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白《皓电》故意颠倒黑白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倡导并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人民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奋战，取得了重大胜利，迫使日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但国民党顽固派坚持片面抗战和反共立场，始终把共产党以及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视为异己，千方百计必欲除之而后快。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诱降和英、美等国劝降的情况下，加剧反共活动，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并在华北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3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又将反共磨擦中心移向华中，把矛头指向新四军，制定《防制皖南新四军具体意见》，加紧了对新四军的限制封锁，先是下令新四军在长江以北的第四、五支队开赴到江南的南京、芜湖一带，以隔断新四军与八路军、华中与华北根据地、新四军苏北与江南、苏南与皖南部队的联系，陷新四军各部队于危境；同时，制定三路进攻新四军的计划，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向新四军皖南、苏南、苏北、皖东及皖中部队大举进攻，企图各个击破。阴谋未逞，又于7月16日提出《中央提示案》，无理要求削减八路军、新四军编制，要在华中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妄图在与日伪军夹击下加以消灭。为此，国民党顽固派一面通过谈判要共产党接受，一面组织20多个师的重兵围逼压迫八路军、新四军就范。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积极准备扩大重新瓜分世界的法西斯战争。此后，德、意、日和英、美等国为了各自的利益，都积极拉拢蒋介石。蒋介石把这一形势看作是大举反共的极好时机，于是，又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在蒋介石指使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活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宣布将《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这标志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始。
《皓电》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全面掀起反共高潮中，加紧策划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阴谋活动。他们在严令逼催新四军北移的同时，命令顾祝同在皖南部署包围，命令李品仙、冷欣分别在江北、苏南部署堵击，并将新四军即将北渡和北渡路线透露给日军，其阴谋是：如皖南新四军移动，就乘机围歼新四军于行军途中，或借日伪军之手。消灭新四军于渡江之际；如新四军不动，则以不服从命令为借口就地歼灭。
朱彭叶项驳斥谰言
面对《皓电》以后空前严重的反共形势，中国共产党为维护民族团结抗战大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独立自主的方针，同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分裂、倒退行为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共中央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认为此次反共形势严重，国共间的严重斗争不可避免。国民党顽固派决心驱逐八路军、新四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八路军、新四军于日蒋夹击之中而歼灭之，其计甚毒。中共中央要求全党保持高度警惕，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做好一切应变准备，但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在国民党顽固派没有动兵以前，仍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的爆发时间。
1940年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就加强国内外联络以制止顽固派投降分裂作出指示，指出：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日寇必使中国四分五裂，要向国民党方面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投降分裂危险。
中共中央于11月7日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强调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全党中心任务是反对投降与内战，对于顽固派斗争的火力，现在主要转移到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以此为中心而痛击之。并且指出，蒋介石目前还站在投降、加入英美集团、或继续独立战争的三条道路的交叉点上，因此还要争取他，以延长其抗日时间，哪怕是很短的时间也好。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了致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对何、白《皓电》作了公开答复。《佳电》驳斥了《皓电》的造谣诬蔑；揭露了亲日派妄图“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的险毒用心，历陈了八路军、新四军数年来团结抗战，御敌保国，收复失地的事实；拒绝其要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无理命令；同时表示为了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到长江以北。
11月15日，毛泽东发出《关于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的指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利地位。”
皖南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北移的指示，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佳电》发出的第二天，叶挺就前往上饶见顾祝同，交涉北移路线、军需补给和保证北移安全问题。新四军参谋长、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也派部队到无为沿江地区侦察，布置接应，但屡遭李品仙所部袭击破坏。1940年12月初至中旬，皖南新四军已组织北上先遣队1700余人携重要资料1300多担，克服重重困难，分三批移往苏南北渡，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新四军主要领导的眷属也随之先行。
挥军北移惨遭围攻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抗敌报》发表长篇社论《临别之言》和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告皖南同胞书》。当晚，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共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踏上北上抗日的征途，拟绕道茂林，由三溪、旌德洞宁国、郎溪经苏南北渡。部队编为3个纵队。一纵为左路纵队，约3000人。二纵为中路纵队，约2000人。三纵为右路纵队，约2000人。军直机关约2000人，随二纵队行动。
6日晨，二纵队老三团三营派出一个排向高坦方向警戒，7时许，遭四○师一二○团搜索部队袭击；9时，三纵特务团一营二连在麻岭也遭四○师一一九团搜索部队袭击。下午，军部在潘村召开会议，讨论行动部署。决定仍按原计划，一纵全部出裘岭，二纵出丕岭，三纵特务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前进。要求各部黄昏出发，7日拂晓通过各岭，午前会集星潭，待机行动。
7日拂晓，当皖南新四军各路纵队分别通过指定山岭时，即遭顽军主力部队的攻击。面对顽军的进攻，皖南新四军被迫一面自卫，一面继续向星潭进发。在星潭附近，二纵先头部队遭四○师一二○团2个营的阻击；一纵到达镑山与四○师一一八团展开激战：三纵特务团进展比较顺利，占领高岭后分路南下，与四○师一一九团激战于牛栏岭一带，将其击退。因顽军大量增援，皖南新四军会合星潭计划受挫。为避开顽军优势兵力，最后决定晚12时开始折回，经高岭向太平方向突围。三纵五团由后卫变为前卫，向高岭进发。
8日上午10时，新四军军部和二纵撤离丕岭，午后向高岭进发，误走濂岭。这时三纵五团占领高岭正与七十九师激战，于是军部折回里潭仓。晚上，得悉顽军紧缩包围圈。一四四师由茂林堵截后路，军部在里潭仓召开会议，决定抢先向高坦、茂林方向突围，这天，一纵在镑山、榔桥河地区与顽五十二师激战整日，损失很大。三纵特务团坚守牛栏岭，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往濂岭。
9日拂晓，顽军发动全线进攻。新四军北进又受包围，指战员全力激战，二纵到高坦，向茂林方向突围时，受到一四四师的堵击。战斗极其激烈，部队有被歼灭的极大可能，项英试图带小部队绕小道突围。因天快亮，派人请叶挺商计，叶挺在前线未来，临时找到袁国平等率小部队而出。叶挺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激战竟日，一四四师退缩茂林。一纵在流山一带与五十二师激战。下午，军部命令一纵坚守阵地，牵制五十二师与四○师，掩护军部和二、三纵突围，必要时相机突围。当晚，一纵司令部与老一团、新一团乘夜突围，后被顽军切断，一部分向东南突出重围，一部分向东流山撤退，三纵特务团撤到高坦、东流山一带。鉴于向茂林突围受阻，叶挺决定甩开茂林顽军，沿东流山麓经石井坑、大康王于泾县丁家渡之间渡过青弋江至孤峰，从铜陵、繁昌一带渡江。三纵特务团一部经章家渡向北突出重围，其余部队由于山路崎岖，不断受顽军阻击，开进速度缓慢。当经过石井坑，翻越山岭时，又遭一○八师伏击，这时四面激战甚烈，部队多被冲散，无法前进，不得不退回石井坑。
10日上午，皖南新四军各部先后到达石井坑，约有5000人。叶挺决定在石井坑构筑工事，控制制高点，休整部队，待机突围。下午2时许，项英等归队，与军部会合。叶挺、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表示“上下一致，决打到最后一人一枪”。
12日，顽军5个师进行向心合击。皖南新四军指战员在叶挺指挥下浴血苦战，坚守石井坑，待机突围。这天，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的决定。并两次致电皖南新四军，指示“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重庆方面，正在交涉，但你们不要指望，一切靠你们自己”。黄昏，新四军石井坑周围阵地相继失守。晚上，叶挺决定分散突围。军部向石井坑东北方向大康王一带突围，其余分两路，一路从凤村向冬青树方向、一路向茂林方向突围，其中一部分突破了顽军包围圈。
13日凌晨，新四军军部向东北方向翻过一座大山，又遭顽军重重包围，当时集中2000余人，几度冲锋，损失很大。叶挺和饶漱石商定同顽军谈判，并派军部参谋2人前往五十二师师部联系。
14日，叶挺为挽救危局，不顾个人安危，前往五十二师谈判，被扣押。此时，新四军各阵地全部失守。
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命令和谈话，竟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其番号，声称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顶峰。
揭露真相举国声讨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这一反动暴行进行了猛烈反击。中共中央认为，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才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否则不但不能团结全国人民，不能团结本党本军，而且正中蒋介石的诡计。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同时，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谴责国民党顽固派持十年反共成见，置民族抗战大义于不顾，在“大敌当前国难益深之际”，进行一系列反共摩擦活动和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痛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和谈话，中共中央指出，皖南事变“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歼灭皖南新四军之无耻罪行，不讨是整个阴谋计划公开暴露之一部分.仅仅是亲日派阴谋家和反共顽固派以内战代抗战，以分裂代团结全部阴谋公开实行之开端”。“皖南事变及国民党的公开处理，在全国人民及全世界公正人士面前，暴露着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真面目”。中共中央呼吁全国一切爱国军民同胞以民族国家命运为重，打破少数亲日分子及民族败类的内战企图和投降卖国的无耻阴谋，严整抗日阵容，坚持抗战到底。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重庆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17日晚上，周恩来得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反动命令和谈话后，立即向何应钦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严重抗议，在电话里愤怒斥责何应钦：“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作了日寇想作而作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天深夜，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冲破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封锁，将题词刊登在18日《新华日报》上，在重庆广为散发，有力地控诉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罪行。18日下午，叶剑英主持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文章，经周恩来审阅后，19日即用秘密传单散发，文章就“所谓新四军违反命令不受调遣的问题”，“新四军渡江路线问题”，“新四军移动时间问题”，“所谓借端要索问题”，“究竟谁打谁的问题”等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诬蔑，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
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愤怒声讨国民党顽固派。《新中华报》发表《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的社论，朱德、彭德怀、陈毅、刘少奇等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发表通电、文章、演讲，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纷纷举行集会，揭露和抗议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发动反共内战的罪行。爱国人士、民主党派、海外侨胞以及国际进步舆论也纷起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内战分裂的行径，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问题上的正义立场。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等在香港发起抗议，三次致书蒋介石，要蒋“悬崖勒马”，“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国民党军队中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也反对蒋介石制造内战。冯玉祥大骂何应钦搞阴谋，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在没有办法能挽回人民的反对。英、美两国为了自身利益，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也不表赞赏。只有汉奸汪精卫兴高采烈，称赞蒋介石这件事做得很不错。
在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愤怒声讨及国际舆论压力下，国民党顽固派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
重建军部坚持抗战
1月20日，针对国民党顽固派1月17日的反动命令，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殊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同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发表谈话，提出关于解决时局的十二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表明了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严正立场。
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新四军新的军部于1941年1月25日在苏北盐城宣告成立，全面负责华南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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