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登基以后，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接见大臣，批阅奏章，一直忙到深夜，没有休息，也不讲究文化娱乐。他兢兢业业，一心想着如何巩固统治，使朱家王朝得以万世长存。
明朝刚刚建立时，社会矛盾还很尖锐。由于那些旧地主和战争后涌现出来行政机构的改革，首先要从地方上入手。元朝的行中书省是从大都的中书省分离出来的，它总管一省的行政、军事和司法，职权很大，后来四方起兵，中央根本指挥不动，俨然一个独立的王国。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首先宣布废除行中书省。分别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行政（包括财政）、军事和司法，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皆直接听从朝廷的指挥，便于中央的控制。防止了地的新地主拼命追求土地和财富，并用隐瞒土地和丁口等等办法，逃漏赋税徭役，把负担转嫁给农民，功臣宿将也倚仗权势，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刚刚缓和下来的阶级矛盾又日趋激化，小股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的各派系势力互相争权夺利，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经常南下骚扰，东南沿海又有日本倭寇的侵扰活动，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封建统治很不稳定。针对这种状况，朱元璋大力强化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加强对内镇压敌对势力，对外保卫国土的力量。
明初时期的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了元朝的制度，经过几年的统治实践，朱元璋逐渐认识到其中的弊病，认为这种体制很不理想，特别是中书省的丞相，权力过大，容易产生擅权专恣，皇权旁落的弊端，于是朱元璋决心进行改革。方权力过重。接着，又进行了中央行政机构的改革。中央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废除丞相制。明初中书省负责处理天下政务，地位最高。其长官为左、右丞相，位高权重，丞相极易与皇帝发生矛盾，明朝时以胡惟庸任相后最甚。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有人告发中书省丞相胡惟庸的不法行为，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将他抄家灭族，宣布撤销中书省，罢除丞相，并相应提高吏、户、礼、刑、兵、工等六部的地位，由六部分理朝政，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这样，丞相的职权实际上就由皇帝来兼使，各行省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之后，也就都集中到皇帝一个人的手里，朱元璋成了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君主之一。
在军事上，原来设有大都督府，统领全国所有卫所的军队。后来，朱元璋觉得大都督府的权力太大，在废除中书省的同时，朱元璋又废除了管理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将其分为中、左、前、后、右五军都督府，分别统领所辖的卫所军队，并和兵部互相牵制。并规定都督府只管军籍和军政，而由兵部掌握军令的颁发权和军官的铨选之权，若遇到战争，调遣军队和任命将帅均由皇帝决定。在皇帝作出决定之后，兵部发出调兵命令，都督府长官奉命出为将帅，带领所调集的军队出征。一旦战事结束，将帅即需交还将印，回到原职办事，军队也立即回归原来的卫所。经过这一改革，军权也集中到皇帝一个人的手中。但是朱元璋对将领们还是放心不下，觉得他们毕竟不是朱家皇室的人，未必可靠。他又实行分封藩王的制度，把他的儿子们封到各个重要的城市中去做亲王，用以监视驻守各地的将领。这些藩王都拥有一支护卫兵，少则三千人，多的达到一万九千人。他们还拥有指挥当地卫所守镇兵的大权，遇到紧急的事情，封地里的卫所守镇兵，在接到盖有皇帝御宝的文书的同时，还必须有亲王的令旨，才能调动。
（二）打击贪官
在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同时，朱元璋还严厉整肃吏治。元末吏治的腐败，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给了朱元璋深刻的教训。
朱元璋出身贫苦，从小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他的父母及长兄死于残酷剥削和瘟疫，自己被迫从小出家当和尚。他说：“老百姓的力量是可怕的。如果当权者办事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发展下去，天怒人怨，没有不灭亡的。”上就成为皇帝在地方的军权代表，他们代替皇帝监视各地的将领，起到屏藩王室，翼卫朝廷的作用。
经过一番改革和经营，朱元璋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都集中到中央，最后统一归皇帝一人掌握，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了高峰。朱元璋认为这套严格的统治制度，是确保朱家王朝“万世一统”的最好制度，特地编写制定了一部《皇明祖训》，要求他的子孙必须世代遵守，不可加以改变。
中央的监察机关原来称为御史台，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把它改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都察院的职权是监察百官，辨明冤枉，凡有大臣奸邪、小人构党、擅作威福、扰乱朝政，或者贪污舞弊、学术不正、变乱祖制者，都要随时检举弹劾，十三道监察御史在朝监督一切官僚机构，出使到地方则是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巡茶、巡马、监军等，他们的官阶只有七品，但是他们什么所以，在他参加起义队伍后就发誓：一旦自己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朱元璋即皇帝位后没有食言，果然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贪官”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他召见文武百官，对他们宣布：“我从前在民间时，看见州县的官吏大多不爱惜百姓，他们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对民间的疾苦无动于衷，我的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肃法纪，发现贪官污吏和虐待百姓者，坚决治罪，决不宽恕。”话都可以说，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发。特别是巡按御史权力更大，他代表皇帝出巡，按临所至，小事立断，大事也可直接奏请皇帝裁决。此外，在中央还设有六科给事中，负责监督六部官吏，并与都察院互相纠举。这些“天子耳目风纪之司”，起着为皇帝排除异己的鹰犬作用。
明政府制定了许多法律章程，对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以及应当遵守的事项，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对官吏的违法乱纪行为，也定出了具体的惩处办法。朱元璋对贪污的官吏的处罚是非常严格的。例如朱元璋规定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当他发现御史宇文桂身藏十余封拉关系拍马屁私托求进的信件后，立即派人对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府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从上到下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他龙颜大怒，立即诏令天下：“奉天承运，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并称：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到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
朱元璋敢于从自己身边“高干”开刀。胡惟庸是凤阳定远人，洪武五年（1372年）由右丞相升任左丞相。胡惟庸在被罢官之前，仗着自己的丞相地位，骄横跋扈，专恣擅权，朝中生杀罢黜之事，他往往不待奏闻即自行决断。内外诸司的奏章，他必先行拆阅，于己不利的即藏匿不报。他还大肆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朝廷内外的势利之徒，竞相向他贿赂，奔走于他的门下，形成一个势力集团，威胁皇权。此外，他私自收受的金帛、名马、珍宝、器玩不可胜数。开国大将蓝玉，居功自傲，私蓄奴婢数千人，恃势横暴，在军擅自罢免将校，进止自专，不听命令，北征回来，夜过喜峰口，守关将士未及时开关迎纳，他纵兵毁关而入。明政府明令禁止贩卖私盐，他令家人私行贩卖，破坏盐法。他侵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他竟下令驱逐御史。功臣宿将的腐化堕落，妨碍着统治效能的提高。1378年，朱元璋决定对中书省采取行动。
一天，胡惟庸的儿子骑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结果跌落马下，被一辆过路的马车轧了，胡惟庸将马夫抓住，随即杀死。朱元璋十分生气。十一月又发生了“占城贡使”事件。占城贡使到南京进贡，把象、马赶到皇城门口，被守门的太监发现，报与朱元璋，朱元璋大怒，命令将左丞相胡惟庸和右丞相汪广洋抓进监狱。但是，两丞相不愿承担罪责，便推说接待贡使是礼部的职责，于是，朱元璋便把礼部官员也全部关了起来。
两相入狱，御史们理解了皇上的意图，便群起攻击胡惟庸专权结党。于是，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和有关的官员，同时宣布废除中书省，以后不再设丞相。
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大量留用元朝的旧官吏，以及一些靠造反起家的功臣。可他们有恃无恐，贪赃枉法。朱元璋决意对这些官员进行惩处。
洪武十五年（1382年），户部官员与地方官府勾结，预先于空白报表盖印然后私自填充虚假支出数额，营私肥己，贪污财物。朱元璋发现后，立即将各地衙门管印的长官全部处死；副长官打百棍边疆充军。三年后，又查出户部侍郎郭桓和各司郎中、员外郎与各地到中央缴纳课税的官员结成贪污团伙，采取多收少纳、捏报侵欺手段，贪污国库物资，折合粮食达两千四百万石的犯罪事实。他将这些贪官统统处死，各省、府、县牵连人员无一幸免，一时几万贪官人头落地，受到不同程度处理的人就更多了。洪武二十五年，户部尚书赵勉伙同老婆内外受贿十几万银两东窗事发，结果夫妻二人双双成了刀下鬼。
洪武十六年（1383年），刑部尚书开济接受一死囚家贿银万两，用另一死囚做替死鬼。他还勒索其他罪囚家人钱物，并导致一家二十口人全部自杀的悲剧。洪武十九年，刑部郎中、员外郎受贿虚报死亡并私放两死囚。这些大贪官都被朱元璋斩首。洪武十八年（1385年），工部许多官员借营建宫殿之机，虚报工匠、工役人数和天数多领工银，发放时克扣工钱以便私吞银两。朱元璋在一次突击检查中就查处了侍郎韩铎、李桢贪污受贿案，并且带出了中央专门派去监督工部的工科给事中。兵部侍郎王志把征兵之机当做生财之道，接受逃避服兵役的世袭军户所送贿银达二十三万两。朱元璋把他也送上了断头台。洪武十九年（1386年），礼部侍郎章祥伙同员外郎辛钦，竟然私自侵吞皇帝赏赐公主婚礼的银两，也被朱元璋拿了个正着。朱元璋为了监督各级官吏行为，专设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职位。然而这些监督部门也被腐化了。洪武十九年，都察院御史刘志仁奉命去淮安处理一宗案件。到达后他故意拖着案子不审，吃了原告吃被告，勒索两家许多钱物，还诱奸良家民女，后被朱元璋处死。朱元璋又查出六科有六十一个给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贪污受贿行为，于是一一做了处理。
朱元璋发明“剥皮实草”的残酷刑法处置贪官。一天，朱元璋在翻阅一批处死贪官的卷宗时突发奇想：百姓痛恨的贪官一刀斩首太便宜了他们，何不采取挑筋、断指、断手、削膝盖等酷刑？他还创造了“剥皮实草”刑法，把那些贪官拉到每个府、州、县都设有的“皮场庙”剥皮，然后在皮囊内填充稻草和石灰，将其放在被处死贪官的公堂桌座旁边，以警示继任之官员不要重蹈覆辙，否则，这个“臭皮统”就是他的下场。这种触目惊心的举措震慑了一批官员，使他们行为大为收敛。
朱元璋对自己培养的干部决不姑息迁就。为了培养和提拔新力量，朱元璋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为没有入仕的年轻读书人提供升迁机会。他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厚爱有加，还经常教育他们要尽忠至公，不为私利所动。然而洪武十九年，他派出大批进士和监生下基层查勘水灾，结果有一百四十一人接受宴请，收受银钞和土特产品。朱元璋在斩杀他们时伤心得连连叹气。
朱元璋制定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以近两年时间编纂的《大诰》一书是他亲自审讯和判决的一些贪污案例成果的记录，书中还阐述了他对贪官的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朱元璋下令全国广泛宣传这本书，还叫人节选抄录贴在路边显眼处和凉亭内，让官员读后自律，让百姓学后对付贪官。
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人在政举”，借助自己的崇高威望，以极其残酷的法律严惩贪官污吏。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措施之精确，起到了强烈震慑作用。朱元璋从登基到驾崩，他的“杀尽贪官”运动贯穿始终，从没有减弱，但贪官现象却没有根除。他晚年只能发出“为何贪官如此之多，早晨杀了，晚上又生一拨”的哀叹。
另外，朱元璋还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措施。豪强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在乡里横行霸道，欺凌百姓，是造成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朱元璋几次下令把江南的富户迁到中都凤阳或者京师。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迁徙天下富民五千三百户到京师，后又移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以实京师。迁到京师的富户，还被强迫承担各种差役。据说修筑南京城的时候，朱元璋下令富豪沈万三出资修建城墙的一半。这些豪强地主迁离乡土，减少了当地百姓所受到的欺凌和压榨。
朱元璋的这些措施，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并使社会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政治局面也日渐趋于安定。他希望这种安定的局面能够长期保持，不再发生动荡。每日黄昏，便令专人在道路上敲打木铎，高声呼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个安生理，毋作非为！”五更时，又派专人在城门谯楼上吹起号角，高声唱道：“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
（三）诛杀功臣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发后，朱元璋即以胡惟庸案为武器，将胡惟庸的罪名逐步升级，由擅权枉法到私通日本，再升级到私通蒙古，最后发展到串通李善长谋反，朱元璋以专权枉法之罪杀了胡惟庸后，把与胡惟庸有亲戚、同乡、故旧或其他关系的臣属加以连坐株连，以致最后受牵连而被杀者达三万多人，最后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也受牵连，77岁的李善长全家被杀。
接着，朱元璋又于1393年杀掉功臣蓝玉。蓝玉是明朝开国大将，被朱元璋封为凉国公。1391年，四川建昌发生叛乱，朱元璋命蓝玉讨伐，临行前，朱元璋面授机宜，命蓝玉手下将领退下，连说三次，竟无一人动身。然而蓝玉一挥手，他们却立刻没了身影。这使朱元璋下决心要除掉蓝玉。1392年的一天，早朝快结
束时，锦衣卫指挥使参奏蓝玉谋反，朱元璋随即令人将其拿下，并由吏部审讯。当吏部尚书詹徽令蓝玉招出同党时，蓝玉大呼：“詹徽就是我的同党！”话音未落，武士们便把詹徽拿下，审判官们目瞪口呆，不再审了。三天后，朱元璋将蓝玉杀死，抄斩三族，并连坐族诛和蓝玉关系较为密切的将帅一万五千人。胡、蓝两案，前后共杀四万人。两个大案之外，其他的开国功臣，包括朱元璋自己的亲侄子朱文正、亲外甥李文忠等，也分别以各种罪名被加以诛戮，只有少数人侥幸逃脱了被杀的厄运。
对于朱元璋的滥杀，皇太子朱标深表反对，曾进谏说：“陛下诛戮过滥，恐伤和气。”当时朱元璋没有说话。第二天，他故意把长满刺的荆棘放在地上，命太子拣起。朱标怕刺手，没有立刻去拣，于是朱元璋说：“你怕刺不敢拣，我把这些刺去掉，再交给你，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杀的都是对国家有危险的人，除去他们，你才能坐稳江山。”然而朱标却说：“有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有什么样的臣民。”朱元璋大怒，拿起椅子就扔向太子，朱标只好赶紧逃走。
（四）加强控制
为了加强对臣民的控制，在地方上，朱元璋还设置了巡检司。巡检司遍设于全国各府县的关津要冲之地，专门盘查过往的行人，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军民的行动一概限制在百里之内，如走出百里之外，必须事先请领路引，巡检司才能让他通过关津。
由于朱元璋是开国皇帝，明初皇帝的力量比较强大，到了明朝中后期文官的力量才变强大起来。朱元璋利用特务机构，派出大量名为“检校”的特务人员，遍布朝野，暗中监视。洪武十五年（1382年），出于监控官员的需要，朱元璋将管辖皇帝禁卫军的亲军都尉府（前身是拱卫司）改为锦衣卫，并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权力，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掌控。它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俗称“诏狱”，诏狱里采取剥皮、抽肠、刺心等种种酷刑审问和处罚犯人。朱元璋还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有很多大臣惨死杖下，工部尚书薛禄就是这样被活活打死的。
吏部上书吴琳告老还乡后，朱元璋曾派特务到他家乡侦察他的活动，见一个农民模样的人从小凳上站起来，下稻田插秧，问道：“这里有个吴尚书，在吗？”那人拱手回答：“吴琳便是。”这个特务回去报告，朱元璋听了很高兴。博士钱宰被调到南京编纂《孟子节文》，罢朝回家，信口吟诗曰：“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在旁监听的特务向朱元璋报告了这件事。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对钱宰说：“昨天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啊，改作‘忧’字怎样？”钱宰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磕头谢罪。有一次，大学士宋濂在家请客，特务立即向朱元璋报告。第二天宋濂上朝，朱元璋问宋濂：“昨天在家喝酒没有？请了哪些客人，吃的什么菜肴？”宋濂一一照实回答。朱元璋笑了笑对宋濂说：“说得都对，你没有骗我。”
有的时候，朱元璋还亲自出马，对臣僚搞特务侦察。弘文馆学士罗复仁秉性耿直，能言善谏，但因为他原来是陈友谅的部下，朱元璋对他很不放心。有一天，朱元璋想看看罗复仁在家干什么，就亲自跑到城郊罗复仁的家中去私访。罗复仁正在粉刷他的几间破房子，他见到朱元璋到来，忙叫妻子抱过来一个小凳让朱元璋坐。朱元璋见状，把他夸奖了一通，说：“贤士怎么能住这样破烂的房子？”于是朱元璋下令赐给他一座城里的大宅第。
（五）兴文字狱
1370年，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规定以八股文作为取士的标准，以“四书”“五经”为题，不允许有自己的见解，必须依照古人的思想。
同时，对于不肯合作的地主知识分子，朱元璋则想尽办法加以镇压。
明朝建立后，有一部分地主阶级文们住在何处？”他们回答说：“红寇乱时，避居在福建、江西两省交界处。”朱元璋大怒，认为他们把红巾军骂作红寇，影射攻击他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得的天下，下令把他们押回原籍处死，并规定今后士大夫凡是不肯为君主效劳的，一概“诛其身而没其家”，通通杀头抄家。后来，朱元璋又逐步加强思想统治，制造了一系列的文字狱，屠杀了一大批因为文字触犯禁忌的地主文人。
朱元璋出身贫寒，并且早年做过和人认为朱元璋是发迹于起义军的贫苦农民，不配当坐金銮殿的皇帝，不肯同他合作。还有些在元朝做过大官的地主文人，因为怀念旧主的恩情，“身在江南，心思漠北”，不愿意为新朝廷效劳。他们采取自杀、自残肢体、逃往漠北或者隐居山林等各种办法，拒绝明朝的征调，不肯出来做官。朱元璋便使用各种严刑酷法，严厉加以镇压。贵溪儒士夏伯起叔侄两人，斩断手指，拒不出仕。朱元璋把他们抓来审讯，问他们：“过去世道动乱的时候，你尚，所以十分忌讳“光”“秃”等字眼，就连“僧”也不喜欢，甚至连和“僧”读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样厌恶；他曾参加过红巾军，因此不喜欢别人说“贼”“寇”，连和“贼”读音相近的“则”也厌恶。有好多人因此送命，如浙江府学林元亮替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其中有“作则帝宪”一语；杭州府学徐一夔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便硬说文中的“则”是骂他做“贼”，“光”是光头，“生”是僧，是骂他做过和尚。据说，有一年元旦夜里，朱元璋外出，发现一则灯谜：上画了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一个西瓜，坐在马背上，其中马蹄画得特别大。对此，朱元璋大怒，认为这是暗讽马皇后是个大脚，于是即命查缉，将作灯谜的人杖责至死。状元张信奉训导诸王子时用了杜甫的诗句“舍下笋穿壁”为字式，竟也惹得朱元璋大发脾气，说他是讥笑天朝，下令处以腰斩之刑。
文字狱从1384年一直延续到1396年，长达十三年，造成了人人自危、不敢提笔的局面，以致文官们不得不请求设计出一种标准的文牍的措辞，以免犯忌。
（六）休养生息
明朝建立伊始，中华大地经过近二十年战乱的破坏，田地荒芜，经济凋敝，到处是破烂不堪的景象。河北平原遭受战争的破坏最为严重，很多地方道路阻塞，积骸成丘，人烟断绝。文化一向比较发达的汉中地区，也是荒草丛生，虎豹啸吟。往日的繁荣胜地扬州，被朱元璋的军队攻占之后，城中仅余居民十八家。人民力竭财尽了，地主贵族难以榨取地租，封建政府的税源也近于枯竭。面对此情形，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朱元璋下决心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刚称帝不久，外地州县官来朝见，朱元璋对他们说：“天下初定，老百姓财力困乏，像刚会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如同新栽的树，不可动摇它的根。现在重要的是休养生息，让他们生产。”他要求各级官吏把“田野辟，户口增”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并规定官吏的考核都要上报农桑的治绩，违反的要降职、处罚。
农业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受到朱元璋的特别重视。在封建时代，恢复和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是奖励垦荒和实行屯田。经过元末的农民战争，不少官僚地主死亡逃散，他们霸占的土地有的回到了农民的手中，有的则荒废了。朱元璋下令，凡是战争中抛荒的田地，被他人耕垦成熟的就成为耕垦者的产业，如果原来的田主回来，则由官府另外拨给同等数量的荒地作为补偿。这实际上是对农民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果实的一种承认。
对那些无主的荒地，朱元璋则鼓励农民积极开垦。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接受大臣建议，鼓励开垦荒地，并下令：各处荒芜的土地，允许百姓开垦，永为业田，并且全部免三年租税。他还采取强制手段，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对于垦荒者，由政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规定免税三年，所垦之地归垦荒者所有；还规定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种桑、棉、麻各半亩，有田十亩以上者加倍种植。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过了两年，又规定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授予无业的农民耕种，每户十亩，另给菜地二亩，有余力多种的，则不限亩数，并全部免除徭役三年。后来还规定，在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以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允许农民尽力开垦荒地，官府不得征派赋税。许多逃亡的农民纷纷回乡垦荒，变成了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
此外，明朝政府还大力推行屯田。屯田包括了民屯、军屯和商屯。民屯主要是迁徙无业的农民和降民、罪徒，从地狭人稠的地区前往地广人稀的地区去垦荒屯种，由政府发给路费，有的还发给耕牛、农具和种子，三年不征赋税。如洪武三年（1370年），迁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的无业农民四千多人到凤阳屯垦，又迁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余户到北平屯种，还迁徙山西泽州（今山西晋城县）、潞州（今山西长治）民到河北。整个洪武时代，屯垦的移民总数估计达到几十万户，他们后来大多也变成了小自耕农。
军屯由卫所军队管理。明军士屯守比例是：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田。每个军士由政府拨给五十亩土地，并提供种子、耕牛和农具，屯田的头几年不必纳税，后来每亩地交税一斗，其余的收获物留本卫所作为军粮。明朝初年全国有一百多万军队的军粮，大部分出自军屯的收入，朱元璋曾自夸说：“我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商屯是军屯的一种补充。开始，明朝政府实行“中盐法”，令商人运粮到边境的卫所，然后发给价值相等的盐引，商人再持盐引到产盐区领取食盐，运到指定地区销售。后来，商人干脆在边塞地区招募农民垦荒，就地缴粮，以减省运费，这便出现了商屯。军屯和商屯的发展，使边境大量的荒地得到了开发，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和赈济灾荒。在即位之初，朱元璋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须及时奏报，否则加以处罚。后来，又特地指示工部大臣：“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备旱涝的，都需根据地势加以修治。”明洪武年间，兴修了许多大规模的灌溉工程，有的工程投入人工达数万，可灌溉田地万顷至数万顷。如洪武六年（1373年）疏浚开封府自小木到陈州沙河口18闸，投入人工达到25万，两年后疏浚泾阳洪渠堰，可灌溉泾阳、三原、醴泉、高陵、临潼一带田地200余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治理定海、东湖，可灌田数万顷；次年开凿溧阳银墅东坝河道4300多丈，从嘉兴等州调集民工多达359700人。更重要的是督促各地的官员组织劳力，利用农闲时期，大力修建中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派遣国子监生分赴全国各地，督促吏民兴修水利。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全国共开塘堰大约40987处，疏通河流大约4162道，陂渠堤岸5048处，成绩卓然。朱元璋在位不过31年，就修建了这么多的水利工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另外，朱元璋还很注意对水利工程的保护。明朝的法律规定，对盗决河防陂塘者都要处以重刑，负责水利的官员不修河防或者修治不及时的，也要处刑。
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朱元璋还采取措施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元朝的农民对地主存在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法律规定佃户见地主要行仆人对主人之礼，地主打死佃户只需杖一百七十下的刑罚，再交纳烧埋银五十两，便可了事。明政府规定，佃户见地主行小辈对长辈之礼，并取消了元朝法律中关于地主打死佃户只需杖一百七十下、征烧埋银五十两的规定。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有了一定的松弛。元代蓄奴的风气很盛行，权贵勋戚都拥有大量的奴婢、驱丁，有的多达数千名。在元末农民战争的风暴中，不少奴隶摆脱了主人的束缚，赢得了自由，但也有一些农民因为饥荒又沦为奴隶。朱元璋下令，凡是在战乱中被迫为奴的，主人必须立即释放，恢复他们的自由民身份。并下令由政府出钱，赎还因饥荒而典卖的男女。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仅河南布政使司即赎还了开封等府典卖为奴的男女二百七十四人。明朝法律还规定：功臣之家蓄养的奴婢不得超过二十人；庶民之家不得养奴，否则要受到杖一百下的刑罚，并将奴婢放还为民；凡收留人家迷失的子女、在逃的子女卖作奴婢，或冒认自由民为奴婢的，都要处以重刑。
在改善农民地位的同时，朱元璋又设法减轻农民的负担。因为朱元璋出身农民，深知灾荒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在他即位后，常常减免受灾和受战争影响的地区农民的赋税，或给以救济。通过元末农民战争，朱元璋深深地认识到对百姓如果榨取过甚，就会激起强烈的反抗。朱元璋即位后，他反复强调，要把赋税徭役的征派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不可只顾眼前的利益，竭泽而渔，把老百姓榨得一干二净。明初制定的服役法，规定民田一般亩征税粮五升三合五勺，按当时亩产最低一石而言，为三十税一。徭役一般是有田一顷出丁夫一人，每岁在农闲时赴京师服役三十日，比元末也减轻许多。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乱，元代的户口和土地簿籍已经大部分丧失，保存下来的也同实际不相符合。地主便乘机隐瞒丁口和田产，逃漏徭役和赋税，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官吏也上下其手，乘机舞弊贪污，额外地加重农民的负担。朱元璋下令在全国普遍清查户口，丈量土地，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和洪武二十年（1387年）编制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作为征派赋役的依据。黄册编定后，又对徭役作了一番整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地主隐瞒丁口田产、逃避赋役的状况，使负担相对均平，从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朱元璋还十分爱惜民力，他深知农民的辛劳，因此提倡节俭。他说：“士农工商四业之民，算农民最为辛苦。他们终年勤苦劳作，难得休息。遇到丰收年头，还可以吃饱，碰上水旱灾害，则全家挨饿。我穿件衣服吃顿饭，总要想到种地织布的艰难劳累。”因此，他比较体恤民情，注意勤俭节约，力戒奢侈，惜用民力，以便减轻百姓的负担。有个内侍穿着新靴在雨中走路，朱元璋把他训斥了一顿。另一个散骑舍人穿着一件极其华丽的新衣，朱元璋问他：“这衣裳花费多少钱？”他回答说：“五百贯。”朱元璋就说：“五百贯，这是一个数口之家的农民一年的生活费，你却用来做了一件衣裳，如此骄奢，实在是太糟蹋东西了。”他不仅要求别人节俭，对自己也是如此。他说：“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下？”洪武八年（1375年）改建大内宫殿，他指示左右大臣：“我现在只要求把宫殿建得坚固耐用，不追求奇巧华丽，凡是雕饰奇巧，一概不用。只有朴素坚壮，才可传之永久，使我的子孙后代世守为法。至于台榭苑囿之作，劳民费财，以事游观之乐，这是我所不为的。”还让人在墙上画了许多历史故事，以提醒自己。按惯例，朱元璋使用的车舆、器具等物，应该用黄金装饰，朱元璋下令全部以铜代替。主管的官员报告说用不了很多黄金，朱元璋却说，他不是吝惜这点黄金，而是提倡节俭，自己应作为典范。他祭祀郊庙，拜褥的褥心用红布做成；乾清宫睡觉的御床，金龙画得很淡，若有若无，与中产人家的卧榻没有多大的区别；每日早膳，只用蔬菜就餐。在他的影响下，后妃也都注意节约，穿的都是洗过几次的旧衣裳，从不过分梳妆打扮，唯恐剥伤民财。朱元璋还严格控制大规模的营建工程，地方上修建大型工程，一律要报请批准，才许动工。凡是不急需的工程，都要尽量缓建。一般工程，尽可能安排在农闲的时候进行，以免耽误农时。他还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多次下令减免赋役，遇到灾情，则赈济钞、布、粮食，帮助农民渡过灾荒。这些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除了农业，朱元璋对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颇为重视。朱元璋在抓农业生产的同时，特别注意抓经济作物的种植。明朝建立前，他在江南占领区就下令：凡农民有田五亩到十亩的，栽种桑、麻、棉花各半亩，十亩以上加倍，田多的按比例递加。明朝建立后又把这个命令推广到全国各地。后来，朱元璋还让户部命令全国百姓多种桑、枣、柿和棉花，每户初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违令的全家充军。多种棉花的免税。为了鼓励农民尽量多种，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还下令：洪武二十六年以后栽种的桑、枣、果树，不论多少，都免除赋税。经济作物的发展，特别是棉花的普遍种植，既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原材料，又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朱元璋还改革了元代工匠常年服役的制度。洪武十九年（1386年）规定，工匠每三年赴京师服役一次，每次三个月。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制定了更加详细的工匠服役法，将工匠按照工种不同和赴京师服役的路程的远近重新编订班次，分为五年、四年、三年、两年和一年一班制，每班服役三个月，这种工匠称为轮班匠。另外一些固定在京城或各地官府做工的工匠，称为坐匠，每月服役十天。工匠在服役的时间之外，可以自由营业。在商税方面，朱元璋也作了整顿，规定三十税一，书籍农具免税，并裁撤税课司局三百六十四处。
在朱元璋“休养生息”政策的积极推动下，农民生产热情高涨。明初农业发展迅速，使得元末濒临绝境的社会经济慢慢复苏和发展起来，农业的发展尤其突出，农村的残破景象得以改观。全国的垦田面积大量增加，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达到3874746顷，比洪武元年（1368年）扩大了一倍多。政府的粮税收入也随着增加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达到32789800石，比元朝一年的粮税收入增加了近两倍。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日趋发达。人口数也迅速上升，根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统计，全国共有10652870户，60545812人，比元朝极盛时期的元世祖时代增加了195万户，700万人。在洪武年间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在以后的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继续上升，从而形成了一个“明初盛世”的局面。
（七）紧抓教育
朱元璋在创立明王朝的过程中认识到，元朝之所以灭亡，除了统治者本身的素质以外，整个社会失于教化也是一个原因。因此，一登上皇位，他就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兴建学校，选拔学官，并坚持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
洪武九年（1376年）六月，山东日照县知县马亮任职期满，入京觐见皇帝，州里给他下的评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针对这个鉴定，朱元璋的批示是：农桑乃衣食之本，学校是风化之源，这个县令放着分内的事不做却长于督运，这是他的职责吗？结果，那位马县令不但没有晋升反而被“黜降”了。
除了政府官员要大力抓教育以外，朱元璋还要求直接担任教育工作的各级“教师”必须负起责任。洪武十五年四月，朱元璋任命吴颙为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的生源一部分是公侯、功臣子弟，一部分是从全国范围内选拔出来的有才华的人，因此，对这些人的管理有很大的难度。朱元璋对吴颙说，要搞好教育必须师道严而后模范正，师道不立则教化不行，天下学校就无从效仿。意思就是要大胆管理、严格教育。然而吴老先生却没有按照皇帝的旨意办事，不到一年，因为治纪不严，放纵不爱学习的武臣子弟，朱元璋就把他罢免了。
朱元璋认为，教育不仅是以文辞为务、记诵为能，从事教育的人要关心时事，关注国计民生。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全国各地到了任职年限的学正、教谕、训导（不同级别的教师）进京考绩，等待升迁。朱元璋借机向他们询问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其中岚州（属山西）学正吴从权、山阴（今绍兴）教谕张恒都说不知道，声称这不是他们的职责，他们的任务只是教书。朱元璋听罢十分生气，举了宋朝儒士胡瑗的例子，并说，圣贤之道是用来济世安民的，你们连民情都不知道，天天教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呢？结果可想而知，这两个人被流放到边疆去了。
其实，类似的事很久以前就发生过了。洪武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退朝之后，朱元璋召儒臣谈论治国之道，大家畅所欲言，只有国子学官李思迪和马懿沉默不语。朱元璋极不高兴，把他们给贬职了。之后，在下发给国子监的“通报””中说：身为人师，应该“模范其志，竭胸中所有，发世之良能，不隐而训”，李思迪和马懿，出身草野，现在能与皇帝议论国事，皇帝这么虚心请教，他们竟连一句话都不愿说，对皇帝尚且如此，还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教学生吗？
显然，对待“高级教师”（国子学官），朱元璋的标准更高了，除了关注国计民生，还要具备参政议政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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