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病了。真正有了疯魔症（历史真会开玩笑）。
他疯了以后总是在村街上走来走去，见了村人不是嘿嘿地笑着，就是瞪着充满杀机的双眼，可你要真的朝他晃一下拳头，他就会慌忙蹲在地上，用双手抱住头。甚至，他还会突然朝你跪下来，给你磕头、作揖，请你饶了他，说：“我姑女都死了，你们千万不要打我呀……我认罪，我认罪不行吗？看在我是老党员，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的分上你们就饶了我这一回……”
（他为我党和老一辈革命家丢尽了脸！）
他是在为姑女桂枝申冤叫屈中疯了的。告到县公安局和法院，公安局和法院的人说：“这是明明白白的现行反革命案件你还告啥呢？”申诉到地区法院，法院说：“回去吧，有人放电影，无意识把片子装错了，出来的领袖像是头朝下，就判了有期徒刑二十年；你姑女幸亏上吊了，不上吊还不知要枪毙几次呢。”后来他竟以老八路的名誉告到省法院，说他姑女就是罪该万死，可那个逼他姑女那样做的高爱军咋能逍遥法外呢？这时候有一张诉状从程岗飞到了县委书记的手里边，县委书记又批转给在程岗成功地破了一起现行反革命案件被调到县公安局主持工作的王所长手里。那张诉状上共列举了程天青三个方面的二十六条罪恶，按了十七个证人的红手印，王所长派人把程天青从省城告状的路上带回来，将那二十六条罪状给他看了一遍，看完他就痴呆了。
当然，这并不表明他疯的直接原因是因为那张状子所致。根本的原因，是他成了革命的敌人，是阶级敌人对革命大潮的惊惧和胆怯。我们都知道，当革命在一夜之间如狂风暴雨般降临时，敌人是会在狂风暴雨面前神经错乱的，这表明了一种伟大和渺小，一种力量和怯弱，一种正义和非正义，一种严正和理屈，一种阶级的正确性和另一种阶级的反动性。
但是，我们决然不会，也不该忘记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道理；不会、也不该忘记虽然一切敌人都是纸老虎，但它们身上，令人恶心的毒疮已经化脓，正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尸臭在腐化着我们的肌体和社会。我们不会忘记，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革命道路漫又长。
革命就这样初步成功了。
我们会不畏艰险地朝着灯塔走过去。
4.一张图表
在程岗的革命就这样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地成功了。我们依着上边的指示精神，改党支部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新的革命领导小组。为了后边交代的方便，我该把一张图表给你们画出来。你们不应该把这张图表看成是我在程岗革命成功后的权力分配表，而应该把它视做一张程岗革命工作的联络图。
程岗大队新成立党支部工作一览表（一）
图表不说明啥儿，但它一览无余地证明了我在程岗革命的成功和胜利，证明了我和红梅的心血如朵朵葵花向太阳一样有了收获和成果。事情就是这样，没有革命，就没有权力，权力是革命的目标，革命是权力的手段。一切革命因之权力，结之权力。与此同时，革命的初步成功，还证明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为革命的利益而死，死得其所，比泰山还重；为个人利益而死，便比鸿毛还轻。
第六节
1.红海洋
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我上台以后的工作中心。但是，桂枝死了，给我带来的最直接损失是，每天睡到半夜，姑女红花会突然醒来，大哭着要找她的母亲。“我娘哩？我要我娘……”这哭声尖直犀利，如鲁迅的伟大匕首，划破漫漫长夜，弄得我彻夜不眠，影响了我来日的许多精力。
自然，我的母亲从岗上搬下来了，回到了她儿孙们的身边。镇政府在程岗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新的革委会名单后，母亲把饭端到我手里，怯怯地问了一句话：“爱军，你给娘说实话，你丈人下台是不是因为你？”
我说：“娘，是他自个儿犯了错误哩。他烟瘾发了，敢从《毛主席语录》上撕下一页纸卷烟抽；他孙子拉屎了，找不到纸和石头，他敢从毛主席的书上撕下一页给他的孙子擦屁股……毛主席的书是啥儿？那就相当于过去的圣旨哟，你说过去谁敢对圣旨说个不字哩？见了圣旨谁敢不跪哩？不跪就要杀头呢。眼下新社会，民主了，不用像对圣旨一样对毛主席的话磕头了，不用磕头了你就敢撕下卷烟吗？你就敢撕下给孙子去擦屁股吗？”我说，“正好那一页上还写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段话，要不是他疯了，枪毙他也不是没可能。”
母亲便将信将疑地又挪着她半大的脚儿去给他的孙子、孙女端饭了。此后，我伟大的母亲承担起了照顾革命家庭的全部担子和义务，每当红花半夜哭醒时，我就见母亲把红花揽在怀里摇来又摇去，见我揉着眼睛从西屋（我一个人搬进西屋睡去了）到了东屋里，母亲就会说：“睡去吧，你明儿还有村里的一摊儿事，既做了干部就给人家干好些。”
我的娘是这个鱼目混珠的人世上最圣洁、伟大的人。我不知道她用啥法儿使红花半夜不再啼哭了，使红生半夜睡着也不再磨牙说话了。走了桂枝，回来了我娘，家里的地总是洁洁净净，桌子和桌子上的主席像、红宝书及墙上贴的“语录画”，也总是锃光发亮。苇席总是卷着靠在门后边，凳子不坐时总是放在屋里界墙下。读了一年级的红生的书包放学后总是扔在院里或者屋子的地上，可过不了多久，那书包就又总是挂在墙上了。
娘使我能够专心投入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运动中。在冬闲的日子里，我首先用水泥把“两程故里”的牌坊糊了一遍，涂上红漆，描上彩边，写上宋体大字，左边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右边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横额是“新的圣地”。我在程岗各户的墙上用白灰掺上细碎的头发，都泥出了二尺宽、二尺五寸长的一块白色壁板来，在那壁板上一律用红漆画了边，用黄漆喷涂出了几行字：“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派人去把十三里河上的大柳树伐了几棵，卖掉后统一购买了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和相当于对联的两个长条幅，左边条幅的字仍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右边的也仍然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把这些画像和条幅统一发放到各户群众家里，统一贴挂在各家上房正屋的迎面墙壁上。我在各个生产队的每一块田地的头上统一制作了一米见方的大木牌，木牌统一面向日出的东方，写了“三忠于”那三句火热滚烫的话：“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发动党员、团员、青年和退伍军人，以“一帮一、一对红”的方式，让识字的帮助文盲，先进者帮助落后者，年轻的帮助中年或老年，子女帮助母亲或父亲，要求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尽量得会背毛主席语录三十条；五十岁至七十岁之间的尽量得会背五十条；三十岁至五十岁的人必须得会背八十条；十六岁至三十岁的必须至少会背一百条。我以革委会的名义通知程岗学校小学升级时分数高低无所谓，不及格或者零分也可以，但必须得会背毛主席语录五十条，小学升初中，除了背那五十条语录外，还必须会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我用一个冬天的时间，绞尽脑汁，四处取经，在程岗创立了“三统一”（门前统一、家里统一、田地统一）和“一帮一、一对红；全村老少学毛选”的火红局面。我采取了超额背会毛主席语录者，以条数奖工分（一条十工分）；不会背的罚工分（少背一条罚二十分），若有抵抗情绪者，立马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共有三十九人遭此惩罚）的奖惩制度，使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除疯子、病人和弱智者）都处在火烫的红色环境里。像人人都是煮在锅里的鱼一样，惊恐乱跳，但谁也出不了锅口。我深刻地明白一个道理：环境就是一切；环境创造一切。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在延安你很可能就是革命者，在敌占区，谁又能保证你不是反革命的两面派？我希望我能创立一个全县独一无二的新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希望程岗成为一块新革命的实验田。一个冬天下来，我的努力成果累累，程岗的革命在寒冷中，红流滚滚、如火如荼、火星飞溅。大街小巷的墙上都写满了革命的标语和口号，村里村外的榆树、槐树、皂角树、泡桐树、楝树、椿树上都挂满了革命的苹果和革命的梨（挂满树枝的塑料薄膜上，都画着梨、苹果、柿子、桃、杏等，这些果实上或果实的边上都写有一段语录或是一句毛主席的话）；天空中红色飞舞，街道上红味四溢，地面上红花开放，家庭里红桌红床红箱子。红色的海洋红色的湖，红色的山脉红色的田，红色的思想红色的心，红色的口舌红色的语。姓张的见了姓李的，说：“‘斗私批修’——你喝没有？”答：“‘节约闹革命’——我喝过饭了。”问：“‘要破私立公’——你喝啥饭？”答：“‘不破不立’——老样儿，红薯汤。”张家要到李家借东西，推门进去见了人：“‘为人民服务’——婶，你家的箩筐让我用一用。”婶忙说：“‘我们要发扬白求恩精神’——你拿去用吧，新买的，爱惜一点。”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知道了，谢谢婶。”
在那段日子里，你如果有机会走到程岗大队，你就会明白啥儿是“新时期红色革命根据地”，啥人才是“心明眼亮斗志昂”。在宣布我当村革委会主任那一天，四十五岁的平头王镇长在群众大会散了之后，把我叫到会场一角望着我，问：“你二十四岁了？”我说：“二十五岁了，复员一年了。”说：“爱军，你觉悟很高，是块革命的料，但你听我两句话，一是革命不要砸了二程寺，北京连故宫墙上的一根茅草都没动，你要砸了程寺就砸了姓程人的心，就要失掉民心，失道寡助了。二是一定不能忘了抓革命还要促生产，农民是以食为天哩。”我说：“你放心，王镇长，我明白凡是革命文化遗产我们都应尽力去保护。我知道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革命是前提，生产是结果；革命是条件，生产是目的。”我那样说时王镇长以惊奇的目光望我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膀道：“那你就好好革命吧，组织信任你。”
（我没有意识到他这话正是他颠覆社会主义巨大阴谋的一次无意暴露，但后来，是我的智慧将他揭发出来了。）
我知道他王振海王镇长并不一定真的信任我（他是老镇长程天民的人），可我革命的言行举止把王镇长征服了，王镇长对我无可奈何了。我在程岗创造的“三统一”和“一帮一”活动，被我和红梅写成《程岗学毛著经验材料之一》，寄给了县委、县政府，寄给了《九都日报》和《河南日报》，没想到县里还没反应过来，《九都日报》和《河南日报》都在春暖花开时同一天登将出来了，还都加上编者按，称“程岗的经验是全地区和全省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的榜样”，于是，程岗果然成了全县革命的试验田。
同年三月，程岗大队被县政府命名为“红灯塔大队”（取延安宝塔之意），而我自己则被县委命名为“农民革命急先锋”的荣誉称号。两面红绸黄字的锦旗，赫然挂在了大队部的会议室。这是我革命初获成功的伟大见证。
2.麦秸垛下
无法解决的一对矛盾是我精神的革命和我对红梅肉体的思念。红梅每天都要出现在我面前，她因为被焕发起了女人的热情，因为她天然的热爱抛头露面的个性，使她在成为大队副支书后，脸上那种若隐若现的愁容荡然无存。她变得愈发漂亮和动人，英姿飒爽像支华丽的红缨枪，不失女人之美，又不失革命者的干练和利落。在许多场合里，我们总是那样心领神会，配合默契。每一次开会前，她和我总是先到会场吃碗饭的工夫，在大队的会议室里，我们忍气吞声地相互拥抱和抚摸，亲吻和接触，当听到脚步声，我就正襟危坐地回到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一张柳木桌前的椅子上），她就去摆放着那十几把结结实实的长条凳。散会了，我们本可以在人们走后做魂飞魄散那事儿，可大队长程庆林和民兵营长任贤柱总是死心塌地陪着我说话到最后，鱼不离水样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阶级情，鱼水爱）。他们还总是关心热爱地对红梅说：“你先回去吧，一个女人家，桃儿在家等你哩。”红梅就很无奈地望望我，我说：“你走吧，路上小心点。”她就只好走去了。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像甩不掉影子一样，把我和红梅的情爱立竿见影地隔绝了。有一次，散会后我明明确确地说：“都走吧，红梅留下我俩商量一个事。”可在人走之后，我和红梅刚把衣服解开，我刚把红梅抱上拼在一起做床的三根长凳上，大队的院子里就又有了脚步声，冷汗就轰的一下出满了两身子。
我从会议室里走出来：“谁？”
“我。支书，是我。”一个叫小民的基干民兵在会议室的窗前走来走去说。
我说：“你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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