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派高级首长亲自鼓动与指挥架桥，打破任何困难，使桥迅速完成。

    2．组织渡河，使部队免除混乱、拥挤与落伍，有秩序限时迅速渡毕。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党中央 政治部 20日17时

    “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派高级首长亲自鼓动与指挥架桥，打破任何困难”、“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四渡赤水前的语气如此严重急迫，与二渡赤水后取得遵义大捷发布的《告全党同志书》宣称“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追剿计划”、“给了我们进行部队的休息、训练、整理、扩大的可能”、“我们当前的中心口号是：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形成鲜明对照。这是自突破湘江封锁线后，红军最高指挥机关下达命令时从未用过的严重用语。令人想起湘江战役战局危重的关头，林彪发出的那封“军委须星夜兼程过河”的电报。

    虽然有了二渡赤水的遵义大捷，但三渡赤水前后出现的严重局面，不是我们今天只凭《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经过要图》和纪念馆内的沙盘演义，就能描述出当时当地红军的真实处境。

    周恩来后来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1月、2月出发，到了5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

    就连以宽容憨厚见长的总司令朱德，在四渡赤水期间也两次大发其火。

    一次是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斗，朱德亲上前线督战，见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对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发了火。

    另一次是四渡赤水后南渡乌江，干部团奉命拆掉浮桥时，九军团还未过江，朱德知道后对干部团的陈赓、宋任穷发了很大的火。

    宋任穷回忆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

    黄克诚见到的，大约也是唯一的一次。

    那的确是一段非常时期。川、黔、滇边区回旋余地如此狭小，蒋介石又调集川军、黔军、滇军、桂军、湘军加上中央军重兵云集，围追堵截；敌我之间常常是你来我往，互相穿插；部队与部队间空隙相当有限；生死之交，胜败之别，常常决定于一瞬之间。红军一着不慎，确实有满盘皆输的可能。

    而且红军来到川、滇、黔以后，在江西苏区与蒋军相比明显占优的山地机动能力也不明显了。川军、黔军和滇军长期征战于云贵高原，皆具很强的山地行军能力。红军这方面与他们相比，并不占有很大优势。就是相对最弱的黔军也并非不堪一击。黔军极强的山地行军能力，使其也具有行动飘忽的特点。一渡赤水前部队向土城行进时，三军团五师就突遭黔军袭击，部队颇有损失，五师师长李天佑因此被撤职。黄克诚率四师实施反击，虽然将敌击溃，但黔军爬山本领极高，跑得飞快，红军追击了好一阵子也没有追上。

    二渡赤水的遵义大捷也使红军付出了很大代价。拔了王家烈的老根，黔军也拼了命。这种时候黔军的战斗力并不弱于蒋介石的中央军。红三军团伤亡严重。军团参谋长邓萍阵亡，张宗逊、钟赤兵等多名师团领导受伤。遵义战役后彭德怀给军委的报告中说：红三军团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3个团，每连只能编四五个班；可见部队损失之大。

    所以从来不发火的朱总司令几次发火，从来不叫困难的周恩来说“相当艰难困苦”，也没有什么奇怪了。

    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绝不是历史用托盘端上来的一份幸运礼物。把四渡赤水看成一场出神入化的妙算和从容不迫的行军，糟踏的是我们自己那部艰难曲折的奋斗史。

    3月21日，中央红军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河。

    3月24日，蒋介石自重庆飞抵贵阳。

    他满以为红军将在川、黔、滇一带分散游击，所以要“先求稳定”，用碉堡将红军封死。毛泽东偏不求“稳定”。碉堡封锁来不及形成，红军21日又东渡赤水，以古蔺地区为核心用碉堡围死红军的设想遂不能实现。

    但蒋见红军并未化整为零，便认为聚而歼之的大好时机仍在。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柴草也不易，蒋介石认为红军反复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遂立即改碉堡封锁战法为碉堡封锁与重点进攻相结合。他严令各路军队向遵义地区开进，实行南北夹击，不顾一切迫使红军于遵义地区决战，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在给薛岳部连以上军官的训令中，他说：“残匪西窜是我军围歼唯一良机，如再不能剿灭，则再无革命军人之资格。”

    不光有敌变我变，也有我变敌变。双方皆挖空心思，寻求消灭对方、保存己方的最佳战法。

    蒋介石并非是一再上当的草包。

    但关键时刻，薛岳找不着红军主力了。

    红军也在进行紧张的调整变化。

    25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团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名义致电各军团负责人，提出首先钳制周浑元、吴奇伟部，消灭王家烈部，由此扩大机动区域转向西南，然后在运动战中消灭追击或截击之敌一部或大部，以扭转战局。

    此方针还是胃口太大。红军当时连续奔波，已相当疲惫，粮食等给养又十分困难。一渡赤水在扎西、二渡赤水在遵义一带扩大的兵员逃亡严重。要先吃掉王家烈再吃掉其余敌人一部或大部，已无可能。

    接到这封电报后，晚上22时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回电，认为目前向西南机动很困难，因为首先要突破敌之包围；建议转向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同时根据调查所得情况，彭、杨提出，只要有充分准备，用4至6个小时即可在三军团原来渡乌江处架起浮桥。

    关键时刻，彭、杨再次提出重要建议。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南渡乌江，但意思已很明显。

    26日，毛泽东迅速接受彭、杨建议。朱德发布命令，决定中央红军集结主力改经长干山与枫香坝中间地段南下。

    27日敌情又发生变化。长干山之敌已进占平家寨、李村，薛岳直接指挥的九十二师已在坛厂与九军团激战，原定从长干山、枫香坝之间突围南下已不可能。蒋介石、薛岳正调集人马在这一带修碉筑封锁线，阻止红军南下。

    毛泽东决定，以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向长干山、枫香坝佯攻，引敌北上；一、三、五军团及军委纵队乘机改由枫香坝以东穿过敌人封锁线，向南急进，抢渡乌江。

    作此决定时，他一定想到了两天前彭、杨的建议。

    抢渡乌江，要点在“抢渡”二字。实现抢渡，关键不能让敌人察觉企图。

    但前线敌军发现了红军的企图。

    28日，土城守敌侯汉佑电薛岳：红军停止西进，一部有回转模样。

    薛岳未加重视，认为遵义以西封锁线已完成，红军向何处回转，不足为虑。

    30日周浑元急电薛岳：长干山、枫香坝、鲁班场附近防线遭红军袭击，红军已经南移，有偷渡乌江模样。

    薛岳这才大惊，急忙请示蒋介石。

    这回轮到蒋介石不以为然了。认为是红军的战术行动，不要上当。

    28日侯汉佑致电薛岳时，红军主力已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敌军封锁。

    30日周浑元急电薛岳时，红军主力到达乌江边。

    同是主帅，毛泽东对红军将领的意见极其重视，哪怕意见不合自己的主观设想，只要符合客观实际，也坚决采纳实行。蒋介石、薛岳等则不愿重视不合己意的消息。被证明是真实的了，还千方百计作出解释，完成自我开脱。

    例如后来把不知道红军南渡乌江归结于连日阴雨连绵、乌云密布、飞机无法临空侦察，所以不知红军去向。部下先前一封又一封报告被丢进废纸篓里，却无人出来承认了。

    3月31日，中央红军除九军团继续伪装主力在乌江北岸迷惑敌人外，其余全部南渡乌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蒋介石几十万追兵和一大群碉堡封锁线都被甩在了身后。

    追兵依然在乌江以北大筑碉堡。蒋介石依然在那里做他那“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末弩红军走投无路”的美梦。

    4月1日，蒋介石才知道红军渡过乌江的消息。

    红军完成了四渡赤水。

    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到3月31日红军主力南渡乌江，70天时间红军在黔北川南徘徊不去。一渡赤水前土城失利，被迫放弃赤化四川。三渡赤水前鲁班场失利，又被迫放弃赤化贵州。一次次寻找，又一次次失去，就因为失去根据地的红军，迫切需要找到新的落脚点。

    皆未能实现。

    原因不仅在敌我力量悬殊，也在蒋介石对西南早就志在必得。

    蒋介石一直视半独立的西南为最大隐患，常思拔除。在南昌行营部署对红军的追剿时，他就在部署统一西南的全盘计划：“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借口阻止我们去，此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对蒋来说，入黔追剿红军无疑是“一石二鸟”。不仅如此，还可进一步形成既可扼桂，又可图滇的态势。所以不惜使用重兵，大筑碉堡，长期据守，与红军反复较量，绝不允许红军在贵州立足。

    中央红军不论是“老三人团”还是“新三人团”，对这些情况基本不清楚。长征前中共上海局被破坏，红军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军领导人的战略视野。主要领导人对蒋介石的整体战略意图和西南军阀各自的算盘均不甚了解，于是便连续出现决策与实际不符的情况。

    后来红二、六军团长征，仍然还想在黔西、大定、毕节建立川滇黔边根据地，最后不能保住，原因也正在此。

    虽然战略目标未能实现，但四渡赤水作战的光辉地位永存。

    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又回到了红军当中。

    毛泽东说，四渡赤水作战是他一生中得意之笔。

    得意在哪里？不在神机妙算，也没有神机妙算。只有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对决策作出修订，方能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

    四渡赤水期间，红军战略决策的变化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决策变化的灵活与快速，令我们今天叹为观止。所有变化的目的都是一个，为了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毛泽东在红军中领导地位的恢复，由四渡赤水完成。

    每一次都是一路硝烟一路战火一路鲜血一路牺牲走过来的。红军正是在一次又一次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转坎坷为通途的努力奋斗中，熔炼出了最顽强不息与最光彩夺目的生命力。

    纵观四渡赤水之战，最令人惊叹的不仅是领袖人物的领导艺术和指挥技巧，更是中国工农红军空前顽强战胜死亡的决心和寻求胜利之意志。毛周朱统帅下林聂彭杨董李罗何邓蔡率领的这支军队，任何力量也难以将其消灭。

    它是不死鸟。

    是火中凤凰。

    五、入滇，危局中的大智大勇

    南渡乌江的红军将指向哪里？

    4月1日至10日，是蒋介石最难受的10天。

    他在贵阳同陈诚、薛岳、何成濬等人商谈，判断红军有两个走向：南进袭击贵阳；或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两者之中，后者可能性为大。但两者都威胁贵阳的安全，应以确保贵阳为当务之急。

    此时红军一部兵力佯攻息烽，并在沿途张贴“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的标语，前锋直逼贵阳。贵阳附近只有郭思演第九十九师的4个团兵力，大部担任外围守备，城防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两个团。蒋介石令各部队对红军衔尾急追，另特急调驻防大定的滇军孙渡纵队火速增援贵阳。

    薛岳用电报和电话传达蒋介石的命令，声嘶力竭。

    4月4日，湘军李韫珩电告，该部在息烽县黑神庙与红军遭遇，红军先头已过息烽，红军前锋距贵阳仅百余里。

    贵阳城陷入极度紧张之中。

    幕僚们判断，红军在重兵尾追下顿兵攻坚可能性不大。且即使强攻贵阳，只要坚守一天，援军即可赶到。但这些判断安不了蒋介石的心。他现在想力保的不是贵阳城、而是飞机场了。

    4月5日夜，郊外响起枪声，谣传飞机场被红军占领，贵阳全城人心惶惶。滇军孙渡纵队赶上来后，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孙纵第七旅旅长龚顺璧，要他抽兵保卫飞机场。龚顺璧听不懂蒋的浙江话，老是反问，蒋介石大发其火，几乎摔掉话筒。

    性命攸关之时，蒋介石从来非常认真。他早作好了多种准备。仅“走”的工具就备有飞机、轿子和马匹。同时劝说各国教士及外国人，退出贵阳到安顺暂避。

    滇军孙渡纵队在救援蒋介石中，表现出了很强的行军能力。大定距贵阳四百多里，普通行程需7天，孙渡硬是以3天3夜急行军赶到。蒋特电龙云：“滇军忠勇诚朴，足为军人模范。”

    就因为蒋介石的嘉奖和犒赏，孙渡又见疑于龙云，以为他被蒋介石挖过去，几乎为此丢掉指挥职务。

    矛盾错综复杂，情况也一片混乱。

    正当贵阳城内张皇失措之际，红军主力于4月3日出其不意地改为东进。

    4月4日，蒋介石以飞机侦察发现红军在清水江上架设的浮桥。

    4月5日，红军以少数兵力东渡清水江。

    蒋介石又判断红军要向东与贺龙、萧克会合，急令湘军3个师及桂军一个师立即堵截；令吴奇伟纵队和刚刚赶到贵阳的孙渡纵队与五十三师分3路向东追击，防止红军北渡乌江返回黔北，围歼红军于黔东。

    红军的意图却既不是东进，也不是北返。

    4月7日，中革军委致电林聂彭杨董李：“我野战军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姿势，从贵阳、龙里中间向南急进，以便迅速占领定番。”

    红军要南下。

    8日起，乘敌全部精力用于防止红军东进之机，红军主力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迅速南进。4月9日，红军主力穿过贵阳、龙里间20公里地段的湘黔公路，在蒋介石的眼皮之下飘逸而去。

    红军以为蒋介石仍在贵阳。其实他在7日下午已秘密飞往昆明躲避。待10日贵阳解除戒严后，他才飞回来督战，令吴奇伟纵队和孙渡纵队立即转入尾追。

    这是红军又开始选择落脚点的紧张阶段。从江西出发就开始了对西征目标的选择，至今还未完成。

    博古、李德选定的湘西，被湘江之战的沉重损失否定了。

    黎平会议指出的是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

    遵义会议又提出了川西北，赤化四川，土城战役失利后被放弃。

    一渡赤水扎西会议后提出云贵川边，因川军、滇军夹击也放弃。

    二渡赤水后提出赤化贵州，首先是黔北。鲁班场战斗失利后放弃。

    四渡赤水后，眼光放在了黔西南。又因滇军先到而不可得。

    红军在不断地选择，又因现实不断地放弃。

    但仍要选择，必须选择。红军自建立始，生存、战斗与发展，全赖根据地。

    当时领导人急切的心情，紧迫的思绪，非我们今日所能想象。

    此期间，一、三军团领导人发挥了重大作用。

    黔西南无法获得后，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杨尚昆最先提出入滇作战。

    4月13日，彭德怀、杨尚昆就中央红军的行动向朱德并中革军委提出建议：迅速西渡北盘江，袭取平彝、盘县，在滇黔边与敌第三纵队作战。

    电文说：平彝、盘县为黔滇咽喉，四向均可出击，使敌封锁困难。蒋介石迫我南走桂境，利用追剿机会解决西南，我军渡过北盘江后，其企图即告失败。目前，只有争取到时间，才能有空间。我军往西，甚至入滇，只要给滇敌一个较大的打击，使我机动区域更大，则更能多得时间和空间，争取群众，巩固和扩大红军，在黔边打开局面。

    此电的关键，在“甚至入滇”四字。

    彭、杨用十分谨慎的话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建议。

    入滇，对中共中央领导人来说，心情是沉重的。从江西出发那天起，红军一直在极力避免被敌人压向经济落后、消息闭塞、少数民族聚居的边陲。预定去湘西不可实现，便提出川西北。川西北不可行，又是川、滇、黔。虽然此时开始提到云南，但中心一直是黔北。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到3月31日南渡乌江的四渡赤水作战期间，在敌人重兵夹击之中，中央红军徘徊于黔北川南70天不去，一直争取创建川、滇、黔新根据地，就是以免被压向更偏更远的地区。

    两个月来，种种计划都未实现。即使是黔北，离中国的心脏地带也已经远了。若再入滇，下一步目标是哪里？如何东返？

    所以中共中央内部一直存在不愿入滇的情绪，是毫不奇怪的。红军提过“川、滇、黔”，却无人提出入滇作战。这次彭、杨首次提出入滇，也只有用“甚至入滇”、“在黔边打开局面”等这些十分谨慎字眼。

    但问题毕竟提出了。只要提出，就需要些勇气。

    真理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一轮光芒四射的红日。更多的时候，它可能只是黑夜中一道电闪，甚至是遥远的前方一缕若明若暗的微光。

    发现真理，需要智慧。跟随真理，则需要勇气。

    事实很明白，只有入滇，才能获取更大的机动。

    但承认事实也是需要勇气的。

    三军团彭、杨的建议，对于红军摆脱敌人重兵包围、迅速西渡北盘江入滇作战以争取更大机动，特别是对后来实现北渡金沙江的战略意图，有着重要意义。

    但所有意义，都是执行后才能显现的。执行之前，一切仍然扑朔迷离。

    毛泽东再次迅速接受彭、杨建议。16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在17日完成北盘江架设浮桥任务，并开始分左、右两路纵队渡江。

    4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北盘江，连克县城数座，打开入滇通路。

    4月24日，红军一、三、五军团进入云南。

    即使此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仍然没有放弃争取在贵州立足的最后努力。

    4月25日，进入云南第二天，中革军委下达在白水、曲靖地区作战的命令：“这一地区是战略机动的枢纽，背靠西北天险，便利于我们向东及向南（包括黔边及南盘江上游）作战。”

    同日，中共中央向前线指挥员发出指示：

    最近时期将是我野战军同敌人决战争取胜利以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首先要在沾益、曲靖、白水地区内消灭滇敌安旅，以我们全部的精力与体力去消灭万恶的敌人，一切牺牲为了目前决战的胜利，是我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的唯一的铁的意志。在这一意志之下，中央相信你们对于中央与军委所提出的意见，决不会妨害我们内部的团结一致与保障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这种上下的团结一致与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是我们争取决战胜利的先决条件。中央坚信在目前的紧急关头，你们必须充分发扬你们的果敢机动与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领导全体红色指战员奋勇杀敌，并纠正部队中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来完成中央与军委所给予你们的神圣的任务。

    指示中三次提到“决战”，两次提到“坚决执行”，两次提到“紧急关头”。

    从这份已经不为我们今天特别重视的指示中，可以看出当时围绕立足点问题，红军领导层内部出现的分歧和争论。可以感觉出来上上下下对长期找不到立足点、无根据地作战的焦灼。

    这份指示无法落实。当时条件下，追击重兵陆续而来，立足未稳的红军要在滇东与敌人决战以扭转战局，实际是不可能的。

    在滇东创建新根据地既不可能，回黔西之路又被堵住，哪里是红军的落脚点呢？

    4月25日晚，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

    目前战略上已起重大变化。川、滇、黔、湘各敌及中央军正分路向昆明东北前进，阻我折回黔西，企图歼灭我军于昆明东北之窄狭地域内。在目前形势下，我军已失去回黔北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开展局面。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

    这是一封既非常重要、又相当大胆的电报。中央刚刚发出指示要前线指挥员不要争论，坚决执行军委命令，林、聂就来电讲“已失去回黔北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开展局面”，与中央的两种设想唱对台戏。“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一句话内三个“应”，又颇有不敬之感。

    电报没有立即发生作用。

    但林、聂在电报中首先提出了“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这条红军后来实际采取的路线。

    晚一天，4月26日红三军团彭、杨呈军委电报也道：“争取滇黔边各个击破敌人可能极少，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彝、盘县的良机，使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因而建议：“明日应继续向西北前进渡过东洪江，争取几天休息，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彭德怀、杨尚昆也感到了在滇东作战的问题。

    中革军委还在考虑。

    新三人团还在考虑。

    毛泽东还在考虑。

    4月26日，红军一军团、五军团进至白水以西地区，担任后卫的三军团在白水以东遭敌机轰炸，伤亡三百多人；27日，追敌与三军团十一团在白水激战；当日15时，红军放弃白水。

    红军在滇东与追敌决战以扭转局面的设想就此搁浅。

    别说决战，连足也未能立稳。

    4月28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鲁口哨、水平子一带宿营地开会。研究的问题不再是滇东决战或返回黔西，而是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了。

    毛泽东在会上说，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生机。

    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报：

    林聂彭杨董李罗何邓蔡：

    （甲）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股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70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乙）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

    红军的战略方针再次出现重大转变。

    自江西出发就不断在寻找北上途径。一直走到西南边陲，终于找到北上之途。

    虽然中革军委4月29日电报中强调这是“中央过去决定……的根本方针”，即遵义会议后提出的建立川西北根据地、争取赤化四川的方针，但此时的北上入川，与彼时的北上入川，已有了重大区别。

    首先是渡江地点不一样，其次对敌情的掌握判断也不同。

    遵义会议原定方针是先至川南地区，相机从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一方针因土城战斗失利被迫放弃。后来的入川却是从更偏远的云南直入川西。前者由于轻敌，选定的渡江地点恰是川敌兵力雄厚处；后者则在基本掌握各路敌军情况的基础上，选定了川敌兵力最薄弱处。所以前者没有达到入川目的，后者却达到了这一目的。

    领袖的真正英明之处，并不在善于提出建议，而在善于采纳建议。

    邓小平同志后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并不是一句空话。从来不是。最好的凭据，就是在这些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选择了毛泽东。而毛泽东也每每在危机关头，采纳了领导集体中最成熟和最深思熟虑的建议。

    在这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勇和智，是果断地面对困难、挫折和失误的勇和智，是迅速地修正主观设想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的勇和智。

    还是那句话，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真正伟大之处，不在他们的预见，而在他们的实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