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批判了孔孟之道的封建糟粕，揭露了资本主义“自由”的吃人本质，摈弃了苏联的教条模式，实事求是，锐意革新，将农村作为革命的基点，把农民作为夺取政权的主力，使那些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惊讶不已。
他，伟大的军事战略家，身经百战，深通战略，善于从宏观上把握战争全局，从不干涉下属的战术部署。他善于集中兵力，出奇制胜，用“小米加步枪”一个又一个地战胜那强大的敌人，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个奇迹。
他，不仅是哲学家，理论家，而且是诗人和艺术家。他深入浅出，好大众化，能把宇宙万物变化的奥秘讲得风趣而明白，勇于实践。他的诗词想象丰富，气魄宏伟，意味无穷；他的书法汪洋恣肆，任意挥洒，妙趣横生。他的艺术造诣和语言艺术使他的领导思想、军事思想、文艺理论都熠熠生辉，魅力无穷。
他，是圣人，也是凡人，他绝对不是神。他遭过挫折，犯过错误，受过处分，有过苦恼，但现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当他走到位于古都北京城中央的天安门城楼上时，聚集在这儿的百万群众翘首仰望，凝神注视，都想看一看这位有传奇色彩的中国人——毛泽东。
毛泽东神采奕奕，热情地摘下帽子向欢呼的人群招手。他，身材魁梧，面容慈祥，宽阔的前额，长长的黑发，使他那一双明亮的眼睛显得分外明亮。丰满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圆圆的下巴上有一颗显眼的黑症。正如一位缅甸人说的，“他没有周恩来的清秀，但是显得慈祥宽厚”。今天，为了开国大典，他没有穿他那宽松的裤子和朴实的上衣，而穿了一身笔挺的中山装，显得十分精神。他的胸前佩戴着一条鲜红的绸带，上面印着八个黄色大字：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3时整，毛泽东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低声对身边的周恩来打了个招呼，然后手持讲话稿，对着中央话筒，用他那乡音浓厚的湖南话，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万众欢腾，山呼海啸。
毛泽东亲手按动了面前的升旗电钮，他那有力的大手，伸出一个指头，稳稳地按在那白色的按钮上，久久地没有松开。
一面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冉冉地升向天空，迎风飘扬。
54门礼炮齐鸣28响，每一响都惊天动地，这28响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先烈们前仆后继牺牲奋斗的28个年头。广场上空，响彻了激越高昂的国歌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现在，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中国人民终于筑成了新的钢铁长城，终于站立起来，第一次以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然而，欧风美雨，咄咄逼人。复杂的世界，是否承认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的政权呢？毛泽东的心里并不十分乐观。
毛泽东深知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开天辟地的革命伟业。它不仅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扫除近百年来的民族屈辱、陈规陋习；而且打破了世界的格局，惹恼了帝国主义列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些一直想鲸吞蚕食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们不但不会承认它，而且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它，推翻它；那些受侵略受压迫的弱小国家，虽抱着同情，有心支持，但无能为力；而苏联的斯大林对自己又有怀疑……所以毛泽东说，我们建国以后，如果外国三天不承认，就有问题了。
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他郑重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立第二天，即10月2日，苏联政府从首都莫斯科发来了世界上第一份照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俄文翻译师哲把这份热情的照会译出来，亲自送给了毛泽东。
紧接着，一批新民主主义国家相继发来贺电，纷纷正式承认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
当红色的电波把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传遍世界的时候，许多资本主义的国家在冷眼旁观，蒋介石更试图依靠美国来孤立新中国。苏联的首先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与声援，打破了美国和国际敌对势力的孤立图谋，使一个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红色政权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
苏联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在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已经作了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就立即承认你们。”但这毕竟是口头的承诺，能不能兑现，还不一定。现在，口头的承诺已成为现实，并且昭告全世界，这对于新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国际支持。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在1949年11月8日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表达了这样的心情。他说：“政府成立第二天即获得苏联的无条件承认，并很快即获得各新民主国家的同样的承认，这件事给了我们以有利的地位，使许多经常摇摆的人们稳定下来，觉得人民政府势力大了，不怕帝国主义了。又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抛入被动地位。”
曾经担任苏联驻国民党政府北平领事馆总领事的齐赫文斯基，亲历了中苏建交这一历史时刻。他回忆说：1949年9月底，我接到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盛大阅兵仪式结束后，人们仍然不肯离去，在广场上载歌载舞。周恩来的秘书过来告诉我，周总理要我等一下，有封信交给我。过了一会儿，周总理的秘书给我一封信，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我阅完信，立即译成俄文，让领事馆工作人员发回莫斯科。由于时差关系，收到我的电报时，斯大林还在工作，他立即指示苏联所有报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并决定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0月2日，苏联政府把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任命我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文件正式交给中方。这样，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
在这以前，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秘密访苏。刘少奇此行，主要是向斯大林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今后的任务，以及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方针；陈述中国对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的处理意见；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听取斯大林对当前国际形势、战争危险以及苏联与英、美关系等问题的估计和分析。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共产党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斯大林还对于他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妥协的错误，主动地作了自我批评，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刘少奇这次秘密访苏，为毛泽东的访苏作了重要准备。
10月2日，苏联政府宣布断绝同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外交关系，从广州召回苏联的外交代表。
10月3日，中国政府复照苏联政府，表示欢迎立即建立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参加开国大典后，毛泽东回到住处，已是晚上11时许。尽管他劳累了一天，但仍精神饱满，毫不疲倦。他顺手取来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书，打开封面，便看到斯大林那庄重而神秘的半身照片，端详起来。
斯大林的形象，是那样庄严而深沉，嘴边的胡子好像掩盖着无数的秘密。淡淡的笑容，似乎又表示出深厚的友谊。
毛泽东没有见过斯大林，他只是在书本上、电文中和别人的传言中听到过斯大林的心声，而现在，在新中国正式诞生亟须得到国际承认的关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首先伸出了友谊之手，同志之手，使他倍感温暖，倍感亲切，也倍受鼓舞，大大地增加了他的自豪感和自信力。
他记得很清楚，在三个月之前，1949年6月30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经作出过明确的判断：“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毛泽东知道，建设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友谊的援助，要学前人的经验。而在这方面，苏联的经验是可资借鉴的。因此，他明确指出，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而且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写道：“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想到这里，毛泽东立刻拿起电话耳机，打电话把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请到自己的住处，商谈着手准备出访苏联、亲自会晤斯大林的问题。
“恩来同志，我看现在我到苏联去一趟比较合适了。”英俊潇洒的周恩来，轻轻地点了点头：“是啊，今年是斯大林同志七十寿辰的生日，苏联准备庆贺。记得他六十寿辰的时候，主席在延安不是还写了一篇祝贺的文章吗？”
毛泽东感慨地说：“是啊，一晃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呀！”
“今年12月21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大林同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合适。”
毛泽东笑着说：“我可是只管去祝寿喔！有关中苏双方的会谈、协定、签约之类的事情，还得靠你这位政务院总理了。”
周恩来知道，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因为过分劳累，体力不支，需要休息，就说：“主席可以先在苏联休息一段时间，好好休息，恢复恢复；有关中苏双方商谈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去办。”
“好哇！”毛泽东点点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叮咛周恩来组织人做访苏的准备工作，并要和苏联方面及时联系。
新中国成立，打破了旧的世界格局。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破天荒地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奴役，使帝国主义者气急败坏，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内外串联，软硬兼施，千方百计地要孤立新中国，封锁新中国，不择手段地要把这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搞垮。
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不但准备自己于年底访苏，与斯大林会晤，而且在10月20日又致电斯大林，介绍王稼祥出任驻苏大使，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接洽两党事务。这样，中苏两党、两国的联系渠道完全打通，可以不失时机地开展打破帝国主义严重孤立、封锁新中国的斗争。
秘密的电波，把毛泽东的意思带到了苏联的首都莫斯科。性格多疑的斯大林看着毛泽东那热情友好的电文，禁不住内心愧疚，左右为难。
他轻轻地把电文放在桌面上，取出他那特制的烟斗，装烟、点火，抽起烟来。一团团的白烟，从斯大林的嘴里出来，袅袅上升，变化以各种形态。斯大林望着那变化无穷的烟气，已陷入了对往事的沉思。他觉得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简直似个神秘难测、变化无常的奇特世界；中国革命，又像个勇猛豪强、力大无比的雄狮，令人难以驾驭！为了中国革命，他不惜殚精竭虑，日夜操劳，花费过多少心血啊！然而，往往事倍功半，收效甚微，有几次，甚至是事与愿违，妨碍了中国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斯大林一直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因为蒋介石不仅掌握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命脉，而且有美国的全力支持。斯大林记得很清楚，就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和解放战争初期，他还看不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他对美国代表霍普金斯说过，中国，包括共产党在内，在目前还没有一个能统治全国的领导人，由于苏联不愿与一个分裂的中国谈判，斯大林准备支持蒋介石总统及其政府。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曾向美国总统作出过保证。这在美国总统杜鲁门极其机密的备忘录——《关于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协定的说明》中记载着：“一、斯大林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二、战争结束后，中国应由蒋主席继续领导。”蒋介石发动内战、挥起屠刀，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奋起抵抗的时候，他曾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过电报，要他们不要抗争，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坚强勇敢的毛泽东，顶着国内国外的巨大压力，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进行人民解放战争，同蒋介石国民党进行艰苦的较量。现在，中国形势的发展，和斯大林当初预计的相反，貌似强大的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打垮了。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毛泽东以新中国国家元首和中国人民领袖的资格要到苏联来，要和斯大林会晤，这必然会使斯大林感到尴尬、难堪。所幸的是，在中国解放战争中，他见蒋介石和美国打得火热，把大量的美军引入中国；而毛泽东则领导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很快地在东北打开了局面。于是，斯大林下决心调整决策：由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开始转向支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
一阵脚步声打断了斯大林的沉思。马林科夫进来，询问如何给毛泽东复电。斯大林拿起毛泽东发来的电报，看了又看，觉得无论措辞和语言，都是正确而得体的，便吩咐马林科夫给毛泽东复电：“欢迎毛泽东到莫斯科来。”
1949年11月12日，毛泽东又电谢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于是，对于毛泽东赴苏会晤斯大林的各项准备工作，都抓得更紧了。
12月6日，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洁白的雪花把京城打扮得玉砌银装，分外妖娆，阳光一照，大地生辉。北京车站，红旗飞舞，人流涌动。一列专车，整装待发。
毛泽东来了。他穿着一身银灰色的中山装，头戴呢帽，外罩一件大衣，从小车上下来，神采奕奕地走向欢送的人群，微笑着与送行的人一一握手告别。
毛泽东访苏，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出国访问，非同一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几乎全都前往车站送行。毛泽东同周恩来握手时，风趣地对这位外交能手说：“一言为定，我在莫斯科等你！”
周恩来轻轻地摇动着毛泽东的手，爽朗地笑着，说：“请主席放心！只等你一声令下，我们随即出发！”
告别了送行的人，毛泽东登上了专列，站在车门口向大家挥手致意。列车长鸣一声，徐徐驶出站台，奔向遥远的北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毛泽东访苏的决定是：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祝寿之后，就在苏联休息和参观；有关中苏两党两国间条约、协定的谈判，则由总理兼外长周恩来随后去办。因此，毛泽东的随行人员并不多，只有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欧阳钦和师哲等几个人。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和苏方负责中长铁路恢复工作的柯瓦廖夫也同行。此外，罗瑞卿、李克农、毛岸英负责送行。
列车朝东北方向飞快地奔驰，毛泽东在车厢里读书看报。不料，专列经过天津时，发现铁路上有一颗手榴弹。如果不是及时发现，后果难料。专列上顿时紧张起来，罗瑞卿忙令检查保卫措施，并亲自下车去调查处理这桩事件。
坐在车上的毛泽东却见险不惊，泰然自若地继续读书。听了手榴弹事件的报告后，他只淡淡地一笑，就去向随行人员了解沿途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谈到开心处，还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主席的镇定自若，深深地感染了车上的人。专列上的紧张气氛，很快地缓和下来了。
夜幕像一张无际的黑纱，悄悄地罩住了大地。毛泽东的专列射出一道明亮的光束，撕开了夜幕，飞速向前。车厢里，毛泽东手持书卷，在灯光下聚精会神地读着，读着……12月9日专列到达满洲里，毛泽东一行换乘苏联领导人用的专列。那车厢内设有浴室，还有大夫专为毛泽东配食。到边境迎接毛泽东的有苏联副外长拉夫伦捷夫、赤塔州苏维埃主席乌若夫、外贝加尔军区司令部代表及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马特维耶夫。过境后的第一站是奥特波尔，在那里有仪仗队隆重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整理了一下衣着，穿好大衣，大步走下车来。这时，站前广场上，军乐高奏，鼓号齐鸣。一排排穿着新军装的苏联仪仗队，威武雄壮，整队肃立。当毛泽东走来时，“唰——”地一下，仪仗队持枪行礼，向中国人民的领袖致敬。毛泽东注目还礼。检阅仪仗队后，他又与前来欢迎的当地领导人握手问候，稍事停留，又登上了专列启程。
西伯利亚的寒流是著名的，对新来的中国客人也不留情。车顶上、车窗前，挂起了一根根晶莹的冰柱。毛泽东似乎对这出奇的寒冷毫不介意，他有时观观窗外的冬景，有时埋头读书，有时查阅资料。当专列到达新西比尔斯克时，莫斯科已把电话打到了车站上，询问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如何，途中是否顺利等等。
毛泽东闻讯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告诉苏联同志，我们一切都很好，谢谢他们的关心。”
列车呼叫着，顶着凛冽的寒风向前疾驰，把一片片森林、一道道山川甩在了后边。车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毛泽东的身体不大舒服，脸色也有些不正常。
工作人员急切地问：“主席，要不要通知苏方一下？”毛泽东摆摆手说：“不用，不用，等车停下后，下去透透空气就好了。”
果然，列车停稳后，毛泽东下车走了走，活动了一阵身体，又恢复了常态。列车到雅罗夫斯基车站后，专程从莫斯科来迎接毛主席的王稼祥到了。当时他是中国驻苏大使。一上专列，他就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说：“主席啊！可把你盼来了！”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迎上前去，也拉着王稼祥的手说：“稼祥同志，你辛苦了！我这一回来，可少不了你这个苏联问题的专家哟！”
说着，两个人坐下来，亲切地交谈。毛泽东同王稼祥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早在1935年春，中国革命处在最困难的关头，毛泽东心急如焚，有劲使不上。在红军长征路上，他和躺在担架上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进行过几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坚定地站在被排挤压制的毛泽东一边，旗帜鲜明地同王明路线作斗争，投下了关键的一票。会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周恩来和王稼祥当时也成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上的副手。抗日战争初期，王明从苏联回国，大搞“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又是王稼祥从苏联回到延安，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确立毛泽东正确领导的指示，批判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发展。现在，在开往莫斯科的专列上，毛泽东和王稼祥再次相会，抚今忆昔，感慨万千。
毛泽东递给王稼祥一支香烟，自己又划着火柴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后说：“时间真快呀！记得斯大林六十岁生日时，我们还在钻山沟，人家也不大看得起我们。当时，我在延安发表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表示我们的心愿。没想到他70岁生日时，我们已经夺得了政权，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吧！”
王稼祥回忆说：“从1920年共产国际派维金斯基来华，帮助中国革命，到新中国成立，29年间，苏联同志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不少。”
“是的，是不少。”毛泽东点点头说，“这种帮助和支持，我们过去需要，现在，我们同样需要。”
王稼祥又说：“记得主席在延安发表的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学习斯大林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方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理论；一个是事业方面，把理论见之于实际。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完成，而斯大林把它完成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的确，在苏联的两个五年计划之前，在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前，各国资产阶级的报纸天天说苏联不行了，社会主义快完蛋了，但是今天怎么样呢？张伯伦的口被封住了，希特勒完蛋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更强大了，新中国又诞生了。”
“是啊，胜利来之不易，今后的路程更长！”毛泽东说着，放眼窗外。
列车长鸣一声，在茫茫的雪原上奔驰。前面是金色阳光照耀下的银白色原野，苍莽的森林，起伏的山峦，令人心旷神怡。
1949年12月16日清晨，莫斯科银装素裹，雪压枝头，大街小巷白雪覆盖，冰清玉洁，到处都显得庄重、高雅、肃穆。太阳出来了，金色的阳光照在雪街玉树上，金光银色相辉映，好似为这座古城披上了一件绚丽的新装。
快到中午时分，气温渐渐升高，莫斯科人纷纷走上街头，他们都在议论着今天的热门话题——新中国的主席毛泽东将来到这里。
车站上，红旗飘扬，彩带飞舞，一队队男女青年，手持鲜花彩带，边歌边舞，热烈地欢迎贵宾。
正午时分，伊万大帝钟楼上的那口古老的大钟敲响了。“当，当，当——”第十二下洪亮的钟声刚刚响过，“呜——”一列专列进站了，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呼啸着开进了莫斯科北站。钟声、车声、欢呼声响成一片，这是苏联方面精心安排的。到车站迎接毛泽东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外贸部长孟希科夫、副外长葛罗米柯等。
在车站上，毛泽东检阅了仪仗队，并且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毛泽东最后高呼：“中苏友好与合作万岁！”由于天气寒冷，毛泽东在途中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便乘车前往下榻处——莫斯科郊外斯大林战时的住所休息。莫洛托夫陪同毛泽东到下榻处，招呼毛泽东休息，并说下午6时斯大林约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会面。毛泽东下榻的孔策沃别墅环境优美、内部舒适、设备齐全。毛泽东在卧室里休息了一阵，便叫工作人员做好会晤前的准备工作，他自己则点燃了一支烟，走到窗前，望着那白雪覆盖着的田野，大脑进入了冷静的沉思。他知道，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生性主观而多疑，直至自己赴苏前夕，斯大林还怀疑中国共产党会不会走“南斯拉夫式的道路”，怀疑自己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铁托”。他也知道，他根据中国特点选择的和苏联不大相同的革命道路、方针、政策，斯大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太赞成。
但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知道革命的道路该怎么走，更懂得顾全世界革命的大局。毛泽东本人早就说过：“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面的……”
此时的毛泽东决心去打消斯大林的怀疑和顾虑，搞好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
他又看了看莫斯科郊外的自然风光，然后转回身来，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一会儿，警卫人员前来，迎接毛泽东去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毛泽东只带了顾问兼翻译师哲，随警卫人员走出客厅，登上了小轿车。
汽车穿过繁华的莫斯科街道，进入克里姆林宫。这座古老的皇宫里，路面全是用鹅卵石铺成的。车队沿着伊万大帝钟楼的右边驶过，从斯帕斯大门开进去，经过一个很大的街心花园，来到一个美丽的大理石游廊。
毛泽东坐在车内，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游廊的顶部。原来，在那游廊的顶部，镌刻着罗曼诺夫王朝历代皇帝的画像。这些画像，形神各异，颇有魅力。毛泽东虽是坐车观画，一扫而过，但他似乎在通过这些画像领悟着这块土地上历史轨迹的演变，那么专注而又神态自若。
开车的苏联司机不时回过头来打量这位传奇式的中国领袖，他为毛泽东那胸有成竹、毫不慌乱的自若神态而惊讶！因为当时的斯大林威严而神圣，即使是外国高级领导人去见斯大林时往往也都有几分紧张。
毛泽东被送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客厅里。这客厅的气派很大，金碧辉煌，高雅大方，大理石的墙壁光彩照人，地上满铺着鲜红的地毯。整个客厅显得隆重华贵、严肃静谧，只有壁炉架上端那一口老式的俄国古挂钟，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毛泽东抬起头来，看了看时间，5点57分，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三分钟。毛泽东知道，斯大林很讲究遵守时间，言而有信。现在，自己提前三分钟到达，说明中国人也不含糊，说到准时到，他坦然地笑了。
斯大林的秘书走了出来，很有礼貌地请毛泽东先到他的屋里休息一下，然后他就去通报斯大林。
客厅尽头有一条不太长的甬道，通向斯大林的办公室。平日里，斯大林召开会议时，所有的与会者都是从这儿进去的，而且必须准时，不能迟到；必须衣帽整齐，不能稀稀拉拉，这是斯大林的工作作风。可是今天，会晤的时间马上到了，怎么没有动静？
“当，当，当——”挂钟敲了六下，里间的大门打开了，秘书走了出来，有礼貌地打了个手势，说：“斯大林同志请毛主席进去——”
毛泽东站起身来，迈着潇洒的步伐，沿甬道走了进去，师哲紧跟在后。斯大林宽敞的办公室里，华灯放彩，金碧辉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委员列成了一排欢迎毛泽东。站在最前面的正是斯大林。他，穿着威武的元帅服，容光焕发，头发、胡子梳得很整齐。在他身后，依次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
毛泽东一跨进大门，斯大林首先迎上前来，笑容可掬地伸出双手，表示热烈欢迎；毛泽东也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斯大林的手。霎那间，两位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领袖的手，两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伟人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您好！”斯大林首先热情地说。“您好！”毛泽东接着热情地问候。“我们欢迎您的到来！”“谢谢斯大林同志！”四只大手紧紧地握了又握，摇了再摇。
斯大林仔细地端详着毛泽东那魁伟的身材、红润的面容，高兴地赞叹道：“好，好啊！你还很年轻嘛，很健康嘛……”
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也很健康呀！”斯大林点头致谢，并回过头来，向毛泽东一一介绍莫洛托夫等政治局成员。毛泽东亲切地与他们逐个握手问候，然后又向斯大林介绍了中方的随行人员。于是，大家在客厅里站成一圈，互相问候，气氛融洽而热烈。
斯大林以手示意，亲切地请毛泽东就座。毛泽东和师哲在会谈桌的一边坐了下来。斯大林和苏方的人员坐在另一边，斯大林见毛泽东潇洒自如、机智稳重而又谦逊随和，非常高兴。落座之后，他又望着毛泽东，赞叹他说：“伟大！真伟大！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真诚地祝你健康！”
毛泽东知道，斯大林对于他和他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有过疑虑和意见，但是没料到，会晤刚开始，斯大林就这样地赞扬他。他没有因斯大林的赞扬而眉飞色舞，也没有趁饥对斯大林进行恭维，却摇摇头说：“不，我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这种热烈友好、人人激动、庄严神圣的场合中，毛泽东只用了半句话，并且是低沉而缓慢的半句话，就使那热烈的气氛，一下子凝结了；就使斯大林精心布置的那庄严、神圣、歌功颂德的浓郁空气，一下子冻住了。
客厅里，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注视着这位朴实无华、沉着机敏、注重实事求是而不肯向任何人投机取宠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惊讶地望着毛泽东，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话好。多少年来，他和多少国家的领导人会见、谈判，都是人们围绕他转。他很少称赞别人，安慰别人，附和别人；然而今天，面对这位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尽管他用了那么多的称赞、祝福，毛泽东却还显得委屈、不快，情绪不安。这是什么原因呢？斯大林像遇到了个丈二高的和尚，一时摸不着头脑了。
毛泽东继续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反对我的人厉害咧，有些是非不明，至现在还不明……”
斯大林知道毛泽东指的是王明一伙用共产国际压中国党的事。在这些事情上，他自己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这些事，数月前，刘少奇率代表团到莫斯科时，斯大林已经同刘少奇他们谈过了，斯大林不仅谴责了王明，还公开作了自我批评。现在，在这样的场合，毛泽东开门见山，直陈要害，闹得他不好回答。但斯大林毕竟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知道这些事不好解释，在这种场合又不可能细谈，所以毛泽东言犹未尽，他就把话接了过去，说：“不不不！既往不咎嘛！”他用他那捏着烟斗的右手，习惯地挥了一下，又接着说，“胜利分清了是非，胜利就是一切！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巧妙的回答，掩盖了实际而复杂的内容，却使客厅里的气氛又热烈而活跃起来。是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胜利了，毛泽东的革命道路是胜利了。斯大林承认这个胜利，并指出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这是对的。
毛泽东听了这话，深沉地笑了。在场的苏联领导人也都笑了起来，有的还轻轻地鼓了掌。
话转入正题后，斯大林的语气严肃起来，他认真地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国际革命力量的砝码加重了。我们真心诚意地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进一步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爽朗地笑着，望着斯大林，诚恳地点点头说：“我代表中国人民衷心地感谢苏联人民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朋友的……”
毛泽东侃侃而谈，语言幽默，举止大方，言谈举止中带有浓厚的诗人气质和学者风度。他温文尔雅，分寸得当，旁征博引，令人神往。这种风度，很快地打破了斯大林造成的那种过分严肃的气氛，吸引了苏联领导人。他们都情不自禁地微笑着，用欣赏的钦佩的目光注视着毛泽东。会谈的气氛友好而热烈。
斯大林取下了叼在嘴上的烟斗，笑问毛泽东：“毛泽东先生，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事情？你有什么想法和愿望？”
这是两个正常而简单的问题，一般的访问者也不难作出明确的回答。然而，毛泽东向四面看看，答出的话令人捉摸不定。他说：“这次来是要完成某项事情的，应该搞出个什么东西的，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
中苏两党、两国首脑商谈的事情，应该搞出个什么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实在令人费解。苏方翻译为难了，觉得如果直译出来，苏联人肯定不会明白，急得脸都红了。见此情景，师哲忙解释说：“好看就是形式好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说内容有味，实实在在。”
苏联人听得目瞪口呆，仍然不能理解毛泽东说的是什么。贝利亚竟然笑出了声来。
斯大林没有笑。他深思片刻，又婉转地继续询问，毛泽东说他打算邀周恩来来莫斯科一趟。斯大林还是弄不明白毛泽东的意图，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请周恩来来干什么？”
毛泽东没有再作回答。会谈中的这个小插曲，是历史和性格形成的。斯大林的愿望是不管中苏签订什么条约和协定，都应由两国的领袖来签署。由他代表两亿人民的苏联和由毛泽东代表五亿人民的中国来签署。至于签署什么样的条约和协定，一向居高临下、直言不讳的斯大林，这次也不愿意先提出来，以避免再有“强加于人”之嫌；因为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错误，所以面对不卑不亢、雍容自如、谈笑风生的毛泽东，表现得尤其谨慎小心、礼贤下士。然而，毛泽东却不大了解斯大林的愿望，或者根本就不愿意由自己出面谈判、亲自签约，他准备把这些事情交由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去办。所以，尽管斯大林一再询问，他却机智地兜着圈子，不愿作更明确的回答。
尽管毛泽东和斯大林的首次会面留下了重大的悬念，但是，会见的气氛是友好的，平等的，所以，双方都感到愉快和满意。
就这样，毛泽东在莫斯科度过了第一天。他觉得这是个紧张、愉快而有意义的日子，特别是斯大林那热情、好客、谦虚、谨慎、尊重中国人、尊重事实、尊重真理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脸上，不时露出愉快的微笑。然而，在苏联生活工作过十多年、精通俄语和汉语的翻译家师哲，心里却很不平静。他的脑海里老翻腾这样一个问题：在会晤中，斯大林为什么多次称毛泽东为“先生”呢？毛泽东称斯大林为“同志”，而斯大林为什么称毛泽东为“先生”呢？师哲知道，按照苏联共产党人的惯例，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在相互交往中都互称同志，表示志同道合、亲密无间；而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才尊称为“先生”。斯大林一向措辞考究，这是一时口误吗？不，师哲清楚地记得，斯大林和刘少奇会谈时，一直称刘少奇为“同志”，从未称过“先生”。更何况苏联在为毛泽东安排座位时和发表的公报上，也都称毛泽东为“先生”。这是何故？师哲百思不得其解。他想在适当的场合，问一问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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