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

    一

    宴会开到一半，大家解开了领带扣，头发丝里冒出一缕缕热气，服务员托着盘子从门外进来。老蒋轻轻踢了我一脚，眼里露着沉思。“注意了，这是这家宾馆的名菜，水晶虾仁，都选鲜蹦活跳的河虾，在别处你可吃不到。”

    “他说什么？”大杨连连拉我的袖口。

    “你急什么！”我甩开他的手，“他叫你看准了，别漏了这道菜。你看，让厂长听见了吧。”

    大杨猛然挺直，两手规规矩矩搁上桌面。我只是想吓唬他一下，其实厂长根本没顾到我们这边，他脸上现出一块钱人民币的颜色，正跟伊滕和进出口公司的王经理谈得火热。我一直在想这伊滕是在哪儿学的汉语，他说得极流利，像是还带一点胶东那边的口音。大蒋说他大概在那里打过仗，撕拉撕拉地干活。多半是这么回事，跟他谈判真有点打仗的味道。他不动声色，可一发现你的弱点，立刻步步为营，全线紧逼。

    服务员把虾仁端伊滕前面去了。老蒋喉头咕噜一响，却像安慰似的对我说：“没事，这是他们的行规，要从主宾那里分起。”自从去了一次日本，他好像长了不少见识。服务员给经理厂长派过了菜，把盘子放在转台上，向我们这边推来，我和老蒋握紧调羹，这时，厂长端着酒杯站起来。

    “诸位，让我们为和伊滕先生的进一步合作而干杯。”

    我们眼盯着虾仁，喝下了酒。刚坐下，伊滕又站起来。

    “诸位，我们艾卡公司竭诚为中国现代化服务，请为你们的‘四化’干杯。”服务员一伸胳膊，把菜盆收走了，盘底还有十来个虾仁，水晶得像新月似的望着我们。大杨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声：“哎……”

    服务员站住了，厂长和伊滕转过脸，大杨面色发青，摇晃着举起酒杯；“为艾卡，艾卡公司干杯！”这杯酒喝得我头直晕，手心里—把汗。

    宴会散了，我们让出路，让客人先走。伊滕走到我身边，居高临下地笑笑：“方先生，很遗憾你这次没能去日本，如果以后有机会实习，请一定到艾卡公司。我们公司对你这样年轻精明的技术人才，向来是非常器重的。”

    我说：“伊滕先生，我可真想去，不过听说你们那儿的小职员逢人就得鞠躬，我颈椎肥大，恐怕不一定受得了。”

    厂长送伊滕回西郊饭店，老蒋搭他们王经理的车，剩下我和大杨步行回家。走出宾馆，我一把拽住大杨的衣领：“怎么回事，我费了多大劲，把伊滕杀到二百九，怎么合同签下来还是三百万美元！”

    “你对我嚷什么，”大杨说，“合同是厂长和王经理在日本敲定的，我可是和你一样，哪儿也没去呀。”

    “不行，我得找厂长问问去。”

    “你问他干吗呢，这不是你的事。”

    “怎么不是我的事，你没听伊滕那小子拿话刺我吗！”

    “那你去问老蒋吧，”他说，“他不也跟去开洋荤了，他准知道。”

    穿着入时的男女三三两两擦我们身边走过，丢下股黏糊糊的香水味。他们的鉴赏力不差，这条街是市里最高雅的地方，法国梧桐低低压头，浓密的树影里透出五彩灯光，路旁电话亭里，有两个人挤作一团，看不清是在打电话还是在亲嘴。我对大杨说：“去喝杯咖啡怎么样？”异国情调的咖啡馆里飘着异国情调的音乐。

    “谁请客？”他问。

    “你是技术科长，我是你的属下，当然该你请客。”

    “请客就请客，不过我今天吃得太多了，—口水都喝不下。”

    “是吗？”我说，“咱们为艾卡公司干杯。”

    二

    我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门。门里漆黑一片，五楼还是四楼哪家在看电视，有个女人声嘶力竭地吼：“我爱你，我永远爱你。”你爱吧，我说。我闭上眼，踏上过道。过道墙边应该堆着五辆自行车，得靠右走，一二三四五，到了，我伸出手，摸到了楼梯。我不爱你。楼梯又陡又窄，只能用脚掌着地，要注意保持重心。一二三四……上十九级，向左转，踏上一步，一二三，再走三级，然后向右转，再是十九级。我睁开眼，面对着门一扇。这门里就是我的家，严格地说，是我岳父的家，他是户主。

    黑皮有一回到我这里来玩，临走时—本正经对我说：“方平，你得搬个家。”他不知在哪儿翻过一本看风水的小册子，自以为精通堪舆之道，“你看看这房子，进门一侧身，登楼一低透，翻两座山，七弯八拐，你住在这儿，后半辈子绝对顺不了。”我说：“你叫我换房子，你干吗不叫换个老婆呢？”他小子发了财，买了套私房，他忘了在这城市房子要比老婆难找得多。

    妻子躺在床上看书。“你回来了，吃得好吗？”她从十六岁起就染上了这种病，临睡前总要看几页才子佳人之类的浪漫小说。

    “剩没剩泡饭？”我问，“要有我还能来两碗。”

    泡饭没了，我洗过脚，换上拖鞋。一幅白被单挂在屋子中间，像道柏林墙似的分割着这十平方米。岳父带着儿子睡在“西柏林”。“你轻一点，”妻子说，“爸爸今天不太舒服。”

    我轻轻上了床，关掉灯，把被子拉到胸口。一股温馨的香气从被子里上来，让我想起那盆水晶虾仁。我向身旁摸过去，抓住了妻子的手，我们的掌心都滚烫滚烫，我撑起身子，突然，岳父在“西柏林”一声咳嗽，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美国佬把潘兴Ⅱ式导弹放上了天。

    妻子甩掉我的手，一翻身睡远开去。我想提醒她别滚下床，再想想何必找来挨骂。楼上，那女人又开始恸哭了：“真的，我爱你，可我爱的不是你的现在，是过去那个正直上进，容不得半点堕落的小伙子。”滚你妈的，我说，过去的那个小伙子才堕落呢，要不他怎么也不能在导弹的阴影底下弄出个儿子来。

    三

    在车站就能望见老蒋家的老虎天窗。那幢房子真可以说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小刀会时期的建筑，历经几次革命，东西洋人的炮击，红卫兵的板刷，工业污染和房管处大修之后，居然还能住人，这也确实能算个奇迹了。

    他做了个邀请淑女跳舞的姿势，把我让进屋。我轻轻赞叹一声，猩红的地毯，淡黄的糊墙布，整套乳白色的组合家具，嵌在天花板里的顶灯，饰着亮闪闪铜钉的席梦思床上铺着金色的床罩。我说：“老蒋，让你当进出口公司的业务员不是太埋没天才了吗，你怎么不去参加家庭布置电视大赛？”

    “傻瓜才参加那个，”他说，“才高遭妒，真人不露相，出头椽子先烂，人怕出名猪怕壮，癞痢头儿子自己喜欢。”

    “不过看房子的外表那就太不相衬了。”

    “这是两回事，”他耸耸肩，“外表是国家的事，国家丢脸，屋子里不行，那可是我自己丢脸啦。”

    我在屋里考察了一遍，看见组合柜里有一架松下20吋彩电，挤在洋娃娃和几本时装画报中间。“你发现了？”他笑眯眯说，“这是咱们十字军新东征的战利品。”

    “艾卡公司送的？”我问。

    “他们肯吗？是我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我现在回想起来都害怕，整整两星期，除了伊滕请我们尝了两次生鱼，每天不是饼干就是熟泡面，都是从这儿背去的。上帝，有几天我真要打退堂鼓了，心想再这么下去不生胃癌也得坏血病，可再想想，别人八年抗战都熬下来了，咱不就是半个月吗，而且我们经理和你们厂长也这么干，我能显着比领导娇气吗？你说是不是，方平。”

    “除了这个，还有别的收获没有？”我又问。

    “没有，至少我没有。”他忽然警觉起来，“你小子打听这个干什么？”

    “不干什么，只是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让艾卡公司多赚十万块钱。”

    老蒋笑了，笑得糊墙布后面的板壁噼里啪啦乱响。“你这人真是，怎么来问我，该找你们厂长去呀。你想想，我们进出口公司是吃什么的？”

    “进出口吧。”

    “对啊，我们是官商。怎么挤眉弄眼的，没听到过这词？你可别说你纯真得像十五单三岁的姑娘不知道睡觉是怎么回事！我们就是官商。官商有官商的行规，雁过拔毛，不论你是进还是出，都得从我们道口走，给咱留下百分之几的佣金，成交额越大，咱抽得越多。你说我们总不能硬推开送到嘴边的肉吧。”

    大概是没人能推开送到嘴边的肉，老蒋留我吃饭，我就留下了，也没客气一句。他买了些熟菜，又开了两罐生力啤。我问他到底还有多少战利品，一块拿出来算了。他发誓说再没了，这啤酒是他临飞回国时从旅馆里三光来的，还不知道吃在哪个冤家的头上呢。

    四

    “你的电话。”大杨说罢白了我一眼。

    我接过听筒：“喂？”

    “方平吗，你听听我是谁？”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怎么听得出你是谁呢？”

    “你猜一猜嘛，前两天我们刚通过电话，怎么一转脸你就把我忘啦，你可真是个大忙人啊。”她声音尖尖细细，听着肉麻得很，但确实有点耳熟。

    “你唱支歌行吗？十五的月亮，唱完我就知道你是谁了。”

    “去你的，亏你想得出，好好猜猜。”她笑了，于是我也知道她是谁了，没人能改变自己的笑声。

    “啊，我猜到了，你是小赵对吧，怎么样，我托你办的事有眉目了吗？”

    “什么事呀？”

    “好嘛，两天前托你办的事，一转脸就忘了，你才是个大忙人呢。就是那件事，让你跟踪我老婆嘛。”

    大杨在办公桌对面翻出白眼，我想电话那头的人准也翻起了白眼。“什么？跟踪你……啊，可这件事，我觉得不太好吧……”

    “没什么不太好的，她不仁我也不义。真的，她有个第三者，晚上说梦话时让我听见了。喂，怎么没声了，我对你说，你得亲自跟踪她，看她和谁约会，可别冒充什么人和她打电话。”

    “你放屁，方平。”她终于不再尖声尖气了，“我说了什么梦话，啊！你说呀，我跟谁约会啦！”

    “没有不更好吗，记住我一句忠告，别冒充人打电话，跟踪最好。”我好容易忍住，没笑出来。“哎，你到底有什么事，不能等到我下班再说吗？”

    “哼，回家和你算账。方平，我听说你们厂里造的宿舍楼已经完工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听着方平，我们家这回无论如何得分一套，要是再弄不到手，你以后也不必住在我爸爸家了。”

    她像拍惊堂木似的，一把挂断电话，震得我耳朵嗡嗡直响。大杨放下报纸，摇摇头：“你惹出什么事了？”

    “大事，天大的事，”我对着电话发了会愣，“我得去找厂长说说。”

    “别去了，”大杨说，“那事我已经和厂长谈过了。”

    “谈过什么了？”

    “合同呀。厂长说，我们厂要艾卡公司每年提供一定数量的K3散件，把他们逼得太紧，怕以后会卡我们，进出口公司也是这意思。”

    “为了往后每年让他们赚几十万，现在先多给他们十万？这叫什么计，孙子兵法里没有。不过大杨，你说得对，这不是我的事，我找厂长是为了我自己的事，问他要套房子。”

    “真的，你那房子实在没法住。”他皱起眉头，伸手摸了摸屁股，好像那儿的青肿还不曾消退。电话铃又响了，他伸手去抓报纸，可发现那报纸已经到了我手里。铃声大约响了有二十次，我才听见他唉声叹气走到电话机旁。

    就那么巧，电话又是找我的，我没去看大杨的脸，想象得出那儿准是一片撒哈拉沙漠。这回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方先生？是方平先生吗？您还记得我吗？敝人姓刘啊。”

    “我知道你姓刘了，”我说，“可姓刘的成千上万。刘晓庆也姓刘，你是她吗？”

    “不敢，敝人刘富财。”

    我想起一张胖乎乎福搭搭的脸。“等等，你是JO公司的刘富财先生？富贵的富？发财的财？”

    “您客气，您客气，正是敝人。”

    我捂住话筒，对大杨说；“是公事，法国JO公司办事处的刘富财，你还记得他吗？”

    “不管什么事，反正是找你的。方平，我从没指望你把我当科长看待，可就算是同事，你也不该老让别人替你接电话吧？”

    “别太小气了，”我说，“要是你能叫厂长分我一套房子，整个厂部的电话我都包接。”

    五

    星期天，妻子起了个大早，拖了地板，擦了窗户，把坛坛罐罐抹得锃光瓦亮，还意犹未尽地在屋里打量来打量去。“方平，你看怎么样？”

    “很好，”我说，“当然啰，你就是不忙这一下子也很好。”

    她走近我，两眼睁得有乒乓球大，兰花指头像小手枪似的顶上我脑门。“喂，你们厂长到底来不来，大概你又是在骗我吧。”

    “大杨说厂长一定来。我怎么骗你啦，而且还是‘又’，这让邻居们听去了，会把我想成什么人？”

    “你本来就是那种人，结婚时你说你很快就能配到房子，现在儿子都几岁了！快起来，我要去扫楼梯了。”

    有时候我觉得，女人的名字并不是脆弱，而是目光短浅。比如说这早上的事，厂长是为了体恤下情来的，不是搞爱国卫生评比，我们理当把屋子弄得越脏越乱越挤，才越能体现出处境的窘迫。可她就看不到这一层，一个劲地扫啊理的，好像生怕没人知道她会把家。当然这道理我也没对她说，犯不着在小事上纠缠。看起来男人的优点也并不是深谋远虑，而在于息事宁人。

    她打扫楼梯去了，我想提醒别用水拖，偏偏儿子这时又来打岔，他手一比，口里啪一声，非要我中弹倒下。在死过三十八次之后，我完全没了耐心，正巧弄堂里来了个换破烂的老头，挑了些麦芽糖勾引小孩子们的心。

    岳父橱底有一双旧皮鞋，放那儿总有二十年了，上面尽是灰，可能还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穿的。我丢给儿子。“拿着换糖去吧。告诉那老爷爷，这是革命文物，得多换点。”

    大杨没失信，真把厂长给拉来了。妻子给他们端茶，要不是我拆了“西柏林”那张床，四个人在这屋子就没法转身。

    “你们一直住在这儿？”厂长问。

    我点头称是：“还是她父亲，我们是四口人，老中青三结合。”

    厂长摇摇头：“唉，那你们住得可够难的。”

    “也不算太难，”我说，“比起世界上三十亿还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那算好上天啦。”

    “那是那是，”厂长挺受感动的模样，“都怪我太官僚了，你进厂那么多年，我还不知道你的具体苦处。放心吧方平，好好干，住房的问题我会放在心上的。”

    老岳父从公园打太极拳回来，寒暄一阵，厂长告辞。我们送他出房门。“厂长你留神，”大杨说，“这楼梯陡得很，上回我——”

    “没事没事，”他走下一格楼梯，“哎呀，老人家别出来了，留步留步。”他扭过头，挥手和岳父道别。我心想糟了，这念头还来不及闪出脑海，厂长就像踩上了陷阱，六尺左右的身躯突然在我们眼前消失了。楼梯一阵颤动，仿佛有块大石头从山巅滚下了峡谷，我闭上眼，听到他压过每级阶梯的声音，一二三四……滑下十九级，滚下左，再一溜三级，滚向右，再直落十九级，然后啪的一声巨响，万籁俱寂。

    大杨、我，还有妻子和岳父都呆了，谁都挪不动脚，下楼去看看厂长是死是活。总过了有三四秒钟，从峡谷底上来一声叫唤，我和大杨飞身掠出，三步并成两步往下窜，一边大声叫：“厂长，你怎么样？”

    “没事没事，”只听他有气无力说，“方平，麻烦你，端，一把，躺椅，下来，行吗？”

    六

    刘先生就在厂里宴请伊滕的那家宾馆下榻，我熟门熟路，走到总服务台问他的房间号码。“向左拐，201室。”服务员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向左拐，听他在身后对什么人说，“太阳从西边出米了，今天竟有个男人来找刘胖子。”

    “刘先生？富贵发财？”

    “您客气您客气，快请里面坐。”他满脸堆笑，请我进屋，团团转着拿香烟饮料。我觉得他像是又肿了些，几个月前我和大杨和他接触过，原先考虑买JO公司的生产线，因为报价不合适，我们才找上伊滕的。

    “方先生，”他向我敬烟，“那笔生意后来不知怎么样啦？”

    “我们已经和日本的艾卡公司签下合同了。怎么，你找我来想谈这件事？难道你们还没死心吗？”

    “哪里，”他笑着说，“我随便说说，买卖不成人情在嘛。我们搞销售的有条行规，成不成交看运气，可绝不能拆同行的台。”

    我连抽了刘胖子几支万宝路烟。自从和外国人谈判以来，抽外国烟抽惯了，现在觉得国产货不过瘾。“您喜欢抽这个牌子吧，”刘胖子好像也看出来了，“我这里还有两条，您拿去抽吧，我知道你们的商店里不好买。”

    他起身要去取烟，被我挡住了。“怎么啦，没关系的。”他微微一笑，这笑容真叫我讨厌，好像底牌都抓在他手里。“方先生，”他说，“我可没有别的想法，您看您在这里也是抽，拿回家也是抽，这不—样吗？”

    “不一样，”我说，“我抽你的烟不白抽，我也回敬你，”我从口袋里掏出烟，放在茶几上，“不过我这是飞马牌，四角多一包，煤焦油含量高，你不愿抽，我们是朋友，所以也不说你看不起我啦，你看，我也有条行规，不欠人情。”

    刘胖子又笑了，换了个话题。“不是我多嘴，”他说，“你们跟伊滕打交道可得小心些，他太精了，艾卡公司产品的质量……”他狠狠摇了几下头。

    “那是自然，艾卡的系统不能和你们JO公司比，但问题是他们报的价也低啊。”

    “一分价钱一分货，JO系统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怎么说也不能算贵。”

    “你说得都对，我也知道，可我们就这点钱，”我指着茶几上的香烟，“就比如抽烟吧，难道我不懂你这万宝路比我的飞马好？可我为什么又要买飞马呢？”

    刘先生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意味。“我是担心贵厂会不会因小而失大？我想伊滕说不定要在合同里塞进条附加款，比如必须从他们那里进K3散件等等，这可是他的一贯手法。要是贵厂买敝公司的产品，就可以省去那笔外汇，发展你们自己的散件啰。”

    “刘先生，这回可让你猜对了。”我对他说。接着，我又对自己说，你才没猜对呢，刘胖子，“贵厂”厂长就怕伊滕以后不肯卖散件，为了这还预付了十万元定金。

    七

    下面车间的工人老看我们科室干部不顺眼，那天厂长开会，说第—线在拼命干活，而科室里还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大半天，难怪别人有意见。我们反驳说，这不是妒忌就是十足无知，饮茶抽烟是交际的重要手段，读报则更不可少，我们是处在信息革命时代呀，一条新的信息，往往比几百工人干一个月还管用。厂长皱皱眉头，但也不敢说我们不对。

    我放下报纸，对大杨说：“喂，你看过今天的报纸吗？”

    “看了，”他说，“六频道有个美国电影。”

    我—下摁灭了大半支烟。“大杨，你怎么像我岳父一样，看报只注意电视节目预告呢。”

    “还能怎么样？下班回家，看个精彩电视，然后上床睡觉，万念皆空，也算没白过这一天了。你要我看什么呢？”

    “看看别的，比如说国际经济新闻。”

    “国际经济，”他拿起报，一晃又放下，“方平，我说你倒该去看看厂长。他病假几天了，屁股肿得——他可是在你们家摔坏的。”

    我大笑。“他来了一次，就摔坏了，我们家老泰山每天得在那楼梯上下几十次，七十多岁的人了，也没谁担心过他会不会摔死。”

    “你可不能昧了良心，”大杨有些不高兴，“不管怎么说，厂长是为了房子的事才去你家的。”

    “好了，你说得对。”我想不管怎么说，厂长是被他拖来的。“放心吧，厂长没事，至多后天他就会到厂里来了。”

    “你怎么知道？”

    “这就是看报的益处了，”我故作神秘说，“世界上毕竟还有些事情比屁股更重要啊。”

    有个电话进来。为了表示我领情，我抢在大杨的前面。“要方平听电话。”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想怎么又来了，她不明白第一次是喜剧，第二次就是闹剧的道理？

    “方平不在，”我说，“他陪两个姑娘出去看电影了。”

    “你少啰唆，快给我下来，我就在你们厂门口。”

    “上班时间禁止会客，这是我们厂里规定的。”

    “你他妈下来不下来？你不下来，我就上楼了！”

    我目瞪口呆放下电话。大杨问：“你又惹什么事啦？”

    “不知道。”我摇摇头，“怕是比天还大的事。蚂蚁上树佛跳墙，每天晚上要看爱情小说的女人开口骂娘，这城里不是要地震就是在酝酿革命了。”

    妻子把在厂门口，剑眉怒竖：“爸爸住院了，你知道吗？”

    “住院？为什么住院？”

    “他昏过去了。”

    “打太极拳还能让人昏厥，这倒是该引起注意的。”我说。

    “胡说八道。我问你，爸爸柜子底下的那双旧皮鞋，是你让儿子拿出去换糖的吧！”

    我后退一步。“是又怎么样，把小手枪放下，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那皮鞋，你想放到革命历史博物馆去展览，也得问别人收不收呀。”

    “你放屁！我警告你，要是爸爸有什么意外，你就是杀人凶手。他买了十张住房储蓄有奖存单，全藏在那双鞋里！”

    “他买了什么？”我又问一遍。

    “住房储蓄存单。五十块钱一张，十张五百块，他从退休金里省出来的，让你去换了两块麦芽糖。”

    我认了晦气。我知道真有不少老年人喜欢干这种事。“可他干吗看中那双皮鞋呢？就算他不相信人民银行，也该找个可口可乐罐埋在地里。唉，还真有钱买那种玩意儿，连利息都白白送人了。”

    “他也是好心，想解决我们的房子问题。方平，现在你说怎么办？”

    她就是这样，脾气得由她发，可拿主意却又要来问我。“怎么办，”我说，“还能怎么办，我们的存款总还不止五百吧，把钱还他。其实不还也罢，反正老头的钱迟早归我们儿子。”

    “你想得美，”妻子叹了一口大气，“要就是五百块钱的事，我也不会这么着急。爸爸认定了这次他能中奖，他说两室一厅的套房至少值两万呢。”

    “岂有此理，”我急了，一蹦三尺高，“他凭什么会中奖，十万户一个开奖组，才两套住房，0.02%的可能性，不就等于没有？他认定能中奖，难道他也懂黑皮那种邪门歪道？”

    “他就这样想，我有什么办法。”妻子望着我，两眼泪水汪汪，“是你弄出的事，你快去找找那个换破烂的老头。要是爸爸想不开，真有三长两短……”

    “好啦好啦，我去找就是，你回医院去吧。”我把她送到车站，然后回到办公室，点上一支烟，在这几百万人口的城里找一个老头，这可能性又比0.02%小多了，简直是大海捞针。我拿起报纸，翻到中缝处，我想碰碰运气，在电视节目预告上会不会有失物招领的广告。

    八

    “大伙都发表一点意见嘛，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厂长说得像求情似的。

    大伙围着长桌坐，可没人发表意见，都盯着自己手里的报纸。国际经济版上有一块豆腐干大的新闻，大标题是“日政府再次宣布日元升值”，小标题是“两月来日元对美元比价已上涨40%”。

    “小日本把我们给坑了，”厂长又说，“他早不升值，晚不升值，偏偏钻我们签过合同又没付款的空子，这不存心跟我们厂过不去吗。我们原图个便宜，这下好，涨价40%，连JO系统都没那么贵，早知道这样，我们不会去跟法国佬做交易吗！”

    “还不光这些，”我说，“你合同里写着往后每年从艾卡公司进那么多K3散件哪。”

    “可不是吗，”厂长痛不欲生，“我们上哪去弄那些个外汇，原材料一提价，产品也得跟着提，国内市场竞争那么激烈，叫我们卖给谁去！”

    他用力捶了下桌子，差点把茶杯弄翻了，接着双手紧抱住脑袋，一声不吭。我想起一句俗话，顾头不顾腚，不由暗暗好笑。可别的人没一个想笑的，大杨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老蒋一个劲抽烟，他们王经理跷着二郎腿、两眼死望着天花板。我很知道他在望什么，那天花板上水迹斑斑，像幅世界地图，往常开会时我也没少望。

    “你们倒是说话呀，”厂长哀鸣，“就算救我一命行吧。”

    我忍不住插了句嘴：“这种事其实早该想到了，当初定合同就得坚持付美元，如果日本人不同意，可以选一种稳定货币，比如瑞士法郎什么的，再不然，也可以注明依照合同签订日的汇率付款。这样谁也吃不了亏。”

    “马后炮，”厂长说，“那时候你怎么不说！”

    “那时候你也没问我呀。就是我想说，恐怕你也听不见，我们中间隔着个日本海呢。再说，这只是个常识问题，王经理他们是干进出口的，还能不懂这一套。”

    我顺手将了王经理一军，叫他不好意思再欣赏世界风光，厂长看着他。“这个，”他吞吞吐吐，“这常识我们当然很清楚，不过……”

    “不过什么？”厂长心急火燎。

    “不过他们官商有官商的行规。”我笑笑说。腿一阵剧痛，像是辆十吨卡车撞上了我。

    “你说他们有什么规？”厂长问我。老蒋不动声色吐着烟，可射向我的眼光却像飞刀似的。

    “没什么，”我咬住牙关，“我说他们大概盼着日元狂跌，让我们厂赚上一笔便宜。”

    “是的，是这样，”王经理点头说，“国际金融变幻莫测，你们外行人是看不出门道的，我本来估计中东局势会迅速恶化，要是石油提价，日元准得大跌。”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厂长问，“能不能要求中止合同？”

    “不行，”王经理斩钉截铁，“那就叫毁约，要罚款的。再说我们也不能失信于人。”

    “那我们就等着破产吗？难道就非得把这碗毒药喝下去吗？”厂长面色惨白，捂上了眼睛，好像真有谁逼他喝毒药下去。老蒋点燃烟，王经理又望那地图，大杨不敢看厂长，却一个劲地看我，于是我又耐不住了。“看运气吧，”我说，“开局开坏了，现在只能等别人走臭棋。厂长，你相信机遇吗？有时候买一张住房储蓄存款都能中个头奖。”

    九

    老朋友黑皮弃工从商时说过，机遇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就像鲁迅笔下的路。伊滕来函的那天，我突然想到了这句话。“嘿，他请我们吃饭。”大杨惊奇地叫道。我再看厂长，只见他捧着请柬，双手不住地抖，像接到了法院的传票。

    我们心神不定赴了宴，在饭店门口被伊滕迎住，挨个大握手一番，他准是运上了空手道的暗劲，上桌后我连虾仁都夹不起来。厂长更是食不甘味，看他几次想开口说什么，都被伊滕挡下劝酒。大杨悄悄对我说：“怎么王经理和老蒋没来？”我暗忖这多半是个鸿门宴，但是猜不透伊滕在哪儿伏着兵，意在何为。

    酒喝得差不多，大家松开领带扣，厂长脸上又现出一块钱人民币的颜色，项庄上场了。“我公司遇到了一点麻烦。”伊滕沉重地说。厂长拼命点头，深有同感，我们厂的麻烦实在比日本人更多。

    “艾卡公司决心要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出力，所以我们无保留地向你们提供先进技术。K3散件是目前世界上性质最好的高级电子元件，可以应用于许多尖端产品，一向属于禁运物资。我公司卖给贵厂，也是表示友谊的诚意。但是，有人走漏了消息。”伊滕脸色严峻，挨个看过我们三人的脸，我心里不由一凛。

    “按你们中国人的说法，某些无耻小人不愿看到我们合作，他们企图破坏中日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所以他们向巴黎统筹会告发了艾卡公司。我已经查明这小人是谁了，我们不会忘记这件事。”

    “鉴于东芝的先例，我公司不得不对合同进行一点修正，”他口气一转，又堆出笑容，“不过你们不必担心，艾卡决不会让贵厂的生产受到影响，K3散件不让出口，我们可以提供组装件，性能是完全一样的，当然，价格稍微要贵些。”

    “还要贵？”厂长立刻歪了半边脸，像是牙痛。

    “只贵—点儿，”伊滕忙解释，“可贵厂并不吃亏呀，反正散件总得经过组装才能安进整机，我组装，你们厂就省去一道工序了，我们日本的组装工艺一定不会比你们差。”

    我举起手里的杯子，对着灯光晃晃，看那纯净的啤酒一串串冒起气泡，然后我把那酒一饮而尽，顿时胃里一阵爽快。“伊滕先生，”我说，“你别客气，艾卡的工艺自然比我们强到了天上。不过很可惜，我们只能按合同办事，除了K3散件，什么件我厂都不要。”

    伊滕愣了一下：“方先生，我可以保证，组装件的质量将超过散件，你们没有理由非要散件的，至于价格，我们双方还可以进一步协商嘛。”

    “这不是个价格问题，我们就是要K3散件，说不定我们还想把它转卖给造雷达的厂呢。”

    伊滕有些失态了，他板着脸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公司无法向你们提供K3散件，希望体谅我们的处境。”

    “伊滕先生，”我说，“像你这样精明能干的谈判家总不会不懂做生意的行规吧，巴黎统筹会不是昨天刚成立的，当初谈判时你就该想到这一点。要是不能提供K3散件，那你们就毁约了，我厂拒绝履行合同，并要向贵公司索赔。”

    十

    厂长没让我们去跟艾卡公司打官司，能回掉那笔生意他就谢天谢地了，哪还敢想人家的钱，他的大道理让我们也折服了，国家连战争赔款都没要，咱们这点意思算个啥。

    他大步走进我们科，气宇轩昂，显然浑身上下的伤口都愈合了。“方平，”他对我说，“你说得不错，命不该绝，喝下毒药都补身子。你赶快和JO公司办事处联系一下，试试能不能还点价。”

    “不行啊，”我愁眉苦脸，“我得请假回去，我那老岳父今天下午出院。”

    “老人家也摔伤啦，”厂长惊呼，“哎呀，你家那楼梯可真是……小方，你放心，分房的事包在我身上，一定尽快给你解决，可谈判你还得抓紧，已经过了大半年了，要是到年底还敲不下合同，我们又得从头开始申请外汇。”

    他把一大堆资料丢到大杨面前。“看看这个，美国三星公司系统的报价，经委介绍过来的，他们说三星公司是我们市的老客户，希望优先考虑。钱不够的话，经委可以想法子批点地方外汇。三星公司的代表已经从美国来了，住在西郊，这是名片。你们找她谈谈，货比三家不吃亏。”

    厂长风急电火走了。大杨拿过名片，忽然叫出声来：“朱露露女士！怪了，怎么是她？”

    “什么意思，”我问，“什么叫怎么是她？”

    “这朱露露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呀。”

    “同班同学有什么了不起，要是早生两年，我和林立果还同班同学呢。可又怎么样，他照样死在蒙古，我照样住我的亭子间。”

    “我不是这意思，”大杨说，“我是听说她去美国读研究生，怎么摇身一变成了中国销售部经理了。”

    “你这观念跟不上时代了。有人先读书后做生意，有人先做生意后读书，殊途而同归。对了大杨，你和贵同学谈谈，我们成全她的买卖，让她给我们找经济担保去留学，这样我俩不也就先做生意后读书啦。”

    我想和刘胖子约个时间见面，可被大杨抢了先。他和那朱女士在电话里大肆怀旧，说得眉飞色舞，真不知道他还那么会聊。我把三星公司的资料翻到最后一页，他们才谈到班上谁谁谁官到哪一级，谁谁谁有几个孩子。实在等不及，我就去了医院。

    妻子在医院门口摩拳擦掌，那张脸就像是好望角在酝酿风暴。我没给她发作的机会，走到她面前，我把手里提的网兜向她一塞，那里是半只烤鸭、两斤红肠和一瓶黄酒，我估计她肯定会先考虑数学问题。等她算活了经济账，但愿我的船已经开过了马达加斯加。

    当然，烤鸭和红肠基本是被儿子享用了。岳父吃得很少，说得更少，像是已经对我深恶痛绝。那晚上，“柏林墙”西面灯光经久不息，老头拍着儿子的背，嘴里念念有词。妻子伏在我耳边说：“方平，你知道爸爸在嘀咕什么吗？”

    “不知道，”我仔细听了听，“是不是在背乘法口诀表？”

    “放屁，他在念存单的号码呢，他把那十张有奖存单的号码都记在心里了。”

    我突然感到浑身发冷。要是老头的存单真中了奖怎么办？不管怎么说，十万户里总得有两张要中的，天下巧事多着呢，伊滕的合同不就吹了吗？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0.02%的可能性，比万一整整多上一倍哪。想到这儿，我肩上猛地一痛，不知是抽筋了，还是被老婆拧了一下。

    十一

    那条小街原来很安静，自从开了小商品市场，可就面目全非了。路两边是一排到底架着蓝色波纹板的摊位，窄狭的街心满是红男绿女，眯起眼看像是条热带河流。我拉起衣领，戴上太阳镜，走到一个卖服装的小摊前。皮肤黑黑的摊主吹着口哨，我找的就是他。

    “哎，您要什么？”那小子殷勤地站起。

    “不买什么，随便看看。”我顺手拨了下摊上挂的衣服，标的价钱着实吓了我一跳。

    “干吗随便看，您随便买嘛。来，我替你挑，”他取下一件黑皮夹克，“这件怎么样，配上这副眼镜，我敢说你不比高仓健差多少。”

    “太贵了，”我说，“再说我还没那么老。”

    “明白了，”他会心地笑笑，“你做得对，我们这年纪是得穿花哨点，把失去的青春补回来。”他从摊位下拉出一条白色的麻布裤，“这式样行了吧，够青春的啦。”

    我拉过那条裤子，捏了捏，把它翻了个里朝外，口袋布上见不到市场管理处的红图章。“你逃税了。”我粗起嗓门。

    他脸色唰地变了，一把抢回裤子。“啊呀，我拿错了，”他飞快塞上根外烟，“您是工商管理局的？新来的吧？我跟你们老王小李都很熟，来来来，请抽烟。”

    我抓住他那只塞烟的手：“干什么，想腐蚀国家干部吗！睁开眼看看，老子是谁。”

    我摘下太阳眼镜，听到他像哭似的笑声。“方平小子，他妈的是你啊。我是想工商局那班家伙真那么好意思，还跑来找我的麻烦。”

    我点上他的烟。“黑皮，你是不是把老王和小李收买了？”

    “没的事，我是规矩人，哪敢腐蚀国家干部。方平，你不错，还想着来看看老朋友。”

    “我不是来看你的，我是来看衣服的。”

    “那更不错了，”他指指挂架，又从摊底下抡出那条白裤子，“你想买哪件，我给你打个折扣。”

    “黑皮，你真好意思？就冲我们一块穿开裆裤打弹子的交情，你连送一件衣服给我都不舍得！”

    “话不是那么说的，要看那份交情，我把命给你一半也成啊。可咱们小本生意有个行规，货物进了门，就不能白送人，要不就算你八字里有三才聚顶都得倒运。别说你，现在就是我亲爹来，我都得象征性收他几块钱。”

    也许真有这行规，因为他虽然不肯送衣服，却立刻收了摊，要请我去吃西餐。我帮他把那些货塞进两个大蛇皮袋，他从夹弄里推出辆雅马哈，让我和蛇皮袋都挤上后座。风呼呼拉过耳边，我紧紧抱住他的腰。

    “你在厂里干得怎么样？”

    “还过得去，八九十块一月。”

    “来给我看摊如何，方平，我出你二百。”

    “你打算雇工剥削吗？”

    “这我可就糊涂了。你拿八十块挺好，我给二百就是剥削？要这算剥削，有多少都冲着我来吧。其实我才不要你呢，我已经物色了一个小美人，看摊兼服装模特儿，必要时还能陪老板外出应酬交际。”

    “这话我听着怎么有点心惊肉跳。”

    “你放心，我和她可是一干二净，像白猫牌洗洁精那样。不过说实话，她的手可要比你柔软多了。”

    直至到餐馆，雅马哈熄了火，我才定下神，想起正事。黑皮和大杨是一个学校的，他多半知道那位朱女士的底。

    十二

    我敲了半天，刘胖子才来开门。“方先生哪，”他边系睡袍带子边说，“我等了您好久了。”我想难道就为了这点他让我也等上好久的吗？一股香水味从他身上直扑我鼻孔，不过这年头男人都兴用化妆品，何况他又是法国籍，所以我不敢说有位女士躲在他卧室里。

    “我真是等了您好久，”他请我坐，“你要再不来，我就要到府上拜访了。”

    “那可不敢当，”我说，“伤在我府上的人已经够多了，你等我有什么事吗？”

    他一愣：“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只是想和您聊聊。”

    我抽着烟，好半天没说话。他坐着干着急，嘴唇张开又合上，很有点欲说还休的味道。卧室门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我向那边望去，他赶忙打岔。“万先生，那您来又有什么事呢？”

    “是这样，我们和艾卡公司的合同砸了。”

    “砸了好啊，”他很高兴，“我早说道，跟伊滕打交道你们不会有好处。”

    “倒不是为了这个，”我说，“是有人向巴统会告了艾卡，我们厂想谈也谈不成了。”“有这种人，”他像是大吃一惊，“无聊，太无聊。不过我得说，这对贵厂可不是件坏事。”

    “一点不错。”我猜他大概还不知道这是天大的好事，要没有那种无聊家伙，我们厂就怕要申请破产了。

    “如果贵厂还需要引进，”刘胖子两眼紧盯我，就像饿狼扑食，“敝公司随时愿意效劳。”

    我看着半截烟头：“要当然要，可你们的报价……”

    “我敢担保，比起其他公司，我们的价格绝算不上贵。”

    “你说得不错，可是，”我举起烟，“就好比买烟……”

    “我知道，你们就这点钱，”刘胖子打断我的话，使劲咬了咬牙，“这样吧，我再降价10%。天哪，按这价我们公司已经亏本了，老板说不定会炒我的鱿鱼。”

    他把牙咬得太使劲，以至于不像真发了狠心。我哈哈一笑。“你别那么说，刘先生，我可是读过《资本论》的，要说资本家做买卖不赚钱，走遍天下都没人信。”

    “真的，”他愁眉苦脸，“这笔买卖我们只能保本。我们不是外人，方先生，我对您说心里话吧，我们公司之所以愿意这么做，是希望通过贵厂打进中国市场，要不考虑到前景，谁肯干哪。我给您的是最后价格，再也不能退后了，不过我可以送给你们全套JO系统的资料，这套资料如果出售的话得几十万美元，像伊滕那种家伙有钱我们都不卖。方先生你看，我们是有十足的诚意，请您一定玉成此事。”

    “我们再说一句心里话吧，”我说，“刘先生，你个人在这笔生意里有什么利益吗？”

    他看了我好一阵，慢慢地脸上浮出笑容。“按行现，我可以提取2%的佣金。另外老板派我来中国打开局面，要是做出成绩，他自然不会亏待我。我非常想做成这笔生意，方兄，我们不是外人，如果你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一定会感谢你的。你家里缺少彩电吗……也许你需要有人帮助出国留学……”

    十三

    这天清早，岳父像老僧入定，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我心想他大概又上了哪个走方武师的当，把太极拳换成静坐功了。没人知道他会多少种健身之道，从搬进这个家来，我亲眼见他练过甩手、倒走、鹤翔桩、舞剑、大雁功、十八法和抱树，可越练却越不成了，为了双破皮鞋进了医院。

    妻子把我拉到楼梯口：“方平，今天你别待在家里，去外面走走吧，晚上再回来。”

    “干吗？”我说，“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今天是星期天，我高兴待在家里。”

    她眼一瞪：“你没看电视节目预告？下午两点转播住房储蓄开奖实况。我看你还是避一避的好，免得惹爸爸生气。”

    儿子不愿跟我出去，我众叛亲离，看了一场无聊的打斗电影，然后乘车来到厂里新落成的宿舍楼边。太阳正当头，在耀眼的光线下，这幢四层楼房显得辉煌夺目，引了不少行人停步观望。我想起黑皮的预言。他说的有点道理，不搬家我后半辈子顺不了，倒不是因为风水的缘故，关键在于我应该有自己的房子。

    老蒋正在家里打沙发，看到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怎么啦，”我说，“是不是伊滕请客没叫你，让你生气了？”

    “这关人家伊滕什么，”他没好气地说，“是你们让我生气了。你们干吗回掉艾卡的合同？朝三暮四，前说后忘记，言不信行不果，这山望得那山高，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别啰唆一大套，你们不是官商吗？”

    “谁说的，”他翻脸不认账，“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又怎么样？官商也得完成指标是吧。这回日元升值本来能让我拿份超额奖，这下好，全让你们厂给砸了。”

    我安慰他：“别急，有你赚的，我们不是又在跟两家外商谈着吗？”

    他撇了撇嘴：“那姓朱的可不好对付，她给市里引进五条线了，光过我手就有三条，一点小意思都没见到。”

    我打开那台松下彩电，开奖仪式已经到最后关头。“你看这些干吗？”老蒋问，“你买了？”

    “傻瓜才买，”我说，“劳民伤财，大白天做梦，牛肉包子打狗，偷鸡不成蚀把米，竹篮子打水—场空。是我老岳父买的。”

    电视机里响出排山倒海般的叹息声，那两套万众瞩目的住房不知落入了谁手。我长长吐了口气：“上帝保佑。”

    “中了？”老蒋—蹦子跑过来。

    “没中。”

    “那你高兴什么？”

    “当然高兴，要是中了，我今晚上就得流落街头。”

    “别忙，让我想想。你买了彩票，又不希望能中，你存着什么心！”他把手按上我额头，“方平，你是犯病了吧？”

    “没犯病，我是犯错误啦，”我低头认罪，“我把阿拉丁的神灯去换了两块麦芽糖。”

    十四

    “朱露露，女，生于1952年。原名朱抗美，‘文革’初改名朱要武。1968年初小毕业。同年参军。1973年推荐进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在团委工作。19683年赴美留学。1984或1985年被三星公司聘用。据悉已获得绿卡。看来这女人是个全才，既当兵，又当老百姓，兼通理工政文，还会做生意，真可谓女强人啊，是不是大杨？”

    大杨看着我，不动声色。

    “家庭成员：丈夫，市中心医院内科医生，儿子，六岁，已于年初赴美。主要社会关系：父，市经委朱主任。大杨，你总不至于纯真得连贵同学是经委主任的女公子都不知道吧。”

    “我知道，”大杨还不动声色，“可那又怎么样，我们谈的是生意，不考虑其他因素。”

    “是没怎么样，你要是早告诉了我，我也就不考虑这因素了。可现在我老惦记着局里那批老爷干吗那么起劲，甚至连你这种小人物都上蹿下跳凑起热闹来啦。”

    “谁上蹿下跳啦？”大杨说，“真胡说八道，我不过看在同学的面子上，帮帮忙罢了。”

    “那好大杨，上次我说让她给咱们批保是开玩笑，现在来真的。你去对贵同学说说，请她帮帮忙，换给我一千元外汇券。我想添台彩电，不是要分我新房子了吗，我也该更新些设备对吧，听说用外汇券在友谊商店能买到便宜货。喂，干吗这样，我不是白拿她的，我还她人民币！”

    “你知道我不会开这种口。”大杨苦着脸说。

    “嗯，那我又何必帮你同学的忙呢？三星公司的报价比刘胖子贵一成，性能还差些，我才不买她的，管她的介绍人和老同学是谁呢！”

    大杨看着我，看得我侧过了脸。他说：“方平，要是你以为我在这事里能捞到什么好处，那你可把我看错了。咱们虽然是小人物，可不干亏心事，不管别人怎么对我，我对得起别人。方平，你能干，熟悉业务，我说过我不如你，这个技术科长原该你当的，别做鬼脸，这是我心里话。但你也别得意，比起你来，我有个大优点，你这人太会冲动，爱刺人，你把人全得罪了，结果事情还是办不好。你不是检查出心动过速了吗，这样下去，对身体可没有好处。”

    我低下头，塞住耳孔，我想我是把大杨看错了，原来他也是个全才，真该让他顶替老同学的团委书记。一个电话救了我的命，那时我都想跳窗了。大杨吞下没说的话，不耐烦地把听筒送给我，我听过便夺门想走，大杨追着问是谁打来的。“还有谁，”我说，“刘晓庆。”

    十五

    刘胖子把香烟丢在茶几上，又取出一瓶包得花花绿绿的洋酒。“怎么样，今天我们能喝一杯庆贺庆贺了吧。”

    “为了什么，”我问，“是你结婚了？在宾馆门口搭上的吧？听说这种姑娘，现在一抓一把？”

    “哪有此事，哪有此事，”他有些不高兴，但涵养很好，“我是说敝公司与贵厂签订合同的事。”

    “这事啊，不忙不忙，我说过能行吗？还不一定呢。”

    他坐到我对面。“怎么还不一定，伊滕上滑铁卢了，现在只有两家在争这笔生意。据我所知，三星公司的报价比我们高一成，性能远不及我们，贵厂还能买他们的货？”

    “你怎么知道的，消息很灵通啊？”

    “当然啰，”他那胖脸上浮出油光，“你以为我每天花公司百十美金包这套房，工资津贴一个不少，是在这里吃喝玩乐吗？我们那里可不兴大锅饭啊！”

    我又好气又好笑，不兴大锅饭也未见得就能百发百中呀，这做生意讲的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像分配住房，哪怕厂长把胸脯拍得再响，没拿房门钥匙，我可不敢喝酒庆贺。我想该怎么点拨他一下。“刘先生，你知道海内有逐臭之夫吗？”

    “呃，不太清楚，这不是什么新研制的系统吧？”

    “让我换句话说，你原籍何处？”

    “原籍？噢，山西。不过我生在香港。”

    “山西喜欢吃醋，可宁波人吃得就怪了，他们爱把东西捂臭了吃，什么臭冬瓜臭千张的，你从没试过吧？”

    “没有没有，恐怕敝人还不具备那种勇气。不过我们法国最美味的奶酪，不会欣赏的人也总说有那种气味。”

    “是啊，刘先生你看，连吃都有人专挑臭的，那买东西为什么就不能选贵而次的呢？”

    “你和我说笑了，”刘先生哈哈大笑起来，“口味各人不同，可做生意嘛，总还有个行规吧，你真会开玩笑。”

    “唉，你可真固执，干脆我把我们这里做生意的行规也跟你说了吧。比如我们厂想从贵公司进一条生产线，我们首先得向所属局打一个报告，说明用途和投产前景，局里同意后，我们再问市经委打报告争取立项，经委批准立项了，我们就要去部里批外汇，有时外汇还不打一处来，得从部里挖一点，从市里再挖一点，弄不好还是议价的，有了外汇指标，我们再去银行讨贷款。注意，这外汇可不是给我们厂的，是批到部里或市里的进出口公司，谈判由他们出面，合同他们拍板。好吧，这也不算什么，只是这些麻烦事还都得在一年内办完，过了年所有的批件就无效了，你从头再忙吧。明白了吗，在这些关节中，只要有一个走不动，或者出了其他的意外，我们的合同就签不下来。”

    “我知道，”他说，“这里办事的确比较、比较细致些，不过我不懂这和我们的交易有何关系？我不信真有人找贵而次的货买，除非他是疯了。”

    我狠狠吸了口烟，心想谁疯了，你才疯了呢，我明明说了海内有逐臭之夫嘛。可再往下我就没法向刘胖子点明了，要不真会坏了涉外的行规。

    十六

    “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我指着挂在墙上的图表，“对比之下，美国三星公司系统的各项指标均低于法国JO公司，但价格却高了10%。大杨和我跟三星的代表谈了几次，她始终不肯杀价。总之，我认为我们没什么可选择的。”

    我们在厂长办公室里，厂部的头头都齐了，坐得东倒西歪，像一尊尊罗汉。厂长用手指头轻轻敲着太阳穴，我知道我给他出了个难题，但行规如此，我也没办法，何况那朱露露盛气凌人，好像我们的牌都抓在她手里，我一见她心里就来气。

    她选在西郊宾馆的休息厅里和我们谈判。那个厅大白天都拉下窗帘，点着昏昏的灯，让市节约用电委员会看到准摇头。墙角有一架大钢琴奏着克莱德曼的小曲，黄头发绿眼睛的洋人悠闲地晃着二郎腿，这环境对朱露露可正合适，反正我开上去的问题她多半答不出来。我想是不是中国人的智商特别高，连她这样的都当上了销售部经理，要真是如此，我兴许还能干西屋公司的总裁呢。就在那时，我又斗胆生出放洋之心。

    大概大杨真把外汇券的事对老同学谈了，她没让我开口就堵上了大门。“你们国内总以为美国遍地是黄金，”她愤愤不平，“哪有这种事。国外工资高点不错，可人家生活水平多高。你们以为我三天两头飞来飞去舒服啊，实在叫没法子。人总得有个窝吧，我买下一幢房子，三间卧室，有一个小游泳池，马马虎虎过得去，但是那价钱，说出来能把你们俩吓死。分期付款欠了一身债，我不拼命不行呀。哪比你们，坐坐办公室，干又像不干，不干又在干，那多痛快。”她叹了口气，我和大杨吸了口气。

    “这里头怕是有什么误会吧，”厂长说，“听经委的同志介绍，三星是我们老客户，有不少厂买过他们的产品啊。”

    “没错，市里一共从三星引进了五条线，我都去看过了，到目前为止，还没一条线能投产，技术问题一大堆。那几家厂都说是上了贼船了。”大杨拉拉我袖口，我没理他。

    厂长搔了搔头皮：“不管怎么说，这是经委牵的线，不看僧面看佛面，往后还得靠他们批外汇呢。我看，就定下买三星的吧。”他看看厂部的头头们，那些人没声没息点点头，接下来他又看着大杨和我。“关于技术上的问题，你们两个多考虑一下，我想总是有办法解决的。噢，小方这次为引进出了大力，可我们对他关心不够。他家里住房很困难，特别那楼梯，别提多难走，前一段时间他岳父又把腿摔伤了。这是我的疏忽。总务科长，你记一下，方平的房子一定在首批分配时解决。对了，还有件事。三星公司邀请我们出三四个人去美国考察，在那边的费用他们包。这次我们争取让技术科去个人。不过先别乐观，王经理咬死了要名额，经委那里恐怕也得要一个，唉，再安排吧。”

    他大概说累了，双手抱住脑袋，不住地揉太阳穴。过了好一会，他抬起头，有气无力地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了。”我说，忍不住一阵咳嗽。

    十七

    我把新房间的钥匙摸了上千遍，直到它能像铜镜似的映出我的脸，妻子才打电话上来。我对大杨说：“我要去看新房了，麻烦你接接电话。不是我说话不算数，这是最后一次。大杨，要是刘胖子来电话，你说我出差去了，走得越远越好。对了，你就说我去老山打仗，准备马革裹尸还乡。噢，别忘了，晚上在家里等我。”

    妻子站在厂门口，脸笑得就像我第一次把工资交给她时一样。我把钥匙扔到她手里：“唯物史观的又一次伟大胜利，看看，究竟靠什么搞来的房子。”

    “当然是你有办法啰，要不我怎么会嫁给你呢。”她给我灌迷汤，在那一刻里，我意识到自己的地位起了根本的变化，从今往后，是该咱们男子汉当家做主啦。

    我们走进宿舍楼，妻子收起笑脸，紧张得像是去朝圣。我那新居不大，但五脏俱全，一个小过道，独用厨房，独用卫生间，还有个小小的淋浴池。最重要的是，它有两间房间，柏林墙从此可以休矣，世界和平万岁。

    妻子贴我身边站着，心满意足地说：“方平，现在我们什么都有了，最好再能换一台彩色电视，让爸爸他也高兴高兴。”

    “那东西伤眼，不买也罢，”我断然说，“我看倒是可以考虑添一个保险箱，让老头子改改他的游击作风。”

    这天晚上朱露露在大酒店请客，庆祝咱们两家签约。六点钟，我在大杨家，他正看着宝贝女儿吃西瓜，美滋滋地像甜在自己嘴巴里。

    “哟，小宝，这天气还吃西瓜哪。”

    她把瓜举到我脸前：“方叔叔，我请你吃。”

    大杨赶紧拦住：“小宝自己吃，方叔叔是大人，大人不吃小孩子家的东西。”

    “对了小宝，”我说，“乖乖，自己吃吧。大人不吃小孩的东西，大人要吃公家去，吃外国佬去。”

    走到街上，我说：“大杨，你女儿可够大方的。”

    他误会了我的意思：“真没法请你吃，就只买了一块。暖房瓜，要九角一斤，谁舍得呀。可小宝看到赖着不走，怎么办呢。”

    “都一样，”我说，“大家都是一样。”

    车站上黑压压挤着一片人，都踮脚仰脖子望着街尽头，盼着赶家里的晚饭。大杨叹息一声：“我们这辈子也就算了，只想让孩子过得好一些，方平，你说人生一世，到底该怎么做人？”

    我理解他的意思，我想他问的也就是关于行规的事，只是奇怪他怎么会从小宝联想到这里，碰巧这答案我已经悟出来了，行规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就像鲁迅所说的路，看只看贴着哪边走抄近。不过我不打算告诉他，现在该是他自己拿主意的时候了。

    十八

    厂长拖我和大杨去拜访刘胖子，买卖不成人情在，何况JO公司还送了我们厂一套资料呢，我推托不掉，只得提前从老山前线退了役。

    我们来到宾馆，总服务台的那人直盯盯看着我们。我想他今天准要大吃一惊呢，竟然有三个男人来找刘胖子，太阳从哪边出来的？

    “同志，我们找201室的刘富财先生。”

    “刘胖子？”他一笑，“你们找不到他，他已经回国去了。”

    “回法国了？”大杨说，“前天我还接了他好几个电话哪，这么快，难道有什么急事？”

    那服务员说：“没急事，只不过是他疯了。大白天脱得赤条条在宾馆里乱窜，真吓人，像头刮光了的肥猪。我们通知了领事馆，他们派人把他送走了。”

    我们三个在宾馅门前站了一会，真有点若有所失的味道。深秋的太阳照得大家鼻尖冒汗。厂长搔着头皮说：“你们说，这件事和我们厂有没有关联？”

    我抢着说：“怎么没关联，他不就是为这疯的吗。天哪，这是外事纠纷，弄不好法国领事要向我们厂提抗议的！”

    厂长掏出手帕抹了把脸：“这样吧，你们俩先回厂，我现在就到局里去一次。”

    等厂长走没影了，大杨瞪了我一眼。“你这人哪，又犯老毛病了不是，你吓唬厂长干什么呢！”

    “怎么怪我，”我瞪还他一眼，“这不都是你和贵同学干的好事。”

    他火了。“你别提同学了行不行。同学怎么啦，她买她的大洋房，我当我的小科长，我和她有什么相干。你自己说的，你和林立果还是同学呢！”

    路边的电话亭空着，我问大杨要了几个分币，拉开门进去。“西郊宾馆吗？请给我接美国来的朱露露女士。”大杨用拳头砸着玻璃柜，“喂方平，你想干什么，你对她说这些没用。”线那头有人抓起了听筒，我向大杨摆摆手。“朱露露女士？我是市中心医院急救室。您父亲在我们这里，脑溢血，突然昏迷。是的，很严重，正尽全力抢救。请您立刻就来好吗？是，越快越好，晚了我们就不敢保证……”电话咔嗒一声挂断了，大杨在亭子外瞠目结舌。我再接再厉，又塞了个分币。“经委吗？我是西郊公安分局交通队，请朱主任说话。他在开会？好吧，那就麻烦你转达一声，恐怕实在不能算是好消息。半小时前在西郊宾馆门口发生了一场车祸，他的女儿不幸在车上。不不，当场没有断气，我们拦了辆车，立刻送了医院。现在怎么样还没有消息。是的，当然很严重。在西郊县医院急救室。最好请朱主任马上就去，可能需要亲属签字什么的。”

    我出了电话亭，大杨看着我，又是叹气又是摇头。“你看你，”他说，“又冲动了吧，何必呢？有什么意思呢？”

    “我冲什么动，”我说，“这工厂不是我家开的，刘富财又不是我小舅子，我干吗要冲动？告诉你吧，我从来不冲动，自打出娘肚子后我压根就没冲动过！”

    “好了好了，别说了。我们去喝杯咖啡，我请客。”他像哄小孩子似的拍着我的背，推着我向前走。

    异国情调的音乐。异国情调的咖啡馆。绿色的棕榈。金色的窗帘。黑丝绒旗袍迎面过来。猩红嘴唇微微张开：“先生，用点什么？”

    “两杯咖啡。”

    方糖。牛奶。亮闪闪的小罐子。方形的纸巾。白瓷杯冒着丝丝热气。雀巢咖啡，味道好极了。

    “还用点什么，先生？”

    “谢谢，不要了。”

    “两位用什么付账？”

    “人民币。”

    “十二块钱。”

    “多少？”大杨问。

    “十二元，一杯咖啡六元。”

    大杨脸色一下发白了，又从白变红，两只手像抄把子似的上下移动，一个个口袋翻得里朝外。数过最后几个硬币，他长长地喘了口气，脸色又由红转白。

    黑丝绒旗袍把一堆钱叮叮当当撸到托盘里，猩红嘴唇鸡屁股般噘了噘。“你当是买电车票哪，没钱就别上这地方来！”

    我真想把咖啡泼到她脸上，但是我忍住了。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像是黑皮，又像是上帝他老人家亲自在对我说话。方平，你不能冲动了。你心动过速，你颈椎肥大，你的腰腿都为那楼梯摔伤过。要是你躺倒了，可没人疼你，多半咱们的地球转得更轻快些。真的，方平小子，你不能再冲动了。要不，你怎么对得起那套刚到手的新房！

    原载《收获》1988年第1期

    点评

    这篇小说接近时下较为流行的职场小说，只不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没有这个称谓。小说塑造的主人公方平略显油滑，但认真对人、认真对事，严肃对待生活、家庭、工作，而且还富有正义感。在方平的身上体现了当时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处事方式。小说主要围绕国有企业的种种运作机制进行描写，就是所谓的“行规”。换成今天的话语，就是“潜规则”。通过负责采购谈判的方平，小说从侧面描写了国有企业及其运行机制中存在的运转不畅和若干问题。这些描写应该说触及到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痛点，比如回扣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各个行业较为普遍地存在的，也是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小说在塑造人物时主要采取对话的形式，语言生动风趣，较为口语化。对妻子、岳父、厂长、刘富财、伊藤、大杨等周围人物则采取了略带讽刺的语调，尤其是厂长的摔倒、岳父买住房储蓄有奖存单等情节都呈现出荒诞色彩。作为小人物的方平，虽然没有太高的理想追求，但基本的生活态度还是严肃认真的，因此，这篇小说与后来的新写实小说还有一定的区别。两者同样从生活本身来对人物进行观照，但本篇小说没有陷入相对主义的价值误区和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中，小说最后方平对朱露露的“报复”也说明了这一点。

    （刘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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