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更是自觉和群众同甘共苦。
在井冈山红军初创时期，官兵平等，上下一致，上至军长、党代表，下至战士、马夫，一律每天五分钱的菜金。要说生活不苦是假话，但红军战士一个个情绪高昂，并不觉得苦，因为他们看到毛委员、朱军长也同自己吃一样的饭菜，而工作又比别人辛苦得多。当时战士们就编了一首歌唱道：
红米饭呀么南瓜汤哟嗨，
挖野菜呀么也当粮哟，
毛委员和俺们在一起——
餐餐味道香嗨哟嗨。
到延安后，黄成玉、周少林都曾给毛泽东担任过专职炊事员。按说，有专人做饭，毛泽东的生活该好些了吧？因为边区再怎么困难，保障中央首长的物资供给还是可以的。但是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毛泽东仍坚持执行中央供给部规定的统一标准。一段时期，主食多是小米饭，每人一斤半小米，三钱油，五钱盐，一角钱菜金。站在炊事员的角度，当然是想尽力把主席的伙食搞好，可是伙食费又少得可怜。这个矛盾实在不好解决，常常使他们苦恼。
最初，炊事员既管做饭又掌握伙食费，一个人包干了。因为总想让主席吃好一点，所以月底结账，总要超支一点。一超支，毛泽东就要批评。一次对周少林说：“边区处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中，我们的干部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每月3元菜钱是中央和边区政府统一规定的，任何人都无权违反。我更应该以身作则，自觉遵守。可是，你总掌握不好，这是不能允许的。当然你的苦心我是理解的，但你的好心却给我帮了倒忙。”
老周回到宿舍里，心里真不是个滋味。不是因为挨批评感到委屈，而是觉得主席太苦了，每天没明没黑地工作，生活却不能得到改善。长期下去，身体怎么受得了呢？
当伙食费再一次超支了几毛钱时，毛泽东便断然采取组织措施，不让他一人兼二职了。管理伙食的任务交给了卫士贺清华。任务是接过来了，同样，小贺心里也直犯愁：任务不大，困难不小，责任很重。
延安城遭日寇飞机多次轰炸后，已失去了往日的繁华。为了隐蔽和安全，机关单位搬入山沟，南郊的孤魂沟被开辟为新市场，一公里长的沟两边店铺相连，商贾如云，整天叫声不绝。这里卖菜的人多，价格也便宜些，贺清华经常到这里买菜。当然只能在土豆、白菜、辣椒、萝卜这些最普通的品种上讨价还价。冬季市场上没有新鲜菜，只能靠贮存的土豆、白菜应付了。过上十天半月，割几两肉来，算是给主席改善伙食。卖肉的老板，因他买的太少，动刀子时常面带难色。贺清华又不能明说，只好解释说：“对不起，伙食费有限，让您费心了。”
炊事员同志也尽量设法变着花样做，对主食，或蒸、或焖、或将小米大米各半蒸二米饭，大家称为“国共合作饭”，因部分大米是国民党供给的。蒸时，在米碗中滴几滴油，放一撮盐，这样蒸出的饭别有一番滋味。对土豆这种家常菜也是丝、块、片、条、丁地变着花样。炒时，用红辣椒丝爆锅，又香又辣，很合主席的胃口。每月供应的面粉有限，就将剩下的小米饭掺和到面粉中发酵，这样既节省了面粉，蒸出的馒头又松软可口。
小贺和炊事员最怕给来客做饭，用一句俗话说：贼来不怕，客来怕。但毛主席又十分好客。有些外地的同志向主席汇报请示工作，主席常要留下来吃饭。小贺一听主席唤他：“贺清华，告诉老周，给客搞饭吃！”他就发愁了。客饭按说可以报销，但主席不让，仍要算在他的伙食里，这样，伙食费就更紧张了。
炊事员黄成玉为了让毛泽东既能吃得好，又不超标准，便经常动脑筋想办法。一天，他突然想到，猪蹄价钱便宜，如果用小火熬出汤来，很有营养，调料适当，味道也一定不坏，便决定试试。果然毛泽东很满意，晚上就请他去交谈。
毛泽东让坐后，问道：“今天的菜做得很好，是怎么回事？我的伙食费有没有超过呀？”
“没有超过。”老黄把自己的做法报告给主席。
主席听了后，连连点头说：“很好！现在我们正处在困难的时期，伙食费是少些，菜却要做得好些，怎么办呢？就要靠你们好好地研究研究。所以，做饭这个工作，也是有学问的，并不简单。既要精打细算，又要动脑筋找窍门。”
经过大生产运动，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到1943年边区就达到了丰衣足食，人民生活普遍得到了改善。毛泽东的生活虽然好了许多，每餐也只有两小碟菜、一个汤，吃多少，做多少，不许有一点浪费。延安机关曾搞了一个伙食竞赛，比哪个单位食堂吃得好、花样多，结果是中央党校的最好，中国女子大学的最差。警卫员在一起谈论时，被毛泽东听到了，便详细了解伙食竞赛的事，觉得这不是个好事情，比赛中势必会造成浪费，是不利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抗战的，便迅速纠正了这种做法。
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由苏联回到延安后生活不习惯。按情理，给点照顾是可以的。但是毛泽东不同意，让他到中央机关大灶食堂去吃饭，星期天也不例外。有人也许认为这是不近人情，但这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对子女在生活作风上的严格要求，是一种政治上的关心爱护，是一种真正的博大的父爱。
1940年，南洋华侨领袖、巨富陈嘉庚访问延安，毛泽东在杨家岭住处设便宴招待，席设于门外露天，取一圆桌面置方桌上，已陈旧不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布。老天偏偏不作美，一风吹来，白纸随风飘去。主人、客人相视大笑。
毛泽东如此简朴的生活，给这位华侨领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照国民党达官贵人的穷奢极欲，得出了“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结论。
历史确实被他言中了。
延安时期匮乏的物质条件，使党政军各级干部都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同甘共苦。毛泽东在给抗大学员讲课时，明确地告诉他们，到延安来一要牺牲升官，二要牺牲发财，将来到抗日前线对日作战，还可能牺牲生命。因为我们共产党以打日本救中国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生活实行供给制，延安仅有小米饭，津贴费多的每月5元、少的1元。因此，你们要经受住考验。要成为忠诚的抗日战士，就要准备吃苦，只有吃苦才能革命。
毛泽东上的第一课，使学员受到极深刻的教育。不仅是因为他讲课幽默风趣、吸引人，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吸着边区自产的劣质烟卷，喝着“白茶”——开水，穿着同红军战士一样的灰粗布服装，而且补了不少的补丁，鞋尖也已经磨破了。
长期在毛泽东身边照管生活的卫士白海山、贺清华、王来音、朱晓旭等，一讲起毛泽东的艰苦的生活作风，总是热泪盈眶，激动不已。
还是在保安的时候，贺清华想为毛泽东织一双毛袜子。一天在街上他发现有卖驼毛的，便买了一斤，精心地织了一双厚厚的毛袜送给主席。这双袜子跟着主席由保安县进到延安凤凰山，又到了杨家岭，经贺清华的手已补过几次，主席总舍不得丢掉。当又一次补好后，毛泽东送给了在大灶食堂担水的同志。
毛泽东的一条褥子经过长期的风雨带到了陕北，可想而知是个什么样子，但他怎么也不让换新的。1937年1月进驻延安途中，住在寺儿台时，因警卫员烧炕时多烧了些火，褥子被烧了碗口大个洞。同志们以为这下有理由更换一条新褥子了，但毛主席却让在破了的地方补上一块布，继续使用。
这条褥子伴随毛泽东在延安度过了十多个春秋，一直到了新中国成立，被带到北京。当然它的最后归宿是在革命博物馆占了一席之地。
在延安时，规定一年发两套单衣，两年发一套棉衣。如果按此规定执行，毛泽东的衣服还不至于破到补丁摞补丁的程度。因为伙食标准他是严格遵守的，而按时领取新衣服的制度他是经常违反的，总是少领衣服。毛泽东的逻辑是：咱们后方同志能省一点就省一点，节约下来送给前线的抗日战士。
1939年初冬，天气渐渐冷了，战士们都穿上了新发的既暖和又整齐的棉衣。可是毛泽东身上穿的，仍然是那件已经穿了四个年头的土布棉衣，两个胳膊肘上，也不知补过多少次补丁，袖口都露出了棉花。工作人员几次要给他换一件新棉衣，可是请示他的时候，他总是说：“现在边区生活很困难，大家的生活还很艰苦，我们应该省吃俭用。这件棉衣破了，洗洗补补，还可以穿嘛！”
毛泽东经常要到中央各部、军委、马列学院、陕北公学和抗大等单位开会，做报告，或讲课，身上穿着破棉衣，而警卫员却穿着崭新的棉衣，走到哪里，哪里的同志们都有意见，批评工作人员不关心主席的生活。
意见反映到管理局。管理局决定马上给主席做一件新棉衣。贺清华和叶子龙商量了一下，觉得应该给主席做一件好的、暖暖和和的棉衣。他们搞了几尺蓝布，请被服厂给主席做了一件棉衣。
贺清华想：棉衣做好了，当面交给主席，他肯定不会要，没准还要挨批评。于是，他趁主席休息的时候，把新棉衣送进去，把那件烂棉衣取出来。他原想把它拆洗干净，留起来，谁知拆的时候，那布糟透了，就是洗干净，也缝不起来了。
毛泽东起床后，看见一件新棉衣放在凳子上，旧棉衣却找不见，便在窑洞里呼唤警卫员。警卫员你推我拉的，谁也不肯进去。
主席唤起名字来了：
“贺清华！”
没办法，贺清华只得进去。
毛泽东坐在床边，指着新棉衣问：
“这是哪里来的？”
贺清华说：“是管理局给主席做的。”
毛泽东有些不高兴了：“为什么？我有棉衣穿嘛！”
贺清华忙解释说：“原来的那件棉衣不但破了，穿在身上也不暖和。主席经常外出，怕主席受凉。我们也因对你照顾不周，受了许多批评。”
毛泽东说：“这件棉衣太好，我不要。还是把我那件旧棉袄拿来吧。”
贺清华赶忙说：“那件棉衣已经拆了，布糟透了，已经缝不起来了。”
毛泽东看了看贺清华，无可奈何地笑着说：“那你看怎么办？”
贺清华赶紧回答说：“主席，已经做好了，就穿上吧！”
“那不行。”毛泽东轻轻地摆了摆手，在窑洞里走了几步，然后说，“这样吧，给我领件普通的灰布棉衣，和你身上穿的一样。”
贺清华装着满肚子的委屈，只得照办了。
毛泽东主席的简单衣着，时刻牵动着警卫战士的心。一天，警卫班的战士在一条山沟里帮助老乡干活时，打死了一只老狼，剥了一张毛茸茸的狼皮。如何处理这张狼皮呢？战士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的说，把狼皮卖了，买些生活用品，有的主张换几斤猪肉回来改善一下生活。而更多的同志，想到的是自己敬爱的领袖，提议送给毛主席，做一条狼皮褥子，或垫在椅子上防潮。
这个提议，很快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他们说，主席像父亲一样关心我们每一个战士：谁有了病，他不仅派医生治疗，还要亲自给伙房安排做鸡蛋面条；还督促我们学文化、讲革命道理。把狼皮送给主席是最合适不过了。
“决议”通过了，大家又犯了愁。因为大家都知道，主席是轻易不收别人东西的。他们清楚地记得，周副主席从重庆回来时带给主席一点吃的东西，开始就不收，后来收了也不愿独自吃，总是邀请周围一些同志一起分享。因此，他们考虑，得想出个“送”的好办法来。
为了表明“送狼皮”的心意，他们特意请了一位曾读过几年书的“秀才”，替他们写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每个战士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又推选了两位口齿伶俐、脑袋瓜子灵活、能缠会磨的战士去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到杨家岭以后，这两位战士先找到和他们关系好的，又是毛主席身边的卫士张仁杰引见，并嘱咐他，相机帮腔，配合行动。
张仁杰满口答应了。
这天，他瞅了个时机，领上警卫班的这两位战士走进了主席的办公室，并说明了来意。主席一听，放下手中的报纸，站起来同两战士热情握手，并接过由12名战士签名的信，仔细地看了一遍。
毛泽东笑了。他对战士们的心意表示感激。但他谢绝收这张狼皮。他说：“我的意见是，用这张狼皮做件大衣，送给晚上站岗放哨的同志轮流穿。你们说呢？”
两位战士一听，急了，不知该怎么对答好。张仁杰一看，连忙帮腔，劝主席收下。但主席还是不答应。这时，两位战士急得要哭了。他俩恳求地说：“我们是全班战士委托来的，如果主席不收，等于我们没有完成任务，回去以后，一定会受到大家的指责，那我俩就太委屈了。主席一向是关心我们的，总不能眼看着我们受委屈、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不管吧！”说到这里，眼泪也真的流出来了。
毛泽东看这两人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只好让步了。他微笑着说：“好吧，我收下了。不然延河都要发水了。回去代我向全班战士问好，谢谢！”
任务终于完成了。两位战士破涕为笑，连忙立正，恭恭敬敬地向主席敬了个礼，高高兴兴地走了。
哪知，过了两天，毛泽东把张仁杰叫到跟前，严肃地批评了他：“我多次讲过，不能收下边同志送的东西，你可忘了个干净。那天，你不仅不帮我劝说他们，反而站在他们一边说情。我要处罚你，看你还敢不敢胳膊肘往外拐。你现在马上把狼皮拿到市场皮货店卖了，买上几斤好毛线回来，织上12双袜子，给警卫班的战士送去。这也是‘政治’任务，一定要完成好！”
当然，张仁杰也照办了。
一张狼皮见真情！
毛袜子穿在战士们的脚上，暖在战士们的心里！
与群众同甘共苦，这是毛泽东的生活准则。财政有困难，群众生活不富裕，他便时时处处带头节衣缩食。为抗战、为群众、为了将来的胜利，节省着每一个铜板。铅笔用到只剩一个头头了，仍不扔掉，插在钢笔帽里继续用；毛笔一直要到磨秃了不能再写时，才允许领新的；冬天炕炉子烧到一定程度，就不让再加煤了，炉灰中没烧透的煤核也再拣出来再烧；中央首长间传阅文件的信封要反复用几次；晚上点一盏用铁皮制作的带罩煤油灯办公，思考问题时，将灯头拧小，写作时再拧大一些……室内除桌椅、书架外，只有从长征路上挑过来的一铁皮箱，唯一不同于其他同志的陈设是床上的一顶蚊帐。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访问毛泽东后说：“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也许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节俭太过分了，殊不知，他的带头表率作用，在革命队伍里有巨大影响。如果拿蒋介石和毛泽东来比，毛泽东公而忘私的高贵品质，蒋介石是望尘莫及了。
（参见丹东市延安精神研究会编著：《毛泽东廉政爱民的故事》，2001年版，斯诺著《西行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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