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青马不作美，掉了铁掌就不走。毛泽东三天三夜未合眼，骑在马上尽打盹儿。正如俗话所说：“神仙眼皮还打架哩！”干脆下马步行。恰巧，他的目的地，住处比人远几里，他笑笑说：“我不要安静，只要睡觉！”
胡祸把朱官寨害砸了，吃黑豆、吃糠皮、吃树叶、吃草根者触目皆是。毛主席和贫苦农民享受了同等待遇。农民眼里有尺寸，不让这个统率全军作战的人生活苦到这种地步，伤佳县人的脸。从碗底抠出一些小米、红枣，从藏在山上的羊群中挑只肥羊，给他送来了。
能统率千军万马的人，却找不到收下这点礼物的理由。好话说了几箩筐，老乡们才把东西拿回去。这边送走老乡，那边迎来了县委书记张俊贤。他受群众委托，杀了两只羊，来此犒赏胜利者。
“不要这样嘛！”毛泽东尴尬地对他说，“老乡吃啥我吃啥，我的嘴巴不挑剔！”随手写张条子，把羊送到伤员厨房。回过头来对张俊贤说：“我们吃孬吃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群众的生产、生活要安排好。”
一举歼敌6000之众，按理说吃两只羊也在情理之中。但毛泽东的生活逻辑始终是这样的：“人生不是为了吃掉这个世界，而是为了改造和创造这个世界。”红军时代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是创造者，更是模范的执行者，且延续至今。其中第三项“随时随地帮助群众”，他履行得尤为坚决、彻底、卓有成效。沙家店大捷后，西北野战军总部给毛主席送来些缴获的罐头。他一个都不吃，省下给伤员送去。
不能吃掉一个世界，也不能花掉一个世界。毛泽东为了改造和创造一个世界，无论在平时或战时，无论在吃或穿的方面，都简朴得令人难以置信。1938年年初，写《论持久战》，已有两天两夜没睡了，还伏案不怠。太累了打盆水洗洗脸，或到院里转转，要么就上炕躺躺。病倒了，医生再三要他休息，他只吃点药，又继续写。专心致志地写作，送去的饭一次一次地热。一天晚上，桌旁火盆烧了他的棉鞋，直到烧着了袜子，窑里发出焦煳味才发现。一看鞋底鞋帮都烧了。另一双也烧得露棉花了。卫兵要领新的，他说：“请老百姓补补还能穿。”毛主席有两套白衬衣，冬夏都穿，时间长了，布糟了，一抬胳膊一翻身就是一条口子，卫兵要他换新的，他还是那句话：“找人补一补。”找大婶大娘补时，她们都说：“都破成这样了咋补呀！”
1938年冬，卫兵们都穿上了新棉衣，毛泽东还是四年前领的一件灰土布棉衣，两个袖子上补了很多补丁，露棉花了。卫兵要替他领新的。他说：“边区经济困难，棉衣破了，洗洗补补还可穿！”毛泽东穿旧的，卫兵穿新的，走到哪里，哪里人都批评卫兵不管毛主席生活。后来，卫兵通过管理局，给毛泽东做件阴丹士林布棉衣，趁毛主席休息时送去；拿回旧的拆洗保存，但旧的太烂，拆洗后缝不起来了。毛泽东醒来问：“新棉衣哪来的？”贺清华如实说了。毛泽东不要，要旧的，可是拿不出来了，但他仍不依，经多方劝说，他才降低条件，给他领件和普通战士一样的灰布棉衣，好的送了回去。
毛泽东决定去重庆谈判，大家要给他借身好衣服、好皮鞋。可是借遍延安都未如意。毛泽东说：“不用，我就穿我的衣服。”最后，戴顶博士帽，穿身斜纹布衣服走了。到了重庆，蒋介石叫他住美国招待所，他说：“我不住，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住美国招待所！”后来住了张治中公馆。
西北野战军要求趁热打铁，把决心歼灭党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于佳县的刘戡，歼灭在佳县党中央、毛主席面前。此时此刻，歼灭刘戡二十九军并不太难，难的是能不能保证指战员吃饱肚子。刺刀要见红，能不能吃上肉？正为这个难题，毛泽东请来了佳县父母官，问他是何时参加革命的。张俊贤答：“1927年。”毛泽东赞扬他“是老同志了”，“老同志不多了”。
话入正题。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他：“如果再在佳县打一仗，你们能不能支持得住？”
“能！”张俊贤毫不犹豫地做了肯定的回答，并端出了佳县的家底：粮食还有两仓。粮吃完了，还有一万多只羊。羊吃完了，还有2000多头毛驴、牛。反正得把刘戡宰了。
毛泽东喜欢这个老革命的觉悟，但听到“粮不够可以杀羊，羊不够，可以杀驴，驴不够可以杀牛”时，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不悦地说：“驴杀了，牛杀了，老乡靠啥耕种，今后吃啥？”
佳县人民不是架不起的趴豆、竖不起的瓜秧子。只要说，消灭胡儿子，别说牛驴，就是要命也能豁出来。这是张俊贤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笑了：“人民战争，说到底都是为了人民，但无论如何不准杀老乡一头驴、一头牛，这是老乡的命根子啊！”
在战争的转折点，毛泽东窑洞里的熠熠烛光通宵达旦。当他明察佳县无力让野战军在此一战时，眼睛移到了胡宗南的家门口：吃胡家粮，打胡家军。这样，野战军转移到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定了下来。他这才轻松地走出窑洞，蹲在前门石头上，跟老乡、战士“侃大山”。
朱官寨张月胜家，一排窑洞，住着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司令。毛主席的窑掌面是玻璃窗，窗前是盘石碾。村里人像往常一样，一清早都来推碾子，碾粮食。石碾一响，人声，驴叫，合成的乐曲，不绝于耳。干扰着黑夜白昼倒着过的毛泽东，但他从无怨言。即便是刚刚入睡，合奏就开始，也不来火。
是日，毛泽东刚写完《解放战争第二年战略方针》，既困倦，又疲惫。刚闭上眼，石碾滚动在石盘上，发出“吱吱哇哇”的声音；毛驴上套，屎尿齐下，“嘎嘎”大叫，他也不管。哨兵，既不敢违背主席意愿，上前干预；又不敢违背上级的指令，无可奈何地奉劝老乡，牵走毛驴，自己背着枪推碾子。
谁知，木头碾轴不上油，框架“塞”又松，推起来，噪声更大。奈何不得，他只好请老乡到别处碾，更何况这家未碾完，那家又端簸箕、扛粮食来排队，没完没了地碾下去。出于使命感，全村又只有一盘碾，哨兵不得不请老乡等首长们起来再碾。
非常听话的老乡，放下家什，牵走毛驴，蹲在一旁抽烟、唠嗑。窑外发生的一切，无法入眠的毛泽东听得一清二楚。不久前，他就制止过哨兵干预老乡推碾子的行动，也说过：“不让老乡推碾子，叫他们吃什么？他推他的碾，我干我的事，你们别管！怎么又来这一套？”
毛泽东刻不容缓地起来调停，笑着招呼蹲在那里的老乡：“你们是来推碾子的吧！”老乡们实话实说：“咱的毛驴太吵，拉回去啦。是这位同志帮咱推的！”
毛泽东不无歉意地说道：“给你们添麻烦来了。以后不论啥时候，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别听他们瞎指挥！”说着，竟自己抱起碾棍，代替毛驴给老乡推碾子了。地坑坑洼洼，碾子吱吱哇哇，没推几圈，他头上冒汗了，喘气也不平和了。老乡抢过碾棍，劝他歇着。他又拿起笤帚扫碾盘，问老乡：“今年打多少粮，生产困不困难？地里都施什么肥？”
“咱们这里都兴上粪，不施草肥。”老乡们如实地回答。
时时留心农村事物，处处关心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毛泽东，话锋一转，又成为“未大壮”的推销员。听听领袖与农民这段有趣的对话：
“我住过陕北多处窑洞，墙上的土皮都熏得漆黑，这可是好肥哩！为何不用它下地？试试看嘛！多打粮就用，少打粮就不用。”
“理，是这个理。”老乡思索着回答。
“黄土高原，地多人少，打败敌人后，还要生产更多粮食，不施速效肥咋办？”他不厌其烦地在做速效肥的广告。
“理，是这个理。”老乡在琢磨他的话，肯定他讲的科学道理。
他走到哨兵跟前，从黑上肥的功效，讲到“不管到哪里，都要记住为民兴利除弊，不能给老乡立这样、那样的规矩。是睡觉重要，还是老乡吃饭重要！”
“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应时刻注意的。”毛泽东在延安所说的，正是他在佳县所做的。他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还随口念过一首旧书上咏泥神的诗，用泥塑木雕的神像来比喻官僚主义者。他说：“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地方都像一个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历史反复地证明，农民在毛泽东心中永远是至高无上的。贫苦农民朱文均追忆毛泽东在朱官寨的一段生活史，便是明证：
这年秋天，朱文均患“出水病”，两个月没起炕，家里粮没一升，钱没一文，蔫蔫恹恹空流泪。他妈半夜为他满村“叫魂”，求神灵，自问是：“穷到骨头，苦到筋哩？”没想到毛泽东来了，派人来探望他。临走，来人对他老母说：“大娘，放心吧，困难会解决的！”
果真，大医生赶来了，打针，吃药，分文不取。临走，安慰他老母亲：“大娘，放心吧，病会好的！”
医生这边走，又有两个同志扛来5升米、3升黑豆救命粮！
送粮人走了，一群卫兵又赶来八头大骡子，给他送粪，耕地。临走，又对他老母说：“别愁！一切都会好的，你家的困难，就是咱们的忧愁！”
朱文均的眼泪湿透了枕头。他想：大地逢春插根筷子会发芽，人遇好人病不治也能好三分。一个月时间不算长，但毛泽东和朱官寨老乡建立的感情，却像天依偎着云、云依偎着天那样，没人能把他们分开。
追思往事，张月胜也荡漾在幸福之中。那时，他听说毛泽东要走，忙打发孙子张生正，到瓜地摘个黑子红瓤大西瓜，给操心劳神的毛主席饯行。毛泽东笑着推让：“情，我领了。西瓜不能收，留着卖点零用钱使吧！”
张老汉跑过来说人情：“礼轻人意重。不是打仗，八抬大轿抬不来你，歪好得收下！”毛泽东向来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他回赠老汉三条新毛巾。这虽是一桩小事，但老汉至今还在讲古哩！
毛泽东收到了张俊贤一封急信，认为他想得周到，朱官寨离榆林太近不安全，便在信上批示：“你的意见很好，就按你的意见办。”往神泉堡迁移了。到神泉堡的第一个站头，是张家崖窑。管理员见毛主席没菜吃，又知他肉可以不吃、没辣子不下饭的习性。要买房东李怀宁一串红辣椒。问：“要多少钱？”“一家人别说两家话，要啥钱！”李怀宁死活不肯要钱。管理员不依。他只好象征性收点钱。
李怀宁到窑里拿粮食。毛泽东见房东来了，马上放下工作起身让座：“你要什么？”“拿粮！”他连说：“好，好！”时过境迁，李怀宁至今不忘一串红辣椒，不忘毛主席讲礼仪、不拿大、文雅多思的生活细节。
李怀宁像吃了“后悔药”，一直后悔自己不该听人“闲传”，怕“猴头搁不住枣子”，在九支队进村时，砸光一树未成熟的枣子。事实告诉他，莫说是枣子，就是金豆子，毛泽东的队伍也不会摘来吃的。这不，村里多少人家树下落满枣子，连老乡上前拉，战士们都像大姑娘一样，一个不吃。范长江回忆跟随毛泽东跨越延安、三边、榆横、绥米四个陕甘宁分区的经历说：
首先是，始终压倒敌人的气概。无论敌人如何猖狂，根本就没考虑过敌人（无论远近）是不可战胜的。因此，能有惊人的镇定，研究敌人的错误与缺点，不断出奇制胜，转劣势为优势，渡过重重危难。彭德怀在陇东战役后说，我根本没有想过“蒋介石是打不垮的”。
其次是，真正地对人民负责。中央宣布与边区人民一道，坚持陕北。现在深深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没有根深蒂固的人民立场与对人民高度热情，是无论如何坚持不住的。不少人劝中央过黄河，中央始终没动摇。毛主席及中央亲自动手做群众工作，为西北党作模范。这种忘我的不计个人利害的伟大精神，是不难战胜任何困难的。
第三是，自力更生的精神。我当初绝没想到中央只带三四个连，以为起码要带几个旅。事实上中央并不要大部队保卫，只要他们去独立作战，自身安全完全靠自身严密侦察与不畏艰难的行动。无论对军队、地方，只有为他们想办法、出主意，却不要他们对中央有什么贡献。中央的物质生活，比一般的军队与地方领导机关都不如，结果使许多机关在中央精神感染下力谋改革，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第四是，科学的工作方法。这一点我印象很深。中央在决定问题之前，用极多的时间与精力，广泛搜集情况，然后反复加以研究，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分析，绝不做不成熟的决定，不弄清真相就不做结论，而做结论所费时间就甚少。
第五是，动人的工作作风。中央对许多琐碎的群众生活与工作的事都很关心，而又经常亲自动手。在写文章的过程中，这种认真与求实的精神，完全推翻了我十几年来所确认的最高“认真”标准。一篇社论，一个谈话，一则新闻，往往要改好几遍，甚至重写几遍。其中大部分都在任、周、陆详细传阅研究之外，毛主席又一字不苟地加以修改。我回想过去写文章那种“大笔一挥”的作风，不觉出身汗，实在可怕。这种“一挥”的作风，是对人民不负责的。
陕北四战四捷的好戏都收场了，有批电影工作者才赶来。可是刚拍了两张照片，毛泽东就开了红灯，要他们到前线去，拍可歌可泣的英雄。
拍电影的主旋律是毛泽东，所以尽管他下“逐客令”，摄影机还是对着他。从朱官寨到张家崖窑的夜行军，更是难得的机遇。他们扛着机子蹒跚地跟着跑前跑后。他再次发话：“再拍还不是这个样子，省点胶卷拍战士、拍农民去！”
放弃这珍贵的一瞬、千金难求的历史一页，人民无疑是不会饶恕的。所以，镜头还得对准骑在大青马上的主人公。主人公制止不了，逃总是可以的吧，他隐避到无人注目的地方。卫兵们不能在夜间脱离领袖，抬腿跟了上去。他摆摆手，示意卫兵注意隐蔽，不要暴露目标。
毛泽东就是这样，处处以自己的模范行为，起着示范带头作用。
毛泽东和他所带领的革命队伍，就是这样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光辉的风范，形成了战无不胜的光荣传统。
（参见洪岩：《毛主席在陕北的足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牛兴华等：《延安时代的毛泽东》，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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