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一切都取决于我必须立刻把地道挖出来，把真正的洞房挖出来。我已经把洞房重新设计了。我要在洞房靠程天青的住屋地下四米的深处留下几方土，用那留下的长方形如坑样的地形做床儿，再把洞房内挖出二至三个通气口，一个在程天青的院墙地基下，另一个在他睡的后墙下或是床铺下。也许通过那床或后墙下的通风口我能听到程天青和他媳妇在床上有没有做事儿，还能听见疯了的程天青说些有关大队和镇上的情报和秘密（喂——喂——村之为战，人之为战——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能放空枪，不能放空枪）。可是，在我正准备挖设洞房时，有一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发生了。
种上小麦后，我在镇上召开的一个基层干部会上碰到了镇党委管文件和会议记录的田秘书。田秘书把我拉到会场一角神神秘秘说：“高支书，你哪儿得罪了王镇长？”我知道我哪儿都得罪了王镇长，可我说：“我哪敢得罪王镇长，我是王镇长路线的坚决拥护者。”田却说：“你再想一想，不得罪王镇长，上个月县委组织部要选拔一个县团委书记，你是三个人选中的第一个，可组织部派人到镇上一考查，王镇长咋会对人家说你华而不实，爱出风头，是地地道道的假革命。”
我一下惊住了，立马把田从会场角拉到了会场外的男厕所。
“王镇长还说我啥儿了？”
田又到厕所外边看一眼，“说你和夏红梅是一对革命小丑，如果有一天你们得志，才叫老百姓们哭天抹泪，才叫革命暗无天日哩。”
我问：“组织部的同志说了啥？”
田说：“组织部来的是一个副部长，他好像对你很失望。”
我问：“现在团委书记谁当了？”
田说：“听说最后由第二人选顶上了，是县丝绸厂的一个副厂长。”
事实证明，革命不能对王振海心慈手软了，他已经阻碍了历史的前进和发展，已经完完全全、彻头彻尾成为革命的敌人和绊脚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中国革命的国际原则，这也是高爱军参加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则。
我把自己关在家里，用三天三夜的时间整了王镇长一份题为《撕破程岗镇镇长王振海的丑恶嘴脸》的揭发材料，统共二十八页，一万三千字，所以那材料的副题是——关于控诉王振海的万言书。大致摘要如下：
一、关于王振海的反动言论
二、关于王振海的男女关系问题
三、关于王振海支持封建活动问题
四、关于王振海多吃多占的经济问题
五、关于王振海“唯生产力论”的问题
这份落款是程岗镇革命群众的揭发材料，我有意写出了不少错字，又用左手复写三份，一份寄给县委，一份寄给县政府，第三份寄给了县委组织部。之后的日子里，我并不打听那材料寄到县上的回音和反应，而开始在程岗大队开展了农闲积肥运动，要求各家各户，在冬闲的日子里，每家都必须在门前屋后，用树叶、杂草积下三至五方农家肥，然后把肥料用泥糊起来，顶上留着灌水的槽，每十天半月都必须挑几担水灌入那槽，使那些草发酵腐烂，为来年春天小麦施肥作准备。
我说过我是天才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一次又证明了我果真是天才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当那份万言材料如炮弹样从镇上的邮筒射往县里的第十六天，我又让红梅重新抄一遍，以“程岗镇革命干部”的名义又一式三份寄往县上的不同部门。又十天之后，我再让红梅用左手抄一遍，仍是一式三份的寄出去。这样一个冬闲下来，以不同的落款把那份材料（有时也改一改，换换大、小标题）统共寄出了九次二十七份，使县上的各部门和主要领导手里，都有了关于揭发王振海的万言书。
终于，到来年春天时，县里派来了革命工作调查小组，组长居然是部队对地方实行军管（又名“三支两军”）留在县上工作的一个老团长。团长在镇公所工作了三天三夜，和每一个干部都谈了一次话（这是军队干部工作的老传统），从镇公所领着他的调查小组在程岗街上转了转，看着满街的积肥整整齐齐，一行一排。他用脚便把积肥上糊的盖泥踢开了，立马的，在那盖泥中发酵了一冬的草粪热暖暖、白淋淋、香喷喷的腐味便一下冲进了他和调查小组的每个人的鼻子里。
当天，老团长走进了程岗大队部。
“你叫高爱军？”
“哎。”
“你当过兵？”
“首长是从我的名字里看出来的吧？”
“我从来不以貌取人，不以名猜人。我看你们大队的积肥整齐划一，不当过兵的人不会这样要求老百姓。”
我笑笑。
他问：“你得过县里的‘革命急先锋’的称号是不是？”
我又笑笑，很害羞的模样儿。
“你对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怎样看？”
我说：“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生产上不去，革命就容易让人看成是空话。生产上去了，革命的旗帜插在哪儿都飘扬。”
老团长的眼睛轰隆亮起来，又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高爱军，你实话说，关于你们镇长王振海的万言材料是不是你写的？”
我的眼睛睁大了。
“啥儿万言材料？”他仍然冷冷盯着我，
“真的不是你写的？”
我说：“首长，你们调查没有？我到底写了啥？王镇长有错误，我对他确实有意见，比如他理论水平不高，比如他在讲话中爱骂人，还比如他对程岗大队的封建迷信活动迁就姑息，这些意见我以前对县上的人说过，不能因为我说过这些，有些事不经调查就得出结果。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团长朝我摆摆手，打住了我的话。
“我在程岗镇三天谈话二十几个人，谁见我说话都紧张，只有你理直气壮，说话不打一个结巴。”说到这儿老团长突然停住了，突然转了话题问我道：“你今年二十几岁？”
我说：“二十七。”
他说：“哦……还不算大，愿不愿调到镇政府里去工作？”
我说：“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我们的谈话就完了，前后用的时间走不了半里路。但在这仅能走半里路的工夫里，我的表现胜过一个有二十年工作经验的镇长和书记，胜过一个连长或营长，我处变不惊，对答如流，藏而不露，有理有据，给一个老团长留下了绝妙美好而又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样的人才他怎能不用呢？区区王振海他怎能挡住我的升迁，挡住历史的车轮呢？终于，我被任命为程岗镇名副其实的第一副镇长。不消说，这是我革命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棋。
第八节
1.愚公移山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位老人，住在华北，即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名叫智叟的老头子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大山背走了。
2.终于到来的庆典
事情慢得和老牛拉破车一模样，慢得还没有我的情爱地道进展快。我以为老团长会带着军队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回到县上立竿见影地任命我为镇上的国家干部哩——这是我走上镇长、县长、地区专员乃至省长的重要一步，可他走了之后，三天没有消息，一周没有消息，半个月过去，仍然没有提拔我的消息传过来。
我有些失望。王振海写了几份检查后，还是他的书记兼镇长，而我在漫长的等待后，还是我的村支书和不脱产的镇党委委员。说到底，我还是一个中国最基层的乡村干部。不消说，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革命者，我不会在形势发生逆转的时候露出急躁情绪，不会轻易患上革命急躁症。我若无其事，不动声色，在那个冬天里除了开开会，斗斗人，读读毛著，仍然大抓积肥运动，仍然发扬着老愚公的精神，每夜挖洞不止。
冬日将尽时，我的那间地下洞房挖成了，连洞房中的三个气孔和炕似的床铺也都挖成了。那一天天高云淡，春光明媚，拂晓前的天色透明而又鲜亮，我把最后一担土倒进大渠里，准备好好睡上一天时，镇上的田秘书把我从梦中叫醒了。
“高支书，请客吧你。”
我揉着眼睛翻个身。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
田半笑半语地，“那是那是，我知道当副镇长仅仅是你万里长征中的第一步，雪山和草地都还在后边哩。”
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瞌睡一下子烟消云散了。面对一脸神秘的田秘书，我说，你说啥？他说你当程岗镇的副镇长啦，批文已经到了镇上，我先来给你透个消息儿。我有些不敢相信，可我知道那是真的。那当儿我想狂唤一嗓子，想在地上翻个斤斗啥儿的，可娘正在院里喂猪，我的孩娃红生、女娃红花也正要背着书包上学。我以为那时候是吃过早饭刚入前晌儿，就压着兴奋对田说，晌午我请你，你想吃猪头肉、牛杂碎咱到街上买。
田说：“晌午？眼下家家都吃过了晌午饭，你昨儿夜干了啥？睡得昏天地暗、黑白颠倒哩。”
从屋里走出来，日头果然已经悬在村头树梢上，院落里堆满了黄色的温暖和草发芽绿的青嫩味。娘在给猪槽倒着猪食说：“爱军，饭在锅里盖着哩，吃去吧。”
我望着娘，望着娘的满头白发说：
“娘，我当副镇长的批文下来啦，从今儿起你孩娃就是国家干部啦。”
娘久久地立在哪儿打量我，像她不再认识她的孩娃了。
那天的后晌儿，我把程岗大队支部的全班人马集中到了程庆林的家里边（庆林的爹会做饭），从国营饭店买了熟牛肉、熟猪肉，还有猪下水、猪杂碎，过冬的萝卜和白菜，弄来了粉皮和粉丝，灌了几斤散装的白干酒，统共烧了九个菜，三个汤。我们和田秘书一道，从后半晌喝到夜黄昏，又从黄昏喝到月亮升起来。我端着酒杯对大家说，任命我当副镇长（尽管不脱产，暂时还是农业户口）不是我高爱军的成长和进步，而是程岗大队的斗争之收获，是大家共同进步的象征和胜利。我鼓励大家，日后要更加团结，共同战斗，在最短时间内，千方百计把王振海从书记、镇长的位置上推下去，待我当了镇长之后，任命田秘书为镇党委副书记，任命红梅为副镇长兼镇政府的妇联主任，程庆林为镇党委委员兼程岗大队支部书记，其余支部成员，以此类推，各都提拔一级两级。那时候谁家有了困难，比如弟弟、妹妹需要安排工作；比如想把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都将不是啥儿难事了。
大家都在为我当了副镇长而干杯，都焦急地等着我立马当上镇长或是镇党委书记哩。当然，最好是当上书记兼镇长，或镇长兼书记，把党和行政的权力全都抓在手里边。大家群情激奋，情绪高昂，斗志昂扬，五斤五十六度的地瓜干酒喝下去，一下醉倒了一大片。田秘书醉倒在桌子下，抓住我的手说：“高副镇长，有一天你当了镇长或书记，我不敢妄想当个副书记，但你一定要给我转个正，不要让我当了五年秘书，户口还在山区老家里。”我拍着胸脯向田说：“你放心，我高爱军如果说话不算话，那我还是党员吗？还称其为党的领导干部吗？言而无信我以后还如何革命啊！”
田秘书就含泪流涕地又喝了半碗酒。
终于倒下了一大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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