叠，如翠翣，如羽葆，如旗帜。常有山灵，秀腰白齿，往来其间。遇之者即喑哑。爱能使人喑哑——一种语言歌呼之死亡。“爱与死为邻”。

    然抽象的爱，亦可使人超生。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至如阉寺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貌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吓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与阉人说此，当然无从了解。

    夜梦极可怪。见一淡绿百合花，颈弱而花柔，花身略有斑点青渍，倚立门边微微动摇。在不可知地方好像有极熟习的声音在招呼：

    “你看看好，应当有一粒星子在花中。仔细看看。”

    于是伸手触之。花微抖，如有所怯。亦复微笑，如有所恃。因轻轻摇触那个花柄，花蒂，花瓣。近花处几片叶子全落了。

    如闻叹息，低而分明。

    雷雨刚过。醒来后闻远处有狗吠。吠声如豹。半迷糊中卧床上默想，觉得惆怅之至。因百合花在门边动摇，被触时微抖或微笑，事实上均不可能！

    起身时因将经过记下，用半浮雕手法，如玉工处理一片玉石，琢刻割磨。完成时犹如一壁炉上小装饰。精美如瓷器，素朴如竹器。

    一般人喜用教育身分，来测量这个人道德程度。尤其是有关乎性的道德。事实上这方面的事情，正复难言。有些人我们应当嘲笑的，社会却常常给以尊敬，如阉寺。有些人我们应当赞美的，社会却认为罪恶，如诚实。多数人所表现的观念，照例是与真理相反的。多数人都乐于在一种虚伪中保持安全或自足心境。因此我焚了那个稿件。我并不畏惧社会，我厌恶社会，厌恶伪君子，不想将这个完美诗篇，被伪君子与无性感的女子眼目所污渎。

    百合花极静。在意象中尤静。

    山谷中应当有白中微带浅蓝色的百合花，弱颈长蒂，无语如语，香清而淡，躯干秀拔。花粉作黄色，小叶如翠珰。

    法郎士曾写一《红百合》故事，述爱欲在生命中所占地位，所有形式，以及其细微变化。我想写一《绿百合》，用形式表现意象。

    时间

    一切存在严格的说都需要“时间”。时间证实一切，因为它改变一切。气候寒暑，草木荣枯，人从生到死，都不能缺少时间，都从时间上发生作用。

    常说到“生命的意义”或“生命的价值”。其实一个人活下来真正的意义同价值，不过是占有几十个年头的时间罢了。生前世界没有他，他是无意义无价值可言的。活到不能再活死掉了，他没有生命，他自然更无意义无价值可言。

    正仿佛多数人的愚昧同少数人的聪明，对生命下的结论差不多都以为是“生命的意义同价值是活个几十年”，因此都肯定生活，那么吃，喝，睡觉，吵架，恋爱，活下来等待死，死后让棺木来装殓他，黄土来掩埋他，蛆虫来收拾他。

    生命的意义解释得既如此单纯：“活下来，活着，倒下，死了”，未免太可怕了。因此次一等的聪明人，同次一等的愚人，对生命意义同价值找出第二种结论，就是“怎么样来耗费这几十个年头”。虽更肯定生活，那么吃，喝，睡觉，吵架，恋爱，然而生活得失取舍之间，到底也就有了分歧。这分歧是一看即明白的。大别言之，聪明人要理想生活，愚蠢人要习惯生活。聪明人以为目前并不完全好，一切应比目前更好，且竭力追求那个理想。愚蠢人对习惯完全满意，安于习惯，保护习惯。（在世俗观察上，这两种人称呼常常相反，安于习惯的被呼为聪明人，怀抱理想的人却成愚蠢家伙。）

    两种人既同样有个“怎么样来耗费这几十个年头”的打算，要从人与人之间找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即或择业相同，成就却不相同。同样想征服颜色线条作画家，同样想征服乐器声音作音乐家，同样想征服木石铜牙及其他材料作雕刻家，甚至于同样想征服人身行为作帝王，同样想征服人心信仰作思想家：一切结果都不会相同。因此世界上有大诗人，同时也就有蹩脚诗人，有伟大革命家，同时也有虚伪革命家。至于两种人目的不同，择业不同，那就更容易一目了然了。

    看出生命的意义同价值，原来如此如此，却想在生前死后使生命发生一点特殊意义同价值，心性绝顶聪明，为人却好像傻头傻脑，历史上的释迦，孔子，耶稣，就是这种人。这种人或出世，或入世，或革命，或复古，活下来都显得很愚蠢，死过后却显得很伟大。屈原算得这种人另外一格，历史上这种人并不多，可是间或有一个两个，就很像样子了。这种人自然也只能活个几十年，可是他的观念，他的意见，他的风度，他的文章，却可以活在人类记忆中几千年。一切人生命都有个时间限制，这种人的生命又似乎不大受这种限制。

    话说回来，事事物物要时间证明，可是时间本身却是个极其抽象的东西。从无一个人说得明白时间是个什么样子。“时间”并不单独存在。时间无形，无声，无色，无臭。要说明时间的存在，还得回头从事事物物去取证。从日月来去，从草木荣枯，从生命存亡找证据。正因为事事物物都可为时间作注解，时间本身反而被人疏忽了。所以多数人提问到生命的意义同价值时，没有一个人敢说“生命意义同价值，只是一堆时间。”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是一个真正明白生命意义同价值的人所说的话。老先生说这话时心中很寂寞！能说这话的是个伟人，能理解这话的也不是个凡人。目前的活人，大家都记着这两句话，却只有那些从日光下牵入牢狱，或从牢狱中牵上刑场的倾心理想的人，最了解这两句话的意义。因为说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同懂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异途同归，完全是为事实皱眉，却胆敢对理想倾心。

    他们的方法不同，他们的时代不同，他们的环境不同，他们的遭遇也不同，相同的他们的心，同样为人类而跳跃。

    悲观与乐观

    住在北平大城里，若同什么人一提到国家大事，不管他是银行办事的，学校教书的，编报的，作律师的，以及一切从事自由职业他那工作同国家荣辱分不开的，他总会觉得前途悲观。这人负责越重，知道国家情形越详细，仿佛便更容易悲观。这悲观我们不能隐讳，不应隐讳。

    不过我们若从什么饭馆戏院过身，必可看到许多人进进出出。学校到开学上课时，仍然有人缴费上课。新办的北平市公共汽车，第五路车每次开出城时，眼见到坐的人满满的。（北平市各大街的牌楼，不是也全在那儿重新油漆涂金抹红吗？）……从这些方面看来，我们又会觉得乐观的人似乎太多了。

    悲观的人说的好是“忧心国事”，说的不好是“神经不大健全”。

    乐观的人其所以能乐观，我以为也有两方面，一是认为徒然悲观无益，二是认为国家前途大可乐观。譬如水灾吧，它既然来了，大家就想办法，各就各人地位尽一点力，办报的为灾民请命，大声急呼，唱戏的唱义务戏，看戏的也看义务戏，多多少少总能帮助那些站在水里爬在屋脊上的同胞一点忙，当然比徒然悲观强多了。至于匪徒捣乱分子呢，不给他机会，就无法活动。努力消除他，就会消灭。政府能合作，有办法，自然使人对未来乐观，未来事纵不可知，可以放下不提。目前一切至少能维持，目前也就有乐观理由了。

    不过我们也应当明白，某种人的不悲观，也许是他毫无知识；某种人的乐观，也许是他愚妄不可救药。

    我以为不论悲观乐观，最要紧的还是人人皆应当多明白一点过去。现在、未来的国家事情，凡是负责的不独自己应当知道，并且还必须让不负责的也知道。知道事情太多，结果不一定使人聪明，或者反而令人糊涂，因为糊涂，容易迷信，不错，我意思就要人迷信。

    迷信就是宗教情绪的统一，它使人“简单”，比“世故”对于人类似乎还有用些。我们过去迷信鬼神，鬼神对我们便发生极大作用。如今对于鬼神之力的迷信时代已过去了，如果能够把新的迷信，集中在一种新的人事方面，信政府，信科学，信知识与技术，信组织与秩序，并不是无意义的努力。我们对于“人的能力”如发生信仰，受其催眠，为之兴奋，从小处说社会就可以支持现状，不会恶化；从大处说社会就可以产生变革，得到进步。

    无迷信就少热情。一个民族缺少热情，悲观与乐观完全浮在表面上，活下去，也就是鬼混下去罢了。知识阶级能觉悟，不鬼混，中国有办法的。

    烦闷

    烦闷来源有两方面：一是外面压力，二是个人生活。国家内忧外患逼迫，明白国势危险，不易支持，属于前者；个人生活无办法，恋爱失败，求学困难，作生意开铺子赔了本，属于后者。极端烦闷使人容易对当前社会绝望，对生存灰心，结果便是革命，绑票，卖国，发疯，堕落，自杀。

    身当其冲，活在这个国家里，有血性有骨气的青年人，对当前各事难乐观，烦闷是极其自然的。或者想活不能活，或者想安分作一个人却无机会那么来作个人，于是革命，绑票，卖国，发疯，堕落，自杀，当然就多起来了。

    应当怎么办？就是为烦闷找一条出路。

    目前个人为烦闷找出路的方法，据我看来，读书人不外乎三五朋友说说气话，骂骂政府，或看看戏，打打牌。（再个人主义一点，也有关上房门灌两斤黄酒的。）其余官场中人商业中人呢，仍然是那一套，再加上打打台球，下盘棋，八大胡同走走，正阳楼吃两只螃蟹，大吼一阵五魁八马，也就完事了。试公公平平的想想，有多少人不是那么打发他的日子的？试想想，大家这么挨下去，拖下去，混下去，能支持多久？我问你。

    个人为烦闷找出路，活得很有意思的，另外自然也还有人，值得我们注意。譬如有些教书的，明白要国家翻个身，个人不白生一世，必需苦干一场。就善用其所长，忘我毋私的来工作。有些读书的，住小公寓，冬无火炉，夏无蚊帐，时时刻刻感到宿食两问题难解决，但他们却不怕穷，不怕饿和冷，还依然拼命低头去学，去干。还有商人，事业家，他们那种沉默的奋斗，更不待说了。

    我们要提起的是在社会上各方面“负责的人”，看看他们是不是注意到这个“烦闷”病。若已注意到了，应当想什么方法来防止这个病的传染，且找出什么方法来治疗这种病。

    看报载行政院褚民谊先生救水灾难民，上台唱《霸王别姬》，十分热闹。给南京多数市民娱乐的有人，给北京多数市民一点教训，为他们打打气的可没有人，想起来有点儿惨。

    若说大学校长，只是校长，地方官只是官，名流只作名流，古董只玩古董，多数市民同学生，就那么挨下去，拖下去，混下去，说真话，这不成。

    沉默

    读完一堆从各处寄来的新刊物后，仿佛看完了一场戏，留下种热闹和寂寞混和的感觉。

    我沉默了两年。这沉默显得近于有点自弃，有点衰老。是的。古人说：“玩物丧志”，两年来我似乎就在用某种癖好系住自己。我的癖好近于压制性灵的碇石，铰残理想的剪子。需要它，我才能够贴近地面，不至于转入虚无。我们平时见什么作家搁笔略久时，必以为“这人笔下枯窘，因为心头业已一无所有。”我这枝笔一搁下就是两年。我并不枯窘。泉水潜伏在地底流动，炉火闷在灰里燃烧，我不过不曾继续用它到那个固有工作上罢了。一个人想证明他的存在，有两个方法：其一从事功上由另一人承认而证明；其一从内省上由自己感觉而证明。我用的是第二种方法。我走了一条近于一般中年人生活内敛以后所走的僻路。寂寞一点，冷落一点，然而同别人一样是“生存”。或者这种生存从别人看来叫作“落后”，那无关系。两千年前的庄周，仿佛比当时多少人都落后一点。那些人早死尽了，到如今，你和我读《秋水》《马蹄》时，仿佛面前还站有那个落后的人。

    我不写作，却在思索写作对于我们生命的意义。我想起三千年来许多人，想起这些人如何使用他那一只手。有些人经过一千年三千年那只手还俨然有力量能揪住多数人的神经或感情，屈抑它，松弛它，绷紧它，完全是一只魔手，每个人都是同样的一只手，五个指头，尖端缀一枚覆枧形的淡红色指甲，关节处有一些微涡和小皱，背面还萦绕着一点隐伏在皮肤下的青色筋络。然而有些人的手却似乎特有魔力。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手变成一只魔手？是不是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把自己一只手成为光荣的手？

    我知道我们的手，不过是人类一颗心走向另一颗心的一道桥梁。作成这桥梁取材不一，也可以用金玉木石（建筑或雕刻），也可以用颜色（绘画），也可以用文字，用各种不同的文字。也可以单纯进取，譬如说，当你同一个青年女子在一处，相互用沉默和微笑代替语言犹有所不足时，它的小小活动就能够使一颗心更靠近一颗心。既然是一道桥梁，借此通过的自然就贵贱不一。将军凯旋由此通过，小贩贸易也由此通过。既有人用它雕凿大同的石窟，和阗的碧玉，也就有人用它编织芦席，削刮小挖耳子。故宫所藏宋人的《雪山图》、《洞天山堂》等等伟大画幅，是用手作成的，上海四马路小弄堂转角处叫卖的小画儿，也是用手作成的。《史记》是一个人写的，《肉蒲团》也是一个人写的。既然是一道桥梁，通过的当然有各种各色的人性，道德可以通过，罪恶也无从拒绝。

    提起道德和罪恶，使我感到一点迷惑。我不注意我这只手是否能够拒绝罪恶，倒是对于罪恶或道德两个名词想仔细把它弄清楚些。平时对于这两个名词显得异常关心的人，照例却是不甚追究这两个名词意义的人。我们想认识它；如制造糕饼人认识糕饼，到具体认识它的无固定性时，这两个名词在我们个人生活上，实已等于消灭无多意义了。人人都说艺术应当有一个道德的要求，这观念假定容许它存在，创作最低的效果是给自己与他人以人性交流的满足，由满足而感觉愉快，这效果的获得，可以说是道德的。造一点小小谣言，诪张为幻，通常认为不道德，然而倘若它也能给某种人以满足，也间或被一些人当作“战略”，看来又好像是道德的了。道德既随人随事而有变，它即或与罪恶是两个名词，事实上就无时不可以对调或混淆。一个牧师对于道德有特殊敏感，为道德的理由，终日手持一本《圣经》，到同夫人谿勃，这谿勃且起源于两人生理上某种缺陷时，对于他最道德的书，倒是一本讨论关于两性心理如何调整的书。一个律师对于道德有它一定的看法，当家中孩子被沸水烫伤时，对于他最道德的书，倒是一本新旧合刊的《丹方大全》。若说道德邻于人类向上的需要，有人需要一本《圣经》，有人需要一本《太上感应篇》，但我的一个密友，却需要我写一封甜蜜蜜充满了温情与一点轻微忧郁的来信。因为他等待着这个信，我知道！如说多数需要是道德的，事实上多数需要的却照例是一个作家所不能给的。大多数伟大作品，是因为它“存在”，成为多数需要。并不是因为多数需要，它因之“产生”。我的手是来照需要写—本《圣经》，一本《太上感应篇》，还是好好的回我那个朋友一封信？很明显的是我可以在三者之间随意选择。我在选择。但当我能够下笔时，我一定已经忘掉了道德和罪恶，也同时忘了那个多数。

    我始终不了解一个作者把“作品”与为“多数”连缀起来，努力使作品庸陋，雷同，无个性，无特性，却又希望它长久存在，以为它能够长久存在，这一个观念如何能够成立。溪面群飞的蜻蜓够多了，倘若有那么一匹小生物，倦于骚扰，独自休息在一个岩石上或一片芦叶上，这休息，且是准备着一种更有意义的振翅，这休息不十分坏。我想，沉默两年不是一段长久的时间，若果事情能照我愿意作的作去，我还必需把这分沉默延长。

    这也许近于逃遁，一种对于多数骚扰的逃遁。人到底比蜻蜓不同，生活复杂得多，神经发达得多。也必然有反应，被刺激过后的反应。也必然有直觉，基于动物求生的直觉。但自然既使人脑子进化得特别大，好像就是要人凡事多想一想，许可人向深处走，向远处走，向高处走。思索是人的权利，也是人其所能生存能进步的工具。什么人自愿抛弃这种权利，那是个人的自由，正如一个酒徒用剧烈酒精燃烧自己的血液，是酒徒的自由。可是如果他放下了那个生存进步的工具，以为用另外一种简单方式可以生存，尤其是一个作者，一个企图用手作成桥梁，通过一个理想，希望作品存在，与肉体脱离而独立存在，与事实似乎不合。自杀不是求生的方式，谐俗也不是求生的方式。作品能存在，仰赖读者，然对读者在乎启发，不在乎媚悦。通俗作品够在读者间存在的事实正多，然通俗与庸俗却又稍稍不同。无思索的一唱百和，内容与外形的一致摹仿，不可避免必陷于庸俗。庸俗既不能增人气力，也不能益人智慧。在行为上一个人若带着教训神气向旁人说：人应当用手足同时走路，因为它合乎大多数的动物本性或习惯。说这种话的人，很少不被人当作疯子。然而在文学创作上，类似的教训对作家却居然大有影响。原因单纯，就是大多数人知道要出路，不知道要脑子。随波逐流容易见好，独立逆风需要气力。

    我觉得我应当努力来写一本《圣经》了，这经典的完成，不在增加多数人对于天国的迷信，却在说明人力的可信。使一些有志从事写作者，对于作品之生长，多有一分知识。希望个人作品成为推进历史的工具，这工具必需如何造作，方能结实牢靠，像一个理想的工具。我预备那么写下去，第一件事每个作家先得有一个能客观看世界的脑子。可是当我想起是不是这世界每个人都自愿有一个脑子，都觉得必需有个脑子时，我依然把笔搁下了。人间广泛，万汇难齐。沮洳是水作成的，江河也是水作成的；橘柚宜于南国，枣梨生长北方，万物各适其性，各有其宜，应沉默处得沉默，古人名为顺天体道。雄鹰只偶尔一鸣，麻雀却长日叽喳，效果不同，容易明白。各适其性，各取所需，如果在当前还许可时，我的沉默是不会妨碍他人进步，或许正有助于别一些伟大成就的。

    十月八日北平。

    潜渊

    黄昏极美丽悦人。光景清寂，极静，独坐小蒲团上，望窗口微明，欧战从一日起始，至今天为止，已三十天。此三十天中波兰即已灭亡。一国家养兵至一百万，一月中即告灭亡，何况一人心中所信所守，能有几许力量，抗抵某种势力侵入？一九三九之九月，实一值得记忆的月份。人类用双手—头脑创造出一个惊心动魄文明世界，然此文明不旋踵立即由人手毁去。人之十指，所成所毁，亦已多矣。

    九月××。

    读《人与技术》、《红百合》二书各数章。小楼上阳光甚美，心中茫然，如一战败武士，受伤后独卧荒草间，武器与武力已全失。午后秋阳照铜甲上炙热。手边有小小甲虫爬行，耳畔闻远处尚有落荒战马狂奔，不觉眼湿。心中实充满作战雄心，又似觉一切已成过去，生命中仅残余一种幻念，一种陈迹的温习。

    心若翻腾，渴想海边，及海边可能见到的一一切。沙滩上为浪潮漂白的一些螺蚌残壳，泥路上一朵小小蓝花，天末一片白帆，一片紫。

    房中静极。面对窗上三角形夕阳黄光，如有所悟，亦如有所惑。

    十月××。

    晴。六时即起。甚愿得在温暖阳光下沉思，使肩背与心同在朝阳炙晒中感到灼热。灼热中回复清凉，生命从疲乏得到新生。久病新瘥一般新生。所思者或为阳光下生长一种造物（精巧而完美，秀与壮并之造物），并非阳光本身。或非造物，仅仅造物所遗留之一种光与影，形与线。

    人有为这种光影形线而感兴激动的，世人必称之为“痴汉”。因大多数人都“不痴”，知从“实在”上讨生活，或从“意义”“名分”上讨生活。捕蚊捉虱，玩牌下棋，在小小得失上注意关心，引起哀乐，即可度过一生。生活安适，即已满足。活到末了，倒下完毕。多数人所需要的是“生活”，并非对于“生命”具有何种特殊理解，故亦不必追寻生命如何使用，方觉更有意思。因此若有一人，超越习惯的心与眼，对于美特具敏感，自然即被称为痴汉。此痴汉行为，若与多数人庸俗利害观念相冲突，且成为罪犯，为恶徒，为叛逆。换言之，即一切不吉名词无一不可加诸其身，对此符号，消极意思为“沾惹不得”，积极企图为“与众弃之”。然一切文学美术以及人类思想组织上巨大成就，常惟痴汉有分，与多数无涉，事情显明而易见。

    十月××。

    金钱对“生活”虽好像是必需的，对“生命”似不必需。生命所需，惟对于现世之光影疯狂而已。因生命本身，从阳光雨露而来，即如火焰，有热有光。

    我如有意挫折此奔放生命，故从一切造形小物事上发生嗜好，即不能挫折它，亦可望陶冶它，羁縻它，转变它。不知者以为留心细物，所志甚小。见闻不广，无多大价值物事，亦如宝贝，加以重视，未免可笑。这些人所谓价值，自然不离金钱，意即商业价值。

    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以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大意义，能用于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人之所同。惟宗教与金钱，或归纳，或消灭。因此令多数人生活下来都庸俗呆笨，了无趣味。某种人情感或被世务所阉割，淡漠如一僵尸，或欲扮道学，充绅士，作君子，深深惧怕被任何一种美所袭击，支撑不住，必致误事。又或受佛教“不净观”影响，默会《诃欲经》本意，以爱与欲不可分，惶恐逃避，惟恐不及。像这些人，对于“美”，对于一切美物、美行、美事、美观念，无不漠然处之，竟若毫无反应。

    不过试从文学史或美术史（以至于人类史）上加以清查，却可得一结论，即伟人巨匠，千载宗师，无一不对于美特具敏锐感触，或取调和态度，融汇之以成为一种思想，如经典制作者对于经典文学符号排比的准确与关心。或听其撼动，如艺术家之与美对面时从不逃避某种光影形线所感印之痛苦，以及因此产生佚智失理之疯狂行为。举凡所谓活下来“四平八稳”人物，生存时自己无所谓，死去后他人对之亦无所谓。但有一点应当明白，即“社会”一物，是由这种人支持的。

    十月××。

    饭后倦极。至翠湖土堤上一走。木叶微脱，红花萎悴，水清而草乱。猪耳莲尚开淡紫花，静贴水面。阳光照及大地，随阳光所及，举目临眺，但觉房屋人树，及一池清水，无不如相互之间，大有关系。然个人生命，转若甚感单独，无所皈依，亦无附丽。上天下地，粘滞不住。过去生命可追寻处，并非一堆杂著，只是随身记事小册三五本，名为记事，事无可记，即记下亦无可观。惟生命形式，或可于字句间求索得到一二，足供温习。生命随日月交替，而有新陈代谢现象，有变化，有移易。生命者，只前进，不后退，能迈进，难静止。到必需“温习过去”，则目前情形可想而知。沉默甚久，生悲悯心。

    我目前俨然因一切官能都十分疲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或如有所规避，即逃脱彼噬心嚼知之“抽象”。由无数造物空间时间综合而成之一种美的抽象。然生命与抽象固不可分，真欲逃避，惟有死亡。是的，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

    十月××。

    在阳光下追思过去，俨然整个生命俱在两种以及无数种力量中支撑抗拒，消磨净尽，所得惟一种知识，即由人之双手所完成之无数泥土陶瓷形象，与由上帝双手搏泥所完成之无数造物灵魂有所会心而已。令人痛苦也就在此。人若欲贴近土地，呼吸空气，感受幸福，则不必有如此一分知识。多数人或具有一种浓厚动物本性，如猪如狗，或虽如猪如狗，惟感情被种种名词所阉割，皆可望从日常生活中感到完美与幸福。譬如说“爱”，这些人爱之基础或完全建筑在一种“情欲”事实上，或纯粹建筑在一种“道德”名分上，异途同归，皆可得到安定与快乐。若将它建筑在一抽象的“美”上，结果自然到处见出缺陷和不幸。因美与“神”近，即与“人”远。生命具神性，生活在人间，两相对峙，纠纷随来。情感可轻翥高飞，翱翔天外，肉体实呆滞沉重，不离泥土。

    ××说：“×××年前死得其所，是其时。”即“人”对“神”的意见，亦即神性必败一个象征。××实死得其时，因为救了一个“人”，一个贴近地面的人。但××若不死，未尝不可以使另外若干人增加其神性。

    有些人梦想生翅膀一双，以为若生翅翼，必可轻举，向日飞去。事实上即背上生出翅膀，亦不宜高飞。如×××。有些人从不梦想。惟时时从地面踊跃升腾，作飞起势，飞起计。虽腾空不过三尺，旋即堕地。依然永不断念，信心特坚。如×××。前者是艺术家，后者是革命家。但一个文学作家，似乎必需兼有两种性格。

    十月××。

    十月十六日摘抄。

    长庚

    久不出门，天雨闷人，上街去买点书，买点杂用事物，同时也想看看人，从“无言之教”得到一点启发。街上人多如蛆，杂声嚣闹。尤以带女性的男子话语到处可闻，很觉得古怪。心想：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悲剧。雄身而雌声的人特别多，不祥之至。人既雄身而雌声，因此国事与家事便常相混淆，不可分别。“亲戚”不仅在政治上是个有势力有实力的名词，经济，教育，文学，任何一方面事业，也与“亲戚”关系特别深。“外戚”“宦官”虽已成为历史上名词，事实上我们三千年的历史一面固可夸耀，一面也就不知不觉支配到这个民族，困缚了这个民族的命运。如今有多少人作事，不是因“亲戚”面子得来！有多少从政者，不是用一个阉宦风格，取悦逢迎，巩固他的大小地位！这也就名为“政治”。走来走去，看到这种政治人物不少，心转悲戚。活在这种人群中，俨若生存只是一种嘲讽。

    晚上到承华圃送个朋友到医院去，闻几个“知识阶级”玩牌争吵声，油然生悲悯心。觉人生长勤，各有其分。正如陈思王佚诗，“巢许让天下，商贾争一钱”；在争让中就可见出所谓人生两极。这两极分野，并不以教育身分为标准。换言之，就是不以识字多少或社会地位大小为标准。同为圆颅方踵，不识字身分低的人，三年战争的种种表现，尽人皆知。至于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在外表上称绅士淑女的，事实上这种人的生活兴趣，不过同虫蚁一样，在庸俗的污泥里滚爬罢了。这种人在滚爬中也居然搀杂泪和笑，活下来，就活在这种小小得失恩怨中，死去了，世界上少了一个“知识阶级”，如此而已。这种人照例永远还是社会中的“多数”。历史虽变，人性不变，所以屈原两千年前就有哺糟啜醨以谐俗的愤激话。这个感情丰富作人认真的楚国贤臣，虽装做世故，势不可能，众醉独醒，作人不易，到末了还是自沉清流，一死了事。人虽死了，事还是不了的。两千年后的考据家，便很肯定的说：“屈原是个疯子。政治上不得意，所以发疯自杀。”这几句话倒说明了另外一件事实，近代中国从政者自杀之少，原来政治家不得于此者还可望得意于彼，所以不会疯，也从不闻自杀。可是任何时代一个人脑子若从人事上作较深思索，理想同事实对面，神经张力逾限，稳定不住自己，当然会发疯，会自杀！再不然，他这种思索的方式，也会被人当作疯子，或被人杀头的。庄子既不肯自杀，也不愿被杀，所以宁曳尾泥涂以乐天年。同样近于自沉，即将生命沉于一个对人生轻嘲与鄙视的态度中。这态度稳定了他，救活了一条老命，多活几年，看尽了政治上得意成功人的种种，也骂尽了这种得意成功人的丑态，死去时，却得到一个“聪明人”称呼，作品且为后来道家一部重要经典。其实两个人对于他们所熟习的中层分子，是同样感到完全绝望的。虽然两千年来两人的作品，还靠的是这种中层分子来捧场，来欣赏，来研究。

    九号

    在乡下住，黄昏时独自到后山高处去，望天空云影，由紫转黑，天空尚净白，云已墨黑。树影亦如墨色，夜尚未来。远望滇池，一片薄烟，令人十分感动。在仙人掌作成的篱笆间，看长脚蜘蛛缀网，经营甚力，忽若有契子心。人生百年长勤，大都如是！捕蚊捉虫，其事虽小，然与生存大有关系，便自然会有意义。世界上有不少人所思所愿，脑子中转来运去，恐怕总逃不出“果口腹”打算。所愿小多，故易满足。既能满足，即趋懒惰。读书人对学问不进步处，对人事是非好坏麻木处，对生活无可不可处，无不是这种人得到满足以后的反应。若不明白近年来中层阶级的不振作，从此可以得到贴近事实的解释。然人能贴近生活，即俨然接近自然，成为生物之一种，从“万物之灵”回到“脊椎动物”，也可谓上帝一种巧妙安排。上帝知道，世人所谓得失哀乐，离我多远！

    住小楼上，半夜闻山中狼嗥。在窗口见一星子，光弱而美，如有所顾盼。耳目所接，却俨然比若干被人称为伟人功名巨匠作品留给我的印象，清楚深刻得多。

    十七号

    得××来信说：“从最近文章看来，你近来生活似乎十分消沉，值得同情。”回信告她说：“不用同情”。我人并没有衰老，何尝消沉？惟沉默已久，分析一番，也只是人太年青一点必然现象。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生命中储下的决堤溃防潜力太大太猛，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总不休息。沉默正是这战争的发展。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的年龄恰恰在两者之间。一年来战争的结果，感觉生命已得到了稳定，生长了一种信心。相信一切由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

    从“五四”到如今，廿年来由于这个工具的误用与滥用，在士大夫新陈代谢情形中，进步和退化现象，都明明白白看得出。其属于精神堕落处，正由于工具误用，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务员中，就不知不觉培养成一种阉宦似的阴性人格，以阿谀作政术，相互竞争。这相互竞争的结果，在个人功名事业为上升，在整个民族向上发展即受妨碍。同时在专家或教育界知识分子中，则造成一种麻木风气。任何人都知道这么拖下去不成，可是任何人还是一事不作，坐以待毙。麻木风气表现于个人性格上，大家都只图在窄小人圈子里独善其身，把所学一切只当成换吃换喝工具，别的毫无意义。这些人生存的意义既只是养家活口，因此凡一切进步理想，都不能引起何等良好作用，只要同他们当前生活略为冲突时，还总不免要想方设法加以抵制。观念的凝固，无形中即助长恶势力的伸张，与投机小人的行险侥幸。我因此感到，工具使用的方式，实在是一件大事，值得庄严谨慎来检校一番。

    其次，看看二十年来用文字作工具，使这个民族自信心的生长，有了多少成就。从成就上说，便使我相信，经典的重造，不是不可能的。经典的重造，在体裁上更觉得用小说形式为便利。这种新经典的产生，还待多数从各方面来努力。这努力的起始，是有识者将写作的专利，从少数“职业作家”独占情形下解放，另外从一个更宽广的社会中去发现作家，鼓励作家，培养作家。

    又其次是新经典的原则，当从一个崭新观点去建设这个国家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尤其是属于做人的无形观念重要。勇敢与健康，对于更好的“明天”或“未来”人类的崇高理想的向往。为追求理想，牺牲心的激发……更重要点是从生物学新陈代谢自然律上，肯定人生新陈代谢之不可免，由新的理性产生“意志”，且明白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全在乎“意志”，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的“命运”。用“意志”代替“命运”，把生命的使用，在这个新观点上变成有计划而能具连续性，是一切新经典的根本。

    从“五四”到今年正好二十周年。一个人刚刚成熟的年龄。修正这个运动的弱点，发展这个运动长处，再来个二十年努力，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权利。两年来的沉默，得到那么一个结论。屈原的愤世，庄周的玩世，现在是不成了。理性在活生生的人事中培养了两千年，应当有了些进步。生命的“意义”，若同样是与愚迷战争，它使用的工具仍离不了文字，这工具的使用方法，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思索思索。

    廿二号

    不毁灭的背影

    “其为人也，温美如玉，外润而内贞。”

    旧人称赞“君子”的话，用来形容一个现代人，或不免稍稍迂腐。因为现代是个粗犷，夸侈、褊私、疯狂的时代。艺术和人生，都必象征时代失去平衡的颠簸，方能吸引人视听。“君子”在这个时代虽稀有难得，也就像是不切现实。惟把这几句作为佩弦先生身后的题词，或许比起别的称赞更恰当具体。佩弦先生人如其文，可爱可敬处即在凡事平易而近人情，拙诚中有妩媚，外随和而内耿介，这种人格或性格的混和，在作人方面比文章还重要。经传中称的圣贤，应当是个什么样子，话很难说。但历史中所称许的纯粹君子，佩弦先生为人实已十分相近。

    我认识佩弦先生和许多朋友一样，从读他的作品而起。先是读他的抒情长诗《毁灭》，其次读叙事散文《背影》。随即因教现代文学，有机会作个进一步的读者。在诗歌散文方面，得把他的作品和俞平伯先生成就并提，作为比较讨论，使我明白代表“五四”初期两个北方作家：平伯先生如代表才华，佩弦先生实代表至性，在当时为同样有情感且善于处理表现情感。记得《毁灭》在《小说月报》发表时，一般读者反应，都觉得是新诗空前的力作，文学研究会同人也推许备至。惟从现代散文发展看全局，佩弦先生的叙事散文，能守住文学革命原则，文字明朗、素朴、亲切，且能把握住当时社会问题一面，贡献特别大，影响特别深。从民九起，国家教育设计，即已承认中小学国文读本，必用现代语文作品。因此梁任公、陈独秀、胡适之、朱经农、陶孟和……诸先生在理论问题文中，占了教科书重要部门。然对于生命在发展成长的青年学生，情感方面的启发与教育，意义最深刻的，却应数冰心女士的散文，叶圣陶、鲁迅先生的小说，丁西林先生的独幕剧，朱孟实先生的论文学与人生信札，和佩弦先生的叙事抒情散文。在文学运动理论上，近二十年来有不断的修正，语不离宗，“普及”和“通俗”目标实属问题核心。真能理解问题的重要性，又能把握题旨，从作品上加以试验，证实，且得到有持久性成就的，少数作家中，佩弦先生的工作，可算得出类拔萃。求通俗与普及，国语文学文字理想的标准，是经济、准确和明朗，佩弦先生都若在不甚费力情形中运用自如，而得到极佳成果。一个伟大作家最基本的表现力，是用那个经济、准确、明朗文字叙事，这也就恰是近三十年有创造欲，新作家待培养、待注意、又照例疏忽了的一点。正如作家的为人，伟大本与素朴不可分。一个作家的伟大处，“常人品性”比“英雄气质”实更重要。但是在一般人习惯前，却常常只注意到那个英雄气质而忽略了近乎人情的厚重质实品性。提到这一点时，更让我们想起“佩弦先生的死去，不仅在文学方面损失重大，在文学教育方面损失更为重大”；冯友兰先生在棺木前说的几句话，十分沉痛。因为冯先生明白“教育”与“文运”同样实离不了“人”，必以人为本。文运的开辟荒芜，少不了一二冲锋陷阵的斗士，扶育生长，即必需一大群有耐心和韧性的人来从事。文学教育则更需要能持久以恒兼容并包的人主持，才可望工作发扬光大。佩弦先生伟大得平凡，从教育看远景，是惟有这种平凡作成一道新旧的桥梁，才能影响深远的。

    我认识佩弦先生本人时间较晚，还是民十九以后事。直到民二十三，才同在一个组织里编辑中小学教科书，隔二三天有机会在一处商量文字，斟酌取舍。又同为一副刊一月刊编委，每二星期必可集会一次，直到抗战为止。西南联大时代，虽同在一系八年，因家在乡下，除每星期上课有二三次碰头，反而不易见面。有关共事同处的愉快印象，照我私意说来，潘光旦、冯芝生、杨今甫、俞平伯四先生，必能有纪念文章写得更亲切感人。四位的叙述，都可作佩弦先生传记重要参考资料。我能说的印象，却将用本文起始十余字概括。

    一个写小说的人，对人特别看重性格。外表轮廓线条与人不同处何在，并不重要。最可贵的是品性的本质，与心智的爱恶取舍方式。我觉得佩弦先生性格最特别处，是拙诚中的妩媚，且调和那点“外润而内贞”形成的趣味和爱好。他对事，对人，对文章，都有他自己意见，见得凡事和而不同，然而差别可能极小。他也有些小小弱点，即调和折衷性，用到文学方面时，比如说用到鉴赏批评方面，便永远具教学上的见解，少独具肯定性。用到古典研究方面，便缺少专断议论，无创见创获。即用到文学写作，作风亦不免容易凝固于一定风格上，三十年少变化，少新意。但这一切又似乎和他三十年主持文学教育有关。在清华、联大“委员制”习惯下任事太久，对所主持的一部门事务，必调和折衷方能进行，因之对个人工作为损失，对公家贡献就更多。熟人记忆中如尚记得联大时代常有人因同开一课，各不相下，僵持如摆擂台局面，就必然会觉得佩弦先生的折衷无我处，如何难能可贵！又良好教师和文学批评家，有个根本不同点：批评家不妨处处有我，良好教师却要客观，要承认价值上的相对件，多元性。陈寅恪、刘叔雅先生的专门研究，和最新创作上的试验成就，佩弦先生都同样尊重，而又出于衷心。一个大学国文系主任，这种认识很显然是能将新旧连接文化活用引导所主持一部门工作，到一个更新发展趋势上的。中国各大学的国文系，若还需要办下去，佩弦先生这点精神，这点认识，实值得特别注意，且值得当成一个永久向前的方针。

    凡讨论现代中国文学过去得失的，总感觉到有一点困难，即顾此失彼。时间虽仅短短三十年，材料已留下一大堆。民二十四年良友图书公司主持人赵家璧先生，印行新文学大系，欲克服这种困难和毛病，因商量南北熟人用分门负责制编选。或用团体作单位，或用类别作单位。最难选辑的是新诗。佩弦先生担任了这个工作，却又用的是那个客观而折衷的态度，不仅将各方面作品都注意到，即对于批评印象，也采用了一个“新诗话”制度辑取了许多不同意见。因之成为谈新诗一本最合理想的参考读物，且足为新文学选本取法。

    佩弦先生的《背影》，是近二十五年国内年青学生最熟习的作品。佩弦先生的土耳其式毡帽和灰棉袍，也是西南联大同人记忆最深刻的东西。但这两种东西必需加在一个瘦小横横的身架上，才见出分量，——一种悲哀的分量！这个影子在我记忆中，是从二十三年在北平西斜街四十五号杨宅起始，到“八一三”共同逃难天津，又执长沙临时大学饭厅中，转到昆明青云街四眼井二号，北门街唐家花园清华宿舍一个统舱式楼上。到这时，佩弦先生身边还多了一件东西，即云南特制的硬质灰白羊毛毡。（这东西和潘光旦先生鹿皮背甲，照老式制法上面还带点毛，冯友兰先生的黄布印八卦包袱，为本地孩子辟邪驱灾用的，可称联大三绝。）这毛毡是西南夷时代的氆氇，用来裹身，平时可避风雨，战时能防刀箭，下山时滚转而下还不至于刺伤四肢。昆明气候本来不太热太冷，用不着厚重被盖，佩弦先生不知从何时起床上却有了那么一片毛毡。因为他的病，有两回我去送他药，正值午睡方醒，却看到他从那片毛毡中挣扎而出，心中就觉得有种悲戚。想象他躺在硬板床上，用那片粗毛毡盖住胸腹午睡情形，一定更凄惨。那时节他即已常因胃病，不能饮食，但是家小还在成都，无人照顾，每天除了吃宿舍集团粗粝包饭，至多只能在床头前小小书桌上煮点牛奶吃吃。那间统舱式的旧楼房，一共住了八个单身教授，同是清华二十年同事老友，大家日子过得够寒伧，还是有说有笑，客人来时，间或还可享用点烟茶。但对于一个体力不济的病人，持久下去，消耗情形也就可想而知。房子还坍过一次墙，似在东边，佩弦先生幸好住在北端。

    楼房对面是个小戏台，戏台已改作过道，过道顶上还有个小阁楼，住了美籍教授温特。阁楼梯子特别狭小曲折，上下都得一再翻转身体，大个子简直无希望上下。上面因陋就简，书籍、画片、收音机、话匣子，以及一些东南亚精巧工艺美术品，墙角梁柱凡可以搁东西处无不搁得满满的。屋顶窗外还特制个一尺宽五尺长木槽，种满了中西不同的草花。房中还有只好事喜弄的小花猫，各处跳跃，客人来时，尤其欢喜和客人戏闹。二丈见方的小阁楼，恰恰如一个中西文化美术动植物罐头，不仅可发现一民族一区域热情和梦想，痛苦或欢乐的式式样样，还可欣赏终日接受阳光生意盎然的花草，陶融于其中的一个老人，一只小猫，佩弦先生住处一面和温特教授小楼相对，另一面有两个窗口，又恰当去唐家花园拜墓看花行人道的斜坡，窗外有一簇绿荫荫的树木，和一点芭蕉一点细叶紫干竹子。有时还可看到斜坡边栏干砖柱上一盆云南大雪山种华美杜鹃和白山茶，花开得十分茂盛，寂静中微见凄凉，雨来时风起处一定能送到房中一点簌簌声和淡淡清远香味。

    那座戏楼，那个花园，在民初元恰是三十岁即开府西南，统领群雄，反对帝制，五省盟主唐继尧将军的私产。蔡松坡、梁任公，均曾下榻其中。迎宾招贤，举觞称寿，以及酒后歌余，月下花前散步赋诗，东大陆主人的豪情胜概，历史上动人情景，犹恍惚如在目前。然前后不过十余年，主要建筑即早已赁作美领事馆办公处，终日只闻打字机和无线电收音机声音。戏楼正厅及两厢，竟成为数十单身流亡教授暂时的栖身处，池子中一张长旧餐桌上放了几份报，一个不美观破花瓶，破烂萧条恰像是一个旧戏院的后台。戏台阁楼还放下那么一个“鸡尾”式文化罐头。花园中虽经常尚有一二十老花匠照料，把园中花木收拾得很好，花园中一所房子中，小主人间或还在搁有印缅总督，边疆土司，及当时权要所送的象牙铜玉祝寿礼物堆积客厅中，款待客人，举行小规模酒筵舞会，有乐声歌声和行酒欢呼笑语声从楼窗溢出，打破长年的寂静。每逢云南起义日，且照例开放墓园，供市民参观拜谒。凡此都不免更使人感到“一切无常，一切也就是真正历史。”这历史，照例虽存在却不曾保留下来，保留下来的倒常常是“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诗人黍离的感慨！就在那么一种情形下，《毁灭》与《背影》作者，站在住处窗口边，没有散文没有诗，默默的过了六年。这种午睡刚醒或黄昏前后镶嵌到绿荫荫窗口边憔悴清瘦的影子，在同住七个老同事记忆中，一定终生不易消失。

    在那个住处窗口边，佩弦先生可能会想到传道书所谓“一切虚空”。也可能体味到庄子名言：“大块赋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因为从所知道的朋友说来，他实在太累了，体力到那个时候，即已消耗得差不多了。佩弦先生本来还并未老，精神上近年来且表现得十分年青。但是在公家职务上，和家庭担负上，始终劳而不佚，得不到一点应有的从容，就因劳而病死了。

    广济寺下院砖塔顶扬起的青烟，这两天可能已经熄灭了。能毁灭的已完全毁灭。但是佩弦先生的人与文，却必然活到许多人生命中，比云南唐府那座用大理石砌就的大坟还坚实永久。

    八月十九日西部。

    友情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我初次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小型的演讲会讲话后，就向一位教授打听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际真先生的情况，很想去看看他。际真曾主持哥大中文系达二十年，那个系的基础，原是由他奠定的。即以《红楼梦》一书研究而言，他就是把这部十八世纪中国著名小说节译本介绍给美国读者的第一人。人家告诉我，他已退休二十年了，独自一人住在大学附近一个退休教授公寓三楼中。后来又听另外人说，他的妻不幸早逝，因此人很孤僻，长年把自己关在寓所楼上，既极少出门见人，也从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访，是个古怪老人。

    我和际真认识，是在一九二八年。那年他由美返国，将回山东探亲，路过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此后曾继续通信。我每次出了新书，就给他寄一本去，我不识英语，当时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写好由美国寄我的。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间，我和一个朋友生活上遭到意外困难时，还前后得到他不少帮助。际真长我六七岁，我们一别五十余年，真想看看这位老大哥，同他叙叙半世纪隔离彼此不同的情况。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给他写了个信，说我这次到美国，很希望见到几个多年不见的旧友，如邓嗣禹、房兆楹和他本人。准备去纽约专诚拜访。

    回信说，在报上已见到我来美消息。目前彼此都老了，丑了，为保有过去年青时节印象，不见面还好些。果然有些古怪。但我想，际真长期过着极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难于理解的隐衷？且一般人所谓“怪”，或许倒正是目下认为活得“健康正常人”中业已消失无余的稀有难得的品质。

    虽然回信像并不乐意和我们见面，我们——兆和、充和、傅汉思和我，曾两次电话相约两度按时到他家拜访。

    第一次一到他家，兆和、充和即刻就在厨房忙起来了。尽管他连连声称厨房不许外人插手，还是为他把一切洗得干干净净。到把我们带来的午饭安排上桌时，他却承认作得很好。他已经八十五六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淳厚气质。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两本旧作，《鸭子》和《神巫之爱》！那是我二十年代中早期习作，《鸭子》还是我出的第一个综合性集子。这两本早年旧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刊。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了，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

    谈了一会，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一年写给他的。翻阅这些五十年前的旧信，它们把我带回到二十年代末期那段岁月里，令人十分怅惘。其中一页最最简短的，便是这封我向他报告志摩遇难的信：

    际真：

    志摩十一月十九日十一点三十五分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开山”。飞机随即焚烧，故二司机成焦炭。志摩衣已尽焚去，全身颜色尚如生人，头部一大洞，左臂折断，左腿折碎，照情形看来，当系飞机坠地前人即已毙命。二十一此间接到电后，二十二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时尚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嘉铸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二十二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尚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时（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早晨。

    那是我从济南刚刚回青岛，即刻给他写的。志摩先生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剜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

    如今这个才气横溢光芒四射的诗人辞世整整有了五十年。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

    那时我正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点书。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长杨振声先生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一个急电。电中只说志摩在济南不幸遇难，北平、南京、上海亲友某某将于二十二日在济南齐鲁大学朱经农校长处会齐。电报来得过于突兀，人人无不感到惊愕。我当时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大家认为很好。第二天一早车抵济南，我赶到齐鲁大学，由北平赶来的张奚若、金岳霖、梁思成诸先生也刚好到达。过不多久又见到上海来的张嘉铸先生和穿了一身孝服的志摩先生的长子，以及从南京来的张慰慈、郭有守两先生。

    随即听到受上海方面嘱托为志摩先生料理丧事的陈先生谈遇难经过，才明白出事地点叫“开山”，本地人叫“白马山”。山高不会过一百米。京浦车从山下经过，有个小站可不停车。飞机是每天飞行的邮航班机，平时不售客票，但后舱邮包间空处，有特别票仍可带一人。那日由南京起飞时气候正常，因济南附近大雾迷途，无从下降，在市空盘旋多时，最后撞在白马山半斜坡上起火焚烧。消息到达南京邮航总局，才知道志摩先生正在机上。灵柩暂停城里一个小庙中。

    早饭后，大家就去城里偏街瞻看志摩先生遗容。那天正值落雨，雨渐落渐大，到达小庙时，附近地面已全是泥浆。原来这停灵小庙，已成为个出售日用陶器的堆店。院坪中分门别类搁满了大大小小的缸、罐、沙锅和土碗，堆叠得高可齐人。庙里面也满是较小的坛坛罐罐。棺木停放在人门左侧贴墙处，像是临时腾出来的一点空间，只容三五人在棺边周旋。

    志摩先生已换上济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寿衣：戴了顶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袍，外加个黑纱马褂，脚下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遗容见不出痛苦痕迹，如平常熟睡时情形，十分安详。致命伤显然是飞机触山那一刹那间促成的。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个用铁树叶编成径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见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先生生前好友思成夫妇之手。把花圈安置在棺盖上，朋友们不禁想到，平时生龙活虎般、天真淳厚、才华惊世的一代诗人，竟真如“为天所忌”，和拜伦、雪莱命运相似，仅只在人世间活了三十多个年头，就突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与世长辞！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让檐前点点滴滴愁人的雨声相伴，看到这种凄清寂寞景象，在场亲友忍不住人人热泪盈眶。

    我是个从小遭受至亲好友突然死亡比许多人更多的人，经受过多种多样城里人从来想象不到的噩梦般生活考验，我照例从一种沉默中接受现实。当时年龄不到三十岁，生命中像有种青春火焰在燃烧，工作时从不知道什么疲倦。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能把志摩先生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希有好处，加以转化扩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长远持久的影响。因为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这种对人坦白无私的关心友情，都能产生良好作用，从而鼓舞人抵抗困难，克服困难，具有向上向前意义的。我近五十年的工作，从不断探索中所得的点滴进展，显然无例外都可说是这些朋友淳厚真挚友情光辉的反映。

    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

    一九八一年八月于北京作。

    从现实学习

    近年来常有人说我不懂“现实”，追求“抽象”，勇气虽若热烈实无边际。在杨墨并进时代，不免近于无所归依，因之落伍。这个结论不错，平常而自然。极不幸即我所明白的现实，和从温室中培养长大的知识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样，和另一种出身小城市自以为是属于工农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样，所以不仅目下和一般人所谓现实脱节，即追求抽象方式，恐亦不免和其他方面脱节了。试疏理个人游离于杨墨以外种种，写一个小文章，用作对于一切陌生访问和通信所寄托的责备与希望的回答。

    我第一次听到“现实”两个字，距如今已二十五年。我原是个不折不扣的乡巴老，辗转于川黔湘鄂二十八县一片土地上。耳目经验所及，属于人事一方面，好和坏都若离奇不经。这分教育对于一个生于现代城市中的年青人，实在太荒唐了。可是若把它和目下还存在于中国许多事情对照对照，便又会觉得极平常了。当时正因为所看到的好的农村种种逐渐崩毁，只是大小武力割据统治作成的最愚蠢的争夺打系，对于一个年青人教育意义是现实，一种混合愚蠢与堕落的现实，流注浸润，实在太可怕了，方从那个半军半匪部队中走出。不意一走便撞进了住有一百五十万市民的北京城。第一回和一个亲戚见面时，他很关心的问我：“你来北京，作什么的？”我即天真烂漫地回答说：“我来寻找理想，读点书。”“嗐，读书。你有什么理想，怎么读书？你可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做，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大学教授薪水十折一，只三十六块钱一月，还是打拱作揖联合罢教软硬并用争来的。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哪有你在乡下作老总有出息！”“可是我怎么作下去？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做官的有不少聪明人，人越聪明也就越纵容愚蠢气质抬头，而自己俨然高高在上，以万物为刍狗。被杀的临死时的沉默，恰像是一种抗议：‘你杀了我肉体，我就腐烂你灵魂。’灵魂是个看不见的东西，可是它存在，它将从另外许多方面能证明存在。这种腐烂是有传染性的，于是军官就相互传染下去，越来越堕落，越变越坏。你可想得到，一个机关三百职员有百五十支烟枪，是个什么光景？我实在呆不下了，才跑出来！我想来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

    我于是依照当时《新青年》《新潮》《改造》等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两者必需解放，新文学应负责任极多。我还相信人类热忱和正义终必抬头，爱能重新黏合人的关系，这一点明天的新文学也必须勇敢担当。我要那么从外面给社会的影响，或从内里本身的学习进步，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说去说来直到自己也觉得不知所谓时，方带怔止住。事实上呢，只需几句话即已足够了。“我厌恶了我接触的好的日益消失坏的支配一切那个丑恶现实。若承认它，并好好适应它，我即可慢慢升科长，改县长，作厅长？但我已因为厌恶而离开了。”至于文学呢，我还不会标点符号！我承认应当从这个学起，且丝毫不觉得惭愧。因为我相信报纸上说的，一个人肯勤学，总有办法的。

    亲戚为人本富于幽默感，听过我的荒谬绝伦抒情议论后，完全明白了我的来意，充满善心对我笑笑地说：“好，好，你来得好。人家带了弓箭药弩入山中猎取虎豹，你倒赤手空拳带了一脑子不切实际幻想入北京城作这分买卖。你这个古怪乡下人，胆气真好！凭你这点胆气，就有资格来北京城住下，学习一切经验一切了。可是我得告你，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

    我当真就那么住下来了。摸摸身边，剩余七块六毛钱。“五四”运动以后第三年。

    怎么向新的现实学习？先是在一个小公寓湿霉霉的房间，零下十二度的寒气中，学习不用火炉过冬的耐寒力。再其次是三天两天不吃东西，学习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饥力，并其次是从饥寒交迫无望无助状况中，学习进图书馆自行摸索的阅读力。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支笔，无日无夜写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给各报章杂志，在毫无结果等待中，学习对于工作失败的抵抗力与适应力。各方面的测验，间或不免使得头脑有点儿乱，实在支撑不住时，便跟随什么奉系直系募兵委员手上摇摇晃晃那一面小小三角白布旗，和五七个面黄肌瘦不相识同胞，在天桥杂耍棚附近转了几转，心中浮起一派悲愤和混乱。到快要点名填志愿书发饭费时，那亲戚说的话，在心上忽然有了回音，“可千万别忘了信仰！”这是我唯一老本，我哪能忘掉？便依然从现实所作成的混乱情感中逃出，把一双饿得昏花朦胧的眼睛，看定远处，借故离开了那个委员，那群同胞，回转我那“窄而霉小斋”，用空气和阳光作知己，照旧等待下来了。记得郁达夫先生第一次到我住处来看看，在口上，随后在文章上，都带着感慨劝我向亲戚家顺手偷一点什么，即可从从容容过一年时，我只笑笑。为的是他只看到我的生活，不明白我在为什么而如此生活。这就是我到北方来追求抽象跟现实学习，起始走的第一段长路，共约四年光景。年青人欢喜说“学习”和“争斗”，可有人想得到这是一种什么学习和争斗！

    这个时节个人以外的中国社会呢，代表武力有大帅，巡阅使，督军和马弁……代表文治有内阁和以下官吏到传达。代表人民有议会参众两院到乡约保长，代表知识有大学教授到小学教员。武人的理想为多讨几个女戏子，增加家庭欢乐。派人和大土匪和小军阀招安撤伙，膨胀实力。在会馆衙门做寿唱堂会，增加收入并表示阔气。再其次即和有实力的地方军人，与有才气的国会文人，换谱打亲家，企图稳定局面或扩大局面。凡属武力一直到伙夫马夫，还可向人民作威作福，要马料柴火时，吓得县长越墙而走。至于高级官吏和那个全民代表，则高踞病态社会组织最上层，不外三件事娱乐开心：一是逛窑子，二是上馆子，三是听乐子。最高理想是讨几个小婊子，找一个好厨子。（五子登科原来也是接收过来的！）若兼作某某军阀驻京代表时，住处即必然成为一个有政治性的俱乐部，可以唱京戏，推牌九，随心所欲，京兆尹和京师警察总监绝不会派人捉赌。会议中照报上记载看来，却只闻相骂，相打，打到后来且互相上法院起诉。两派议员开会，席次相距较远，神经兴奋无从交手时，便依照《封神演义》上作战方式，一面大骂一面祭起手边的铜墨盒法宝，远远抛去，弄得个墨汁淋漓。一切情景恰恰像《红楼梦》顽童茗烟闹学，不过在庄严议会表演而已。相形之下，会议中的文治派，在报上发表的宪法约法主张，自然见得黯然无色。任何理论都不如现实具体，但这却是一种什么现实！在这么一个统治机构下，穷是普遍的事实。因之解决它即各自着手。管理市政的卖城砖，管理庙坛的卖柏树，管理宫殿的且因偷盗事物过多难于报销，为省事计，即索兴放一把火将那座大殿烧掉，无可对证。一直到管理教育的一部之长，也未能免俗，把京师图书馆的善本书，提出来抵押给银行，用为发给部员的月薪。总之，凡典守保管的都可以随意处理。即自己性命还不能好好保管的大兵，住在西苑时，也异想天开，把圆明园附近大路路面的黄麻石，一块块撬超卖给附近学校人家起墙造房子。卖来卖去，政府当然就卖倒了。一团腐烂，终于完事。但促成其崩毁的新的一群，一部分既那么贴进这个腐烂堆积物，就已经看出一点征象，于不小心中沾上了些有毒细菌。当时既不曾好好消毒防止，当然便有相互传染之一日。

    从现实以外看看理想，这四年中也可说是在一个新陈代谢挣扎过程中。文学思想运动已显明在起作用，扩大了年青学生对社会重造的幻想与信心。那个人之师的一群呢，“五四”已过，低潮随来。官僚取了个最像官僚的政策，对他们不闻不问，使教书的同陷于绝境。然而社会转机也即在此。教授过的日子虽极困难，惟对现实的否定差不多却有了个一致性。学生方面则热忱纯粹分子中，起始有了以纵横社交方式活动的分子，且与“五四”稍稍不同，即“勤学”与“活动”已分离为二。不学并且像是一种有普遍性的传染病。（这事看来小，发展下去影响就不小！“五四”的活动分子，大多数都成了专家学者，对社会进步始终能正面负责任。三一八的活动分子，大多数的成就，便不易言了。）许多习文学的，当时即搁了学习的笔，在种种现实中活动，联络这个，对付那个，欢迎活的，纪念死的，开会，打架——这一切又一律即名为革命过程中的争斗，庄严与猥亵的奇异混和，竟若每事的必然，不如此即不成其为活动。问问“为什么要这样？”就中熟人即说：“这个名叫政治。政治学权力第一。如果得到权力，就是明日伟大政治家。”这一来，我这个乡下人可糊涂了。第一是料想不到文学家的努力，在此而不在彼。其次是这些人将来若上了台，能为国家作什么事？有些和我相熟的，见我终日守在油腻腻桌子边出神，以为如此呆下去，不是自杀必然会发疯，从他们口中我第二次听到现实。证明抽象的追求现实方式。

    “老弟，不用写文章了。你真太不知道现实，净作书呆子做白日梦，久想产生伟大的作品，哪会有结果？不如加入我们一伙，有饭吃，有事做，将来还可以——只要你愿意，什么都不难。”

    “我并不是为吃饭和做事来北京的！”

    “那为什么？难道当真喝北风，晒太阳，可以活下去？欠公寓伙食账太多时，半夜才能回住处，欠馆子饭账三五元，就不大敢从门前走过，一个人可以如此长远无出息的活下去？我问你。”

    “为了证实信仰和希望，我就能够。”

    “信仰和希望，多动人的名词，可是也多空洞！你就呆呆地守住这个空洞名词拖下去，挨下去，以为世界有一天忽然会变好？老弟，世界上事不那么单纯，你所信仰希望的惟有革命方能达到。革命是要推翻一个当前，不管它好坏，不问用什么手段，什么方式。这是一种现实。你出力参加，你将来就可作委员，作部长，什么理想都可慢慢实现。你不参加，那就只好做个投稿家，写三毛五一千字的小文章，过这种怪寒伧的日子下去了。”

    “你说信仰和希望，只是些单纯空洞名词，对于我并不如此。它至少将证明一个人由坚信和宏愿，能为社会作出点切切实实的贡献。譬如科学……”

    “不必向我演说，我可得走了。我还有许多事情！四点钟还要出席同乡会，五点半出席恋爱自由讨论会，八点还要……老弟，你就依旧写作你的杰作吧，我要走了。”

    时间于是过去了，“革命”成功了。现实使一些人青春的绿梦全褪了色。我那些熟人，当真就有不少凭空作了委员，娶了校花，出国又回国，从作家中退出，成为手提皮包，一身打磨得光亮亮小要人的。但也似乎证实了我这个乡下人的呆想头，并不十分谬误。做官固然得有人，作事还要人。挂个作家牌子，各处活动，终日开会吃点心固然要人，低头从事工作更要人。守住新文学运动所提出的庄严原则，从“工具重造”观点上有所试验，锲而不舍的要人，从“工具重用”观点上，把文学用到比宣传品作用深远一些，从种种试验取得经验的尤其要人。革命如所期待的来临，也如所忧虑加速分化。在这个现实过程中，不幸的作了古人，幸运的即作了要人，文学成就是各自留下三五十首小诗，或三五篇小说，装点装点作家身分。至于我呢，真如某兄所说，完全落了伍。因为革命一来，把三毛到一元千字的投稿家身分也剥夺了，只好到香山慈幼院去作个小职员。但自己倒不在意，只觉得刚走毕第一段路，既好好接触这个新的现实，明白新的现实，一切高尚理想通过现实时，所形成的分解与溃乱，也无一不清清楚楚，而把保留叙述这点儿现实引为己任，以为必可供明日悲剧修正的参考。

    在革命成功热闹中，活着的忙于权利争夺时，刚好也是文学作品和商业资本初次正式结合，用一种新的分配商品方式刺激社会时，现实政治和抽象文学亦发生了奇异而微妙的联系。我想要活下去，继续工作，就必得将工作和新的商业发生一点关系。我得起始走进第二步路，于是转到一个更大更现实的都市，上海。上海的商人，社会，以及作家，便共同给我以另外一课新的测验，新的经验。

    当时情形是一个作家总得和某方面有点关连，或和政治，或和书店——或相信，或承认，文章出路即不大成问题。若依然只照一个“老京派”方式低头写，写来用自由投稿方式找主顾，当然无出路。且现代政治的特殊包庇性，既已感染到作家间，于是流行一种现实争斗，一例以小帮伙作基础，由隔离形成小恩小怨，对立并峙。或与商业技术合流，按照需要，交换阿谀，标榜同道，企图市场独占。或互相在文坛消息上制造谣言，倾覆异己，企图取快一时。在这种变动不居是非不明的现实背景中，人的试验自然也因之而加强。为适应环境更需要眼尖手快，以及能忽彼忽此。有昨日尚相互恶骂，今日又握手言欢的。有今天刚发表雄赳赳的议论，大家正为他安全担心，隔一日却已成为什么什么老伙计的。也有一面兼营舞场经理，赌场掌柜，十分在行，一面还用绿色水笔写恋爱诗，红色水笔写革命诗的。总之，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对于文学，由这些人说来，不过是一种求发展求生存的工具或装饰而已。既不过是工具或装饰，热闹而不认真处，自然即种下些恶种子，影响于社会的将来。很可惜即一些准备执笔的年青朋友，习染于这个风气中，不能不一面学习写作，一面就学习送丧拜寿。其时个人用个虔诚谨慎态度有所写作，成绩足以自见的，固不乏人，但一到集团，便不免空空洞洞。集团表面越势力赫赫，这部门也就越见得空虚。文运既由个人自由竞争转而成为党团或书商势力和钱财的堆积比赛，老板为竞争营业计，因之昨日方印行普罗文学，明日又会提倡儿童妇女教育。对作家则一例以不花钱为原则，减少商品成本，方合经济学原理。但为营业计，每一书印出尚可见大幅广告出现，未尝不刺激了作者，以为得不到金钱总还有个读者。至于政治，则既有那种用作家名分作委员要人的在内，当然还要文学，因此到某一天，首都什么文学夜会时，参加的作家便到了四五百人。且有不少女作者。事后报上还很生动的叙述这个夜会中的种种，以为要人和美丽太太都出席，增加了夜会的欢乐进步空气。要人之一其实即是和我同在北平小公寓中住下，做了十多年作家，还不曾印行过一个小小集子的老朋友。也就是告我政治即权力的活动家。夜会过后，这“魔手生蛋”一般出现的四百作家，也就似乎忽然消失了，再不曾听说有什么作品上报了。这个现实象征的是什么，热闹是否即进步，或稍稍有点进步的希望？现实对某些人纵不可怕，对年青的一辈却实在是影响恶劣。原来一种新的腐败已传染到这个部门，一切如戏，点缀政治。无怪乎“文学即宣传”一名词，毫无人感觉奇异。乡下人觉得三年中在上海已看够了，学够了，因之回到了北平，重新消失于一百五十万市民群中，不见了。我明白，还只走完第二段路，尚有个新的长长的寂寞跋涉，待慢慢完成。北平的北风和阳光，比起上海南京的商业和政治来，前者也许还能督促我，鼓励我，爬上一个新的峰头，贴近自然，认识人生。

    我以为作家本无足贵，可贵者应当是他能产生作品。作品亦未必尽可贵，可贵者应当：他的成就或足为新文学运动提出个较高标准，创造点进步事实，一面足以刺激更多执笔者，有勇气，得启示，能作各种新的努力和探险，一面且足以将作品中所浸润寄托的宏博深至感情，对读者能引起普遍而良好的影响。因此一个作家当然不能仅具个作家身分，即用此身分转而成为现实政治的清客，或普通社会的交际花为已足。必需如一般从事科学或文史工作者，长时期沉默而虔敬的有所从事，在谨严认真持久不懈态度上，和优秀成就上，都有同样足资模范的纪录。事业或职业部门多，念念不忘出路不忘功利的，很可以在其他部门中得到更多更方便机会，不必搞文学，不必充作家。政治上负责者无从扶助这个部门的正常发展，也就得放弃了它，如放弃学校教育一样，将它一律交给自由主义者，听其在阳光和空气下自由发展。（教育还包含了点权利，必国家花钱，至于文学，却近乎完全白尽义务，要的是政府给予以自由，不是金钱！）这个看法本极其自然，与事实需要亦切合。然于时政治上已有个独占趋势，朝野既还有那些走路像作家，吃饭像作家，稿纸上必印就“××创作用稿”，名片上必印就“××文学会员”的活动人物，得在上海争文运作为政治据点，且寄食于这个名分上。因此在朝在野所作成的空气，就依然还是把作家放入宣传机构作属员为合理。凡违反这个趋势的努力都近于精力白费，不知现实。“民族文学”“报告小说”等等名词即应运而生。多少人的活动，也因之与中国公文政治有个一致性，到原则方案提出后，照例引起一阵辩论，辩论过后，告一段落，再无下文。正因为空论易热闹，实难见好，相互之间争持名词是非，便转而越见激烈。到无可争持时，同属一伙还得争个名分谁属，谁发明，谁领导，来增加文运活泼空气。真如所谓“妄人争年，以后正者为胜”，虽激烈而持久，无助于真实的进步亦可想而知！活泼背后的空虚，一个明眼人是看得出的。

    文学运动既离不了商业竟卖和政治争夺，由切实工作转入宣传铺张，转入死丧庆吊仪式趋赴里，都若有个夙命的必然。在这个风气流转中，能制造点缀“时代”风景的作家，自然即无望产生受得住岁月陶冶的优秀作品。玩弄名词复陶醉催眠于名词下的作家既已很多了，我得和那个少数争表现。工作也许比他人的稍麻烦些，沉闷些，需保持单纯和严谨，从各方面学习试用这枝笔，才能突破前人也超越自己。工作游离于理论纠纷以外，于普通成败得失以外，都无可避免。即作品所表现方式，也不得不从习惯以外有所寻觅，有所发现，扩大它，重造它，形成一种新的自由要求的基础。因之试从历史传说上重新发掘，腐旧至于佛典中的喻言禁律，亦尝试用一种抒情方式，重新加以处理，看看是不是还能使之翻陈生新。文体固定如骈文和偈语，亦尝试将它整个解散，与鄙俚口语重新拼合，证明能不能产生一种新的效果。我还得从更多不同地方的人事和景物取证。因之不久又离开北京，在武汉，在青岛，各地来去过了二年。就中尤以在青岛两年中，从多阳光的海岸边所作的长时间的散步，大海边的天云与海水，以及浪潮漂洗得明莹如玉的螺蚌残骸所得的沉默无声的教育，竟比一切并世文豪理论反而还具体。惟工作方式既游离于朝野文学运动理论和作品所提示的标准以外，对于寄食的职业又从不如何重视，所以对普遍生活言，我近于完全败北。然而对于工作信仰和希望，却反而日益明确。在工作成就上，我明白，还无望成为一个优秀作家，在工作态度上，却希望能无愧于手中一枝笔，以及几个良师益友一群赞赏者对于这枝笔可作的善意期许。

    东北沦陷于日人手中后，敌人势力逼近平津，华北有特殊化趋势。为国家明日计，西北或河南山东，凡事都得要重新作起，问题不轻细。有心人必承认，到中央势力完全退出时，文字在华北将成为唯一抵抗强邻坚强自己的武器。三十岁以上一代，人格性情已成定型，或者无可奈何了，还有个在生长中的儿童与少壮，待注入一点民族情感和做人勇气。因之和几个师友接受了一个有关国防的机构委托，为华北学生编制基本读物。从小学起始，逐渐完成。把这些教材带到师大附小去作实验的，还是个国立大学校长，为理想的证实，特意辞去了那个庄严职务，接受这么一份平凡工作。乡下人的名衔，则应当是某某小学国文教师的助理。（同样作助理的，还有个是国内极负盛名大学的国文系主任！）照政治即权力的活动家说来，这义利取舍多不聪明，多失计。但是，乡下人老实沉默走上第三段路，和几个良师益友在一处工作继续了四年，很单纯，也很愉快。

    在争夺口号名词是非得失过程中，南方以上海为中心，已得到了个“杂文高于一切”的成就。然而成就又似乎只是个结论，结论且有个地方性，有个时间性，一离开上海，过二三年后，活泼热闹便无以为继，且若无可追寻。在南京，则文学夜会也够得个活泼热闹！在北平呢，真如某“文化兄”所说，死沉沉的。人与人则若游离涣散，见不出一个领导团体。对工作信念，则各自为战，各自低头寻觅学习，且还是一套老心情，藏之名山，传诸其人，与群众脱离，与现实脱离。某“文化兄”说的当然是一种真实。但只是真实的一面，因为这死沉沉与相对的那个活泼泼，一通过相当长的时间，譬如说，三年四年吧，比较上就会不同一点的。在南方成就当然也极大。唯一时间用人工方法作成注意热闹集中的大众语、拉丁化……等等，却似乎只作成一个政治的效果，留下一本论战的总集，热闹过后，便放弃了。总之，团体和成就竟若一个相反比例，集团越大成就就越少。所以在南京方面，我们竟只留下一个印象，即“夜会”继以“虚无”。然而在北方，在所谓死沉沉的大城里，却慢慢生长了一群有实力有生气的作家。曹禺、芦焚、卞之琳、萧乾、林徽因、李健吾、何其芳、李广田……是在这个时期中陆续为人所熟习的，而熟习的不仅是姓名，却熟习他们用个谦虚态度产生的优秀作品！因为在游离涣散不相黏附各自为战情形中，即有个相似态度，争表现，从一个广泛原则下自由争表现。再承认另一件事实，即听凭比空洞理论还公正些的“时间”来陶冶清算，证明什么将消灭，什么能存在。这个发展虽若缓慢而呆笨，影响之深远却到目前尚有作用，一般人也可看出的。提及这个扶育工作时，《大公报》对文学副刊的理想，朱光潜、闻一多、郑振铎、叶公超、朱自清诸先生主持大学文学系的态度，巴金、章靳以主持大型刊物的态度，共同作成的贡献是不可忘的。

    只可惜工作来不及作更大的展开，战争来了。一切书呆子的理想，和其他人的财富权势，以及年青一辈对生活事业的温馨美梦，同样都于顷刻间失去了意义。于是大家沉默无言在一个大院中大火炉旁，毁去了数年来所有的资料和成绩，匆匆离开了北平，穿过中国中部和西南部，转入云南。现实虽若摧毁了一切，可并不曾摧毁个人的理想。这并不是个终结，只是一个新的学习的开始。打败仗图翻身，胜利后得建国，这个部门的工作，即始终还需要人临以庄敬来谨慎从事。工作费力而难见好。在人弃我取意义下，我当然还得用这一枝笔从学习中讨经验，继续下去。

    到云南后便接近一个新的现实社会。这社会特点之一，即耳目所及，无不为战争所造成的法币空气所渗透。地方本来的厚重朴质，虽还保留在多数有教养的家庭中，随物质活动来的时髦，却装点到社会表面。阳光下自由既相当多，因之带刺的仙人掌即常常缠了些美而易谢的牵牛花，和织网于其间的银绿色有毒蜘蛛，彼此共存共荣。真实景物中还包含了个比喻，即在特别温暖气候中，能生长高尚理想，也能繁荣腐臭事实。少数人支配欲既得到个充分发展机会，积累了万千不义财富，另外少数人领导欲亦需要寻觅出路，取得若干群众信托。两者照理说本相互对峙，不易混合，但不知如何一来，却又忽然转若可以相互依赖，水乳交融，有钱有势的如某某金融头目，对抽象忽发生兴味，装作追求抽象的一群，亦即忽略了目前问题。因之地方便于短短时期中忽然成为民主的温室。到处都可听到有人对于民主的倾心，真真假假却不宜过细追问。银行客厅中挂满了首都名流的丑恶字画，又即在这种客厅中请来另外一些名流作家反复演讲。在这个温室中，真正对学术有贡献，做人也站得住的纯粹知识分子，在国家微薄待遇中，在物价上涨剥削中，无不受尽困辱饥饿，不知何以为生。有些住处还被人赶来赶去。也少有人注意到他们对国家社会战时平时的重要性，或就能力所及从公私各方面谋补救之方。小部分在学识上既无特别贡献，为人还有些问题的，不是从彼一特殊意义中，见得相当活跃，即是从此一微妙关系中，见得相当重要。或相反，或相成，于是到处有国际猜谜的社论，隔靴搔痒的座谈，新式八股的讲演，七拼八凑的主张。凡事都若异常活泼而庄严，背后却又一例寄托于一个相当矛盾的不大不小各种机缘上。一切理想的发芽生根机会，便得依靠一种与理想相反的现实。所以为人之师的，一面在推广高尚的原则，一面亦即在承认并支持一些不甚高尚的现实。一些青年朋友在此空气中呼吸，也就成为一个矛盾混合体。贫穷的子弟多还保有农村的朴质纯粹，非常可爱；官商子弟暴发户，则一面从不拒绝家中得来的不义之财，买原子笔学跳舞，以为时髦不落人后。书房中却照例乐意有个鲁迅高尔基木刻像，也参加回把夜会朗诵诗，免得思想落伍。因之一时兴奋，什么似乎都能否定，兴奋过后继以沉默，什么似乎又即完全承认。社会一面如此，另一面则又有些人，俨若游离于时代苦闷以外，亦在时代苦闷之中。即一部分知识分子，平时以儒学自许，自高自卑情绪错综纠结，寂寞难受，思有以自见，即放弃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理性态度，听生命中剩余宗教情绪泛滥，一变而公开为人念咒诵经，打鬼驱魔。且有人不自知残忍，从种种暗示中促成家中小孩子白日见神见鬼，且于小小集团中，相互煽惑，相互传染。举凡过去神权社会巫术时代的形形色色，竟无不在着长袍洋装衣冠中复演重生。由藏入滇的喇嘛，穿上朱红缎袍，坐了某委员的吉普车满街兜风，许多有知无知的善男信女，因之即在大法王驻跸处把头磕得个昏昏沉沉，求传法得点灵福。（这些人可绝想不到中甸大庙那个活佛，却是当地唯一钟表修理人！）大约这也分散了些民主的信仰，于是就来了“政治”，又有什么“国特”活动的近乎神迹鬼话的传说，铺张于彼此寒暄里。试为之偈曰：“一切如戏，点缀政治。一切如梦，认真无从。一切现实，背后空虚。仔细分析，转增悲悯。”一切有生，于抵抗、适应、承受由战争而来的抽象具体压力时所见出种种园景彩绘，固必然如彼如此也。

    由于战争太久，大家生活既艰苦又沉闷，国事且十分糟，使人对于现实政治更感到绝望，多少人神经都支持不住，失去了本来的柔韧，因之各以不同方式，谋得身心两面的新的平衡。从深处看，这一切本不足奇。但同是从深处看，“民主温室”之破碎冻结，一变面成为冰窖，自是意中事。这个温室固可望培养滋育某种健康抽象观念，使之经风雨，耐霜雪，但亦可能生成野蒿荨麻。而后者的特殊繁殖性，且将更容易于短时期普遍蔓延，使地而形成一个回复荒芜现象，也是意中事。乡下人便在这个复杂多方的现实中，领略现实，并于回复过程中，认识现实，简简单单过了九年日子。在这段时间中，对于能变更自己重造自己去适应时代，追求理想，终又因而为当权者爪牙一击而毁去的朋友，我充满敬意。可是对于另外那些更多数同事，用完全沉默来承当战争所加给于本身的苦难，和工作所受挫折限制，有一时反而被年青人误解，亦若用沉默来否定这个现实的，实抱同样敬意。为的是他们的死，他们的不死，都有其庄严与沉痛。而生者的担负，以及其意义，影响于国家明日尤其重大。我明白，我记住，这对我也即是一种教育。

    这是乡下人的第四段旅程，相当长，相当寂寞，相当苦辛。但却依然用那个初初北上向现实学第一课的朴素态度接受下来了。尤其是战事结束前二年，一种新式纵横之术，正为某某二三子所采用，在我物质精神生活同感困难时期，对我所加的诽谤袭击。另一方面，我的作品一部分，又受个愚而无知的检查制度所摧毁。几个最切身的亲友，且因为受不住长时期战争所加于生活的压力，在不同情形下陆续毁去。从普通人看来，我似乎就还是无抵抗，不作解救之方，且仿佛无动于中。然而用沉默来接受这一切的过程中，至少家中有个人却明白，这对我自己，求所以不变更取予态度，用的是一种什么艰苦挣扎与战争！

    这其间，世界地图变了。这个前后改变，凡是地下资源所在，人民集中，商业转口，军略必争处，以及广大无垠的海洋和天空，也无不有钢铁爆裂作成的死亡与流血。其继续存在的意义，亦无不有了极大分别。即以中国而言，属于有形的局势和无形的人心，不是也都有了大大变更？即以乡下人本身而言，牙齿脱了，头发花了，至于个人信念，却似乎正好用这一切作为测验，说明它已仿佛顽固僵化，无可救药。我只能说，脱掉的因为不结实，听它脱掉。毁去的因为脆弱，也只好随之毁去。为追求现实而有所予，知适应现实而有所取，生活也许会好得多，至少那个因失业而发疯亲戚还可望得救。但是我的工作即将完全失去意义。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限度，君子豹变既无可望，恐怕是近于夙命，要和这个集团而争浑水摸鱼的现实脱节了。这也就是一种战争！即甘心情愿生活败北到一个不可收拾程度，焦头烂额，争取一个做人的简单原则，不取非其道，来否认现代简化人头脑的势力所作的挣扎。我得做人，得工作，二而一，不可分。我的工作在解释过去，说明当前，至于是否有助于未来，正和个人的迂腐顽固处，将一律交给历史结算去了。

    国家既落在被一群富有童心的伟大玩火情形中，大烧小烧都在人意料中。历史上玩火者的结果，虽常常是烧死他人时也同时焚毁了自己，可是目前，凡有武力武器的恐都不会那么用古鉴今。所以烧到后来，很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妇孤儿，以及……但是到那时，年青的一代，要生存，要发展，总还会有一天觉得要另外寻出一条路的！这条路就必然是从“争夺”以外接受一种教育，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在这种憧憬中，以及憧憬扩大努力中，一个国家的新生，进步与繁荣，也会慢慢来到人间的！在当前，在明日，我们若希望那些在发育长成中的头脑，在僵化硬化以前，还能对现实有点否定作用，而又勇于探寻能重铸抽象，文学似乎还能作点事，给他们以鼓励，以启示，以保证，他们似乎也才可望有一种希望和勇气，明日来在这个由于情绪凝结自相残毁所作成的尸骨瓦砾堆积物上，接受持久内战带来的贫乏和悲惨，重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国家！

    我同来了，回到离开了九年相熟已二十五年的北京大城中来了。一切不同，一切如旧。从某方面言，二十年前军阀政客议员官僚的种种，都若已成陈迹，已成过去。这种过去陈迹的叙述，对于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青朋友，即已近于一种不可信的离奇神话，竟不像真有其人真有其事，但试从另一角度看看，则凡是历史上影响到人类那个贪得而无知的弱点，以及近三十年来现代政治，近八年的奴役统治共同培养成功的一切弱点，却又像终无从消失，只不过像是经过一种压缩作用，还保存得上好，稍有机会即必然会慢慢膨胀，恢复旧观。一不小心，这些无形无质有剧性毒的东西，且能于不知不觉间传染给神经不健全身心有缺陷抵抗力又特别脆弱的年青人。受传染的特征约有数种，其一即头脑简化而统一，永远如在催眠中，生活无目的无理想，年龄长大出洋留学读一万卷书后，还无从救济那个麻木呆钝。另外一种，头脑组织不同一点，又按照我那些老熟人活动方式，变成一个小华威先生，熟习世故哲学，手提皮包，打磨得上下溜光，身分和灵魂都大同小异，对生命也还是无目的，无信心。提到这个典型人时，如从一个写小说的因材使用观说来，本应当说这纵不十分可爱，也毫不什么可憎。复杂与简单，我都能欣赏，且将由理解欣赏进而成为朋友。可是若从一个普通人观点想想，一个国家若有一部分机构，一部分人，正在制造这种一切场面上都可出现的朋友，我们会不会为这个国家感到点儿痛苦和危惧？

    国家所遭遇的困难虽有多端，而追求现实、迷信现实、依赖现实所作的政治空气和倾向，却应该负较多责任。当前国家不祥的局势，亦即由此而形成，而延长，而扩大。谁都明知如此下去无以善后，却依然毫无真正转机可望，坐使国力作广泛消耗，作成民族自杀的悲剧。这种悲剧是不是还可望从一种观念重造设计中，作点补救工作？个人以为现实虽是强有力的巨无霸，不仅支配当前，还将形成未来。举凡人类由热忱理性相结合所产生的伟大业绩，一与之接触即可能瘫痪圮坍，成为一个无用堆积物。然而我们却还得承认，凝固现实，分解现实，否定现实，并可以重造现实的，唯一希望将依然是那个无量无形的观念！由头脑出发，用人生的光和热所蓄聚综合所作成的种种优美原则，用各种材料加以表现处理，彼此相黏合，相融汇，相传染，慢慢形成一种新的势能、新的秩序的憧憬来代替。知识分子若缺少这点信心，那我们这个国家，才当真可说是完了！

    人人都说北平是中国的头脑，因为许多人能思索，且能将知识和理性有效注入于年青一代健康头脑中。学校次第复员，说明这头脑又将起始负起了检讨思索的责任。看看今年三万学生的投考，宜使人对于这头脑的如何运用，分外关心。

    北平天空依然蓝得那么令人感动，阳光明朗空气又如此清新。间或从一个什么机关门外走过，看到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总像是有点象征意味，不免令一些人内心感到点渺茫烦忧，又给另外一些人于此中怀有些些希冀。这些烦忧和希冀，反应到普通市民情绪中，或者顷刻间即消失无余，注入年青学生头脑里，很显然即会有作用。北平市目前有将近二万的大学生，情绪郁结比生活困苦还严重，似乎即尚无人想到，必须加以疏理。若缺少有效的安排，或听其漫无所归，或一例归于现实政治作成的人工催眠所形成的病态发展，实非国家民族之福，反而将悲剧延长。“学术自由”一名词，已重新在这个区域叫得很响，可见对于它国人寄托了多少希望。名词虽若相当空泛，原则的兑现，实应为容许与鼓励刚发育完成的头脑，吹入一点清新活泼自由独立的空气。使之对于自己当前和未来，多负点责任。能去掉依赖的自然习惯，受奴役麻醉的强迫习惯，对现实的腐朽气味和畸形状态，敢怀疑，敢否认，并仔细检讨现实，且批评凡用武力支持推销的一切抽象。若这种种在目前还近于一种禁忌，关涉牵连太多如何努力设法除去不必要的禁忌，应当是北平头脑可作的事，也是待发展的文学思想运动必需担当的事。

    夜深人静，天宇澄碧，一片灿烂星光所作成的夜景，庄严美丽实无可形容。由常识我们知道每一星光的形成，时空都相去悬远，零落孤单，永不相及。然而这些星光虽各以不同方式而存在，又仍若各自为一不可知之意志力所束缚，所吸引，因而形成其万分复杂的宇宙壮观。人类景象亦未尝不如是。温习过去，观照当前，悬揣未来，乡下人当检察到个人生命中所保有的单纯热忱和朦胧信仰，二十五年使用到这个工作上，所作成的微末光芒时徘徊四顾，所能看到的，亦即似乎只是一片寥廓的虚无。不过面对此虚无时，实并不彷徨丧气，反而引起一种严肃的感印。想起人类热忱和慧思，在文化史上所作成的景象，各个星子煜煜灼灼，华彩耀目，与其生前生命如何从现实脱出，陷于隔绝与孤立，一种类似宗教徒的虔敬皈依之心，转油然而生。

    我这个乡下人似乎得开始走第三站路了。昔人说，“德不孤，必有邻”。证以过去，推想未来，这种沉默持久的跋涉，即永远无个终点，也必然永远会有人同时或异代继续走去！再走个十年八年，也许就得放下笔长远休息了。“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玩味蒙庄之言，使人反而增加从容。二十年来的学习，担当了一个“多产作家”的名分，名分中不免包含了些嘲讽意味，若以之与活动分子的相反成就比，实更见出这个名分的不祥。但试想想，如果中国近二十年多有三五十个老老实实的作家，能忘却普遍成败得失，肯分担这个称呼，即或对于目下这个乱糟糟的社会，既无从去积极参加改造，也无望消极去参加调停，惟对于文学运动理想之一，各自留下点东西，作为后来者参考，或者比当前这个部门的成就，即丰富多了。二十五年前和我这个亲戚的对话，还在我生命中，信仰中。二十五年前我来这个大城中想读点书，结果用文字写成的好书，我读得并不多，所阅览的依旧是那本用人事写成的大书。现在又派到我来教书了。说真话，若书本只限于用文字写成的一种，我的职业实近于对尊严学术的嘲讽。因国家人材即再缺少，也不宜于让一个不学之人，用文字以外写成的书来胡说八道。然而到这里来我倒并不为亵渎学术而难受。因为第一次送我到学校去的，就是北大主持者胡适之先生。民十八年左右，他在中国公学作校长时，就给了我这种难得的机会。这个大胆的尝试，也可说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因为不特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友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引起的作用。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这一点如还必需扩大，值得扩大，让我来北大作个小事，必有其意义，个人得失实不足道，更新的尝试，还会从这个方式上有个好的未来。

    惟在回到这里来一个月后，于陌生熟识朋友学生的拜访招邀上，以及那个充满善意、略有幽默的种种访问记的刊载中，却感到一种深深的恐惧。北平号称中国的头脑，然而这头脑之可贵，实应当包含各部门专家丰富深刻知识的堆积。以一个大学言来，值得我们尊敬的，有习地质的，学生物的，治经济政治的，弄教育法律的，即文史部门也还有各种学识都极重要。至于习文学，不过是学校中一个小小部门，太重视与忽视都不大合理。与文学有关的作家，近二十年来虽具有教育兼娱乐多数读者的义务，也即已经享受了些抽象的权利，即多数的敬爱与信托。若比之于学人，又仿佛显得特别重要。这实在是社会一种错觉。这种错觉乃由于对当前政治的绝望，并非对学术的真正认识关心。因为在目前局势中，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情况中，凡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都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却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在企图化干戈为玉帛调停声中，凡为此而奔走的各党各派，也都说是代表群众，仔细分析，却除了知道他们目前在奔走，将来可能作部长、国府委员，有几个人在近三十年，真正为群众做了些什么事？当在人民印象中。又曾经用他的工作，在社会上有以自见？在习惯上，在事实上，真正丰富了人民的情感，提高了人民的觉醒，就还是国内几个有思想，有热情，有成就的作家。在对现实濒于绝望情形中，作家因之也就特别取得群众真实的敬爱与信托。然而一个作家若对于国家存在与发展有个认识，却必然会觉得工作即有影响，个人实不值得受群众特别重视。且需要努力使多数希望，转移到那个多数在课堂，在实验室，在工作场，在一切方面，仿佛沉默无闻，从各种挫折困难中用一个素朴态度守住自己，努力探寻学习的专家学人，为国家民族求生存求发展所作的工作之巨大而永久。一个作家之所必可贵，也即是和这些人取同一沉默谦逊态度，从事工作，而又能将这个忠于求知敬重知识的观念特别阐扬。这是我在学校里从书本以外所学得的东西，也是待发展的一种文学理论。

    我希望用这个结论，和一切为信仰为理想而执笔的朋友互学互勉。从这结论上，也就可以看出一个乡下人如何从现实学习，而终于仿佛与现实脱节，更深一层的意义和原因！

    十月二十七日。

    杂谈

    中国人，不善于“幽默”，有吾家博士说过，还有其他人也说过。

    倘若是人人真的莽撞直率，也不算顶无趣吧。

    可惜者是倒并不如此。

    中国人长于什么？是很多礼貌。“凡事不负责”，“走小路”，种种形成其他为君子。中国的君子，真不少！在新的时代下生存的又有新的君子，不很有人注意过。但这类君子，无往而不宜，“和气”，“亲密”，“忠厚”，颇为世所喜。

    有人研究新的道德者，可师法这新君子。

    在友中，我曾在心上深深佩服有着几个人。

    面上若北京城铺子中人物，常是笑容可掬，似乎到处全可以同人拜把，心则很不易于观察。

    到人面前说着各样颇易于动听的话，回头又恨之若不难于生食其人之肉者，是这类新君子伎俩。此不过伎俩之一种而已，其余还很多。

    欲骂一个人，又不敢，则在另一件事向另一人说，这又是一种颇好本事。毁人于有意而无形中，自己不失为君子，聪明哉。从这事上可以见我们民族的礼貌是怎样的可贵可爱！

    这礼貌也可以说是幽默吧。

    在文学的界域里，也有这类同样的情形。

    卑卑不足道者多数是于自己无关。到自己——假说一个小小比喻吧——要人帮忙，礼貌出来了。

    我是那么常常想：中国人，若果是人人都带一种大憨子脾气，大家真能在他兴味上说出那衷心欲说的话语，看看我们的文艺批评情形将成什么现象！可以说者，因“礼貌”而默默，不必说的又因“礼貌”而也得吹吹：结果成了今日的样子。讲礼貌，凡事明利害，在一种全为礼貌支配下的社会情形中，一些人就自然而然成了一种中心人物了。

    在另一种事业上可以证明这礼貌之不可缺者是作画的人怎么就能成名。此时中国的人欲作艺术家或文学家么？你去先把生活的艺术学成，再来动手作作你的事业吧。你能活动于某一种阶级间，这所靠的武艺并不是真的某种艺术。这年头谁要真纯艺术干吗？所谓有礼貌的世界者，乃把一切维持到一种不很忠实的“面子”下头之谓：懂怎样去使人顾全到你的“面子”，不拘欲作什么都很容易了。

    看看我们近来的画家，有那个专心一意去作颜色生涯忽略了待人接物而能悠然活着下来的么？活且不让，还可以给社会同情么？

    因习惯，大家似乎都学得聪明伶俐可爱，发见憨人就互相告语。憨人不太多，又似乎常常使这类君子感到寂寞了。

    憎着这人这事这时代，不敢明于评论，因此便以为忘了利害去说的人是憨子，君子本色固如是矣。爱人不算是丑事，但倘若有人说到某某人可爱，这情形若为新君子所知者，更有嘲笑！这仿佛是本人如何有识而笑着的人是如何卑鄙浅陋的样子，故笑之若不足，犹可以于茶余饭后作谈助。这世界，实应在各人身上讲求趋吉避凶法子的世界，勇于自表者便是呆子，多么可笑呵！

    君子的“笑”“骂”，是我在许多地方就领略过了。为这事只有痛心。然而我一面为我中国聪明人的举目皆是以为可贺。

    外国人这时不正有许多在说俄国人是疯子而夸奖黄色人讲礼貌么？

    一种态度

    近十多年在各种刊物上最常见的是“民族精神”字样。今年又为“精神动员”。就常理说，所要准备动员的“精神”，应当就是先前一时谈及的那个“民族精神”。可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时间上有连续性，在历史上起大作用，在当前抗战明日建国两件事上且具有种种可能发挥的伟大力量，是些什么？说到它的却似乎并不多。因此民族精神这个名词，转成坚实勤俭行为，表现上好像极具体，实在很空泛。固有“精神”有些什么东西，值得发扬，恢复，光大，倒不曾提及。谈什么东西文化的，也照例抛下这个名词，不作诠注。仿佛大家都已常常提起，大家就应当早知道了。凡知道了的自然不用再说，可是看看各方面论客的持论，便可知这名词意义十分暧昧。解释民族精神伟大处较好的，还让冯友兰先生最近在《新动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那文章题名《赞中华》。就中说起中国伟大，实建筑在儒墨道诸家思想熏陶启迪上。中国人有儒家的严肃，墨家的朴实，道家的潇洒，表现人生态度或“有所为”，或“满不在乎”，所以民族永远不会灭亡。并以为两年来的抗战，军事上虽败北崩溃，政治上反而越打越进步，处处见出新机，就显明表现这伟大民族精神，如何值得重视，且因它的存在，值得乐观。冯先生话说得很好。从全面看，中华民族在儒墨道诸家思想涵育中有个光辉灿烂的明日，自不待言！惟部分观察，似乎就有点不同。我意思是我们倘若肯具体一点，试从二十五岁到五十岁左右某一部分留在后方的知识分子来观察，看看这些人于中国古代伟大思想，究竟受有多少影响？所得的结论，我们会在好感方面不免失望。我们会发现原来儒家的“刚勇有为”态度，墨家的“朴实热忱”态度，道家的“超脱潇洒”态度虽涵育于一般人中，影响于“读书系指冯友兰发表于1939年5月10日《新动向》第2卷第8期上的《赞中华（新事论之十二）》一文。

    人”却不怎么多。“读书人”是个通泛名词，我这里想借用它专指现在教书读书的一部分人。这些读书人知识虽异常丰富，常因近代教育制度或社会组织，知识仅仅变成一种“求食”的工具，并不能作为“做人”的张本。“严肃”用于门户之见，与信心坚固无关。“潇洒”近似对事马虎，与思想解放无关。真影响他们支配他们爱憎取予的，差不多总是一个小小团体，一群数日不多的朋友，三五同事，七八同学，十来本书。（团结他们的有时还是一桌麻雀牌！）若说前人受家族制度拘束，现在可说受生活团体拘束。因为生活范围小，所以个人兴趣窄，公众精神和服务情感即不大发达。儒家最美丽的认真为公精神，在读书人中且有日趋萎缩之势。好些名分上应属于“公”的，这些人作起来更容易假公济“私”。这类事大致随处都可耳闻目睹，也用不着多提了。至于因老庄思想而来的满不在乎好处，读书人不免受日常吃喝起居习惯限制，看不出什么超脱飞扬意趣，易发现的，倒反是容易把生活观念粘滞在人我小小琐碎得失上，施展不开。不特行为矜持拘泥，装模作样，即想象表现于文字语言时，亦无不显得非常贫薄无味。凡此种种，多属眼前事实。社会组织与生活方式，形成这部分知识分子普遍的弱点。蕴藏于内表现于外则毫无生气，则乌烟瘴气。所以我们若承认儒墨道哲学思想，刚勇、朴实、超脱，与这个民族光辉不可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当前读书人中正如何缺少这种优美德性。因缺这种优美德性，所产生的病态，实在相当严重。大家应当就见得到想得起的事情从小处努力，尽可能来谋改善。假若拿笔的朋友还相信文学艺术在社会上有一点力量，新的文学艺术便可从这方面下手，表现出一个综合的新的理想，新的生存态度。这种文学艺术，即或无关于当前抗战，然而大有助于明日“建国”。有心人应当承认用这种态度来写作，似迂腐，实健康。虽易触恼当前男的女的村的俏的少数读书人，对于另外多数将来读书人，或者还有点好处。

    谈沉默

    近一时期来，书呆子或半书呆子，都必然有个相同的白日梦，梦到自家会从“变”中得到一个转机，明知道情形困难，总以为这依然是解决行将到来的明日更大困难应有的勇气与诚意象征。表示这点愿望或有许多方式。除用笔、用口、用行为外，还有更大多数即用“沉默”来期待。用笔的可以检查受限制，用口的或因疲累得休息，用行为的自更容易处置，或使之软化，无可奈何，或……唯有沉默，在不变中继续生长沉默。

    这个多数沉默，从表面上看，也许近于消极。可是很显然，实能酝酿生长一切幻想并作否定行为准备的。它如水，在平衍土地中浸润，在沟渎中涓涓流注，然而流注所及，则粉碎磐石，使山峡刻划成千尺沉沟，它本身则柔濡平静，在风涛激荡中，所掀起的白浪，万斛广舶与坚固堤防到时亦必然失去效用。它受点热，即能融解一切不甚牢固的粘合物并能变成气体，推动机械，使无情钢铁发生有规律的动止。它太冷，将结成冰，正由于体质一变，凝固时，便依然有崩崖绝岸的作用，或冻死地面草木人畜，以及人力所培养的种种，寄托希望的具体物质和抽象观念。总之，它能生长，也能消耗，能否定，能破坏，善体国经邦者，真不能不注意及此！

    在变的动力中，我们当前所见到听到的，照旧把“沉默”一群除外，为的是既非党团，又无表示，且决不曾要求这样那样，当事者总是如何安排调整用笔，用口，用行为的一部分主张愿望，而有种种不同计划。然而同样一名词，同样一口号，且很可能即同样一件事情，一个问题，解释它，运用它时，不可免到某一点，即见出龃龉，见出扞隔，见出分歧。既各有所持，各有所恃，于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才产生出来对付当前局面。问题暂且搁下，且听下回分解，等待下去，大家自然等待下去，这件事若是某茶社请刘宝全唱大鼓书，观众中少数无理取闹说：“不成，老调子得换。”刘老板以为有损大艺术家尊严时，可以说：“这事由我，不能起哄，我有权力和责任安排节目，不能由少数观众随意点戏！”于是怒而退场停演。这很自然，因为拘会习惯。既是个第一流的艺术家，应有一点对艺术尊严态度，不如此，即不成其为刘宝全。俗语虽说历史就是戏，国家事究竟和艺术不相同，大政治家也可以有大脾气，这属于“人性”，我们承认，政党中尽管有人间或不免采取不正常活动方式，这出于“现代”，我们也得承认，然而多数不声不响，沉默的一群，凡用爱国作口号的任何方面是不能不注意到的情形。他们在各种难于形容困难中挣扎，从事于各种工作，尽一个战时公民责任，眼看到这个国家近三十年的种种，寄托到这个国家内，又不能为普遍观众，无戏可看时，即抽身走路，即能走，向哪里走？还不是从学校、从机关、从工厂……走回那个凄凄惨惨的家庭？家中太太，儿女，都已饿倒了，他怎么办？他也可以狠心不管家，但不能不想到国，想到社会。为的是他们工作与国家社会荣枯不可分，要国家，爱社会，实并不下于任何集团政党。他识字，固然容易受宣传工作的影响，但也能就耳目接触为“事实”所吸引，换言之，能认识好坏是非。就中为人自尊心较强，对工作信心较深的，或者换于势拘于习，即在更困难痛苦中，也必然还能守住公民的责任防线，沉默忍受。为人不甚自重，又欲从变通中有以自见的，或尚可望在无可不可情形下，成为罗中一雀，跳跃媚悦于主人笼罩中，对年青人他还见得相当“前进”，对实力派他又像个“同志”，涉及国事弱强，则他不必分谤，有什么好处，又多少可以分润到一点剩余，如此一来，不仅无害于局面的继续，且可产生一点支持场面作用。然而还有一辈从帮会组织，社交方式，以及其他玩意儿，求得现代政治以空易空的争夺群众与立场的秘诀，因缘时会，乘时崛起的人物，他们叫喊、活动，而且随时又若都可以与极端前进或相当顽固的势力从某一点上相结合。一切现象都见出社会的分解，由分解中更容易失去拘束力或向心力……如目前情形，负责诸方面，若用意只是在对于统治下的公民容忍限度的测验，沉默的一群国人自不足着急，因为的的确确，容忍的尚能容忍，腐败堕落的也在加紧腐败堕落，还不到那个最大限度。不过一个私人债务可以延宕，一个国家的问题，却无从支吾逃避。说句公平话，中国广大土地勤俭人民实无负于国家，而近来其所以有问题，实由于负责者有些方面能力不大充足，而又缺少勇气，国家待处理的问题，得重新好好处理。假若注意点仅仅从“负隅自固”方面引起了烦恼，可以用各种方法自解。假若注意点是社会广泛普遍的沉默，从上级公务员到一个普通兵士，从第一流优秀专家，到一个单纯农民，看到他们在沉默中的忍受与挣扎，以及共同的愿望，多少会引起一点悲悯引起一点爱。会学得如此土地，如此人民，忧患所自来，不能不说是近三十年私与愚所占分量过重。且不能不说，这个习气弱点是得由有些方面坦白承认，才能用一个新的作风来代替的。一个伟大政治家之所以伟大，也即在善用这点悲悯与爱，如何图与民更始。以上虽属于个人私见，恐亦可以作为一个历史家和多数正直公民的意见。

    中国人的病

    国际上流行一句对中国很不好的批评：“中国人极自私”。凡属中国人民一分子，皆分担了这句话的侮辱与损害。办外交，做生意，为这句话也增加了不少麻烦，吃了许多亏！否认这句话需要勇气。因为你个人即或是个不折不扣的君子，且试看看这个国家做官的，办事的，拿笔的，开铺子作生意的，就会明白自私的现象，的确处处皆可以见到。它的存在原是事实。它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

    一个自私的人注意权利时容易忘却义务，凡事对于他个人有点小小利益，为了攫取这点利益，就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那种谦退，牺牲，为团体谋幸福，力持正义的精神完全疏忽了。

    一个自私的人照例是不会爱国的。国家弄得那么糟，同它当然大有关系。

    国民自私心的扩张，有种种原因，其中极可注意的一点，恐怕还是过去的道德哲学不健全。时代变化了，支持新社会得用一个新思想。若所用的依然是那个旧东西，便得修正它，改造它。

    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可以说是完全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人主的法宝。末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精神上它很高尚，实用上它有问题。它指明作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皆是必需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中国人读书，就在承认这个法则，接受这种观念。读书人虽很多，谁也就不敢那么想：“我如今作了多少事，应当得多少钱。”若当真有人那么想，这人纵不算叛逆，同疯子也只相差一间。再不然，他就是“市侩”了。在一种“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作新朝的顺民。历史上作国民的既只有义务，以尽义务引起帝王鬼神注意，藉此获取天禄与人爵。迨到那个能够荣辱人类的偶像权威倒下，鬼神迷信又渐归消灭的今日，自我意识初次得到抬头的机会，“不知国家，只顾自己”，岂不是当然的结果？

    目前注意这个现象的很有些人。或悲观消极，念佛诵经了此残生。或奋笔挥毫，痛骂国民不知爱国。念佛诵经的工作不用提，奋笔挥毫的行为，其实又何补于世？不让作国民的感觉“国”是他们自己的，不让他们明白一个“人”活下来有多少权利，——不让他们了解爱国也是权利！思想家与统治者，只责备年轻人，困辱年轻人，俨然还希望无饭吃的因为怕雷打就不偷人东西，还以为一本孝经就可以治理天下，在上者那么糊涂，国家从哪里可望好起？

    事实上国民毛病在旧观念不能应付新世界，因此一团糟。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使人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使每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合于“人权”的自私心扩张，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皆“蠢如鹿豕，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

    自私原有许多种。有贪赃纳贿不能忠于职务的，有爱小便宜的，有懒惰的，有作汉奸因缘为利，贩卖仇货企图发财的。这皆显而易见。如今还有种“读书人”，保有一个邻于愚昧与偏执的感情，徒然迷信过去，美其名为“爱国”。扇扬迷信，美其名为“复古”。国事之不可为，虽明明白白为近四十年来社会变动的当然结果，这种人却胡胡涂涂，徒卸责于白话文，以为学校中一读古书即可安内攘外，或委罪于年轻人的头发帽子，以为能干涉他们这些细小事情就可望天下太平。这种人在情绪思想方面，与三十年前的义和拳文武相对照，可以见出它的共通点所在。因种种关系，他们却皆很容易使地方当权执政者，误认为捧场行为，与爱国行为。利用这种老年人的种种计策来困辱青年人。这种读书人俨然害神经错乱病，比起一切自私者还危险。这种人主张若当真发生影响，他们的影响比义和拳一定还更坏。这种少数人的病比多数人的病更值得注意。

    真的爱国救国不是“盲目复古”，而是“善于学新”。目前所需要的国民，已不是搬大砖筑长城那种国民，却是知独立自尊，宜拼命学好也会拼命学好的国民。有这种国民，国家方能存在，缺少这种国民，国家决不能侥幸存在。俗话说：“要得好须学好。”在工业技术方面我们皆明白学祖宗不如学邻舍，其实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技术？

    倘若我们是个还想活五十年的年青人，而且希望比我们更年轻的国民也仍然还有机会在这块土地上活下去，我以为——

    第一，我们应肯定帝王神佛与臣仆信士对立的人生观，是使国家衰弱民族堕落的直接负责者。（这是病因。）

    第二，我们应认识清楚凡用老办法开倒车，想使历史回头的，这些人皆有意无意在那里作胡涂事，所作的事皆只能增加国民的愚昧与堕落，没有一样好处。（走方郎中的医方不对。）

    第三，我们应明白凡迷恋过去，不知注意将来，或对国事消极悲观，领导国民从事念佛敬神的，皆是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这些人同巫师一样，不同处只是巫师是因为要弄饭吃装病装狂，这些人是因为有饭吃故变成病人狂人。）

    第四，我们应明白一个“人”的权利，向社会争取这种权利，且拥护那些有勇气努力争取正当权利的国民行为。应明白一个“人”的义务是什么，对做人的义务发生热烈的兴味，勇于去担当义务。（要把依赖性看作十分可羞，把懒惰同身心衰弱看成极不道德。要有自信心，忍劳耐苦不在乎，对一切事皆有从死里求生的精神，对病人狂人永远取不合作态度。这才是救国家同时救自己的简要药方。）

    应声虫

    范正敏《遯斋闲览》，有一条记应声虫，认为是一种传染性的怪病。医药故事，即尝引用到它。

    余友刘伯时，尝见淮西士人杨勔，自言中年得异疾，每发言应答，腹中辄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浸大。有道士见之，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遇虫所不应者，当取服之。”勔如言，读本草至雷丸，虫忽无声。乃顿饵数粒，遂愈。余始未以为信，其后至长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环而观之者众，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谢曰：“某贫无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

    这个记载也许有点儿讽刺意味，反映新法党争激烈时，使多少人放弃头脑不用，凡事只是人云亦云，为的是可谋衣食！应声虫自然是一种抽象生物，不至于为昆虫学者收入昆虫谱的。但到近年来，社会各方面却似乎有不少人已害了这种病。尤其是知识分子，一得这种病后，不仅容易传染及妻儿子女，且能延及过往亲朋，同事，师友。害病的特征为头脑硬化，情感凝固。凡事不论大小，都不大思索，不用理智判断是非。而习于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对任何强有力者都特别恭顺敬畏，不触忌讳。此种唯诺依违，且若寄托一种高尚理想。雷丸是否能治这种病，还没有人试验过。不过可以猜想而知的，即雷丸或其他药物，纵对于这种时代流行传染病能防止，能治疗，患病者却未必乐意受治疗。事正相反，说不定还希望其有更大传染性，能作迅速而普遍传染，由家人，亲友，慢慢扩大，至于那个多数，便于从多数发生所谓政治影响。患病的大致可分两种：一种是年过四十，受过高等教育学有专长，透熟人情世故，带点虚伪做作情形害下去的。一种是年在二十左右，性情单纯热忱，在心理上属于青春期年龄，结合了求偶情绪与宗教迷信，本来应当十分激进，但因传染此病，而萎靡不振，因之绵缠下去的。二十岁左右受此传染病的又可分两种，一种待找出路分子，一为小有产者子弟。传染最厉害的还是找出路分子。对强权特别拥护崇拜，对财富尤所倾心，传染者既多，且于不知不觉间便形成一种特殊势力，影响到各方面，尤其是有助于巧取豪夺强权的扩大，以及腐败发霉社会的继续。更直接的自然还是影响其本人社会地位以及日常生活。用之于人，虽未必有牛黄马宝治疗之效果，但亦可以使许多人逐渐四平八稳，少年老成，麻木低能，凡神经兴奋之行为决不参加，凡增加纷乱之事决不介入。然或有好事者说，“这是应声虫作怪，得治疗，不治将作普遍传染，使社会上中层分子有集团头脑硬化现象，对国家民族十分危险”。患病的或有知，或无知，必一例觉得这人好事可恶，且别有用心。尤其是如涉及四十岁以上的病状，以为近于虚伪顽固懦弱自私，二十岁左右将有成为工具可能时，必特别不愉快。这有原因。只因为贫而无他技者，能听这种病延续下去，所有好处即比千年前还多。如劝他想法治疗，等于破他的财门。至于富而无他技者，即正可因之巩固已有权势，或增加左右时局地位，满足更大欲望。然尤其有意义，有作用，或尚为不贫不富那个知识阶级，若知所以附会于这个病状中，在写社论作公开演讲，表明放弃头脑阿谀势力为人类新道德时，实有不可思议之好处。

    元冁碾然子作《拊掌录》，记欧阳修与人行酒令，大有意思。

    欧阳公与人行酒令，各作诗两句，须犯徒以上罪者。一人云：“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一人云：“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至欧公，却曰：“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或问之，答曰：“当此时，徒以上罪亦做了。”

    充军虽已成一古典名词，只在旧戏文小说中间或还可见到。至于徒以上罪，则至今似尚好好保留，随时可以使用。事在今日，若有人行这个酒令时，实不必如何苦思，只要口中轻轻地说：“人云亦云，是应声虫”，即可罪名成立。因到处都有应声虫，话语顺风吹去，自然即有人觉得是刺中了他。这种人高一级的大多是四十五十而无闻，治学问弄事业一无特别成就，静极思动，忽然若有所悟，向虚空随手一捞，捉住一应声虫咽入腹中，于是从伙儿伴儿中，作点不花本钱的买卖，大之即可在此脆弱社会中，取得信托与尊重，忽俨然成为社会中要人，或某要人新器重的分子。小之亦可从而润点小油水，比如说，事实虽如此如彼，却千万说不得，偶尔提及，即不免触犯忌讳。古人说：“察渊鱼者不祥”，从这句话使人想起二千年前哲人警告的意味深长。“莫踬于山，而踬于垤”，世界上固尝有愚人所作的小小狡狯，有时会使巨人摔一跤，且即从此不再爬起的。而愚人之行为，通常即反映患应声虫者之病入膏肓，事极显明。

    又《拊掌录》记海贼郑广作诗事云：

    闽地越海贼曰郑广，后就降补官，同官强之作诗。广曰：“不问文官与武官，文官武官总一般。众官是做官了做贼，郑广是做贼了做官。”

    正和绰号“细腰宫院子”的庄季裕所著《鸡肋编》说的绍兴建炎时事相互映照。当时人云：“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语气虽鄙俚不文，不仅是当时现实主义者动人的警句，且超越历史，简直有点永久性。用作抗战后方某一些为富不仁的人物，胜利后来收复区办接收的人物，以及带罪立功的某种人物，岂不是恰恰如烧饼歌，不必注解也明明白白？至于在陪都，或首都卖酒醋的，虽不闻发大财，但在某院长时代，穿老棉鞋棉袄坐庄号卖酒醋的同乡，入国家银行的实已不少。更有意义的，或者还应数一些读“子曰”的仲尼弟子，平时道貌俨然，常用“仲尼不死颜回复生”方式于师生间此唱彼和，随时随地作传道统非我其谁的宣示。时移世易，即暂时放下东方圣人不语怪力乱神之旨，将西方活佛一套秘法魔术，拿来使用，先于夫妇友朋间宣扬赞叹，旋即公开为人画符念咒，看鬼驱行在原指皇帝所在的地方，后专指皇帝行幸所到的地方。南宋称临安为行在，表示不忘旧都汴梁而以临安为行都之意。

    魔，且不妨定下规章，酌量收取法施，增加银行存款。有江充马道婆行巫蛊之利，而无造谣惑众灭门焚身之忧。较之卖酒醋少用本钱，杀人放火少担恐惧，亦可谓深明“易”道矣，这种知识阶级和应声虫关系不多，和磕头虫却有点渊源。因红衣大法师所有秘法，必由磕头万千而传也。如有人眼见昆明方面大学教授男女留学生向西藏法师磕头情况，必对“人生”和“教育”引起一极离奇的感印。

    历史循环虽若莫须有，历史复演则在一个历史过于绵长的国家，似乎无从避免。无怪乎饱读旧书的吴稚老，总说旧书读不得。其意当不在担心有人迷醉于章句间，食古不化，不知现在为何事。或许倒是恐怕有些人太明白现实；将诸子纵横之术，与巫蛊媚惑之方，同冶一炉时，这个国家明日实不大好办！

    关于学习

    昭明先生：

    关于学习问题，你要一点浅俗意见。你说你欢喜文学又太欢喜玩了，就照你说的“玩”文学方法，看看玩的是什么也很好。

    提起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玩票”。你说得对可并不透彻。

    梅兰芳或谭富英唱戏，大家都承认他唱得满好。我们想在业余意味上学之时，就从事“玩票”。学习上虽标明一个“玩”字，和职业艺员不同，可是玩到后来要拿得出手，在自得其乐以外还想得他人承认，都明白必需自己狠心下苦功夫，好吊嗓子，学身段，以至于……用极长时间兼有极大耐心，以及那个无可比拟的学习热忱，慢慢的来摸索训练，才可望得到一点点成就。然而到结果，这还小过是“玩票”！

    另外是溜冰，更近乎业余游戏，比踢球简单方便。不必和他人共同协作，只要你自己会好好控制四肢，短期间即可得到参加的愉快。可是要想作个什么国际选手，就依然必需深入三味，造诣独臻。初次上场时，三五步基本动作，可从他人指点提挈得到一点帮助。至于要达到庖丁解牛，心领神会，无往不宜境界，学习情形，将依然回到“虔敬”“专一”“辛勤”三点上；即是古人敬神如在左右那个“虔敬”，古人学琴眼薰目那个“专一”，以及老老实实肯定承认勤能补拙那个“辛勤”。溜冰依就不容易，求技近于道得费多少心！

    但在“玩”字上也有只要为人秉性小小聪敏，略经学习，即可得到进步，玩来十分省事的，即年来社会较上阶层流行的“扑克牌”和“交际舞”，等而下之自更不用说。这些事从各方面情形看来，都好像可以不学而能。我决不怀疑有些人这方面的天赋。但想想，上层知识分子由于分工而兴趣隔离，又由于苦闷又必需交际，友谊粘合，来往过程，若已到竟只能用这个王爷皇后桃花杏花纸片儿交换猜谜游戏上，把其他国人船上水手或小酒店中小市民层的玩具，搬到中国交际社会，成为唯一沟通彼此有益身心娱乐点缀物，这个上层的明日，也就多么可怕！我们是不是还能希望从这个发展下有伟大的思想，伟大的人格，哲学或艺术？又看到另外一种伟人在什么舞会中陶陶然样子，以及牌桌边“哈鸡”下注的兴奋神情，总不免有点使人悲从中来，对这个统治层完全绝望。这两个阶层到处有好人，并不缺少真正学问和明朗人格，我们得承认。可是，他们玩的习惯方式，却依稀可观国运，见出民族精力的浪费，以及一点愚昧与堕落的混和。从这个玩的趋势上，还可测验出这愚昧和堕落能生长，能传染，在生长，在传染。你是不是觉得这种玩玩和国家兴亡相去太远，尤从连类并及，还有点相反意见？

    这里到了一个两歧路上，看你准备向哪一个方向走去，应当问问你自己：你要玩什么？且预备什么样一种态度玩下去？你要写文章，这不用说了。可是打量用作第一流票友学京戏方式玩下去，还是用搭桥哈鸡跳交际舞意识情绪玩下去？你若嗓子本还好，唱京戏玩票，摹仿话匣子自然容易入门。可是想要综合前人优秀成就，由摹拟入神进而自张一军，纪录突破，能上台还不成，必需在台上还站得稳，真有几出拿手杰作听得下去，这必需要如何用心才做得到！虽然玩票的中材下驷，在同乡会或某校某院等等游戏会彩排清唱时，照例都容易博得满场鼓掌。若用“上可”身分出台，必更加容易见好。（有些人即仅仅装作在唱，做个姿式，毫不费力随意丢了两个解手，还是同样有人送花篮，拍掌，末了还写批评恭维一大阵！）可是这么唱戏哪会有真正好戏？这哪里算是唱戏？一切成功都包含在“打哈哈”意义中，本人毫无希望进步，对于戏的总成绩更不会有什么真贡献，是明明白白的。现代文学的发展，也有个类似情形。

    人人说这是个现实时代，能适应为第一义。一个新作者善于适应，似乎即格外容易露面，容易成功。一个成名作家善于适应，则将成为“不倒翁”。不倒翁的制造我们都明白，特点是上面空空而下座落实，重心不在自己头脑上，所以不必思索，亦可省去思索苦痛。造形上虽稍见滑稽，但实具有健全意味。不必思索是他的特点，现代人因思索得的痛苦也可免掉。如果时代趋势又已到不甚宜于人用脑子从思索上提出意见时，这种健全性对于许多人必更加见得重要。（只是在文学史上，这种作家却不能算数。）另外还有一种作家，即守住一种玩票陈旧规矩，把学习从第一步到终点，当成一个沉默艰苦的长途跋涉。憨而且戆的把人生历史一齐摊在眼前，用头脑加以检讨，分析，条理，排比，选择，组织，处分。这个民族近数十年的爱和恨如何形成，如何分解了这个国家人民的观念和愿望，随后便到处是血与火泛滥焚烧，又如何造成万千的牺牲和毁灭。一切都若不必要，一切都若出于不得已，如此或如彼，他都清清楚楚。正因为认识得格外清楚，他将重新说明，重新诠释，重新为这个民族中真正多数，提出一种呼吁，抗议，并否定，让下代残余活在这个破碎国家土地上，可望稍稍合理些，幸福些！且由此出发，还能产生一些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事业家，敢于接受一种新的观念，头脑完全重造，从各种专家，公共卫生或生物化学……等等专家，用一切近代知识技术来处置支配这个民族的命运，来培养更小一代，发展更优秀品质，将国家并世界带入一个崭新的真正进步和繁荣，说得明白简单一点，一个作家还能作许多事，只看你打量怎么样去作。你要“玩”，你在这条歧路上向这边或那边走去？这里没有左和右，只是诚实和虚伪，沉重和虚浮，工作和游戏。两条路正在面前。与其向我来问路，还不如先弄明白你要走的是什么路！是学搭桥，哈鸡，跳那个文明交际舞，即以为在努力接受近代文明，日子过得十分愉快？还是玩点别的。并用另外一种心情来学习来从事。

    你可敢把学习从最小处起始，每个标点都用得十分准确认真，每个字都去思索他的个别性质和相关意义，以及这些标点文字组织成句成篇以后的分量？你可敢照一个深刻思想家的方式去“想”，照一个谨严宗教徒的方式去“信”，而照一个真正作家的方式慢慢的去“作”？

    面对这些问题，你可相信人生极其复杂，学习的发展，并不建立在一个名词上即可见功，却在面对这个万汇百物交错并织的色彩和声音、气味和形体，多方人间世，由于人与人的固执的爱和热烈的恨，因而形成进发与对立，相引与相消，到某一时且不免见出一种秩序平衡统统失去后的现实全盘混乱，在任何弥缝中都无济于事的崩毁。在这个现实过程中，许多人的头脑都已形成一种钝呆和麻木状态，保护了自己的存在以外别无枨触。到一切意义都失去其本来应有意义时，一群有头脑的文学家，还能够用文字粘合破碎，重铸抽象，进而将一个民族的新的憧憬，装入一切后来统治者和多数人民头脑中，形成一种新的信仰，新的势能，重造一个新的时代一种新的历史？

    你先得学习“想”，学习向深处远处“想”。这点出自灵台的一线光辉，很明显将带你到一个景物荒芜然而大气郁勃的高处去，对人类前进向上作终生瞻望。

    你需要学习，应学习的实在此而不在彼。话说回来这还也是一种“玩”！为的是玩到后来，玩累了，将依然不免为自然收拾，如庄子所谓“大块息我以死”。先得承认它的对于个体处分的合理，才会想得到现代活人自己处分自己为如何不合理，如何乱糟糟，如何有待于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共同来重新组织一个世界。而你的工作，也可从这个方面选取一分相当沉重的什么到肩上，到手上，到灵魂上！

    学鲁迅

    文学革命的意义，实包含“工具重造”、“工具重用”两个目标。把文字由艰深空泛转为明白亲切，是工具重造。由误用滥用，把艰深空泛文字用到颂扬名伶名花、军阀遗老，为他们封王进爵、拜生做寿，或死去以后谀墓哄鬼工作，改成明白亲切文体，用到人民生活苦乐的叙述，以及多数人民为求生存，求发展，所作合理挣扎，种种挣扎如何遭遇挫折，半路绊倒又继续爬起，始终否定当前现实，追求未来种种合理发展过程，加以分析，检讨，解剖，进而对于明日社会作种种预言，鼓励其实现，是工具重用。两目标同源异流，各自发展，各有成就：或丰饶了新文学各部门在文体设计文学风格上的纪录，或扩大加强了文学社会性的价值意识。终复异途同归，二而一，“文学与人生不可分”。一切理论的发展，由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起始，三十年来或以文学社团主张出发，或由政治集团思想出发，理论变化虽多，却始终无从推翻这话所包含的健康原则和深远意义。几个先驱者工作中，具有实证性及奠基性的成就，鲁迅先生的贡献实明确而永久。分别说来，有三方面特别值得记忆和敬视：

    一、于古文学的爬梳整理工作，不作章句之儒，能把握大处。

    二、于否定现实社会工作，一支笔锋利如刀，用在杂文方面，能直中民族中虚伪、自大、空疏、堕落、依赖、因循种种弱点的要害。强烈憎恶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

    三、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二十年文学主流。

    至于对工作的诚恳，对人的诚恳，一切素朴无华性格，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

    每年一度对于死者的纪念，纪念意思若有从前人学习，并推广对于前人工作价值的理解，促进更多方而的发展意义，个人以为这一天的纪念，应当使其他三百天大家来好好使用手中的笔，方为合理。因为文学革命的工具重造、工具重用，前人虽尽了所能尽的力，作各方面试探学习，实在说来，待作未作的事就还很多！更何况这个国家目前所进行的大悲剧，使年青一代更担负了如何沉重一份重担，还得要文学家从一个更新之观点上给他们以鼓励，以刺激，以启发，将来方能于此残破国土上有勇气来重新努力收拾一切！

    “诚恳”倘若是可学的，也是任何一种民族在忧患中挣扎时基本品质。我们由此出发，对于工作，对于人，设能好好保持到它，即或走各自能走的路：作研究好，写杂文好，把一支笔贴近土地来写旧的毁灭和新的生长，以及新旧交替一切问题好。若这一点学不到，纪念即再热烈，和纪念本意将越来越远，即用笔，所能作的贡献，恐怕也将不会怎么多！再若教人学鲁迅的，年过四十，鲁迅在四十岁前后工作上的三种成就，尚无一种能学到。至于鲁迅先生那点天真诚恳处，却用一种社交上的世故适应来代替，这就未免太可怕了。因为年青人若葫芦依样，死者无知，倒也无所谓，正如中山先生之伟大，并不曾为后来者不能光大主义而减色。若死者有知，则每次纪念，将必增加痛苦。

    其实这痛苦鲁迅先生在死后虽可免去，在生前则已料及。病时所发表一个拟遗嘱上，曾说得极明白。要家中人莫为彼举行任何仪式，莫收受人馈赠，要儿子莫作空头文学家。言虽若嘲谑，而实沉痛。因生前虽极力帮忙年青作家，也吃了不少空头作家闷气，十分失望。目下大家言学鲁迅，这个遗嘱其实也值得提出来，作为一种警惕。

    烛虚

    察明人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可以当成一种重大的工作，在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

    女人教育在个人印象上，可以引起三种古怪联想：一是《汉书·艺文志》小说部门，有本谈胎教的书，名《青史子》，《玉函山房》辑佚书还保留了一鳞半爪。这部书当秦汉时或者因为篇章完整，不曾被《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两部杂书引用。因此小说部门多了这样一部书名，俨然特意用它来讽刺近代人，生儿育女事原来是小说戏剧！二是现藏大英博物院，成为世界珍品之一，相传是晋人顾恺之画的《女史箴图》卷。那个图画的用意，当时本重在注释文辞，教育女子。现在想不到仅仅对于我一个朋友特别有意义。朋友×先生，正从图画上服饰器物研究两晋文物制度以及起居服用生活方式，凭借它方能有些发现与了解。三是帝王时代劝农教民的《耕织图》，用意本在“往民间去”，可是它在皇后妃宫室中的地位，恰如《老鼠嫁女图》在一个平常农民家中的地位，只是有趣而好玩。但到了一些毛子手中时，忽然一变而成中国艺术品，非常重视。这可见一切事物在“时间”下都无同定性。存在的意义，有些是偶然的，存在的价值，多与原来情形不合。

    现在四十岁左右的读书人，要他称引两部有关女子教育的固有书籍时，他大致会举出三十年前上层妇女必读的《列女传》和普通女子应读的《女儿经》。“五四”运动谈解放，被解放了的新式女子，由小学到大学，若问问什么是她们必读的书，必不知从何说起。正因为没有一本书特别为她们写的。即或在普通大学习历史或教育，能有机会把《列女传》看完，且明白它从汉代到晚清社会具有何种价值与意义，一百人中恐不会到五个人。新的没有，旧的不读，这个现象说明一件事情，即大学教育设计中，对于女子教育的无计划。这无计划的现象，实由于缺乏了解不关心而来。在教育设计上俨然只尊重一个空洞名词“男女平等”，从不曾稍稍从身心两方面对社会适应上加以注意“男女有别”。因此教育出的女子，很容易成为一种庸俗平凡的类型；类型的特点是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一切都表示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在上层社会妇女中，这个表示退化现象的类型尤其显著触目。下面是随手可拾的例子，代表这类型的三种样式。

    某太太，是一个欧美留学生，她的出国是因为对妇女解放运动热心“活动”成功的。但为人似乎善忘，回国数年以后，她学的是什么，不特别人不知道，即她自己也仿佛不知道。她就用“太太”名分在社会上讨生活。依然继续两种方式“活动”，即出外与人谈妇女运动，在家与客人玩麻雀牌。她有几个同志，都是从麻雀牌桌上认识的。她生存下来既无任何高尚理想，也无什么美丽目的。不仅对“国家”与“人”并无多大兴趣，即她自己应当如何就活得更有生趣，她也从不曾思索过。大家都以为她是一个有荣誉、有地位而且有道德的上层妇女，事实上她只配说是一个代表上层阶级莫名其妙活下来的女人。

    某名媛，家世教育都很好，无可疵议。战争后尚因事南去北来。她的事也许“经济”关系比“政治”关系密切。为人爱国，至少是她在与银行界中人物玩扑克时，曾努力给人造成一个爱国印象。每到南行时，就千方百计将许多金票放在袜子中、书本中、地图中，以及一切可以瞒过税官眼目的隐蔽处。可是这种对于金钱的癖好，处置这个阿堵物的小心处，若与使用它时的方式两相对照，便反映出这个上流妇女愚而贪得与愚而无知到如何惊人程度。她主要的兴趣在玩牌，她的教育与门阀，却使她作了国选代表。她虽代表妇女向社会要求应有的权利，她的兴趣倒集中在如何从昆明带点洋货过重庆，又如何由重庆带点金子到昆明。

    某贵妇人，她的丈夫在社会上素称中坚分子，居领导地位。她毕业于欧洲一个最著名女子学校，嫁后即只作“贵妇”。到昆明来住在用外国钱币计值的上等旅馆，生活方能习惯。应某官僚宴会时，一席值百五十元，一瓶酒值两百元，散席后还照例玩牌到半夜。事后却向熟人说，云南什么都不能吃，玩牌时，输赢不到三千块钱，小气鬼。住云南两个小孩子的衣食用品，利用丈夫服务机关便利，无不从香港买来。可是依然觉得云南对她实在太不方便，且担心孩子无美国桔子吃，会患贫血病，因此住不久，一家人又乘飞机往香港去了。中国当前是个什么情形，她不明白，她是不是中国人，也似乎不很明白。她只明白她是一个“上等人”，一个“阔人”，如此而已。

    这三个上等身分的妇女，在战争期有一个相同人生态度，即消磨生命的方式，唯一只是赌博。竟若命运已给她们注定，除玩牌外生命无可娱乐，亦无可作为。这种现象我们如不能说是“命定”，想寻出一个原因，就应当说这是“五四”以来国家当局对于女子教育无计划的表现。学校只教她们读书，并不曾教过她们做人。家庭既不能用何种方式训练她们，学校对她们生活也从不过问，一离开学校，嫁人后，丈夫若是小公务员，两夫妇都有机会成为赌鬼，丈夫成了新贵以后，她们自然很容易变成那样一个类型——软体动物。

    “五四”运动在中国读书人思想观念上，解放了一些束缚，这是人人知道的一件事情。当初争取这种新的人生观时，表现在文字上行为上都很激烈，很兴奋，都觉得世界或社会，既因人而产生，道德和风俗，也因人而存在，“重新做人”的意识极强，“人的文学”于是成为一个动人的名词。“重新做人”虽已成为一个口号，具尽符咒的魔力，可是，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么样人，似乎被主持这个运动的人，把范围限制在“争自由”一面，含义太泛，把趋势放在“求性的自由”一方面，要求太窄。初期白话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戏剧，大多数只反映出两性问题的重新认识，重新建设一个新观念，这新观念就侧重在“平等”，末了可以说，女人已被解放了。可是表示解放只是大学校可以男女同学，自由恋爱。政治上负责者，俨然应用下面观点轻轻松松对付了这个问题：

    “要自由平等吧，如果男女同学你们看来就是自由平等，好，照你们意思办。”

    于是开放了千年禁例，男女同学。正因为等于在无可奈何情形中放弃固有见解，取不干涉主义，因此对于男女同学教育上各问题，便不再过问。就是说在生理上，社会业务习惯上，家庭组织上，为女子设想能引起注意值得讨论的各种问题，从不作任何计划。换言之，即是在一种无目的的状况中，混了八年，由民八到民十六。我们若对过去稍加分析，自然会明白这八年中不仅女子教育如此，整个教育事实上都在拖混情形之中度过这八年，正是中国近三十年内政最黑暗糊涂时代。内战不息，军阀割据，贿选卖官，贪赃纳贿，一切都视为极其自然，负责者毫无羞耻感和责任感。北京政府的内政部不发薪，部员就撤卖故宫皇城作生活费用。教育部不发薪，部员就主张将京师图书馆藏书封存抵押。一切国家机关都俨然和官产处取同一态度，凡经手保管的都可自由处理变卖，不受任何限制。因此雍和宫喇嘛就卖法宝，天坛经管人就卖祭器。故宫有一群太监，民国以后留在京中侍候溥仪，因偷卖东西太多，恐被查出，索性一把火烧去大殿两幢灭迹，据估计损失至少值五千万！（后来故宫博物院长易培基的监守自盗，不过说明这个“北京风气”在革命成功后还未去尽罢了。比较起来，是最小一次偷偷摸摸案件，算不得一回事！）当时京畿驻军荒唐跋扈处更不可以想象，驻防颐和园西苑的奉军长官，竟随意把附近小山丘上几千棵合抱古柏和沿马路上万株风景树一齐砍伐，给北京城里木行作棺木，充劈柴。到后且异想天开，把圆明园废基的大石狮，大石华表，拱形石桥和白石栏杆，甚至于铺辇道的大石条，一律挖抬出卖，给燕京大学盖房子装点风景！大臣卖国，可说是异途同归，目的只在弄几个钱。大家卖来卖去，把屋里摆的，路上砌的，地面长的，地下放的，可卖的无一不卖，北京政府因此也就卖倒了。

    北伐成功，中国统一后，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虽定下了一些新章则，并学校，划学区，注意点似乎只重在分配地盘，调整人事，依然不曾注意到一个根本问题，即大学教育有个什么目的，男女同学同教，在十年试验中有些什么得失将待修正。主持教育的最高当局，至多从统计上知道受高等教育的男女人数比较，此外竟似乎别无兴趣可言。直到战前为止，二十年来的男女同学同教，这一段试验时间不为不长，在社会家庭各方面，已发生了些什么影响？两性问题从生理心理两方面研究认识，其他国家又有了些什么新的发现，可以用作参考？关于教学问题上，课程编排上，以及课外生活训练上，实在事事都需要用一个比较细心客观比较科学的态度来处理。尤其是现在，国内各地正有数百万壮丁参加战争，沿江沿海且有数千万民众向西南西北各省迁移，战时的适应，与战后的适应，对于女子无一不有个空前的变化，也就无一不需要教育负责人，给它一种最大的关心，看出一些问题，重新有个态度，且用极大勇气来试验，来处理。

    这个时代像那种既已放弃了好好做人权利的妇人，在她们身分或生活上虽还很尊贵舒适，在历史意义上，实在只是一个废物，一种沉淀，民族新陈代谢工作，已经毫无意义，不足注意。所谓女子教育的对象，无妨把她们抛开。目前国内各处，至少有五千二十岁年青女子，五万十五岁年青女子，离开了家庭，在学校作学生，十年后必然还要到社会作主妇，作母亲，都需要一些比当前更进步更自重的做人知识，和更美丽更勇敢的人生观。有计划的在受教育时，应用各种训练方法，输入这种知识和人生观，实在是最高教育当局不能避免的责任。

    此外凡是对于妇女运动具有热诚的人，也应当承认“改造运动”必较“解放运动”重要，“做人运动”必较“做事运动”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妇女运动，以“改造”与“做人”为目的。十六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女子，若还有做人的自信心与自尊心，不愿意在十年后堕落到社会常见的以玩牌消磨生命的妇人类型中去，必对于这个改造与做人运动，感觉同情，热烈拥护。

    我们还希望对于中层社会怀有兴趣的作家，能用一个比较新也比较健康的态度，用青年女子作对象，来写几部新式《青史子》或《列女传》。更希望对通俗文学充满信心的作家，以平常妇女为对象，用同样态度来写几部新式女儿经。从去年起始，“民族文学”成为一个应时的口号，若说民族文学有个广泛的含义，主要的是这个民族战胜后要建国，战败后想翻身。那么，这种作品必然成为民族文学最根本的形式或主题。

    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作烛虚二。

    上星期下午，我过呈贡去看孩子，下车时将近黄昏，骑上了一匹栗色瘦马，向西南田埂走去。见西部天边，日头落处，天云明黄媚人，山色凝翠堆蓝。东部长山尚反照夕阳余光，剩下一片深紫。豆田中微风过处，绿浪翻银，萝卜花和油菜花黄白相间，一切景象庄严而兼华丽，实在令人感动。正在马上凝思时空，生命与自然，历史或文化，种种意义，俨然用当前一片光色作媒触剂，引起了许多奇异感想。忽然有两匹马从身后赶上，超过我马头不远，又依然慢下来了。马上两个二十岁左右大学生模样女子，很快乐的一面咬嚼酸梨，一面谈笑。说的是你吃三个她吃五个一类的话语。末后在前面一个较胖一点的，忽回头把个水淋淋的梨骨猛然向同伴抛去。同伴笑着一闪，那梨骨就不偏不正打在我的身上。两个女学生一声不响，却笑嘻嘻的勒马赶先跑了。那马夫好像嘲笑又好像安慰我，“那是学生”。我知道，这是学生——把眼前自然景物和人事情形两相对照，使我感觉一种极其痛苦的印象，许多日以来不能去掉。一个人天生两只眼睛一张嘴，意思正似乎要我们多看少吃。这些近代女子做的事，竟恰恰像有意在违反自然的恩惠！

    ××也是一个大学生，年纪二十二岁，在国立大学二年级。关于读书事，连她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就入了大学英文系。功课还能及格，有一两门学科教员特别认真，就借同学笔记抄抄，写报告时也能勉强及格。家庭经济情况和爱好性情说来，她属于中产阶级的近代型女子。样子还相当好看，衣服又能够追随风气，所以在学校就常有男同学称她为“美人”。用“时代轮子转动了，我们一同飘流到这山国来”一类庸俗句子起始，写一些虽带做作气还不失去青春的热与香的信件。可是学校的书本和同学的殷勤都并不引起她多少兴趣。她需要的只是玩一玩，此外都不大关心。出门时也欢喜穿几件比较好看时新的衣服，打扮得体体面面，虽给人一个漂亮印象，宿舍中衣被可零乱而无秩序。金钱大部分用在吃食，最小部分方用来买书。她也学美术，历史，生物学，这一切知识都似乎只能同考试发生关系，决不能同生活发生关系。也努力学外国文，最大目的，只是能说话同洋人一样，得人赞美，并不想把它当成一个向人类崇高生命追求探索工具。做人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正好像二十年前有人为她们争求解放，已解放了，但事实上她并不知道真正要解放的是什么。因此在年龄相差不多的女同学中，最先解放了一个胃口，随时都需要吃，随处都可以吃。俨若每天任何一时都能够用食物填塞到胃囊中，表示消化力之强。同时象征生命正是需要最少最少的想象，需要最多最多实际事物的年龄。想起她们那个还待解放或已解放的“性”，以及并无机会也好像不大需要解放的“头脑”，使人默然了。若想起这种青年女子，在另一时社会上还称她们为“摩登女郎”，能煽起有教养绅士青春的热，找回童年的梦，会觉得这个社会退化的可怕。

    这正是另外一种类型，大凡家中有三五个子侄亲友的，总可以在其中发现那么一个女孩子。引起感想是这些女人旧知识学不了，新知识说不上。一眼看去还好，可不许人想想好到那里。

    从这种类型女子说来，上帝真像有点草率处，使人想要询问，“老天爷，你究竟拿的是个什么主意，你是在有计划故意来试验训练男子？还是在无目的而任性情形中改造女人？”如果我们不宜把这问题牵引到“上帝”方面去，那就得承认这是“现代教育”的特点，只要她们读书，照二十年前习惯读书，读什么书？有什么用？谁都不大明白。作教育部长或大学教授的，作家长的，且似乎也永远不必须对这问题明白，或提出一些明智有益的意见。科学工作方面，我们虽然已经承认了豆类栽培可以发现遗传定律，稻棉可以有用杂交法育种，即在犬与鸽子禽兽身上，也知道采取了一个较新观点，加以训练。对于人的教育，尤其是与民族最有关系的女子教育，却一直到如今还脱不了在因习的自然状态下进行。这并不是人的蠢笨，实在是负责者懒惰与无知的表现！

    这种现代教育的特点，如果不能引起当局的关心，有计划的来勇敢改造，我们就得自己想办法。这同许多问题差不多，总得有个办法，方能应付“明天”和“未来”！对妇女本身幸福快乐言，若知道关心明天和未来，也方能够把生命有个更合理更有意思的安排。

    现代教育特点事实上应当称为弱点，改造运动必需从修正这个弱点而着手。修正方法消极方面是用礼貌节制她们的“胃部”，积极方面是用书本训练她们的“脑子”。一个“摩登女郎”的新的含义，应当是在饮食方面明白自制，在自然美方面还能够有兴致欣赏。且知道把从书本吸收一切人类广泛知识，看成是生命存在的特别权利，不仅仅当作学校或爸爸派定义务。扩大母性爱，对人类崇高美丽观念或现象充满敬慕与倾心，对是非好恶反应特别强，对现社会妇女堕落与腐败能认识又能免避，对做人兴趣特别浓厚也特别热诚，换言之，就是她既已从旧社会不良习惯观念中解放了出来，便能为新社会建立一个新的人格的标准。她不再是“自然”物，于人类社会关系上，仅仅在性的注定工作方面尽生育义务，从这种义务上讨取生活，以得人怜爱为已足。她还可以单为作一个“人”，用人的资格，好好处理她的头脑，运用到较高文化各方面去，放大她的生命与人格，从书本上吸收，同时也就创造，在生活上学习，同时也就享受。

    我们是不是可以希望这种新女性，在这个新社会大学校学生群中陆续发现？形成这个五光十色的人生，若决定于人的意志力，也许我们需要的倒是一种“哲学”，一种表现这个优美理想的人生哲学，用它来作土壤，培植中国的未来新女性。

    看看自己用笔写下的一切，总觉得很痛苦。先以为我“为运用文字而生”，现在反觉得“文字占有了我大部分生命。除此以外，别无所有，别无所余”。

    重读《月下小景》、《八骏图》、《自传》，八年前在青岛海边一梧桐树下面，见朝日阳光透树影照地下，纵横交错，心境虚廓，眼目明爽，因之写成各书。二十三年写《边城》，也是在一小小院落中老槐树下，日影同样由树干枝叶间漏下，心若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滓渣，少凝滞。这时节实无阳光，仅窗口一片细雨，不成烟，不成雾，天已垂暮。

    和尚，道士，会员，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拒取舍而生存。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的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然而所有各种人生学说，却无一不即起源于承认这种种，重新给以说明与界限。更表示对“自然”倾心的本性有所趋避，感到惶恐。这就是人生。也就是多数人生存下来的意义。

    上海寄《昆明冬景》一书来，重阅《真俗人与假道学》。此文在《平明》第一期上发表时，熟人多以为被骂，不熟人更多以为被骂。读书人事，大抵如此。思想矜持，情感琐碎，规矩忌讳，多而又多。或有假时髦，恰如“新式傻大姐”，或有新绅士，正与所说绅士情形相同，好事心虚，从一字一句间照见自己面目，自然小小不怿，但亦无可奈何。因如果就普遍社会现象立论，既说及人，总不免有贤慧庸鄙，初无关于二三子言行。然二三子或将文章割裂，不欣赏，只搜索，以为此影射谁，彼影射谁，不怕煞风景，无益费精神，殊令人深觉可悯。正如有乡下人，大清早担柴挑草进城，不明白城市中人起居行动忌讳，就眼睛看到的，心中感觉的，随便说说，或有人迎面走来，即闷倒在地，以为有意中伤。或有人正拥被睡晏觉，做好梦，猛被这种声音惊醒，事虽由乡下人引起，这乡下人实在亦无可奈何。

    莫泊桑说，“平常女子，大多数如有毛萝卜。”平常男子呢，一定还不如有毛萝卜，不过他并不说出。可是这个人，还是得生活在有毛无毛萝卜间数十年，到死为止。生前写了一本书，名叫《水上》，记载他活下来的感想，在有毛无毛萝卜间所见所闻所经验得来的种种感想。那本书恼怒了当时多少衣冠中人，不大明白。但很显然，有些人因此得承认，事实上我们如今还俨然生存在萝卜田地中，附近到处是“生命”，是另外一种也贴近泥土，也吸收雨露阳光，可不大会思索更不容许思索的生命。

    因为《水上》，使我想起二十年前，在酉水中部某处一个小小码头边一种痛苦印象。有个老兵，那时害了很重的热病，躺在一只破烂空船中喘气等死。只自言自语说，“我要死的，我要死的，”声音很沉很悲，当时看来极难受，送了他两个桔子。且觉得甚不可解，“为什么一个人要死？是活够了还是活厌了？”过了一晚，天明后再去看看，人果然已经死了。死去后身体显得极瘦小，好像表示不愿意多占活人的空间。下陷的黑脸上有两只麻蝇爬着。桔子尚好好搁在身边。一切静寂，只听到水面微波嚼咬船板细碎声音。这个“过去”竟好好的保留在我印象中，活在我的印象中。

    在他人看来，也许有点不可解，因为我觉得这种寂寞的死，比在城市中同一群莫名其妙的人热闹的生，倒有意义得多。

    死既死不成，还得思活计。

    驻防在陕西的朋友×××来信说，“你想来这里，极表欢迎：我已和×将军说过了，来时可以十分自由，看你要看的，写你想写的。”我真愿意到黄河岸边去，和短衣汉子坐土窑里，面对汤汤浊流，寝馈在炮火铁雨中一年半载，必可将生命化零为整，单单纯纯的熬下去，走出这个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一分新的生活，或能够使我从单纯中得到一点新的信心。

    吴稚晖老先生喜说笑话，以为“人虽由虫豸进化而来，但进化到有灰白色脑髓质三斤十二两后，世界便大不相同。世界由人类处理，人自己也好好处理了自己。”其实这三斤多脑髓在人类中起巨大作用，还只是近百年来事情。至于周口店的猿人，头脑虽已经相当大，驾御物质，征服自然，通说不上。当时日常生活，不过是把石头敲尖磨光，绑在一个木棒上，捉打懦弱笨小一点生物，茹毛饮血过日子罢了。论起求生工具精巧灵便，自由洒脱时，比一只蝴蝶穿得花枝招展，把长长的吸管向花心吮蜜，满足时一飞而去，事实上就差多了。但人之所以为人，也就在此。人类求生并不是容易事，必在能飞、能潜、能啮、能螫、能跑、能跳，能钻入地里，能寄生别的生物身上，在一群大小不一生物中努力竞争，方能支持生命。在各种困苦艰难中训练出了一点能力，把能力扩大延长，才有今日。

    这么努力，正好像有点为上天所忌，所以在人类中直到如今，尚保留了两种本能：一种是好斗本能，一种是懒惰本能。好斗与求生有密切关系。但好斗与愚蠢在情绪上好像又有种稀奇接合，换言之，就是古代斗的方式用于现代，常常不可免成为愚行，因此人固然产生了近代文明，然而近代文明也就大规模毁灭人的生命（战胜者同样毁灭）。这成毁互见，可说是自然恶作剧事例之一。懒惰也似乎与求生不可分，即生命的新陈代谢，需要有个秩序安排，方能平均。有懒惰方可产生淘汰，促进新陈代谢作用。这世界若无一部分人懒惰，进步情形，必大大不同，说不定会使许多生物都不能同时存在。即同属人类，较幼弱者亦恐无机会向上。即属同一种族，优秀而新起的，也不容易抬头。这可说是自然小聪明处另外一面。

    好斗本能与愚行容易相混，大约是“工具”与“思想”发展不能同时并进的结果。是一时的现象，将来或可望改变。最大改变即求种族生存，不单纯诉诸武力与武器，另外尚可望发明一种工具，至少与武力武器有平行功效的工具。这工具是抽象的观念，非具体的枪炮。至于懒惰本能，形成它的原因，大致如下：即人虽与虫豸起居生活截然不同，脑子虽比多数生物分量重，花样多，但基本的愿望，多数还是与低级生物相去不多远，要生存，要发展。易言之，即是要满足食与性。所愿不深，容易达到，故易满足，自趋懒惰。一个民族中懒惰分子日多，从生物观点上说，不算是件坏事，从社会进步上说，也就相当可怕。但这种分子若属知识阶级，倒与他们所学“人为生物之一”原则相合。因为多数生物，能饱吃好睡，到性周期时生儿育女不受妨碍，即可得到生存愉快。人类当然需要这种安逸的愉快。不过知识积累，产生各样书本，包含各种观念，求生存图进步的贪心，因知识越多，问题也就越多。读书人若使用脑子，尽让这些事在脑子中旋转不已，会有多少苦恼，多少麻烦！事情显然明白，多数的读书人，将生命与生活来作各种抽象思索，对于他的脑子是不大相宜的。这些人大部分是因缘时会，或袭先人之余荫，虽在国内国外，读书一堆，知识上已成“专家”后，在做人意识上，其实还只是一个单位，一种“生物”。只要能吃，能睡，且能生育，即已满足愉快。并无何等幻想或理想推之向上或向前，尤其是不大愿因幻想理想而受苦，影响到已成习惯的日常生活太多。平时如此，即在战时，自然还是如此。生活下来俨然随时随处都可望安全而自足，为的是生存目的只是目下安全而自足。虽如罗素所说，“远虑”是人类的特点，但其实远虑只是少数又少数人的特点，这种近代教育培养成的知识阶级，大多数是无足语的！

    人当然应像个生物。尽手足勤劳贴近土地，使用锄头犁耙作工具以求生，是农民更像一个生物的例子。至于知识分子呢，只好用他们玩牌兴趣嗜好来作说明了。照道理说来，这些人是已因抽象知识的增多，与生物的单纯越离越远的。但这些人却以此为不幸，为痛苦，实在也是不幸痛苦，所以就有人发明麻雀牌和扑克牌，把这些人的有用脑子转移到与人类进步完全不相干的小小得失悲欢上去。这么一来，这些上等人就不至于为知识所苦，生活得很像一个“生物”了。不过话说回来，若有人把这个现象从深处发掘，认为他们这点求娱乐习惯，是发源于与虫豸“本能”一致的要求时，他们却常常会感到受讽刺而不安。只是这不安事实上并不能把玩牌兴趣或需要去掉，亦不过依然是三四个人在牌桌旁发发牢骚罢了。为的是虫豸在习惯上比人价值低得多，所以有小小不安，玩牌在习惯上已成为上等人一种享乐，所以还是继续玩牌。

    对于读书人玩牌的嗜好，我并不像许多老年人看法简单，以为是民族“堕落”问题。我只觉得这是一个“懒惰”现象，而且同时还认为是一个“自然”现象。因为这些人已能靠工作名分在社会有吃、有穿，作工作事都有个一定时间，只要不误事就不会受淘汰，学的既是普通所说近代教育，思想平凡而自私，根本上又并无什么生活理想，剩余生命的耗费，当然不是用扑克牌就是用麻雀牌。懒惰结果从全个民族精力使用方式上来说，大不经济，但由这些“上等人”个人观点说，却好像是很潇洒而快乐的。由于这么一来，一面他是在享受自由主义承平时代公民的权利；一面他不思不想，可以更像一个生物（于此我们正可见出上帝之巧慧）！

    譬如有一人，若超越习惯心与眼，对这种知识分子活在当前情形下，加以权利义务的检视，稍稍对于他们的生活观念与生活习惯感到怀疑和不敬，

    引起的反应，还是不会好。反应方式是这些人必依然一面玩牌，一面生气。“你说我是虫豸，我倒偏要如此。你不玩牌，做圣人去好了。”于是大家一阵哈哈大笑起来，桃花杏花，皇后王子，换牌洗牌，纠纷一团，时间也就过去了。或者意犹未平，就转述一点马路消息，抵补自己情绪上的损失，说到末了，依然一阵大笑。单纯生气，恼羞成怒，尚可救药。因为究竟有一根看不见的小刺签在这些人的心上，刺虽极小，总得拔去。若只付之一笑，就不免如古人所说“日光之下无新事”，且有同好三天三夜不下桌子的事，精神壮旺，可想而知。当然一切还是照旧。

    不知何故，这类小事细细想来，也就令人痛苦。我纵把这种懒惰本能解释为自然意思，玩牌又不过是表示人类求愉快之一种现象，还是不免痛苦。正因为我们还知道这个民族目前或将来，想要与其他民族竞争生存，不管战时或承平，总之懒惰不得的。不特有许多事要人去做，其实还有许多事要人去想。而且事情居多是先要人想出一个条理头绪，方能叫人去做。一懒惰就糟糕！目下知识分子中，若能保留罗素所谓人类“远虑”长处多一些，岂不很好？眼见的是这种“人之师”就无什么方法可以将他们的生活观重造，耗费剩余生命最高应用方式还只会玩牌。更年青一点的呢，且有从先生们剪花样造就自己趋势，那就未免太可怕！

    我们怎么办？是顺天体道，听其自然，还是不甘灭亡，另作打算？我们似乎还需要一些不能安于目前生活习惯与思想形式又不怕痛苦的年青读书人，或由于“远虑”，或由于“好事”，在一个较新观点上活下来，第一件事是能战胜懒惰。我们对于种族存亡的远虑，若认为至少应当如虫豸对于后嗣处理的谨慎认真，会觉得知识分子把一部分生命交给花骨头和花纸，实在是件可怕和可羞事情。

    “怕”与“羞”两个字的意义，在过去时代，或因鬼神迷信与性的禁忌，在年青人情绪上占有一个重要位置。三千年民族生存与之不无关系。目下这两字意义却已大部分失去了。所以使读书人感觉某种行为可怕或可羞，在迷信、禁忌以及法律以外产生这种感觉，实在是一种艰难伟大的工作，要许多有心人共同努力，方有结果。文学艺术，都得由此出发。可是这问题目下说来，正像痴人说梦，正因为所谓有心人的意识上，对许多事也就只是糊糊涂涂，马马虎虎，功利心切，虚荣心大，不敢向深处思索，俨然唯恐如此一来就会溺死在自己思想中。抄抄撮撮，读书教书。轻松写作之余，还是乐意玩三百分数目以至于如一些军官大老玩玩天九牌，散散心。生命相抵相销，未了等于一个零。

    我似乎正在同上帝争斗。我明白许多事不可为，努力终究等于白费，口上沉默，我心并不沉默。我幻想在未来读书人中，还能重新用文学艺术激起他们“怕”和“羞”的情感，因远虑而自觉，把玩牌一事看成为唯有某种无用废人（如像老妓女一类人）方能享受的特有娱乐。因为这些人经营的是性的事业，身体到晚年实在相当可悯，已够令人同情了，这些人生活下来，脑子不必多所思索，尽职之余，总得娱乐散心，玩牌便是他最好散心工具。我那么想，简直是在同人类本来惰性争斗，同上帝争斗。

    说他人不如说自己。记人事不如记心情，试从《三星在户》杂记中摘抄若干则。作烛虚五。

    书本给我的启示极多，我欢喜《新约·哥林多书》记的一段：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

    ——《哥林多书》十二章四〇四页

    办事处小楼上隔壁住了个木匠，终日锤子凿子，敲敲打打，声音不息。可是真正吵闹到我不能构思不能休息的，似乎还是些无形的事物，一片颜色，一闪光，在回想中盘旋的一点笑和怨，支吾与矜持，过去与未来。

    为了这一切，上帝知道我应当怎么办。

    我需要清静，到一个绝对孤独环境里去消化消化生命中具体与抽象。最好去处是到个庙宇前小河旁边大石头上坐坐，这石头是被阳光和雨露漂白磨光了的。雨季来时上面长了些绿绒似的苔类。雨季一过，苔已干枯了，在一片未干枯苔上正开着小小蓝花白花，有细脚蜘蛛在旁边爬。河水从石罅间漱流，水中石子蚌壳都分分明明。石头旁长了一株大树，枝干苍青，叶已脱尽。我需要在这种地方，一个月或一天。我必须同外物完全隔绝，方能同“自己”重新接近。

    黄昏时闻湖边人家竹园里有画眉鸣啭，使我感觉悲哀。因为这些声音对于我实在极熟习，又似乎完全陌生。二十年前这种声音常常把我灵魂带向高楼大厦灯火辉煌的城市里，事实上那时节我却是个小流氓，正坐在沅水支流一条小河边大石头上，面对一派清波，做白日梦。如今居然已生活在二十年前的梦境里，而且感到厌倦了，我却明白了自己，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但与乡村已离得很远很远了。

    二十八，五，五。

    我发现在城市中活下来的我，生命俨然只淘剩一个空壳。譬喻说，正如一个荒凉的原野，一切在社会上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种子，或道德意义的观念种子，都不能生根发芽。个人的努力或他人的关心，都无结果。试仔细加以注意，这原野可发现一片水塘泽地，一些瘦小芦苇，一株半枯柽柳，一个死兽的骸骨，一只干田鼠。泽地角隅尚开着一丛丛小小白花紫花（抱春花），原野中唯一的春天。生命已被“时间”“人事”剥蚀快尽了。天空中鸟也不再在这原野上飞过投个影子。生存俨然只是烦琐继续烦琐，什么都无意义。

    百年后也许会有一个好事者，从我这个记载加以检举，判案似的说道：“这个人在××年已充分表示厌世精神”。要那么说，就尽管说好了，这于我是不相干的。

    事实上我并不厌世。人生实在是一本大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到个人所能翻看到的最后一页，而且必须慢慢的翻。我只是翻得太快，看了些不许看的事迹。我得稍稍休息，缓一口气！我过于爱有生一切。爱与死为邻，我因此常常想到死。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制，受它的处治。人的智慧无不由此影响而来。典雅词令与华美文字，与之相比都见得黯然无光，如细碎星点在朗月照耀下同样黯然无光。它或者是一个人，一件物，一种抽象符号的结集排比，令人都只想低首表示虔敬。阿拉伯人在沙漠中用嘴唇触地，表示皈依真主，情绪和这种情形正复相同，意思是如此一来，虽不曾接近真主，至少已接近上帝造物。

    这种美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产生，一片铜，一块石头，一把线，一组声音，其物虽小，可以见世界之大，并见世界之全。或即“造物”，最直接最简便那个“人”。流星闪电刹那即逝，即从此显示一种美丽的圣境，人亦相同。一微笑，一皱眉，无不同样可以显出那种圣境。一个人的手足眉发在此一闪即逝更缥缈的印象中，既无不可以见出造物者手艺之无比精巧。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捕捉住这种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终生不灭。但丁、歌德、曹植、李煜便是将这种光影用文字组成形式，保留的比较完整的几个人。这些人写成的作品虽各不相同，所得启示必中外古今如一，即一刹那间被美丽所照耀，所征服，所教育是也。

    “如中毒，如受电，当之者必喑哑萎悴，动弹不得，失其所信所守。”美之所以为美，恰恰如此。

    我好单独，或许正希望从单独中接近印象里未消失那一点美。温习过去，即依然能令人神智清明，灵魂放光，恢复情感中业已失去甚久之哀乐弹性。

    五，十。

    宇宙实在是个极复杂的东西，大如太空列宿，小至蚍蜉蝼蚁，一切分裂与分解，一切繁殖与死亡，一切活动与变易，俨然都各有秩序，照固定计划向一个目的进行。然而这种目的，却尚在活人思索观念边际以外，难于说明。人心复杂，似有过之无不及。然而目的却显然明白，即求生命永生。永生意义，或为生命分裂而成子嗣延续，或凭不同材料产生文学艺术。也有人仅仅从抽象产生一种境界，在这种境界中陶醉，于是得到永生快乐的。

    我不懂音乐，倒常常想用音乐表现这种境界。正因为这种境界，似乎用文字颜色以及一切坚硬的物质材器通通不易保存（本身极不具体，当然不能用具体之物保存）。如知和声作曲，必可制成比写作十倍深刻完整动人乐章。

    表现一抽象美丽印象，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似乎又不如音乐。因为大部分所谓“印象动人”，多近于从具体事实感官经验而得到。这印象用文字保存，虽困难尚不十分困难。但由幻想而来的形式流动不居的美，就只有音乐，或宏壮，或柔静，同样在抽象形式中流动，方可望能将它好好保存并加以重现。

    试举一例。仿佛某时、某地、某人，微风拂面，山花照眼，河水浑浊而有生气，上浮着菜叶。有小小青蛙在河畔草丛间跳跃，远处母黄牛在豆田阡陌间长声唤子。上游或下游不知谁处有造船人斧斤声，遥度山谷而至。河边有紫花、红花、白花、蓝花，每一种花每一种颜色都包含一种动人的回忆和美丽联想。试摘蓝花一束，抛向河中，让它与菜叶一同逐流而去，再追索这花色香的历史，则长发、清胪、粉脸、素足，都一一于印象中显现。似陌生、似熟习，本来各自分散，不相粘附，这时节忽拼合成一完整形体，美目含睇，手足微动，如闻清歌，似有爱怨。稍过一时，一切已消失无余，只觉一白鸽在虚空飞翔。在不占据他人视线与其他物质的心的虚空中飞翔，一片白光荡摇不定。无声、无香，只一片白。《法华经》虽有对于这种情绪极美丽形容，尚令人感觉文字大不济事，难于捕捉这种境界。又稍过一时，明窗绿树，已成陈迹。惟窗前尚有小小红花在印象中鲜艳夺目，如焚如烧。这颗心也同样如焚如烧。唉，上帝。生命之火燃了又熄了，一点蓝焰，一堆灰。谁看到？谁明白？谁相信？

    我说的是什么？凡能著于文字的事事物物，不过一个人的幻想之糟粕而已。

    天气阴雨，对街瓦沟一片苔，因雨而绿，逼近眼边。心之所注，亦如在虚幻中因雨而绿，且开花似碎锦，一片芬芳，温静美好，不可用言语形容。白日既去，黄昏随来，夜已深静，我尚依然坐在桌边，不知何事必须如此有意挫折自己肉体，求得另外一种解脱。解脱不得，自然困缚转加。直到四点，闻鸡叫声，方把灯一扭熄，眼已润湿。看看窗间横格已有微白。如闻一极熟习语音，带着自得其乐的神气说：“荷叶田田，露似银珠。”不知何意。但声音十分柔美，因此又如有秀腰白齿，往来于一巨大梧桐树下。桐荚如小船，中有梧子。思接手牵引，既不可及。恕尔一笑，翻成愁苦。

    凡此种种，如由莫扎克用音符排组，自然即可望在人间成一惊心动魄佚神荡志乐章。目前我手中所有，不过一枝破笔，一堆附有各种历史上的霉斑与俗气意义文字而已。用这种文字写出来时，自然好像不免十分陈腐，相当颓废，有些不可解。

    六，一。

    上帝吝于人者甚多。人若明白这一点，必求其自取自用。求自取自用，以“人”教育“我”是唯一方法。教育“我”的事照例于“人”无损，扩大自我，不过更明白“人”而已。

    天之予人经验，厚薄多方，不可一例。耳目口鼻虽同具一种外形，一种同样能感受吸收外物外事本性，可是生命的深度，人与人实在相去悬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然有浩浩然雍雍然书卷气和豪爽气。然而识万种人，明白万种人事，从其中求同识差，有此一分知识，似乎也不是坏事。知人方足以论世。知人在大千世界中，虽只占一个极平常地位，而且个体生命又甚短促，然而手脑并用，工具与观念堆积日多，人类因之就日有进步，日趋复杂，直到如今情形。所谓知人，并非认识其复杂，只是归纳万汇，把人认为一单纯不过之“生物”而已。极少人能违反生物原则，换言之，便是极少人能避免自然所派定义务，“爱”与“死”。人既必死，即应在生存时知所以生。故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多数人以为能好好吃喝，生儿育女，即可谓知生。然而尚应当有少数人，知生存意义，不仅仅是吃喝了事！爱就是生的一种方式，知道爱的也并不多。

    我实需要“静”，用它来培养“知”，启发“慧”，悟彻“爱”和“怨”等等文字相对的意义。到明白较多后，再用它来重新给“人”好好作一度诠释，超越世俗爱憎哀乐的方式，探索“人”的灵魂深处或意识边际，发现“人”，说明“爱”与“死”可能具有若干新的形式。这工作必然可将那个“我”扩大，占有更大的空间，或更长久的时间。

    可是目前问题呢，我仿佛正在从各种努力上将自己生命缩小，似乎必如此方能发现自己，得到自己，认识自己。“吾丧我”，我恰如在找寻中。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种带胶性观念把它粘合起来，或用别一种人格的光和热照耀烘炙，方能有一个新生的我。

    可是，这个我的存在，还为的是返照人。正因为一个人的青春是需要装饰的，如不能用智慧来装饰，就用愚也无妨。

    八，三。

    《烛虚》之一、二原载于1940年4月1日《战国策》第1期，署名沈从文。之三曾以《时空》为篇名，1939年10月28日发表于昆明《中央日报》；之四原载于1940年7月15日《战国策》第8期，又于1940年8月19日刊于香港《大公报·文艺》；之五原载于1940年9月14日香港《大公报·文艺》，均署名上官碧。

    其中，《烛虚》之四初次发表时，有如下一段引言，未收入《烛虚》集内：

    家住呈贡，黄昏前独自到后山高处，望天末云影，由紫转黑。稍过一时，无云处天尚净白，云已墨黑，树影亦如墨黑。光景异常清寂。远望滇池，一片薄烟。在仙人掌篱笆间小小停顿，看长脚蜘蛛缀网，经营甚力。高大山楂树正开花，香气馥郁，蜂子尚营营嗡嗡，不肯休息。觉人生百年长勤，情形正复相似。捕蚊捉虫，吃吃喝喝，其事至小，然与生存大有关系，亦即十分庄严。但从这些小小生物谋生认真处看来，未免令人对于“人”生悲悯心。因通常人总喜说为“万物灵长”，脑能思索，手能发明，进步至不可思议。殊不知进步中依然处处尚可见出与虫豸完全相同处，即所思所顾，单纯而天真，终不出“果口腹”“育儿女”二事。有些方面且不如虫豸认真，未免可怕。作《烛虚》四。

    读书人的赌博

    “关于知识阶级，最好少说话。察渊鱼者不祥。”

    “是的，老师。不过这是我两年前记在一个小本子上的玩意儿，从没对人提起过！现在读书人变了。”

    “你意思是他们进步了，还是更加堕落？”

    “老师，我从不觉得他们堕落，因此也不希望他们进步。我只觉得他们是有头脑的人，以为不妨时常想一想。只要肯时常想一想，国家就会不同得多了！”

    当我翻到《关于知识阶级》一段小文预备摘抄时，仿佛和骑青牛懂事故的老子，为有趣那么一个短短的对话。作新烛虚一。

    我想起战争，和别人想的稍有不同。我想起战争四年还未结束，各个战区都凝固在原有地面，像有所等待的神气。在这种情形中，前方后方五百万兵卒将士，或可即用战地作教场，学习作战并学习做人，得到不少进步。国家负责方面若像我一样思索到这个问题，想到这五百万壮丁将来回转他们那村里的茅屋中时，即以爱清洁有条理的生活习惯而言，对于国家重造所能发生的影响，可能有多大，就一定会想出许多方法，来教育他们，训练他们，决不至轻轻放过这个好机会了。这自然是我这个书呆子的妄想！规规矩矩的读书人，不会那么胡思乱想的。

    以“教育”两字而言，目前即似乎还是学有专长读书人的专利。读书人常说“学术救国”，可不相信壮丁复员后，除了耕田，有别的用处更能救国。这事情也极平常，因为许多读书人对于自己的问题就不大思索，譬如说吃教育饭的读书人，在目前战争情形中，是不是在教书以外，还想到如何教育自己？打了四年仗，世界地图都变了颜色，文化经济都有了变化，读书人有了多少进步？应不应当进步？我们且试为注意注意，有些现象就不免使人吃一惊。因为许多人表现到生活上，反映到文字上，都俨然别无希望与幻想，只是“在承认现实”的现状下，等待一件事情，即“胜利和平”。好像天下乱“用不着文人”，必待天下太平，那时一切照常，再来好好努力做人做事也不迟！战事结束既还早，个人生活日益逼紧，在一种新的不习惯的生活下，忍受不了战争带来的种种试验时，于是自然都不免有点神经衰弱。既神经衰弱，便带点自暴自弃的态度，因之“集团自杀”方式的娱乐，竟成为到处可见的情形。这类人耗费生命的态度和习惯，幽默点说来，简直都相当天真，有点返老还童的意味！正像是对国家负责表示：“你不管我们生活，不尊重学术，好，我也不管！”所以照习惯风气，读书人不自重的行为，还好像含有不合作反抗现实的精神，看不惯社会的不公正，才如此如彼。负军事责任的，常说只要有飞机大炮，即可望有把握打个大胜仗，料不到一部分知识阶级的行为，恰恰就表示在民族精神上业已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败仗。

    然而对于这个问题，却似乎和目前许多别的问题一样，不许人开口。触事多忌讳，不能说。用沉默阿谀事实，竟是必要的。或有人看不过意，要提出讨论讨论，或想法改善，结果终亦等于捕风，近于好事。好事过分或热心过分，说不定转而会被这些读书人指为有“神经病”。以为不看大处看小处，而且把小事放大，挑剔自家人何苦来。“小子何知，吾人以此自溷耳。”因此一切照常，

    这种知识分子，事实上对生命即无一较高的理想或目的，必用刚正牺牲精神去求实现，生活越困难，自然越来越不济事。消极消极，竟如命里注定，他人好事热心，都是多余了。不过我们若想起二十年前，“五四”前辈痛骂遗老官僚为何事，真不能不为这种“神经衰弱”的知识阶级悲悯！

    我于是妄想从病理学上去治疗这种人，由卫生署派出大批医生给这些读书人打打针，从心理学方面对付这种人，即简简单单，当顽童办理，用戒尺打手心。两个办法中也许后面一法还直截简单而有效果，为的是活了三四十岁的读书人，不知尊重自己，耗费生命的方法，还一如顽童。不当顽童处治，是不会有作用的！

    细想知识阶级的过去，意忽有所悟。这类人大多中产家庭出身，或袭先人之余荫，或因缘时会，不大费力即得到当前地位。这些人环境背景，便等于业已注定为“守常”，适宜于在常态社会中过日子。才智聪明，且可望在一有秩序上轨道的国家中作一有用公民，长处是维持现状，并在优良环境中好好发展。

    不凑巧就是他们活在当前的中国，战前即显得有点不易适应，他们梦想“民治主义”，可是却更适宜生活在一个“专制制度”中，只要这专制者不限制他们的言论，并不断绝他们的供给，他们赞同改变一切不良现状的计划，可是到实行时，却又常常为新的事实而厌恶，因此这些计划即使可逐渐达到真正的民主政治，他们还会用否定加以反对与怀疑。可是反对与怀疑尽管存在，一面又照例承认事实。在事实上任何形式的政治制度，只要不饿坏他们，总可望安于现状活下去。虽活得有点屈辱，要他们领导革命，可办不到。所以过去稍有头脑的军阀，当前的有手腕的政客，都明白不必担心知识阶级不合作。这些人目前也有好处，即私人公民道德无可疵议，研究学问也能遁序渐进慢慢见出成绩，虽间或有点自私，所梦想的好社会，好政治，都是不必自己出力即可实现，而且不能将生活标准降到某种程度，可是更大的好处，也许还是他们的可塑性，无所谓性，即以自我中心出发，发展自己稳定自己的人生观。因此聪明的政治家，易于运用他们的知识和社会地位，从事政治上的一切建设。不必真正如何重视他们，但不妨作成事事请教的神气，一半客气用在津贴研究费上，即可使他们感觉当事者的贤明。如运用得法，这些人至某一时无形中且会成为专制的“拥护者”，甚至于“阿谀”。正因为这些人在某一点上，常常是真正“个人主义者”，对国家“关心”相当抽象，对个人生命“照常”却极其具体。书本知识虽多，人生知识实不多。至于牺牲地位，完成理想，或为实证理想，自然是不可能的。话说回来，这些人又还可爱，可爱处也就是在他那种坦白而明朗的唯实哲学，得过且过的人生观，老实性格，单纯生命在温室中长大而又加以修理过的礼貌仪范。读的书虽常常是世界第一等脑子作的，过日子却是英美普通公民的生活打算。

    我好像重新明白一个问题，即前面所说，遇到这种人不自爱与不自重时，就打手心的办法了。因为这么一种人活到当前变动社会中实在是一种悲剧。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幻想，已完全毁了，完全给战争毁了，读书由于分工习惯，除了本行别的书又无多大兴味，他们从“集团自杀”方式上找娱乐，还能做什么？我幻想廿年后国家会有个新的制度，每个中国人不必花钱，都有机会由小学读到大学毕业。到那时，所谓“知识阶级”和“政客”，同样已成为一个无多意义的名词。国家一切设计全由专门家负责，新的淘汰制度，却把一切真正优秀分子，从低微社会中提出来，成为专门家的准备人材，到那时，对于知识阶级，将不是少说话，却是无话可说，那就太好了。

    三十二年四月改。

    真俗人和假道学

    朋友某教授，最近作篇文章，那么说：“世有俗子，尊敬艺术，收集骨董，以附庸风雅”，觉得情形幽默，十分可笑。我的意见稍觉不同，倒以为这种人还可爱。“风雅”是什么，或许还得有风雅知识或有风雅意识的人来赞美诅咒。风雅的真假，也不容易说明，我想来谈谈俗事。俗似乎也有真假区别，李逵可爱，贾瑞就并不怎么可爱；我们欢喜同一个农夫或一个屠户谈家常，淡生意，可不大乐意同一个什么委员谈民间疾苦。何以故？前者真，后者假。所以我认为俗人尊重艺术，收集骨董，附庸风雅，也有他的可爱处。倘若正当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艺术家不知中国艺术为何物，眼光小，趣味窄，见解偏，性情劣到无可形容时节，凡艺术家应作而不作的事，有俗人来附庸风雅，这人虽是李逵，是贾瑞，是造假货的市侩，是私挖坟墓的委员，总依然十分的可爱。为的是艺术品虽不能在艺术家手中发扬光大，还可望在这种人嗜好热心中聚积保存。这还是就假俗人不甘协俗附庸风雅者而言。至如真俗人，他自己并不以俗为讳，明本分，重本业，虽不曾读万卷书，使得心窍玲珑，却对于美具有一种本能的爱好。颜色与声音，点线或体积，凡所以能供其直觉感受愉快的，他都一例爱好，因爱好引起关心，能力所及，机会所许，因之对于凡所关心的事事物物，都给以更深一层注意。或收积同类加以比较，或搜罗异样综合分析，总而言之，就是他能从古今百工技艺，超势利，道德，是非，和所谓身分界限而制作产生的具体小东小西，来认识美之所以为美。这种艺术品既放宽了他的眼睛，也就放宽了他的心胸。话说回来，他将依然俗气，是个不折不扣的俗人。他或许因此一来还更拥护俗气。他不必冒充风雅，正因为美若是一种道德，这道德固不仅仅在几卷书本中，不仅仅在道学，风雅，以及都会客厅，大学讲座中，实无往不存在，实无往不可以发现，实无往不可以给他教育和启迪，使他做一个生命充满了光辉和力量的“人”！他将更广泛的接近这个世界，理解人生。他即或一字不识，缺少文明人礼貌与风仪，一月不理发，半年不祷告，不出席时事座谈会，不懂维他命，终其一生做木匠，裁缝，还依然是个十分可爱的人。很可惜的是这种俗人并不多，世界上多的倒是另外一种人。

    与这种人行为性情完全相反，在都市中随处可以遇见的，是“假道学”。这种人终生努力求“可敬”。这种人的特点是生活空空洞洞，行为装模作样。这特点从戏剧文学观点来欣赏，也自然有他的可爱处。不幸他本人一切行为，一切努力，都重在求人“尊敬”，得人“重视”，一点点可爱处，自己倒首先放弃了。这种人毛病就是读了许多书籍，书籍的分量虽不曾压断脊骨，却毁坏了性情。表现他的有病是对鬼神传说尚多迷信，对人生现象毫无热情。处世某种宽容的道德，与做学问慎重勤勉处，都为的是可以使他生活在道德的自足情绪中与受社会重视意识中。他本来是懒惰麻木，常容易令人误认为持重老成。他本来自私怕事，又令人误认为有分寸不苟且。他的架子虽大，灵魂却异常小。他凡事敷敷衍衍，无理想，更无实现任何欲望的能力，在他们自己说来是明道守分。他的道是“生活一成不变”，他的分是“保全首领以终老”。他也害病找医生，捐款给抗敌会，参加团体宴会，并且在有分寸不使自己难为情的方便中做做爱，（秘密而温柔！）做爱时心在胸腔子里跳跃，可是这也只是一会儿的事，因为他做人的趣味，终战胜不过做道德家的趣味。他期望软弱处最多不过一秒钟，便刚强起来了。他爱名誉，为的是名誉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装饰。他间或不免作点伪，用来增加他的名誉。他从自己从别人看来都是有道德的，为的是在道德生活中他身心异常安全。

    他貌若嫉恶如仇，在众人广座中尤其善于表现。他凡事力持“正义”，俨然是正义的维持者。

    他若是个女人，常被人称为模范母亲，十分快乐。这种快乐情绪一加分析，就可知尤以“贞节”成分最多。贞节能与美丽结合为一本极难得，至少比淫荡和美丽结合更见动人。不幸这种贞洁居多却与老丑结合为一。（俨如上帝造人，十分公正，失于此者可望得之于彼，许多女子不能由美丽上得到幸福，却可由贞节意义上得到自足！）虽然事多例外，有些上帝派定的模范人，依然乐于在客厅中收容三五俗汉，说说笑话，转述一点不实不尽属于私人的谣言，事事依然是“道德”的，很安全，很愉快。若他是个绅士，便在人前打趣打趣，装憨，装粗率，装事不经心，用为侍奉女子张本。他也依然是“道德”的，很安全，很愉快。

    另有种年青男子，年纪较轻，野心甚大，求便于欲望实现，于是各以担负新道德自命。力所不及，继以作伪。貌作刚强，中心虚怯，貌若热忱，实无所谓。在朝则如张天翼所写华威先生，在野则如鲁迅所写阿Q。另有种年青女人，袭先人之余荫，受过大学教育，父母精神如《颜氏家训》所谓欲儿女学鲜卑语，弹琵琶，以之服侍公卿，得人怜爱。鲜卑语今既不可学，本人即以能说外国语如洋人为自足。力尚时髦，常将头发蜷曲，着短袖衣，半高跟鞋，敷厚粉浓朱，如此努力用心，虽劳不怨、然而一身痴肉，一脸呆相，虽为天弃，不甘自弃。或一时搔首弄姿，自作多情，或一时目不邪视，贞节如石头。两者行为小同，精神如一：即自觉已受新教育，有思想，要解放，知爱美！凡此种种，常不免令人对上帝起幽默感。好像真有一造物主，特为装点这个人生戏场，到处放一新式傻大姐，说傻话，作傻事，一举一动，无小令人难受，哭笑不得。这种人应当名为“新的假道学”。

    假道学的社会纠纷多，问题多，就因为新旧假道学虽同样虚伪少人性，多做作，然而两者出发点不同，结论亦异。所为新式论客观法，这名为“矛盾”，为“争斗”。解放这矛盾争斗并无何等好方法，只有时间可以调处。时间将改变一切，重造一切。

    未来事不能预言，惟可以用常理想象，就是老式假道学必然日将消灭，以维持道统自命的作风不能不变，从新做人。这从一部分先生们四十以后力学时髦，放他那一双精神上小脚时的行为可以看出。新式假道学又必将从战争上学得一些新说明，来热热闹闹度过他由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一段生涯。文化或文明，从表面上看，是这些读书人在维持，在享受，余人无分。可是真正异常深刻的看明白这个社会的一切，或用笔墨或用行动来改造，来建设活人的观念，社会的组织，说不定倒是要一群不折不扣的俗人来努力。

    真俗人不易得，假俗人也不怎么多，这或者正说出了数年前有人提出的那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无伟大文学作品产生？”伟大文学作品条件必贴近人生，透澈了解人生。用直率而单纯的心与眼，从一切生活中生活过来的人，才有希望写作这种作品。世上多雅人，多假道学，多蜻蜓点水的生活法，多情感被阉割的人生观，多轻微妒嫉，多无根传说，大多数人的生命如一堆牛粪，在无热无光中慢慢的燃烧，且都安于这种燃烧形式，不以为异。如不相信，随意看看我们身边人事，就明白过半了。我们当前的问题，倒是上层分子俗人少，用闷劲与朴实的人生观来处世，为人，服务的俗人太少，结果什么都说不上。多有几个仿佛极俗的作家，肯三十年一成不变，继续做他的事业，情形会不同多了。

    谈保守

    一提“保守”很容易想起英国。多数人都觉得英国以保守著名的。社会组织上，个人性格上，给人的印象，都仿佛比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富于保守性。同时且觉得这种“守成”与“照旧”成就了英国的伟大，正如现代的德、意、苏联，其他国家用“违反传统”所能成就的一样。帝国商务的推进，领土的维持，是由保守成功的。但有一点我们容易疏忽处，英国人对于支持传统虽十分注意，正因为支持传统，举凡一切进步的技术，可并不轻视。他保守，在工业上却不落后，在武备上也不落后，在人事管理上也不落后。保守毫不妨碍它的进步，且从不因保守而排斥进步理想。它的保守是有条件的，经过选择的。

    中国也富于保守性，好些场合中国人且以此自夸。可是这种“守成”与“照旧”，却招来外侮与内患。孙中山先生明白贫弱与愚是中国民族的病根，想把这个民族振作起来，在应付人事道德上固然有条件保留些旧有东西，在谋生存技术上却极力讲求进步。因此对于政治组织与富国计划中，费了数十万文字来说明。孙先生死后，国民都觉得他的人格伟大而识见深远。不过这种敬仰仿佛是一回事，个人愚而自私又另是一回事。换言之，就是敬仰他的从不学习他、摹仿他。正因为若干人依然还是愚而自私，通常且以能保守自誉自慰。当政者则用保守为一种政略，支持其现成权利，家道小康的中层阶级，血气既衰，毫无远志，亦乐于在一种道德的自足与安全中打发日子。一切进步既包含变革，一种由不合理转为合理的变革，对于个人权利，凡在保守中用不正当方式取得者，如贪污，对于个人义务，凡在保守中用不正当方式规避者，如门阀，社会若进步，即不免失去其保障。因此一来，“进步”便成为多数人惶恐与厌恶名辞。这些人惧怕进步，生存态度即极端妨碍进步。对进步惶恐与厌恶，因之诅咒它，诋毁它，盲目耗费力量极多。倘如把这点抵制进步的力量转移到另一相反方面去，中国便不会像当前情形了。试从中国两件近事取例：山东的韩复榘，妄想用一部《施公案》统治一省，用极端保守方式支持他的政权，不知国家为何物，结果战争一起，局面一变，组织崩溃，误国殃民，自身不保。广西的李、白两人，眼光较远大，凡事知从大处看，肯从大处注意，对内政建设一切用近代技术处理，抗战期中，成绩昭著，足为全国模范。保守与进步不同处，它的得失，从上述两例，即可明白了然。

    对保守情绪作进一步观察，我们便知道它原来与“迷信”有关，同发源于人类的自私与无知，鲁滨孙在他的《心理的改造》一书中认为这是人类蛮性之遗留。他说——

    研究原始人生活特质的人，往往惊讶其根深蒂固的保守性，不必要的束缚个人自由和绝望的惯例。人类和普通植物一样，每易一代一代因循下去，其生活与祖先生活无异。必有强烈的经验逼迫着他们，方能使其有所变革，并且每易藉端回复到旧习惯。因为旧习惯比较简单粗陋而自然——总之，更与他们的本性和原始性相近。现在的人往往以他的保守主义自骄，以为人类是天生好乱的动物，幸有远见保守派所阻遏，而不知正与事理相背驰。殊不知人类天生是保守的，好作茧自缚，阻挠变革，畏怖变革，致使他们自生存以来，差不多全部时期处于一种原始状态中，而至今犹有人在这种近代社会中，维持各种野蛮的习惯。所以根据什么主张或什么教条的保守家，在态度上是毫无疑义的原始人。这种人进步的地方，只在他能够为保持旧心境随时举出若干好听理由来罢了。

    这位先生谈的是世界人类问题，针对的是支配世界顽固保守者、强权者，所以说到进步，他还认为只要这些人观念上能有所变革，人类就幸福多了。他说的虽是世界，拿来给中国人看倒也有一二点似乎很相似处。他的希望，是人们对于自身行为及其观念上的改变，以为只要观念一改，国家的夸大，种族的仇视，政治的腐败，以及一切缺点，必都可望降低至危险点以下。

    困难或许是观念的改变。所以斯多噶派的古谚说：人们感受的痛苦，实起因于他们对事物的意见，而非由于事物本身。我们国人的弱点，也很可说正是做人的意见不大高明。

    社会由于私与愚而来的保守家到处存在，他们的意见成为社会的意见，所以三十年来的中国，在物质方面，虽可从沿海各地工商业物品竞争摹仿上，见出一点进步，在负责者作公民的态度上，情形就令人怀疑。尤其是一种顽固保守家，经过一度化装，在新的社会组织里成为中坚以后，因对于任何进步理想都难于适应，感到惶恐，对进步特殊仇视，“进步”在中国更容易成为一个不祥的名辞。

    人类天性是易于轻信，且容易为先人印象所迷惑，受因习惯例所束缚的。尤其是中国这种社会，至今还充满了鬼神的迷信，大多数读书人还在圆光，算命，念佛，打坐，求神，许愿种种老玩意儿中过日子。大多数人都习惯将生命交给不可知的运与数，或在贿赂，阿谀交换中支持他的地位，发展他的事业。从这么一种社会组织中，我们对于进步实无希望可言。

    年青人都渴望进步，一切进步不能凭空而来。譬如种树，必有其生根处。统治者便于治理，中产者便于维持，薪水阶级便于生活，守常成为当然的趋势。进步种子放在守常土壤中，即生根发芽，生长得也实在太慢了。这事从中国教育即可看出。普通教育的目的，应侧重在养成大多数良好公民的人格和知识。一个人对于国家得到公民权利以前，先知所以尽国民义务。爱国家，知大体。对职务责任不马虎苟且，处世做人时知自重自爱。

    不幸之至，教育收成正恰得其反。中国农民中固有的朴厚，刚直，守正义而不贪取非分所当得种种品德，已一扫而光。代替这种性格而来的特点是虚伪与油滑；虚伪以对上，就成为面谀。貌作恭顺虔敬，其实无事不敷衍做作，毫不认真。油滑以驭下，则成为无数以利分合的小团体竞争。有一点相同，即上下一致将无知平民当作升官发财对象，切实奉行老子所谓“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格言。三十年来的新教育，成就了少数专家学者，同时便成就了多数这种坏人。受教育者有许多尚不知公民道德为何物，尚不配称为良好公民，却居然成为社会负责者。这些人堕落了国家的地位，民族的人格，自己还不明白。因为社会上这类人占有相当多数，所以一切使民族向上的名辞，都失去了良好的反应，不是变得毫无意义，就是变得非常可怕。一切使国家进步的事实，都认为不足重视。全个社会任这种“混下去”的情形下听其自然推迁，不特个人事情付之命运，国家民族问题也同样付之命运。即以少数优秀知识分子而论，其中自然不乏远见者，明白如此混，混不下去。但结果亦不免在宿命观趋势中付之一叹。或怀抱一种不合作傲世离俗情绪，沉默无声。毫无勇气和信心，以为人类的事既有错误，尚可由人手来重新安排，使之渐渐合理。顺天委命的人生观，正说明过去教育有一根本缺点，即是：只教他们如何读书，从不教他们如何作人。

    昔人说“我们由怀疑而生问题，从事搜求则可得真理。”当前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追求真理毫无兴味，对“真理”两字，似乎已看得十分平淡，无希望可以兴奋其神经。大多数人对眼边事从不怀疑，少数人更不敢怀疑。“疑”既不能在生命上成为一种动力，“信”亦不能成为生命上一种动力。凡由疑与信两方面刺激人影响人的能力，在四十岁以上的人，似乎因种种相对力量在经验上活动，活动结果是相互抵消，因之产生一种主义，就是无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这种自私为己精神用积极方式出现，则表现于公务人员纳贿贪赃作为上，用消极方式出现，则表现于知识分子独善其身苟全乱世生活态度上。所以由怀疑而发现真理，求人类理知抬头，对迷信与惰性作战，取得胜利，把这类事希望四十岁以上的人，无可希望。

    “五四”运动之起，可说是少数四十岁以上的读书人，与多数年青人，对于中国人“顺天委命”行为之抗议，以及“重新做人”之觉醒。伴同“五四”而来的新文学运动，便是这种抗议与自觉的表现。拿笔的多有用真理教育他人的意识。惟理论多而杂，作者亦龙蛇不一，因此二十年来新文学作家在中国成一特殊阶级，有一稀奇成就：年事较长的，视之为捣乱分子，满怀无端厌恶与恐惧，以为社会一切坏处统由此等人生事。年事较轻的，又视之为惟一指导者，盲目崇拜与重视，以为未来中国全得这种人负责。两方面对文学作者的功用与能力估计得都过分了一点。加上文学作者自身对于社会的态度，因外来影响，一部分成为实际政治的附庸，能力不足者则反复取巧，以遂其意；另一部分却与社会分离，以嘲讽调笑为事，另一部分又结合浪漫情绪与宗教情绪而为一，对于常态人生不甚注意，对于男女爱欲却夸大其辞。教育他人的渐渐忘了教育自己，结果二十年来的新文学运动，虽促进了某一方面的解放与进步，同时也就增加某一方面的纷乱和堕落。文字所能建设的抽象信仰，得失参半。

    人事既有新陈代谢，当前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就是此后二十年社会负责者。一个文学作者若自觉为教育青年而写作，对于真理正义十分爱重，与其在作品上空作预言，有信仰即可走近天堂，取得其“信”，不如注入较多理性，指明社会上此可怀疑，彼可怀疑，养成其“疑”。用明智而产生的疑，来代替由愚昧而保有的信。因疑则问题齐来，因搜求问题分析问题即接近真理。文学理想若必需贴近人生，这样来使用它时，也许容易建设一较健康作风与良好影响。我们所需要的真理无它，即全个民族，应当好好的活下去，去掉不可靠的原人迷信，充实以一切合理的知识与技术，支配自然，处置人事，力求进步，使这个民族在任何忧患艰难情形中，还能够站得住，不至于堕落灭亡罢了。认识这种真理需要理性比热情多，实现这种真理需要韧性比勇敢多。

    尼采说：“证明一事是不够的，应该将人们向之引诱下去，或启迪上来，因此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学着将他的智慧说出来，不碍其好像愚蠢。”实证真理很容易邻于愚蠢，知识阶级对于各事之沉默，即类乎对此“蠢愚”之趋避。然而时间却将为这种不甘沉默者重作注解，即：社会需要这种人用韧性来支持他的意见，人类方能进步，有人敢对传统怀疑，且能引起多数人疑其所当疑，将保守与迷信分离（与自私和愚昧分离），这人即为明日之先知。

    六月十四昆明作七月七日改。

    元旦日致《文艺》读者

    在前文中，我说到作者间因迷信而成为异常懒惰的一件事情。这懒惰倘若别作诠释，另外是不是找得出一个原因？为了把作者本身错误减轻一点，我们似乎还可以要历史去负一点儿责任。

    一个民族已经那么敝旧了，按照过去的历史而言，则哲学的贫困与营养不足，两件事莫不影响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号称黄帝冢嗣的我们，承受的既是个懒惰文化，加上三千年作臣仆的世故，思想皆浮在小小人事表面上爬行，生活皆无热无光，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第一件事胃口就不好。我们做什么总没有气力。我们多数人成天便仿佛在打盹里过日子。我们的懒惰，可以说是曾祖著的书，祖父穿的衣服，爸爸吃的东西的结果。作家天生就有个容易在“天才”“灵感”这些字眼儿上中毒的气质，因迷信而更其懒惰，也是必然的事！

    或人将说：

    “欧洲许多有识的历史学家，莫不称赞我们民族是个能够忍劳耐苦稀有的民族。同时我们自己对于中国农村若多具一分理解，也必能够认识我这本国的农民，是一种如何不懒惰的农民！”

    是的，不独从外人论断以及自己观察，对于农民皆可以得到个乐观的结论。便是一个美国留学生，他也会告诉我们，中国大学生在美国学习什么时，在功课上如何不让于人。一个上海人，也就会说上海乐华足球队，在国际赛时所取得的光荣。一个稍有内战经验的军官，他还会用他的名誉，证明他所参加的内战，凡是一切兵士，在壕沟边作战时，是一种如何勇于牺牲的英雄！农民，留学生，乐华足球队员，以及万千的兵十，他们的勤苦，聪明，活泼，勇敢，谁能怀疑，谁能否认？

    但这些人对于目前的中国有什么用处？

    中国成为问题的，不是农民不愿耕田，却是大多数农民无田可耕。不是留学生不配作一个美国或英国好公民，却是这些人留学回来不知如何来作一个中国目前所需要的好公民。不是足球队员无能，更不是兵士懦弱。明明白白的只是大部分有理性的人皆懒于思索！人人厌烦现状，却无人不是用消极的生活态度，支持现状。人人皆知道再想敷衍下去实在敷衍不下去，却无人愿从本身生活起始，就来改变一下，大家皆俨然明白国际压力与国内一塌糊涂的情形，使这个民族已堕落到一个不可希望的悲惨境遇里去，因此大家便只有混着活下去一个办法，结束自己，到自己死亡时，仿佛一切也就完事了。

    这些独善其身的君子，大家且俨然以为一切现在坏处的责任，应由帝国主义的侵略，鸦片烟的流毒去担负，此后民族复兴的责任，也就应由帝国主义者的觉悟，与鸦片烟自己的觉悟，方能弄好的。在这里我用了个“鸦片烟自己觉悟”的名词，并没有什么错误。我们只看看周内所有知识阶级对于这种毒物流行的漠视态度，如何近于相信“鸦片烟自己会觉悟！”

    事实上则所谓帝国主义与鸦片烟，极左倾的残杀与极右倾的独裁，农村破产与土匪割据，一切现存的坏处，虽可以由历史上的人物，书本，饮食，各种东西去负责，但这个民族未来的存亡，却必需由我们活到这地面上的人来负责的。如今老年人好像已不能为后人思索，年轻人又还不会来为自己思索，有知识有理性的中坚份子，则大多数在不敢思索情形中鬼混下去，这样一个国家，纵想在地球上存在，还配在地球上存在下去吗？

    在多数愚人心目中，皆希望一个奇迹；来一个领袖，来一个英雄，把全国民族命运皆交给这样一个人。且皆由于愚昧，由于其他一片地面所有领袖作出的事业，得到一个证据，皆期待这样一个人，以为这样一个人有一天终会来到的。

    一个作者天才的迷信，既可以在他本身生活中发生懒惰的影响，倘若把这点迷信移植到一个其他人物方面去时，也必依然使他懒惰，发出种种懒惰的谬论，与懒惰的人生观，因这种人生观去期望一个主人或一种政体，且依赖到这个希望异常懒惰活下去。

    在这样情形下，我们实在需要些作家！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若此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他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下，能够尽些什么力，且应当如何去尽力。

    我们实在是很需要作家的。这作家他最先就必是个无迷信的人。他不迷信自己是天才，也不迷信某一种真命天子一个人就可以使民族强大起来。他明白自己在这社会上的关系，在他作品上，他所注意的，必然是对于现状下一切坏处的极端憎恨，而同时还能给读者一个新的人格的自觉，他努力于这种作品产生，就为得是他还明白，只有从这种作品上，方能把自己力量渗入社会里去！

    我们需要的是这种朴实作家。倘若我们还相信文学可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的错误，纠正这个民族若干人的生活观念的错误，使独善其身的绅士知耻，使一切迷信不再存在，使……缺少这种作家，是不能产生我们所理想的这种作品的。

    二十三年元月。

    给某作家××：

    你的长信接到了，你说的事情我了解。你自己以为说得极乱，我看时却清楚得很。凡是你觉得对的，我希望你能做得极顺手，凡是你以为我看错了的，我希望我到某时节不会再错。这是关于做文章一方面而言。关于做人呢，即如说关于“政治”或“文学”或“人生”见解呢，莫即说我的，只说你的。我以为你太为两件事扰乱到心灵：一件是太偏爱读法国革命史，一件是你太容易受身边一点儿现象耗费感情了。前者增加你的迷信，后者增加你的痛苦，两件事混在一块，说增加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感觉方面的孤独。因此会自然而然有些爱憎苦恼你，尤其是当你单独一人在某一处时，尤其是你单独写文章或写信时。说不定你还会感觉到世界上只有你孤单，痛苦，爱人类而又憎人类，可是，这值得讨论。你也许熟读法国史，但对于中国近百年史未必发生兴味。你也许感觉理想孤独，仿佛成天在同人类的劣性与愚性作战，独当一面，爱憎皆超越一切，但事实这个世界上比你更感觉理想孤独，更痛苦，更执着爱憎皆有人，至少同你相似的还有人。客观一点去看看，你就会不同一点。再不然，你若勇敢些，去江西四川××里过阵日子，去边省任何一个军队里过阵日子，去长江流域什么工厂过阵日子，去西北灾荒之区过阵日子，去毒物充斥的××过阵日子，再来检查一下自己，你一切观点会不同些。生活变动的太多，自然残忍了一点，一切陌生，一切不习惯，感受的压力不易支持。但我相信至少是你目前的乱处热处必有摇动。再好好去研究一下这个东方民族，如何活下这么许多年，如何思索同战争发展到如今，你的热和乱，一定也调和起来，成为另一个新人了。你对这个“现在”理解多一点，你的气愤也就会少一点。不信么？你试试就相信了。你对于生命还少实证的机会。你看书多，看事少。为正义人类而痛苦自然十分神圣，但这种痛苦以至于使感情有时变得过分偏持，不能容物，你所仰望的理想中正义却依然毫无着落。这种痛苦虽为“人类”而得，却于人类并无什么好处。这样下去除了使你终于成个疯子以外，还有什么？“与绅士妥协”不是我劝你的话。我意思只是一个伟大的人，必需使自己灵魂在人事中有种“调和”，把哀乐爱憎看得清楚一些，能分析它，也能节制它。简单说，就是因为他自己还是个人，他得多知道点人的事情。知道的多，能够从各个观点去解释，他一切理想方有个根。假若他是有力量的。结果必更知道他的力量应使用到什么地方去。他明白如何方不糟蹋自己的力量。他轻视一切？不，他不轻视，只怜悯。他必柔和一点，宽容一点。（他客观点去看一切，能客观了。）使人类进步的事，外国方面我的知识不够说话资格。从中国历史而言，最先一个孔子，最后一个×××，就是必先调和自己的心灵，他的力量从自己方面始能移植到人类方面去。这两个人我们得承认他们实在比我们更看得清楚人类的愚与坏，可是他们与人类对面时，却不生气，不灰心，不乱，只静静的向前。不只政治理想家如此，历史上著名玩耍刀刀枪枪的大人物何尝不如此？雷电的一击，声音光明皆眩目吓人，但随即也就完事了。一盏长明灯或许更能持久些，对人类更合用些。生命人格，如雷如电自然极其美丽眩目，但你若想过对于人类有益是一种义务，你得作灯。一切价值皆从时间上产生，你若有理想，你的理想也得在一分长长的岁月中方能实现。你得承认时间如何控制到你同世界，结果也并不妨害你一切革命前进观念的发展。你弄明白了自己与时间关系，自己便不至于因生活或感情遭受挫折时使尔灰心了。你即或相信法国革命大流血，那种热闹的历史场面还会搬到中国来重演一次，也一定同时还明白排演这历史以前的酝酿，排演之时的环境了。使中国进步，使人类进步，必需这样排演吗？能够这样排演吗？你提历史，历史上一切民族的进步，皆得取大流血方式排演吗？阳燧取火自然是一件事实，然而人类到今日，取火的简便方法多得很了，人类光明从另外一个方式上就得不到吗？人类光明不是从理性更容易得到吗？你自己那么热，你很容易因此把一切“冲动”与“否认”皆认为生气或朝气。且相信这冲动与否认就可以把世界变得更好，安排得更合理。不过照我看来，我却以为假使这种冲动与否认是一时个人心中的东西，我们就应当好好的控制它，运用它。（××便如此存在与发展。）若是属于自己心中的东东西，就得节制它调和它。（如你目前情形。）必如此方能把自己这点短短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凝聚到一件行为上去；必如此方能把生命当真费到“为人类”努力。你不觉得你还可以为人类某一埋想的完成，把自己感情弄得和平一点？你看许多人皆觉得“平庸”，你自己其实就应当平庸一点。人活到世界上，所以成为伟人，他并不是同人类“离开”，实在是同人类“贴近”，你，书本上的人真影响了你，地面上身边的人影响你可太少了！你也许曾经那么打算过，“为人类找寻光明”，但你就不曾注意过中国那么一群人要如何方可以有光明。一堆好书一定增加过了你不少的力量，但它们却并不增加你多少对于活在这地面上四万万人欲望与挣扎的了解。你知道些国际情形，中国人的将来命运你看到了一点，你悲痛，苦恼，可是中国人目前大多数人的挣扎，你却不曾客观一点来看看。你带着游侠者的感情，同情××，憎恶××，（你代表了多数年青人的感情，也因此得到多数年青人的爱敬。）你却从不注意到目前所谓×××，向光明走尽了些什么力，××又作了些什么事。你轻视绅士，否认××，你还同一般人差不多，就从不曾把“绅士”“××”所概括的好坏弄个明白，也不过让这两个名词所包含的恶德，给你半催眠的魔力，无意思的增加你的嫌恶罢了。你感情太热，理性与感情对立时，却被感情常常占了胜利。也正因其如此，你有许多地方极高超，同时还有许多地方极伟大，不过倘若多有点理性时，你的高超伟大理想也许对于人类更合用点，影响力量更大一点。罗伯斯比尔若学得苏格拉底一分透澈，很显然的，法国史就得另外重写了。你称赞科学，一个科学家在自然秩序上证明一点真理，得如何凝静从一堆沉默日子里讨生活！我看你那么爱理会小处，什么米米大的小事如×××之类闲言小语也使你动火，把这些小东小西也当成敌人，我觉得你感情的浪费真极可惜。我说得“调和”，意思也就希望你莫把感情火气过分糟蹋到这上面……

    给驻长沙一个炮队小军官××：

    得你信，很久不回复，因为从附来相片看，实在想不起那么一个胖胖的小军官是谁。直到昨天我这里来了另外一个漂漂亮亮小军官，他叫×××，刚从缅甸突围走回，谈起家乡中年青人时，才知道你们是同街坊的小伙伴！我还以为田家儒圆八一三驾坦克车在上海作战，一直冲到杨树浦江边，车辆被烧后还能回来，算是家乡小英雄模范，想不到同样的小英雄还很多！

    闻你叔叔升了团长，照他的为人说来，也许还应当升师长、军长。民国八年我和他在沅陵总爷巷一个小衙门里作小事，他就有个军官派头，大家又穷又脏精神可极好。现在轮到他来带一千人和敌人作战，自然应当更有精神的！他若升了军长时，说不定我会到他身边来作个“教练官”。这个位置比我在大学校还相宜。我的理想是要教教小军官在炮火中那点“学习”精神，会读会写，每个人都还有升学的远志和雄心！这事情对你们说有些困难，我很明白，可是慢慢地努力总可做得到。日月江河还是时间做成的，人要向上就必然可战胜环境。

    你既然当炮手，若不是时时刻刻放炮，每天就很可抽出一点空闲来学许多不是放炮用的知识，或与放炮有关的高深知识。当年拿破仑也是个炮手，如不用脑子，不过永远是个炮兵小军官罢了。凡事无妨从小处着手，做人勇敢，做事认真，莫吃烟酒，更莫只想吃肥肉。二十年前伟人多大胖子，到走路时自己搬不动自己身体，就特别被人敬畏，认为是天生福相福气。现代伟人可不同了点，要能跑能跳才够，太胖了是容易成为目标的！无事时能把字写好，又敏捷又整齐，将来升学对你有用处。我看不惯流行“伟人字”和美术字。还是应该让张飞、张宗昌写伟人字，三脚猫艺术家写美术字，你就为准备升学来写“记笔记”作战时抄“报告”的普通字吧。

    你说到装备能增加士兵勇气，一个新上战场的士兵，头上有顶钢盔也许在勇气和虚荣上都有点儿作用。至于一个现代军官，单是头上有钢盔并不济事，还要同时武装那个脑子才够格！钢盔只能防备流弹，可并不能抵抗社会中流行愚蠢有毒的观念和打算。流弹不可怕，随时随处都可以发现的糊涂小气才是最可怕东西！在军队中多有几个钱，能用来买书读，比买自来水笔或镶金牙齿有意义多了。要能管自己，从小处又严又狠地来管自己，要学习，从各方面学习，这才像是个理想军官！

    你羡慕“教授”，二十年前我和你爸爸一辈人，在军队中混日子，糊糊涂涂地玩下去，耽误了正经事，所以才轮到如今不文不武地来在普通学校中教书。教授有什么稀奇？我看到过一些专家教授，在五年战争中，受不住生活变动的试验，精神萎靡，一切国家向上理想，都随同他个人生活的不稳定而失去，就只会用玩牌赌博消遣日子，唯一希望是等待和平回家。这种人目前过日子方式，实在是不值得羡慕的！学术知识可尊重，因为一般学术知识的发展，正可表示这个民族的进步。至若知识与做人气概脱了节，对国家无信仰，对战争逃避责任，这种人的知识，平时既造成了他过多的特权，战争时且作成他一种有传染性的消极态度，在学校即使大学生受坏影响，在目前社会，真可说是毫无用处的！为的是我们这个国家在患难中，想挣扎，想翻身，最需要的就是从大处看从远处想的做人气概！知识阶级有些不争气的，也有些特别值得敬重的。照例用“时间”来淘汰，十分公正！凡知自尊自重又永远有青年精神，对个人工作十分认真，对目前环境挫折永不消极的，必然得到世人应有的敬重。因为这也是一种勇敢战士！此外低能的、生性懒惰的、工作成就拿不出手，在埋怨中颓废下来，活得恹恹无生气的，可说是精神上的败北之士。即或会诪张为幻，逢迎投机谋个一官半职，在应景凑趣场合中也好像活得有声有色，其实不过三五年，还不是原来叭儿狗原形出现。正因为一切的逐渐进步，终会把这些人丑处和不中用处显露的。

    过去的人物，过去的希望打算，都应当随同一去不返的时间，完全成为过去了。这回轮到你们来奋斗作人，给历史上见出一点奇迹了，打了五年仗，年青人在炮火经验当中，虽事事都见出可乐观的征兆，可是空洞乐观并不能应付事实。事实是在一切职务上，国家设计上，抵抗敌人的火力或修正习惯上弱点，都需要万千优秀青年来担当分内事情。所以凡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中国人，就一定要好好地有计划地来活几十年。我们和敌人有形战争，也许三五年内因国际局势转好转劣都可以告个结束。另外民族与民族间，却有个永远不能完结的无形战争！谁个民族能团结向上，谁就存在，且活得又自由又尊严。谁个民族懒散而不振作，谁就败北，只会在奴隶身分中讨生活。三十年来社会方面有人把事情稍微做得好一点，有点小小成就，就给你们许多鼓励，增加不少求生存求上进的勇气和信心，你们假若一切作得更好些，岂不是对年青一辈有更大帮助？

    凡事得慢慢来。“信仰”是要靠“韧性”来支持，不能单凭“冲动”来表现的。湖南人单纯性急处于事实无补，只作成到处冲突精力对销的机会。一个新的湖南青年，若不参加“政治”并不可羞，若缺少做一个新中国青年的气概，才真正可羞！

    所谓湖南精神若只知“打仗”或“打架”，那未免太小了。我以为真的湖南精神应奠基于做人态度。要紧处是对工作理想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放松，谈改造尤其是能用耐心和勇气去求实现。努力时永远不灰心，学习中永远不自满，小小成功永远不自骄，困难来临时永远有办法去克服战胜。重视“人”而不迷信“神”。明白国家转好，完全出于多数人的意志，大家只要有信心和勇气，修正一切积习上的错误，自然免不了有牺牲，个人不幸被这种除旧布新的战争毁去了时，就沉默地死去，让更年青更结实的填补上去。若经营的是一种新的职业事业，不幸破了产时，也如此不声不响，休息一会儿再想办法重新做起。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新湖南精神”！这点精神在长沙三次战役中，新军人方面已有了充分表现。我们还应当努力表现于其它各方面。我相信这是办得到的！

    云南局面虽紧而不紧。向缅边前线补上去的部队，士气都很旺，相信可以把敌人打败。在城市中传述谣言的，多是发财太多或贪心不足的商人，有的想在谣言中走路，有的又想从谣言中发财，所以川湘两地都传说昆明有一时节已炸平，事实上近九个月来，我还不曾见日本飞机在市空上飞过。谣言说昆明人已跑光，事实上新来的人想找个住处即不容易。且以联大一校而言，就依然还有三千学生照常上课，照常比球，照常演戏，而且还有少数顽皮学生，照常为同学起绰号，像你那么一个人，就会有人叫你做“迫击炮弹”，恰恰如像别的什么女人应分叫作“航空母舰”一样。他们日子过得相当苦，精神却并不坏。使人苦恼的不是敌机敌人，倒是当地法币多，以及当局对这种游资的活动无从控制。虽有数万万游资，只闻在有限现存货物上转手增加物价，从不曾有人用过十万块钱到出版业上投资，增加多数人一点理性或知识。三十万人口大城市中，除了四家报馆，只有一个定期刊物，还是从国家拿钱，带点救济性敷衍下去，完全缺少学术上自由批评检讨的精神，俨然只为装点场面而存在。比起桂林五十个印书的书店，五十种期刊向全国各处分布，二十家报馆，供给本市需要，我们也就大略可以看出一点“钱多也要会用”的情形来了。若不会用钱，在家庭或社会，是都只能造成一种不必要的纷乱，丝毫无补于实际的。随同商业荣枯而流行的谣言，虽能增加一点生意人的财富，和神经不健全分子的悲观（再增加他们用胡闹消磨生命的理由），然而对明白责任、且不失去做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心的年青人，是不会有多少作用的。这也正如伤风嗝食一类小病小痛，对于你那么一个体力极健的小军官无作用一样。

    卅一年九月昆明。

    致一个作者的公开信

    先生，谢谢你的来信。某君信寄还。你要我作的不知是什么事。是不是说应当多写点小论文？是不是说评评《水星》？若说的只是要我写点对于创作的态度和意见，我本来有几篇讲演稿子，说的话也许同一般人稍稍不同。但不成，这文章我不想发表。第一件事就是每个人脑子乃“生活”同“一堆书”安排的，观念同情感是一片生活一堆书籍的反映。同样的生活，同样读了那么一堆书，但体质稍稍不同一些，到结果也就变成两份东西了。人与人原来很不同！你尽管相信人类应当平等，但事实上人与人有时候比人与猴子差别得还多，你得承认。我说的是差别不是智愚。我的生活同一堆书与人不一样，这个真如你说的很帮助了我，使我想到的写出的皆走了一条新路。这自然是事实。五年内我若不病死，十年内又还不自杀，我也想到我一定还可以在这一堆日子里作出许多事情！我可以写出些比目前完美的文章，一定的。但我今日明日实在还不配教人，不配指导人。大多数人受过“学校教育”，我受的却是“人事教育”。受学校教育的人，作人观念似乎就不大宜于文学，用功地方也完全不对。他们爱憎皆太近于一个“人”了。一个像人的人，同社会哀乐爱憎原应当一致的。但一个饱受人事教育的人呢，他热得怕人也冷酷得怕人。对于生活上得失既全不动心；他不要及格，他不需奖励，他有他自己；整个的有他自己。对于工作则只知死死的扣着。看书时不受书支配，却只利用书。过日子时一切不在乎。他没有伟人和渺小的感觉，也没有成功失败的快乐和失望。他听机会安排住处同饮食，这些好坏不能分他的心，可是他决不放松每一个日子。不问生活怎么样，环境怎么样，他要作的事，总得在这一天里去作。他什么都不怕，只怕糟蹋日子到琐碎意气上。他无牢骚，无恩怨。他写文章，单纯的写下去，到死为止。先生，是的，我说的是到死为止。他需要报酬和快乐，在工作上他已得到了报酬，得到了快乐。人事上成功了，与他无关，失败了，他不过问。先生，这种写作态度，一个从大学校出来的人受得了？大多数人皆太需要社会，却太不知如何爱惜自己了。多数人皆习惯于受社会上的奖惩所控制，我却劝人抛开一切，自己来控制自己，先生，这对人有多少益处？你说。其次是关于写作的思索、安排，这是用脑子的问题，比作人更难说。我想到的别人想不到，恰如别人想到的我想不到一样。这件事若我能够帮助朋友，不是我来说教，倒是用我小说同散文作例，用篇章所及的各种形式，文字所及的各种形式作例，也许对人有小小益处。另外来解释怎么写就写得好，有说教者与骗子两种人，一个人若不相信自己，就去听他们指挥好了。

    如今我可以同朋友说的，不是告人如何写作，传授什么秘诀仙方，只希望大家能够单纯一点，结实一点，共同来努力。中国新文学要点成绩，要点在历史上国际上站得住的成绩，就正需要那么一群人干下去。我盼望国内各处皆有这种人。这些人或者是小事务员，或者是门房，或者是剃头师傅，或者是大兵。不要看轻这些人，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情感，比一个大学教授或一个大学生，实在更适宜于从事创作？这些人中有许多人一切条件皆具备，只缺少拿笔的勇气同信心。你既说不是个在学校读书的人，为什么还只关心到“及格”这件事。你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群的注意，是的，你不能缺少他们，但你得先有你“自己”，整个有你自己，然后才会得到他们！

    总不要因为小小失意就气馁！跌倒了，赶快爬起来。失败了，换个方式再干。原谅那些作编辑的，不要把从社会上种种习气所受的苛刻，不要把从学校所受的坏习气，来埋怨编辑，这是初初从事文学最不可少的德性！

    十二月二十。

    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摘录

    不要为回忆把自己弄成衰弱东西，一切回忆都是有毒的。

    不要尽看那些旧书，我们已没有义务再去担负那些过去时代过去人物所留下的趣味同观念了。在我们未老之前，看了过多由于那些老年人为一个长长的民族历史所困苦融合了向坟墓攒去的道教与佛教的隐遁避世感情，而写成的种种书籍，比回忆还更容易使你“未老先衰”。

    大概人是要受一种辖治才能像一个人。不拘受神的、受人的、受法律的、受医生的、受金钱或名誉、受过去权威或未来希望，多少要一点从外而来或自内而发的限制，他才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奴性”原是人类一种本能，一个人无所倾心，就不大像一个人了。

    失恋使你痛苦也是当然的事，就因为这是你自己选定的主人。这主人初初离开你时，你的自由为你所不习惯，所以女人的印象才折磨到你的灵魂。觉得痛苦，就让它痛苦下去，不要用酒或用别的东西去救济，也用不着去书本上找寻那些哲理名言。酒只是无用处的人和懦弱的人才靠到它来壮胆气的东西，哲理名言差不多完全是别一个人生活过来思索过来后说出的话语，你的经验，应当使你去痛苦，去深深的思索，打发一些日子。唯一的医药还是“时间”。时间使一个时代的人类污点也可以去尽，让时间治疗一下你这个人为失去了“主人”、因理性与感情的自由而发生的痛苦，实在太容易了。

    你来信尽提到作家，不要羡慕那些作家，还是好好的作你的物理实验吧。

    一个写小说的人算什么？他知道许多，想过许多，写了许多，其实就永远不能用他那点知识救济一下他自己。他的工作使他身心皆十分疲劳，他的习惯罚他孤单独立。他自己永远同一切生活离开，站得远远的，他却尽幻想到人世上他所没有的爱情和其他东西。他是一个拿了金碗讨饭的乞丐，因为各处讨乞什么也得不到，才一面呻吟一面写出许多好梦噩梦到这世界上来。一个健康人的观念，对于这些人是只有“怜悯”的。

    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是能用思索的人就目前环境重新去打算，重新去编排，不是仅仅保守那点遵王复古的感情弄得好的。

    与其把大部分信仰力量倾心到过去不再存在的制度上去，不如用到一个崭新的希望上去。

    不要因为一些在你眼前的人小小牺牲，就把胆气弄小了。去掉旧的，换上新的，要杀死许多人，饿死许多人，这数目应当很大很大！综合成一篇用血写成吓人的账目，才会稍有头绪！

    一个女人本来就要你们给她思想她才会思想，给她地位她才有地位，同时用“规则”或“法律”范围她，使她生活得像样一点，她才能够有希望像样一点！

    女子自己不是能生产罪过的！上帝造女子时并不忘记他的手续，第一使她美丽，第二使她聪明，第三使她用情男子；上帝毫不忽略已尽了他造人的责任。可是你们男子，办教育的，作丈夫的，以及其他制香料化妆品的，贩卖虚荣的，说谎话的，唱戏扮王子小生的，缝衣的，发明鞋子帽子的，却把女子完全弄堕落了。

    自传

    北京解放已一年。一年来，在北京进行的一连串大事，无疑和国家新生世界和平都相关。我个人却是在一种病痛的回复中度过的。二十年工作离群，生活又拘束于一个小小范围里，工作不知节制，用笔也少检点它所作成的社会效果。解放前后，外多窘迫，内有矛盾，神经在过分疲乏中，终于逐渐失去常度。大病之后，生存意义全失。新的学习，人事书本接触范围都极窄，某些方面或小有进步，某些方面实依然故我：

    小有进步处是理性回复，明白由于万千人民种种不断努力，已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根基，领导者凡事小心谨慎，实事求是，发展下去，社会必然可望日益趋于合理。旧社会所有人剥削人、人糟蹋人的种种，都不至于重复在新社会发生，而新的国家中新的人民，将是健康朴实，心怀坦荡，抱着弘愿和坚信，在一定计划中，分工合作，齐向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高峰进取，以丰饶人类生命为目标，克服应有挫折，奋迅而前，将历史带入一个崭新荣光里。这个远景实现虽还要些时间，惟觉醒后的中国人民，总会慢慢来完成的。

    依然故我处是“政治”给我的印象实权力过大，易失协调。在变革过程中，人力物力易作成不必要牺牲。这种印象在过去，即形成我工作对于政治的游离，厌恶政治。在当前，因之即对于新的时代充满深爱和关心，个人仍不免粘着于一己。政治使人失去意义。

    我的全部生命，是从一个比较复杂过程中生长的。从十岁起，即如完全单独进入社会。由于禀赋脆弱，便用“谦退”和“沉默”接受外来一切压迫和打击，继续于困难中向前。（二十岁年青知识分子，出身小资产阶级，或官僚地主儿女，于近乎温室的学校中长大，欢喜说战斗，是不易设想学校以外的社会，有多少人求生存，求知识，需要用一种什么精力和忍受来战斗的！）一面受区域性的楚人气质束缚，一面用习得性的工作方式适应，发展下来，自然即形成一种性格，能孤立学习，不善合作同功。性格中且见出鲜明矛盾：固执又通脱，坚强兼脆弱，大方中有小气，成熟中多天真，重情分，处世知识却不发达平衡。对实际权力财富少兴致追求，对于知识上的进取心，却永不满足。想象纵驰，举措取予又异常拘泥。有热忱，少计划。对于自然景物和造型艺术爱好，都达到近乎病态程度，但经营经济事务，可完全不在行。对专门知识，异常敬重，因之于社会分工理想，觉得十分合理。对政治上的专门家，却容易看成苏秦张仪。即本来是个在文化方面有特殊贡献人物，一作苏秦张仪，还不免变成帮助强霸统治者奴役人民工具。这种人即事功赫赫，对人类贡献，自然远不如老庄荀墨。现代政治家意识形态，虽和过去时代大不相同，依然不如现代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对人类进步有益有用，为的是前者扩大死亡而后者丰饶生命。这可说对于现实社会的规避，和对于阶级斗争的无知。但在另一面，也明白近五十年中国或世界人民追求进步方式，梁任公的影响虽大，实不如孙中山工作彻底；列宁的努力，比恩斯坦工作实更艰难；我个人从事工作，也并不比一个普通政治工作人员对人类进步全程为多贡献。为的是调排文字，组织思想，似难而易，个人努力可以成功。处分人事，主持行动，加上一个多变易的时代，必有个集团并善于运用集团方能成事。一个真正现代政治家所从事的工作，实无疑比艺术还更艺术。可是或由于环境限制，对近三十年社会发展印象，总以为唯和平方能进步，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都不免走了一条争取学术思想独立的路，也可说即是妥协的道路。认为社会本是一个在变易发展中的有机体，政治现实极不合理，流血无结果，唯知识必可促进人和自然和社会的新的关系。一切专门知识如充分抬头，社会中的对立矛盾，也就可望不必经过正反斗争，方能得到那个合。这自然是知识分子的幻想，无基础，无边际，和社会现实从另外一个斗争规律发展不符合。这个发展过程，是必在正与反中广泛流血斗争，方能达到那个合的。我的思想，我的工作，和这份生辣辣现实一接触，统统失去了意义，取予进退，百无是处。到末后，即自然病倒了。

    一年中随事学习，随时自省，将两者所得加以综合：第一点是明白人不能离群，离群必病。第二点是若为一己作计，游离和孤立，还是可做点事；若为全体人民设想，必需把个人一点点能力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用到更多数年青一代需要上去，我得想办法重新归队。归向全国人民所趋向的方向。用过去把握工作追求知识的热忱和虔敬态度，来向万千人民流血苦撑所把握的原则，谨慎谦虚从头一一学起。弄明白新的国家社会发展过程，和向前的步骤，以及人和人关系重造方式及种种不同问题，也方可望明白自己能作些什么，应当怎么去作。

    这次拟入华大四部，是个人一个新的学习起始。在新的政治文件中，常提到知识分子改造的困难，及改造过程的痛苦，这我应当是事实。以文学运动而言，从十二年有革命文学，十六年有大革命，直到三十一年，方有个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将文学理论面向工农兵的原则方式，作成素朴的统一，达到一个新的起点，于党的发展，于文学的发展，都影响极大。政治革命由乡村进入城市后，由否定传统到建设生产，一些问题随发展而不同，理论或待修正，方式或要重新摸索。我的学习的第二步，大致是在这方面要明白文学创作的实践，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结合的方法，有若干假定。文学与政治结合、提高政治的现实，有若干假定。希望从工作实践中，来学习，来实验，看这些假定有若干能证实。而文学面向工农兵，从一个旧的传统中，又还有些什么可以取法，作成更新的综合，也是要从学习并实践中明白的。

    我的天分经验都极有限，惟随事学习的耐性，或可补足许多短处。终于用笔自大的弱点，早被一本党员修养克服了。

    一九五〇年二月廿一日。

    本文是1949年后，作者按规定所写并以《自传》为题的第一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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