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在1942年12月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着名报告，号召全党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组织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实行生产自给，同时号召“精兵简政”。我们正是实行这些政策，终于克服了当时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坚持了抗日战争和自卫战争到最后胜利。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第一章是《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回顾了五年以来党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的情况和经验。我是在1942年9月带着毛泽东“要发展生产”的嘱咐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的，12月又直接聆听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受益很大。此后边区政府领导边区人民的生产和机关、学校、部队自给生产，就是按此方针进行的。因此，我现在回忆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就按毛泽东在上述报告中曾经提出的历史总结，对边区几年来的经济困难和生产情况作一回顾。
一、1939年困难露头，党中央号召“自己动手”，“自力更生”。1939年2月2日，党中央召开生产动员林会。毛泽东、洛甫、陈云、李富春，以及各机关代表700多人出帝了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他说，“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
当时，抗战中的严重经济困难，在陕甘宁边区刚刚露头。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明显地看出，依靠国民政府的财政支援和国内外友好人士的资助越来越不行了。因为在财政供应上存在着严重的威胁，所以，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科学的预见。这个思想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党的领导权是一致的，是政治上军事上的独立自主原则在经济工作中的具体实施。
在这个动员会上，李富春代表总生产委员会作报告，就开展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运动的目的、意义、生严计划及其实办法，作了详细的说明，提出1939年生产运动的具体目标是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同时，帮助人民发展手工业，如纺纱织布，整理和发展群众合作事业，并统筹发展生产合作事业。
要求全边区实现增产粮食
20%，主要措施是开荒60万亩和改良耕作技术。规定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运动的具体任务是：边区政府系统（包括保安部队）生产粮食1.5万石（每石300斤），军事系统（包括八路军留守部队以及所属学校）生产粮食2.5万石，中央直属机关（包括中央所属学校）生产粮食1000石，并动员所有机关部队学校大量种菜，从7月份起自给一部分，适当减少菜金。
在这次生产动员大会以后，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迅速开展起来了。党中央的领导同志毛泽东、洛甫、陈云、李富春等也都参加了生产劳动。
3月17日，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发出关于牛产突击的通知.规宇3月20日至4月5日，各机关、学校、部队每天下午一律停止学习和工作，发动全体人员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开荒种地突击。这次生产突击，机关部队学校共开荒5.4万多亩。许多单位还在延安市区以外建立了生产基地——农场。
在党中央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下，到8月底，全边区共开荒1055834亩，其中中央直属机关学校开荒27228亩、八路军后方留守部队23314亩、陕甘宁边区一级（包括延安市政府及所属学校）21797亩、边区各县县级机关及县以下机关64409亩、边区各县群众919085亩。开荒总数超过原定60万亩的75%。涌现了大批劳动英雄。
1939年的生产运动以农业为主。秋后，机关、部队、学校共收获粗粮1.4万石，细粮9572石（每石以350斤计。尚有部分县未统计在内），改善了机关部队学校的生活。其中，尤以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最好。他们不仅实现了蔬菜自给、肉食自给，而且还有能力为战士每人增发一套单衣，又发了毛衣、毛袜、毛鞋等用品。
这一年的生产运动，促进了大家对生产运动的认识，改善了大家的生活，得到了“自己动手”的好处。
二、1940年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缩小。1940年的生产任务，是要求中央和边区一级的机关、学校自给两个月粮食；边区一级以下的机关自给三个月粮食留守部队因为战斗任务紧张，自给一个半月粮食，保安部队则自给两个半月。除保证最低限度的粮食自给以外，发展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各机关自己的生活。
这一年生产劳动的组织有所改善。1939年规定人人参加生产劳动，从党中央毛泽东、朱德起到每一个干部、战士都进行生产。
1940年规定女同志和体弱的同志不参加重体力劳动，50岁以上的老同志和15岁以下的小同志免除生产劳动；工业部门、医院、休养所、保育院、小学教员不参加粮食生产，主要从事蔬菜生产；较远地区的生产，组织专业生产队伍进行。
劳动组织上的改变，使生产运动能持续地进行，并把生产技术水平提到更高的程度，这是很好的。但是由于劳动组织的改变，劳动力减少很多，许多开垦出来的荒地无法下种，一些单位就采取与群众伙种的办法，有的将一部分耕地给了老百姓。所以，1940年农业生产不但没有发展，而且缩小了，结果，全年只收获细粮3000石。除部队以外，机关学校的粮食自给比例没有达到。
粮食生产虽然进展不大，合作社、商业活动却有发展，喂猪养羊数也有增加。一些单位的生活改善很快，出现了某些追求利润从事商业活动的偏向。
三、1942年是边区最困难的一年。机关、部队、学校的物质生活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个别单位因为粮食一时供应不上，一天只能喝两顿稀的。为了保证军队和政府机关的需要.这一年实征公粕201670石，比1940年增加一倍以上，平均每人负担一斗四升（合42斤）。部分群众因此产生了不满情绪，说：“救国公粮任务太重，群众要饿肚子了。”“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负担过重伤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以致发生了所谓“雷公打死毛泽东”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就在这一年的8月间，边区政府在小礼堂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并研究减轻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那天正值雷阵雨天气，雷击礼堂，一根柱子折了，坐在柱旁的一个县政府干部不幸触电致死。有一个对负担不满的农民便说，老天爷不开眼，雷打死县干部，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这就是当时在延安盛传的“雷公打死毛泽东”的故事。有的主张清查那个农民，有的认为是气头上的话，不必追究。毛泽东知道以后，说：“群众的意见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要允许人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人家说救国公粮太重，这是实际情况，1940年以来人民的负担是加重了。人家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说明他是拥护共产党的，但对我们的工作和作风有意见。”这件事反映了毛泽东的高度的民主精神，也转变了一部分同志的思想和作风，促使党中央和毛泽东进一步下决心去解决边区150万群众的“救民私粮”问题。
四、1941年、1942年为了克服困难，采取一些重要的政策措施。从1941年起，党中央在抓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运动的同时，更加强调边区群众的生产运动，把重点转到群众生产上来，并且提出了实现边区经济自给自足的政策。为此，陕甘宁边区党委曾在1940年12月3日召开了经济自给动员大会。毛泽东、朱德、洛甫等和陕甘宁边区的领导同志，以及群众1000多人参加了大会。会上，林伯渠作了动员报告，阐明了边区经济自给的意义和实现边区经济自给的条件，提出了1941年边区经济自给的计划。会上，毛泽东、朱德等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经济建设的任务是适应现在的环境而提出的。我们今天进行经济建设，也要懂得这个道理，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朱德的讲话提出了建立革命家务的主张。他说：“我们的家今天要自己来当了。要把家当得好，我们就不能把这个责任单单放在做经济工作的同志身上。今天的动员大会就是要大家都来注意自己家里的事情，”后来朱德还专门为此写过一篇署名文章，题目就叫《建设革命家务》，发表在1943年5月1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在这次动员大会以后，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促进生产，克服困难。这些措施，主要的有：
第一，刷新领导生产业务的组织。先后成立了中央直属财政经济处（邓洁负责，后改为中央事务管理局）、军委系统后勤经济建设处（叶季壮负责）、边区财政经济处（曹力如负责），各分区县亦成立了生产委员会，以进一步加强对于生产运动的领导。
第二，进行思想教育，纠正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错误观点。1941年4月27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阐明了党对经济和技术工作的根本观点。那个决定说，“各种经济工作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应纠正某些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在这个决定以前，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对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存在着不正确的看法，认为只有党务、军队和政府的工作才是革命工作，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不是革命工作。少数党员甚至不愿做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这个决定扭转了一些党组织和党员的这种错误看法。决定还要求：“每个党员必须五条件的服从党对于他的工作分配，纠正某些党员不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及分配工作时讨价还价的现象”。“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的专门家学习。他们的责任是诚心诚意的学习和熟练于自己的技术，使各部门建设工作获得发展，同时并使每个党员获得在社会上独立生活所必需的技能。”决定还要求党的组织“必须加强对经济和技术部门工作中党员与非党员的领导，照顾他们的政治进步，并在各方面帮助他们。”
第三，农业上，提倡吴满有方向。吴满有是横山人，1928年逃难到延安柳林区二乡，难以为生。1935年5月遇上革命，分得60垧荒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他连年开荒，改良农作，把60垧荒地变成了熟地，获得好收成。由于他的辛勤劳动，成了劳动致富的富农。所以他说：“我是受过革命好处的人。”他带头交公粮，出负担。自己是抗属，不但不要优待，而且担任优抗主任，优待别的抗属。延安《解放日报》记者发现了他，报道了他的模范事迹。1942年4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号召边区的农民向他看齐。随即，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特通令各分区专员、县长，要他们“广为宣传，号召每个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向吴满有看齐，抓紧雨后开荒播种的好机会，利用最近一个月的春耕时间，以全力推动春耕运动，组织开荒突击、生产竞赛，更进一步提高人民生产热忱，创造更多的吴满有！”后来，学习吴满有成了边区农民的一个运动，对于提高边区农民的觉悟，发展边区的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四，工业上，开展赵占魁运动。赵占魁是山西定襄县人，先后在太原、同蒲路做120多年，1938年9月由安吴青训班转道到延安，人抗大职工队学习，同年12月入党，1939年7月人农具工厂当翻砂工人，不久调任翻砂股股长。他在平凡的工作中，犹如泉水滴石一般地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成为边区工人中的模范。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9月11日发表了《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号召边区工人向赵占魁学习。随后边区总工会发出通知，号召开展学习赵占魁运动。通知要求通过这一运动达到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稳定生产情绪，激发劳动热忱，提高生产质量的目的。通知还指出，在这一运动中必然会涌现出大批像赵占魁一样的模范工人，要求各厂应详细订出评判标准和奖励办法，发扬好的，批评坏的，以推动这一运动的发展。赵占魁运动就是边区工人个个争当模范工人的运动。边区总工会根据赵占魁的工作作风提出的模范工人的标准，现在看来仍有现实意义。这些标准就是：一、爱护工厂，严守纪律；二、积极工作，始终如一；三、数量最多，质量最好；
四、爱惜工具，节省资料；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六、努力学习，帮助别人；七、克己奉公，团结群众。
赵占魁运动的总目的是推动生产，教育工人。后来成了改造工人劳动态度，推动生产发展的群众运动，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的工业生产。
第五，发展盐业。盐是边区的一个极大的富源。盐对于边区物价的稳定，出人口贸易的平衡有重要的作用。盐既是边区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众和军队赖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的来源，同时又是边区财政的重要来源。在1941年、1942年的严重困难时期，盐是用以交换外货、平衡出入的主要产品。
边区政府对发展盐业，一直十分注意。1940年秋季开始，采取了督运政策，发动群众制盐、运盐，外销换取边区所需要的货物。计划1941年产盐和运盐70万驮（每驮150斤），实际外销就有29.9万余驮，创造了边区历史上外销盐的最高纪录，对边区的财政是一个极大的支持。
1941年9月14日、15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高克林写的《鲁忠才长征记》就是反映当时发展盐业的一个具体记录。毛泽东当时十分重视，亲自为《鲁忠才长征记》作了序，说，“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调查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币不是那些党八股。”毛泽东的这个序表扬了高克林印调查研究作风，把它作为发展盐业的一个范例，以厦又收入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
第六，实行优待移民、难民政策。边区政府实行接纳安置移民、难民的政策，为边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边区在开展生产运动以来，增加了135万亩耕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多人少的区域大批地吸收了移民、难民，增加了劳动力。
就整个边区来说，除绥德分区的绥德、米脂，助东分区的庆阳等少数地区人多地少外，多数地区都是人少地多，如延属分区的延安、（富）县、甘泉，陇东分区的华池、合水等县，土地荒芜很多，需要刀发，是开荒生产的好地方。
边区政府在1940年3月就公布了关于优待移民、难民的决定，1941年连续两次发出布告，1942年又颁布了优待移民、难民的条例。在这些决定和条例中规定优待移民、难民的内容有：（1）移民、难民开公荒可以取得土地所有权；垦私荒则三年不交租；（2）移民、难民三年不交公粮，并减轻其他负担，第一年完全免去义务劳动；（3）政府尽力帮助移民、难民解决吃住困难，借贷或调剂耕牛、农具、种子等；（4）移民有选举权，可以自己建立移民聚届处，自选乡长、行政村主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
由于边区政府实行优待移民、难民的政策，边区以外的难民纷纷到边区来安家；边区内绥德、米脂等地的群众也不断南下到延属地区来安置。据统计：1941年边区安置移民、难民7855户（移民占绝大部分），共20740人；1942年安置5056户（绝大部分为移民），共12432人。这些移民、难民是大生产运动中的一支劳动大军，在边区的开荒运动中作用很大。在移民、难民中劳动力占1/3。如果以每人开荒20亩计，上万个劳动力可开荒20多万亩。
由于边区政府对移民、难民的优待、帮助和边区生产运动的发展，所以来边区的移民、难民的经济很快发展起来，生活得到改善。一舶在一年以后就解决了吃粮问题，两三年以后就可以自己种庄稼独立经营了。
第七，军队实行屯田政策。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他从前线回延安后，非常关心部队的生产，主张以部队众多的强壮劳动力，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1941年春，朱德亲自去南泥湾察看，并且决定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实行屯田。一是为了防止胡宗南的进攻，南泥湾是保卫延安的南大门，军事上的地位重要，在那里屯田对战备有利；二是因为南泥湾土地肥沃，还有较为充足的水源，适宜于农作，是实行屯田的理想地方。三五九旅的指战员开到南泥湾后，就开荒种地，进行生产运动，口号是“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三五九旅从旅长王震到每一个战士、勤务员、炊事员，无一例外地参加生产，开荒种地。第一年开荒1.1万多亩，第二年又开荒2.6万多亩，第三年种地10万亩。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但做到完全自给，而且交公粮1万石。在1942年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王震受到了大会的表扬。毛泽东在发给王震的奖状上题词：“有创造性”。
三五九旅在生产上除屯田外，还发展多种经营，如创办大光纺织厂、大光肥皂厂，产品自用有余，还在市场上出售；搞运输，陕北交通不便，三五九旅建方了一支拥有600头驮骡的运输队.运盐运货.在绍德、三边、延安之间沿途设立了十多个骡马店；以及开设商店等。
在南泥湾政策（即屯田政策）的影响下，边区的部队基本上采取了屯田政策，先后出现了槐树庄、金盆湾、大凤川、小凤川、二家川、豹子川、清泉镇、郭家湾、关门子、田家湾、柳林、葫芦河等地的屯垦区。三八五旅在合水、东华池开荒，也很有成绩。
第八，提倡和推广植棉。棉花和棉布是边区自给自足中的主要问题之一。边区生产棉花很少，棉布都是从边区以外输入的。边区150万人口，按每人每年需要二斤棉花（包括织布）计，就需要300万斤。1939年起各方面都感到了棉花的需要，边区政府开始提倡植棉，但只种3767亩。1940年增至15177亩，产量低，收获量不大。经政府大力提倡，推广植棉技术，解决棉籽等的具体困难，以及奖励政策（例如植棉3年不交公粮，奖励植棉劳动英雄等），1941年植棉有了较大的发展，棉田达39087亩.1942年又发展到94405亩，棉花的收获量达到边区需要量的一半。
第九，实行减租减息，发动了未土改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边区在土地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情况：一是已经分配了土地的地区，如延属分区的大部分，绥德、三边、陇东、关中分区的小部分，共计土地900余万亩。二是未经分配土地的地区，如绥德、三边、陇东、关中分区的大部分，延属分区的小部分，共计地主土地50余万亩。这两种地区的阶级状况也完全不同。减租减息只在未经分配土地的地区进行。
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7年至1940年，主要是宣传时期，一般的都未实行。原因有两方面：从客观上讲，这些地区如延安、甘泉、庆阳、合水、绥德、米脂等，还存在着双重政权，有国民党的县政府，也有我们的“县政府”（公开名义是抗敌后援会或农会），是所谓“统战区”。当时国民党绥德警备区的何绍南就公开反对减租，所以不利于我们贯彻减租减息政策。从主观上讲，部分同志的右倾思想，怕因减租得罪了地主，妨碍统一战线，不敢实行减租减息。第二阶段是1940年至1941年。因为国民党委派的县政府经常制造磨擦，派遣特务，刺探军情，破坏边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40年我们赶跑了顽固派，结束了边区部分地区的双重政权局面，边区在行政上得到了完全的统一。减租运动客观上的困难消除了。但是，在根据“三三制”政策精神进行边区参议会选举的情况下，有些人又忘记了减租减息这一中心工作。虽然部分地区开始实行减租减息，但是没有发动群众，而是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或者用恩赐的办法，同时，地主则采取各种手段和办法进行抵抗，结果成效不大。第三阶段是1943年以后。减租减息真正开始，是在1942年冬和1943年春。
1942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明确地规定了减租减息政策。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指示说，“减租必须普遍地达到各地减租法令的规定的程度，必须用政府权力，特别是要以坚决的态度打破地主对抗减租所实行的一切投机取巧的办法，在政府统一的租佃条例未颁行前，各地可临时制定保护农民佃权及禁止地主一切投机取巧的行为的办法，严申政府减租法令，并使这些法令成为农民进行减租斗争的合法武器。”中央西北局并为此特制定了一个《关于减租实施的补充办法》作为附件下发，参照实行。西北局的指示还强调：“要保证减租的彻底实行，不能单凭政府减租法令的公布，还必须采取发动群众的方针”，并且“由群众组织的力量来保证之”。这时，减租采取了群众斗争的方式，有的组织了农会，有的组织了减租会，来领导群众进行减租斗争。在群众斗争的同时，在地主中还推动开明分子出面倡导减租，以维护政府法令，推动减租的进行。在这方面，李鼎铭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这一阶段中，党要求农民在地主按照法令减租之后，也按照法定额（即实行二五减租）交租。
在减租过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保障佃权。在减租斗争中，一部分不明大义的地主，借故以撤佃来威胁农民减租，同时，一部分佃农也担心地主撤佃。他们说，“今年减租，明年没地种。”“减租倒好，没地种事大。”有的干脆说，“不敢减，减了租就不叫咱种地了。”为此，边区政府于1942年12月29日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以确保减租政策的彻底实行。在这个土地租佃条例公布后，李鼎铭发表了很好的谈话。他说：“我以为这个条例的颁布，对于政府解决土地问题及贯彻减租交租政策，将有很大作用，希望全边区的先进士绅与开明地主能够竭诚拥护这个条例，尊重政府法令，认真实行减租并尊重农民佃权；各地广大农民亦应于减租之后依法交租并尊重地主地权，造成边区内各阶层的亲密团结，以发展生产，准备反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因为减租减息政策的顺利进行，极大地调动了未土改地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建设边区，丰衣足食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和公私关系上的“公私兼顾”的原则，阐明了今后在发展各项生产事业中的基本政策，规定了生产和教育为今后两大中心任务。他说：“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和教育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或者所谓第一位的工作的呢？究竟还有什么工作更革命的呢？不错，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许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毛泽东的这一指导思想，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中把它完整地反映了出来，规定了“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教育”的建设方针。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就在西北局高干会和毛泽东的伟大号召下蓬勃开展起来了。
一、进行生产总动员，号召为实现“丰衣足食”而斗争。中共中央在1943年1月8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直属各机关学校生产负责同志的会上，李富春代表中央作了题为《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传达了党中央关于1943年达到“丰衣足食”的号召，说，“毛主席号召全边区在今年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这次会议讨论了1943年生产的方针问题。会议认为，在全边区要实现“丰衣足食”，对机关学校来说当然更要做到“丰衣足食”。会议要求各机关把生产作为中心任务之一，立即组织临时生产委员会，总结1942年生产工作的经验，并根据各该机关人数及劳动力的比例，制订1943年的生产计划，以及生产的各种措施。这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机关学校开始制订“丰衣足食”的生产计划。
随后，边区系统各单位也开始总结1942年的生产经验，制订1943年“丰衣足食”的生产计划。
在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和边区系统制订生产计划的基础上，于1943年3月4日，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了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生产总动员大会。朱德、贺龙、林伯渠、徐向前等和劳动英雄，以及各机关单位的代表1500多人出席了大会。李富春作动员报告，阐明了1943年生产运动的目的、意义和方针，规定了1943年机关生产的总任务。1943年中央、军委、留守兵团直属机关和边区等系统（不包括部队）生产的总任务为：16242.1万元（边币），其中计划种地30200万亩，预计收获粮食3774石，蔬菜9000.2万斤；喂猪3743头，养羊3654，头，鸡鸭8500只；办煤矿、纺织厂、木工厂、铁工厂、纸厂、豆腐坊、粉坊、马掌铺、酱园、榨油坊、酒坊等95个。计划要求机关生产的自给程度比去年增加一倍。李富春在报告中还谈到了1943年机关生产与以往不同的六个特点：第一，生产的计划性加强了。各单位都制订了详细的生产计划，并经逐级慎重审查批准。第二，1943年的生产建立在广泛的群众性的基础上，实行集体生产与个人生产的结合。第三，掌握了以农业为主的方针，靠自己的劳动，建立生产的基础和积累财富，逐步建立起集体的家务。第四，有了以往的生产经验，开始掌握了生产的规律，改进了生产技术。第五，不只是一般地补助经费上的不足，而是更积极的为“丰衣足食”而斗争。第六，思想上对生产有了新的认识，自觉性提高了，大家起来动手，一定能够实现“丰衣足食”。
朱德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指出：“贪污、腐化、浪费是生产运动的敌人。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二流子。”他继1940年12月3日在陕甘宁边区党委召开的经济自给动员大会上提出建立革命家务以来，第二次提出建立革命家务。他说，“我们一方面艰苦的劳动，一方面改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革命的家务是一定可以发展起来的。”林伯渠在讲话中针对一度曾把商业作为机关自给运动主要方向的偏向，着重指出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会上，还奖励了66位机关生产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
这次生产总动员标志着边区为实现“丰衣足食”而斗争的生产运动的新阶段。
配合生产运动的新阶段，文艺、报纸等宣传工作搞得很生动活泼，十分出色。《生产大合唱》、《南泥湾》等歌曲，《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二流子变英雄》等戏剧，在延安和全边区巡回演出，激励着千万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大生产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动员、鼓舞和教育的作用。二、开展生产大竞赛。生产大竞赛是1943年全边区为实现“丰衣足食”而斗争中出现的一个新事物，是安塞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和延安县劳动英雄吴满有共同发动起来的。
1943年2月24日，安塞县劳动英雄、模范退伍军人杨朝臣写信给延安县劳动英雄吴满有，倡议开展生产竞赛。杨朝臣在信中说：“我的一切条件不如你，可是我愿意拿你我的不同条件来和你竞赛，并月请你我的区、县长作见证人，请高、霍厅长作评判员，你说好不好？第一，今年开荒五垧，要把草、树连根拔掉，并且要掏一尺多深。第二，粪要沤得好，翻两三次，每垧地上粪十袋。第三，锄草四次，培土要好到苗秆不倒。第四，牲口保证不生病，菜要种得好，粮食要比去年每垧多收一斗。第五，和民众关系一定要好，要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第六，我是受移民优待的，3年不交公粮，但我能够做的公益事，要热心参加。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八路军的退伍军人，你是边区农民的劳动英雄，我很赞成你的光荣，所以咱们就竞赛吧，挑战吧！”
吴满有在收到杨朝臣的挑战书以后，积极赞同，于2月28日复信杨朝臣表示应战。吴满有在信中除完全同意杨朝臣提出的六个竞赛条件，并给以补充以外，特别提出开展庄与庄之间的劳动竞赛，建设“劳动英雄庄”。吴满有在复信中说：“我想，只是在你我两个人身上比较，对于革命，固然很好，但为了扩大这个竞赛运动，我们要在群众身上来比较。现在我庄已成立生产互助小组，我已被选做组长，我们已经商量好，一定要使全庄子里的男女老少，都把他们的力量用在生产上，并且用互相帮助、互相调剂的方法，组织变工，给贫苦村民调剂口粮、籽种和农具，发挥大家的生产力量，也只有使大家的生产发展起来，才是真正响应毛主席发展生产的号召。所以，我也向你提出两条：第一，就是不仅你和我两人要竞赛，而且要首先把你我两个庄子的生产搞好，我提议根据两庄的劳动力和牛犋来竞赛，看谁个庄子打的粮食多！争取‘劳动英雄庄’的光荣名号。第二，边区的劳动英雄不止你和我两个人，各县都有，还有我们的军队这两年的生产成绩特别大，他们一定有更多的劳动英维。所以，我主张把这个生产竞赛运动，扩大到全边区的军队、群众中去。我想你一定是赞成的。”
朱德在得到杨朝臣、吴满有开展生产竞赛的消息以后，非常重视。他立即电令边区所有部队积极响应吴满有生产大竞赛的号召。朱德在电令中特别强调，要认真发现部队中的劳动英雄，以作竞赛运动中的骨干力量，并由此而广泛展廾群众性的劳动竞赛。电文说，“八路健儿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他们来自工厂，来自农村，对于生产和劳动，都是最积极的，像吴满有这样的劳动英雄一定很多。”电令还强调生产竞赛，增加粮食的重大意义，说，“这个道理很明显，多产一粒粮食，就是多增加一份抗日的力量。”贺龙也连夜打电话给南泥湾驻军，令他们迅速接受吴满有的友谊挑战。
3月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向各地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委去切实推广和领导这一生产大竞赛。通知说，“这是从党员发动的群众中的创作，各地党应特别注意这一运动，把它推广起来，切实的去组织和领导，提高和巩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仿照延安刘秉温变工队办法组织劳动互助，发扬群众生产的组织性。生产竞赛，劳动互助，是推动春耕、增产粮食、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最重要的事情。”
接着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联名发出指示。指示要求各分区县市将生产竞赛运动推广到群众中去。
一个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之间、庄与庄之间、军队与民众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的生产竞赛和劳动互助运动迅速在边区掀起，发展到边区的各个角落。
这个生产竞赛开展是健康的，推动了边区群众劳动互助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生产运动的发展。正是这个生产大竞赛促使边区劳动英雄大批地出现，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辈出。
三、1943年边区的两大盛会。为了检阅1943年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表彰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边区政府于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在延安同时举行了两大盛会：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这两大盛会是在西北局直接领导之下，由党、政、军三结合组织实行具体领导：贾拓夫代表西北局，高自立和我代表边区政府，邓发代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
这次生产展览会是空前的，规模是很大的。大会展览品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总展：陈列边区各种生产事业总的情景，其中有各种极为详尽的统计图表，最能说明问题也最有教育意义。一为分展：其中有中央直属机关、军委直属机关、留守兵团直属机关和边区系统的机关生产展览部，有绥德、延属、关中、陇东、三边分区等的展览部。展览会有近百个展室，长约半里地，共有展品6596件，图表和照片1987张。整个展览会是边区“丰衣足食”的缩影。它表明，经过边区群众和机关部队学校同志的共同努力，尤其是1943年大生产运动的飞跃发展，边区人民初步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丰衣足食”的号召。
展览会告诉我们：第一，由于全边区1943年开荒976224亩，使边区的耕地面积达到1338万余亩，粮食总产量达到184万余石，比1942年增产16万石细粮），其中因开荒增产的粮食14.5万石，因改良耕作技术而增产1.5万石。全边区年消耗粮食约为162万石，出现了有22万石余粮的局面。这就是说，边区广大群众基本上做到了“足食”，而部分群众开始有了余粮。
第二，由于1943年植棉150287亩（比1940年的15177亩，扩大近10倍），收棉花173万斤，达到边区棉花需要量的一半以上。1943年1至9月已产布15840大匹（比1940年产布3008大匹，增长近5倍），棉布的自给率已达73%。
第三，1943年1至9月产盐47万驮（每驮150斤），估计年产盐可达60万驮，比1942年的27万驮增产一倍以上。盐是边区用来进行外贸的主要物资，对边区说，盐就是粮和布。
第四，六畜兴旺，也是“丰衣足食”的一个侧面。据统计：牛由1940年的193283头增加到1943年的220781头；驴由1940年的125054头增加到167691头；羊由1940年的1725037头增加到2033271头。
第五，随着边区经济的发展，合作社事业也迅速提高，1943年边区有合作社255处，股金约1.5亿元。
第六，展览会还充分体现了1943年生产运动的群众性，生产领导上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劳动组织上的由分散到互助合作的方向，以及公私兼顾、军民合作的特点。展览会表明，1943年是边区生产大发展的一年，为数年后进行的自卫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它以充分的事实说明，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这一经济的辉煌成就，是边区千百万劳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大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这里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
召开劳动英雄大会，就是为了表彰他们对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巨大贡献。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有着名的农业劳动英雄吴满有、刘玉厚、张振财、贺保元、杨步浩、郝树才，工业劳动英雄赵占魁，部队劳动英雄李位，机关劳动英雄黄立德，合作社劳动英雄刘建章，劳动英雄、模范党员申长林，移民劳动英雄冯云鹏，妇女劳动英雄郭凤英、张芝兰等185名劳动英雄出席。
这样的劳动英雄大会在边区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旧社会被认为是“下等人”的劳动人民，现在成了新社会的“状元”，受人尊敬。大会会场的布置说明了这一点，有十几位劳动英雄的肖像，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的肖像一起挂在主席台上。
两大盛会揭幕时，有近3万人参加。延安附近30里内外来的群众也在千人以上。朱德、贺龙、高岗、林伯渠、李鼎铭以及晋绥行署主任续范亭等参加了大会。会上，林伯渠代表边区政府作了报告，详述了1943年边区“丰衣足食”的情况。他说，在边区“这样一个战争环境又是比较穷困的地区，人民和军队今年居然能做到丰衣足食，这是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力量的表现”。
会上，朱德、贺龙、续范亭等讲了话。续范亭说：“我50岁了，第一次才看见这样的事情。”接着他对劳动英雄表示衷心的祝贺，并且以幽默的语言，严正驳斥了把共产党人描绘成“三头六臂”的怪物谬论。他说：“是的，共产党人是有三头六臂的。三头就是‘枪’头、‘锄’头和‘笔’头，六臂就是‘两只手’能打仗，‘两只手’能生产，另外‘两只手’能写文章，能学习，能抓汉奸特务分子。这样的三头六臂，对老百姓是好的，对中国是好的。”他的这种说法，是当时我们在延安一面打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一个生动的写照。
毛泽东没有出席这两大盛会的开幕式，但他非常关心这两大盛会。1943年11月29日下午，他把全体劳动英雄请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接见并宴请了劳动英雄，作了着名的《组织起来》的讲话。12月9日，毛泽东参观了生产展览会，又专门找了吴满有、申长林、刘生海、孙万福、冯云鹏、高仲和、张振财、石明德、李位、刘玉厚等十七位劳动英雄座谈了生产经验。毛泽东与冯云鹏、安兆甲谈移民问题，与张振财、李长清、梁显荣、刘玉厚谈变工札工的问题，与田荣贵谈合作社问题，与李位谈部队生产问题，与张清益谈义仓问题等，一直从下午谈到深夜才结束。
大会期间，劳动英雄们互相交流了经验；热烈地讨论了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制订了“组织起来”搞互助合作的计划；提出了1944年进一步“丰衣足食”的生产任务和具体计划。
大会给予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以优厚的奖励，有25名劳动英雄获特等奖，各得奖金3万元；34名劳动英雄获甲等奖，各得奖金2万元；8名获乙等奖，各得奖金1万元。所有参加大会的劳动英雄由边区政府发给奖状及由毛泽东、朱德、高岗、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等的亲笔提词。在大会上，还奖励了5个模范村：淳耀的白塬村（劳动英雄石明德所在村）、延安的吴家枣园（劳动英雄吴满有所在村）、绥德的郝家桥（劳动英雄刘玉厚所在村）、华池的城壕村（劳动英雄张振财所在村）、定边的贺家园（劳动英雄贺保元所在村），各奖耕牛一头。
大会最后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总结了大会的盛况，要求全边区农民、工人、战士、机关干部、学校学生进一步发展生产，以便充实物质力量，准备消灭日寇和对付反动派的袭击，取得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宣言最后要求实行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做到：
第一，普遍发展变工、札工。向淳耀的白塬村、延安的吴家枣园和安塞的马家沟学习。
第二，实行移民政策，增加新的劳动力。全边区要向赤水的冯云鹏、延安的马丕恩学习。
第三，1944年要把边区的全部二流子改造好，一面由政府督促，一面由群众劝说。全边区的二流子都要向吴旗的刘生海学习。他过去是个二流子，没吃没穿，婆姨也离开了他。自从1941年转变以后，努力生产，到现在有9头牲口，打粮20多石，成了边区的劳动英雄出席了这次大会。
第四，发动能劳动的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全边区的劳动妇女都要向米脂的郭凤英学习。她和男人一样，既能种庄稼，又会纺纱。
第五，多开荒地，深耕细作，增修水利，发展副业。全边区的老百姓都要向延安的吴满有学习。他1943年一家开荒32垧（每垧3亩），多打40石粮。
第六，多种棉花，发动妇女纺织。多种棉花要向吴堡的刘秉仁学习。他种的一亩棉花产净花44斤，并推动全村每户种一亩棉花。纺纱要向刘（桂英）老太婆学习。她除了自己纺纱，还组织了180个妇女纺纱。
第七，办好合作社。全边区的合作社都要向延安的刘建章学习。他办的南区合作社，发展成为消费、生产、运输、信用的综合合作社，给老百姓谋了几千万元钱的利益。
第八，组织运输队，多运盐出口。全边区的运输队都要向延安的刘永祥学习。他在南区合作社的帮助下，利用公盐代金，组织了700多头牲口的公私合作的运输，运盐1.8万驮。不但方便了群众运盐，而且凡出公盐代金的还可以有许多红利。
第九，一面努力发展生产，一面还要节约粮食，储存粮食，多种洋芋。
第十，号召部队、机关、学校，加紧生产。部队要向张治国、李位、胡青山、郝树才、武生华学习，从半自给做到全自给。工厂要向赵占魁、袁生华、李凤莲学习。机关学校要向黄立德、佟玉新学习。
四、1944年底至1945年初边区的两大盛会。1943年底召开的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充分显示了劳动英雄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的重大作用。为了进一步推动生产运动，边区政府在1944年把劳动英雄运动推广到一切部门，边区的群众和机关、部队、学校，人人都可以争当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1944年劳模运动的特点，第一，运动全面开展。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运动，从农村、工厂、机关、部队的生产运动推广到了文化、政治、军事及其他各项建设事业。第二，英雄大量产生。七十二行，行行有英雄、有模范。第三，由个人到集体。劳动英雄带动了一个村、一个单位，出现模范村，模范班、排、连，以及机关团体中的模范单位。第四，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是选举产生的，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受到更多的群众的尊敬和拥护，在群众中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更大。第五，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标准更高了。第六，领导更加自觉了。经过几年劳模运动的实践，领导干部领导劳模运动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自觉性。
为了总结劳模运动和边区生产运动的经验，陕甘宁边区在1944年12月22日至1945年1月14日，召开了“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当时，大家都叫它“群英会”。有476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出席了大会。
在群英会开幕那天，延安十分热闹。开幕式在参议会大礼堂举行。会场上，张灯结彩，劳动英雄披红戴花。林伯渠致开幕词，他首先指出一年来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运动的新发展，以及他们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林伯渠强调劳动英雄要时时抑制自满，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力求进步，以期完成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新任务。朱德出席了开幕式，讲了话。他说：几年来，我们靠着“血和汗”，坚持抗战，建设边区，获得举世的称道。对于这一奇迹，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起了决定作用。
这次群英会的重点是交流经验。会议以农业、工业、运输合作、纺织、部队、机关学校、财政、金融贸易、司法、保安、文教及其他等11个组，分别进行经验交流和典型介绍。在分组交流经验的基础上，选举和评比产生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等级，共评选了特等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74名，甲等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200名，乙等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189名，以及模范村、模范连队和模范单位团体14个，并给予奖励。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于1945年1月10日向全体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作了题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称赞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起了三种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这三大作用是在群英会中反映出来的，我们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他称赞这些提法很好），鼓励他们戒骄戒躁，争取更大的进步。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在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任务，强调“我们边区和整个解放区，还要有两年至三年工夫，才能学会全部的经济工作。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大会最后由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刘景范作总结：《更加推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运动》。说明边区劳模运动的历史和现状，劳模运动的作用，以及今后的方针等问题。
大会于1945年1月14日闭幕。在闭幕式上，李鼎铭致闭幕词。彭德怀、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吴玉章等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都强调了边区劳模运动对全国，尤其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彭德怀说：“你们和全体人民把陕甘宁边区贫穷的山谷建设成富庶的边区，创造了许多模范的事迹。八路军和新四军有这样边区作为立脚点和出发点，所以能够在敌后坚持抗战，愈战愈强，在华北开辟了30倍于边区的人口及在全国开辟了60倍于边区人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由于边区的带头作用，我们在敌后开展了生产和战斗结合的劳模运动，军民吃饱穿暖，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战斗力。”聂荣臻也说，陕甘宁边区不仅是抗日的出发点，并且是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出发点。
在群英会召开的同时，“陕甘宁边区建设展览会”于1944年12月25日正式开幕。这次展览会与以前的工农业生产展览会不同，增加了边区军事、政治建设的内容。展览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军事，包括练兵习武、民兵训练、军队文教工作、医药卫生、官兵关系、拥政爱民、军事工业、生产、供给和战利品等，在八路军大礼堂展出。第二部分：经济建设，包括农业、公营工业、民间纺织和工业、运输业、合作事业、机关生产、财政、贸易、金融等。第三部分：民主建设，包括民政、吴满有模范乡、保安工作、司法工作等。第四部分：文化教育，包括医药卫生、反对巫神运动、民办小学、国民教育、文艺、报纸等。展览会反映了一年来边区财政经济、民政司法、文化教育、保安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一直到1945年1月15日闭幕，参观展览会群众达3万余人次。
五、开始进入“丰衣足食”境地。经过全边区群众的努力和机关部队学校大生产运动的继续开展，边区1944年的自给自足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丰衣足食”的程度又有提高。总计全边区增产细粮20余万石，机关部队学校生产细粮10万石。因此，除了边区群众和机关部队学校的消费，尚可节余28万石，连同以前几年的结余，边区积存的余粮在70万石以上（实际不止此数）。这一年边区植棉30万亩，收棉花300万斤，可以织布150万匹（三八布），自给率达到2/3。工业方面，生产的日用品如毛巾、肥皂、火柴、纸张、陶瓷、纸烟等已经自给或者大部分自给。延长石油生产也有恢复和长进。军事工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除了生产步枪、子弹以外，又陆续生产出掷弹筒、炮弹等武器。对于边区的工业发展，边区劳动英雄、模范工程师沈鸿起了极大的作用。沈鸿是学徒出身，经过自己的刻苦钻研，终于成了一个工业家。1938年自带十台机床到延安参加革命。他到延安以前，边区除延长的煤油厂有少数几台机器以外，其他地区没有现代化的机器。他到延安以后，又亲自设计、制造了许多设备，配备了边区的许多工厂，帮助了边区工业的发展。延安中央印刷厂的油墨机、造纸厂的造纸机、制药厂的压片机、煤油厂的炼油设备，以及边区其他工厂的许多机器，主要都是经过他的设计，直接或间接地从他带来的十台机床上生产出来的。更重要的是他还帮助了八路军后方修械所，并亲自设计、制造了掷弹筒、炮弹等前方急需的武器、装备。
具体说，边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机关部队学校的供给标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的报告中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他说：“坚持从经济到财政的发展路线之结果，人民的收人大大增加了，部队和机关学校也逐渐建立了家务，但政府取之于民的部分，却相对地减少了，以至绝对地减少了。例如公粮，去年18万石，今年减至16万石，其他税收也有减轻。因此，军民生活一年一年地更加改善了。
“农民方面，以清涧辛家沟村为例，全村共26户，1941年收获量为209石6斗2升；消费量为142石4斗2升，负担为24石7斗，占收获量的11.76%；收支相抵，盈余42石5斗。1943年收获量为285石6斗9升；消费量为184石3斗，较1941年增加27.2%，生活上升；负担为19石9斗8升，占收获量的6.99%，负担下降；收支相抵，盈余81石8斗1升。”
“工人方面，城市手工业工人实际工资比战前提高149.8%～400%；公营企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则提高58.7%～84%，但公营企业工人的医药、文化和娱乐等费，劳动保险和社会保险统由公家负责。”
“部队方面，战士的衣食两项供给标准，加以1939年为100，则1943年已提高到125.5%。1944年当续有提高。”
“一般公务人员和学生方面，以今年（1944年）为例，单就衣食两项实物供给标准，平均为小米6石以上，其他如办公、文娱、书报、医药等费，概由公家供给，病员、产妇、婴孩等更有特殊待遇。公务人员家庭有土地而无劳动力者，为之代耕；全无产业者，帮助其家属从事生产或给以适当工作，其子女的抚养教育费用，亦由公家供给。”
“值得指出的，去年以来，工厂人员合作社，部队人员合作社，机关和学校人员合作社，普遍成立，便利个人储蓄，并为个人建立了家务，已有相当成绩。”
“可以说，边区军民生活已开始进入丰衣足食境地。”
1945年边区受了特大旱灾，农业歉收，粮食作物减产。为了照顾部分地区的歉收，1945年的公粮又从1944.年的16万石减到12万石。因此，人民的生活仍然有所改善。
这时，边区农村的情景已经大变样了。不仅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而且农村的阶级状况也有了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从前雇农和贫农是农村的主要群众，这时变成了以中农和富裕中农为主要群众；从前乞丐到处可见，这时已经绝迹。这种情况反映了边区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全面建设阶段。
六、小结。
以上事实说明，在边区生产运动中，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抓“两点论”抓得好。第一，抓“两个环子”。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1942和1943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绍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酌机抓住他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教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我们党抓住了整风运动，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大踏步地稳步地前进了。同样，我们党抓住了生产运动，达到了“丰衣足食”，我们又活跃了，我们又生气勃勃了。可见，同时抓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精神和物质两个领域，这在历史上是极端重要的，在现在也是极端重要的。第二，抓统一战线。在政治上要抓统一战线，在经济工作上也要抓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在政治上贯彻统一战线政策是有成绩的，在经济工作上贯彻统一战线政策也是有成绩的。劳动英雄中间，就包括了各阶层的人。如工业方面的沈鸿，他现在已经是革命干部了，但他在未来边区以前曾经是一个拥有生产工具的工业家；农业方面的吴满有，是劳动致富的富农；延安市商会会长王克温就是一个商业资本家，在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以后，我们的对外贸易，有许多是通过他办的。又如，我们在发展公营商业的同时，私营商业的发展也很快，延安市1936年仅有各种私营商店123家，到1943年即达473家。第三，抓两股力量。一是抓民也抓军，军民齐奋战。在大生产运动中，我们打破了当兵“吃粮”，“脱产”革命的旧习惯，使机关、部队、学校的“脱产”人员一律变成不脱产人员，又工作（打仗），又生产，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组成劳动大军。不仅有利于生产，而且有助于改善军民关系，增强劳动观念，加强纪律性，对人民群众的生产也起了促进作用。二是抓兵也抓“官”，官兵一致。司令员和战斗员，领导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同样不仅有利于生产，而且有助于改善官兵和上下级关系。三是抓公也抓私，公私兼顾。参加机关生产，这是为公；进行个人副业生产，这是为私。个人副业生产发展了，个人自给比例增大了，需要公家供给的比例就缩小了。这是符合当时实际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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