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尉缭子生平简介

    尉缭，即尉缭子，战国时魏（今晋南）人。生卒年不详，大约活动于魏国由安邑迁都于大梁的历史时期，为魏惠王即梁惠王时人。著有《尉缭子》一书，在古代就被列为军事学名著，受到历代兵家的推崇。该书同吴起的《吴子》，同为三晋最著名的古代军事思想家的代表作。

    史籍记载，尉缭是魏人，这是没有疑问的。从《尉缭子》一书中所叙的内容中，有两则记载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是《尉缭子》的《天官篇》第一句话就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日”的字句，说明《尉缭子》一书，是尉缭与魏惠王讨论军事学中，尉缭陈述对战争观看法的一个纪要。从谈话内容看，他不仅熟悉魏国的国情，而且处处为振兴魏国着想，表现了他热爱故土的深情，以及对秦兵压境的忧虑。二是他在书中两次对魏国政治家、军事家吴起表示了无限钦佩之意。这两次事实都见于《武议篇》，其一是说，吴起与秦军作战，就睡在野外田埂上，只用树枝掩盖以遮蔽霜露，与士兵共苦，不自以为高人一等；这里说明尉缭赞赏吴起在军事学中重视士兵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反映出其重民及重视人的因素的积极的意义；其二是说，吴起与秦军作战，两军尚未交锋，有一人自持其勇，不听命令就斩获敌人两具首级而回。吴起对此一面肯定其勇，有本领，一面根据军令处斩，表现了他执法严明。从中可见，他期望魏国能有象吴起这样的军事首领。还有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有一大梁人尉缭”的字句，大梁虽为魏国的都城，实际上是说尉缭是魏国人。由此可见，尉缭是三晋魏人。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在秦始皇十年（前237），有一大梁人为秦始皇统一六国献计献策，“秦王从其计”，并被封为高级军职“国尉’。近人据此认为尉缭曾为秦始皇任职，并著有《尉缭于》一书。这条记载肯定了尉缭是魏人，这是对的。但他不是秦始皇时的尉缭，而是魏惠王时的尉缭。从时间上看，从梁惠王到秦始皇，时间相距百年，就以梁惠王卒年（前318年）到秦始皇十年（前237年）之间，就达82年之久，因此魏惠王时的尉缭，与秦始皇时的尉缭不是同一个人。从其思想主张上看，梁惠王时的尉缭，主张振兴魏国，赞扬吴起等人制秦时有将才，因此主张以农养战，修法令，明刑赏，任用贤能，反映了六国奋发图强的要求。这些思想与主张，不可能是秦国尉缭所能为的。再看秦国尉缭向秦始皇进言，却与此格格不入。如说：“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看起来这个人是主张搞阴谋的。这些主张在《尉缭子》一书内容中，根本找不着影子。《史记》多采《战国策》，在其《秦策》中有一名顿弱者，其人向秦始皇献策的内容，与《史记》中尉缭所言极近，或为司马迁所疏忽，亦或流传中致误。《隋书》关于“尉缭，梁惠王时人”的说法是可信的。

    此外，近年出版的《尉缭子今注今译》中有两则引文中有尉缭齐人之说。其一“《辞海·尉缭子》说：《尉缭子》书名，凡五卷。周尉缭撰。续，战国时人，不知其本末，或曰魏人，或曰齐人，鬼谷子之弟子。”其二、武学书局本《尉缭子兵书·序》说：“尉缭子，齐人也，史不记其传。”这两条引文都有尉缭齐人之说，不知其所本，附于此，供识者参考。

    明代太原崞县（今山西原平县）人刘寅说：“尉姓，缭名，子者后人尊而称之也，魏惠王时人。”还说：“现惠王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南辱于楚，其不用此人已明矣。次是庞涓用事，嫉贤妒能，诱孙膑刖其足而黥之。恐此人一见惠王而即去，今不可考矣。”据《史记》载，魏国在前324年，“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此后各派人物云集大梁，“邹衍，淳于髡、盂轲皆至粱。”尉缭可能就在是时至梁并见到梁惠王，其书就是他与梁惠王晤谈军事学的一个记录。令人不解的是魏国招贤，应招者纷至沓来，却未得见用。也许如刘寅所说是由于“庞涓用事”所造成的恶果吧！尉缭就是其中的一个。尉缭一生本末，史籍载之不详，但他是魏国（晋南）人，著有《尉缭子》，则是清楚的。

    尉缭的军事思想包含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微观军事学的内容，包括纪律条令、队列条令、训练规则，各级人员守则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他特别重视对战略方针制定和战术施行细则的制定，指出对战略战术的制定，必须有决策的依据与程序。重大战役方案的决定，修正、变动，都要在主帅主持下，在有关将领参与下郑重研究，不得草率行事，更不得个人没有根据地擅作一切命令。一切重大决定的制定，必须在国家级的庙堂中进行，以示庄严。一旦制定作战方案，施行将领有权独立执行，确保完成。二是宏观军事学的内容，他认为战争不纯是一个军事问题，单靠军队是完不成战争任务的，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他深论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指出国内政治不稳定要设法避免战争。在特殊情况下，对敌大举入侵而迎战、出击时，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在国内取得妥协，团结一切力量，一致对外。他还指出经济条件是进行战争的物质保证，战争的规模，战争时间的长短，却要根据经济力量为依据，如果不具备物质条件，但仗又非打不可，此时应尽速增加生产，创造财富，同时要严厉惩处乘机发战争财的人。加强市场管理，严格财政监督。因为他认为经济状况的好坏，不仅直接决定战争的物质力量，决定军队装备的素质，而且决定社会政治的安定。因此他认为将校不仅需要具有最佳的军事素质，而且需要深远的政治远见。

    尉缭的战争观有许多精彩的论断，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为正义而战的战争观。尉缭指出：“凡兵者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财货，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尉缭在这里指出，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类。举兵的原则，必须是为正义而战，绝不能进行掠夺他国财富的强盗式的战争。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将战国时期的战争性质，概括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本仁义”的正义战争，这种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诛暴乱、禁不义’，是立足于自卫的原则。第二类是非正义的战争，这类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张领地，图谋掠取它国的财富，破坏社会生产秩序，所以是不义的。第三类是“相图”性质的战争，就是相互攻占、相互掠夺，双方进行战争的目的，都是为了图谋对方的领地和财富，因而都是非正义的。尉缭认为在当时各国交相攻战，唯力是尚，因此应该积极整饬军备，增强军队的战斗力，用以抗敌、图存、立威。所以他的结论是：“故兵不得已而用之”，“而不能废兵也’。

    二是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尉缭指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如敌众我寡，敌据有利地势我占不利地势，敌装备优良我装备不良等等，都要牢记保存自己的力量。“损敌一人，而损我百人，此资敌而伤我甚焉”。因而绝不为之。为此，他提出种种策略原则，以图使自己的损伤减少到最低限度，敌人的损伤达到最高程度。首先他认为要注重“以智使力”的方法，他认为大至万人以上的战役，小至百人以下的战斗，都应充分发挥将校的指挥作用，同时要调动兵士的主动精神，没有士兵的积极性，任何战斗都无从谈起。就是说从统帅到士兵，都要齐心协力，用智斗勇，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损失，为获取最后胜利创造条件。其次，他指出纪律是战争胜利的保证。因此他认为严格执行军制、军法是至关重要的。包括将校在内的一切成员，都要遵守“常令”、“常法”，使军队处于整齐划一，进退有序，威武雄壮的精神状态中，保持高昂土气。这样便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保证。“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而失败就是由于‘亡在无所守，危在无号令。”他对违背国家政策者斥为“国贼”，违背军法者斥为“军贼”，主张对这些人绝不留情，严惩不贷。他还指出为此要赏罚严明，提出“刑上究，赏下流”。要“杀之贵大，赏之贵小。”这样可以“杀一人而三军震”，“赏一人而万人喜。”主张法不阿贵，重处上层违法者，重赏下层有功者，其目的仍是为了整军、治军，夺取战争胜利。尉缭认为战争首先得战胜自己，然后方可应用正确的战略策略，依凭自己的军事实力而无敌于天下。尉缭深深懂得，战争不仅是交战双方兵力的较量，而且也是智慧的较量，胜利者是属于有智有勇，智勇统一的军队，突出军事辩证法的重要性。

    三是“用智使力”的理论思维基础。在古代兵书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深论“用智”。从哲学意义分析，它们都具有丰富的理论思维内容，即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方法论。《尉缭子》一书中，更具有这方面的特色。《尉缭子》一书中，吸取了儒、墨、道、法、兵诸家的精义，总结古代兵法并根据魏国经济发展，政治不够稳定，又处四面受敌的不利形势立言立论的。因此这部兵书，既有普遍性意义，又有特殊性特点，这一切都是他思想中唯物论思想的体现。特别是他指出经济条件是战争的基础，政治是战争的保证，这是他运用唯物论分析的结论。

    尉缭思想中充满着辩证法。例如他认为战争的性质，就是义与不义的统一，因为义兵是由于有不义之兵出现的。同时他肯定地认为，“大伐有德”者，“争掠易败”。他对军队内部的关系，置于矛盾运动中分析，将帅与士兵是辩证统一的，只有良将精兵的组合，才是最佳军队。他特别重视将领的军事素质的要求，以及个人品格的修养；同时，他也很重视士兵的军事素质，并认为只有“富民”，才有强兵，百姓无生路，土气便会低落，便会“伤气败军”。他还指出必须尊重士兵的人格，要与士兵同苦，只有这样才能军心安，士气旺，他们才能掌握好军事技能，”英勇杀敌，克敌致胜。否则即使侥倖获得胜利，也是难以保持的。尉缭最重视矛盾转化的研究和论述，他认为矛盾转化的关键，是要有这种转化的意识，因为他认为，缺乏转化思想就不可能产生转化的自觉行动。同时，他还强调转化的整体性意识，对于军队来说显然更为重要。例如他认为在改变军队不良习气，增强将士素质的同时，必须采取措施，全民总动员，增强一切为战争胜利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救亡图存，转危为安。对手具体战役，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就更多了。他指出“必死则生”的命题，在部队处于极其不利的形势中，只要充分发挥全体将士的主观能动性，便能由死转化为生，由濒于失败而转化为临于胜利，关键是创造转化的主客观条件。

    值得重视的是，在尉缭的辩证思维中，具有丰富的逻辑思维的内容，含有系统的判断、推理的内容，他断言：“曲谋败国”，只有正确的谋划，才能得到胜利。这充分体现了他高度重视辩证法的意识，以及“以智使力”的智力战争观，这在古代兵书中是一个突出的优点和特点。

    二《尉缭子》的流传与影响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对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意见认为，《尉缭子》是一部伪书。虽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兵形势”《尉缭》31篇，但今存《尉缭子》不讲“兵形势”，显然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尉缭》，而是出于后人的伪造。不过，自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尉缭子》残简出土后，学者们发现残简有6篇与今存《尉缭子》相合，伪书一说已遭到大多数人否定。

    另一种意见认为，《尉缭子》的作者姓尉，名缭，是战国时人，此书的前身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形势”《尉缭》31篇。

    还有一种意见与此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它认为此书的前身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杂家”《尉缭》29篇。

    “杂家”兼合儒墨名法之说。“杂家”《尉缭》属“商君学”，除论述军事外，还应论及政治和经济。它虽谈兵法，却并非兵家。《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杂家”《尉缭子》5卷。这都和今存《尉缭子》的内容和卷数相同，可见今存《尉缭子》即“杂家”《尉缭子》。宋人将“杂家”《尉缭子》收入《武经七书》，归入兵家。所以后人多误认《尉缭子》为兵家之书，被认为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杂家”类《尉缭》29篇，“兵形势”类《尉缭》31篇。《隋书·经籍志》“杂家”类作《尉缭子》5卷。成书可能在战国中期，或说在战国末期。作者尉缭，梁惠王时人，或说为秦王政时人，或认为二者实为一人。存世主要版本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及明、清刊本等50余种。5卷，24篇。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残简《尉缭子》6篇，为所见最早本子，惜残缺严重；另有唐魏徵《群书治要》辑《尉缭子》4篇，对考校此书均有重要价值。

    在1972平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尉缭子》残简，考古学家断定此墓为汉武帝刘彻初期，自然《尉缭子残篇》是西汉前期的传本，说明今本《尉缭子》在西汉前便已流传。而原通行本《尉缭子》，经过《尉缭子残简本》校订，就更接近于原貌了。

    《尉缭子》一书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学术史中也有广泛的影响。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书中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和《唐太宗与李靖问对》。见于记载并明确使用《武经七书》这一专用名称的是在宋代。宋元丰十年（1080），颁布七部兵书为教科书，是为《武经七书》，奉为兵书的经典之作。自此之后，《武经七书》作为一个整体而流传，它是我国冷兵器时代军事学的代表作，超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具有普遍性的原则，至今仍然是战略，战术上不可违背的规律，成为研究现代战略、战术的参考资料。《尉缭子》也随之成为兵家必读之书。

    《尉缭子》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1600）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30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

    《尉缭子》一书，以其具有的三晋文化的特色，既体现了传统兵学的基本理论，又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广泛的适用性和现实的借鉴性，从内容上超越了军事学的范围，在时空方面有较大的跨度，其中许多精彩的见解，不仅为中外兵家所重，也是研究三晋文化及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的识者所珍视，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

    《尉缭子》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它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同时也应看到《尉缭子》中也存有封建糟粕，如鼓吹用严刑酷法来维持纪律的执行等，是剥削阶级军队官兵对立的产物。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用扬弃的观点来看待这部书。

    三《尉缭子》五卷主要内容

    《尉缭子》一书共分五卷，每卷都有其独特的见解。卷1包括“天官”、“兵谈”、“制谈”、“战威”4篇，主要论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攻城与作战的原则，主张行事不应依靠鬼神，而应依赖人的智慧。

    它认为，国土广阔而得到充分利用，国家就富足；人口众多而得到治理，国家就井然有秩。国家富足而井然有秩，不必动用武力，就可以威制天下。而要使人民富足，就必须亲近、安抚流民，开荒僻野，发展农业。要使国家治理，就必须使人民明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使人民唯有努力耕耘，才能丰衣足食，唯有奋力作战，才能得到爵位。经济上的富足和政治上的贤明是军事上强大的基础和保证。它又认为，通向胜利的途径有三条。一是加强战备，料敌如神，使敌军丧失士气，分崩离析，以致不战而胜，这是以“道”取胜。二是法制、赏罚明察，人民有必战之心，这是以“威”取胜。三是击破敌军，夺占敌国的土地，这是以“力”取胜。军队的战斗力全在士气的高低，所以要战胜敌人，就应激励全军的士气。要激励士气就应从政治和经济入手，重视和搞好人民的生活，用爵位勉励人民，等等。

    它指出，建城邑应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建城前首先应衡量土地的肥瘠，决定是否有必要在此兴建城邑。如决定兴建，那就应使城邑和所辖土地的大小相适应，使城邑的大小和人口相适应，使人口的多少和粮食的供应相适应。如能做到以上三点，就能使城邑防守坚固，依托城邑作战就能取胜。它又指出，攻城的原则是：没有把握攻破敌城，就不去攻打它。如要攻城，就必须有坚定的决心，集中兵力，出敌不意，深入其境，包围并切断敌城与外部的联系，实施猛攻，使敌措手不及，乘虚攻克敌城。它还指出，临阵作战的原则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和敌军交战。在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应依靠兵多势众的军事优势战胜敌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就要使用权谋战胜敌人。

    卷2包括“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5篇，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作用和守城的原则。

    关于守城的原则，它认为一是不能只守城墙，而应兼守城外，占据城外的军事要地，设置工事，以增大防御纵深。二是不能只进行单纯的消极防御，还必须积极发动进攻。在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围攻下，防守者或是依靠外援，或是靠消耗削弱敌军，出奇以制胜。外有必定到达的援军，城就必定能坚守不拔。外无必定到达的援军，城就不一定能固守到底。

    援军抵达后，可与守军内外夹击敌军，也可以牵制敌军主力，减轻守军压力，使其得以保持补给线的畅通，增强抵抗力。如外无援军，守军应把握时机，不时出击，以削弱敌军，打破封锁，出奇兵战胜敌人，而不能死守待毙。三是为做到攻守两全，守军必须分为守备部队和出击部队两部分。出击部队不担任守备任务，守备部队也不承担出击任务。

    关于战争的性质和作用，它认为，战争可用来禁止不义，讨伐和铲除暴乱，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所以，用兵不进攻无过失的城市，不杀无罪之人。这样，军队所到之处，农民不会离开土地，商人不会离开店铺，士大夫不会离开官府，兵不血刃，就天下亲和归附。

    卷3包括“原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6篇，主要讲述用兵的原则、军队的纪律和奖惩制度。

    如用兵作战要善于先发制人，做到虚虚实实，说有却无，说无却有，决心坚定，争取主动，明察敌情，然后发兵决战。又如它主张统率百人和千人以上的将吏战败或举城降敌，或弃军逃跑，除本人处死外，还要受到抄家和全家为奴等惩罚。在军营内，中、左、右、前、后各军按编制分设营地，彼此隔绝，禁止往来，违者处死。营内道路纵横，每120步设一岗哨，管制行人来往，不是持有将帅符节的人，一律不准通行。

    打柴放牧，必须整队行动。士兵以5人为伍，10人为什，50人为属，100人为闾，实行联保连坐制。凡有士兵违犯禁令，同伍、同什、同属、同闾有人揭发，就全伍、全什、全属、全闾免罪。知道而不揭发，就全伍、全什、全属、全闾一齐受罚。将吏从什长到左、右将军，也都实行联保连坐。凡有人犯禁违法，也都是揭发者免罪，知道而不揭发的，与其同罪。

    卷4包括“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5篇，主要叙述战场法纪、部队的编组、标志和指挥信号，以及行军序列。如战斗中伍内伤亡与斩获相当的功罪相抵；有斩获而无伤亡的，有赏；有伤亡而无斩获的，同伍的都处死，并惩办其家族。战斗中各级将吏如有伤亡或无伤亡，也按上述原则奖惩其部下。为便于识别，各单位按旗帜、羽毛和所佩徽章颜色的不同加以区别。全军按金鼓信号统一进退。君主一旦任命将帅，下令用兵，将帅就应指定军队集结的时间和地点，迟到的按军法严惩。为保守秘密，只要大军没有出发，在宣布戒严的地区不准任何人通行。军队开拔后，在大军前面50公里处行进的是先遣部队——踵军，踵军前50公里处行进的是前卫部队——兴军，兴军又派出小股部队——分卒，任务是抢占军事要点，追击败退的敌人。

    卷5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论述军队的训练和取胜之道。关于军队的训练，它认为应先讲清金鼓旗帜的作用，然后训练士兵按信号变换队伍和使用武器。训练时先进行单兵训练，然后不断增加训练人数，最后以全军联合演习来结束训练。它认为，战争是“凶”、“逆”之事，但又是不可废除的。用兵应本乎仁义，以讨伐暴乱。政治和军事是文为“种”，武为“植”，文为里，武为表的关系。明白这一点，就能预知胜败。政治可以使人分辨利害安危，武力可以用来进攻强敌，保卫自己。为驱使全军拼死作战，它主张以严刑重罚禁止士兵逃亡，使吏卒在战斗中互相救助，并借此树立威信，使士兵服从命令，做到号令明白，攻守得宜。

    四《尉缭子》的军事思想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等兵书的军事思想，且具有战国后期的时代特点。

    第一、战争观

    在战争观上，《尉缭子》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认为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它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既要慎战，又不能废战。

    《尉缭子》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大类，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战争。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封建统一，“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认识到政治是根本，军事是枝干，是政治的发展和表现；认为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因而注重耕战，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之本；商业对战争胜负有重大影响，“市者，所以给战守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同时，又认为军事上的胜利会促进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战胜于外，福产于内”。主张慎战，反对轻率用兵，要“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第二、战略观

    在战略上它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集中反映在它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论述方面。它把军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为“植”、“种”和“表”、“里”，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与两千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经济是治国之本，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主张发展耕织。

    第三、战术观

    《尉缭子》注重战前思想、物质和组织的准备，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注重奇正的灵活运用，认为“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主张集中，认为“专一则胜，离散则败。”进攻时，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防守时，主张守军和援军要中外相应，守与攻相结合。

    第四、治军思想

    《尉缭子》高度重视军队的法制建设。认为军队必须首先建立严密的制度，“凡兵，制必先定”，“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强调严明赏罚，“刑上究”，“赏下流”，并制定了诸如联保、军队营区划分、警戒、禁令、战场赏罚规定及将吏实施惩罚权限、战斗编组、信号指挥等各种条令。同时，强调法制必须与教化相结合，“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要求“审开塞，守一道”，恩威兼施，思想整治（“使民无私”）与物质手段（“因民之所生以制之”）相结合，用以达到“治”的目的。重视将帅的选拔，严厉批评当时“世将”制度，主张“举贤用能”、“贵功养劳”。要求将帅必须为人表率，公正廉明，有牺牲精神，“为将忘家，逾垠忘亲，指敌忘身”；与士卒关系要融洽，使其服从命令，“如四肢应心也”。为此，应废除繁文缛节，“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把“心狂”、“耳聋”、“目盲”视为将帅修养的三大弊端。主张裁减军队，训练精兵；明确提出兵教的目的是“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讲究训练方法，要求从伍抓起，自下而上地逐级合练，由各级之长负责，以赏罚为手段，从实战出发，因人施教，严格训练。

    《尉缭子》的治军思想很丰富，它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疥，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有各种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第五、作战指导思想

    尉缭认为战争有三种胜利：不战服人的“道胜”，威慑屈人的“威胜”，战场交锋的“力胜”。重视战争准备，要求在战略决策、选用将领、进攻理论等方面胜过敌人；兴师用兵，必须首先详审“内外之权”，准确掌握敌我“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出入之路”等情况，计先定，虑早决。主张先机制敌，“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认为“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强调高度灵活地利用客观规律，“战权在乎道之所极”，运用“有无”策略（“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奇正”手段制敌取胜；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略，如“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厄”等。

    第六、军事辩证法思想

    《尉缭子》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对“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的迷信做法；提出“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观点。注重从事物的联系中研究战争；强调认识和运用战争运动的规律；对强弱、攻守、有无、专散、文武等诸矛盾的对立与转化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等关系的认识上，表现出某些高于前人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尉缭子》杂取法、儒、墨、道诸家思想而论兵，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后世兵家对其思想内容多有引述和阐发，日本研究《尉缭子》的著述约30余种，朝鲜也有刊本。它丰富而具体的军制、军令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主张治国治军用法严酷，是其糟粕。

    尉缭子《十二陵》中提出了治军的十二种方法，分别是：

    （1）“威在于不变”：意思是要树立威信，就不能轻易改变法令；

    （2）“惠在于因时”：就是讲给人恩惠一定要及时；

    （3）“机在于应事”：是说机谋筹划一定要适应事物变化；

    （4）“战在于治气”：这是讲作战一定要激发士气；

    （5）“攻在于意表”：就是进攻一定要出敌意外；

    （6）“守在于外饰”：防守一定要善于伪装自己的虚实；

    （7）“无过在于度数”：这是讲要想不犯过失，处理事物要恰当掌握好分寸；

    （8）“无困于豫备”：要想不陷于困境，事先就得多作准备；

    （9）“慎在于畏小”：要做到谨慎，就必须连小的过错都畏惧；

    （10）“智在于治大”：智慧要用在大处用于处理大事；

    （11）“除害在于敢断”：要清除祸害，就必须要敢当机立断；

    （12）“得众在于下人”：要想赢得人心，就必须谦虚地对待人。

    五《尉缭子》的现代应用

    尉缭的这部兵书，并不仅仅是就军事论军事，而是他的视野更宽，看得更远。他尤为有力地论述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等根本性问题。这已成为这部兵书的重要特色，其思想价值在现代社会依然熠熠生辉。

    第一、战争观和正确决策

    古人有云：“引古谈今，首推《尉缭》。”这是说书中总结了丰富的经验，记载着精湛的哲理，能从多方面给人以启迪。作为一部兵书，它并不局限于就军事论军事，作者的视野更宽，看得更远，他对为什么要进行战争和人类如何控制这种残酷杀人的手段有很高明的见解，论述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等根本性问题。这是《尉缭子》的重要特色，也是此书思想价值的首要所在。

    战争的作用是什么？作者认为这是由政治目的制约的，书中对此做了明确的界定，说：“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武议》）这就深刻地论述了战争应该具有正义的性质，是为了达到进步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它的作用是诛讨暴乱、制止不义行为，而达到国家稳定、民众安宁，反映出战国时期民众要求结束分裂战争、达到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针对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极度频繁，各国作战动机各不相同的情况，作者又提出具有进步性的战争必须以仁义为本的命题，他说：“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兵令上》）指出政治上的正义性是制胜的根本，而战国各国之间以强欺弱、互相攻杀，这是战乱不止的原因。作者能这样论述政治对战争的指导、制约作用，批评互相攻杀的不义行为，是很可贵的。

    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要重视各方面的因素，贯彻各种措施、办法。而作者最为重视的，是确立正确的战略思想，其具体内涵，包括国家的治理、战前运筹帷幄、周密准备、文武两手的配合等等。作者总结打胜仗离不了“道胜”、“威胜”、“力胜”三项，而“道胜”居于首位。他认为：“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胜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隔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王侯知此，所以三胜者毕矣。”（《战威》）此处的“讲武料敌”，包括我方从上至下对战备工作和军事训练一贯予以重视，以及对敌情作周密、透彻的分析，从而在总体战略上作出正确无误的决策，充分发挥已之所长，利用敌方的各种弊病，使敌军虽然形式上完整，而战斗力却已丧失。靠威武的气势取胜、靠勇力取胜当然重要，但都是在正确的战略思想指挥之下发挥作用，所以“道胜”有更重要的意义。

    作者已认识到军事上的胜负受政治的制约。具体来说，国家治理得如何，是否拥有足够的实力，民气、士气是否旺盛，平时对士兵的挑选和武器装备搞得好不好，都决定战场上能否取胜。书中总结出国君重视战争应专心于五项根本措施：“本务者兵最急，故先王专于兵有五焉：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备用不便则力不壮，刑赏不中则众不畏。务此五者，静能守其所固，动能成其所欲。”（《战威》）粮食物质的充足储备，奖励军功政策的制定，猛土的挑选，武器装备的达到精良，赏罚严明制度的规定和实行，这五项，都属于国家治理、政策法令的范围，都直接决定战场上的胜负。能做到这五项，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成其所欲，立于不败之地。作者总结出“先王专于兵”的五项措施，对于从根本上提高军事力量是很有意义的，也符合“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原理。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军事家能够这样阐述军事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可见其眼光深刻，很有进步意义。因此，书中又明确论述“文”（政治）与“武”（军事）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否则将遭到失败。“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兵令上》）文德的内涵是政治眼光、政治措施，从战略的高度和政治得失，做到“视利害，辨安危”。它同向强敌发动硬攻、在阵地上屹立固守的军事行动，是彼此支撑、互为表里的；文武这两手密切地配合就胜利，相分离就失败。总之，战争要有正义性，战场上的胜利直接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离不了正确的政治决策和国内良好的政治状况，未打仗之前，平时的各项战备措施实际上已经决定了胜负的结局。这些就是作者战争观的主要内涵。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作者对军事与经济的关系也有精辟的论述。战争要靠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作者对此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所以总结出“国富”、“国治”即可威制天下的规律。书中论述说：“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富，民众而制则囚治。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兵谈》）禁、舍、开、塞四项，合起来指治理国家的各项措施，多与经济有关，禁止奸邪行为，赦免小的过失，开辟财路，杜绝财政漏洞。做到荒芜的土地都充分地开辟利用，把流民招集回来，让他们勤力于生产。达到土地广辟，人口众多，国家管理有序，经济富足。这就是“富治”。若能有如此雄厚的国家实力，那么老百姓不用劳苦出征，军士不用披戴盔甲暴露于旷野，而可以制服天下。有强盛的国力即可获得军事上的胜利，故作者称为“兵胜于朝廷”。作者还从军事、政治、经济三者密切的关系，总结出国家兴亡胜败的几种类型：“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所以上满下漏，患无所救。”（《战威》）能使国内百姓富足的，为最上等的，是足以称王的国家；使军士富足的，为次一等，是足以称霸的国家；百姓穷困而官员富足的，是前途危险的国家；不顾百姓死活，搜刮大量财富堆放在国库里的，是必定灭亡的国家。如果是上层贪占财物、富足有余，下面百姓穷困不堪，这样的国家必定灾祸临头。反之，要想军事上取胜，就必须革除经济上种种弊端，达到百姓富足。读到这些地方，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所具有的敏锐的观察力和极高的智慧！

    上述书中论述战争观、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是作者从许许多多的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根据客观实际所概括的。作者这种朴素唯物论观点，与唯心迷信的观点是相对立的，所以他必然要对战国时期已逐步流行的阴阳吉凶、占星算卦的说法加以批评。《尉缭子》开篇《天官》中，尉缭子在回答梁惠王问话时，就告知这位君王说：相传黄帝依靠“刑”和“德”取胜。“刑”是讲靠武力讨伐敌人，“德”是讲行仁政治理国家，并不讲天象时日、阴阳向背那些东西。黄帝所依靠取胜的，是“人事”，即人的作用。尉缭子用生动浅显的道理解释说：譬如一座城，从东西攻、从南北攻，都攻不下来，如果按阴阳家说法，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难道没有预示吉利的方位可以利用吗？这些迷信说法显然说不通。城攻不下来，是因为“城高池深，兵器完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将士同心协力）”，天有可乘之隙，如果“城下、池浅、守弱”，就攻下来了。那么，打仗不靠阴阳吉凶、卜筮算卦，而是靠“人事”，不是很清楚了吗？作者又举出武王伐纣的著名战例来说明。武王的军队是背着济水向着山阪列阵。而按照阴阳家说法：“背水阵为绝地，向山阪阵是废军。”那么按照当时的阵势，周武王是凶兆，而殷纣王是吉兆。结果，周武王以二万二千五百军，打败了占有吉兆的殷纣王数以十万计的军队，这不是证明打仗要靠人事，占星术靠不住吗？！在《武议》篇中又进一步引申说：当时，殷纣王的军队的数量远远超过武王，（士兵）摆开百里阵势，结果是士卒倒戈，故武王能兵不血刃，就把纣王彻底打败。这根本不关系到天象吉祥或隆下灾异，而是由于人事治理得好不好的结果。因此，作者嘲笑那班迷信观测日辰、占卜星象、对照龟兆、察看风云变化的庸将们，说：你们企图借助什么吉兆来侥幸取胜，完全是徒劳的！因此，书中反复论述：“谓之天时，人事而已矣。”（《天官》）“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词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战威》）重“人事”，包括实行各种正确的政策、措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还应指出，作者在战略思想上，还特别重视兵威气势的作用，指出：“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战威》）强调气势的另一面，是打掉敌人的气势，使敌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故说，“意往而不疑则从之，夺敌而无败则加之，明视而高居则威之，兵道极矣。”（《战权》）为了达到在气势上压倒敌人，就要求部队做到：“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轻者如炮如燔，如垣压之，如云覆之。令之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总木，弩如羊角。人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决而去。”（《兵法》）

    第二、军事指挥和领导艺术

    尉缭子十分敬重著名的军事家吴起。书中记载了吴起的故事，实际上是借此树立优秀指挥家的榜样。《武议》篇载：吴起与秦国作战，就在高低不平的陇亩露宿，上面只用树枝搭起来遮蔽霜露。吴起临战时，左右侍从送上宝剑。吴起说：“将专主旗鼓尔，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即是说，一军之将，责任是发号施令，遇到疑难情况时能果断地做出决定，指挥全军作战。至于手拿一剑与敌军互相砍杀，就不是将领的事了。吴起的军队与秦军作战，两军尚未交锋，一个土兵急于显示自己勇敢过人，冲上前去斩取两个敌兵脑袋回阵，吴起立刻下令杀掉他。吴起身边的军吏劝谏说；“这是一个有才能的战士，不要杀掉。”吴起说：“我知道他是个有才能的战士，但没有执行命令，应该杀掉。”

    这三个故事表现出吴起的好品质：能与士卒同甘苦，不摆将军架子；他清楚将领的职责是掌握全局，发号施令，遇到复杂情况能果断地作出决定，而不恃个人勇力同敌人拼命；而且治军严格，不包庇犯错误的人，借讲故事来说明一个优秀指挥家应该具有的品质，比起抽象的讲道理来，感染力要强得多。

    《尉缭子》对于选拔任用将领的重要性、将领应具备的素质和将领与土兵的关系，都有中肯的论述。

    关于将领的任用，作者认为此项是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安危的重大事情，国君对此必须极端重视。他说：“人主重将。夫将提鼓挥枪，临难决战，接兵角刃。鼓之而当，则赏功立名；鼓之而不当，则身死国亡。是存亡安危在于枪端，奈何无重将也！”（《武议》）枪是将领在阵上指挥全军进退的鼓槌，象征将领在战场上的指挥权。鼓槌敲响，两军决战，指挥正确了，将领立功，国家胜利；若指挥错误，将领兵败身亡，国家灭亡！因此将领任命是否得人，决定着军队和国家的命运，是必须放在国家大事的位置上应慎重决定的。

    那么将领应该具备什么素质呢？作者对此也有深刻的论述。一是要有决策能力和高度的机动性，以适应战场上远离国君朝廷，瞬息万变的情况。故说：“将者，上不利于天，下不利于地，中不利于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兵谈》）得力的将领，应该是不管任何天时、地利条件都能打胜仗，也不受别人摆布，要善于决断。心胸要宽阔，不能受到一点刺激就动怒，失去理智；作风要廉洁，不要贪图钱财。任命这样的将领指挥军队，就会“无敌于前”，他带出的兵就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武议》）作者还从反面强调这些品质的重要性：“夫心狂、目盲、耳聋，以三悖率人者，难矣。”（《武议》）那种内心狂躁、缺乏谋略，有眼睛观察不到情况，有耳朵听不到情况的人，任命这样的人去统帅军队，准保要坏事。二是要具有对国家忠诚、勇于牺牲自己的品质。作者说：“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枪而鼓忘其身。”（《武议》）能够舍生忘死，就无所畏惧，指挥的军队也会勇往无前。三是将领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关心士卒。作者对此有极深的体会，他说：“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已。暑不张盖，塞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北战威》）要求将领必须处处与士兵同甘共苦，时时为士兵作出表率，这样，士卒才能心甘情愿地听从指挥，军队才具有拖不垮的顽强的战斗力。作者还提出将领不能摆大架子，高人一等。“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武议》）上级对下级宽厚，才能获得下级对上级的尊敬和服从。

    书中反复地论述将领要严明赏罚，严格治军，士兵要绝对服从命令，这些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保证。作者把赏罚严明视为治军的最高原则。《兵教下》有这样的问答：

    武王问太公望：“我想用最简短的时间得到用人最精要的道理，是什么？”

    太公望回答：“赏赐要如高山，惩罚要如深谷，赏罚严明要达到这样的程度。最理想的是赏罚都无有差错，其次是发现差错立即补救，使别人不要暗中议论。”

    为了达到赏罚严明、令行禁止的目的，作者反复讲到要严肃惩罚违反纪律和不服从将领命令的行为：“凡诛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武议》）对于触犯刑律而身居高位的人，要敢于严惩，决不放纵，而对下层人物，牛童马夫，只要主动做好事的，就要明令奖赏。这样，军队就人人执行命令，争着立功，人人畏惧犯下过失，受到惩罚。故此，作者又强调说：“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制谈》）像这些地方，把严明纪律以提高战斗力的作用，讲得是很中肯的。作者又提出将领治军要极重视“爱”和“威”。“爱”是指士兵对将领爱戴、服从，“威”是指对士兵有威信，使士兵敬畏。书中总结出“士兵敬畏官长就藐视敌人，畏惧敌人就轻慢自己的将领”这番道理，并作了颇为精到的分析：“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见侮者败，立威者胜。凡将能其道者，吏畏其将也，吏畏其将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敌畏其民也。是故知胜败之道者，必先知畏悔之权。”（《攻权》）要通过赏罚分明、严格执行纪律、做到军吏畏惧将领，士兵畏惧军吏；畏惧自己的将吏，就会藐视敌人，勇敢作战。作者又说：“卒畏将甚于敌者胜，卒畏敌甚于将者败。所以知胜败者，称将于敌也，敌与将就权衡焉。”（《兵令上》）究竟是畏惧将领，还是畏惧敌人，好比是一架天平，可以准确地称出军队的战斗力。因此作者称这一项是“胜败之道”的关键所在。作者又强调务必使士兵从内心爱戴自己的官长，使各级将吏在士兵中建立起威信：“夫不爱说（按，同悦）其心者，不我用也；不严畏其心者，不我举也。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缘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攻权》）能够赢得士兵的爱戴和服从，这样的将领才是得力的将领。作者还论到反面的情况，称为“疾陵之兵”，疾陵就是轻侮官长、不守纪律，将弱兵强，不守约束，不执行号令，“疾陵之兵，无足与斗”，（《攻权》）肯定是要打败仗的。

    书中对治军措施论述非常具体、明确，见于《攻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踵军令》、《兵教》上下、《兵令》上下等篇。贯穿于其中的主要指导思想有如下三项：一是编制要严密，“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万人而将，已周已极。”（《攻权》）从伍长、什长、卒长，到将帅，形成严整的体制，若有死亡等非常事故，立即任命新的将吏代替，绝不能出现士卒行伍无人管理的情况。对于行军、营区、进军、退军、记功记罚的制度，都定出明确的条文。二是达到三军能互相密切配合，保证军队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取胜。这就需要平时严格训练，逐级严密组织，反复检阅演习：“百人而教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万人；万人教成，合之于三军。三军之众，有分为合，为大战之法。教成试之以阅。方亦胜，圆亦胜，错斜亦胜，临险亦胜。敌在山，缘而从之；敌在渊，没而从之。”（《勒卒令》）严密组织、严格训练的结果，真叫敌人上天无路，人地无门。三是做到信息灵通，上下通达。作者说：两军打仗，情况变化不定，“精诚在乎神明，战权在乎道之所极。”（《战权》）这里的“精诚”是指精通于用兵的巧妙变化之处，“战权”是指灵活变化指挥作战。合起来，就是要求将领指挥战争能达到巧妙境地，灵活机动处理各种变化的情况。又说：“下达上通，至聪之听也。”（《原官》）要求做到上下通达，无壅塞之弊。

    《尉缭子》有《攻权》、《守权》二篇，专门论述攻守战术，也很有启发作用。其要点是，进攻必须有把握，打仗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所以说：“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并且要做到攻势凌厉，锐不可当，“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再者，进攻要做到行军迅速，占据险要地带，强攻解决，使敌人无法发挥战斗力。“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卒聚将至，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数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据一城邑而数道绝，从而攻之。敌救未至，而一城已降。”再者，要乘虚而入，攻其无备。“夫城邑空虚而资尽者，我因其空虚而攻之。”作者对防守也有很好的总结。一是要储备精锐，以逸待劳。“凡守者，进不郭圉退不亭障以御战，非善者也。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尽在郭中。乃收窨廪毁折而人保。令客气十百倍，而过之气不半焉，敌攻者伤之甚也。”“客气”是指进攻的敌人方面，让他们劳师远袭，花费掉十倍百倍的气力，而防守的我方却不用一半的气力，这就叫以逸待劳，叫敌人伤亡惨重。二是凭险固守，以一当十。“夫守者，不失险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与焉。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千而当万。”“千丈之城，则万人之守。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士民备，薪食给，弩坚矢强，予戟称之，此守之法也。”

    第三、策略智谋和领导艺术

    请看下面这个小故事所表现的古人的智慧：

    春秋战国时，楚国将领公子心带领军队同齐国作战。当时天空出现彗星，古人缺乏科学知识，认为彗星出现就是灾异，心里害怕。尤其不好的是，当时出现的彗星，帚把在齐国一方。根据星占家的说法，彗星表示有战事，彗柄所在一方将获胜。这样，周围的人都劝公子心不要同齐国开战。公子心已经做好了准备，打仗决心已定，说：“彗星能说明什么？！如果彗星出现真与打仗有关，那么用扫帚打架，正好要把扫帚柄倒过去才能打败对方，我相信我们定能打赢，不要动摇。”结果他果然战胜了齐国的军队。

    一般人把彗星视为不祥之物，公子心却不忌讳它，用它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这是一层智慧。世俗之见是“柄在所胜，不可击”，公子心却用了日常生活中人人能懂的道理，说明彗柄在齐正好打败对方，同一个事实，他做了全新的对自己有利的解释，而且显得更有道理，鼓舞了士气；这是又一层智慧。结果公子心取胜了，这是军事的胜利，也是智谋的胜利。这个故事即在《尉缭子》书中《天官》篇中记载。这部书中很多地方表现了古代兵家的智谋，包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不仅在军事思想上有价值，而且对我们今天提高管理水平、领导艺术，以至体育竞技等项都很有启发。

    上面所讲《尉缭子》书中阐述的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文与武、攻与守、爱与畏、将领严格治军和严于律己等项，都体现了朴素辩证法的思想。这里再举出书中符合辩证观点、反映出古人智谋的论点。

    正与奇。正是通常打法，奇是出奇制胜，攻其无备。“善御敌者，正名先合，而后扼之，此必胜之术也。”（《兵令上》）讲将领要先用正面部队与敌军交锋，然后出奇兵扼住要害，给敌人以意外的打击，就必定取胜。”兵不厌诈”，善出奇兵，这是兵家的要诀。

    密与疏。指讲究战场上布阵密集或稀疏的不同战术。作者说：“阵以密则固，锋以疏则达。”（《兵会上》）两军相持或对阵时，布阵宜较密集，这样阵脚牢固；前锋部队则宜稍为疏隔，避免拥挤，以便于战斗。这也是作者总结作战经验而得的智慧。

    大与小。这里指根据敌国领土的大小广狭，而实施不同的进攻策略。作者说：“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阨；地狭而人众者，则筑大堙以临之。”（《兵教下》）绝其呃，指把守险要地带，断绝交通要道，是对付地广人少的敌国的办法；筑大堙，指堆筑起供进攻用的土山，是对付领土狭小而人口众多的国家，采取强攻。

    虚与实。军士的训练、卒伍的编制、武器的准备、战斗的动员，这些都是实的，务必实实在在进行，做得扎实严密。但作者又论述到军事行动有时要制造假象，麻痹敌人，或试探敌人的动静。故说：“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兵谈》）生动地说明用兵要像隐藏在地下那么秘密，像在空中那样不可捉摸，一旦进攻，使敌人猝不及防，无法抵挡。作者又论述用计策引诱敌人，使之暴露出内部的弱点，然后进攻：“伐国必因其变。示之财以观其穷；示之弊以观其病。上乘者不离，若此之类，是伐之因也。”（《兵教下》）为了使敌方内部发生变故，而故意显示一下我方的财物，以观察它贫穷的程度；暴露一下我方的弱点，以观察它的弊病，虚虚实实，摸清敌方底细，相机而采取主动进攻。

    刚与柔。战争是武力行动，无比勇猛刚烈，书中一再论及“兵者凶器也”，“便吾器用，养吾勇武，发之如鸟击，如赴千里之溪”（《制谈》），迅猛地进攻敌人，就是这个意思。但作者又论述军事行动需要坚韧不拔地努力，常备不懈、周密细致地作好各种布置。故又说：“胜兵如水。夫水至柔弱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也，性专而触诚也。”（《武议》）

    以上各项无不体现出古人的智谋。可以不夸大地说，《尉缭子》是一个智慧库，我们今天从事经营管理、体育竞技，以至处理人事关系各项，都可从中得到教益。

    战争是对将领指挥才能的最好考验。《尉缭子》在总结领导艺术方面是十分精采的，对我们的启发尤为宝贵。《十二陵》一篇，讲的是有关将领治军处事的十二对事项，前十二项是要做到的，后十二项则是要避免的。每一条都是作者总结的治军格言或人生哲理，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有讲将官树立威信和决策识断的，如：威严在于不随便改变决定（“威在于不变”）；机谋在于适应事物的变化（“机在于应事”）；进攻在于出敌意外（“攻在于意表”）；后悔在于多疑寡断（“悔在于任疑”）；见识浅陋在于远离了贤能的人（“固陋在于离贤”）。有讲将领如何协调关系和周密部署的，如：给人恩惠在于适时（“惠在于因时”）；防守在于荫蔽自己（“守在于外饰”）；不犯过失在于掌握处理事情的分寸（“无过在于废教”）；不陷入困境在于事前作好准备（“无困在于豫备”）。有讲道德修养的，如：明智在于把握大体（“智在于治大”）；处事严谨在于小事情上提警惕（“慎在于畏小”）；得到民众拥护在于虚心（“得众在于下人”）；办事不公在于私心太重（“偏在于多私”）；受祸在于贪图钱财（“祸在于好利”）；不明事理在于受人离间（“不明在于受间”）。一个将领或者部门负责人，如果能记住并时时温习这些格言，对于提高他的领导艺术和品格修养，是大有好处的。

    还有一点很可贵的，作者很重视形成军队中的亲和力、凝聚力，这不仅对军队，对于今天一个部门或企业搞好人际关系、协调工作也有所裨益。书中把部门首领与成员的关系比喻成心与肢节的关系：“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肢）节也。其心动以诚，则支（肢）节必力。”（《攻权》）首领待人办事诚心专一，下属行动起来就配合恰当。又说：

    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营而显之。田禄之实，饮食之亲，乡里相劝，死生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战威》）

    这段话，相当深刻地说明长官要关心、体恤士兵，在物质上予以照顾，感情上表示亲和，士兵之间有亲密的感情，有了这样的亲同感、凝聚力，就所向无敌。这个道理，不是被许多今天成功崛起的企业同样证明了吗？

    综上所述，《尉缭子》全书二十四篇，实则论述了包括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略策略原则和治军具体措施这三个层次的内容，因而确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兵书。当然，这部二千多年前的名家著作也有糟粕部分。如作者虽论述过刑罚要适中，不能因施酷刑造成冤案，但在别处又讲对士卒用刑要严酷，甚至讲出“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的谬论（《兵令下》）。书中还讲“官无事治，上无庆赏，民无狱讼，国无商贾”（《原官》），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像这些地方都应予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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