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四个书记的办公室，三个副校长的办公室，两个常委委员的办公室，把我的检讨和道歉无比真诚（近乎可怜）地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以为事情也就过去了，风息浪止了，如同云开日出，京城的沙尘昙花一现样，可在第二天，事态沿着预想的方向向前发展了——有三份来自京城某处红墙内的文件到了校长的办公室。校领导们传阅了文件后，每个人都在文件的空白之处写了字，签上了自己的名，然后那文件就被一个文件夹送到了八楼校党委的会议室。
两天后晚上的8点半，我正在家里写着我的检讨书，系里程主任到我家，提了苹果和香蕉，把苹果、香蕉放在客厅的沙发旁，通知我，让我到校党委会议室里去一趟，说学校的领导要集体和我谈次话。
我也就去了。
走进八楼党委的会议室，所有的党委成员如校长、书记和三个副校长、两个副书记及组织部长、教务部长等，全都围在会议室的桌子旁，使会议室的氛围寒冷而温暖，宛若寒冬腊月的冰天雪地里摆着的一炉火。温暖而寒凉，如夏天不透风的屋里堆着几块巨大的冰。我从电梯里走出来，在会议室门口站一会，敲了门，走进去，看到所有的人，脸上原来都是僵硬的沉默和寂静，可是见了我，又都脸上忽然挂了笑，显出的红润和女人化妆一模样。我的到来，像火柴样把沉默和死寂点燃了。会议室里的冰冷寒凉迅速被温热所取代（热得让人受不了，心肝上都哆嗦出了一层汗）。校长看见我，站起来笑着说，杨教授，你坐，坐，坐到我这边。说着就将一把椅子从墙下拉过来，放到他身边。然后书记忙往另一边挪挪他的皮椅子，给我让出一块更为辽阔的位置来。李广智忙不迭儿去给我倒上一杯水，放到我面前时，还将滴在会议桌上的一滴茶水用他的手绢亲自给擦了。接下来，有个副校长把他面前的烟缸摆到我面前，明明知道我不抽烟，可还从他口袋取出一包未开封的大中华摆到烟缸旁。还有既是博导，又专管干部的组织部长。他最少比我大10岁，可却像我的学生样，不知从哪儿端来一个水果盆，盆里有西瓜、苹果、香蕉和泰国梨、新加坡的桃，红红绿绿一片儿，香味甜味诱得人手痒鼻子疼（那水果刀雪亮雪亮，有一股锋利的冰寒气）。我说着不吃、不抽，可他们还是硬要把这些东西摆在我面前，像他们虽然都是职高权贵的校领导，可我却是更为职高权贵的部长样，或者是国家仅有的几个领导人。
然后集体谈话也就开始了。
校长拿起一个苹果和水果刀，迟疑一会儿，最后把目光在他面前三天来的三份文件上溜一眼，又从他脚下的包里取出一打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西班牙、澳洲和日本、韩国的原版报纸及从网上下载的国外的文章和图片，半冷不热、寒暖不均地说，我首先在这儿代表清燕大学校党委，向中文系的杨科副教授，在三天前带领学生组成人体长城抗拒风沙的事迹表示敬意和感谢。说现在，杨副教授，你成世界名人了，我们清燕大学也再次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和中心，连美国的《纽约时报》、德国的《世界报》、英国的《卫报》和法国的《解放报》，还有日本的《朝日新闻》、韩国的《朝鲜日报》等，都在头版报道了清燕大学不满今天国家的经济发展破坏了自然环境的状况，因此借助六月四日晚的大风沙，组织大学生用人体抵抗沙尘暴的消息。说我们这一举措，充满智慧，一箭双雕，既攻击了现实，又纪念了历史。说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一被全世界关注的行为和消息，给政府造成被动和巨大的压力，就像把昆仑和泰山搬起来压在了国家领导人的头上和肩上。话到这儿，校长把他手里的那一大打儿外文报纸和资料放到桌子上，叹了一口气，苦笑一下接着道——
我想以我个人的名义和杨副教授商量一件事。我有个想法，为了把这一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以我65岁的高龄，向杨副教授请求和商量，你如果能以自己的名义写上几封信，分别给国家有关部门，说两天前的晚上，你们抗风拒沙时，你们不仅忘了那一天是什么日子，而且我们校领导集体出来再三劝阻你们没能劝阻住，是你们一时糊涂组织学生们到学校以外抗风拒沙了。
校长边说边削着手里的大苹果，落在会议桌上的苹果皮，像女人的头发样卷来卷去着。说完了，他也削完了，最后悠长地叹口气，乞求地望着我，把削好的苹果塞到我手里。说杨副教授，我的建议请你慎重考虑一下子，希望你能为学校和国家做出点牺牲和奉献，能把压在国家领导人肩上的大山减一些。
说完这番话，张校长望我时，眼角似乎潮湿着，似乎想要哭出来。他紧闭一会儿嘴，把欲哭的悲伤咽回肚子里，又把目光落到62岁的书记脸上去，说我的话完了，大家有话也都和杨副教授谈一谈。
于是，62岁的书记接着说，如果杨副教授同意给国家有关部门写那么几封信，我希望你在那些信上能写这样一句话——说校长、书记为此还召开过一个紧急党委会，说党委成员，尤其是书记和校长，那天晚上曾拉着你的胳膊，不让你们组成防风墙，是你自己头脑发热，便组织学生离开学校上街了。
组织部长说，杨教授，我知道，你写专著时间紧，其实这几封信我已经替你写过了，由你过过目，签上名字就行了。
教务部长说，这里我首先向杨副教授道个歉，这几年轮到我担任学校职称评审委员会的主任，可这几年杨副教授从副高晋升正高时，因为名额有限，因为种种原因，评审委员会都把杨副教授从晋升的名单中拉下了。这拉下来我也投了赞成票，现在看来我错了。请大家和杨副教授给我一个知错就改的机会，趁今年的职称评定工作还未最后结束，我建议今晚的会议结束后，由我连夜召开一个评审委员会的紧急补充会，今夜就让杨副教授的名字出现在由副高晋升正高的名单上，而且还把杨副教授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一个副院长听了教务部长的话，跟着说，年底我们清燕大学会表彰一批模范教授，发一大笔奖金，我想像杨副教授这样能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知识分子，应该是首当其冲需要表彰的。不管别人有何意见，我个人建议这批被表彰的知识分子中，杨副教授的名字也应该排在第一位。
另一个副校长也又跟着说，我在学校管后勤、管基建、管分房，我一辈子没有乱用过职权，现在我想违犯一次规定，独自做主，把将要盖好分给学校的院士和对国家有突出科研成就的高级知识分子专家楼，将来分给杨副教授一套。两百多平方米，五室三厅三卫的结构。如果别的普通教授有意见告状了，我愿意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还有一个副书记，轮到他说了。他犹豫了半天只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时机成熟，我建议今天把杨副教授的副高晋升为正高后，年底就把杨教授提拔为中文系的系主任。
最后大家都说了，只还有坐得离我最远的李广智没发言。校领导们都把目光落到了他身上。他在学校管教学，和茹萍有那么一档儿事，到现在都还怀疑是我藏了他的裤头没还他。所以那些目光缓缓舒舒、噼里啪啦，落到他的脸上时，他紧闭了一会儿嘴，又抬头看了一眼我，用不高不低的声音说，我不知道我能为杨科教授（他已经开始称我教授了）做些什么事，可我听说杨教授用5年时间写了一部对《诗经》有颠覆和重建意义的专著，题目是《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研究》。听说这部书稿一出来，京内京外的十几家权威出版社为争这部书稿打破了头。还听看过书稿的人说，有可能《风雅之颂》这部专著一问世，会在全国的文科高校掀起一股家源性宗教讨论热，有可能因为《风雅之颂》这部书，使中国人重新找回自己的宗教，找回自己灵魂的家。所以，我想给《风雅之颂》这部专著特批50万块钱，或者100万，等书一出来，专门为这部专著召开各种研讨会，让这部专著成为一部中国人回归和皈依宗教与文化的桥梁和路道，成为所有识字的人或所有大学生的必读书。
然后就全都说过了。
每个领导的发言都像冬日的一盆炭火样烤着我，让我感到温暖舒畅，每个毛孔都热得要出汗。会议室里的气氛平静滚烫，像一锅煮沸了却不咕嘟的水，冒着热气却又滋心润肺，使人觉得周身都如刚洗完澡样热暖轻快，天宽地阔。李广智说完以后，大家都把目光落到我身上，那些目光枯木逢春、焦渴干燥地从我对面，从我左右围过来，像一堆饥饿的孩子和老人，望着一个手拿馒头的中年人，似乎我不把这个馒头给这些孩子和老人们，也许他们会叽叽哇哇活活饿死（也许他们会像狼一样朝我山呼海啸地扑过来）。这当儿，会议室里宁静无比，沉寂如死（置身那里，仿佛是置身在荒野的坟地中），空气滞重坚硬，一堆一团，像石块样挤着压着屋里的每一个人。也许是9点、也许是10点的夏夜的月光，在我背后的窗玻璃上，如纱绸般摇晃和摆动，乳白色的窸窣声，从玻璃的毛孔中挤进来，在会议室宛若柳絮飘落样，响着和飞着。坐在校长和书记的正中间，我手里拿着校长亲自为我削的大苹果，看了看校长的脸、书记的脸和所有校领导们的脸，看见了那片蜡黄和暗青，如一片憋在阳光背后的云。然后把一直擎在手里的苹果放在水果盘子里，把被苹果弄湿的左手在右手上擦了擦，我便天光大开，顿悟似的说了一句恰如其分的话。
——现在几点了？
校长看看墙上的挂表说，天已经不早了，我们就照研究的方案落实吧。说为了保护杨副教授——杨教授，让杨教授躲过这一事件和风波，我们先安排杨教授到医院住一段时间院。到哪个医院合适呢？党委的意见是安排他到学校精神病附属专科医院去住几个月。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上边说他长期患有神经官能症，病发时会稍微有些精神不正常。可以给国际媒体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说杨教授两天前带领学生上街组成人墙抗风拒沙时，正好是病发期，所以忘了6月4日是什么日子了。所以学校再三阻拦没能阻拦住。说在那特殊的一天，发生的那场抗风沙事件，虽然在国际上给中国带来了负面影响和被动，可那只是一个精神病人引发的一次偶然事件，和中国环境治理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和那一天的特殊日子没关系。说到这儿，校长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来，瞟了一下会议桌旁的领导们，沉默一会儿，用舌头舔了一下他又薄又黑的干嘴唇，拿起他面前的杯子喝了一口水，放下杯子大声道，我们的工作原则一向是民主和平等，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服从民意，现在同意中文系杨科副教授——杨教授精神有病的请举手，不同意的可以沉默，可以把手放在桌子上。
张校长的话音一落，学校的书记首先跟着把右手握成拳头，宣誓样举在了半空里。
一个副校长跟着也举了。
一个副书记跟着也举了。
组织部长也举了。
教务部长也举了。
最后李广智看大家都举了，犹豫一会，也把右手举在了半空里。
所有的校领导，都举起右手同意我有精神病，同意我明天就去学校的精神病附属医院疗养和住院。那举起的右手，像一排箭杆杨般围桌而立，使会议室里到处都弥漫着森林的腐味和他们捏在拳头里的汗臭味。
5.白驹[17]
我去精神病院住院是在来日的上午9点40分，学校的学生全都上课时，教育部有位司长亲自带领的庞大调查组，还未及驻进学校的宾馆里，我就在这空当被学校医院的救护车送往了精神病院里。
离开家前，我和茹萍告别时，说了一番很动人的话。我说茹萍，我去去就回，以前哪儿对你不好了，请你不要记恨我（悲壮的样子和永别一模样）。我还说，虽然是住院，可学校昨晚雷厉风行，已经连夜把我的副高晋升为正高了，现在我都已经是教授博导了。是名副其实的教授和博导。等我住院一出来，我们不仅有了100万出版《风雅之颂》的专用经费，还能分一套五室三厅三卫的大房子，和学校的院士们同住一栋专家楼。说，说不定，今年内我就能当上中文系的系主任。
我走时，茹萍似乎想提着行李下楼去送我，可却被我的客气拦在了屋门口。别送了，我说你下楼别人碰见后，还以为我真的有病呢。
她就果然不送了，果然说你走吧，安心去养病，我还要备课呢。我两个就在我家客厅分了手。分手时我跟她说了最后几句话，说李副校长是个大好人，昨晚举手表决时，他犹豫大半天，才最后把右手举起来，而且他的手还是举得最低、最不坚决的。我说你一定跟他说一下，说我杨科谢谢他，我真的没有藏他的裤头呢。我要藏他的裤头了，我就不是知识分子不是教授了。我要藏他的裤头了，他可以建议让我一辈子都当副教授，可以把我的副教授降为一般讲师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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