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每隔三天一次的撒尿赛，教授中每次倒数第一的都是我，这三天我就只能守着空房空床铺。每隔三天的撒尿编号儿，前几名姑娘首先去挑我，我又总是对她们说，我头疼、腰疼，浑身不舒服，总是不让她们来挑我，让她们去挑别的教授们。所以我多数夜晚就总是独自一人，孤芳自赏，没有姑娘们陪我睡，只好隔三差五去买米买面买油盐。即使不买这些了，也理当挨罚地，要带着几个闲人去挖掘那还埋在泥土中的古诗城。
理所当然地，我成了他们中间最倒霉的人，不断地受到教授和姑娘们的嘲笑和敬仰。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又过了一个月。诗经古城这儿不断有新的教授和姑娘们涌过来。京城、沪上、羊城、南京、西京、成都等，大城市里的大教授、名教授和社会上研究机构的知识分子们，不断逃离走失的消息，如雨后的春笋样。到了诗经古城里的各类教授和研究人员有了百名时，各地的姑娘涌到这儿有了八十几名时，僧多粥少的问题仍然存在着。为了在这新生活中继续解决好男有所女、女有所男，情有所理、理有所情这问题，我们不再实行每三天一次的撒尿赛，而是不厌其烦，采取了更为科学的方式和方法，每天进行一次撒尿比赛排号儿，每天都进行男挑女、女选男的安排和活动，让那些上一夜没有轮上姑娘陪睡的教授们，下一夜就有姑娘轮过去。最迟在下下一夜里，必然会有天撮之合的美满，出现在他们房间的床铺上。
然而至于我，却仍然是那里最为倒霉的教授和男人。总是每次比赛都是末号儿（很多时候也就索性不再参加那比赛）。总爱对那些挑选我睡的姑娘们说，我头疼、腰疼，浑身没劲儿。我多数夜晚都是独自睡在一张床铺上。总是每个白天都必须带领几个人，去挖掘和清理古诗城的泥土和倒塌。
也就在这新一年的阳历一月、旧历年的腊月间，诗经古城这儿下了一场雪。三天三夜，大雪纷飞，轰轰烈烈，大家便都男女依序地排列在石头草屋里，胡伦乱理地睡了整三天。在雪住风止的第三天的清晨里，所有的教授和姑娘都还睡在被窝时，我从那一排排、一户户的石头房中出来了，扛着镐，扛着锨，独自去诗城以南挖掘清理那埋在倒塌中的诗。就在那白皑皑的雪地中，我看见杏儿、桂芬、慧慧和十几个天堂街上那些我熟悉的姑娘们，背着提着她们的行李出现在耙耧山头上（如梅花盛开在了崖上样）。我心里喜一下、惊一下（我最幸福、糟糕的天堂生活哦），知道她们都是为了我，才千难万险地从哪儿来到了这诗经古城里。知道她们的到来，就不再僧多粥少，旱田水少。知道从她们到古城的这一天，我的生活就将又如在天堂街上一模儿样。于是间，我就在那古城最南的一片石堆中站一会，想一会，依旧扛着那镐和那锨，朝着黄河下游更为偏远、更为偏冷的地方走过去。
拔着膝深的雪，我吱吱喳喳、孤孤独独地走。去找新的古诗城和《诗经》中遗漏的诗章和歌谣。我知道，离这座古诗城更为神鬼不知的偏远里，一定还有比这儿更为辉煌的诗经古城和篇章。因为那些被孔子从《诗经》中删去的诗，还有将近三千首，而我在这儿找到的，才不过二百几十首。还有上千、上千首被遗失的诗歌，一定在哪儿孤苦伶仃、浩浩荡荡地等着我（像我孤苦伶仃地等着它们样）。
我就走。走得人单影只，白雪皑皑，古诗城像过眼烟云样消失在了我的身后边。
（完）
2007年3月至11月初稿
2007年12月修改于大连国际笔会写作中心
2008年春节改定于洛阳大学
后记三章
一、飘浮与回家
看了《风雅颂》初稿的人说：“阎连科，你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脚。”我说：“不是。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也没有那么强的力量。我只是写我，只是描写了我自己飘浮的内心，只是对自己做人的无能与无力，常常会感到一种来自心底的恶心。”
我不熟悉大学，如同大学的人也未必知道什么是大学一样。我在《风雅颂》中写的是“我的大学”、“我的乡村”。但我的乡村，不是大家说的底层叙事中的乡村；这个乡村，也连接着大学背后的伟大传统。我在这个传统或者承载了传统的典籍中想象着大学。我的“乡村”和“大学”，由此而不伦不类。
我明白，我不算知识分子。可我懦弱、浮夸、崇拜权力，很少承担，躲闪落下的灾难，逃避应有的责任，甚至对生活中那些敢作敢为的嫖客和盗贼，都怀有一份敬畏之心。我知道，和我熟悉的那些同行、朋友，还有那些博学而常有来往的知识分子们相比，他们有的缺点我有，他们没有的缺点，我照样也有。我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就是我从心里相信，自己是一个无能无用的人，闲余多余的人。因为这种无能，因为这种闲余和多余，因为我说起来是个作家，却连给我的那些在乡村的侄男甥女们安排外出打工的能力都欠缺，也就忽然觉得，我的前半生是如此的没有意义；就觉得，不到二十岁便出来闯荡人生，三十年的奋斗，除了收获一身的疲惫和疾病，其余一无所获，只剩下那些从来就招惹非议的文字。
最近的一些年月，我脑子里不断地产生要离开北京，回到老家打发余生的念头。我知道，“回家”只是一种内心飘浮过久的想法，以我怯弱、犹豫的个性，离真正回家还有天地之距，可“回家”这样的意愿，却年年月月地在我心里生根开花。这部小说的土壤，就是多少年来“回家的意愿”。甚至，小说原有的名字就叫《回家》，只是看了初稿的朋友都说不妥，便由朋友挖空心思又水到渠成地替我改成了《风雅颂》这个美妙却又表面有些哗众的书名。我知道，因为自己不是知识分子，这样就难免有附庸风雅之嫌，可一时又没有更为贴切的书名，也就只能这样罢了。
二、不存在的存在
有件事情我说过了，也写过了。在一些大学的课堂，在一些文学对话的场合，我总是会反复地提到那件事情，再说再写，不仅啰唆，而且遭人之厌。可是，这里我还必须把它在这篇后记中再次复述，因为它对这部小说的构思和我今后的写作，都有着不能回避的意义。
二〇〇四年冬末春初，八十岁的大伯病故了，我匆匆回去奔丧。在出殡的过程中，发生了这样一桩事情：我大伯的第六个孩子，在二十几年前当兵远赴新疆之后，在部队上因故结束了他不到二十岁的生命。依着我老家的习俗，父母健在，早亡的子女不能进入祖坟。这样，就给我的这个未婚的叔伯弟弟找了同村一个溺水死亡的姑娘，冥婚合葬在了我老家的村头。二十几年后，大伯的病逝，才算可以把我这个弟弟一并送入祖坟。因为我的叔伯弟弟当初冥婚时，没有举行过“婚礼”仪式；因了这次出殡，要给他们补办一个冥婚的仪式。也就在出殡这天，我家乡寒风凛冽，大雪飘飘，世界上一片皑白。然而，我叔伯弟弟和他“妻子”的灵棚里，主葬主婚的人，给那对小棺材上铺了大红的布匹，贴下了喜庆的冥婚对联。就在那天早上出殡的过程中，在我们上百个孝子披麻戴孝、顶着风雪、三拜九叩的行礼过程中，我的一个妹妹过来对我悄声地说，后边我弟弟的灵棚里和棺材上，落满许多红红黄黄的蝴蝶。
我愕然。
慌忙退回到后边灵棚里看，竟就果真地发现，在那充满红色喜庆的灵棚里的棺材上、帆布上和灵棚的半空里，飞落着几十、上百只铜钱大的红红黄黄的粉色蝴蝶，它们一群一股地起起落落，飞飞舞舞，而在前边我大伯充满白色的灵棚里，却连一只蝴蝶的影子也没有。这些群群股股的花色蝴蝶，在我弟弟的灵棚里停留飞舞了几分钟后，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又悄然地飞出了灵棚，消失在了寒冷而白雪飘飘的天空里。
之后，我怔在那一幕消失的奇异里，想天还大寒，雪花纷飞，这些蝴蝶从哪里飞来，又往哪里飞去？为什么只落在我弟弟冥婚的灵棚里，而不飞往相邻的我大伯那丧白的灵棚里？为什么在我人到中年之时，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都已形成并难以改变之时，让我遇到这一幕“不真实的真实”、“不存在的存在”？这一幕的真实和奇异，将会对我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这是不是在我的写作无路可走时，上苍给我的一次文学上天门初开的启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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