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正是春暖花开时节，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必武、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来到韶山。刚一下车，两位老人便被韶山秀丽的景色迷住了。当看到主席旧居周围群山起伏、松竹耸翠、流水潺潺时，董老诗兴勃发，欣然赋诗：“门外双塘贮白水，宅旁层岭植青松。风和日丽春游快，土壁茅檐剑气冲。”为表达对韶山的依恋和对一代伟人的无限崇敬，他们临别还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题词：“山不在高，有宝则名。水不在深，蕴珠则澄。岑同苔异，人杰地灵。鲁之尼山，粤之翠亨，以拟韶山，差可比伦。”事隔四年，一生爱好诗词，且有很高造诣的叶剑英元帅参观韶山，创作了一首七绝：“六亿同胞呼万寿，五洲志士称导师。欲溯河源到星宿，韶山风物耐人思。”此诗一经问世，便辗转流传。特别是后二句想象丰富、寄意遥深，至今已成名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日理万机，领导着大规模的恢复和建设工作，抽不开身回韶山看望养育了他的山水和人民。1959年，毛泽东离开韶山已整整32年！这年6月，他轻车简从地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在难忘的三天中，他忙于和乡亲们叙旧，了解农业生产情况，并创作了著名的《七律•到韶山》，歌颂人民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陪同他回家乡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抚今追昔，感慨系之，挥笔写道：“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度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和超越情怀。1987年2月，王任重同志重访韶山，百感交集，留下了上述四句诗，并做了题注：“1959年6月，我随毛主席到韶山，在招待所的留言簿上写了这四句诗，从未在报刊上发表过。今天参观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为感激主席生前对我的关怀培养之情，把这几句话重写出来，作为纪念。”
国内许多诗人和学者参观韶山，用他们的生花妙笔创作出一批光彩夺目的辞章。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严兆溟先生来到韶山时，正值冬天，到处银装素裹，分外妖娆。严老欣然命笔：“漫天瑞雪添新景，霹雳春光满眼来。总为韶山风景异，神游处处百花开。”
周世钊、张国基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学，当他们置身韶山的怀抱，更是另有一番情愫在心头。“葵藿倾阳日，亿兆仰门墙。环球多少英杰，万里历梯航。瞻望高峰千仞，雒诵鸿文四卷，胸意忽开张，题咏陈歌颂，翰墨写衷肠。”周士钊的这首《水调歌头》气韵酣畅，格调高远。张国基先生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是一位志行高洁、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访韶山期间，他创作了一首风格挺秀的五言诗：“洞庭八百里，衡岳七二峰。山水钟灵秀，擎天一柱松。”题咏韶峰的诗作不时见诸史册，与之相比，张老的这首五言诗立意新颖，使人回味无穷。著名党史学家胡绳1983年参观韶山时，创作了一首公认佳作的七绝：“韶乐已停尚有村，群林始染吊英魂。巍然勋业兼文采，功过千秋有定论。”该诗援情入景，寓理于情，融摄过去、现在、未来于一体，富于隽永的艺术魅力。
山以景名，景以人传，韶山壮美的风物和毛泽东的不朽功勋，必将吸引更多的俊彦硕学倾其才华，谱写千古名篇。
“毛泽东思想旗帜不能丢”是来韶山参观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江泽民、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共同心愿。他们坚信：“只要中国存在，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就存在。”
1973年，邓小平同志参观韶山。当他看完毛泽东旧居和纪念馆的陈列内容后，韶山负责同志请他做指示，他说：“你们宣传毛泽东同志的伟大革命实践，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你们在韶山工作很光荣。要我做指示，我没有什么指示。你们陈列的都是历史，历史嘛，实事求是就行。”1983年4月，邓小平亲笔题写了改名后的“毛泽东同志故居”和“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匾额。
1977年2月，毛泽东逝世半年，韶山依旧是花圈、挽联堆积如山。此时多年跟随毛泽东，在历史上蒙受过冤屈的罗瑞卿大将来到韶山。他坐在轮椅上，怀着沉痛的心情参观了故居和纪念馆。当他进入纪念馆，看到序幕厅里陈设的一尊高大的毛泽东塑像，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久久凝视着塑像，往事如丝如絮地在眼前浮现。他坚持要女儿把自己扶起来，然后缓缓地举起右手，向毛泽东塑像庄严地行了一个军礼。将军哽咽着对女儿说：“今天到了主席家乡，你要好好学习，不要忘了老人家！你每年都要带全家到这里来看望毛主席。”
1983年3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专程来韶山瞻仰，一下车就说：“到这个地方来，是我几十年的夙愿，今天终于实现了。这里是子孙万代都要来看的。别的人物，几十年、百把年就过去了，人们的印象不深了。毛主席不同，一万年以后人们还要传颂。只要中国存在，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就存在，韶山就有人来瞻仰。”
1988年11月，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韶山说：“现在，有的人想否定毛主席，我不能不来韶山，来了就是一个表示。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991年3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专程参观韶山。在毛主席故居，他亲手栽下了两棵光叶白兰和两棵龙柏。在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江总书记仔细观看了毛泽东革命家庭的事迹展览，其中陈列的一封信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这封信是毛岸英1951年写给表舅向三立的。信中批评了他的一个亲舅舅想通过毛泽东在长沙捞个厅长职位的错误思想。总书记看完这封信，当即要纪念馆工作人员为他复印一份。返回长沙后，他在湖南省委讨论廉政问题时，特意读了这封信，并说：“如果我们每个党员，都能像毛岸英信中所说的那样去做，那我们党就能永葆坚强的战斗力。”
彭真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有些人揣摩彭真不可能不对毛泽东有一肚子怨气。出人意料的是，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彭真从不以个人的遭遇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每谈及毛泽东，必先谈其功绩。他在回京后不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五一六通知’就是整我的，但我还是举了手。我那时觉得主席还是对的。后来我被关在监狱，反复想，我做得不错呀。我想，共产党、毛主席总有一天会再来找我的，这些事历史上都有，错了的给平反嘛！”
曾任彭真秘书的杨景宇回忆：1980年年初，有一天谈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彭真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与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两码事。旗帜就是方向，一定要举；丢掉这面旗帜，就会迷失方向，党心民心会乱，那还得了？个人崇拜不是好事，不光误党误国，还可能把被崇拜的对象推向反面。不过，对个人崇拜，也要历史地看。讲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就不能把账都算在毛主席头上，我们这些人都有责任。扪心自问，我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打个比方，一件事情来了，如果主席与少奇或者总理有不同意见，我很自然地就赞成主席的意见；如果是少奇与总理有不同意见，那就不一定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少奇的意见，在那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总理的意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心态？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关头，毛主席的意见，开头多数人不赞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还是他正确，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这样一来，对他的个人崇拜就逐渐形成了，我也不例外。但是，人非圣贤啊！圣贤也会犯错误。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就犯了大错误。不过，也有好处，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毛主席自己用他犯的错误打破了对他的个人崇拜，这对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彭真还认为，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责任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他说：“现在事后诸葛亮太多了，成绩是大家的，错误你就没份儿？好多错误的决定我也举手了，不能毛主席去世了都推在他身上。”彭真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写回忆录，多是讲自己一生如何正确，错误都是毛主席的。这不公正。毛主席是有很大的错误，我们有没有责任呢？我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果在中央讨论和决定问题时，我要能够站出来，提出不同意见，或者说这件事我要求在政治局付诸表决，那么，毛泽东的错误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大。但我就没有这样做，我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有责任。
1979年4月5日至28日，彭真出席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并参与了东北组讨论，作了重要发言。他指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但对他也不能一概否定。
杨景宇回忆：有一天，我向他汇报说：“有些同志反映，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那么惨，复出后又高度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使人感到不理解，你这是何必呢？”彭真同志说：“不能这样看问题。不错，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自由12年多，监禁、坐牢9年，流放3年多。就个人讲，我就那么痛快，我就没气？但是，总结教训，那就不仅是个人的问题，教训要深刻得多。作为共产党员，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毛主席一世英明，最后犯了严重错误，整了那么多人，挨整的人谁没有气？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今后我们举什么旗？只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能够凝聚全党、全国人民。我们说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七大讲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这面旗帜能丢吗？丢不得！如果丢了这面旗帜，必然造成混乱。”
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这样评价毛泽东：“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他的影响早已超出了他的国家。”
由于毛泽东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他的家乡韶山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的后半生》中写道：“一股中国浪潮已涌上世界历史之岸，即毛泽东的新生事物。尽管他是个农民之子，华夏第一人物，然而他最终又成为本世纪世界政治巨人之一。他的影响所及，依我来看，只有富兰克林、罗斯福、列宁，或许还有丘吉尔，能与之媲美。”从1954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应基访问韶山至今，外国著名的政治家、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不远万里来韶山，用各自不同的语言和文字，以谈话、留言、留影、联欢、赠送纪念品等多种形式，表达对毛泽东的敬仰，以及对韶山这块孕育着伟人的神奇大地的深情厚谊。
1978年9月27日，坦桑尼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党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和国民服务部部长卡瓦瓦率团访问韶山时，就毛泽东如何教育农民、组织农民、培养农村党员，以及如何同封建势力展开斗争的问题，诚心请教陪同人员。他得到满意答复后，很高兴地说：“实践证明，我们共产党人越是深入了解毛泽东思想，就越能推动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来到韶山，是为了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
1977年9月25日，赤道几内亚总统西埃•恩圭马•比约戈•滔格恩尔在韶山如是说：“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而且是世界革命人民的骄傲。所有热爱自由和独立的革命者都要学习。”
几内亚共和国广播代表团团长谢立夫先生在参观留言中写道：“毛泽东思想，不光指导中国的革命，对于我们也有意义。”此外，苏丹总统穆罕默德•尼迈里、索马里议长谢赫、乌干达政府总理卡泰加亚等，也表述了要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的心愿。
毛泽东及其家庭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使外国朋友深受感动。墨西哥墨中友协代表团参观韶山时，激动地说：“世界上有谁能像毛泽东那样，将自己的兄弟、爱人、亲属都动员起来，走上革命道路并为革命献身呢？他的家真是一个忧国忧民、一心一意的革命家庭。”许多朝鲜党政领导人在韶山看到毛岸英烈士的事迹，不禁热泪盈眶，久久不忍离去。1982年，朝鲜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代表团团长朴正善参观韶山后说过：“毛主席的家庭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而献身的革命家庭。毛主席为发展朝中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特殊贡献。我们朝鲜人民对毛泽东主席非常尊敬。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换来的。”
1963年2月，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参观毛泽东故居，详细听取了毛泽东的生平及其家庭的革命事迹后表示：“我们在中国访问取得的最持久、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访问了伟大的毛泽东主席的故乡。就我本人来说，我在为柬埔寨人民服务时，就时时学习毛主席的榜样。我不敢梦想，我能百分之百地向毛主席学习。如果我为柬埔寨人民所做能达到他为中国人民所做的百分之一，我就非常满足了。”后来，西哈努克亲王像毛泽东一样，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柬埔寨解放斗争的战场，这不能不说也是毛泽东的高尚行为感染了他。
韶山的特殊地位还吸引了不少国外的学者来此观光、考察，收集研究资料，开拓学术视野。
日本著名社会学教授、农民问题专家菅沼正久先生前后11次来韶山访问。这位曾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的日本学者，对农民问题非常感兴趣。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战争就是一场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农民问题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就是靠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成功的，并表示要在中国农民运动史方面深入研究下去。另一位日本学者——大阪毛泽东思想学院院长竹田幸子女士，也多次率团访问韶山。1982年，这位女教授已是第八次访韶山了。她一下车就紧握着陪同人员的手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每次来韶山我们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感到特别亲切。”竹田幸子主持的毛泽东思想学院很活跃，它以短期培训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日本知识分子。她还定期给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寄赠有关日本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书刊报纸，并在每年春节前或元旦前夕，给韶山朋友寄来贺年卡和祝贺信。
为表达对韶山的崇敬和依恋，不少外国名人带来珍贵的纪念品，其中有象征和歌颂友谊的绣球、笛子、龙船、花籽；有象征友谊万古长青的人参酒、锦旗和用象牙、贝壳、竹木雕刻的雄鹰、渔舟、椰林、柳树等。临走时，他们采一枝韶山的红杜鹃，包一袋泥土，深情地带回祖国作为纪念……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他们对毛泽东和韶山的纯朴的浓情。
（参见胡长明：《毛泽东的故土情》，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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