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茹萍，我什么也不再问你了，你只最后给我说一件事情。我最后只问你这一件事情。你说李广智那么瘦，年纪比我大得多，他为啥能让你有那种不一样的高潮呢？
——他用什么方法让你有不一样的高潮呢？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你回答完了，我保证什么都不再问你了。他为啥能让你有那种高潮呢？他用什么办法满足你的那种高潮要求呢？
——你怎么不说话？
——你不愿回答是不是？
——你不觉得这些事情都应该给我说一说？
她什么也不说，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扭头看着我，见我还在床上固执己见地研究和探讨，转身扭亮了床头灯，让金黄炽白的光亮，耳光样掴在屋里的黑暗和模糊上；让屋里的床、桌、柜、鞋、袜、空气、衣服、湿热，还有夏天后半夜的凉爽及放冷的人的汗味和她身上特有的女性知识分子的气度和香味，都剥光摘净地摊在灯光下，晾晒片刻后，拿她洁白齐整的牙齿在她的薄唇上刮几下，最后让她脸上的骨架更高地凸起来，猛地从床上跳到床下去，突然抓起床头的一个玻璃瓶（那是她学术成就的一个奖杯），摔在地上，哗啦一响，屋子里的寂静终于碎成了一片儿一块，红红绿绿，闪着五彩的光色，落到了床下和柜下，溅到了墙根和她穿着拖鞋的脚面上，然后用双牙咬着她的下嘴唇，决意不再呼吸样，把自己的脸憋成青紫色，让屋里顿时凝滞的空气，也都变成了青紫和蓝绿，在灯光中如寒冬挂在一片冷阳下的一块冰凌般，色泽鲜艳，寒气逼人，任何人望着那色泽和寒气，都会不寒而栗，哆嗦发颤，心跳突然地停住和静死。
那时候，我被茹萍冰冷的热爆弄得大出意外，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从床上一惊坐起来，蹲在床中央，双胳膊交在一块搁在双膝上，看着她就像我偷了人家的女人被她当场捉住了。说茹萍，我没说你啥儿呀，问了你几句话，你愿答就答，不愿答不答，何苦这样动怒发火呢？
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这半夜三更摔花瓶，让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听见了多不好。
我说你看你，快关灯上床睡觉吧，天都不早了。
她依然站在那儿不说话，像讲课时和台下的学生怄气样，把胳膊扭在一起抱在胸前，盯着我一动不动。脸上的菜青进一步往屋里的深处铺开和蔓延，直到她的脸色把屋里的空气染成绿，把立柜染成绿，把床铺上的床单、枕头和毛巾被全都染成紫绿和菜青，连那灯光因摔碎花瓶而弹在半空的细微的灰尘也都星星点点菜绿时，我望着她青石板似的脸，慢慢从床上走下来，如一棵树将要慢慢倒下样（又是一棵树），弓在她面前，抬头哀求着——
茹萍，算我说错了，问错了，你别这样好不好？
——原谅我吧，你别这样好不好？
哀伤伤地问着说，你能原谅我吗？茹萍，算我对不起你了，求你原谅我。你一定要原谅我。你能原谅我了就朝我点个头，说句话；不能原谅我了，你就这样看着我，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我说你真的不肯原谅我？我已经说过我错了，对不起你了，你还需要我朝你下跪吗？
——真的还要让我朝你跪下吗？
我看她始终不说话，就果真咚的一声朝她跪下去（如倒下的一棵树要征服一座山），哀求似的说，你就不能点个头，朝我说句话？茹萍，念在咱们夫妻一场，都是导师，都是知识分子的分上，求你跟我说句话儿好不好？
灯光明亮，她就和我说话了。
灯光明亮，她就看着我，看着地上百花盛开的玻璃片，说杨科，物价又长了，你知道不知道？以前鸡蛋是三块二一斤，现在是四块六一斤。以前花生油是三十块钱一桶，现在是四十七块钱一桶。以前一美元能换八块六人民币，现在这比价哗一下落到一美元兑换八块一。
我说你说话了？原谅我了吗？说这下儿好，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你放心，茹萍，过去的事我再也不提啦。
她说起来吧，你爱吃饺子，我明天不上课，好好给你包一顿猪肉大葱水饺吃。
3.噫嘻[7]
事情没有完，余波像激流一样正在我和茹萍（还有李广智）的生活里翻着和卷着。第二天上午，我去邮局把我的《风雅之颂》书稿寄往一家独具权威的出版社，回到家，看见茹萍不知在屋里找什么，她上天入地，翻箱倒柜，把我书架上的书翻得兵荒马乱，陈尸遍野；把她的卧室（是我俩的卧室）的床上弄得鸡飞狗跳，七乱八糟；还把她梳妆台的抽屉拉出来横摆在床铺上，把她梳妆台前的圆椅子弄翻倒在屋中央，然后自己满身尘土，一脸汗灰（再也不像了那个风度翩翩的影视艺术系最年轻的女教授）。她竖在卧室的床前边，因为找不到那件东西而急得团团旋转，像一股没有定向的风被困在了我家卧室里。见我从门外走回来，她猛地怔一下，脸上柔软地红一红，又生硬地青一青，突然盯着我，如同她找的东西就在我身上。就挂在我脸上。
我问你找啥？
我说你到底找啥嘛。
说看把你急的，人丢了魂儿也不会这样子。
她把目光从我脸上收回去，转瞬间，人变得从容而风雅，将落在额上的头发朝后捋一捋，拉了拉跟着她的荒乱了的上衣和裤腿，把梳妆椅子扶起来，不急不忙地坐在那把圆面包皮的棕红椅子上，将目光再次冷冷热热地抬起来，瞟着我像看一页原来没有读明白的书。
杨科，她说，你把那东西给我吧。
说算我姓赵的求你了，求你把东西给我好不好？
问我说，你真的没拿吗？
——真的没见没拿吗？
——你敢发誓说你没见没拿吗？
我开始替茹萍和李广智去找着那东西。把他俩同床共枕过的枕头拿到一边去，将枕头下的床单、褥子全都掀起来。想他们上床时，那件东西一定是顺手塞到了枕头下，或是习惯性地压在床上的褥子下。可是枕下、褥下都没有。枕下、褥下除了一层尘土和几丝头发外（还有早已干皱的一团卫生纸），剩下的就是席梦思床垫的花纹和塌陷。想有时候，人们情绪激动，操之过急，也许会把那东西急急忙忙挂到床头上，可那东西在男人女人情难抑制时，会害羞似的躲着落到床下去。于是间，我从床上爬下来，又爬到床下用手电筒照着四处找。在床下，我找到了先前我和茹萍丢的拖鞋、钢笔和她的口红与眉笔。待我从床下拿着拖鞋、钢笔、眉笔、口红爬了出来后，我看见茹萍一脸失望，满脸焦急，像一团火烧在她的脸上一样。把那些东西全都摆到她的梳妆台面上，然后我心急火燎地回过头，说没有呀，你们那天把它放到哪儿了？
说别着急，好好想一想。想想到底放到了哪儿。
说床头？枕下？还是你们随手搭在了桌上或椅上？
茹萍看着我，脸上是半信半疑的暗红或淡黄。
我知道她怀疑我的寻找是贼唤捉贼，如同黄鼠狼去给鸡拜年。屋子里窗光明亮，灯光也明亮。灰尘在她和我中间飞着如柳絮起舞般。她看着我，我也看着她。她将信将疑。我火急火燎。为了证明我的清白、坦荡和宽宏，在她怀疑的目光中，我扭头看见了客厅的大沙发。我想起来那天我提着书稿回家时，第一眼看到了他们脱下的衣服是团在沙发上，便快步地走出去，趴在地板上，朝着沙发的下面瞅。到什么也没看见时，我又用尽力气把沙发从墙下推到屋中央，让沙发下面的黑暗和凌乱全都裸在明亮里。可那沙发下，除了有书纸、灰尘、电线，还有她偶尔爱吃的巧克力，再就什么也没了。我望着沙发下的灰尘和狼藉，又回头望着跟着我出来站在客厅的茹萍的脸，说没有呀，你再回忆一下，到底搁到哪儿了。
望着她半红半黄的脸——是真的丢在咱们家了吗？
望着她半黄半白的脸——你打个电话问他一下嘛，让他好好回忆放在了哪。
望着她半白半青、最后成了紫色的脸——你也好好想一想，那一天你们脱衣服时，是他一进屋门就脱的，还是到了这沙发上你们亲热了一会才脱的。再或是你们把衣服全都脱在了这沙发上，还是在这儿脱了外衣，亲热一番后，才到屋里床上去脱了内衣的。
我提醒着茹萍，像一个老师提醒着一个丢了珍贵物品的学生样，为了不让她着急，还拿手去她的肩上抚摸着（如同父亲抚摸丢了东西的一个孩子般）。然后再轻柔关切地问，你们那天到底都把衣服脱在哪儿了？
——最后把衣服脱在哪儿怎么会忘呢？
——你记性那么好，看一场电影，能把所有电影中的细节都记住，怎么会忘了你们自己的事？
我问着看着她，既无责怪，也无冷嘲，他们丢了东西像我丢了东西样，像替一个丢了钥匙进不去家的孩子着急样。我是那样的关切和热忱，是那样殷勤和主动，为替他们找到那东西，弄得我和她一样灰土灰脸，着急上火，连蛛网挂在头发上都未及扫一下。可她却最后冷冷地看看我（眼里有着冰寒寒的光），用鼻子哼一下，回身到卫生间匆匆洗把脸，整整衣服什么也不说，就从我身边走掉了。
她朝着门外冷冰冰地走掉了。猛地关上门，把我留在屋子里，像把一个死不认账的贼关在了冷漠睥睨的铁笼里。
4.泮水[8]
下午，我在学校的槐林小路上碰到了李广智。我们两个不期而遇，尴尴尬尬。在那槐林里，他说了几句淡而无味的话，我给了他高深莫测的沉默和不语。
我到系里去开会，去研讨解决古典文学课像干尸样无人问津，学生们上课时唯恐躲之不及那问题（尤其是我的“《诗经》解读”课，竟有十几个学生联名写信给学校要求取消这门课），可我从家里走出来，因为天热，因为一个上午没找到茹萍要找的那东西，我心里烦躁不安，情绪紊紊乱乱，就抄近路去穿越那片校中央的槐树林。在那片几十年都乱中有序的槐林中，在那条由旧砖碎瓦砌起的小路上，因为吊虫过多，蛛网七横八竖，偶尔间，还会有条花蛇从树下的草丛中爬出来，横在路中央。所以连谈情说爱的学生们，都已经不从这片林中穿行散步了，可我却忽然想从这条路上走到系里去，忽然谁都不想见。忽然就在路上偏巧碰见了李广智。
我俩都僵在了路中央。
我俩都在脸上挂了淡黄秋枯的一丝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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