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桐树上的思想

    我决计要从我家挖个暗道通到红梅家里去，使我两个足不出户就能随时随地如夫妻样见面做事儿。

    当这个计划如霞光一样闪现时，我心里狂跳了一阵儿，但我没有立马给红梅说。也许这是我们的情爱生活中最为壮美的一页，不到万事俱备我不会轻易地说出口。然自这个计划在我头脑中形成以后，每每想起，我就会心热肺烫，热血沸腾。我没有立刻把这个计划付诸行动，我先把县里在我们大队召开的现场会弄得圆圆满满，写了三份经验材料：一份是《“三统一”使群众的思想红起来》，一份是《“一帮一”红一线，“一对红”红一片》，最后一份是《关于程寺究竟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因为所有的参观者，都对二程寺建筑的雕梁画栋，描龙绘凤，感到美丽而又不适，甚至寺庙上的许多房瓦。青砖上都有明清时期的龙头兽脑，这显然与革命所需要的破旧立新、纯洁环境的要求相距甚远。我非常想砸了二程牌坊和二程寺，让革命的风暴在程岗镇横扫一切。然果真对它进行风暴洗礼，不仅不符合六十年代初省里对它颁发的省级文物保护规定，更重要的，砸了二程寺，就等于砸了占程岗大队四分之三的人口的程姓人的头（这一点王镇长他妈的说得对，我不能在程岗因二程寺失掉了群众基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社会发展中真正的英雄，失掉了群众的支持，就失掉了革命最起码的条件。“二程牌坊”之战不是一个教训吗？）我希望我在砸掉二程牌坊和二程寺前，能得到上头的一个红头文件，或是一句口头通知，成为我毁掉这一切、砸掉旧世界的有力支持和保护。我在《关于程寺究竟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中列举了二程牌坊和二程寺九大罪状：

    （1）二程牌坊和二程寺的存在，昭示着程颐、程颢的“程朱理学”的黑色旗帜在红色革命中公然的飘扬；是和革命形势的公然相抗。

    （2）二者的存在，吸引了许多朝拜者，毒害了方圆百里人民群众的思想。

    （3）增加了迷信活动（春节前后偷偷烧香、上供者络绎不绝）。

    （4）牌坊与程寺每一块砖瓦上都散发着封建余毒的恶臭。

    ……

    （9）砸掉牌坊与寺庙，无异于捣毁了“程朱理学”的司令部和指挥中心，必然会使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耙耧山脉高高飞舞，万代飘扬。

    将这三份材料各复印几份派人送到县委，又寄往地区日报和省报以后，农田的追肥施过了，能灌溉的一部分水田地浇过了水，革命和生产都告一个段落时，我开始落实我雄奇的计划了。

    我在某一天我娘领着红花出去，红生上学时，爬到了我家院里的桐树上，以我在工程兵服役间学到的开山凿洞的基本知识，让目光从桐树叶间穿过去，以石大狗家房后的榆树为第一标杆，以程翠粉家的一棵椿树为第二标杆，以程天青家门口的老槐树为第五标杆，我目测到从程后街我家到程前街红梅家的直线距离大约五百五十米，其间要穿过程寺后节大院的一个角，穿过第二生产队队长石二狗和十七户程姓人的家和程后、程中两条街。若地道的通道以半米宽、一米高来计算，地实土方量是约二百七十五立方米，若虚土土方量的增土比例最少按一比一点五，那虚土土方量就是四百一十五立方米。再在五百五十米通道的中间——程中街的大街下挖出一小间能放一张床的房子来，大约三米宽，三米长，二米高，那间如我们洞房一样地下房间的地实土方量十八立方米，虚土土方量是二十七立方米。这样，即便地道笔直，没有一点误差，地实总土方量三百立方米，虚土土方量为四百五十立方米。若我白天抓革命，晚上搞生产（挖洞），按每夜挖出最大地实土方量为零点七立方计算，就是说我要打这个爱情的地道需要四百二十天。四百二十天就是将近一年半。那么，这一年半我要出门开会呢？我要晚上在程岗加班工作呢（如三夏大忙或组织党、团员政治学习），我若生病发烧呢？若计算不周，地道挖偏误工呢？

    就是说，我以最快的速度，每夜挖洞不止，也需要将近两年时间（这两年内，我还必须达到另一目的，当上镇长）。两年时间似乎十分漫长，仿佛是不见日光的一个长长黑夜，可那对于一个被爱情膨胀起来的革命者又算什么呢？抗日战争不是打了八年吗？解放战争不是打了四年吗？我自己服役四年，其中在一个工程上不就挖了一年零八个月的山洞吗？只有被战胜的意志，没有战不胜的困难。这是谁的话？是我在部队上写的豪言壮语，还是我在报章上读到的锦言妙句？

    人，作为人，被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最勇敢、最智慧、最无私，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高峰不能攀登，没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到，最紧急的关头我们上，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去，最艰苦的任务我承担。没有血汗，就没有荣誉；没有牺牲，就没有幸福；没有雄心壮志，就没有远大前程；没有脚踏实地，就没有成功在望。革命从风雨中开始，收获从勤劳中起步；快乐从血汗中积累，幸福从挫折中获得。抬起头，往前走，风雨无阻；越沟壑，历艰险，誓不低头。前进吧，未来在招手！努力吧，号角在吹奏！奋斗吧，曙光照千秋！

    那么，那四百五十立方米的虚土挖出来后堆到哪里呢？

    我在桐树上转了一个身，看见了我家房后，耙耧山脉的程岗山头下那条四季长流的水渠。它能盛下多少万立方米的土方呢？有多少土不可以被水冲往下游呢？

    几天后，我在我家后院墙上扒了一个口，装上一个单扇门，在门里垒了一个猪圈，买了两只小猪。这条被猪圈掩盖的通往村后水渠的后门和小路就算开通了。

    破土动工是在四月下旬的一个后半夜，那一夜下弦月到夜晚十二点才不急不慢升上来。不消说，满世界的社员群众都睡了，月光在村里村外都如洒了一层奶。我把洞口定在我家后宅空院的红薯窖洞里，把预先准备好的短把铁锨、锄头、新竹箩筐、马灯、朝洞口上拉的绳子和铁钩一并系到红薯窖洞里，然后自己穿着当工程兵挖洞时才穿的白褂子和绿裤衩，顺着窑洞爬下去，把马灯挂在泥壁上，朝两个手心上吐了唾液，相对一搓，跪在地上，抓起镐头，举手用力，第一块如碗大的黄土从我的镐下掉下了。新土潮湿的香味立刻红艳艳地盖住了窖里留下的陈年的红薯味，还有树叶落在窖洞里的霉腐味。因为革命，我已经很久没有亲自干过重体力劳动了，成了程岗大队的最高领导后，家里连去井上挑水、从田里分粮分菜都有人送回到屋里边，尤其半月前镇党委委员的一纸批文下来后，连院里扫地、往墙上挂物的细小也都由来家串门、说事的村人顺手干去了。似乎能替我家干些活是村人的一种荣誉哩，就像我在部队时看见给连长、营长端茶倒水、洗衣服的勤务员脸上总挂着傲慢的笑一样，我看见给我家干活的村人们，脸上一样挂着亲近、热情，还有一些自得的笑。我知道，只消说一声，会有许多社员来帮我把这个地道打到红梅家里去。但是不能，绝对的不能。不仅是革命不允许，而且这样的行为无异于把自己推向了革命的对立面和断头台，使我成为革命的宿敌和冤家。我当然不会让任何人帮我。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这个秘密。这是我和红梅灵魂中永远不向人开启的一条黑暗的通道和房屋，是我们神圣、伟大爱情的升华和见证。我把两个箩筐装满了土，从洞里爬出来，用麻绳把两筐泥土拉到月光下，然后挑着从猪圈边上走出后门，沿着一条小路朝岗下的水渠走过去。月亮已经从岗上移到了村头上，二程寺后节院的启贤堂大殿的殿脊和檐角在月光下显得柔和而舒缓，仿佛在慢慢摇摆爬动一模样。村街上偶有一下两下青青白白的狗吠声，像一片两片透亮的薄冰从夜空滑过去，然后那夏初的月夜就愈发深邃了，奇丽了，妙不可言了。从水渠里翻上来的流水声，细雨样浇在月光下、麦地里和我脚下有了潮露的小草上。蛙鸣和蛐蛐的欢叫，在我的脚步中歇一阵，又无忧无虑地叫起来，把我的脚步和肩头勾担及箩筐的吱呀声淹没了。世界变得宁静无比。我听见了耙耧山脉在那宁静中的呼吸声，又好像是小麦的根须在吸收着田野里的水分和养分。

    把第一担泥土挑到渠岸上，我擦了一把汗，将那两箩筐泥土倒进了水渠里，起身时我看见了镇政府大院那排新中国成立后盖的红机瓦房在程岗的北头，被月光一照，成了黑紫色，仿佛那瓦房上凝固了一层血。

    两年内，我决计要打通这五百五十米革命的爱情通道，而且决计要扫清程岗镇在我政治生涯中布设的大小障碍物，决计要在我二十七岁生日之前当上镇长，成为程岗镇的第一把手。那一夜，我把那洞挖了零点八米深，往水渠中倒了十九担土，看了十九次镇政府机瓦房，我对自己说了十九遍那样的决计、一定的话，最后鸡叫三遍了，东方泛起了乳白色，我朝着镇政府方向撒了一泡尿，回家睡去了。

    第七节

    1.程寺之变

    这年小满的前三天，一场严峻的考验降在了我头上。昨儿是程颢、程颐父亲程珦的生日，白天村子一如往日，入夜村子里也风平浪静，我依旧从地道往水渠里挑了将近二十担土，然天将亮时，红梅和程庆林就一道闪电似的把我从床上叫醒了。

    “翻天啦，他妈的翻了大天啦！昨夜有人在程寺门前烧纸、烧香祭祖哩。”程庆林冲到我床前叫叫嚷嚷道。

    “这是公然用封建迷信活动和我们无产阶级对抗呢。”红梅给我递着刚脱掉又要穿的衣裳说，“不刹住这股歪风就树不起我们革委会的绝对权威来！”

    我明白事态的严重性。此事若放任不管，它不仅将成为以我为中心的新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佐证，而且有一天会成为“新红色革命根据地”是个“迷信部落”的有力证据。果真那样，受影响的不仅是程岗革委会，更重要的是我高爱军的政治生命和前程。啥儿也没说，我立马穿上衣裳，和红梅、庆林三脚两步到了程寺前。果然看见程寺大门口有三十几堆烧过的纸灰和焚过的香根。一询问，原来程天民去县城参加啥儿会议了，程寺大门从外紧紧地锁上了，这些焚香的人进不了程寺就在寺前烧纸焚香了。看着那一排排的灰烬和被夜露潮湿的香根，我想我昨夜咋就没有发现这些呢？那么，这些烧香的人有没有发现我？

    我必须找到这些烧香的人。

    让民兵营长任贤柱叫来几个民兵守着现场，我和红梅去镇政府找到了正起床洗脸的王镇长，请求王镇长调动派出所的同志帮我们立案侦破，可没想到王镇长听了我们的汇报，把毛巾在脸盆里不慌不忙揉搓着说：

    “我看你们村头那十几亩地该浇水了吧？”

    我和红梅都有些尴尬了，那样儿仿佛不是我们在革命，而是我们闲暇无事，拿革命当儿戏在小题大做哩。

    “我们今儿就组织人马去浇地，”我说，“王镇长，这时候还有人敢焚香祭祖，这可比浇地增产的事情大。”

    王镇长扭头望着我和夏红梅，毛巾在脸上僵一会儿，他说：“高爱军，你不知道我是转业军人吧？我在部队时是营长，现在是镇长，夏红梅没有当过兵不知道，可你总得知道下级对上级说话时该是啥样儿。”

    我说：“王镇长，革命没有贵贱之分。下级应该服从上级、尊重上级，可上级更应该服从真理、尊重真理。”

    王镇长把他的毛巾甩在了脸盆里。脸盆里的脏水溅在了我和红梅的身上和脚上。“真理就是你们的地不浇要减产，减产了百姓就要饿肚子，饿着肚子就没人跟党走，没人干革命。”他这样吼着叫着时，脸上憋了一层血，把他的脸胀成了乌紫色。我想对他说，不是饿着肚子没人跟党走，没人干革命，而是因为饿了肚子，都才跟党走，都才跟党干革命。这是被革命历史实践过的，颠覆不破的经验和真理。可这些话我还未及说出口，王镇长却拉开抽屉，取出几页复写在横格信纸上的材料扔在了我身上。我和红梅将那材料抖开一看，竟是我们送到县上和两级报社的那份《关于程寺究竟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

    我和红梅呆住了。

    他说：“拿走吧，你们要砸了程寺，你们就砸了程岗大队人的心，我看你们失道寡助以后还如何干工作、当干部、搞革命。”

    我和红梅从镇政府出来了。

    我们决定要给王镇长一些颜色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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