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鲜卑族创建的北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治北部中国时间上百年的北族王朝，走出了“十六国时代”非华夏族政权国祚短促的“怪圈”。在文化发展上，拓跋鲜卑族也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接受汉族文化最为积极、也最有影响的北方民族之一。
拓跋鲜卑的发展历史，是一部向往中原，接受汉化的历史，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迁徙历史，从最早的发祥地——“大鲜卑山”，到塞外平城，最终迁都洛阳，拓跋鲜卑的光辉历史始终与迁徙运动相伴相随，不可分离。
从“嘎仙洞”到塞北大草原：拓跋鲜卑的早期迁徙历程
帝王之兴也，
必有积德、累功、博利……
（北魏）终于百六十载，
光宅区中（即中原地区）。
其原固有由矣。
——《魏书·序纪》后史臣之语
关于拓跋鲜卑的早期历史与风俗状况，《魏书·序纪》载云：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
将自己族群的始祖归为黄帝之子，显然是北魏史官杜撰出来的无从查考的附会之说，为非华夏族政权回溯历史的习惯作法。把自己的族系归为黄帝的后裔，自然与华夏（汉）族人士殊途同源，找到了血缘与文化求同的“根脉”。至于其原始发祥地，《魏书·序纪》称其“国中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与其他种类的鲜卑人传说如出一辙，而“大鲜卑山”的准确方位却难以确定，通常以大兴安岭北段当之。
拓跋鲜卑的迁徙历程充满了传奇色彩。经过研究者的多年探索，拓跋鲜卑的早期发祥地被确定在遥远的大兴安岭北部的“嘎仙洞”。这一发祥地便是古代文献中的所谓“鲜卑石室”。
《魏书·乌洛侯国传》有着“鲜卑石室”来历较详细的记载：
世祖真君四年（乌洛侯国使者）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
这应该是北魏时期很有影响的一次访祖祭祖事件。《魏书·礼志》不仅记载了这一事件，还全文收录了刊文内容，证明当时的北魏统治阶层已认可了这一遗址的可信性与重要价值。非常幸运的是，在当代中国考古工作者们的辛勤努力下，1980年，“鲜卑石室”——嘎仙洞被意外发现，它深藏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境内大兴安岭东侧靠近顶巅的丛山密林之中，这一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关注。据所发现的洞内题壁文字的内容，与《魏书·礼志》所记完全相符，充分证实了《魏书·乌洛侯传》关于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北魏大臣李敞前往石室致祭记载的可信性，同时证明嘎仙洞所在方位与拓跋鲜卑口耳相传的大鲜卑山的方位大体相符，（关于嗄仙洞的发现情况，可参见米文平：《鲜卑石室寻访记》，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因此，将这一带作为拓跋鲜卑发祥地以及早期南迁的出发地，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根据《魏书·序纪》记载，拓跋族先世部落至毛为酋长时，开始崛起。“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因为拓跋鲜卑人的祖先“不交南夏”，我们无法在汉文史籍里找到其先祖的踪迹，因此，对于这些所谓“功绩”也无从查考。
拓跋鲜卑第一次南迁，发生在拓跋推寅（宣帝）任首领时期，其部落从“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北段）进入“大泽”地区。“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显然，这里的“大泽”应为面积广大的“水草交厝”的沼泽地带。在今天的松花江及嫩江流域依然存在大面积沼泽地带，在时间较早的古代，这些地区的沼泽地面积应更广阔一些。笔者推定：嘎仙洞在今大兴安岭北段东麓，拓跋氏先民从这一带直接走下山，沿难水（即今嫩江）的支干流而南下至沼泽地区。（安介生：《试论拓跋鲜卑的早期迁徙问题》，《原学》第2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大泽”的自然环境显然是不利于拓跋部落的发展的，于是，在拓跋诘汾为部落首领时，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迁移：
献帝（诘汾父）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于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魏书》卷一《序纪》，第2页。）
很显然，这场迁徙运动是极为艰辛的，“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在生产力极为原始的时代，迁徙之路风险极大，困难重重。从“推寅（钻研）”之名号来看，拓跋鲜卑的首领们的确是在迁徙问题上有过相当深刻的思索与艰难的抉择。
早期大迁徙的目的地是“匈奴之故地”，“匈奴之故地”即指匈奴强盛时统辖的地盘，也就是“大漠南北”，相当于今天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广袤地域。
在南北匈奴分裂以及北匈奴单于遁逃之后，大批匈奴部众进入了鲜卑族控制地区，成为鲜卑族大联盟的一部分。而拓跋鲜卑可谓是与匈奴族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支鲜卑族群。如关于“拓跋（托跋）”之名的来历，古史中有不同的说法，如《魏书·序纪》云：“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这种说法未免过于疏阔了。“秃发”是“拓跋”二字的同名异译。《晋书·秃发乌孤载记》称：“初，（秃发）寿阗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这种解释显得过于牵强。“拓跋”二字的另一个异译是“铁弗”，《魏书·铁弗刘虎传》称：“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比较而言，还是《刘虎传》的诠释最具说服力。因此，著名学者马长寿先生总结道：“……它（指拓跋鲜卑）的原始分布地在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流域。当匈奴西迁以后，他们向草原的中部、西部、南部迁徙，在各地不断与匈奴残余部众融合，于是始有‘拓跋’之名。”（《乌桓与鲜卑》，第171页。）
古代鲜卑族的杰出领袖檀石槐在位期间，是鲜卑族发展史上的一段极为辉煌的时期，他对鲜卑部落大联盟实行分部而治，这种分部制度明确地记载于汉文书籍中，可见其影响相当深远，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划分应相对稳定。“自檀石槐死后，诸大人遂世相袭也。”（《三国志》卷三十裴注。）世袭的部落大人统辖的地盘大致也会相对固定地传承。那么，拓跋鲜卑当时所在方位又是哪里呢。拓跋力微为诘汾之子，被推为“始祖”，可见其对该族发展影响之巨大。查《魏书·序纪》载云：
先是，西部内侵，国民离散，依于没鹿回部大人窦宾……后与宾攻西部，军败……始祖（指力微）请率所部北居长川，宾乃敬从。积十数岁，德化大洽，诸旧部民，咸来归附。
作为地域概念，鲜卑大联盟的“东部”与“西部”不会随意变更。这段文献中重复出现的“西部”，应为檀石槐联盟中“西部”的继续。力微既然与“西部”作战，那么，拓跋鲜卑部落当时必处于中部或东部，当然更有可能位于东部，因为在檀石槐死后，中部已为东西部交争之地。进入“匈奴故地”后，拓跋鲜卑部落最早明确的居留地为“长川”，按胡三省注：“长川在御夷镇西北，大漠之东垂也。”（见《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纪三十三”胡三省注文。）御夷镇城在今河北省赤城县北，长川当在蒙古大草原的东部边缘。“长川”的方位进一步证实了拓跋鲜卑当时处于蒙古高原之东部边缘地带。力微“北居长川”，证明拓跋鲜卑在两次大迁徙之后，仍在移动。
力微死后，拓跋鲜卑部落陷于混乱纷争之中，至禄官即位后，“分国为三部：帝（即禄官）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北，濡源之西，东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竾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县东北岱海）北；以桓帝之弟穆皇帝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北盛乐故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而此时，拓跋鲜卑族人口数量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自始祖以来，与晋和好，百姓乂安，财畜富实，控弦骑士四十余万。”
至猗卢在位时，拓跋鲜卑重新统一起来，其控制区也进一步向南扩展。刘琨为答谢拓跋猗卢的援助，表请晋怀帝封猗卢为“代公”。而猗卢以封邑遥远为由，强行进入雁北地区。由此，拓跋鲜卑居留地整体从塞外向南移入塞内雁北地区。这是在拓跋族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迁徙运动。
帝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从（刘）琨求句注、陉北之地。琨自以託附，闻之大喜，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民于陉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以上引文均见《魏书》卷一《序纪》。）
同时，拓跋鲜卑开始分为南、北两部。“（猗卢）六年（317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以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修镇之，统领南部。”（《魏书》卷一《序纪》，第8页。）可以看出，当时拓跋鲜卑南、北两部正是以长城一线为分界线的。
北魏王朝的前身是拓跋鲜卑所创立的代国。拓跋什翼犍是代国的缔造者，他于338年即位于繁畤（今山西浑源县西南）之北，自立为代王。关于拓跋氏代国的疆域，文献记载相当模糊，如《魏书·序纪》云：“东自濊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
代国的建立，对于拓跋鲜卑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拓跋鲜南迁及汉化过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在古文献中，所有拓跋鲜卑人被改称为“代人”。此外，代国内部民族构成已变得相当复杂。如有不少晋人也变成“代人”。在拓跋鲜卑早期南向开拓中，有不少汉族士人进入了其部落，凭借文化教育上的优势，他们在拓跋鲜卑的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人的示范作用会吸引更多的汉民进入到部落中来，“于是晋人附者稍众”。（《魏书》卷二三《卫操传》，第599页。）除汉族外，代国境内还有不少其他部族人士。如《魏书·官氏志》载云：“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分为南、北部，复置二部大人统摄之。时帝（拓跋什翼犍）弟孤监北部，子寔君监南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拓跋代国最终为前秦所灭。
道武帝拓跋珪是拓跋鲜卑的一位杰出领导者，他于386年在各部落大人的拥戴下，即代王位。这并不仅仅是拓跋鲜卑代国的复兴，而是北魏王朝的开始。对代都平城（在今山西大同市）的建设，是拓跋珪时代政治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对代都的建设是从天兴元年（398年）七月开始。“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3页。）从此，“代都”平城成为中国古都史上的一个名都，北魏定都平城的时期甚至被现代学者们称为“平城时代”（参见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从雁门关外到古都洛阳：北魏后期的迁都与文化建设
朕以恒代无漕运之路，故京邑民贫。
今移都伊洛（即洛阳），欲通运四方……
——［北魏］孝文帝元宏之语
迁都洛阳，是北魏政治发展史上一件重大事件，也引发了北魏历史上一场规模最为宏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迁徙运动。然而，关于这场迁徙运动与北魏国运兴衰之间的关系，可谓千秋功罪，众说纷纭。然而，如果细细梳理与研读北魏前期的发展历程，则不难看出，北魏有关迁都的讨论与行动其实很早就开始了。
根据各种史料分析，自建都伊始，以道武帝拓跋珪为首的北魏统治者对代都平城并不十分满意：一则平城久为汉人抛荒之域，早期的鲜卑人又不擅长于城市建设，要使其成为粗具规模的都城需要付出相当艰苦的努力；二则与河北平原上的数朝古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相比，平城的劣势则更为突出。邺城是拓跋鲜卑较早攻占的中原都会，拓跋珪曾有意在此建都。“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1页。）虽然经过深思熟虑，拓跋珪改变了主意，定都平城，但是，北魏君臣并未完全放弃建都于邺的愿望。
明元帝拓跋嗣神瑞二年（415年），代都京畿地区大旱，发生了严重饥荒。太史令王亮、苏坦与华阴公主等人根据谶书所言，力劝明元帝迁都于邺城，以解决平城地区百姓饥旱问题，这一建议遭到大臣崔浩、周澹二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共同提出几条反驳意见：拓跋鲜卑所控制的“国家”之民与“东州之人（即太行山以东地区）”相比，在数量上有着较大的差距，如果分散进入“东州之地”，既不足以形成强有力的威慑力量，还打破了“东州之民”对拓跋鲜卑的恐惧心理，对维护统治极为不利，此其一；拓跋鲜卑部众原来习惯于游牧狩猎，长期生活在塞上草原，进入河北地区后难免水土不服，导致疾疫流行，这必然削弱北魏政权的基础，此其二；迁都于邺，必将造成一段时间的混乱以及平城塞上的空虚，北方的柔然与西面的赫连勃勃等势力就会趁火打劫，邺城与平城之间有恒代天险阻隔，难以及时救援，自然会给北魏造成重大损失，此其三。（参见《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崔浩等人的上奏精辟地道出了北魏当时不能迁都于邺城的关键理由，同时也道出了拓跋鲜卑定都于平城，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军事战略方面的考虑，而不是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原因。但是这也暴露出定都平城的先天不足，即京畿地区的自然环境不利于农业生产，百姓粮食素无储备，再加上与南部农业发达地区交通不畅，输入粮食相当困难，造成这一地区对人口的供养能力相当脆弱。一旦京畿地区遭遇较严重的自然灾害，百姓饥馑问题就无法解决。因此明元帝虽然打消了迁邺的念头，却感到对付不了持续的饥荒，于是分遣代都平民前往山东三州（指太行山以东地区）就食。这三州分别是就食地点为冀州（治信都县，即今河北冀州市）、定州（治卢奴县，即今河北定州市）、相州（治邺县，即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如果官府日后不强迫这些平民返回平城，那么，这也就构成了一次事实上的代都人口外迁。
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代都及周边地区水旱灾害与百姓流徙的情况更加严重。如果说短时间的灾荒还可以勉强应付的话，那么长时间、大面积的饥馑就会迫使统治者作出较大的更张。如孝文帝明确指出：“今代在恒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迁于中原。”（《魏书》卷一四《东阳王（元）丕传》，第359页。）他还语重心长地向大臣许诺：“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即洛阳），欲通运四方……”（《魏书》卷七九《成淹传》，第1754页。）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代都平城地区客观自然条件是难以改变的，其所造成的交通困难也是很难克服的。因此，摆脱这些困难，迁都是唯一的明智选择。
当然，一些研究者着重将迁都洛阳与汉化联系起来，甚至视为促使迁都的最重要原因。理应强调，北魏孝文帝具有极高的汉文化修养，是拓跋鲜卑上百年积极学习汉族文化风尚的杰出代表。他倾心于汉化，雄才大略，有意一统天下，因此，他对代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的地理位置深感不满。他曾对任城王拓跋澄剖露心机说：“……国家（即北魏）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元）澄传》，第464页。）此外，他还着重强调平城偏僻的地理位置对拓跋鲜卑文化发展的负面影响：
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朕闻此，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孙，博见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魏书》卷二一《广陵王（元）羽传》，第550页。）
太和十一年（487年），以代都为中心的大片地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亢旱，造成当地无法缓解的粮食短缺。作为重要的应急措施，一次大规模的、官府允准的代都人口的迁出发生了。
（太和）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乏，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稟，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留业者，皆令主司审核，开仓赈贷。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检集，为粥于术衢，以救其困。然主者不明牧察，郊甸间甚多餧死者。（《魏书》卷一一《食货志》，第2856页。）
据《魏书·食货志》记载，太和十一年，代都出外就食的人口达到总人口的“十之五六”，即超过总数的一半。与神瑞年间较为单纯的出外就食不同，这次代都人口迁出带有明确的移民性质，我们可以想象在代都人口大半外迁后的凋零景象，然而太和十一年之后，平城地区饥旱频繁发生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雄心勃勃的孝文帝当然不会让这种尴尬的状况永久持续下去。这场代都人口的外迁，应该被视为迁都洛阳的前奏曲或关键契机。
孝文帝决心南迁，但是他也预料到可能遇到的阻力。大批生活在平城的拓跋鲜卑王公大臣家业庞大，子孙蕃息，早已适应了塞北的生活环境，而南迁就意味着放弃这一切，到新都城重新开始。这谈何容易！安土重迁的乡土心态以及倾家荡产的现实困难，都会促使他们起来反对迁都。为此，孝文帝必须采取非常策略，来完成迁都大业。
太和十七年（493年）六月，在“经营宇宙，一同区域”的旗号下，孝文帝决心大举南伐。八月，从代都起程，御驾亲征。阵容十分庞大，“步骑百余万”（《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72页。）九月，北魏大军抵达名都洛阳。这次南征事出突然，无故兴师动众，当朝文武大臣都深感不解，而孝文帝却没有丝毫犹豫。当孝文帝从洛阳扬鞭策马，准备继续南下时，群臣再也忍耐不住了，一齐围在孝文帝马前，稽颡哀求，请停南伐。名臣李冲甚至当面指出：“今日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孝文帝勃然大怒，斥责儒生误事，执意南征。其他王公大臣纷纷进谏，涕泪交横。这时，孝文帝才和盘托出妥协方案：“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若不南銮，即当移都于此，光宅中土，机亦时矣，王公等以为何如·”众大臣万万没有想到孝文帝提出如此苛刻的折衷方案，不禁惊呆了，出现了十分尴尬的僵持局面。还是刚被削去爵位的前南安王拓跋桢灵机一动，感到这是一个讨好皇上的良机，当即倡言道：“行至德者不议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非常之人乃能建非常之事。”“请上安圣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辍彼南伐。”与一场必然失败的征战与牺牲相比，迁都洛阳毕竟没有身家性命之忧。两害相权取其轻，再三权衡之余，群臣被迫同意迁都之计。（《魏书》卷五三《李冲传》，第1183页。）太和十九年（495年）七月，孝文帝下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至九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78页。）
南迁洛阳对于代都居民而言，确实是一次非常艰难的考验。也许孝文帝一统天下的愿望过于强烈了，太和十八年（494年），就在迁都洛阳后不久，南齐政权宗室内讧，边将投降北魏，孝文帝又想乘机率师南征。拓跋澄等人上言表示反对，其中就提到代迁之众的艰辛：
今代迁之众，人怀恋本，细累相携，始就洛邑，居无一椽之室，家阙儋石之粮，而使怨苦即戎，泣当白刃，恐非歌舞之师也……（《魏书》卷一九中《任城王（拓跋澄）传》，第466页。）
无论如何，迁都洛阳之举还是较为顺利地实施了。迁都之前，洛阳屡经战乱，残毁不堪。从太和十七年十月开始，李冲、董爵等人奉命重新营建洛阳。到太和十九年（495年）九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迁都洛阳的工作宣告基本完成。
关于这次迁都洛阳的规模，史料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有根据相关数字进行大致估算。如东魏天平元年（534年）迁都邺城时，洛阳号称有“四十万户”。而这一数字出现在尔朱氏家族制造的大屠杀与大动荡之后，总口数应在150万左右。除却按7‰计算的人口自然增长，那么在太和二十年左右，洛阳所有人口应超过一百万。如果再除去迁都前洛阳的少数人口，南迁人口规模应有近百万之多。
不过，孝文帝为迁都洛阳还是付出了相当辛酸的代价。当时，反对迁都的权贵不在少数，而反对派的代表人物竟是太子拓跋恂。拓跋恂虽为孝文帝的长子，但并不喜欢读书，再加上体貌肥硕，非常讨厌洛阳夏天闷热的天气，对边塞生活有着特殊的怀恋之情，自然对迁都抱着相当消极的态度。有一次，他竟然与左右侍卫密谋，企图擅自逃回塞外，结果，孝文帝震怒，重杖之后，废为庶人，后被赐死。太子之死，可谓孝文帝迁都改制所酿成的最大悲剧。
北魏迁都洛阳，为这一古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迁都之前，洛阳地处南北割据政权对峙的边境地区，久罹战乱，破败不堪。大批南迁人口使这一荒废已久的故都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光彩。不仅如此，迁都改制，正值北魏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国力鼎盛，来自雁北的王公贵族、官僚大臣在洛阳新居的规划上穷其精巧，斥资无数，富丽堂皇的各式建筑使洛阳平添了一道侈丽的风景线。《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载：
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珠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园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
北魏国力的强大，洛阳都市的繁盛，吸引着大批周边民族人民向洛阳涌来，洛阳由此成为当时具有国际性声誉的大都会，一座名符其实的移民城市。名著《洛阳伽蓝记》用生花之笔为我们出神入化地描绘出当时的盛况：
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三“城南”，第1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北魏洛阳建设的辉煌成就，也深深震撼了当时北上的南方汉族人士。曾经到过洛阳的南朝人陈庆之就对洛阳极为赞赏：“……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二“城东”，第119页。自“永嘉南渡”之后，南迁的汉族人士将北部中国斥为蛮夷不毛之地，极尽贬损辱骂之能事，受其影响，大部分南方汉人均把北方地区视为愚蛮落后的代名词。然而“事实胜于雄辩”，经过多年的辛勤努力，大批北方移民的到来并没有让洛阳这一华夏古都“明珠投暗”，北魏洛阳城市的鼎盛局面使其成为四方人士仰慕的国际性大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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