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促进了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一开始就说：自从1934年1月在江西开过第五次中央全会以来，差不多5个年头了。因为各中央委员分散工作于国内外各种不同的环境，使我们不能聚集一块，此次则除了几个同志之外，最大多数的中央委员都到了，而且到了全国各地许多领导工作的同志，使我们的这次中央全会，成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人数到得最多的一次。本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在本年召开的，因为战争紧张的缘故，不得不把七大推迟，而当前时局向我们提出了许多的问题，必须作明确的解决，以便争取抗战的胜利，所以召集了这次扩大的中央全会。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
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15个月，日本侵略者在1年多的时间中，虽然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但由于其战线延长，兵力不足，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后方造成极大的威胁，将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15个月抗战的经验证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的而不是速决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悲现论者是毫无根据的，王明的一套主张是错误的，中共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在实践中已经取得巨大胜利。
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促进了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1937年11月，王明离开莫斯科回国后，由在苏联养病的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的经常工作，是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反映中国共产党内、中国国内的形势，并说明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独立自主原则。1938年春夏，任弼时到莫斯科汇报中共中央关于中国抗战的路线、方针和工作期间，王稼祥协助任弼时作了许多工作。1938年7月，王稼祥离开莫斯科回国。行前，季米特洛夫会见王稼祥，任弼时也在场。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在六届六中全会的准备工作中，王稼祥于1938年9月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国际指示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国际对中共党的路线的估计；（2）关于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问题；（3）关于国际援华运动；（4）关于中共七次大会问题；（5）关于党内的团结问题。《报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天，日寇特别要很巧妙的挑拨破坏党内的团结”，“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
由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经洛川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对统一全党认识，尤其是对加强中央领导机关的指导思想的一致，起了重要的作用。193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决定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为：（1）张闻天主持开幕式；（2）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3）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所以，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在1938年夏秋对中国问题的正确指示，无疑成为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的一个重要条件。后来，毛泽东于1945年6月10日在七大上作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中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着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概况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式出席人员共53人。
（一）政治局委员：1.毛泽东、2.朱德、3.周恩来、4.王明、5.张闻天、6.项英、7.博古、8.康生、9.王稼祥、10.彭德怀、11.刘少奇、12.陈云。
（二）中央委员：13.关向应、14.张浩、15.杨尚昆、16.李富春、17.罗迈。
（三）各方面负责人：18.贺龙、19.邓小平、20.罗荣桓、21.彭真、22.潘汉年、23.徐特立、24.曾山、25.吴玉章、26.张文彬、27.朱理治、28.贾托夫、29.林伯渠、30.谢觉哉、31.冯文彬、32.李昌、33.林彪、34.罗瑞卿、35。滕代远、36.萧劲光、37。谭政、38.郭述申、39.高自立、40。高岗、41.成仿吾、42.高文华、43.柯庆施、44.孟庆树、45。曹轶欧、46.萧克、47.杜里卿、48.徐海东、49.宋一平、50.谭余保、51.涂振农、52.李六如、53.程子华。
此外，陈刚、杨松也参加了全会。全会的秘书长为李富春；秘书为王首道、陈刚。
全会选举的主席团成员是：毛泽东、王稼祥、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张闻天、陈云、王明、项英。
9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开幕，张闻天致开幕词。他说：五中全会至现在，是中共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五年。这次全会的任务，是如何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争取胜利。为此，要讨论：
（一）一年三个月抗战的经验教训；（二）目前抗战的形势；（三）如何使共产党成为抗战的核心与领导者；（四）七大的准备。接着，王稼祥在会上作《国际指示报告》，又一次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
9月30日上午，项英作关于新四军工作报告，讲了新四军组成的经过和组成后到全会召开前夕的情况。下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周恩来详细叙述了六届五中全会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剖析了抗战中国民党政策的矛盾性；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坚持统一战线的任务。
10月2日至3日，朱德作八路军工作报告。他总结了一年多来抗战的经验；回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坚持持久战的情况；阐明了怎样认识和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汇报了八路军的状况；提出了今后抗战的任务。朱德说：“我们党的任务，是继续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坚持根据地，争取友军，巩固本身。巩固本身，是中心问题。”
10月4日，贺龙作关于晋西北工作的报告。
10月7日，罗荣桓作关于晋西工作报告。
10月8日，杨尚昆作关于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以及晋西南工作的报告。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共分8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15个月的总络（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在全国炮火连天，全世界战争危机紧迫的环境中，来开我们的六中全会扩大会，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呢？我们的目的何在呢？我们一定要同全中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永远的团结起来，克服新的困难，动员新的力量。在目前，停止敌之进攻，在将来，实行我之进攻，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之目的，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也就是我的报告的总方向。”
10月15日，张闻天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报告》讲了18个问题：（一）组织工作的一般原则；（二）党在组织工作中的任务、成绩和弱点；（三）统一战线的特点和工作；（四）不同地区，党的任务和工作应有所不同；（五）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六）党在军队中的工作；（七）党在政府中的工作；（八）党在群众中的工作；（九）党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十）巩固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十一）关于干部问题；（十二）关于宣传教育工作；（十三）关于领导中间的问题；（十四）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十五）发展党的组织；（十六）提高党的警觉性；（十七）发展党内民主，巩固铁的纪律；（十八）全党的团结。他在《报告》最后结论中说：
“要求组织强大的统一战线。要求组织强大的党。怎样使党成为强大的条件呢？（一）要有坚定的正确的政治立场；（二）灵活运用党的策略；（三）要求艰苦奋斗的精神；（四）大众民主的工作作风。”
10月19日，全会发出《为追悼鲁迅逝世二周年致许广平女士的慰问电》。
10月19日至29日，先后在全会上发言的有：林伯渠、朱德、吴玉章、王明、徐特立、朱理治、贾托夫、曾山、涂振农、彭德怀、张文彬、郭述申、潘汉年、谢觉哉、宋一平、李昌、谭余保、高文华、孟庆树、李维汉、李富春、冯文彬、杜里卿、张浩、彭真、刘少奇、萧克、高自立。他们都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张闻天《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王稼祥的《国际指示报告》。有的同志还结合自己的具体工作，论述了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和执行的指导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10月29日，全会通过关于修改决议案委员会。成员有：王稼祥、张闻天、刘少奇、毛泽东，由王稼祥负责。
10月31日，陈云作关于讨论青年工作问题的结论。他指出：“青年问题，从先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现在都得到一致。”“青年有他的好处，如勇于作事、敢说话，但另一方面青年容易发生好胜与不服气，所以大家应注意冷静、忍耐，不要过于刺激人。”接着，张闻天作关于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的结论。他说：“讨论中，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这以后团结在中央周围已有保证。”
11月1日，康生作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
11月5日，全会通过《致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电》和《致蒋委员长电》，决定交主席团作文字查后出。在《致蒋委员长电》中说：“中共同仁深信，我国目前正外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的过渡时期”，“我们相信伟大的中华民族曾经经历过艰巨斗争的磨炼，定能举国一致，精诚团结，渡过抗战难关，争取最后胜利。”
11月5日至6日，毛泽东作全会的总结。他的总结分为5个部分：（一）会议的成功；（二）武汉、广州失陷后的形势；（三）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四）战争与战略问题；（五）其他问题。毛泽东指出：“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会进入相持阶段。”“相持阶段主要战争形式是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我们要把游击战分成两大区域，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在谈到党的团结问题时，毛泽东强调：“过去干部政策上所作的错误，我同意予以平反。”
11月6日，通过以下文件：（一）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二）六中全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三）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四）全会致各国共产党电；（五）致西班牙共产党电；（六）致日本共产党电；（七）致八路军新四军电；（八）致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电。
11月6日，刘少奇作党规党法的报告。通过（一）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二）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三）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
11月6日，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致闭幕词。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胜利结束。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解决的主要问题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把中国抗日战争和民主事业，极大地推向前进。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并为实现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全会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一）全会总结了抗日战争的经验，指出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新阶段的任务。
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全面地总结了15个月以来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深刻地分析了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阐明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
毛泽东指出：“十五个月抗战的经验给了我们以什么呢？我以为主要的有三个方面。第一，证明了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因而抗战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第二，证明了中国的抗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悲观论者是没有根据。第三，证明了支持长期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惟一正确的道路，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与依靠民众，借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不是其他。”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正向着一个新阶段发展，新阶段中有许多新任务。”“新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更加困难，一方面更加进步。更加困难表现在：（1）由于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的丧失，国家政权与作战阵地在地域上被敌人分割了；（2）财政经济异常困难；（3）英、日某种程度的妥协倾向；（4如果敌攻占广州，中国主要的海道交通有被割断之虞，国际援助将暂时的部分的减弱；（5）全国性伪政权有形成的可能及其对于抗日阵线的影响；
（6）抗日阵线中部分叛变的可能，妥协空气的增长；（7）悲观情绪的生长，意见分歧的现象的增加，等等。”“相持阶段，是中国准备反攻的阶段。其时间长短，依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及国际环境如何而定。但我们应该准备长期战争，熬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
毛泽东指出：“在新阶段中，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是什么？总的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以使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之目的。”毛泽东提出了15条具体任务：（1）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情绪，反对妥协企图。为此目的，一是宣传民族革命典型；二是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消极因素；三是将敌人的残暴罪行向全国公布，向世界控诉。（2）拥护国共合作，反对分歧与分裂，反对任何汉奸政府。（3）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北，停止敌人进攻。（4）广泛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和巩固我之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地。（5）提高军事技术，创立机械化兵团，准备反攻实力。（6）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发挥抗日政权的最大能力。（7）扩大统一的民众运动，全力援助战争。（8）改良民众生活，激发民众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9）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渡过战争难关。（10）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11）力争国际援助，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2）建立中国与日本兵民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3）团结中华民族。一致对日。（14）厉行锄奸运动，巩固前线与后方。（15）发展国共两党及各抗日党派的团结，强固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战争。
（二）全会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非常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和神圣职责。他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伟大的斗争需要伟大的力量，团结全民族，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进入这个斗争中去，是我们确定了的方针，而要达到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有决定作用，是最基本的条件。”
如何实现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呢？全会认为党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中国共产党必须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在各方面起先锋模范作用。毛泽东指出：“对于我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密切结合着。”“理由是：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出全民族于水火，只有全民族的解放，才能有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解放，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实施。为此理由，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革命战争的战场，拿每一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不容有任何消极。”“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与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八路军与新四军，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与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与友党友军发生关系中，应该坚持统一团结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要傲慢态度，诚心诚意地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
（2）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毛泽东指出：“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共产党必须扩大其组织，向着真诚革命，而又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与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变为伟大的带群众性的党。在这里，关门主义倾向是不能容许的。但同时，对于奸细混入的警觉性也决不可少。”“不可因为怕奸细而把自己的党关起门来，大胆的发展党是我们确定了的方针。但同时，又不可因为大胆发展而疏忽对于奸细与投机分子乘机侵入的警戒。‘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这就是我们发展党的总方针。”同时，要扩大党的组织，必须关心干部，善于识别干部，使用干部和爱护干部，有计划地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
（3）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作行动的指南。“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在全会上，张闻天在作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结论时，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说：“我们党的17年，最大的进步是学会了运用马列主义，从抽象的教条的了解，到更具体更深刻更生动的了解马列主义，这是17年革命实践所得的结果。”在哪些地方学会运用马列主义呢？他指出：（1）懂得了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一定要从书本上学习，但并不是会背这些原则，就了解了马列主义。我们应该根据这些原则分析当时当地情况，对马列主义边学边用。使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就是把马列主义方法运用在中国具体情况中间，并以之来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等。（2）我们了解了中国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把握阶级斗争规律，依靠这些来规定我们的政治方向和工作方针。过去，我们在工作中公式主义太厉害，吃过许多亏，由此不知流了多少血，牺牲了多少生命。现在我们不要怕抛弃马列主义中某些不适合中国情况的原则。（3）我们党今天更能够根据具体情况的分析来决定我们的方针、战略、策略口号。（4）客观情况，一次是认识不清的，不能一次就完全认识，我们必须在斗争实践中不断补充我们的认识。因此，在决定了方针策略后，应在实践中考验与审查其是否正确，在实践中补充与发展，错的改正，蛮干不能建立党的威信。马列主义指导实践，而实践又发展马列主义。
在全会上，徐特立在发言中也说：“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我们的理论从具体实际情形得来，我们的决策，就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
由于六届六中全会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特别是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口号，这就从根本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并为共产党正确领导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三）全会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既统一又独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毛泽东在全会的政治报告和总结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全民族，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各个阶层一切生动力量，这是惟一无二的方针。”“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与扩大国共合作，顺利执行当前紧急任务，渡过战争难关，是有重要意义的。”“由于中国的历史原因，使得今天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于任何外国的统一战线，如人民阵线等，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战线，如第一次国共合作等，有它今天的中国的特点。认识这些特点，对于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非常严重的意义。”“这些特点是什么呢？归结起来，共有八个。即是：全民族抗日的；长期性的；不平衡的；有军队的；有15年经验的；大多数民众尚无组织的；三民主义的；处于新的国际环境的。”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所谓“有15年经验”，即“1924年至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四年，1927年至1936年国共分裂的九年，现在国共重新合作又有两年。这15年中，合作——分裂——又合作的经验是：只应合作，不应分裂。”
毛泽东又指出，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他说：“所谓统一战线，就是拿两个以上的阶级与党派之存在作前提的。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并须是长期的坚持，这是确定了的方针。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一样。……否认独立性，只讲统一性，这是背弃民权主义的思想，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是也只能是相对的东西。不这样做，就不算坚持统一战线，就要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同时，决不能抹煞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思想上也好，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煞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自由权，也同样将破坏团结对敌，破坏统一战线。”“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各党派的长期合作，毛泽东提出，应该有合作的组织形式。他说：“为了保证长期合作，还必须解决合作的组织问题。”“统一战线可能有三种组织形式：第一种，国民党本身变成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第二种，共同组织民族联盟，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为着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而努力；第三种，就是现在的办法，没有成文，不要固定形式，遇事协商，解决两党的问题。我们极力赞成有一种统一的形式，使之利于长期合作。”
毛泽东还从理论上科学地说明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他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入侵的情况下，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紧紧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民族的利益，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和坚持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中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个最主要的敌人。因此，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日的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但是，决不能借口民族斗争而否认阶级斗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
如何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呢？毛泽东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是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既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再具体地说，有些事情可先得国民党同意后再做，这叫作“先奏后斩”；有些事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这叫作“先斩后奏”；有些事估计它一时不会同意，则暂时“斩而不奏”；有些事做了可能妨碍大局，则“不斩不奏”。
统一战线中，要不要让步？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对于一切为国为民的事业，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始终不变地向着战胜日寇建立新中国的方向走去，谁要是违背了这种立场，这个方向，谁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但共产党员又必须有互助互让的精神，必须有尊重友党及和友党同志用谦和商量的态度解决问题的精神，一切有友党同志的地方，都应和他们商量解决有关事项，不应独断。”“统一战线中的各党各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是“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列主义所许可的。“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
总之，六中全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这样饱的目的，是为了调整统一战线中各阶级相互之间的关系，以便放手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更好地进行民族斗争。
毛泽东在系统阐明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深刻地批评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口号。他说：“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叵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还指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危险，在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为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
（四）全会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作了部署。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论述了敌后抗战在中国的特殊意义。他说：“敌人占领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后，敌据城市以对我，我据乡村以对敌。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吗？答复：有困难，但是能够的。”“今天中国的城市乡村问题，与资本主义外国的城市乡村问题有性质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的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今天，却产生了这种可能。这里明显的是三个三位一体的条件。第一是半殖民地条件。在半殖民地，城市虽然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第二是大国的条件。失去一部，还有一部。敌以少兵临大国，加以我之坚强抵抗，就迫使敌人发生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困难，这样就不但给了我方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即大后方，例如云、贵、川等地，使敌无法占领；而且在敌后也给了我以广大游击活动地盘，例如华北、华中、华南等地，使敌无法全占。第三是今日的条件。如果数十年前中国被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武装侵占，例如英占印度那样，那是难免亡国的。今天则不同，今天主要是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队与人民，这是胜敌的基本力量。……总之，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存在着许多优好的条件，利于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前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后恢复城市。”“在内战的条件下，极小部分的乡村，支持了长期反对城市的战争，还当帝国主义各国一致反共的时期。谁能说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又当帝国主义阵营分裂之时，中国以极大部分的乡村，不能支持长期战争去反对城市敌人呢？毫无疑义，是能够的。”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开展敌后抗日战争，实际上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毛泽东在全会上重申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他指出，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将变为主要的形式。没有这种游击战争，便不能牵制大量的敌军，停止敌人的进攻；便不能使敌人占领区限制于一定地带；便不能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并准备将来的战略反攻。因此，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后。在一切敌人后方地带，必须广泛地建立游击队，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广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毛泽东说：“一般说来，新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是比较前一阶段要因难得多。我们必须预先看到这种困难，承认这种困难，可不能因为前一阶段的发展容易而冲昏了头脑，因为敌人一定要转过去进攻游击战争。然而是能够坚持的，一切敌后工作的领导人们，必须要有这种自信心。”
关于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部署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现在，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困难。”六届六中全会经过讨论，决定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之后，党在敌后武装斗争的战略部署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王明于1938年lO月20日在全会上作的《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中，虽然同意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但仍然坚持其右倾投降主义。他认为，俄国革命是依靠城市反对乡村的敌人，中国抗战要依靠乡村争取胜利是困难的，因此，要尽一切可能保卫武汉。对此，彭德怀立即给予了批判。彭德怀在发言中说：“王明认为乡村反对城市更加困难，我认为中国的城市还不能统治乡村经济，中国抗战不完全决定于城市。如果不了解中国这个特点，结果便会强调城市的重要，只有拼命去保卫城市；另一方面，城市失掉了便会认为中国抗战没有胜利的可能。同时，强调城市的作用，便忽视游击战争的作用。”
毛泽东在全会的总结中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也是配合战争的，只能也只应服从前线的要求。一句话，全党都要注意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毛泽东还强调说：“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毛泽东回答了王明对乡村能否战胜城市的怀疑，再次科学地论述了中国必须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五）全会确定在中国共产党内，扩大民主和加强纪律，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处于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积极性。为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既要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不要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鉴于张国焘、王明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毛泽东强调，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这个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彭真在全会的发言中也说：“实现党的团结中，地方党与军队党要亲密团结，党的青委不要建立独立的系统。”
六届六中全会为了扩大党内民主和加强党的纪律，通过了《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这些《决定》规定：“各级党委的重要文件决议须经多数委员或常委之同意，才能发表，各级党委负责人的重要文章及谈话，在可能时须经其他委员同意后发表。”“各级党的委员会、代表会及党员大会所通过的决定文件，凡未经决定发表者，除向上级党委报告外，各委员、各代表及到会的党员，均不得向会外任何人泄露。”“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五条件的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这些重要决定，是加强党的建设的经验总结。刘少奇在作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中说：作出关于党规党法的决定，是为了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除政治思想的统一外，条文上亦应规定，以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并以此党规党法教育同志。几个文件的通过，也是党组织的建设，保证民主集中制的实施。
六届六中全会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决定撤消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委员，刘少奇兼任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南方局由周恩来、董必武等组成，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大后方蒋管区党的工作。
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许多同志以亲身的经历，说明了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者，是经过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张闻天在会上说：“能否成为党的领袖，决定于他的聪明能力、对党的忠实及其实际工作，在最困难的时期最能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有了这些条件，则不但党内承认，民众也承认为革命领袖。”彭德怀在会上说：“党有了群众信仰的领袖。在我所知道的十年中。毛泽东同志基本上是正确的。”“领袖的培养，是在坚决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由正确的领导而取得的。领袖不能委任，领袖也不是抢来的，领袖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我们党要经常把握正确的方向，党的领袖很重要。”刘少奇在会上说：“领袖不是自称的、委任的，而要拥护。要使委任的领袖成为真正群众所拥护的领袖。”陈云在会上说：“我感到中央自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到现在，无什么大的错误，这主要是由于中央有远见，起了把舵的作用。党的团结，首先应要思想上的一致，要党的高级领导机关看问题方法差不多，研究思想方法的一致。”李富春在会上说：“党的成功有：一、党的统一与团结二、保存广泛干部；三、党的组织路线之正确。……最主要是中央路线的正确，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谢觉哉在会上说：“我党朱（德）毛（泽东）领袖，都是了解中国古今实际情况，是能中国化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了党内民主，加强了党的纪律，并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这就巩固了遵义会议以来形成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正确的核心领导，从而实现了党的坚强团结，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迅猛发展。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地位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关于这次全会的意义，王稼祥在全会的闭幕词中讲得非常明确。他说：“这次得到了大的成绩，大的进步。大会中所估计所想的问题，在大会结束时已变成事实。此次会表示我们已掌握马列主义，以之分析具体的复杂的环境，定出正确的政策与方针。此次大会表示了党的团结与一致。此次会在党史中占重要地位，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定出了工作，将会完成光荣的任务。此次会在中华民族史上亦有重大意义，推动抗日战争走向最后胜利。”后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说：“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是党史上的第二次遵义会议。如果说，遵义会议开始纠正了党内错误的指导思想，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那么，六届六中全会就是维护了党内的正确思想，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加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使党能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航程中，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复杂的环境中，及时克服了王明为代表的“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澄清王明推行共产国际指示造成的混乱，坚持了洛川会议制定的独立自主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所作的这场斗争，有着重要意义。后来，毛泽东在1947年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上，进一步总结抗日战争初期党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时，又指出：这场斗争“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从洛川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领导抗日战争的过程，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党敢于反对教条主义，坚持真理，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实事求是。这一过程表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认识的，共产国际是不了解或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中国革命的；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认识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飞跃，从认识的必然王国到达了自由王国，这是中国共产党高度、完全成熟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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