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终于在卢沟桥爆发！
日本侵占东北、热河、察哈尔、冀东以后，一直想占领平津，侵吞华北，并进而灭亡全中国。早在这年五六月间，驻丰台一带的日军就频繁地进行军事演习，妄想挑起事端。与此同时，日军不断派人到华北视察、“旅行”，搜集情报，刺探虚实，并作好了向华北增兵，沿平汉、津浦铁路及向山西、绥东方面作战的计划。
当时，日本在北平至秦皇岛一线驻有中国驻屯军5700多人，其中一个步兵大队驻丰台。中国驻守平津地区的是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其中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一一○旅（旅长何基沣）第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第三营（营长金振中），驻守宛平城及卢沟桥一带。
卢沟桥气势如虹，横跨在北京西南郊外永定河上，是进出北京的咽喉要道。桥东的宛平城建于明末，是拱卫北京的军事要地。日军深知“卢沟桥之得失，北平之存亡系之宛平之得失，华北之存亡系之西北，陇海线乃至长江流域，亦莫不受其威胁也”。于是一场重大的事变在这里发生了。
卢沟桥的战火及全国人民的声援
1937年7月7日，驻丰台的日军未经中国方面允许，即在宛平城北中国卢沟桥守军阵地附近的回龙庙至大瓦窑一带，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军以“仿佛”听到宛平城发出枪声、一名士兵失踪为理由，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中国驻军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第二十九军司令部为防止事态扩大，同意与日方联合派人进行调查。不久日方得知“失踪士兵现已归队”，但仍然提出城内中国驻军必须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城内再进行谈判的无理要求。与此同时，驻丰台日军第三营营长一木清直率全大队主力赶到卢沟桥。中国第二十九军司令部也发出“确保卢沟桥知窃平城”的命令向前线官兵提出“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第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受命率一营部队加强了卢沟桥的防御。
7月8日凌晨天刚破晓，日军一木清直率领第三营主力，排成四路纵队，气势汹汹地向回龙庙及铁路桥的中国守军扑去，扬言要在中国驻军阵地搜寻“失踪士兵”。守卫卢沟桥的两个排的战士，面对数百名日军的攻击，毫不畏惧。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申仲明排长浩然正气，立于桥头阻止日军的进攻，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倒在血泊之中。
申排长的鲜血激怒了第二十九军的战士，6挺机关枪和六七十支步枪一齐射出了复仇的子弹。当敌人冲上阵地后，战士们又抡起大刀，冲入敌阵，展开激烈的肉搏战。15分钟后，终因寡不敌众，陷入重围，两个排的勇士几乎全部战死于桥头。吉星文团长曾这样夸耀自己的战士：“士兵们含垢忍辱，已非一天，这一口郁积在胸中的气，无缘发泄，所以大家听见说打日本，个个都纵身跳起来。士兵们看了阵亡的同伴，一点也不悲伤，只是咬紧牙关，急步向前，带伤的就是命令他后退，也不掉转头来。”
与此同时，日军用大炮轰击宛平城，并向城内发射炮弹，3营指挥部被炸毁，许多民房亦被炸塌。6时，日军再次炮轰宛平，经过3个小时的猛烈轰击，专员公署被炸成一片废墟，大批民房被炸得东倒西歪。接着，日军出动9辆坦克向我军阵地冲来。英勇的二十九军战士，迎着敌人的坦克毫不畏惧，他们用手榴弹、步枪将敌人的坦克全部打退。但卢沟桥铁路桥及其北侧的我军阵地，被日军占领。
入夜10时，吉星文团长带伤组织成一支由150人参加的敢死队。每人除佩带枪支和手榴弹外，还有大刀一把，潜入攻击位置。12时，敢死队员如猛虎下山，从两面突入日军阵地。一时间，枪声、手榴弹声、喊杀声连成一片，日军被突然袭来的子弹打得蒙头转向。一位敢死队员事后曾这样叙述他的战斗经历：他冲进日军的战壕，先用刺刀扎死一个敌人，还没容他将刺刀拔出，身旁的一个日本兵也用刺刀刺伤了他的左臂。他放开手中的枪，用右手拔出背上的大刀，立即把刺他的那个日本兵的头劈成两半，接着，又用大刀连续砍死两个敌人。另一位年仅19岁的战士，挥动大刀，一连砍死13个日本兵，生擒1人。金振中营长在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但还要再去冲锋陷阵。吉星文团长费尽口舌，才将他拖下战场，送后方医院治疗。
中国军人表现出的“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大无畏英雄气魄，使侵略者为之胆寒。日军不得不停止进攻，退出阵地。
经过交涉，中日双方于9日晨2时达成三项口头协议：1.双方停止射击；2.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到永定河西岸；3.宛平由冀北保安队接防。但是，日军并没有遵守这项协议，在9日、10日两日内连续发起进攻，再次占领铁路桥和回龙庙地区。中国守军忍无可忍，于10日夜展开反击，经过反复争夺，终将失地夺回。日军不得已退至大枣山及其以东地区，等待国内援军的到来，准备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
这次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国全民族团结一致奋起抗战的起点。
卢沟桥的枪声激怒了中国守军，也激怒了四亿五千万炎黄子孙。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通电全国：“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同一天，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为日军进攻华北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并表示“红军将士，感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同时，红军将领还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称其兵“处国防最前线，不畏强暴，奋勇抵抗，忠勇壮烈”，表示“誓为贵军后盾”。
7月13日，延安的共产党员，机关干部召开紧急会议，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毛泽东到会向各界群众发表演讲，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要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华北人民的抗战决心。
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面前，全国人民迅速行动起来，男女老幼同仇敌忾，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支援抗战的热潮迅速掀起。
处在抗战前线的北平人民，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野蛮屠杀自己的父老兄弟姐妹，义愤填膺，怒火中烧。事变一爆发，中共北平市委立即领导组织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群众开展各项救亡工作，援助第二十九军抗战。
首当其冲的宛平县、长辛店等地，战争开始之后，居民们自动起来为第二十九军战士挖战壕、抬担架，运送弹药、物资。老年人冒着枪林弹雨，为部队当向导，给城楼上的哨兵送茶送饭；妇女们忙着为战士们蒸馒头、烙饼、烧开水、洗衣服；小学生组织起募捐队，沿街招募，支援战争。甚至连六七岁的娃娃，也端着水盆，供士兵们磨战刀。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长辛店工人，为修筑工事把大批铁轨、枕木、麻袋送往前线；附近的农民为部队出粮、出草、出柴、出民工……正是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战端一开，不分男女老幼，皆显示出守士抗战之责！
7月8日下午，北平救亡团体一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等各派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到前线慰劳抗日勇士。站在宛平城头上的第二十九军官兵为之感动不已。一位军官用颤抖的声音向城外的代表们说：“诸位能够不怕敌人的炮火和枪弹，冒着这样的危险来看我们，此种不怕死的勇敢精神真正可佩。”
7月9日清晨7时，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冒雨慰劳守卫北平的第二十九军官兵。在各校抗敌后援会领导下，同学们积极参加情报、战地服务、募捐、慰劳等工作。当得知前线需要麻袋时，学联立即发起捐集万条麻袋运动，很短时间内就超额完成了任务。还有许多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毅然投笔从戎，加入抗日武装队伍，奔赴抗日前线。
北平市民支援抗战的热情如火如荼。市民们将茶水、暑药、毛巾、食品，日夜不停地供应守城军警。北新桥、绒线胡同、灯市口等地的居民，发起蒸馒头、煮绿豆粥的运动，慰问夜间值勤的军警。北平职业妇女会，缝制白布小衫慰问军队。其他妇女团体，组织救护队加紧训练，并为前线士兵做布鞋。北平的茶商也发起为前方将士捐献一万包茶叶运动。就连小学生也行动起来，掀起每人节约“一大板”（铜元）的运动。人力车夫主动运送伤病员，不收任何报酬。日军尽管用高价招聘汽车司机，他们也坚决不给日本人开车。被日军抓去挖战壕的郊区农民、小商贩，中途打死押送他们的敌人和汽车司机后全部逃跑。
从北平城到卢沟桥一带十几公里的大道上，支援抗战的人群络驿不绝。北平红十字会、红万字会、灾民救济会等26个团体组成的救护队，赶到前线，护送伤员，安置难民。北平各界代表，手执花圈、大旗，在宛平城里为阵亡将士开追悼大会。在送给战士们的慰问袋上，北平人民印上“诸位弟兄，尽忠保国，北平市民，誓为后盾”的字样，以表达他们愿与第二十九军官兵共同抗敌的决心。
北平人民轰轰烈烈的抗击日寇的运动，振奋了全国人民。各地人民群众纷纷动员和组织起来，支援北平的抗日斗争。
中国工人阶级一马当先，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上海日本工厂的工人、洋行职员，日本轮船上的中国海员，甚至日本人家里的雇工，都纷纷罢工或离职，以此表示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抗议。
各地的青年学生，组织起游击班，学习军事，难备随时加入前线作战。许多大学教授也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宣言，要求奔赴抗日前线。以“民先队”为骨干的许多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远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也打电报给国民政府，请缨抗战。
全国性的文化、新闻、学术、宗教及其他救亡组织，积极开展抗日募捐活动。上海市各界抗敌救援会发表的征募救国宣言表示：“保卫中华民族的神圣战争，已在古都揭开序幕。时至今日，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五千年之祖宗庐墓，亿万年之子孙命运，均将于此最后关头决其荣辱。吾人如不甘为奴隶，不甘作牛马，不甘永受鞭挞，不甘常被宰割，则在此干钧一发之时，当有毁家纾难之精神，捐款救国……”
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南京国民政府于7月31日将无理关押8个月之久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君子”释放。他们的胜利出狱，进一步鼓舞了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
卢沟桥的枪炮声震撼了祖国大地，也震动了千千万万魂系中华的海外侨胞。各国华侨迅速组织起“华侨抗敌后援会”、“救灾总会”、“华侨筹饷会”等团体，捐款、汇款、捐输财力，征集药品、衣物，发行、购买救国公债或亲自回国，支援祖国抗战。在美国，仅纽约一地，每月参加救国募捐的华侨就达3万人，不到6个月就募集了100万美元和大批军用物资。在马来亚地区，仅半年时间，华侨就创捐款2000万元国币的成绩。他们高唱：“你一角，我一毫，涓涓滴滴积成江河变怒潮，只要你有多少捐多少……寄到前方去，买子弹、买枪炮，赶走强盗。到那时，吐气扬眉，誓把中国保。”巨商富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甚至连乞丐也不辞劳苦，“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旅泰华侨技术人员，包括机械工人、护士、汽车司机等数百人，组织了回国服务团，直接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据统计，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2月，仅从广州口岸回国参战的各地华侨就达30批，近2000人。
平津的失守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昂，声讨日本侵略军。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也做了紧急应付战争的准备。蒋介石于7月8日电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日本政府严令肇事日军，立回原防。9日晨，蒋介石电令第二十六路军、第四十军、第八十四师等部4个师沿平汉路北上，向石家庄、保定集中，并决定设立石家庄行营，协同冀察方面的军事行动，同时令宋哲元“从速回保定指挥”。12日，蒋介石又致电宋哲元，提出“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令宋部就地抵抗。
虽然如此，蒋介石对日军进攻华北仍抱有侥幸心理，寄希望于西方国家出面干涉。他亲自邀见英、美、法、德外交使节，恳求他们出面调停。蒋的这种态度，极大影响了军事上的部署。
当时，驻守冀察和平津地区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宋哲元作为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有一定的矛盾，生怕被借机消灭。对于日本，则时存“不得不对日妥协”的想法。所以，事态发生后他在思想上对日本侵略估计不足，军事上缺乏充分的准备。
但是，日本却不断提出无理要求。9日，日本内阁在四相会议上虽然确定了“不扩大方针”，但提出解决事变的方针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进行道歉及今后的保证。”第二天，日本中国驻屯军即向中国冀察当局提出上述要求，并要求取缔“蓝衣社、共产党及其它抗日的各种团体”等要求。
11日晚，宋哲元自老家乐陵赶回天津，次日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系局部冲突，希望尽快得到“合法合理”的解决，同时表示愿意接受日方10日提出的道歉、惩凶、撤军等苛刻要求。
但是，日本却不以此为满足，决定向中国增兵，进一步扩大事态。10日，日本陆军部决定从关东军中抽出两个混成旅，驻朝鲜军中抽调1个师，在本土中抽调航空兵团和3个步兵师赶赴华北战场。11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及参谋总长闲院宫晋见天皇，召集陆、海、外、藏四相会议，通过了陆军部议案。随后，日军兵分三路进犯华北。一路由公主岭、古北口出发，经热河省向北平北侧地区集结；一路由山海关入关，进犯北平南侧地区，窥视天津；一路以天津驻屯军一部从东侧包围北平。日本国内所抽调的3个师中的一个师经朝鲜入关，会合海军进攻天津、塘沽。7月12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到达天津，一面继续以缓兵之计迷惑宋哲元，一面暗中加紧兵力部署，制订作战方案，千方百计要消灭第二十九军。到16日，完成了包围平津的战略部署，兵力达10万之众。
面对日军大举增兵的紧急形势，蒋介石于17日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讲话，表示了抗战的决心，指出“卢沟桥事件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以下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9日，宋哲元从天津回到北平，仍企图和平解决事变。但是，卢沟桥前线的日军连续几日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于是，他放弃了和谈幻想，表示誓死抗战。不过，良机已失，军情火急。日军大兵压境，平津告急，华北危如累卵！
日军利用和谈之机作好准备之后，立即发动了向平津地区中国守军的进攻。
7月25日，廊坊事件爆发，日军向驻守廊坊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双方激战一日，中国守军虽拼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烈，忍痛退出廊坊。
26日，广安门事件爆发，日军一个大队企图乘卡车从广安门进入北平，被守军阻拦，只有一部闯进城里，进入东交民巷兵营。27日，日军又向通县、团阿、小汤山中国守军发动袭击，双方经过激战后，中国守军被迫撤退。
28日，日军向北平地区的第二十九军发起总攻，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南苑。当时，驻守南苑的第二十九军部队约2万人左右，没有修筑什么防御设施，防守极为薄弱。27日晚刚到达的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负责指挥防御作战，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也赶往那里。
28日黎明，日军以第二十师为主力，配以重炮40门，向南苑大举进犯，另以混成第四旅所部切断南苑到北平间的公路联系，其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从北平北侧攻击北苑和西苑。日军辅以40架飞机对中国守军的工事进行轮番轰炸，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战斗一打响，佟麟阁、赵登禹分别在各自的阵地上指挥作战。敌人的狂轰滥炸使各部队间的联系完全中断，无法实现统一指挥。焦急万分时，佟麟阁等人遇到军部传令兵，方知军部已下令南苑各部队立即撤回城内。由于事先没有统一安排，各部队撤向北平时，无人指挥，秩序混乱。佟麟阁当即决定到大红门附近去掩护收容。到大红门大家按照佟麟阁的命令，迅速组成一支临时部队，掩护大部队在大红门至红庙之间的一条便道上撤退。佟麟阁亲自到掩护阵地指挥收容，直到各部队撤退完毕，才和几个随从卫兵向北平城撤去。
这时，日军离他们已经很近了，双方展开对射。一颗子弹击中佟麟阁腿部，部下劝他稍退裹伤，他刚毅地说，“情况紧急，抗战事大，个人安危事小”，带伤坚持战斗。就在这时，日寇飞机又投下无数颗罪恶的炮弹。佟麟阁不幸又被击中头部，倒在路旁，壮烈殉国。
佟麟阁曾参加1933年着名的长城抗战。七七事变后他力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奋起抵抗侵略。在一次全军将领会上，他曾慷慨陈词：“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马革裹尸，惟一死报国。”
45岁的佟麟阁为国捐躯，实现了他战前立下的警言。
在南苑一役中牺牲的还有赵登禹师长。
赵登禹在激战中，多处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当部队奉命向北平城撤退、行至大红门玉河桥时，遭到日军伏击，他左臂中弹，血流如注，卫士急忙上前包扎，劝其退出火线。赵登禹全然不去理会，仍指挥向前冲杀突围。不久他又中弹，伤至要害，最终战死沙场，时年仅37岁。赵登禹事母至孝，弥留之际，他对身边卫士说：你赶紧回城里，告诉我母亲，忠孝不能两全，如果我死了，请她老人家不要难过。
佟麟阁、赵登禹的牺牲给第二十九军造成极大损失。宋哲元得知噩耗，顿足大哭说：“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褒奖令，表彰这两位最早为抗日救国而光荣献身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同时追赠二人为陆军上将。为追思这两位抗战英烈，北平市政府将二龙路以南至国会街一段路改名为佟麟阁路；将崇元观南至太平桥一段路命名为赵登禹路。每当人们从这两条路走过时，总会把思绪带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28日晚，宋哲元前往保定，所属部队陆续南撤，随后北平沦陷。
29日，驻通县的伪冀东保安队在张庆余、张砚田的率领下反正，杀死驻通县的所有日本顾问，并抓获大汉奸殷汝耕（后在转移时逃跑）。但这时第二十九军已南撤，这次反正在军事上未能发挥大的作用。
同一天凌晨1时，驻天津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部队，在副师长兼市公安局长李文田的指挥下，向海光寺日军兵营及车站、飞机场等地发动攻击，占领了总站、东站，烧毁日军10多架飞机，但在日军的反击下，不得已于下午撤退，随后天津沦陷。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仅仅20几天时间，华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平、天津相继陷落，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最严重的损失。由于平津的失守，使我国失去冀察乃至华北的重要屏障，中华民族的存亡受到更加严重的威胁。平津迅速丢失，直接原因是宋哲元囿于局部和平之念，未作充分的作战准备，致为日军所乘。追本溯源，则是南京国民政府长期对日抗战准备不足的必然结果。
“七七”抗战虽然失败了，但第二十九军将士奋起反击、喋血沙场的壮烈之举，惊天地、泣鬼神，拉开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帷幕，在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从此，中国人民进入“百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全国范围的对外抗战”的新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平津后，进一步扩大华北战争，同时又策划对上海发动进攻。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2人驾驶军用汽车强行冲至虹桥机场寻衅，被中国卫兵击毙。日本政府以此为借口，无理要求中国政府撤出上海保安队，撤除防御工事，遭到拒绝。13日，日军向闸北、江湾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守军奋勇抗击，八一三抗战爆发。日军侵略上海，严重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蒋介石被迫开始抗战。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从此，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它表明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以来所执行的不抵抗政策有了较大的改变，在战争初期，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但是，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反对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民族革命斗争，企图单纯依靠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导致了国民党战场上的失利，给抗日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
在全国抗战局面实现后，中共为了正确回答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制定战胜日寇的纲领、方针和具体政策，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张国焘及各方面的负责人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肖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周昆等23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以来的形势，提出了党的任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此而写的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确定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行动路线和基本任务。会议认为，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展到了全国性抗战的新阶段，战争是持久的。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实行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民族的抗战。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会议确定党必须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必须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议决定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11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
25日，中共中央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内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六、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建立抗日的民族团结。十大纲领是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是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是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有力武器，为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斗争方向。
洛川会议提出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纲领和基本政策，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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