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讲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

    女士们，先生们：

    在新学年的开始，我很高兴又看到你们来继续参加我们的讨论。去年我给你们讲了用精神分析来解释失误动作和梦的方法。今年我想使你们对有关神经症现象有所了解。你们将会看到，神经症现象和梦及过失两者都存在着很多共同之处。但我必须首先警告你们，我不会让你们再和我保持像去年一样的关系了。那时，我每前进一步，总是先征求你们的同意；我和你们一起讨论了很多，并且对你们的反对总是做出让步——实际上，我承认你们的“共同感觉”常起决定的因素。可是，现在我们不可能再这样了，理由很简单，过失和梦都是你们所熟悉的现象，可以说你们有很多的经验或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和我一样多的经验。然而，神经症现象这个领域对你们来说是陌生的；你们自己不是医生，除了我要给你们所讲的之外，你们没有获得这方面经验的其他途径；如果你们对这方面的材料不熟悉，再好的判断能力又有什么用呢？

    但是，你们不要以为我的警告意味着我要给你们以教义式的演讲，并且只许你们无条件地接受。这样一种误解将阻碍你们的进一步的学习。我不想让你们迷信，我只想激起你们的思考，并且打消你们的偏见。如果由于缺乏有关材料的知识，你们不能做出判断，那么，你们暂时不必相信，也不必拒绝。你们应静静地听讲，让我所讲的东西对你们发挥作用。信仰是不容易获得的，如果你们很快获得，它们不久就会失去其价值，并且没有抵抗力。只有像我这样对这种材料研究过多年，并从中获得一些同样新的和令人吃惊的经验的人，才有权对这些问题表示信仰。然而，在学问上，这些轻信，这些突然转变，这些即刻的反对又有什么好处呢？难道还不清楚“一见钟情”的爱源于一种很不同的情绪作用吗？我们甚至不需要我们的患者将其对精神分析的事实的信仰带入到治疗之中，或坚持下去，这样一种态度时常引起我们的怀疑。我们发现最需要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主义。因此，你们也应努力允许精神分析的见解伴随着一般的或精神病学的见解，默默地在你们内心发展起来，直至找到机会使两者相互影响、相互竞争，以形成某种结论。

    另一方面，你们也不应该认为我所讲的精神分析观点是一种推测系统。相反，它是经验的——不论是直接的观察表达，或者是根据这些观察而得出的结论。这些推导出来的经验是否适当和合理，那要看这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情况而定。而实际上，我毫不夸张地说，经过了近25年的研究，现在也算是上了年纪了，这些观察是专心致志和详细钻研的结果。我时常感到我们的反对者不愿意讨论这个理论的起源，就好像是他们认为这个理论只来源于主观决定，所以别人可以任意地指责。我们的反对者的这种行为，我是完全不能谅解的。这可能是由于这样的事实造成的：作为医生时常很少与神经症患者联系，并且很少注意到他们的讲述，以至于不能想象出从他们的说法中可能获得有价值的东西。我借此机会向你们保证在这些演讲当中，我将不涉及相反的观点，尤其是个人的。我从不相信“辩论是真理之源”这句话。我认为它来自于古希腊诡辩派的哲学，而诡辩派就错在过分夸大辩论的价值。相反，在我看来，所谓科学的论辩，从总体上来说则是没有多大效果的，更不用说论辩几乎总是各持己见的这个事实。几年前，可以说我生平第一次从事过一次正规的科学争论——对手是一位工作人员（慕尼黑的洛温费尔德）。最后，我们成了朋友，我们至今仍是朋友。我很久没有再重复这样的实验，因为我不敢保证争论的结果会是同样的。

    现在，我这样公开地拒绝讨论，你们肯定会认为我太固执己见，而且太不虚心。我想这样回答：在人们通过艰苦的工作而获得信仰的时候，他同时就获得了某种权利来顽强地保持这种信仰。我认为在工作过程中，我曾在某些重要的地方修改过观点，用新的观点改变它们，替换它们——当然，每次修改，我都会让公众知道。可这种坦诚得到了什么结果呢？一些人不顾我曾做过的自我修正，至今仍继续批评我原来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对我来说很久以前就已不再具有同样的意义了。还有其他一些人则批评我善于变化，并认为我不值得他们信赖。当然，屡次改变观点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因为他最新修改了的假设也许仍然难免是错误的；但是努力坚持己见的人，或不愿很快让步的人，则必定被认为是固执而不虚心的！面对批判者们的这些矛盾的反对意见，除了仍然保持己见并按照自己判断行事之外，人们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决心这样做，我仍将根据我新近的经验的需要，来不断地修改或撤销我的任何理论，但是根据我的基本发现，现在还不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动，并且也希望这在将来仍然是正确的。

    因此，我现在给你们讲解有关神经症现象的精神分析观点。这样做，为了类推或对比，最好的方案似乎是一开始就与我们已遇到过的这种现象相联系。我先来讲一下症候性动作（symptomatic action），在我咨询时，常可以看到许多人表现出这种症候。一些人来我们的咨询室，用15分钟的时间向我们叙述他们多年的痛苦，我们这些分析者并不轻举妄动。医生会说：“没什么病。”并建议说：“你应接受点水疗法（hydropathic treatment）。”而分析者拥有更深入的知识，使之不会有这种表示。有人问我的一个同事，他是如何对付那些咨询患者的，他耸耸肩说：“我罚他们用很多的钱来赔偿时问损失。”因此，当你们听说即使是最忙碌的精神分析者也没有很多的病人咨询时，你们不会感到吃惊。我在我的候诊室与咨询或治疗室之间设有两个门，并装衬了粗纺呢。这种布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时常发生的情况是，当我把一个人从候诊室带入咨询室时，他往往忘记关门，并且时常是让两扇门都开着。我注意到这一点，我就很不友好地让他回去，重新把门关上——即使是一位绅士，或一位时髦的女士。这可能给人以傲慢的印象。我有时在弄明白这个人自己根本不能关门时，也会认识到自己的这种要求是一种误会。而当和他一道的人能帮他做这一切时，我还是感到很高兴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正确的，因为不论是谁这样做，将医生的候诊室和咨询室之间的门开着不关，那么他是行为习惯很差的人，并且应受到不友好的对待。但在你们听完我的演讲之前，请不要误会这一点。因为部分患者的这种粗心大意只发生于只有他一人在候诊室的情况，他才因此不关门，如果有其他陌生人在那里和他一起候诊，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在这后一种情况中，他很清楚地知道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在他与医生谈话时，最好不要让他人听到，这样他就不会忘记把两个门都关好。

    这样，患者的疏忽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无意义决定的；并且它也确实不是无关重要的，因为，像我们所看出的一样，它会影响到新来者对待医生的态度。这样的患者是许多渴望世俗权威的人中的一员，他想要被推崇。他可以用电话安排一个他最方便的时间见面，他想象有许多人在寻求帮助的情景，就像欧战时杂货店外面所看到的情景一样。而现在他来到一个空候诊室，并且室内布置得很朴素，不免会感到失望。他认为医生应该对这种失敬负责：所以——他不去关候诊室与咨询室之间的门，他用这种行动向医生表明：“呸！这里现在没有别人，我在这期间恐怕不会有人来这里。”如果他的这种想法在开始时不受到打击，咨询期间他可能会表现得同样无礼和放肆。

    对于这个小的症状性行动的分析不能告诉你们任何新的东西：（1）这种动作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动机、有意义和有意图的；（2）这种动作在可指定的心理背景中具有一定的位置；（3）这种动作通过小的线索可以提供更重要的心理过程的信息。但是，除此之外，发生这种动作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因为留下两扇门不关的任何一位患者都不会承认他想要以此来表示其轻蔑，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还记得在他们进入空的候诊室时那种失望的感觉。但是在这种印象和症状行动之间存在着联系，这当然仍然不为他们的意识所知。

    除了对一个症状行动所做的这个小分析之外，我们现在还要举一个对一位患者进行观察的例子。我选择这样一个例子，一方面是因为它使我记忆犹新，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比较简单便于叙述。然而这种叙述中，也有许多细节是必不可少的。

    一位年轻的军官休假在家，请我给他岳母治病，这位老妇人尽管家庭环境很幸福，但她却以一种很无聊的想法使自己和家属生活得很苦恼。这样，我认识了这位保养得很好的53岁的妇人，她性情友善而诚实，她坦率地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她和丈夫幸福地结婚并一起住在乡间，丈夫是一个大工厂的经理。她说丈夫对她恩爱备至。他们已经结婚30年，从来没有发生任何烦恼、争吵或嫉妒。她的两个孩子已幸福地结婚，她丈夫尽职尽责却仍不愿退休。一年前，她接到一封匿名信指控其丈夫正和一位年轻女子相爱，她信以为真，从此以后她的幸福生活被毁坏了。事件的起因更详细地说是这样的：她曾经雇了一位女仆，她们时常亲密无间地谈很多话题。这个女仆有一女友，和这位女仆相比出身虽不高贵，但在生活上却比较幸运。她努力获得一种商业训练，并进入工厂，而没有去当女仆，由于男职员服兵役去了，缺乏人手，结果她就被提升到一个待遇优厚的职位上。她现在住在工厂里，与所有的男士都有一些社会关系，她因此被称为“女士”（Frulein）。这样，那位在生活中很少成功的女仆当然就想要给她这位原先的同学捏造很多罪状。一天，老妇人与这位女仆谈论起一位来访过的男士。据说这位男士没和妻子住在一起，却与另一位女士同居。这位老妇人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但却突然说：“如果我知道我亲爱的丈夫也有这样的事情，那真是太可怕了。”第二天，她收到邮局送来的一封匿名信，就好像是变戏法一样，信中告诉她的正是这种信息，信的字迹是伪造的。她断定这封信可能是不怀好意的女仆所为，因为信中说她丈夫的姘妇正是那位女仆所痛恨的女人。尽管这位老妇人立刻识破其骗局，她还是深受刺激，终于因这封信而得病。她变得十分地激愤，立刻把丈夫叫回，并大加责备。她丈夫大笑，否认此事，并把此事处理得很好。他找来一位家庭医生（也是一位工厂里的大夫），这位大夫努力安慰这位不幸的老妇人。他们所做的第二步行动也很合理。立刻解雇了女仆，而不是那假定的姘妇。从此以后，患者（老妇人）多次考虑了这件事，似乎不再相信这封匿名信的内容。但不久，只要她听到有人提及这位年轻女子的名字，或在大街上遇到她，就会重新引起她的不信任、痛苦和责备。

    以上是这位老妇人的病史。和其他神经症相对照，不需要很多的精神病学的经验就可以知道：她在叙述她的症状时太心平气和了——也就是她是在掩饰，另外她从来未真正忘却那封匿名信的内容。

    那么精神病学者对于这种病例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已知道他如何对待未关咨询室门的患者的症状行动。他说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没有心理学上的兴趣，所以他认为对此不必进一步研究。但这种态度则不能用于对待那种爱妒忌的妇女的病。这种症状行动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但症状本身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它由强烈的主观上的痛苦感受伴随，并且作为一个客观事实，它直接威胁到家庭生活，这样，它又无疑会引起精神病学的兴趣。精神病学者开始努力给这种症状赋予一些基本的特征。那折磨着老妇人的观念本身不能说是荒唐的；确实，年老的丈夫有可能与那年轻的女性发生关系。但有其他一些荒唐的东西，是很难理解的。患者除了匿名信中所讲的内容外，没有其他理由来证明她亲爱的忠实的丈夫也曾属于这一类人，显然不能算是普通的一类。她知道这类材料没有证据，并且她能够给出其来源的一种满意解释。因此，她应告诫自己没有根据的妒忌，她也确实这样告诫过自己。尽管如此，她仍然好像认为真有此事而深感痛苦。这种观念不基于现实的逻辑论证，它被通称为“妄想”（delusions）。那么这位老妇人的痛苦则来自于“妒忌妄想”（delusions of jealousy）。这无疑是这种病例的基本特征。

    在这第一个观点确立之后，我们的精神病学的兴趣变得更为浓厚。如果一种妄想通过与现实的比照而未得到去除，那么无疑它便不是来源于现实。它来自于别的什么地方呢？有各种各样内容的妄想：为什么在我们的例子中特别以妒忌妄想为内容呢？哪种人才产生妄想，尤其是妒忌妄想呢？我们想要听一下精神病学者对此如何解释，但在这一点上，他仍不能使我们明白。他只讨论了我们所询问的很多问题中的一个。他要探查这个老妇人家庭史，并且给我们的回答很可能是：“如果一个人其家族史中曾发生类似的或其他的精神错乱，那么他本人也会产生妄想。”也就是说，如果这位老妇人有妄想发生，那么她具有引起这种妄想的倾向。无疑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难道这就是我们所想要知道的一切吗？难道这是引起这种疾病的唯一原因吗？难道我们同意假定发生这种妄想而不发生另外一种妄想这一事实是无关紧要的，或任意的，或不可解释的吗？我们应认为遗传素质倾向也产生消极的影响——而不管老妇人一生遇到过何种经验和情绪，她最终不免在此时或彼时会出现这种妄想吗？而我给你们的回答则是：“他是一位以吹牛骗人的流浪汉。”精神病学者根本不知道如何来解释这样的问题。她尽管有丰富的经验，也只能满足于诊断和预测其将来的变化。

    那么，精神分析能在此有所作为吗？是的，当然可以。我希望能够向你们表示，即使像这样难以理解的病例，精神分析也可以有所发现，从而使初步的了解成为可能。首先，我想让你们注意这难以理解的细节：患者自己招来了那封支持其妄想的匿名信，因为她前一天曾对那位狡诈的女仆说，如果她丈夫与一个女人私通，就会引起她的极大的痛苦。这样，她最初使那位女仆产生了送匿名信的念头。这样，这种妄想独立于这封匿名信而存在，它早已以害怕的形式存在于患者的自身——或以愿望的形式。现在再让我们看一下仅仅两个小时的分析而发现的各种迹象。患者确实表现得很不合作，在她告诉我她病情的经过后，再问她一些更进一步的思想、观念和记忆时，她说没有发生什么事，她已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两小时后，分析被迫中断，因为她说她已经感觉良好，并且肯定这种病态的想法不会再发生了。当然她这样说，一是出于抵抗，二是害怕进一步分析。然而，在这两个小时的分析中，她曾说过几句话，使我们不仅有可能，而且确实也很有必要做出一种特殊的解释；这种解释揭示了她的妒忌妄想的根源。原来她对那位劝她到我这里诊断的女婿情有独钟。当然，她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或许只知道很少一点这种爱。处于这样一种家庭关系之中，她的迷恋易于被表现为无害的慈爱所隐藏。根据我们各方面的经验，不难使我们推断出这位53岁的好太太、好母亲的心理。这种爱，是怪异的、不可能的，不可能出现于意识之中，但它仍然存在，即使它处于潜意识之中，它仍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压力。这种压力既已产生，就必须寻求解脱，而最容易的解除法就是通常造成忌妒的移置作用的机制。如果不仅她这位老妇人与一位年轻的男子相爱，而且她的丈夫也与一位年轻女子私通，那么她就可以为自己的不忠实寻求到良心上的解脱。所以她对丈夫不忠实的幻想乃是对自己病痛伤痕的一种安慰。她自己的爱，她并未意识到，但由于妄想给她提供了种种便利，她的私爱在妄想中的“反影”（mirror—reflection）便成为使其烦恼的意识和妄想。任何对它的指责当然都无效，因为这些指责只指向这种反影，而不是针对那强有力的、而且深藏于潜意识之中的原物而来的。

    现在让我们把精神分析对于此病的解释所取得的结果总结一下。尽管这种分析是简短的，并且受到阻止的，但它还是有助于我们对这个病例的理解——当然，我们假定所收集的材料都是真实的，你们对此也不必怀疑。第一，这种妄想不再是荒谬的或不可理解的了；它具有意义，具有合理的动机，并且它与患者的情感体验背景相吻合。第二，这种妄想是必要的，它是对我们从其他线索推断出潜意识心理过程的一种反应。而且妄想之所以称为妄想，以及它对现实的和逻辑的开端的抵抗，都是由于它和潜意识心理过程有这种特殊的联系。妄想来自于欲望，是一种自慰。第三，这种妄想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妒忌妄想，而非另一种事实，这显然是由致病的经验而决定的。你们当然记得：前一天，她曾对不怀好意的女仆说，如果她丈夫不忠实，那对她来说是最可怕的事情。你们也不会忽视在这个病例和我们所分析的症状行动之间存在着两个重要的相类似之处——对症状意义或意图的解释，以及症状与这个情境中所涉及的潜意识欲望的关系。

    这自然不能回答我们对于这个病例的所有疑问。相反，问题远远不止这些——一些还未解决，而另一些则由于特定的环境限制而不可能解决。例如，为什么这位婚姻幸福的老妇人会爱上自己的女婿？而且即使发生恋爱，也可有各种各样的托辞，为什么偏采用把自己的心事硬推向丈夫这种寻求解脱的方式呢？你们可能认为这些问题不必提起。我们已掌握了一些材料，可以回答这些问题。这位老妇人已到了更年期，这时妇女的性需要出现突然的和莫名的亢进，这一点就可以用于说明这个事件。或者更进一步说，她的忠实的丈夫几年来已不再具有让这位保养得很好的老妇人要求得到满足的性欲望。经验告诉我们，世上只有这种男人才会忠实，才会特别抚爱妻子，并且非常体谅她们的不安。再者，这位老妇人其变态的爱竟以女婿为目标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对于女儿的性爱关系，往往可以转移到她的母亲，因为母女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种联系中，我可以提醒你们，岳母和女婿的关系，从远古以来，被人类看作是一种有特别意味的关系，而且在原始人中，还产生一种强有力的禁忌调节和“避讳”（参见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1912~1913）。这种关系往往超出文明社会正、反两个方面的标准的限制。这三个因素之中的哪个因素在起作用呢，或者是它们中的两个，或者也许三种都起作用呢？我确实不能告诉你们；但这是因为我仅做了两个小时的分析，实际情况不允许我继续分析下去。

    我现在注意到我已给你们讲了许多你们还不准备理解的内容。我这样做是为了在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之间进行比较。但有一件事我现在要问你们，你们看到了二者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吗？精神病学不采用精神分析的技术方法，也不讨论妄想的内容，而是研究遗传问题，它给我们指出一种很一般的遥远的病因学理论，而不是首先指出更特殊的和更为新近的起因。但是这里存在矛盾和对立吗？难道它们不能相互补充吗？遗传因素与经验的重要性相抵触吗？难道这两种因素不能合并成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吗？你们可能会同意精神病学的研究确实没有什么和精神分析研究互相对立的地方。反对精神分析的不是精神病学，而是精神病学者。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的关系基本上类似于组织学与解剖学的关系：一个研究器官的外在形式，另一个研究由组织和细胞所形成的构造。很难想象出这两种研究之间存在着矛盾，它们两者相互联系，互为始终。你们知道，解剖学现如今是医学研究的基础。但是曾经有一个时期社会曾严禁医学通过解剖尸体来研究身体内部的构造，这正好像现在社会也严禁精神分析去了解心理内在机制一样。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人们将会认识到基于科学的精神病学如果没有关于心理生活的潜意识过程的知识，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或许你们当中存在屡受驳斥的精神分析的朋友。如果从治疗方面说，精神分析能够自圆其说，他们会感到高兴的。正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我们的精神病治疗至今不能对妄想产生影响。精神分析既然深入到了这些症状的机制，那么，它能够对妄想产生影响吗？它不能。它和任何其他形式的治疗一样，对于这些病症是无能为力的（至少就目前来说）。我们确实可以理解患者发生了什么，但我们没有方法使患者自己理解它。你们已听我讲过，我只能对妄想做最初步的分析。你们很可能认为这种分析会受到拒绝的，因为它是无结果的。我则不这样想。我们有权利或者有责任进行我们的研究，而不管是否立即见效。最终（我们不能准确地说何时何地）零碎的知识将会转化为一种力量，转化成治疗的力量。即使精神分析不能治疗妄想和其他形式的神经疾病与精神疾病，它仍然被视为科学研究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工具。我们确实还不能运用这种技术。我们寻求理解的资料是人，而人是有生命和意志的，并且要参与这种研究，需要有动机，然而他却没有这种动机。因此，我想用下面这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演讲：对于很多神经错乱者来说，我们把好的知识转化成为治疗力量并得以实施，而且这些病用其他方法是很难治疗的。在某种有利的条件下，我们已取得了成功，这在医术上算得上是首屈一指了。

    第17讲 症状的意义

    女士们，先生们：

    在前一讲中，我曾给你们讲过临床的精神病学是不关心个人症状的内容或外在形式的，但是精神分析则以此为起点，认为症状具有意义，并且与患者的经验有关。神经症的意义是由布洛伊尔（J. Breuer，1880~1882）首先发现的，他曾研究并成功地治愈了一个癔症病例，此病从此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实际上，法国让内（Pierre Janet）也独立地取得了同样的证据，并且，让内发表其研究结果要早于布洛伊尔。10年之后（1893，1895）布洛伊尔和我合作时，他才发表了其观察结果。究竟谁先发现，这并不重要，因为你们知道，每一种发现都要经过多次的验证，而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且除此之外，成功并不总是与劳绩成正比的：如美洲并不以哥伦布来命名。在布洛伊尔和让内之前，伟大的精神病学家劳伊莱特就谈论过疯人的妄想，认为如果我们能理解并翻译这些妄想的话，就会发现它具有其意义。我必须承认，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我都很重视让内对神经症状的解释。因为他曾把它们当作是支配患者的“隐意识观念”（idees inconscientes）的表现。但是从那以后，让内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似乎他想要承认潜意识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单词形式，一个权宜的名词，并没有真正的意义。从此以后，我就不能理解让内的学说了；但我认为他已无缘无故地丢掉了他卓越的信誉。

    这种神经症症状和失误动作及梦一样具有意义，并且也像它们一样都与患者的内心生活有一定的联系。我想用几个例子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我只能假定（虽然还不能证明），无论何种神经症都是这样。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都可以发现这种证据。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将不选取癔症的例子，而选取另一种很特殊的神经症作为例子，这种病的起源和癔症十分相近。对于这种病我必须先加以简单的介绍。

    这种病称为“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 neurosis），它没有大家所熟悉的癔症那么流行。或者我可以这样说，它没有这么吵闹，它更像患者个人的私事，几乎没有身体上的表现，只有心理上的症状。强迫性神经病和癔症都是神经症的表现形式。最初精神分析的建立也是基于这两种疾病的研究之上的。而我们的疗法在治疗这两种病中也取得了成功。但就强迫性神经症来说，心理的感受没有成为躯体的表示，所以它和癔症相比更容易通过精神分析的研究而使人理解，并且我们已知道它要比癔症表现出更为显著的神经症的本质特点。

    强迫性神经症表现为：患者头脑中充溢着他并不感兴趣的思想，时常感到有奇怪的冲动，并且被迫去做一些毫无乐趣的动作，但这对他来说又不可缺少。这些思想（强迫观念）自身可能是无意义的，或对患者来说只是乏味的东西；它们时常是愚蠢透顶的，并且总是引起紧张心理活动的起点，患者常为这种思想精疲力竭，他虽不情愿但却控制不住自己而陷入其中。他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劳心苦思，就好像是遇到了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一样。患者自己认识到的冲动可能也会产生一种幼稚的和无意义的印象；但总的来说，它们都是些最可怕的内容，例如，犯重罪的诱惑，以致患者不得不承认对自己感到陌生，而且害怕地逃避它们，并且用种种预防的方法来阻止它们的执行。同时，这些冲动从来都没有得到执行；结果却总是预防和摆脱取得胜利。患者实际上执行的（他的所谓的强迫行动）是无害的和琐碎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日常活动的重复和再次演习。一些必要的活动（像睡觉、洗漱、穿衣或散步等）却成为极为艰难和最为繁重的任务了。在不同种类和形式的强迫神经症中，那些病态的观念冲动和行为并不以相同的比例合成；总的来说，这些因素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占据重要地位，由此也决定了神经症的名称。但所有这些形式中的共同成分仍是很明显的。

    当然，这是一种古怪的病。我想最为荒唐的精神病学想象也不会成功地捏造出像这样的病来；如果人们不是亲眼看到这种现象，也肯定不敢信以为真。然而不要认为你们通过劝说患者努力摆脱，让他不要注意这些荒谬的观念，或用合理的动作取代那些无聊的动作，这就可以治愈他的病。这正是他自己想要做的，因为他头脑中完全清楚，也赞同你对于他的强迫性症状的意见，而且他自己甚至也会自动提出这些见解。这里的问题是他总是情不自禁。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所进行的行动受到一种能量的支持，这种能量在我们正常心理生活中是无可比拟的。患者唯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他能够进行替代和交换，他可以用一个愚蠢的观念替代另一个比较缓和的观念，他可以从一种阻止或预防进入到另一种，他可以从事另一仪式来代替原来的仪式。他只能替换这种强迫性观念而不能消除它。将任何症状替换成与其原来形式根本不同的东西的能力是其疾病的一个主要特征。再者，这种病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患者心理生活中交织着的矛盾似乎分化得更为明显。除了强迫的积极和消极内容之外，智慧领域中也出现了疑虑，甚至逐渐发展到对通常最为肯定的东西也产生了怀疑。所有这一切最终使患者变得日益犹豫不决，丧失其精力，并且减少其自由。同时，强迫性神经症开始时都具有旺盛的精力，时常是自我意志的，并且一般来说都具有超常的智力。他通常达到令人满意的较高的道德发展水平；他表现出过分的谨慎，其行为一般是正确无误的。你们可以想象得出，在人们对这种矛盾的性格特质和症状认识之前，还需要大量的工作。我们现在的目标是理解一些这样的症状，并且能够解释它们。

    听了我们前面讲述的内容之后，你们可能想先了解一下现代精神病学对于这种强迫症问题所采取的态度。精神病学除了给各种强迫行为提供不同的名称之外，别无其他贡献。另外，它坚持认为具有这种症状的人是“退化的”（degenerates）。这不能使我们完全满意，实际上，它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不适当的宣告而不是一种解释。我们认为各种可能的怪态都可能来自于这种退化。我们确实认为那些具有这种症状的人其本质与其他人存在着某种不同。但我们可以问：他们真的比其他的神经症患者——如比癔症患者或其他精神错乱者更为退化吗？这种特点显然太一般了。确实，当我们知道这种症状也发生于一些具有盖世奇才的知名人物身上时，我们便可能会怀疑这个特性是否妥当了。由于伟人们自己的谨慎和他们的传记作者的失实，我们通常很难了解他们的本性，然而他们中确实有爱真理如狂者，像左拉（émile Zola），并且我们从他那里了解到他终身有很多古怪的强迫性习惯。

    精神病学只找到了把这种患者称为“退化的伟人”（degeneres superieurs）的方法就告完结。但从精神分析中发现，我们有可能永久性地消除这些奇怪的强迫症状，正像我们消除那些没有退化的患者的其他症状一样，我就多次取得这样的成功。

    我在这里只举两个有关强迫症状分析的例子：一个是旧例，我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例子来替代它；另一个例子是新近遇到的。我只选这么少的例子，是因为在这种报告中，需要既明白又详尽。

    一位女士，近30岁，她患有很严重的强迫症，我本可以治愈她，如果我的工作没有因命运的突变而受到影响的话（我或许以后可以更详细地告诉你们）。她每天总有多次重复下面的奇怪的强迫性动作：她从一个房间跑到临近的一个，站在房间中央的餐桌旁边的位置，按铃叫她的女仆来，或给她安排一些琐事，或无事又把她挥走，然后又跑回自己的房间。这当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强迫性症状，但却容易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这种解释由患者以很直接很明确的方式就得到了，没有经分析者的任何可能的帮助。我根本不可能会猜出这个强迫性动作的意义，也不能对如何解释提供任何建议。然而，我曾问患者：“你为何这样做？它有什么意义？”她回答说：“我不知道。”一天，在我成功地劝说她在某种行为上不必心存疑虑后，她突然知道了答案，并且告诉我与这种强迫行动有关的一些情况。10多年前，她与一位比她大许多的男人结婚，而在新婚之夜，他阳痿不举。那一晚上，他曾多次跑到她的房间，尝试了一次又一次，但每次都未成功。第二天早晨，他生气地说：“女仆铺床时，我在她面前真是感到羞愧。”于是，他随手拿起一瓶红墨水倒在床单上面，但没有倒到合适的位置。我起初不能理解这种回忆与问题中的强迫行动有何关系；我可以找到的唯一的相似之处在于她从一个房间跑入另一个，或许还有女仆人进来这一幕。我的患者然后带我来到第二个房间的餐桌边，并且给我看桌布上的一个大斑点。她进一步解释说她站在桌边，让女仆一进来就能看见桌布上的这一斑点。尽管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有待研究，但无可怀疑这种强迫动作和结婚之夜的情景具有一定的联系。

    很清楚，首先，患者将自己与其丈夫认同；她在其中扮演了丈夫的角色，从一个房间跑入另一个。其次，为了进行类比，我们同意床和床单由餐桌和桌布替代。这看来有点牵强，但我们可以用梦的象征作用来说明。在梦中我们也时常发现必须被解释为床的桌子。桌子和床一起代表结婚，所以床和桌子可以很容易地相互替代。

    这似乎也证明了强迫行动具有意义；它表现为一种有意义的场景的再现和重复。但我们不必就此停下来。如果我们更为仔细地看一下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能获得有关某种东西的信息，这种东西进一步揭示有关强迫行动的意图。这个动作显然以叫女仆过来为中心点。在患者向女仆示以红斑点，与患者的丈夫说他会在仆人面前感到羞愧的这句话相对应。这样，患者所扮演的丈夫的角色不会在仆人面前丢脸；因为那个斑点处于适当的位置。因此，我们明白了她不只是简单地重复这个场景，而且她是在继续，并且同时纠正它；她正在把它改正过来。但是，她也是在修正另外一种东西，这就是那天夜里如此受到强迫，并使红墨水成为必需的东西——也就是他的阳痿。所以强迫行动是说：“不，这不是真的。他不必在女仆面前感到羞愧，他并不阳痿。”像是在梦中的情况一样，这代表这种愿望通过目前的行动得以实现，其目的是使她的丈夫从过去的不幸中修复过来。

    我所告诉你们的有关这个妇女的所有情况与此相吻合。或者更准确地说，有关这位妇女所有的其他事实，都足以使我们对于她的令人费解的强迫行动做出上面这种解释。这位妇女实际上已和其丈夫分居多年，并且正想依法离婚。但她内心总也脱离不开他，她被逼仍然对他忠实，她逃避外部世界以便不受到诱惑。她在自己的想象中，宽恕了他，并使其本性理想化。确实，她的病的深层秘密在于使其丈夫不受到恶意的诽谤，使她与他的分居合理化，并且使他能够过上一个很舒心的单身生活。这样，对这种无害的强迫行动的分析直接把我们引向这种病的最为核心的部分，但同时又向我们显示了一般强迫性神经症的秘密。我很高兴让你们对这一病例进行更多的研究，因为它综合了我们在每个神经症病例中无法发现的条件。在此，这种症状的解释是由患者自己一刹那间发现的，没有经分析者任何督促或干预；并且它不是来自于小时候已被遗忘的事件，而是来自于患者成年时的生活，这种生活她仍然记忆犹新。批评家强加于我们对这种症状的解释的所有反对意见，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都站不住脚了。我们这样好的运气是不常有的。

    还有一件事。你们难道不对这一无害的强迫性行动竟直接地引导我们接近患者生活的最隐秘部分感到惊奇吗？妇女不能告诉他人的最为隐秘的东西莫过于新婚之夜的故事。我们现在竟详细地了解了这位患者性生活的秘密，这难道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没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吗？无疑这可能是我特意选择此例的结果。让我们不要急于下结论，还是先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子，这个例子与前一个十分不同，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例子，是一种睡觉的仪式。

    一位19岁的女孩，既聪明又漂亮，是父母的独生女，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智力上也优于他人。小的时候，她性情活泼、开朗，但是近几年来，不知什么原因她变成了一位神经症患者。她易于动怒，特别是对她母亲发火；她还时常抑郁，并表现出多疑和犹豫。到后来，她承认说她甚至不能独自走过广场或沿着较为宽大的街道行走。我们对于她复杂的病情不想多谈，这种病至少需要两种诊断——即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和强迫性神经症。现在请注意这个事实：她形成了一种睡觉仪式，这引起她父母的极大忧虑。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每一位正常人都具有其睡觉仪式，或他已形成某种必要的条件，这种条件不满足就会影响入睡；他形成一定的方式，来由清醒状态而转入睡眠状态，并且每晚都要重复这同样的方式。但是，健康人睡眠所需要的条件可以理性地理解，并且如果外在的环境需要改变时，他能很容易地适应，并且不会花太多的时间。然而，病态的仪式则一成不变，甚至要花费很大的牺牲才能坚持下去。在表面上，它具有其合理的基础，和常态的不同之处只表现在它实行起来太过于小心。然而，通过更为仔细的检查，我们可以明白这种借口是不充分的，这种仪式的所有惯例也不能用这些理由进行掩饰，有些惯例还直接和理由相抵触。我们目前的患者为了能顺利入眠，说她需要夜间环境安静，一定要排除一切噪音。最终，她做了两件事：她把她房间里的大闹钟停了下来，房间中所有的其他时钟或手表移开，就连她的小手表也不许放到她床边的桌子里。花盆和花瓶被收集到写字台上，以便它们在夜间不至于跌落、摔碎，并且打扰她的睡眠。她认识到这些寻求安静的措施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即使小手表被放到床边的桌子上也不至于听到其滴答之声，并且我们都有这方面的经验，时钟有规律的滴答声是不会打扰睡眠的，而反过来还会起到催眠的作用。她也承认即使花盆、花瓶被放到原来的位置，它们也不可能会跌落并打碎，她的这种恐惧是没有道理的。就这个例子中其他的由仪式产生的动作来说，却又失去了求静需要的基础。确实，要她的房间与父母的卧室之间的门必须半开着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把各种各样的障碍物置于开着的门口），似乎相反又起到了产生干扰噪音的作用。但是最为重要的行动都与床本身有关。床头的长枕必须不和木床架接触。小枕头必须放到这个大枕头之上成一特殊的菱形；然后她的头正好可放在这个菱形之上。在盖上鸭绒被（或者如我们在奥地利所说“Duchent”）时她必先抖动一下鸭毛，以便使绒被的下部变得很厚；然而，随后她又必须把这些累积起来的羽毛重新压平。

    请你们原谅，我将有关这个仪式的其他一些琐碎的细节略而不谈，因为它们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信息，并且会使我们离题太远。但你们不要忽视这样的事实：所有这一切都并非很顺利地得到执行的。她每做一事，总是担心可能没有做好。一会儿怀疑这个，一会儿又怀疑另外一个，结果一两个小时被浪费掉了，而在此期间这位女孩自己却不能睡眠，并且也不让为其犯愁的父母休息。

    对这些病情的分析不像对前面那个患者的强迫行动的分析那么简单，我被迫给这位女孩以暗示和一些建议性解释，这些时常受到这位女孩的拒绝，她或者肯定说“不”，或讪笑表示怀疑。但在起初拒绝之后，她接着对给她提出的一些可能性进行思索，努力地去联想，回忆所有可能的关系、结果，一直到后来她自愿接受了所有的解释。在这之后，她开始使其强迫行为表现得到放松，甚至在治疗结束之前，她已放弃了整个的仪式。你们也必须理解我们现在所做的分析工作不包括任何单个症状的系统治疗，直至它整个地被清除。相反，我们被迫继续放下那些特殊的课题，而在另一个有关的情形中又将它提起。我们现在给你们所做的有关这位女孩的症状的解释是许多相应分析的综合，这些结果要经过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获得，并时常被其他工作所打断。

    我们的患者逐渐地认识到钟表在晚间被移到室外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闹钟和手表（尽管在别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到对它们的其他的象征解释）之所以有女性生殖器的意义，是因为它们也有同期的动作和有规律的间隔。妇女可以用像钟表一样有规律来自夸其经期的到来。然而，我们的患者的焦虑特别地指向钟表的滴答声会打扰其睡眠。钟表的滴答声可与性兴奋期间阴蒂的悸动、颤动相对应。她确实被这种感觉多次从睡眠中唤醒，这现在已成为对她的一种强迫；她由于对这种性兴奋有一种害怕的印象，所以她夜间把附近的钟表都移开。花盆和花瓶像所有的容器一样，也是女性的象征。这样小心不使它们夜间摔破、打碎并非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知道订婚时打破一个花瓶或盘子的习俗很流行。每个在场的男子都拿去一块小碎片，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表示不再认新妇为己有，这个习俗可以追溯到一夫一妻制的开始。与这种仪式相联系这位女孩也产生一种回忆和一些联想。从前，她小的时候，曾因跌倒，打碎了所拿的玻璃式瓷花瓶，并划破了手指，还流了很多血。在她长大后渐渐地知道有关性交的情况，很害怕在新婚之夜她可能会不流血，并表示自己已不是处女。可见，她怕花瓶摔碎是表示她要摆脱有关贞操和初次性交流血的情绪，这也就是说要摆脱既怕流血，又怕不流血的情结。她归之于避免噪音的这些预防与其顾虑之间几乎是无关的。

    有一天，她找到了她的仪式的中心意义，她突然间理解了长枕不能接触床背这个规则的意义。她说长枕时常代表一个女人，而直立的木头后背代表一位男子。这样她想要（用一种魔法）使男人和女人分离开来，也就是说，使其父母亲彼此分隔开来，不让他们发生性交。在前几年，她还没有形成这种仪式前，她曾试图用更为直接的方法来获得这同样的目标。她曾假装害怕（或利用已存在的惧怕倾向），使其住室与父母的卧室之间的门不被关上。这个规则一直保持到她现在的仪式之中。她的这种方式使自己有机会听到父母的举动；这件事曾使她失眠数月。她有时还不满足于以这种方式打扰父母，她不时地还睡在父母之间。这样长枕和木床背真的不能连到一起了。最后，在她已长大时，她睡到父母之间已感到身体上的不舒服，她于是通过一种假装的焦虑，试图使母亲和她晚上交换位置，让母亲让出位置，以便病人可以睡在父亲旁边。这种情况无疑成为其幻想的起点，其后果可在这种仪式中看到。

    如果长枕代表女人，那么抖动鸭绒被使羽毛积聚到下部，并使之隆起，这也确有其意义。它的意思是使女人怀孕；但她也曾希望能免于怀孕，因为她多年来一直害怕父母性交会再生一个孩子，给她带来一个对手。另外，如果长枕代表女人，代表母亲，那么小枕则只能代表女儿。为什么这个小枕斜放在长枕之上成一菱形，而她的头正好放在其中呢？很容易就会想到菱形常用于画内或墙上来代表女性的生殖器。果真如此，那么她自己扮演男人，由其头来代表男性性器官（参考杀头为阉割的象征）。

    你们可能会说，这样可怕的思想会出现于一位未婚的女孩头脑中吗？我也承认这一点。但你们不要忘记，我并未创造出这些观念，而只是在对它们进行解释。像这样的一种睡眠仪式也是一种很怪异的东西，你们会清楚地看到这种仪式如何和这种由解释而揭示出来的幻想相对应。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你们要记住，在这种仪式中所看到的东西不是单个幻想的产物，而是许多幻想的混合物，尽管这些幻想总会汇合于某处。再者，仪式所遵循的规则一方面积极地、另一方面消极地再现了患者的性愿望——这些仪式的规则一部分是性欲的表示，另一部分则是对性欲的反抗。

    如果这种仪式可以和患者的其他症状适当地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更多的对这种仪式的分析结果。但是，我们的道路并非在于这个方向。你们必须认识到患者小时候曾处于对父亲的一种“性依恋”（erotic attachment）的控制之下。或许这就是她如此不友好地对待其母亲的原因。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这种症状的分析再次将我们带回到患者的性生活。我们对于神经症症状的意义和意图了解越多，我们或许对此越不感到惊奇。

    根据上述的两个例子，我已向你们表明神经症症状像失误动作与梦一样具有某种意义，并且这种意义与患者的经验有着密切的联系。我能让你们通过这两个例子的证据相信这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吗？不对。但你们希望我再举些例子，一直到你们完全相信为止吗？同样不对。因为对每个患者都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疗，所以我要充分地讨论有关神经症理论的这一部分内容，那就需要一周讲5个小时的课程，所以，我必须满足于我的论点只给你们提供这一点的论据；对于其他的论据，我建议你们参阅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如布洛伊尔对于他的第一个病例的症状（癔症）的经典解释，由荣格（1907）所进行的对于一种称为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的最为模糊的症状的出色解释（那时荣格只是一位精神分析者，还没有期望成为一位理论家），以及其他一些后来我们各种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这些方面的研究是不缺乏的。对神经症症状的分析解释和翻译引起精神分析者的极大兴趣，以致在某一时期他们忽视了神经症的其他问题。

    无论你们中的哪一位对于这种问题进行过研究，他肯定会对丰富的证据材料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也会遇到困难。像我们所发现的一样，症状的意义在于与患者经验的某种联系。症状的形成愈因人而异，我们就愈可以清楚地了解这种关系之所在。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为每个无意义的观念和每一个无目的的动作寻找出这个观念之所以产生和这个动作之所以需要的过去的情境。我们那位患者跑到桌旁按铃叫女仆的强迫行为就是这种症状的一个完美的模式。但还时常有完全不同特点的症状。它们必须被描绘为某种疾病的“典型”症状；它们在所有的病例中几乎都是相同的，它们中的个别差异消失，以致难以找出其与患者生活或旧时特殊情境的关系。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强迫性神经症。我们的第二位患者的睡眠仪式可引以为例，尽管她也同时表示出许多个别特点可用来做一种我所称的“历史”解释。但所有这些强迫症患者都有一种倾向去重复，去使她们的表现呈现周期性，并使它们独立于其他动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停地洗这洗那。具有广场恐怖症的患者，这种症状我们现在已不再把它看作是强迫性神经症，而是把它称为“焦虑性癔症”（anxiety hysteria），他们时常不耐烦而单调地重复同样的病态特点：他们都害怕四周围起来的空间，或开阔的广场、长的路和街道。如果他们由一个熟人或一辆车等伴随时就会感到受到了保护。然而，在这同样的背景下，不同的患者仍表现出个体需要（怪念头），这在一些病例与另一些之中表现得截然不同。一位患者只逃避狭窄的街道，而另一位则害怕宽的街道；一个人只有在街上没有人时才敢走出去，而另一个则只有在有很多人时才可出去。癔症也是如此，除了许多因人而异的特点之外，还有许多为这种病症所共有的症状，这似乎难以用个人的历史作为解释的根据。而我们不应忘记，正是有了这些典型的症状，才可用来进行诊断。假如在一个癔症病例中，我们已知道它的某种特殊症状源于某一经验或一系列同样的经验（如：一种癔症的呕吐起因于一系列令人恶心的印象），那么在我们发现另一种呕吐症状却来自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验时，我们不免会感到迷惑不解了。癔症患者似乎总因为某种不可知的原因而呕吐，而且那些通过分析而找到的历史原因，似乎只是患者由于内心需要而随便捏造出的一些托辞，想用这来掩饰其目的。

    因此，现在我们只好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发现，尽管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经验对神经症状所有因人而异的方式求得完满的解释，但是我们的技术还不能说明这些病例中很常见的典型的症状。再者，我还不能也不愿让你们了解在追寻症状的历史解释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因为尽管我不愿意对你们有所隐藏，但我却不能在我们的共同研究开始时就把你们置于惊异和迷惑之中。我们确实才刚刚开始努力去理解这些症状的意义，但我们却想坚持已获得的东西，并且逐步地寻求掌握我们还不明白的东西。因此，我试图用以下想法来鼓励你们：一种症状和另一种症状之间的任何基本区分都是难以假定的。如果个体的症状都这样依赖于患者的经验，那么与某一经验有关的典型的症状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人类所共有的经验。神经症中时常发生的其他特征可能是普遍的反应，患者因病理变化而被迫将这些反应加重，例如，像强迫性神经症中的重复或动作和疑虑等。总之，我们没有理由灰心丧气，我们要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发现。

    我们在梦的理论中面对着一种十分相似的困难。我在前面对梦进行讨论时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显梦内容是十分不同的，并且因人而异的，通过分析，我们已详细地表明了，从这种内容中所得出的是什么。但除此之外，也有些梦可称作是“典型的”，它为每个人所共有，梦的内容相同，这为解释带来了同样的困难。这些梦有：跌落、飞行、漂流、游泳、受到阻止、裸体以及其他种类的焦虑梦——这些梦随不同的梦者其解释也各异，至于为什么它为每个人所共有，这一点还没有得到任何说明。但在这些梦中，我们也观察到这个共同的基础渗透着各人所拥有的不同的特点，运用我们广泛的知识，或许不需要强制就有可能将这些梦的研究也包括到对梦的生活的理解中，我们已从其他的梦中获得了这种有关梦的生活的知识。

    第18讲创伤的固着——潜意识

    女士们，先生们：

    上一讲中我曾表达了一种愿望：我们的工作应以我们的发现，而不是以我们的疑虑为基础继续前进。下面我们来讨论前面所举两例的分析为根据的两个最为有趣的结论。

    （一）两个患者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她们都“固着”（fixated）于她们过去的某个特殊地方，就好像她们都不能使自己从中解脱出来，并因此而与现在和将来都脱离了关系。她们好像欣然寄宿于其病中，正好比古时僧尼退隐于修道院中以度残年一样。这种命运带给我们第一位患者的是那实际生活中早已结束了的婚姻。通过她的症状，她继续和其丈夫保持着关系。我们学会理解这种为他辩护、宽恕他、赞美他和为他惋惜的声音。尽管她还年轻，并且能引发其他男人的要求，但她却借这真实的和想象的（魔术般的）理由仍然保持对他的忠诚。她不见生人，她忽视自己的个人外貌；而且她时常独自静坐，拒绝签名，不送礼，不让任何人从她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第二位患者的生活也表现出同样的情况，这位少女从青春期前开始就对父亲产生一种性依恋。她得出结论，只要她有病，她就不能结婚，然而我们可能怀疑她病得这么重是为了不结婚，为了仍然能和父亲在一起。

    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问题：一个人为什么，以何种方式，以及出于何种动机可以达到这样一种对待生活的特异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很不适当的——假定这种态度是神经症的一种普遍的特性，而不为这两个患者所特有。实际上这确实是各种神经症的普遍的和重要的特性。布洛伊尔的第一位癔症患者同样固着于她照料病重的父亲这一时期。尽管她已康复，然而从那时起，她总觉得脱离现实生活；她仍保有健康和效率，但她逃避女人生活的正常内容。分析向我们显示，我们的每一个患者的癔病症状和结果都可以追溯到她们过去的某个特殊时期。确实在大多数这样的例子中，这种过去的时期是生活的早期阶段，如他们的童年期，甚至于他们的哺乳期。

    和这种神经症行为最为类似的是近来欧战时的一种名为“创伤性神经症”（traumatic neuroses）的流行病。当然，同样的病例也出现在战前，像在火车事故或其他危及生命的可怕事件之后。创伤性神经症实质上与我们常分析治疗的自然发生的神经症不同，我们也不能成功地应用有关他种神经病的观点来说明这种神经症，我想以后某个时期有机会再给你们解释这种限制的原因。但我们也可以认为两者之间在某一点上存在着完全相同之处。创伤性神经症很清楚地表明创伤发生时的固着是病源之所在。这些患者在其梦中时常重复这种创伤情境；而对于那些可以分析的癔症来说，似乎其发作就是完全召回这个创伤的情境，好像这些患者没有完成这个创伤的情境一样，好像他们仍然面对着某种没有处理好的任务一样；我们必须重视这个观点，它向我们表明，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心理过程的所谓的“经济”的观点。确实，“创伤”一词只具有经济意义。某种经验如果在短时期内，给大脑提供强有力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应付或适应，从而使大脑能量的分配方式受到永久的干扰，我们把这种经验称为创伤经验。

    这个类比使我们试图把神经症患者固着的那些经验称为“创伤的”。由此，我们得到了有关神经症形成的一个简单的决定因素。那么，神经症与创伤疾病相类似，都来自于患者无能力应付某种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经验。这确实是我和布洛伊尔（1893和1895）在把我们新的观察事实归结为理论时而提出的第一公式。我上次讲演中的第一位患者（一位少妇与其丈夫分居）与这种观点十分吻合。她不能摆脱她失败的婚姻，而仍然依恋于这种创伤的情境。但我们的第二个病例（那位女孩固着于她的父亲）已向我们显示，这个公式是不足以用来理解这种现象的。一方面少女与其父亲这样的爱是一种十分普遍和常见的经验，并且它常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弱，“创伤”一词应用于它的话会使其失去所有的意义。另一方面，患者的历史向我们表明，第一个例子中她的性爱的固着那时并没有产生任何损害，只是几年后它重新出现于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中。由此可见，这种病的成因是复杂的，是受许多因素决定的；但我们也可以认为没有必要把这种有关创伤的探索看作是错误的而加以抛弃，因为有可能在别的地方适合它。

    那么，这里我们必须再次使已开始的课程停下来。因为这时课程已不能再继续下去，并且我们不得不在发现其适当的出路之前再来学习一些其他方面的所有种类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对象固着”（subject of fixation）这一问题，远远地超越了神经症范围。每一种神经症都包括这样一种固着，但并非所有的固着都导致神经症，都与神经症相结合，或都发生于神经症之时。一个完好的对过去某物有一种情感固着的例子可由悲伤提供，这种悲伤实际上与现在和将来完全无关。但是即使是一般的人也能判断出悲伤与神经症之间的明显区别。另一方面，有些神经症可被称为病态的悲伤。

    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因遭遇到创伤事件而完全动摇了其生活的基础，他放弃了对现在和将来的所有兴趣，并毅然永久地沉迷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但这样的一位不幸者不一定因此成为神经症患者。因此，我们不应太重视这个特征，并把它看作是神经症的一个属性，尽管它是常见的和重要的。

    （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通过分析所得出的第二个发现。在这种情况中，不必害怕我们的观点是否够格。我已给你们讲过，我们的第一位患者是如何地进行一种无意义的强迫行动，是如何地告知一段有关往事的记忆。我也曾谈到我是如何检查这二者之间的联系的，并从有关的记忆中发现强迫行动的意图的。尽管有一个因素值得我们充分地注意，但我完全忽略了它。患者虽然时常重复其强迫性行动，但她并不知道它来自于自己过去的经验。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对她是隐藏的，她只能诚实地回答说不知道什么东西使她做出这些动作。突然有一天，在治疗的干预下，她成功地发现这种联系，并将它报告给我。但她仍然不知道她表现出这种强迫性行动的意图——即改正其过去痛苦的事件，并想以此来抬高其亲爱的丈夫的身价的意图。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劳动，才能使她理解和承认这种动机可能是她的强迫行动的驱动力量。

    我们将她不幸的新婚之夜以后的情景和患者所形成的情感动作联合到一起称为强迫性行动的“意义”。但在她表现出强迫行动时，她对这种意义的两个方面都不知道——即不知道它之所由起（whence）和它之所欲止（whither）。因此，她一直在进行某些心理过程，而其强迫行动是它们的结果；她以一种正常的心态知道这种结果，但这种结果的心理前提却没有进入她的意识之中，她的行为举止与伯恩海姆被催眠的实验很相似。伯恩海姆曾做过催眠实验，让被催眠者于醒后5分钟时在病房中打开一把伞，被催眠者醒后这样做了，但他对这种行动却没有任何动机。这就是我们在谈到“潜意识心理过程”（unconcious mental processes）存在时所看到的那种事态。只要有人能对这种事态予以更正确的科学说明，那么我们将乐于放弃我们有关潜意识心理过程的假设。然而，在他们还没有做出这种证明之前，我们先来坚持这种假设。如果有人反对说这里的潜意识没有一点真正的科学意义，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是有名无实的，那么我们只能表示遗憾，并把他所说的话斥为令人费解的。不真实的东西居然能产生出像强迫动作这样显而易见的现实效果！

    我们在第二个患者身上也遇到了实质上同样的东西。她曾形成一个规矩：长枕一定不能与床背接触，她不得不遵守这个规矩，尽管她不知道这个规矩来自何处，它意味着什么，或其动力是什么。不论她把这个规则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或者她竭力反对它，拒不执行它，这一切都不会影响到她最终执行它。她必须遵守，要问为什么，那也是徒然。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观念和冲动，出自无人知道的地方，不受正常头脑的支配，给患者本人的印象是强有力的外星来客，或混在人间的鬼怪——这些症状表明大脑中有一个特殊的区域与其他的区域相隔离。它们使我们相信大脑中潜意识的存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些只承认意识心理学的临床精神病学，没有办法对付这些症状，而只能把它们称为一种特殊的退化现象。当然，强迫观念和强迫冲动本身不是潜意识的，只不过是逃入意识知觉的强迫行动表现。如果它们不进入意识，那么它们将不会变成症状。但是，我们通过分析所推知的它们的精神前提，和通过解释所发现的联系则是潜意识的，至少在我们通过分析工作使患者意识到它们之前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进一步考虑以下各点：（1）我们在前面两个例子中的所有事实都可被各种神经疾病的症状所证实；（2）患者无论何时何地都不知道这些症状的意义；（3）分析通常显示这些症状来自于潜意识过程，但在各种有利的条件下，这些过程又可变成意识。如果你们考虑到了这些，你们就会理解到在精神分析中，离开了心理的潜意识东西便不能进行，并且我们习惯于把潜意识当作实有的东西来对待。或许你们也要理解那些只知有潜意识一词，而从来没有分析、从未释梦、或从未探索过神经症症状的意义和目的的人，他们对于这一问题是没有发言权的。在最后，我想重申的是：由分析解释给予神经症状以意义的可能性，是潜意识心理过程存在的一种可靠的证据——或者，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有必要做出这样的假定。

    但是，并非仅仅如此。感谢布洛伊尔的第二个发现，在我们看来，它比第一个更有意义，这是他一个人的功绩，我们由此更明白了神经症和潜意识之间的联系了。不仅症状的意义通常是潜意识的，而且症状是潜意识这个事实与症状存在的可能性之间有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你们不久就会理解这一点的。我与布洛伊尔都假定：每当我们遇到一个症状时，我可以推知患者有某种确定的潜意识过程，这种潜意识过程包含症状的意义。但这个意义一定要先为潜意识的，随后才可发生症状。症状从不会在意识过程中构建；有关的潜意识过程一变成意识，这种症状必定消失。你们立即可以看出这就是治疗方法，就是使症状消失的途径。实际上，布洛伊尔正是用这种方法使其癔症患者恢复健康的——即使其从症状中解脱出来；他发现了一种将患者的包含症状意义的潜意识引入意识的一种技术，那些症状会随之消失。

    布洛伊尔的这个发现并非推理的结果，而是由患者的合作而得出的一种幸运的观察。你们也不要勉强用已知的事来理解它；你们应当认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基础事实，在它的帮助之下其他很多别的东西可以得到说明。因此，请允许我将此事引申如下。

    症状的形成是其他没有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替代。一些特殊的心理过程通常要发展到患者有意识地接受这些信息才罢。然而，如果不能这样发展，或这些过程突然受到阻止而成为潜意识的，那么症状就会出现。这样，实际上发生了某种替代；如果这一点能被扭转过来，那么神经症的治疗就会完成其任务。

    布洛伊尔的这个发现还是精神分析治疗的基础。随后的研究结果可以证明，当潜意识过程成为意识时，症状得以消失，尽管我们在实际运用时，会遇到许多奇妙的和难以预料的复杂问题。我们的治疗通过将潜意识的东西转化为意识的东西来进行，并且只有这个转变产生之后，我们的这种治疗工作才算完成。

    现在，我扼要地说几句题外话，以使我们避免错误地认为这种治疗工作太容易完成了。从我至今已谈的来看，神经症似乎是一种无知的结果——即患者对应当知道的心理事件一无所知。这很像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罪恶是建立在无知之上的。有分析经验的医生很容易猜测到特定患者的什么样的心理冲动仍是潜意识的。所以，治疗起来应当没有多大困难，治疗者只需要告诉患者这种知识，弥补其无知便够了。至少一部分症状的潜意识意义可以很容易地以这种方式来处理，尽管医生事实上不可能会猜测到另一部分——即症状和患者的经验之间的关系，因为治疗者自己不知道这些经验，他必须等到患者记起这些经验并将它们告诉他时才能知道。但即使如此，仍可在一些病例中找到替代。人们可以从患者的亲属那里询问这些经验，并且他们通常知道是什么事件引起患者的创伤的，并且他们有时可以报告出一些为患者本人所不知的经验，因为这些经验发生在患者的生活早期。这样，通过对这两种方法的合成，我们有望在短时间内消除患者无知的病源。

    事情要是果真如此就好了！但是我们又遇到了起初没有预料到的问题。这种知识与那种知识并非总是相同：有不同种类的知识存在，它们在心理学中是不对等的。正如莫里哀所说：“人各不同。”（Il y a fagots et fagots）医生的知识与患者的不同，并且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如果医生将自己的知识作为一条信息传达给患者，那么它是无效果的。不，这样说是不确切的。它不具有使症状去除的效果，但它有另外一种效果——使分析得以启动，而其第一个表现时常是拒绝。在这之后，患者知道了他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他的症状的意义；但他知道的还很有限。这样我们得知有多种无知存在。我们需要对心理学有某种更为深刻的理解，才能使我们明白这些不同由什么组成。但我们的论点：知道症状的意义就可使其症状消失，这仍然是正确的。我们想要说的还有：这种知识必须建立在患者内在的改变的基础上，而这种内在的改变又只能通过具有某特殊目标的心理工作来引发。这里，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久就会被组合到一起成为症状构成的动力学。

    先生们，我现在必须问你们我所讲的东西是否太模糊和太复杂。我经常地收回或修改我所讲的，这是否使你们感到迷惑不解——即引发一系列的思考，随后又取消它们？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感到十分的遗憾。但我很不喜欢以牺牲真理为代价来换取对事物的简单化。我不反对你们觉得我们的论题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我理解有许多东西你们一时领会不了，那也没有关系。毕竟，我知道每一位听众或读者都能将所听和所读到的东西整理排列为适合自己理解的方式，缩短或扩充它，并且从中选取他想要保存的东西。从某一点来说，这句话肯定是正确的：人们处置得越多，那么他所得的也越丰富。因此，我的话虽很繁杂，但我希望你们能清楚地掌握我所讲的基础部分——即有关症状的意义，潜意识以及有关它们之间的关系。无疑你们也理解我们的进一步努力将沿着两个方面展开：第一，发现人们如何得病，以及如何对生活采取一种神经症的态度——这是一个临床问题；第二，学习病症怎么由神经症的决定因素发展而来——这仍然是一个心理动力学问题。再者，必定在某处有一个点使这两个问题会聚到一起。

    我今天不想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了。但是，既然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想要你们注意我们的两种分析的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患者记忆缺失（memory—gap），他们的健忘症（amnesicis），这又是以后才能完全理解的东西。正像你们已听过的一样，精神分析治疗的任务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表示：它的任务是使病态的潜意识的东西都成为意识的。那么，这个公式可以被替换为另一个：它的任务是填充患者记忆中的缺失，去除其健忘症，对此，你们可能会感到吃惊。从总体来说这是同一回事。我们隐含着这样的意思：神经症患者的健忘症与其症状具有重要的联系。然而，如果你们考虑我们前面分析的第一个病例，你们就会发现这种健忘症的观点没有被证实是有道理的。患者并没有忘记其强迫性行动产生的情景，她清楚地记得它；在症状产生中起重要作用的其他因素也没有忘记。就第二个病例中举行强迫仪式的少女来说，尽管不是很清楚，却总体上十分类似。她并没有真正忘记她早年的行为——如她坚持将父母的卧房和自己的卧房之间的门开着，她将母亲从其父母的床位上赶走；她很清楚地记得这个，尽管回忆时显得迟疑和不情愿。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第一位患者虽无数次地表现出强迫行动，但她从未有一次觉得这和新婚之夜的体验有什么类似之处；在要求她直接地寻求其强迫行动的动机时，她记不起这样的事情。同样，对于第二例中的少女来说，她的仪式不仅每晚都要重新排演，而且其仪式产生的情境也都是这样。在这两个例子中，不存在真正的健忘症和记忆缺失；但那可以引起记忆再现的线索却已被打断。

    这种记忆的干扰便足以形成强迫神经症了；但这个病例与癔症有区别。一般来说，癔症以范围更大的遗忘为其特征。对各个单独的癔症症状的分析通常引起整个一系列的事件印象，患者在记起这些事件印象之前，可以说是真正地把它们遗忘了。一方面，这些线索回溯到生活的早期，以致癔症的健忘可以看作只是幼时健忘的延续，而对于我们正常的人来说，是不知道我们生活早期的这种健忘的。另一方面，我们吃惊地发现，即使是患者最近的经验也有被淡忘的，并且那些致病的或使病加重的诱因，即使不被完全遗忘，也必定至少有一部分记不起来。通常的情况是一些重要的细节从这种新近回忆的总体印象中消失，或被错误的记忆所替代。同时某些新近的经验实际上只在分析将要结束之前才出现——即被阻止的记忆一直持续到最后的时刻，并且在病情的连续性上留下一个可以看得到的空缺。

    正如我所讲过的这种对记忆能力的限制是癔症的特征，其中状态确实也以症状（癔症侵袭）出现，也就是说，这不需要在记忆中留下任何可以回忆的痕迹。如果强迫性神经症的情况与此不同，那么你们可以推断出：这些遗忘的现象，乃是癔症的心理特征的一部分，而非一般神经症的通性。这种区分的重要性可通过下面的思考而被减小。我们已把两种东西包含于症状的“意义”之中：即它的“来源”（its“whence”）和它的“趋势”或“原因”（its“whither”or“whatfor”）——即症状所由发生的印象和经验，以及症状服务的意图。这样，某种症状的“来源”可以分解成种种印象，这些印象来自于外界，原先必定是意识的，并且后来通过遗忘而成为潜意识的。然而症状的原因或趋势则通常是一种内心过程，起初它可能是意识的，但也可能永远都不会成为意识，而可能从一开始就停留于潜意识中。这样，健忘是否发生于症状的来源或症状所赖以维持的印象，和癔症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都是不太重要的；对于症状的趋势和意图来说，它一开始就可能是潜意识的，所以它也依赖于潜意识——这在强迫性神经症和癔症中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对心理生活中潜意识的强调，不免引起人们对精神分析的最为恶毒的批判。请不要对此感到惊奇，我不认为对我们的抵抗是出于对潜意识的难以理解，或者难以理解潜意识存在的证据，我相信它的起源更为深刻。在几个世纪中，人类素朴的自恋曾先后从科学手中受到了两次重大的打击。第一个打击是：人们认识到我们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无穷大的宇宙体系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这使我们想起哥白尼的名字，尽管亚历山大的学说也曾有过类似的假定。第二个打击是：生物研究剥夺了人有异于万物的创生特权，人沦为动物界的物种之一，和动物一样具有一种难以磨灭的兽性。这个价值重估由现代的达尔文、华莱士和其前辈完成，这同样也曾受到现代人最为激烈的反对。但是，人类的自大还受到来自目前心理学研究的第三次也是最为致命的打击，这一研究试图证明“自我”并不是自己家宅的主人，而必须满足于大脑中潜意识是如何进行的少许信息。我们这些精神分析者不是最先也不是唯一的提倡内省的人。我们只不过是坚定地主张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并且坚决地用被人们看作是神秘的经验证据作为对它的支持而已。正因为如此，这引起了人们对科学理论的普遍的反对，一些人甚至不顾学术活动的各种思考和严谨的逻辑。除此之外，我们还以另外一种方式扰乱了世人的安宁。你们不久就会听到有关这方面的内容。

    第19讲抵抗与压抑

    女士们，先生们：

    在我们进一步理解神经症之前，还要进行一些新的观察，这里我们有两种这样的观察，它们都是很特别的，并且开头还很令人惊奇。事实上，我们去年的讨论已为这两者做好了准备。

    首先，在我们从事使患者恢复健康的工作，减轻其疾病的症状时，我们时常遇到患者的强有力的抵抗，这种抵抗贯穿于治疗的始终。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情形，令人难以置信。最好不要向患者的亲属谈论此事，因为他们会把这看作是我们的托辞，说我们想以此来掩饰治疗的漫长或失败。患者表现出这种抵抗，却不把它看作是抵抗；如果我们能够使他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承认其存在，那么我们在治疗上已取得了一大进步。你们只要想一下就会清楚，患者既然因其症状使自己和亲属十分地不安，为了治疗疾病又在时间、金钱和精神上蒙受这么大的损失，结果患者却拒绝帮助他的人，这样一种假定看起来似乎太不近人情了！然而，这都是事实；如果这种不近人情的责备是指向我们的，我们只需用一种类似的事情就可以做出答复。一位因难忍的牙痛去找牙医的患者，当牙医用钳子去处理他的坏牙时，他又很可能试图阻止牙医这样去做了。

    患者的抵抗是多种多样的、极为巧妙的和时常是难以探查的，其表现方式也是多变的。医生必须抱有怀疑并时常小心提防。

    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我仍使用你们从释梦所熟悉的同样的方法。我们教导患者自己先安静下来，进行自我观察，然后，向我们依次报告他能够内在觉知到的一切情况（包括情感、思想、记忆等）。同时，我们警告他，不要对联想到的观念有所选择或取舍，不论是由于那些观念太“令人讨厌”或是太“无聊”而难以出口，或者因为它们“太不重要”、“太不相关”、“太无意义”而不值得诉说等。我们促使他只注意其意识到的东西，不要对这些发现做任何形式的评价。并且我们要向他保证治疗的成功，特别是治疗时间的长短，都依赖于他是否遵守这个基本的分析技术规则。我们从释梦的技术中已知道引起疑虑和否认的联想，时常包含着导致揭示潜意识的材料。

    通过建立这第一个基本的技术规则，我们获得的第一件事就是患者把它作为抵抗攻击的目标。患者以各种方式来逃脱它的束缚。一会儿，他表示他什么也不知道，一会儿又说想到的事情太多以致无从选择。接着我们吃惊地看到他忽而批驳这一观念，忽而又批驳另一观念。这可以通过他谈话时所出现的时间停顿推想而知。随后，他承认他确实有某种东西不能讲出来——即他感到很羞愧，于是由于这个理由他不再信守诺言了。或者他说他想到了某事，但它与另外一个人、而不是他自己有关，并因此不能讲出来。或者，他现在想到的实在太不重要、太愚蠢和太无意义，我不可能会让他想这样的事情。就这样用各种方法拖延着时间，他只是不停地说要讲出一切，结果什么也没有讲出。

    我们遇到很多患者总设法将自己思想的某一部分隐藏起来，来阻止对他的治疗。一位男子十分聪明，他就曾以这种方式把他个人的爱情经历隐藏了数星期之久，在指责他破坏了神圣的规则时，他自我辩白说，他认为这个特殊的故事是自己的私事。当然，分析治疗不能容许患者有这种庇护权。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相当于我们一方面设法捕拘罪犯，一方面却又允许在维也纳城内设一特区，禁止在马克特广场或圣斯蒂芬教堂抓人。那么，我们肯定可以在这个避难所找到他。我从前也曾有一次允许给某男子以这种例子的权利，因为他须恢复其做事能力，而他是一位文官，由于受到誓约的束缚，他不能将某种事告诉外人。他对结果表示真正的满意；但我却不如此。我决定从此不再进行这种条件下的治疗工作。

    强迫性神经症患者以其多心或怀疑知道如何使我们的规则成为几乎无用的东西。焦虑性癔症患者有时也成功地使这些规则变得荒诞可笑，他们只产生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联想，这无助于分析的进行。但是，我不想让你们知道这些技术上的困难，你们只要知道通过我们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最终成功地使患者从抵抗转向遵守这些基本技术规则——然而，这种抵抗又转向另一个方面。

    它现在以一种理智的抵抗出现，它将一般人所指出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困难和不可靠之处引为自己的论点，来反对这种理论。我们现在的命运是从每一位患者的口中听取科学界对我们所施加的一切批判和反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有这些从外界传入我们头脑中的呐喊没有一个听起来是新鲜的。这是小茶杯里的风浪。但是患者是愿意接受治疗的；他急于让我们教导他、指导他、驳倒他，给他介绍些文献，以便他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指导。他很易于成为精神分析的拥护者——在这种分析由他个人单独进行的条件下。但我们可以把这种好奇看作是一种抵抗，看作是他想借此逃避我们的特殊任务，这我们当然不能允许。在强迫性神经症病例中，我们预料到一种特殊的抵抗方法。患者时常会允许分析顺利地进行，以便能够使其疾病逐步明确。然而，直到最后我们才开始对这种分析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感到奇怪。最终我们认识到强迫性神经症的这种抵抗又回复到以怀疑为特征，这使我们束手无策。患者似乎在说：“是的，这都很好，很有趣，并且我很高兴能够继续下去。如果它真的有效，就会大大地减轻我的疾病。但我一点也不相信它真的有效；而只要我不相信它，它就不可能减轻我的疾病。”事情这样持续了很久，最终患者失去了耐性，终于又爆发出激烈的反抗。

    理性的抵抗并非是最坏的：人们仍然可以战胜它。但患者也知道如何在分析的框架之内坚持这种抵抗，对这种抵抗的征服乃是技术问题中最为困难的一个。患者不是记起而是重复过去生活中的某种情感和心境，并使它们复活起来，通过所谓的“移情作用”（transference）来反抗医生和治疗。如果患者是一个男子，他时常从他与其父亲的关系中选取一些材料，并用医生来取代其父亲的位置，他以这种方式努力争取个人独立和思想独立，以示反抗；他也可能由于野心而反抗，而野心的最初目标就是力争与父亲平等或超越父亲；或者由于他为不愿使自己在其生活中再次背上感恩图报的包袱而反抗。这样，有时我们感到患者反过来认为是医生的过错，认为是医生使他自觉无能，企图击败他，并完全消灭他的治疗疾病的良好意图。妇女们为了达到其抵抗的目的，具有移情于分析者的天赋。如果这种依恋达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她们对于实际治疗的一切兴趣及治疗时的一切束缚都削弱了，她们惯有的妒忌，以及无论受到多么婉转的拒绝后所产生的怨恨，都破坏了她与医生的私人关系。这样，分析的一种强有力的动机作用消失了。

    这种抵抗不应片面地受到谴责。它们包含着很多的来自于患者过去的最为重要的材料，而且这种材料的表现方式如此地令人信服，如果分析家具有精巧的技术，知道如何使这种抵抗转化为对分析的帮助，那么这些材料会成为对分析的最好的支持。然而，还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种材料时常成为一种抵抗、一种伪装，有碍于治疗。也可以说患者用来反抗治疗的就是他的性格特点和自我态度。在这种联系中，我们发现这些性格特点与神经症的决定因素有关，并是在与其要求的对抗之中而形成的。而且我们遇到的特性不可能正常出现，或者不能达到同样的程度，并且可能被描绘为潜隐的材料。你们不必形成这样的印象，认为我们把这些抵抗的出现视为是对分析治疗的意外冒险。不，我们知道这些抵抗是终究会出现的；实际上，只有当它们不能清楚地被唤起，并且能够向患者证明其存在时，我们才感到不满。确实，我们最终认识到战胜这些抵抗正是分析的基本任务，是保证我们已取得了治疗成效的那部分工作。

    如果你们进一步地考虑患者时常以分析期间的偶然事件来阻挠分析的进行，如他利用分散注意的事物，或其所处环境中的权威人物对精神分析的指责，以及足以使神经症加剧的任一偶然的机体失调，甚至是他的境况的改善等原因。如果你们考虑到了所有这些，你们就已获得了一种近似的，尽管还不够完善的，有关抵抗的形式和方法的情况，每种分析都伴随着这种抵抗。

    我之所以对这一点讲这么多，是因为我现在必须告诉你们，有关神经症的动力学观点正是基于我们经验到的神经症患者对治疗的抵抗。起初，我自己和布洛伊尔都分别用催眠法进行心理治疗。布洛伊尔的第一位患者完全在催眠暗示的状态中接受治疗。一开始，我也随着他用这种方法进行治疗。我承认这个时期，我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用的时间也较短。但结果却常出现反复，并且疗效不持久，由于这个原因，我最终放弃了催眠法。我这时认识到，只要采用催眠的方法，就不可能理解这些疾病的动力。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医生是观察不到患者的抵抗的。尽管催眠取消了抵抗的力量，为分析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但是，抵抗的力量以一种无法攻破的方式聚集于这个领域的边沿，正像强迫性神经症中疑虑所产生的作用一样。由于这个原因，可以说在我取消了催眠的帮助之时，精神分析才算真正开始。

    然而，如果对抵抗的认识变得如此重要，我们不应太草率地假定它的存在，而应对它做慎重的考虑。或许真的存在由于其他原因而使联想失败的神经症病例，或许对我们的假设的驳斥真的值得我们注意，并且或许我们随便地把患者的理智的批评视为抵抗而置之不理，这对患者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做出这种判断，并非是草率的，我们有机会观察到的是这些批判的患者在他们的抵抗出现之时和消失之后的情况。因为抵抗在治疗期间逐渐改变其强度；在我们探索一个新问题时，它总是增强；在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它表现得最强烈；而在这个问题已处理完毕时，它即随之消失。如果我们不犯技术上的错误，我们也不至于立即引起患者有能力做出强烈的抵抗。因此，我们能够使自己相信在无数次情况下，在分析过程中，一位患者会忽而放弃其批判态度，忽而又重新恢复其抵抗。如果我们将患者感到特别痛苦的潜意识材料带入其意识，那么他会极力地表示抗议；他可能先前已理解和接受了许多，但现在就好像是这些获得一扫而光；在他极力地表示反抗时，他可能表现得像“情绪迟钝”（emotional imbecile）者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成功地帮助他战胜这种新的抵抗，他就会恢复其理解能力。这样，这种批判力不是一种独立的机能，不值得如此地重视，它是其情绪态度的工具，并且受其抵抗的指引。如果有某种他不喜欢的东西存在，那么他可能很巧妙地予以驳斥；而合乎其胃口的东西，他反过来会信以为真。或许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什么两样，接受分析的人，他的理智之所以明显地受情绪的支配，就是因为在分析的时候，他受到强大的压力。

    那么，我们如何说明患者奋力反抗症状的解除和心理过程恢复常态这一观察事实呢？我们已成功地发现了这种强有力的力量，它反对患者状况的任何改变；它们必定是过去引起这种状况的同样的东西。在这种症状的形成过程中，必定也有过某种过程，其性质如何则可以通过我们治疗的经验推想而知。从布洛伊尔的观察中我们已经知道，这种症状的存在有一个前提条件：一些心理过程在常态时没有进行到底——以致没有形成意识。这种症状就是这种未完成的心理过程的替代物。我们现在知道那些猜测在起作用的力究竟在哪里。一种激烈的反抗必定要开始于反对可疑的心理过程进入意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仍然是潜意识的。作为潜意识的东西，它有力量形成一种症状。在精神分析治疗期间，这种同样的反抗又活动起来抵制我们将潜意识的东西转化为意识的东西的努力。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抵抗。我们建议把这种由抵抗所证明的致病过程称为压抑（repression）。

    我们现在必须形成有关这种压抑过程的确定的观点。它是症状形成的前提条件，但它也是我们尚不理解的东西。我们举例来加以说明，某种冲动或心理过程想要转化为一种行动，我们知道它可以受到我们所称的拒绝或责难的抵制；这时，它能支配的能量得到削弱；尽管它可以保存于记忆中，但它也变得软弱无力。这整个的决策过程是在自我的知识范围内进行的。如果我们假定这同样的冲动受到压抑，结果将大为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冲动的力量仍然存在，并且不会留下记忆痕迹；再者，压抑的过程不被自我注意就得以完成。因此，这种对比并没有使我们接近压抑的实质。

    我要先给你们讲一些理论概念，压抑一词可因这些概念而具有较为明确的意义。为了这个目的，首要的是我们应从“潜意识”一词的纯粹描绘意义前进到这一词的系统意义（systematic meaning）。即我们认为一种心理过程是意识的或潜意识的，这只是其一种属性而不必是决定性的。如果一种这样的过程仍然是潜意识的，它不能进入意识可能只是它所经历的变化中的一个迹象，而不必是变化自身。为了形成这种命运的一幅图景，我们假定每种心理过程——我们必须承认一种例外，这我们以后再讲——起初都在潜意识状态或阶段之中，然后只有从这里进入意识状态，正如一幅照片起初是一张底片，只有印成正片后它才成为一张照片。然而，并非每张底片都有必要印成正片；每种潜意识心理过程也不必都转变为意识的。这最好可表示为：一个单独的过程起初属于潜意识系统，而随后，在某种条件下进入到意识系统。

    对我们来说，最为便利的是把有关这些系统的最为粗略的概念比作一种空间概念。我们把潜意识系统比作是一个大的前厅，其中心理冲动像许多单个的人一样相互拥挤在一起。和前厅相连，有一个较狭小的房间（一种接待室），意识就停留于此。但是在两个房子之间的门口，有一个人站着在执行其机能：他审查不同的心理冲动，起到一个检查员的作用，如果这些潜意识使它不快，它就不允许它们进入接待室。你们立即就会看到，那位稽查者究竟是在门口逐出任何冲动，或究竟是等到冲动侵入接待室之后才将其赶回，那都不太重要。这只是一个他看守的严密程度，以及他怎样敏捷地识别出来的问题。如果我们保留这幅画面，能够进一步扩充我们的名词。前厅中的潜意识冲动是另一个房间中的意识所看不到的，起初它们必定呆在潜意识中。如果它们冲到了门口，并且被守门者赶回，那么它们不为意识所接受；我们把它们称为是被压抑的。但就是那些守门者让其跨越门口的冲动也不一定成为意识的；如果它们成功地引起意识的注意，那么它们才能成为意识，因此，我们应把这第二个房间称为“前意识”系统。在这种情况中，成为意识可保存其纯粹的描述意义。然而，对于任何特殊冲动来说，受到压抑意味着守门人不许它由潜意识系统进入前意识。这位守门者正是我们通过分析治疗的方法试图释放被压抑的意念时所知道的抵抗。

    现在你们可能会说这些概念既粗略又荒诞，并且是科学叙述所不容许的。我知道它们确实很粗略，更有甚者，我还知道它们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不是我弄错的话，我已经用更好的东西取而代之了。我不知道你们那时是否仍然认为它们同样是荒谬的。它们只是初步的假设，正像安培的侏儒在电流中游泳的比喻一样，只要它们有助于使我们的观察为人所理解，那么它们不应受到蔑视。我想要向你们保证这些粗略的假设：包括两个房间，和它们之间门口的守门者，以及站在第二个房间尽头作为观察者的意识，它们都与实际情况十分地接近。我想要听到你们承认我们的术语，像“潜意识”、“前意识”、“意识”，和其他学者所提出的或使用的术语，像“下意识”（subconscious）、“并存意识”（paraconscious）以及“交互意识”（intraconscious）等相比较少偏见，并且更容易说明。

    因此，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你们还可以告诉我，我用于解释神经症症状的心理系统的假设具有普遍的效用，也必定使我们得以了解正常的机能。当然，你们这是正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进一步寻求这种含义，但是，如果通过对病态条件的研究，而有助于我们接近被隐藏的正常的心理事件的话。那么我们对形成症状的心理学的兴趣，必将大大地增加。

    再者，你们可能认识到那些支持我们的这两个系统的假设的东西，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和意识的关系。毕竟，潜意识与前意识之间的守门者不是别的东西，而是检查员，我们已知道，它以支配显梦的形式出现。我们看作引起梦的白天遗留下来的经验，是前意识的材料，这在夜间和睡眠状态时受到潜意识以及受到被压抑的愿望冲动的影响；它们和这些冲动相联合，并借助于它们的能量，已能够形成隐梦。这些材料在潜意识系统的支配之下，受到加工（通过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其加工的方式就连正常的心理生活即前意识系统都不知道，也不允许。我们把这种操作方式的不同看作是两种系统的特征；前意识和意识的关系只被我们看作是属于这两个系统之一的一种线索。梦不是病态的现象；它们可以发生于任何睡眠状态的条件下的健康人身上。我们有关心理器官结构的假设可使我们理解梦和神经症的形成，无可争议地可以把正常的心理生活纳入其中。

    对于压抑我们要说的就这些。但它只是形成症状的前提条件（precondition）。像我们能知道的一样，症状是通过压抑而被阻止的某种东西的替代。然而从压抑到理解这种替代结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还有一些问题来自于我们对有关压抑的观察：如，什么样的心理冲动受到压抑？它伴随着什么力量？以及出于什么动机？至今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只略有所知。在探索抵抗时，我们已知道它的力量发源于自我的力量，发源于已知的和潜在的性格特点。因此，也正是这些力量造成了压抑，或者至少是它们在其中发挥着某种作用。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仅此而已。

    在这一点上，我前面对你们提及的第二种观察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通过分析我们通常可以发现神经症症状背后的意图。这对你们来说并没有什么新的。在两个神经症的例子中，我已给你们做出了证明。但是，这两个神经症的例子究竟能说明什么呢？你们有权利坚持要用200个例子或无数的例子向你们证明。唯一的问题是我不能这样做。你们必须再次用自己的经验或信仰来代替，这种信仰则可用所有精神分析者所公认的证据为基础。

    你们可以回忆到，在我对其症状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探索的两个病例中，这种分析使我们深入到患者最为秘密的性生活。在第一个病例中，我们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所考察的症状的意图或目的。在第二个病例中，这种意图与目的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被我们随后要讲的因素所掩盖了。由此可知，其他被分析的每个病例都会显示我们在这两例中所表现的同样的东西。在每个例子中，我们都可以通过分析而推知患者的性经验和性愿望；在每个例子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这种症状服务于同样的意图。我们发现这种意图是性愿望的满足；这个症状为患者的性满足提供服务；它们是患者生活中不能实现的这种满足的一种替代。

    请想一下，我们第一位患者的强迫性行动。这位妇女和其深爱的丈夫分居，因为她丈夫的缺陷和弱点，不能和她享受正常生活。她仍然忠实于他，她不能让另外的人取代他的位置。她的强迫症正好满足了她的欲望；她可抬高丈夫，否认和纠正他的弱点，尤其是阳痿。这种症状正像梦一样基本上是一种愿望的满足，而和梦不同的是，它通常是一种性愿望的满足。在我们的第二位患者中，你们至少可以看出她的仪式的目的在于阻止父母间的性交，或阻止他们再生一个孩子。你们可能也已猜到她想从根本上取代母亲的位置。因此，这个症状的目的也在于想去除性欲满足的障碍，以满足患者自己的性愿望。我不久就会讲到我所暗示的复杂之点。

    先生们，我想预见一下这些陈述的普遍有效性的限定条件，这我在后面还必须要说起，因此，我向你们指出，这里所说的压抑以及症状的形成和意义来自于三种形式的神经症：焦虑性癔症（anxiety hysteria）、转换性癔症（conversion hysteria）和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 neurosis）。第一个例子也是证实这些形式。这三种疾病，我们习惯于合到一起称为：“移情性神经症”（transference neuroses）也属于精神分析治疗可以起作用的范围之内。而其他的神经症还未得到精神分析的彻底研究；就其中的某一类病来说，之所以被人们所忽视，是因为没有受到治疗影响的可能性。你们不应忘记精神分析还是一门十分年轻的科学，它的研究还需要许多时间和花费很大的代价，而且不久以前，还只有一个人在实施这种方法。然而，我们现在正从各方面对这些移情性神经症的症状进行理解。我希望以后能够给你们介绍更广泛的假设和发现，它们来自于对这种新材料的适应，并且向你们表明这些进一步的研究并没有陷入矛盾之中，而是建立起了更高的统一性。那么，如果我这里所说的一切仅应用于移情性神经症，就让我首先通过一条新的信息来提高症状的价值。对于致病的决定因素进行比较研究，便可导致用以下公式表示其结果：在现实阻止人们满足其性愿望时，这些人会生病，或受到挫折（frustration）。你们会看到这两个发现是如何完美地相互补充的。只有这样，症状才可能适当地被看作对生活中的缺失的替代满足。

    无疑，对于神经症症状是性满足的替代的假定可以引起各种各样的反对。我在此只谈一下当前的两种：当你们进行大量的神经症的分析诊断时，你们就可能会摇摇头告诉我，在许多例子中，我的假定都不正确；因为症状似乎有与排除或制止性满足相反的目的。我不想争辩你们的解释正确与否。精神分析中的事实一般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复杂。假若它们都很简单的话，或许就不需要精神分析来弄明白它们了。确实，我们把第二位患者的仪式的一些特点可看作具有这种禁欲的意味：例如她移开时钟和手表，表示她想避免晚间阴蒂勃起；她谨防花盆跌落打碎，是想保护其童贞。就我们前面已分析的上床的其他仪式来说，这种禁欲的意味更为显而易见；这种仪式可能只包含着对性记忆和诱惑的防御措施。然而，我们也时常发现精神分析中的相反之事并不隐含着矛盾。我们可以扩充我们的观点，认为症状要么以性满足为目的，要么是对性的制止，而总体上说，癔症以积极的欲望满足为主要特点，而强迫性神经症则以消极的禁欲意味为要点。如果症状能够服务于性满足和其反面两种目的，那么这种双面性（double—sidedness）或两极性（polarity）在症状机制的某一因素上有一种很好的基础，只是我们还没有机会提及这种机制。单我们所听到的，症状其实是两种相反的和相互冲突的倾向之间共同交涉的结果；它们不仅代表被压抑的倾向，而且代表起初的压抑力量，一方或另一方可能更强烈地表现出来；但很少有一种影响整个不存在的情况。在癔症中两种意图在同一种症状中融合到一起。在强迫神经症中，这两极则时常是分离的，因此，这种症状是双重的，包含两种相互抵抗的行动。

    对于第二种抗议，我们就更难对付了。如果你们调查一下一系列的有关症状的解释，你们可能首先就会认为性的替代满足的概念，必须极大地扩充才能将这些解释包括在内。你们会强调这些症状不能提供真正的满足，它们时常被局限于复活一种感觉或实现一个由某种性的情结而引起的幻想。而你们会进一步指出这些假定的性满足（sexual satisfaction）时常以一种幼稚的和无价值的形式出现，近似于一种手淫行动（act of masturbation），或使人回想起在儿童时期已禁止的猥亵行为习惯。由此，你们可能也表示吃惊，认为我们把虐待的、令人恐怖的或反常的欲望满足竟然看作是性的满足。在我们对人类的性生活进行彻底的调查并规定“性的”一词的范围之前，我们不可能在这后一点上取得一致的意见。

    第20讲人类的性生活

    女士们，先生们：

    人们当然认为“性的”一词有什么含义是无可争议的。首先，“性的”是指某种不正当的东西，是人们不应谈论的东西。据说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学者的学生，一次曾试图使他们的老师相信，癔症患者的症状常常表现出性意味。出于这个目的，他们把他带到一位女性癔症患者的床边，这位患者的症状显然是在模仿生孩子的过程。他这位老师摇头说道：“生孩子并不是性的呀。”很对，生孩子无论如何都不是不正当的事情。

    我知道你们会抗议我对这么严肃的事情也开玩笑。但它不完全是个玩笑。严格地说，很难确定“性的”这个概念到底都包含什么内容。或许唯一合适的定义应是“与两性之间的区分有关的任何东西”。但你们可能认为这太空泛、太不确定了。如果你们以性的活动作为中心点，你们或许会用获得快乐的观点，把性的东西定义为与异性肉体有关，特别是与异性的性器官有关的东西；就最狭义的来说，意指生殖器的接合和性行为的表现。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就会真的认为“性的”和“不正当的”具有相同的含义，而生孩子就不属于性的东西。另外，如果你们把生殖机能看作是性的核心成分，那么你们就可能冒险地排除了许多目的不在于生殖，但却确定属于性的大量的东西，如手淫、亲吻等。我们可以猜想得到在“性的”概念的形成中会发生西伯尔勒所谓的“附加错误”（error of superimposition）的结果。

    确实，总的来说，当我们仔细思考“性的”一词的意义时，我们发现它又是大家所熟知的。有时“性的”一词兼指两性之间的对照，寻求快乐，生殖机能和不正当的并且必须保密的东西——这种合成的意义可服务于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目的。但对于科学来说，这是不够的。通过细致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只有通过无私的自我约束才有可能），我们认识到一些人的性生活与正常人相背离。我们可以说，一些“性变恋者”（亦译“性倒错者”，the perverse）似乎在生活中没有两性的差别。只有他们的同性成员才可以引起他们的性愿望，而异性，尤其是其性部位对他们来说并非是性对象，更有甚者还可成为一种令人厌恶的对象。当然，这也隐含着他们完全没有生殖机能。我们把这种人称为同性恋者。这些人时常（而不总是）在其他方面表现较高的智力和伦理发展水平，却成为这一命运偏差的受害者。科学家将他们称为是人类的一个特种——即所谓的“第三性别”（third sex），它与其他两性拥有相同的权利。我们以后或许有机会再来批驳他们的这种观点。当然，他们不是自己喜欢自诩的人类中的“优异者”（elite）；和其他两种不同性别一样，他们中也有很多低劣的和无用的个体。

    无论如何，这类性变恋者以与正常人相似的方式来对待其性对象。但是，我们还遇到一系列的变态者，他们的性行为与一般人所感兴趣的相距甚远。他们的行为方式种类繁多，并且离奇古怪，可以比得上布劳伊格赫尔所画的用来表示圣安东尼的诱惑的各种怪物，或福楼拜所描绘的在他的忏悔者面前所走过一大队衰老的神像和崇拜者。如果要想不使我们的感觉陷入混乱，就需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进行某种整理。因此，我们把它们分成：（1）像同性恋者一样，其性对象已改变；（2）其性目标已改变。第一类包括这样一些人：他们不需要生殖器的接合，以对方的其他器官或部位代替其生殖器（如用嘴或肛门代替阴道），既不管有无妨碍，也不管是否感到可耻。另外一些人虽然仍保持着以性器官为对象，但这并非因为其性机能，而是由于其他一些机能，如性器官因其排泄作用而发挥其性机能。还有些人则完全不以生殖器为对象；身体的其他部位，如妇女的胸部，抑或毛发等却成为情欲的对象。更有甚者，就是身体的部位也无意义，而转向用一件衣物、一只鞋、或一件衬衣来满足其性欲望，这些人就像是拜物教的信徒一样。最后，还有一些人，他们也不再需要性对象，但他们需求采取一种怪异的乃至可怖的方式——他们甚至转向不能反抗的死尸，他们受犯罪暴力的驱使竟以此作为欲望的满足。这种可怖的事情真是太多了！

    第二组性变态者，他的性需要的目标只是正常人的性的引导或预备动作。这些性变态者希望观看他人、抚摩他人或窥视他人的隐秘行动表现，他或者使自己本应隐蔽的身体部位裸露出来，模糊地期望受到对方行动的回报。还有些虐待狂，他们不近人情，其性追求目标是引起对方痛苦。其程度从使对方屈服，直至使其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与虐待狂相反的还有受虐狂者，他们唯一的快乐是忍受各种来自于象征的或现实的所爱对象的屈辱和痛苦。还有另外的情况，在他们身上好几种这样的变态前提条件被统一和交织到一起；最后，我们必须知道以上各组又各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在现实中寻求其性满足，另一种形式是仅在想象中寻求满足，根本不必有现实的对象，而由其幻想来取代。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癫狂的、古怪的、可怖的东西确实构成了这些变态者的性活动。他们自己不仅这样看待它们，而且还认为它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我们必须承认它们在其生活中起到的作用与我们的生活中正常的性满足相同。他们为其付出同样的，并且时常是更为重大的牺牲。我们还可以大概地、细致深入地描绘出这些变态现象究竟在什么地方是基于常态，在什么地方偏离了常态。这里你们还可以再次注意到性活动所有的不适当的特性，而且有时其强度增加到令人厌恶的程度。

    那么，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对这些异常的性满足持何种态度呢？我们要是对它们表示愤怒，并认为没有这些欲望，那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确实，这不是我们想要寻求的东西。我们这里所谈的现象与其他的相类似。如果借口说这些现象是古怪的，不常见的，而对它们置之不理，避而不谈，那是容易被驳倒的。相反，我们处理的是十分常见和普遍的现象。然而，如果这种现象被看作是性本能的变态，我们不必因此使我们对于性生活的观念被它们误导，那么就需要一种严肃的答案。除非我们能够理解这些性的病态形式，并且能够使它们与正常的性生活相协调，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正常的性问题。总之，建立一种完善的理论来说明这些性变态是如何发生的及其和常态的性生活的联系，这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工作。

    我们通过一条信息和两种新的观察来帮助说明这个问题。这条信息应归功于伊凡·布洛赫（1902~1903）。他修正了所有的这些性变态者都是“退化的征兆”的观点，他认为无论从远古到现代，或无论由最原始的到现代文明的哪个民族，都表现出这种性的目标和对象的心理失常，并且这种变态有时也为一般人所容许和认同。这两种新的观察来自于有关神经症的精神分析探索；它们对于我们有关性变态的观点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我曾经说过神经症是性满足的替代，而我要向你们提出的是通过症状的分析证实这种假说将会遇到大量的困难。说实在的，我们应把那些所谓变态的性需要看作是一种性的满足，因为对这种症状的解释时常地迫使我们这样做。同性恋者或性变态者宣称自己与众不同，但当我们知道同性恋冲动总可以在每个单一的神经症中找到，并且大多数的症状又都是这种潜在的变态的表现时，这种宣称就站不住脚了。那些将自己称为同性恋的人只是那些有意识的和最为明显的同性恋者，他们的数目远远少于潜在的同性恋者。然而，我们一定要将这种选择同性为对象看作是日常性生活中的一种变异，并且我们愈来愈认识到其重要性。无疑这并非要混淆明显的同性恋和正常的态度之间的差异，它的实际意义仍然存在，只是其理论价值极大地削弱了。我们甚至发现，一种特殊的不属于移情神经症的疾病——妄想狂（亦译“偏执狂”，paranoia）时常产生于试图抑制其强有力的同性恋冲动。你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一位患者，其强迫行动表现得很像一位男子，即她已与之分居的丈夫；神经症妇女时常以这种方式表现出具有某男子特性的症状。即使实际上这不被看作是同性恋，它也与同性恋的前提条件具有密切的关系。

    正如你们可能已知道的一样，癔症这种神经症可以在身体的各个器官系统产生症状，并因此扰乱其各种机能。分析表明，那些以其他器官来代替生殖器的所谓性变恋冲动都在这些症状中表现出来，因此，这些器官像所替代的性器官一样起作用。癔症的症状实际上可使我们产生这样的观念：身体器官除了它们原来所起到的作用外，还必须被看作具有性（快感）的意义，并且如果性的要求十分强烈，那么其原有的作用便受到干扰。我们发现与性无关的器官表现为癔症症状的大量感觉和冲动都不过是变态性欲的满足。我们也认识到，营养器官和排泄器官多大程度上可成为性兴奋的工具。那么，这里性变恋也表现出同样的情况；只是在性变恋的病例中这很容易见到，而对于癔症，我们则需经由解释症状而绕一大圈的路，因此你们不要将变恋的性冲动看作是与患者的意识有关，而应将它们归于潜意识。

    在强迫性神经症的许多症状中，最为重要的是由于过强的性虐待冲动（因此，其目的是性变态）的压力所引起的那些症状。的确，根据一种强迫性神经症的结构，这些症状主要在于抵御这些欲望，或表达满足与拒绝之间的斗争。但这种满足并非是走捷径的；它成功地在患者的行动中经过迂回曲折而达到其目的，并使患者宁愿自讨苦吃。这种神经症的其他方式，如沮丧等与过分的性行为相对应，这些性行为通常将常态中只属于预备的动作视为性的满足——如窥视、抚摩及探索的欲望等过分的性要求。这里，我们可以对害怕触摸和强迫洗手的重要性做出解释。大部分的强迫行动都可追溯到手淫，它们是变了样的和化了装的手淫。一个熟悉的事实是，手淫尽管是单一的和单纯的活动，但它伴随着各种形式的性幻想。

    我本不难给你们进一步说明性变态和神经症之间的关系，但我认为我讲的已达到了我们的目的。然而，我们必须谨防由于我告诉你们性变态的倾向在症状的解释中十分重要，你们便过分地估计人类的这种倾向的频度和强度。像你们所听到的一样，正常的性满足挫折的结果有可能形成神经症。但是当像这样的一种真正的挫折发生时，性的需要乃使性兴奋转向不正常的方式。你们随后会知道这种发生的方式。但无论如何你们会认识到这种“侧面的”拦阻（正常的性渠道）必将增强性变态冲动的力量，同样，正常的性满足实际上如果没有妨碍，那么性变态冲动的力量必将较弱。另外，在明显的性变态状态中还可看到一种相似的影响。在一些病例中，如果正常的性本能满足由于一时的原因或永久的社会调控受到很大的阻挠，那么就可引起性变态状态。在另一些病例中，性变态的倾向与这些条件无关，我们可以说，它们是某些特殊个体性生活的正常方面。

    至此，你们可能觉得我混淆了正常性生活与性变态者性生活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在解释这种关系。但是，你们必须记住下面的情况。如果真正地增加现实生活中获得正常性满足的困难，或剥夺这种满足，确实能够使那些原先没表现出性变态倾向的人们现在表现出这种倾向，那么，我们必须假定这些人较容易招致性变态；或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说这种性变态必定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这些人身上。

    这使我们得到了我前面给你们提及的第二种新证据。精神分析研究本身也必须关心儿童的性生活，这是因为分析症状而引起的记忆和联想时常可追溯到儿童的早期生活。我们从这些分析中所推知的东西随后可由对儿童的直接观察事实一点一点地证实。而这表明所有这些性变态的倾向植根于童年期，儿童不但有性变态倾向，而且还有性变态的行为，这和他们的未成熟程度相适应——总之，变态的性生活只不过是一种夸大了的被分割成单一冲动的婴儿性生活。

    不论怎样，你们现在可以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性变态，并且能够认识到它们与人类性生活的联系。但是，这种令人吃惊的新发现可能会以引起你们不快的情感为代价。无疑你们首先会倾向于拒绝这一切；否认儿童有所谓的性生活，否认我们的观察事实，否认儿童行为和后来的性变态行为之间有联系的论证。请先让我来解释你们之所以反对的动机，然后再给你们略述观察事实。假定儿童没有性生活（性兴奋、性需要和某种性满足），只是到了12岁至14岁之间突然获得了这种性生活，这是不符合观察的结果的，并且在生物学上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同认为他们生来就没有生殖器，只是到了青春期内才生长出来同样荒谬。青春期所唤醒的是这种生殖机能，这种机能利用已有的生理的和心理的材料来实现其目的。你们犯了混淆性生活和生殖两个概念的错误，而且这样做，你们阻止了自己理解性生活变态和神经症的路径。然而，这种错误不只是有一定倾向性的。更为令人惊奇的是，这个错误的起因在于你们自己都曾是儿童，而在你们的儿童时代，都曾受到教育的影响。社会必须发挥其重要的教育职能来驯服和限制作为生殖机能的性本能，并使其受到与社会旨意认同的个体愿望的支配。这样，社会从事于暂时延缓本能的充分发展，直至儿童在智力上的成熟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为止，因为可教育性实际上是随着性本能的完全侵入而停止的。然而，本能也可能冲毁每一个堤坝，并且将人们辛勤建立的文明作品扫荡一空。驯服工作也是很困难的，其成功有时太小，而有时却又显得过了头。人类社会的基本动机是属于经济的，因为社会的成员如果不工作，社会就不能维持其生活，所以社会必定限制其成员的数目，并使其能力从性活动转向工作。总之，这种原始时代就存在的永久的生存竞争，直到现在我们仍然面对着。

    教育者通过经验认识到，儿童的性意志的陶冶应及早开始，我们应在青春期之前控制儿童的性生活，而不能等到青春期风暴之后进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几乎所有的幼儿性活动都是受到阻止的，并且使儿童感到不快的；人们所树立的一种观念是使儿童的生活化为“无性的”（asexual），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真的相信儿童是无性的，就连科学也将此宣称为其信条。为了避免与其信仰和意图相矛盾，人们从此忽视儿童的性活动，或满足于科学采取的不同看法。儿童是天真无邪的，如果谁以别的方式描绘儿童，那么谁就是一位对人类神圣、温柔情感的无耻的诽谤。

    只有儿童自己才不管这些传统常规。他们完全自发地表现出其动物权利，并且不断地提供证据表明他们还在朝着纯洁的道路前进。十分奇怪的是，那些否认儿童性生活存在的人，却最不愿意放松教育。虽然他们不愿意承认儿童有性生活的存在，但他们却用十分严厉的态度来对待儿童的各种性的表示——他们将其描绘为“儿童的恶作剧”。具有极高理论兴趣的还有：和儿童没有性生活的偏见相矛盾的时期是儿童到五六岁的时候，这时候则正好是大多数人所遗忘了的时期，虽然这段遗忘时期只有通过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召回意识，但它们也有可能在梦中出现。

    我现在来给你们讲一些有关儿童性生活的确实的事实。为了方便起见，让我们同时引入“力比多”（libido）这个概念。和“饥饿”十分类似，我们用“力比多”作为本能自身由此得以显现的力量（这种情况中是性本能，而在饥饿时则为营养本能）。其他的概念，像性“兴奋”和“满足”是无须解释的。你们自己很容易就可看到，婴儿的性活动多成为解释的东西，或者你们可能会以此作为反对的一个理由。这种解释的获得建立在由症状向前追溯的分析诊断基础之上。对于婴儿来说，第一次性冲动似乎和其他重要的生活机能具有密切的关系。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婴儿的主要兴趣指向吸取营养；在儿童吮乳之后入睡的时候，他们表现出的那种舒服的神情和成年人体验到性满足后的神情很相似。这当然还不足以做出推论。但我们可以观察到婴儿是如何地喜欢反复地做吸收营养时的动作，而不是真的需要更多的食物；也就是说，他不是真的受饥饿驱使。我们将此描绘为“享乐性吸吮”（sensual sucking）。而事实上，他这样做使他再次舒服地入睡，这向我们表明享乐吸吮行动本身会给婴儿带来满足。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婴儿不经过吸吮动作就不能入睡。布达佩斯的儿科医生井德纳第一个主张这种动作带有性的意味。那些看管儿童的人，他们虽然并不懂这方面的理论观点，但他们似乎也对吸吮持一种相似的认识。他们都确信吸吮的唯一目的是获得快乐，并把这种动作称为是儿童的“恶作剧”，如果儿童不自动地放弃这种动作，他们就用严厉的方法迫使其取消。这样，我们知道婴儿做出这种动作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快乐。我们认为儿童起初是通过吸取营养体验到了这种快感，但他们不久就学会了将它从所伴随的条件中分离出来。我们可以将这种快乐称为嘴和唇区域的兴奋；我们将身体的这些部分称为“性感带”（erotogenic zones），并认为来自吸吮的快乐具有性意味。当然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讨论这种观点是否全面。

    假如婴儿能够讲话，那么他无疑会表示吸吮母乳的动作在其生活中是最为主要的事情。这是正确的，因为通过这种单一的行动，婴儿可以立刻满足两种具有重大生命意义的需要。因此，我们从精神分析中不无惊奇地知道这种动作在精神上的重要性是如何保留终生的。吸吮乳房是整个性生活的起点，是后来各种性满足的原型，在需要的时候，往往通过幻想来自慰。这种吸吮涉及使母亲的乳房成为首要的性本能对象。至于这首要的对象在以后各种对象的选择上究竟如何重要，它对于其他不同的精神生活究竟如何加以改造、替代并且具有重大的影响，我就不很清楚了。但是，婴儿在其吸吮活动中一旦放弃这种目标对象，他就用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取而代之。他开始吸吮自己的拇指或口舌了。他以这种方式使自己不必求助于外界的事物就会获得快感，并且将其兴奋区域扩大到自己身体的第二种区域，来提高快感的强度。性感带并不能产生同等的快乐；因此，像井德纳医生所指出的，婴儿在感觉周围事物的过程中发现了由其生殖器所提供的特殊的兴奋区域，并由此找到了从吸吮到手淫的途径，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

    在形成有关这种寻求快感的吸吮的看法中，我们已熟悉了有关婴儿性生活的两个要点。婴儿为了满足其主要的机体需要，乃表现出一种自淫（auto—erotically）行为——即在婴儿自己的身体上寻求和发现性对象。这在吸取营养上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某种程度上说，排泄作用也不例外。我们还断定婴儿在其大小便中可以体验到快感，并且他们不久便会故意来做这种动作，希望在这些性感带中引起皮膜兴奋，给他们提供最大可能的满足。然而，正像卢·阿德里安所指出的，外部的压力不允许儿童有追求这种快感的欲望，并对此加以干涉，由此婴儿约略地看到了后来的内外部之间的冲突。婴儿不得随时排泄，只有在他人允许的时候他才可以。为了使他放弃这些快感的源泉，成人告诉他有关大小便的行为都是不适当的，必须保持秘密地进行。在此他初次被迫牺牲这些快乐来换取社会的尊重。开始的时候，他自己对于排泄的态度是明显不同的。他对自己的粪便并不感到厌恶，并把它们看作是自己身体的有价值的部分而不愿遗弃，并想把它们作为他的首要“礼物”，送给他十分敬重的人。甚至是在接受教育的陶冶并放弃了这种倾向之后，他仍然赋予这种粪便以很高的价值，把它们看作是“礼物”和“黄金”，另外，他似乎还把尿看作是值得特别骄傲的东西。

    我知道你们早就想打断我的话了，并声称：“真是胡言乱语！你告诉我们肠的蠕动乃是性满足的源泉，并且是用婴儿来说明的！粪便成了有价值的东西，并且肛门竟成了一种生殖器！我们不相信这一切，但是，我们却因此理解为什么儿科医生和教育家要强烈地反对精神分析及其发现了。”不，先生们。你们只是已忘记了我刚才试图想告诉你们的婴儿性生活的事实和性变态的事实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你们不知道对于大多数成人而言，无论是同性恋和异性恋都一样，他们都曾在性交时真的以肛门来取代阴道的作用呢？并且有许多人终身保留着排泄时的快感，并把它看成是一件要事。而且你们或许也听说过，年龄稍大的而能够谈论这些问题的儿童，谈论自己对大小便是如何地感兴趣，以及看着他人大小便又是怎样的快乐。当然，你们不应经常地吓唬这些儿童，否则，他们会明白对于这个问题他必须保持沉默。对于其他你们不愿相信的事情，我建议你们去看一下分析的发现，以及对有关儿童的直接观察。要知道对于这个问题要不受成见的束缚，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它，那是需要真知灼见的。假如你们发现儿童的性活动和成人的性变态之间的关系令人感到惊奇，我并不引以为憾。它事实上是可以自我证明的：因为儿童除了一直模糊地暗示之外并没有将自己的性生活转化成生殖机能的能力，所以如果说儿童有一种性生活，那么这种性生活就必定是具有变态的性质。另外，摒弃生殖机能是所有性变态的共同特征。在性活动放弃了生殖目的并且把获得快乐作为独立于生殖的目标时，我们把它称为是变态的。正像你们所看到的，性生活发展的转折点在于从属于成为生殖目的。那些未发展到此程度的和不愿从属于这个目的而只以获得快乐为唯一目的的一切性活动，都被赋予“变态”这个不光彩的名字，并为人们所蔑视。

    因此，请允许我回过头来扼要地叙述一下婴儿的性生活。我所讲过的两种器官系统（营养的和排泄的）可对其他各种器官做同样的研究时进行补充。儿童的性生活确实整个由各种本能活动组成，这些本能有的在本人身上寻求满足，有的则在外界对象上寻求满足，并且它们相互独立。在这些器官中，生殖器官不久就占据了优势。有些人从婴儿期一直到青春期或青春后期，不断地手淫，从而获得自身生殖器的快乐满足，而不利用其他生殖器或对象的协助。顺便说一下，手淫这个话题是很难尽述的，因为它需要从许多角度加以讨论。

    尽管我急于缩小这个讨论的范围，但我必须在此给你们讲有关儿童的一些性研究；它们也是儿童性生活的特征，并且对神经症的形成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不能把它们略去不谈。幼儿性研究开始得很早，有时早在3岁之前。它们与性别的区分无关，因为这对于儿童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他们（至少就男孩来说是这样）把男子的生殖器归为两性所共有。如果一个男孩随后发现小妹妹或小女伴的阴户，他会马上否认他的感觉证据，因为他难以想象像自己一样的人竟会没有这个重要的器官。后来，他对呈现于自己面前的事实感到惊恐，并且感觉到了从前对于这个小器官的恐惧，因为他对其小器官怀有浓厚的兴趣，而现在产生一种推迟的效果。他于是处于“阉割情结”（the castration complex）的控制之下，如果他要保持正常，那么这种情结会对其性格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果他得了病，那么这种情结就成为其神经症的原因，而如果他接受分析治疗，这会成为其抗拒的源泉。对于小女孩来说，因为她们缺乏一个大的、可以观察得到的阴茎，我们可以说她们会感到极大的不利，她们于是忌妒男孩拥有这样一个东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们形成一种想要成为男子的愿望——这种愿望随后可再次出现于任何神经症患者身上，假若她们在扮演女性角色中遇到不幸之事的话。再者，在其童年期，女孩的阴蒂和男孩的阴茎起同样的作用：它也是一个特别富于刺激的区域，可用来获得自发的性满足。女孩成为妇人的过程极大地依赖于将这个刺激感受性适时地和完全地由阴蒂过渡到阴道口。所谓性迟钝的妇女，就是阴蒂顽固地保留着这种感受性。

    儿童性兴趣起初产生于婴儿是从何而来的问题——这个问题与斯芬克斯的怪谜所基于的问题相同（希腊神话传说：斯芬克斯为一狮身女怪，她编造了一个谜语，来难倒行人。这个谜语是：“清晨用四足走路，中午用两足走路，晚上用三足走路，这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常来自于对新孩子的到来的自我恐惧。托儿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时常是：小孩是由鹳鸟衔来的。然而，儿童对这句话的怀疑程度则往往在我们的意料之外。儿童感觉到自己受了成人谎言的欺骗，于是就想独自来寻求解决。但是，儿童还不能由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未得到发展的性构造限制了他的知觉能力。他开始假定婴儿来自于人们所吃的某种特殊的食物，他还不知道只有女人才会生孩子。随后，他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并不再认为婴儿来自于吃的食物——尽管这个理论为童话所坚持。在儿童长大一点时，他便注意到其父亲必定在生孩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不知道到底如何起这种作用。如果他偶尔看到父母的性交行为，他即把这看作是男人试图制服女人；或者是一场斗争，并以虐待来错误地理解性交。起初，他并不知道这种活动与生孩子的关系。所以如果他又发现母亲床上或内衣上的血迹，他便把这作为父亲伤害母亲的证据。再往后，到儿童时代的后期，他确信男人的性器官在制造孩子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他还只知道这个器官的唯一机能是排尿。

    儿童起初都认为婴儿的出生是通过肠子进行的；他们肯定认为婴儿的出生就像一团粪便。一直到儿童对肛门区的兴趣完全消退之后，他们才放弃这种理论，然而，他们又代之以另一种假设，认为肚脐或两乳之间的区域为孩子出生之处。儿童以这种方式渐渐地对于性的事实有所认识，或对其无知感到若有所失，他对这些事实不加注意，一直到青春期之前，他所接受的是一种不完全、不真实的解释，而这往往是产生创伤的原因。

    先生们，你们无疑已经听到过，在精神分析中，性的概念被过度地扩充了其目的在于支持精神分析所有关于神经症的性起源和症状的性意义的论点。你们现在可以自己判断这种扩充是否有道理。我们只是将性生活的概念扩充到足以能够将变恋的和儿童的性生活包含于其中。也就是说，我们恢复了它的真实内容。精神分析之外所谓的“性”只限于狭义的性生活，它被称为是常态的，其目的在于生殖。

    第21讲力比多的发展和性的组织

    女士们，先生们：

    我感到我并没有成功地使你们确信性变态对我们的性欲观点的重要性。因此，我将尽可能地对我已说过的话进行修正和补充。

    并非只是因为性变恋现象，才使我们改变性的概念，以致引起人们对我们的激烈反对。有关婴儿性欲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关系更为紧密，而婴儿的性欲与性变恋二者的一致性对我们来说才是决定性的。然而，婴儿性欲的显现尽管在儿童后期是明确的，但其开始时的方式则似乎是难以捉摸的。任何不顾儿童发展历史和其分析情境的人都会否认它们有性的特点，并且认为它们只有其他的模糊不定的特性。你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没有一致的标准来确定一种观察是否有性意味，除非生殖机能可被看作一种标准，而这种标准我们又认为它太狭隘了，必须予以反对。弗利斯所提出的生物学标准，如23天和28天的周期也引起很大争议；我们所假定的性过程的化学特性仍待发现。另外，成人的性变态是确定而明显的。正如其名字已表明的一样，它们是众所周知的、具有确定无疑的性意味。无论它们被称之为退化现象或其他什么，绝没有人敢把它们归为其他的东西，而非性生活现象。只根据这种叙述，我们就可以断定性欲和生殖不是同一回事，因为很明显所有的性变态都拒绝生殖的目的。

    这里我发现一个类似的东西很值得我们注意。对大多数人来说“意识的”（conscious）和“心理的”（psychical）是同样的，我们曾被迫扩充“心理的”概念，并且使其包含非“意识”的东西。同样，一些人声称“性的”即“与生殖有关的”（或你们可以更简单地说“生殖器的”），我们不可避免地假定有非“生殖器的”（与生殖无关）的东西是“性的”。这里只是形式上的相似，但也不无深刻的底蕴。

    但是，如果性变态的存在在这个问题上有如此有力的理由，为什么这么久以来没有人完成这个工作，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真的不能说。我想这与性变态早已成为一个特殊的禁区有关，这甚至影响到理论，并且干扰了科学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人们不会忘记性变态不仅是令人厌恶的，而且是荒唐可怕的——就好像人们觉得它们有一种诱人的力量，并且从根本上击毁那些喜欢它们的人的一种隐秘的妒忌。人们由此联想起著名的讽刺诗Tannhuser中表示谴责的伯爵的自白：

    在爱神身上，良心、义务就这样都被遗忘！

    注意，这种事是与我无关的！

    在现实中，性变态者是个可怜虫，他们不得不为其难以赢得的满足付出代价。

    性变态尽管有奇怪的对象和目标，但它显然是有性意味，因为事实上满足变态愿望的活动，时常到最后可以达到情欲的高峰，乃至于射精。当然这只是有关成人的结果。对于儿童来说，射精和生殖器兴奋是不可能的；尽管它们的位置由暗示替代，但这种替代也不能被看作是性的。

    为了完善我们有关性变态的观点，我们还要补充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虽然为一般人所鄙视，与正常的性活动明显不同，但仔细地思考可以看出正常人的性生活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变态特性。甚至接吻也可看作是一种变态行动，因为它包含着用双方嘴唇上性感带的接触来代替生殖器的接触。然而没有人把它当作变态而加以拒绝；相反，在戏剧表演中，它还被看作是一种美化了的性动作。不过，真正的接吻很容易被转化为完全的变态——也就是说，如果它变得很强烈，那么可直接导致射精和情欲高潮，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们也可能知道，某人触摸和窥视他的对象是性兴奋的独立的前提条件，而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在情欲高潮时，会出现手捏口咬的动作，还有些人的情欲高峰不是由爱恋对象的生殖器引起的，而是由其身体的其他部位引起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们无意将有这种个体特征的人排除到正常人之外，而置于性变态者的队伍之中。相反，我们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性变态的实质不在于性目标的转移，也不在于生殖器的被替代，甚至也不总是在于对象的变换，而仅仅在于以变态的现象为满足，而将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置于一边。至于那些为了准备或增进正常性交的完成而表现出的性变态行为，则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变态。正常和变态的性生活之间的鸿沟当然可由这种事实而大大地缩小。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正常的性生活是由婴儿的性生活演化而成的，这种演化的过程是先去除某些无用的成分，然后把其他成分集合起来，使它们从属于一个新的目标，即生殖目标。

    在我们运用所熟悉的性变态现象再次来研究婴儿生活之前，我必须使你们的注意力转向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变态的性生活通常是十分集中的：它的所有的行动都指向一个目标——通常是单一的目标；一部分本能占据重要的位置，并且要么只有这个本能是可以观察得到的，要么为了它本能的目的而支配着其他的本能。在这一方面，变态和正常的性生活是没有区分的，只是其占优势的组元本能和其性的目标彼此不同而已。人们可能说，它们二者都建立起了富有组织的系统，只是两者统治的力量彼此不同。另外，婴儿的性生活一般缺乏这种集中和组织，它的独立的组元本能具有同等的权利，各走自己获取快乐的路径。当然，就这种集中的缺乏和存在来看，变态和正常的性生活二者都源于婴儿的性生活。还有些变态的性生活与婴儿的性生活极为相似，因为在它们中有无数的组元本能（component instincts）彼此独立地完成（更准确地说是坚持）它们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中，与其说是变态，不如说是性生活的幼稚症。

    这样武装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一种我们当然不能省略的建议。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你们这么固执地把后来性生活赖以发展的童年期的表现根据你们自己的不确定的论据称为是性的呢？为什么你们不满足于只描写它们的生理方面，不满足于只说婴儿早已有了为吸吮而吸吮，或对粪便的依赖等活动，以此向我们表示他在追求“器官快乐”（organ—pleasure）呢？这样，你们就可以避免假定很小的婴儿就具有性生活以致引起人们的反感了。——确实，先生们，我并不反对器官快乐。我知道即使是性交的极度快乐也只是一种与生殖器活动有关的器官快乐。但是，你们能告诉我这种起初都是无足轻重的器官快乐究竟是什么时候才获得后来发展阶段中所拥有的性特点吗？我们对“器官快乐”的认识比对性生活的认识更多吗？你们会回答说在生殖器官起作用时它才获得了其性特点；“性的”与“生殖器的”相对应。你们甚至要拒绝由变态所引起的障碍，向我们指出尽管变态不必依赖于生殖器的接触，但毕竟它更多地是以生殖器来达到性欲顶峰的。如果你们根据变态的存在否定生殖与性的实质特征的关系，并且赋予生殖器活动以适当地位，那么你们就处于强有力的位置来决定什么是“性的”的特性。但是，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就不再有分歧了：它不过是生殖器官和其他器官之间的一个问题罢了。然而，其他器官可以用来代替生殖器官来寻求性的满足的论据很多，如就正常的接吻、淫荡的变态实践，或癔症症状来说，原属于生殖器官的刺激信号，感觉和冲动，乃至于生殖器的勃起等通常可由其他的器官或较远的身体区域所取代——如上至头和脸等。这样，你们看作性的主要特性的东西都不再存在了，于是，你们无疑会像我一样不得不下定决心将所谓“性的”的描述也扩展到童年期的寻求器官快乐的早期活动。

    现在为了进一步合理化，还有其他两点必须请你们思考。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我们把儿童早期所有寻求快感而不十分明确的活动称之为“性的”，因为在分析过程中，我们由症状而得出这种活动，我们所采用的都是无可争辩的性材料。请允许我假定它们自身不必是性的，但请让我用一个类似的例子来说明。假如有两种不同的双子叶植物，像苹果树和豆科植物，我们无法观察其种子发展的经过，但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都能够从充分发展的单个植物回溯其发展过程，直到起初为带有双子叶的种子植物。这双子叶很难辨别，它们在两种例子中十分相似。那么我是否因此可以断定它们最初真的很相似，只是到了后来植物发展时才产生苹果树和豆科植物之间的特殊差异呢？或者是否从生物学的角度更正确地相信这种差异虽然在双子叶里看不出来，但这种差异早已存在于种子植物之中呢？而我们把婴儿寻求快感的活动称作是“性的”，也是出于这个道理。这里我不能讨论是否各种器官快乐都应被称为性的，或除了性的以外是否还有另外的快感不能称为“性的”。对于器官快乐和其决定因素我知道得实在太少；根据一般的回溯分析的特点，如果现在对于最后所得到的东西是不确定的因素，我并不感到吃惊。

    还有一件事，总的来说，你们想要做出的假设——儿童的性纯洁——缺乏论据，即使你们成功地使我相信最好不要以为婴儿的活动具有性意味。因为儿童的性生活从3岁起已确信无疑地表现出来了：大约在这个时候生殖器官已开始萌动，这个时期幼儿开始手淫，或经常地手淫来寻求生殖器官的满足。性生活的心理和社会观察也不容忽视；对象的选择，对特殊人的情感偏好、决策，甚至偏爱某一性别、妒忌等，所有这些都先于并独立于精神分析而为公正的观察事实所确立；并且它们还可得到留心观察幼儿行为表现的任何观察者的证实。你们会反对说你们从来都不怀疑情感的早期觉醒，只是怀疑这种情感是否带有“性的”特点。确实3至8岁的儿童已学会了隐藏这些情感。如果你留心的话，你会收集到足够多的有关这种情感的“性”目的的证据，而你们在此之后还缺乏的东西都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分析探索得以很好的补充。这一生活时期的性目标和我已给你们举过的一些例子中的性的窥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些目标的变态特点依赖于儿童的组织成熟，因为他还没有发现性交的目的。

    从6岁到8岁起，我们可以看到性发展的停滞或退化现象。这种情况是最为有利的文化作用的结果，应当被称为潜伏期。这种潜伏期也可以缺省：这个时期性活动和性兴趣不必完全停止。潜伏期开始之前的大多数经验和心理冲动现在成为幼儿健忘症的牺牲品——这就是幼儿期经验的丧失（我们已讨论过），因此，我们就不能再次回忆起早期的经验了。各种精神分析的任务都是将这种遗忘了的时期召回到记忆之中。我们不能不假定这时期的性生活从开始就为其被遗忘提供了动机——实际上，这种遗忘是一种压抑的结果。

    从3岁起，儿童的性生活和成人的已有很多相同之处。就我们所知，与成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儿童的性生活由于生殖器尚不成熟而缺乏稳定的组织；变态特性的存在；以及整个倾向十分微弱。从理论的观点来看，这种最为有趣的性阶段或我们称之为力比多阶段（libidinal）的发展早于这个时期。这个过程发展得很迅速，我们甚至不能成功地通过直接观察把握其稍纵即逝的情形。只有在精神分析对神经症的探索的帮助下，才有可能辨别清楚更早期的力比多发展情况。这些都是构想，如果你们进行实际的精神分析工作，你们就会发现它们是必要的和有用的构想。你们不久就会知道它是如何得出的，病态的现象时常能够使我们弄清楚那些在正常的情况下容易忽视的情况。

    这样，我现在可以给你们描述确立生殖器的主要地位之前儿童性生活所采取的形式。这在潜伏期之前的幼儿初期就已经有了基础，从青春期开始有了永久的组织。在这种生活早期，有一种松散的可称为“前生殖的”（pregenital）组织存在。在这个阶段处在前面的不是生殖部分的本能，而是虐待狂的和肛欲的本能。这里“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区别尚不起作用。它的位置由“主动的”和“被动的”之间的区别所取代，而这个区别可看作性的“两极性”（polarity）的先驱。我们从生殖器阶段的观点来看时，所有男性的表现容易转变为支配的冲动，并且有时还易于转化为虐待行为。带有被动目标的倾向则多与这个时期很重要的肛欲的性感带有关，窥视和好奇的本能强有力地在起作用；生殖器实际上在性生活中只起排尿的作用。这个阶段的部分本能并不是没有对象，但这些对象不必合成为单一的对象。这个虐待的、肛欲的组织是性器主导阶段的直接先导。深入细致的研究表明，这个组织在后来定型的状态中保存多少，并且研究也表明这些部分本能是被迫通过什么途径而能够在新的性器组织（genital organization）中占据其位置的。在力比多发展的虐待的、肛门的阶段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早的、更为原始的组织阶段，其中嘴这个性感带起主要作用。你们可以猜测到，吸吮的性活动属于这个阶段。古代埃及人的艺术、绘画中的儿童都把手指放在嘴中，包括神圣的贺鲁斯（即埃及的鹰头神）也是如此，他们对人性的理解令人敬佩。最近的阿伯拉罕（1916）也通过例子说明，这种原始的口欲阶段在后来的性生活中依然得到了保存。

    先生们，我可以假定这最后所讲述的性组织与其说是教你们，不如说是为你们设置障碍，这可能是由于我讲得太细的缘故。但你们一定要有耐心。刚才所讲到的内容对你们以后的应用是很有价值的。目前你们应坚信性生活（我们称作力比多机能）不是一经发生就有其最后的形式，也不是按照自己的样子发展起来的，而是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不同阶段。因此，它的发展是重复多次的，正像毛虫变为蝴蝶的情况一样。这个发展的转折点是将所有的性本能组成部分从属于性器的支配，并且使性生活受生殖机能的支配。在此之前，性生活被描绘为错乱——不同的组元本能独立地活动寻求器官快乐。这个无政府状态受到“前性器的”（pregenital）组织的原始的调节——先于虐待、肛欲阶段的或许是更为原始的口欲期。另外，还有许多仍不完全知道的过程。这种过程从一个组织阶段过渡到随后一个更高的阶段。我们随后会知道力比多发展所经过的许多时期对于了解神经症究竟有什么意义。

    现在我们接着谈这种发展的另外一面——即部分性本能与其对象的关系。但我们对这种发展只能做粗略的说明，以便多留些时间来论述它的后果。性本能的一些组成成分，起初具有对象并且坚持不变——例如，支配的本能（施虐狂）和窥视本能。其他的则与身体的某个特殊的性感区具有更为确定的联系，只有它们一开始仍与无性机能的身体部位相联系才有了对象。而当它们从这些机能中分离出来时，才放弃这个对象。这样性本能口欲部分的第一个对象是母亲的乳房，它满足婴儿的营养需要。在为营养而吸吮时这种情爱成分原也可以满足，但在为吸吮而吸吮的动作里则使其独立出来；它放弃了外部的对象，而代之以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口欲本能复为自淫的，这与肛欲以及其他性感本能一开始便为自淫的相类似。简要地说，进一步的发展具有两个目标：（1）放弃自淫，再次以外界的对象取代自己身体。（2）将各种单独本能的对象组合起来，由一单独的对象来取而代之。当然，这只有在目标对象再次为和自己一样的整个的身体时才可获得。除非许多自淫的本能被化为无用的东西放弃，否则这也很难奏效。

    发现对象的进程是相当复杂的，并且至今对此还没有有关的详尽论述。为了我们的目的，可特别地指出以下事实：在青春期之前的童年期，当这一过程在某些方面已完成时，那么所发现的对象几乎与口欲的快感本能由营养而选取的最初的对象是一致的。尽管实际上不是母亲的乳房，但至少可以说是母亲。因此我们称母亲为第一个所爱的对象。因为我们所说的爱着重于性倾向的精神方面，而暂时不管或抛开这种倾向的身体的或“肉体”的本能要求。在儿童以母亲为爱的对象时，他们已开始受到压抑作用的影响，并且开始忘记自己性目标的某一部分。这种以母亲为爱的对象的选择称为“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这在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解释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成为人们反对精神分析的重要原因。

    欧战时发生这样一个故事：在波兰的某个德军前线上，有一位信仰精神分析的医生，他由于有时对病人有出人意料的影响，引起同事们的注意。在人们问及他的时候，他承认自己使用的是精神分析方法，并说他准备将他的知识传授给其同事。这样，军队里的医生、他的同事和他的上级每晚都聚到一起听他讲精神分析。开始的时候，演讲进行得很顺利，但在他讲到俄狄浦斯情结时，一位长官对此表示怀疑，并指责他把这种事讲给为国捐躯的勇士及做父亲的人，不免使人感到低级趣味，这样，他被禁止再进行这种演讲。结果，这位分析家不得不转移到前线的其他部分。然而，如果德国的胜利要求科学以这种方式得到“组织”，这在我看来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并且在这种组织之下，德国的科学也不会繁荣起来。

    你们现在可能急于知道这种可怕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内容。从它的名字就可知其意。你们都知道希腊传说中的俄狄浦斯国王的故事，受命运的决定，他要杀父娶母，他竭尽全力来避免这神谕所预言的命运，但最终当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竟真的犯了这二重大罪，于是深悔不已，自己将双目刺穿来作为惩罚。索福克勒斯将这个故事改编为悲剧，我希望你们大都可以自己体会这个故事的动人之处。这位雅典的剧作家的作品展示了一种方法，即通过长时间巧妙的询问，以及新证据的不断发现，使俄狄浦斯很久以前的习性逐渐暴露出来，这种询问的经过与精神分析的进程具有某种相似之处。在对话中，不明真相的母亲和妻子约尤斯达对这种持续的询问表示反对。她表示有许多人都梦到与其母同居，但这种梦应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则认为不应轻视梦——尤其是许多人都做过的典型的梦。我们坚信约尤斯达所指出的梦与这种传说的怪诞可怕的内容具有密切的联系。

    令人吃惊的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并未引起听众的怒骂——这种反应与那位头脑简单的军医（army doctor）相似，但更有理由。因为它基本上是一种不道德的作品：它描绘某种神力指定某人要犯某种罪过，即使由道德冲动反抗这种犯罪的行动，也都无济于事，最终使个人逃脱社会的法律责任。很容易假设作者想借这个神话故事表示其对上帝和命运的控诉，在对上帝进行批评和表示敌对的欧里庇得斯的手中，很可能确实有这种控诉。但是，对于虔诚的索福克勒斯来说，他绝不会有这种含义。他认为尽管上帝可以预定我们要犯某种罪过，我们也必须顺从其意志，这才称得上是最高的道德，甚至在它助长罪恶时也是如此。我想这种道德不是这个戏剧的要点，而且它对剧本的效果并不产生任何影响。观众并不会因此受到感动；他的反应不在于此，而在于传说本身的神秘意义和内容。他的反应就好像是通过自我分析，他已认识到了自身的俄狄浦斯情结，并且上帝和预兆的意志就是他自己的潜意识的令人高兴的化装物。似乎他被迫记住两个愿望：去除父亲和取代父亲的位置娶母为妻。他又对这两个愿望感到可怖。他明白剧作家的声音就好像在对他说：“在与这些罪恶意图的对抗中，你对你的责任进行抗争和对你所做的一切进行反抗，这些都是徒劳的。你对无法打消这些恶念感到内疚；它们仍然存在于你的潜意识之中。”这其中包含着心理学的真理。即使将自己的邪恶冲动压抑到潜意识中，并且想要随后告诉自己他已不再对它们承担任何责任，但他仍然以罪恶感而意识到这一责任，尽管他并不知道这种罪疚感的基础。

    无疑，俄狄浦斯情结可被看作这种罪疚感的最重要的源泉，神经症患者时常深受磨难。除此之外：我于1913年出版一本名为《图腾与禁忌》的书，书中探索了有关人类宗教和道德的起源问题，我提出一种假设，认为有史以来人类的罪恶感或许来自于俄狄浦斯情结，而这种罪疚感是宗教和道德的起因。我很高兴对此再多说几句，但最好暂时把它搁置一下。一旦人们提到了这个话题，就很难打断；而我们现在必须回到个体心理学上去。

    在潜伏期之前，儿童选择对象的时候，通过直接观察我们可以从中收集到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什么东西呢？很容易看出小男孩想要独占母亲，而感到父亲的存在是个妨碍。他还时常直接地用语言表露自己的情感，答应其母亲长大后要娶她。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与俄狄浦斯情结不能相比，但事实上却足以相比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回事。同一儿童有时也对父亲表示好感，这种观察事实时常使我们迷惑不解，但是，相反［或最好是说“两极性的”（ambivalent）］的情感态度在成人中可引起冲突，但在儿童身上则可以长时期地并行不悖，正像这种情感后来永远彼此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情况一样。你们也许会反对说小男孩的行为来自于自我动机，没有根据说是一种性欲情结，儿童的母亲关心他的所有需要，所以他就想阻止母亲去照顾别的人。这也是事实。但就这种或其他类似的情境来说，自我的兴趣也只是为有关的情欲倾向提供支持而已。小男孩对其母亲可以表现出最为明显的性好奇，他可能坚持晚上睡在母亲旁边，他可能坚持在室内看母亲更衣，甚至可能采取实际的试图诱奸的行动，作为母亲时常看到并笑着叙述这样的情况——所有这一切无疑表明他与母亲之间的性本质联系。我们不能忘记，母亲同样照看小女孩却没有产生同样的结果；同样，父亲对于男孩的照料也常和母亲一样无微不至，但却得不到男孩子对母亲那样的重视。总之，任何批评都无法取消情境中的性偏爱的因素，从儿童的自我兴趣的观点来看，小家伙如果只允许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照料他，那岂不是太过于愚蠢了吗？

    像你们看到的一样，我只描述了男孩与其父母的关系。对于小女孩来说，情况也大致如此：她与父亲产生情感依恋，想要除掉母亲并取而代之，有时还仿效成年妇女的撒娇——这只会使我们感到她可爱，尤其是对于小女孩来说，这使我们忘记潜藏于这种婴儿情境背后的严重后果。我们应指出的是父母自己时常对唤起孩子的俄狄浦斯态度产生决定的影响。因为父母对孩子的宠爱也遵循性别吸引的选择，对于多个儿童来说，父亲对其小女儿表现出明显的偏爱，而母亲则偏爱其小儿子。但是，儿童中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自发本质甚至不可能受这个因素的严重影响。

    在另一个新孩子到来的时候，俄狄浦斯情结被扩大为一种家庭的情结。这使自我的利益受到损害，于是对于接受新的弟弟或妹妹产生一种厌恶之感，并且希望去除他们。一般来说，儿童更容易口头上表达出这种恐惧的情感，而对由父母情结所引起的有关情感则较为隐蔽。如果这种愿望被满足，并且不久这种家庭所不需要的小东西死去了，那么我们从这随后的分析可以发现这种死亡对于儿童来说是一种重要的体验，即使这不必仍然固着于其记忆之中。如果一个儿童因母亲又生了一个孩子而使他处于次要的位置，并开始与母亲相隔离，那么他不会很容易地原谅母亲使自己丧失这个位置的；这时成人才有的被称为痛恨的情感在他心目中引起，并且时常成为一种永久的隔膜的基础。我们已提到过性探索及其所有后果通常和这种关键的经验有关。随着这些弟弟妹妹的成长，这位男孩对于他们的态度会产生十分明显的变化。他可能会把他的妹妹作为爱的对象，从而替代他那不忠实的母亲。如果属于有几个哥哥同时争夺一个小妹妹的情况，那么这种不友好的敌对环境（这对于以后的生活十分重要）在托儿所中就已发生。一个小女孩子可能用她的年长的哥哥作为父亲的替代，因为父亲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对她具有强烈的情感兴趣。或者她可能把小妹妹看作是她幻想为父亲所生的孩子的替代。

    通过对儿童的直接的观察和通过对儿童所保留下来的不受分析影响的有关童年期的清楚的记忆的讨论，你们可以看出这种和其他很多种相类似的事实。从此你们可以推想到儿童在其兄弟姊妹中的排行会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个人的生活史来说，这一点是值得考虑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有关的信息随处可得，你们在回想起科学上对这种阻止亲属乱伦的理论的解释时，难免会哑然失笑了。这方面的发现是无穷尽的。据说性倾向会从同一家庭的异性成员身上转移开去，因为他们从小时起就居住在一起；再者生物学中具有反对纯种繁殖的趋向，所以人们在心理上对乱伦感到可怖。所有这些都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如果确实有一些抵抗乱伦的诱惑的自然障碍，那么法律和风俗便没有必要做出严重惩戒的规定了。事实恰好相反，人们的第一个选择对象通常属于乱伦范围的，男孩以母亲和姐妹为对象；为了避免这种幼稚的倾向得以实现，就需要严厉的阻止。在现在仍然生存的原始民族中，以及在野蛮人中，这种反对乱伦的禁忌甚至比我们所想的更为严厉。赖克（1915~1916）在其最近的著作中说，野蛮人把青春期作为“再生”（rebirth）的代表，而青春期所举行的仪式则表明了男孩已从对母亲的乱伦的依恋中解脱出来，并恢复了对父亲的情感。

    神话会告诉你们，人们对这种乱伦感到恐怖，但却允许上帝这样。你们还可从古代历史中得知与姐妹的乱伦婚姻是统治者们的神圣义务（如在埃及和秘鲁），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则没有这种特权。

    与母亲乱伦是俄狄浦斯的一种罪恶，杀父乃是另一种。而人类的第一个宗教制度，即图腾则禁止这两种大罪。

    让我们现在从对儿童的直接观察转向对成为神经症患者的成人的分析考察。这种分析对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进一步认识有什么帮助呢？这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分析可以证实传说中所描述的所有东西。这些神经症患者自身都是俄狄浦斯，或者说，他们在对这个情结做出反应时都成了哈姆雷特。当然，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发现比起婴儿所有的更为显著而广泛。对父亲的怨恨，杀死他的愿望已不再被胆怯地隐藏起来，对母亲的情感公开承认其目的在于要占有母亲。我们真的应把这些浓厚强烈的情绪冲动归于童年期吗？或者是在分析时无意中引入了一些新因素而使我们受到欺骗了呢？这不难发现。每当有人叙述一件过去的事情时，即使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我们必定认为他不免无意中使过去的时期带有现代和近代的色彩，所以这些过去的事件是不可靠的。在一个神经症病例中，这种由现在解释过去是否是无意图的仍然是个问题；随后，我们将不得不为此寻找理由，而研究整个“追溯往昔的幻想”（retrospective phantasying）问题。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对父亲的怨恨由许多来自于随后的和环境的因素而加强，并且对母亲的性愿望也转化成为儿童十分陌生的形式。但是，通过“追溯往昔的幻想”和后来所引起的动机来寻求解释整个的俄狄浦斯情结，那是徒劳无功的。它的幼时的核心和其或多或少的附属物仍然保持着，这可以通过对儿童的直接观察来证实。

    由分析俄狄浦斯情结所得到的临床事实具有很高的实际意义。我们知道在青春期性本能首次开始全力寻求其满足时，它再次转向过去熟悉的乱伦对象，来发泄其力比多。婴儿的目标对象只是虚弱无力的东西，但它却为青春期选择对象指明了方向。这样，青春期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情绪过程形成，并指向俄狄浦斯情结的方向，或对它表示反抗。然而，由于意识已知道严于防御，所以这些情绪过程还必须大部分都仍然存在于意识之外。从此之后，人类个体不得不使自己致力于摆脱父母束缚的重大任务之中，而且只有在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他才可能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成为社会团体的一员。对于儿子来说，这个任务包括将其力比多愿望不再以母亲为目标，而且转向对真正的外界所爱对象的选择之上，并且如果他仍然敌视父亲，那么他必须尽力和解；如果他无法反抗而一味地顺从，那么他就必须尽力不受控制。这些任务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而且显然很少是以理想的方式得到处理，也就是说在心理上和社会上两方面都是正确的方式。然而，对于神经症来说，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儿子使其整个生活都仍然屈从于父亲的权威之下，并且他不能使其力比多转向外部的性对象。对于女儿来说也是同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俄狄浦斯情结可以被看作是神经症的病因。

    先生们，像你们可以想象的一样，我只粗略地讲述了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大量的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很重要的事实。对于其他的各种变式，或可能的倒退，我就不讲了。对于它的较为遥远的联系，我在此只想做更深一层的提示：它对于文学作品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兰克（1912）的一本很有价值的著作中，他指出各个时期的剧作家多取材于俄狄浦斯和乱伦情结，以及其复式和化装。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远在精神分析产生以前，俄狄浦斯的两种罪恶的愿望就被看作是无法阻止的本能生活的真正表现。在百科全书学派狄德罗的著作《拉摩和侄儿》中，你们可以找到下面一段著名的对话，它由大诗人歌德译成德文：“如果这个小野蛮人（指小孩）自行其是，保持其一切愚蠢的东西，并且在其儿童时代除缺乏理性之外，再加上30岁成人所有的激情，那么他将与父亲搏斗，而与母亲同睡了。”

    还有一些事情，我在此不能不讲俄狄浦斯的母亲并妻子可以用来对梦进行解释。你们还记得我们梦的分析的结果吗？——也就是，构成梦的愿望如何常有性变态和乱伦的意味，或梦者怎么表现出对于最亲爱的人的意外的敌对呢？那时，我们没有解释这些邪恶的冲动的起源。现在你们自己就可以找到。它们是力比多和对象能量贯注（object—cathexes）的分配，它们源于婴儿早期，并且早已在意识生活中被抛弃，但在晚间仍然出现，并且具有一定的作用。然而，由于不仅神经症患者而且每个人都体验过这些性变态、乱伦和杀人的梦，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在正常人都曾经历过性变态的现象和俄狄浦斯情结，不同之处在于由正常人的梦的分析所发现的现象，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表现得更为严重、更为猥亵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讲神经症之前先来讲有关梦的研究的原因之一。

    第22讲有关发展和退化的一些认识：病因学

    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已听过力比多机能要经过长期的发展，然后才可能起到其正常形式的生殖机能。我现在想要把你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个事实在引起神经症中的重要意义。

    我想我们同意一般的病理学理论，假定这种发展涉及两种危险——一是停滞（inhibition）；二是退化（亦译“退行”、“倒退”，regression）。也就是说，根据生物过程的一般变异趋势，并非每一个预备阶段都要经历同样的成功和完全的取代，部分机能可能永远在这些早期阶段被阻止，并且整个的发展就会有某种程度的停滞。

    让我们从其他的知识领域中寻找与这些过程相类似的东西。像人类历史的早期时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一个民族离开他的故乡去寻求一个新的领地，我们可以肯定他们必然不会全部到达那个新的领地。除了一些死亡者外，通常总有一部分移民在中途停下，定居下来，而其他大多数的人则继续向前行进。或者，再如另一个就近的比喻，在高等哺乳动物中，你们都知道雄性的性腺本来深深地位于腹腔之中，而在胚胎的某一发展期中它开始一种运动，这使它们移植于盆腔顶端的皮肤之下。这种迁移运动的结果，我们发现一些雄性个体的这一对器官或其中的一个停留于盆腔之中，或永远滞留于他所必须经过的腹股沟管之中，或者这个腹股沟管在性腺通过之后，本应关闭却仍然打开着。再如，当我是个年轻的学生时，我在布吕克（E. W. Brucke）的指导下，从事我最初的科研工作，我关注于一个很原始的小鱼脊髓的背部神经根的起源。这些神经根的神经纤维由灰色体后角内的大细胞发展而来，这种情形在其他脊椎动物身上已找不到了。但是不久之后我也发现这种神经细胞出现于整个后根的脊髓神经节上的灰色体外，而由此我推断出这个小鱼的神经细胞在通过的路线上，也有许多在中途停留下来。这也可由它们进化的历史看出。但在这种小鱼中，它们移动的整个道路都仍留在后面的细胞来证实。

    如果你们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很容易地发现这些比喻的缺点。因此我直言相告，各个性的冲动的单独部分都可滞留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尽管其他的部分可以到达他们的最终目标。这里你们会认识到每一个冲动都可看作一条溪流；从生命开始时起，就不断地流动着，并且这个流动可以看作不断的运动。你们感到这些观念需要进一步说明才是合理的；但这样做不免会离题太远。进一步讲，我们假定一部分的倾向在其较早阶段中的停滞叫作固着（fixation）或本能的固着。

    这种发展阶段中的第二个危险在于那些已经向前进行的部分也可能很容易地向后退回到早期的发展阶段——我们把这称为退化。如果一种倾向的机能的实施（即获得其目标满足），在其随后的或更高的发展形式中遇到强有力的外界障碍，这种趋向便只有向后转，形成这种退化。我们可以认为固着和退化相互依赖。在其发展道路上固着愈强大，那么其机能也愈容易被外界障碍所征服，并退到那些固着之处；也就是说愈是新近发展的机能，愈难以抵抗发展道路上外界的困难。例如，如果一个迁移中的民族，在其迁移中有大多数人都停留于中途，那么，前进更远一些的人在遇到强有力的敌人或被打败时，很可能会退回到那些中途停留的地方。并且他们在迁移中留到后面的人数愈多，被击败的危险也就愈大。

    你们不应对固着与退化之间的关系置之不理，它对于你们理解神经症十分重要。这会为你们解决神经症是如何引起的问题奠定稳固的基础。我们不久就会讨论神经症的病因学（亦译“病源学”，aetiology）问题。

    现在我们进一步讨论退行问题。在你们学习了有关力比多机能的发展情况之后，你们接下来要学习两种形式的退化：（1）退回到力比多发泄的第一个对象，我们已知道这种对象具有乱伦的本质；（2）使整个性组织退回到更早的阶段。这两种退化形式都会在“移情性神经症”中找到，并且在其机制中起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退回到力比多的第一个乱伦对象这种形式是神经症患者常有的现象。如果还要讨论另一类“自恋性神经症”（the narcissistic neuroses），那么对于力比多的退化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但是，在此我不想多说。这些症状既可以给我们提供尚未讲到的有关力比多机能的其他形式的发展过程的结论，又可以向我们表明与这些过程相对应的新的退化形式。但是首要的，我想应警告你们现在不要混淆退化和压抑作用的区别，并且帮助你们形成一个有关两种过程的关系的一种清晰的观念。你们应记得压抑作用是指一种心理活动本可以成为意识的（也就是说，它本属于前意识系统），但却被改造成为潜意识，从而被推回到潜意识系统之中的过程。我们也可把压抑作用说成是潜意识的心理活动，是在意识阈限之处，受到稽查作用的阻止，而不能进入前意识系统的过程。可见，压抑概念不必涉及性欲，我必须请你们特别注意这一点。它只是一个纯粹的心理过程，我们最好把它称作是“地形学”的过程，我们想说的是，它是指我们所假定的心理区域；或者，如果我们放弃这些简陋的假设，那么我们可以再换一个说法，就是指由有关几种相区分的精神系统所形成的一种心理构造。

    我们所提出的比喻使我们的注意力首次转向这样的事实：我们的退化一词是狭义的，而非广义的用法。如果我们赋予它广义的用法（即从更高的发展阶段回到较低的发展阶段），那么压抑作用也可能被附属于退化概念之下了，因为它也可以被描绘为一种心理活动发展中所有退回到较早或较低阶段的现象。然而，在压抑情况下，这种倒退运动与我们无关，因为在一种精神活动被阻止到更低的潜意识阶段时，我们也从动力的意义上来使用压抑作用。可见压抑作用是一种位置的、动力的概念，而退化作用则是一种纯粹的描述概念。然而，我们前面曾把退化作用与固着作用相提并论，这里的退化作用乃是专指力比多退回到发展的停顿阶段的现象——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本质上与压抑作用完全不同，并且完全独立于它的东西。我们不能将力比多的压抑作用称为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过程，并且我们也不能告诉你们在心理构造中的哪个地方固定它。尽管它对心理生活确实产生最强有力的影响，但它作为主要的因素却仍然是机体的。

    先生们，像这样的讨论容易使人感到乏味，所以，我们转向临床的材料，以便找出实际中的较有意义的东西。你们知道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是两种主要的移情性神经症的代表。就癔症来说，其力比多的退化已到达最初的乱伦性对象，并且这种情况时常发生；但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退回到性的组织的早期阶段。因此，癔症机制中的主要部分由压抑来起作用。如果可以采取大胆地推断来补充这种神经症的已有知识，我可以这样解释其情形：在原初的生殖器统治之下的部分本能，已经联合起来，但这种联合的结果，遭受到来自和意识有关的前意识系统的抵抗。这样，生殖器组织可很好地用于潜意识，但不能以同样的方式用于前意识；而且这种对前意识部分的拒绝引起一种类似于生殖区占优势前的状态。但这在实际上又是十分不同的东西。

    在力比多的两种退化形式中，退回到性组织的前一阶段的那一种更令人感到惊奇。因为这在癔病中是不存在的，还因为我们对于神经症的整个观点，又过分地受到目前有关癔病研究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力比多退化作用远比不上压抑作用重要。如果以后我们在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之外，再增加其他种类的神经症（如自恋神经症）的研究，那么我们现在还要做进一步的扩充和修改。

    相反，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力比多退化到从前虐待的、肛门的组织阶段，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而且决定了症状应有的方式。这时，爱的冲动在发生时被迫将自己化装为施虐狂的冲动。这种强迫观念，即“我想要杀你”，当它摆脱了某些附加而不可省略的成分时，其根本意义则是“我想要享受你的爱！”如果你们进一步想到这个冲动既然又退回到原来的主要对象之上，同时只有最亲爱的人才能满足这个冲动，那么你们可以想象得到患者由这种强迫观念会引起什么样的恐怖，同时这些观念又怎么是他的意识所不能解释的了。但是，压抑在这些神经症的机制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尽管我们的粗略介绍很难证明这种作用。一种没有压抑的退化不会产生神经症，但它会导致性变态现象。由此，你们可以看出压抑对神经症来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过程，并且是它们的最主要的特征。或许我后面有机会告诉你们我们所知道的性变态现象的机制，并且你们会看到这些现象并不像我们揣想的那么简单。

    先生们，我想你们最好将我给你们所讲的有关力比多的固着作用和退化作用的知识看作是探索神经症病因学的准备，至此，我只给你们提供了一条有关的信息：如果人们的力比多满足的可能性被剥夺，那么他们会患神经症（也即我所说的由于“挫折”而引起疾病），而他们的症状正是其挫折满足的一种替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阻止力比多满足的每一挫折都会使人发生神经症，而只不过是说，挫折的因素可以在我们所观察的每一个神经症病例中被辨认出来。这样，像逻辑学家所说的，这个假定是不能翻过来讲的。无疑你们也一定会理解这种假说的意思，它不想揭示神经症病因学的全部秘密，只不过想用来对这样一个重要而不可缺少的条件进行强调而已。

    为了对这个论题做进一步的探索，我们是讨论挫折的本质，还是思考受其影响的人的特殊性格呢？毕竟挫折极少是普遍和绝对存在的。为了进行病因学的探索，影响满足方式的必须恰好是那人所渴望的，而且可能是唯一的满足方式。一般来说，人们可以有许多方法来忍受力比多满足的剥夺，而不至于使其最终发病。首先，我们知道人们能够忍受这种剥夺，而不会受到伤害：尽管他们在忍受渴望时会感到不快，但他们并不会生病。其次，我们必须牢记性本能冲动是有极大的可塑性（plastic），如果我们这样表达的话，它们中的一个可被另一个所取代，一个可以接管另一个的强度；如果一个冲动在实际中受到挫折，那么另一冲动的满足，则可以提供完满的补充。它们彼此相互联系，就像一组装满液体的水管，相互连接成网状；尽管它们都受到生殖器官的原初控制（受控制的条件难以想象得出来），也不免如此。再者，性生活的组元本能和来自于它们的性冲动都可以彼此交换对象——也就是说，都可改换成一种容易获得的对象。而这种彼此变换和迅速接受替代物的能力，当然会对剥夺的结果产生一种强有力的相反的影响。在这些预防因剥夺而致病的过程中，有一种已获得了特殊的文化意义。由于有了这个过程，性冲动就能够放弃从前的部分冲动的满足或生殖的满足目的，而采用一种新的目的。而这个新的目的虽然其起源和第一个目的具有一定的联系，但它已不再被看作是性的，而应被称为是社会的。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升华作用”（sublimation），与一般的估价相适应，我们说过社会的目的置于性的目的（根本上说是利己的）之上。顺便说一下，升华作用只是一个特例，其中性的冲动与其他的非性的冲动相联系。我们以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你们现在可能会感到由于有了这些忍受剥夺的方法，那么剥夺可能已无足轻重了。不然，它仍然是有其致病的力量。这些应对措施从总体上说还是不够的。人们所能承受的力比多不满足的程度毕竟十分有限。力比多的可塑性或自由灵活性并非每一个人都完全具有的。许多人的升华能力是十分微小的，而且即使有升华作用，这种方式也只能使力比多的一部分得到发泄。这些限制中最重要的是力比多的自由灵活性，因为一个人的满足依赖于很少数目的目标对象的获得。你们还记得力比多的不完满发展，有可能使其固着于早期的性组织（实际上大都不能满足）及对象的选择，这些固着的范围很大（有时数目也很多），并且你们可以认识到力比多固着这个第二强有力的因素与挫折结合到一起成为疾病的原因。你们可以概括地认为，在神经症的病因学中，力比多的固着表示内在的成因，而挫折则代表偶然的外在的成因。

    我趁此机会警告你们，不要在没有必要的争论上表明你们的立场。在科学事业中，人们很喜欢选择一部分真理，而把它当作整个的真理，并因为支持这一部分，而对其他的表示蔑视。正是以这种方式，一些学派的观点已从精神分析运动中分裂了出去。一些人承认自我本能而否认性本能，而另一些人则只看到生活现实的影响，而忽视个体以往的生活经验的作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里还有一个未能解决的争论，就是神经症究竟起自于内因呢，还是外因呢？它们究竟是某种身体构造的必然结果呢，还是产生于生活中的某种有害的（创伤）经验呢？更进一步讲，它们来自于力比多的固着（如性构造的其他特点）呢，还是来自于挫折的压力呢？这种困境在我看来正好像下面的一个疑问一样：即小孩是来自于父亲的生殖活动呢，还是产生于母亲的怀孕呢？你们可能会说这两个决定因素都是不可缺少的。神经症的例子虽然与此不尽相同，但都与此很类似。就起因来说，神经症例子可排成一个连续不断的系列，其中有两个因素（性构造和经验，或者力比多的固着和挫折），可以这样表示：如果一个较占优势，那么另一个就按比例而退到不显著的地位。而在这个系列的一端你们肯定可以说出一些极端的例子：这些人由于其力比多的发展与常人有区别，所以不管他们有什么遭遇或何种经验，或者不论他们生活如何地适意，最终总难免会得病。而在这个系列的另一端，还有另一类的极端例子，即生活不给他们造成很多这样那样的负担，那么他们肯定不会得病。对于处于二者之间的情况来说，性构造中的倾向的因素和他们生活中的决定性经验此消彼长混合到一起，如果他们没有经验，那么单靠性的构造不足以形成神经症，同样，如果他们的力比多有正常的构造，那么生活的变化也不足以使他们生病。在这个系列里，我或许某种程度地倾向于性的构造因素，但这依赖于你们究竟选择把神经症疾病的界限扩展到多远而定。

    先生们，我提议我们应将这种系列称为“互补系列”（complemental series），并且我先告诉你们，我们还会有机会来建立其他这种同样的系列。

    力比多依附于特殊的趋向和对象的固执性［我们将这称为力比多的“附着性”（adhesiveness）］，以独立的因素出现，随人而异，其决定因素我们尚不清楚，但其对神经症病因学的意义，我们则当然不能再低估。另外，我们也不应过高估计这种联系的密切程度。因为同样的力比多的附着性发生于正常人的很多种条件之下（不知为何），并且人们发现它是性反常者的决定因素。甚至在精神分析之前人们已经知道（如比纳，1888），在性反常者的记忆中，常清晰地保留着小时候所有的变态本能的趋向或对象选择的印象，后来力比多仍然附着于此，直至终生。这时常不可能解释这种印象对力比多为何能有这种强烈的吸引力。我想描述一个我亲自看到过的例子。

    这个男子至今对于女人的生殖器及其他一切诱惑都无动于衷，但是，他对于穿某种特殊形式鞋的脚却具有难以遏制的性兴奋。他回忆起6岁时的一件事，这造成了他力比多的固着。那时他正坐在保姆旁的凳子上，跟保姆读英文。保姆是位年长的、干瘦的、相貌平常的老处女，眼睛是深蓝色的，塌鼻而向上仰。那天她因一只脚受伤而穿呢绒拖鞋，她把脚放到软垫上时，腿部十分得体地隐而不露。而到了青春期的他偷偷地尝试了正常的性行为之后，只有那种类于保姆的瘦削而且有力的脚才成为他唯一的性对象。如果与这种脚有关的其他特点能使他联想起那英国的保姆，他会深深地被吸引。然而，这种性的固着不会使他成为一位神经症患者，但可以使他成为性变态者——我们将此称为脚的崇拜者（foot—fetishist）。由此，你们可以看出尽管力比多的过分的未成熟的固着是神经症的必不可缺少的条件，但其影响远远地超出神经症的范围之外；但是这个决定因素本身也不一定致病，这正如我们已谈论过的挫折一样。

    这样，神经症的起因问题似乎变得更为复杂了。实际上，精神分析的探索使我们认识到一个新的因素，这在我们的病因系列中尚未讨论过，而在那些由于突然患神经症从而失去健康的人们身上才最易于显示出它的存在。在这些人身上，我们时常发现充满愿望的冲动（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精神冲突）之间争斗的迹象。其人格的一部分拥护某种愿望，而另一部分则反对它们。如果没有这种冲突，就没有神经症存在。这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你们知道，我们的心理生活中时常有这种有待解决的冲突存在。因此，如果这种冲突要成为病因，无疑必须满足一些特殊的条件。我们必定要问这些条件是什么，这些病因冲突在什么心理力量之间起作用，以及这种冲突和其他的起因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希望能就这些问题给你们以适当的回答，即使这种回答可能十分地简略，这种冲突由挫折引起，因为力比多得不到满足就会转向寻求其他的对象和途径。冲突的必要前提条件是，这些其他的对象和途径在部分人格中引起了不快，以至于施加了某种限制，使新的满足不可能实现。这便是症状的形成的出发点，我们随后再谈这个问题。然而力比多趋势受到阻止，它便成功地沿某种迂回的道路前进，而要打破这个阻力，还得采取各种化装的方式。这种迂回的道路是指症状的形成；这些症状是新的或替代的满足，由于挫折的事实，它已变得十分必要。

    精神冲突（psychical conflict）的意义可以适当地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示，即外部的挫折必须辅之以内部的挫折才能致病。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在与内在的挫折与不同的途径和对象相联系。外在挫折去除满足的一种可能性，并且内在的挫折又取消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而正是这两种可能性使冲突爆发。我以这种方式表示，是因为有一种秘密的内涵在其中。它隐含着内部的障碍在人类发展的史前时期来源于真正的外部障碍。

    但是反对力比多趋势的力量来自哪里呢？致病的另一组冲突是什么呢？一般来说，这些力量是非性本能力量。我们将它们归结到一起就是“自我本能”（ego instincts）。对移情神经症的精神分析使我们还难以对这些本能做进一步的研究；至多我们从患者反抗分析中粗略地知道这些本能的性质。这样，致病的冲突在于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冲突。在许多的病例中，似乎在不同的纯粹的性趋向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冲突。但这实质上是一回事。因为在两个相冲突的性趋向中，我们可以说其中的一个为“自我调谐”（ego—syntonic），而另一个则引起“自我防御”（ego’s defence）。因此，在自我和性欲之间仍存在着一种冲突。

    先生们，当精神分析宣称一些心理事件是性本能的产物时，学者们都再三愤怒地提出抗议，以为精神生活中不仅仅是有性的本能和兴趣，还必定有其他的本能和兴趣存在，我们不能认为一切事件都来源于性等等。而人们如果发现自己曾以某种方式与其反对者达成一致意见，那也是令人十分愉快的。精神分析从未忘记也有非性的本能力量存在。这基于性本能和自我本能的清楚区分，无论受到他人怎样的反对，它能坚持的是神经症起源于自我和性欲之间的矛盾，而非性欲本身。精神分析虽然研究性本能在疾病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但它从来都未否认自我本能的存在或重要性。只是精神分析始于对性本能的关心，因为移情性神经症使本能最易于研究，并且精神分析必须研究其他人所忽略的问题。

    事实上精神分析也并非不关注人格的非性部分。从自我和性欲的区别来看，自我本能的发展有赖于力比多的发展，并且对力比多的发展也具有很大的影响。然而，我们对自我发展的熟悉程度远不及对力比多发展的了解，因为我们只有通过对自恋神经症的研究才能对自我的结构有所认识。而在我们之前，费伦齐（1913）也曾试图从理论上来构建有关自我发展的阶段，并且至少有两点为我们判断这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不相信一个人的力比多兴趣一开始就对立于自我保存的兴趣；相反，每个阶段的自我都力图与性组织的相应阶段互相协调而寻求适应。力比多发展的一系列不同阶段可能遵循一个规定的程序。但也不能反对这样的可能性，即这种事件的过程可能受到自我的影响，并且我们可以预料这两种发展阶段（即自我和力比多发展阶段）之间有某种平行或相对应的关系；确实这种适应的扰乱可能提供一种致病的因素。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果力比多在发展中强烈地固着于一个较早的阶段，那么自我会如何表现呢？自我可能接受这种固着，并且随后造成性变态的或幼稚的现象；然而，它也有可能对这种固着采取蔑视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在力比多经历一种固着的地方会体验到一种压抑。

    这样，我们在神经症的病因学中发展了第三个因素，即冲突的倾向（tendency to conflict），它依赖于自我的发展，同样也依赖于力比多的发展。可见，我们对神经症起因的认识就更为完善了。首先，最为一般的前提条件是挫折；其次，迫使神经症朝某一特殊的方向发展的力比多固着作用；第三，冲突的倾向，它来自于反对这些力比多冲动的自我发展。那么这种情况并非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神秘而难以理解。然而事实上我们将会发现我们尚未完成这方面的工作。还有一些新的东西要增加，并且还有一些已熟悉的东西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为了给你们证明自我发展对于冲突的趋势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神经症的形成，想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例子虽然出于想象，但并非就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将这个例子［根据内斯特罗的一个滑稽剧名称，称为《楼上楼下》（In the Basement and on the First Floor）］。假如有管家住在楼下，而富有的主人住在楼上，他们都有自己的孩子，假定主人允许其小女孩与管家的小女孩在一起自由玩耍，并不对她们进行任何监视。那么，她们的游戏很可能是“顽皮的”，也就是说常带有性的意味；她们可能将自己装扮成父亲和母亲，相互窥视对方的大小便或者换衣服的动作，相互刺激生殖器官等。管家的小女儿或许会扮演诱惑人的女人的角色，虽然她只有五六岁，但已知道了很多有关性方面的事情。尽管这些游戏的动作通常时间很短，但足以引起这两个小女孩的性兴奋，而在她们的这种游戏整个地停止之后，这种冲动随后表现为多年的手淫行为。虽然她们的经历相同，但其结果却具有明显的差异。管家的女儿或许将继续其手淫行为，一直到月经期开始为止，她那时会毫无困难地终止手淫行为。几年之后，她或许会找到一位爱人，生一个小孩，她将从事这种或那种职业，并有可能成为一位著名的演员，以一位贵妇人的身份终其一生。当然，她也可能整个一生都默默无闻，但无论如何，她肯定不会因其未成熟时期的性生活而受到伤害，她不仅不会有神经症，而且还能够过上舒服的生活。然而，那位主人的女儿则可能大为不同。她很快在孩子时就会体验到罪恶之感；不久，她就想努力摆脱手淫的满足，但其心中总不免有郁闷之感；而到年纪大一点对性交有所认识时，不禁会产生一种难以形容的厌恶感并且宁愿自己仍然是无知的。现在她可能会屈服于手淫的难以抵制的压力，不过她不愿意将此告诉他人。而在她可施展其对男子的女性魅力时，神经症会突然爆发，使她逃脱结婚和对生活的希望。如果在此之后，一种分析成功地使她对其神经症有所认识，那么就会发现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的、理想的女子，其性冲动受到了完全的压抑；然而，这些潜意识仍然与她和童年时的朋友之间的邪恶体验有联系。

    尽管这两个女孩具有同样的经历，但她们的生活却明显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她们中的一个女孩的自我经历了一种发展，而另一个女孩则没有。性活动似乎对于管家的女子来说，无论是在其幼小时或年长时，都是自然而无害的。主人的女儿受教育的深刻影响并接受了教育的要求。通过这种教育，她的自我建构起一种女性的纯洁和寡欲的理想，而这种理想与其性活动难以并存。她的理智教育减少了她对女性角色的兴趣，而这种女性角色正是她应尽的义务。由于她的自我得到这种高度的道德和理智的发展，她陷入与其性欲需要的冲突之中。

    我再讲一下有关自我发展的另一个方面，这不仅是因为我看到一些更为远大的目标，而且还因为由此可以证明我们所确定的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严格而不易理解的界限是有其相当的道理的。在形成我们的有关两个发展过程（自我和力比多的发展）的判断时，我们必须强调以前所疏忽的一个方面。因为从根本上说它们两者都是由于遗传，都是整个人类在远古及史前的进化的缩影。在力比多发展的情况中，我敢说这种种系发生的（phylogenetic）起源是显而易见的。请考虑有些动物的生殖器与嘴有密切的关系，而另一些动物的生殖器则与排泄器官难以区分，还有一些动物的生殖器则与其运动器官有关——所有这些你们可以参考波尔希的名著（1911~1913）所描写的这些十分有趣的事实。在动物中，令人吃惊的是人们可以发现很多种性组织的变态现象。然而在人类中，这种种系发生的观点则不很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属于遗传性质的东西要重新在个体发展中获得，或许是因为原先引起这种获得的条件，现在仍然存在，并且不断地对每一个体产生影响。我想说的是后来又产生一种新的反应，而现在则引起一种倾向。除此之外，无疑那种既定的发展过程，可能由新近的外在影响在各个个体中引起混乱和变动。但我们已知道至今仍使人类不得不有这种发展，并能维持不变的力量，这还是现实的挫折，如果我们要给它一个真正的名称的话，可称为生存需要的压力——即必要性（necessity）。它是一位严厉的教育者，并且教会了我们许多事情。神经症则成为这种教育所带来的恶果，但所有的教育都有这样一种冒险。这种有关生活的必要性的理论不必削弱“内在发展趋势”（internal development trends）的重要性，如果这种趋势存在的话。

    现在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实，性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在面对现实的必要性时其表现方式不同。自我保存本能以及有关的东西比较易于教育：它们很早就学会遵照必要性的旨意，并且使其发展与现实的教导相适应。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式获得所需要的目标对象；如果没有这些对象，个体不免会死亡。性本能则难以教育，因为起初它们不需要对象，它们既像是寄生于他种生理机能之上，又好像可以自身获得满足。它们最初本不受现实必要性的教育影响，就大多数人来说，在其整个一生的某些方面，其性本能保持这种自愿的特点；并且不受影响（我们称为“非理性的”）。再者，一般来说，年轻女人的可教育性在其性需要达到最为强烈的时候已告结束。教育者知道这一点并且知道如何应付；但精神分析的发展或许也可以把教育的重心移到儿童的早期阶段，从婴儿开始。小东西时常在四五岁时机能已完善，之后只不过是渐渐地显现其已有的禀赋而已。

    为了理解这种我们指出的两组机能间的不同的完整意义，我们要回过头来；并且介绍一种值得被描绘为“经济的”思考。这将我们引向一个重要的，但是也不幸是最不易明白的精神分析部分。我们可能会问：我们的心理器官的工作是否有一个主要的目的？我们可以做第一个近似的回答是这个目的指向快乐的获得。似乎我们的整个心理活动都是趋乐避苦的——也就是自发地受快乐原则（the pleasure principle）的调节。我们想要知道的就是什么样的条件可引起快乐，什么样的条件可带来痛苦，而这种知识正是我们所缺乏的。我们只能冒险地这样说：心理器官内刺激量的减少、降低或消灭，可引起快乐；而刺激量的增高，可带来痛苦。人类可获得的最强烈的快乐是完成性行为的快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种快乐的过程与心理兴奋或能量的量有关，所以我们将这种考虑称为“经济的”。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描绘心理器官的任务和成就，还可以用更为普遍的方式，而非强调快乐获得的方式来描绘。我们可以说心理器官是用来掌握和处理从外部和内部附加于本身之上的刺激量和兴奋量的。很显然性本能从其发展的开始到其结束都是趋向于获得快乐；它们毫不改变地保持其原始的机能。其他的本能，自我本能，一开始也具有同样的目标。但在必要性的影响之下，它们不久学会用其他的原则来代替快乐原则。它们知道避免痛苦的任务与追求快乐的任务同样重要。这样，自我发现有时不得不舍弃直接的满足，延缓满足的享受，忍受某些痛苦，甚至被迫放弃某种快乐的源泉。受过这种教育的自我成为“理性的”，它不再让自己受快乐原则的支配，而是遵循现实原则（the reality principle），现实原则最终也是在追求获得快乐，但是这种快乐通过现实来实现，尽管这种快乐被延迟并被减小。

    从快乐原则转化为现实原则是自我发展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进步。我们已经知道性本能后来也很不情愿地进入这个发展阶段，并且我们后面会听到，人的性生活的满足是因为有了与外界现实的联系。现在在结论中还可以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一点，如果人的自我具有像力比多一样的发展过程，那么你们在听说也有所谓的“自我的退化作用”（regressions of the ego）时，就不会感到吃惊了，而且你们也会急于知道自我退回到发展的早期阶段在神经症中究竟起什么作用。

    第23讲症状形成的途径

    女士们，先生们：

    对于外行而言，症状构成疾病的实质，并且疾病的治疗在于消除症状。医师们将疾病与症状严加区分，并认为症状的去除并不意味着疾病的治愈。但是在症状消除以后，所余下的唯一可捉摸的东西是形成新症状的能力。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暂时采纳外行人的立场，并假定揭示了症状，就相当于理解了疾病。

    症状（symptoms）——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当然是精神的（或心因性的）症状和心理疾病——对于患者的整个生命来说是有害的或者至少是无益的；患者时常抱怨症状的可恶和给他们带来的痛苦。症状的主要伤害在于它本身所带来的心理消耗，以及对抗症状的进一步的消耗。在症状广泛地形成的地方，这两种消耗可能产生大大地削弱患者的心理能量的结果，以致患者难以应付自己生活中的重要任务。由于这种结果主要依赖于所消耗的能量的数量，你们很容易发现“患病”实质上是一个实用的概念。但是，如果你们从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不顾这个数量问题，那么你们可能会说我们“都”有病——即神经症——因为形成症状的前提条件在正常人身上也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知道，神经症的症状是一种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来自于一种新的满足力比多的方法。两种相互抵抗的力量在这种症状中再次相遇，并且由所构成的症状的妥协而相互调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症状是如此的具有对抗性：它由双方所支持。我们也知道彼此冲突的一方是未满足的力比多，它正由现实所压抑，并且现在它必须寻求其他的满足途径。如果现实是毫不留情的，尽管力比多易于选择某一对象来代替被拒绝的那个对象，那么最终它将被迫选择倒退的途径，而努力在一种以前曾经克服过的组织或已被放弃了的对象中获得满足。于是，力比多通过固着而被引向倒退的途径，力比多在其以前发展中曾经历过这种固着。

    性变态的途径和神经症的途径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如果这些倒退作用不引起来自自我的反对，那么也不会有任何神经症产生；力比多也将得到一些真实的满足，尽管这种满足不再是正常的。但如果自我不仅控制意识，而且要统治动作的神经支配和心理需求的实现，假若自我不同意这些倒退，那么冲突将继续发生。力比多既被阻止，它必定试图逃避某些方向，与快乐原则的需求相适应，从而可以找到发泄其精神能量的途径。它必定避开自我。这种逃避由其发展道路上曾经历过的固着所提供，要进入这种固着，现在需要通过倒退来实现。自我本身在过去曾通过压抑作用来防止这种固着。通过退回这些被压抑的“位置”（position）的发泄，力比多已摆脱于自我及其法则，并且还同时抛弃了以前在自我的影响之下所已获得的一切教育。只要力比多得到满足便易于控制；但在内外挫折的双重压力之下，力比多变得难以驾驭，而停留于以往美好的时光之中。这就是力比多根本的难以改变的特性。这对通过发泄改变其能量的想法属于潜意识系统，并且从属于这个系统所特有的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过程。这样看来其建立的条件与梦的形成的条件十分相似。梦是在潜意识中完成的，并且是一种潜意识充满愿望的幻觉的实现。它与一部分意识（或前意识）活动相对立，这种活动起稽查作用，并且只允许一种和解方式的显梦形成。同样，潜意识中力比多所代表的东西不得不认真对待前意识自我的力量。自我追求中所已产生的对力比多的反抗以一种“反贯注”（anticathexis）出现，并且迫使力比多选择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可同时成为反对本身的一种表现。这样，症状出现，成为潜意识的力比多的愿望实现的一种多重歪曲的满足和一种完全相互矛盾的两种意义的巧妙选择的混合。而就最后一点来说，在梦的形成和症状的形成之间存在着不同。因为在梦的形成中，前意识目的只关心保全睡眠，不让任何东西打扰它，使它进入意识；它对于潜意识愿望冲动决不高喊：“不！相反！”它可能更为缓和，因为某人睡眠的情境没有什么危险性。睡眠状态本身就足以使欲望不能成为现实。

    你们应明白冲突条件之下的力比多的逃避由于固着的存在而成为可能。这些固着的倒退的发泄会巧妙地避开压抑作用，并导致力比多的释放（或满足），它从属于观察得到的一种和解条件。通过这种迂回曲折的道路，即通过潜意识和过去的固着，力比多最终成功地获得一种真正的满足——尽管这种满足极其有限，微乎其微。我想对这个结论再补充两点：第一，我想要你们注意，一方面力比多和潜意识，另一方面自我意识和现实，是多么紧密地交织到一起，尽管起初它们之间并没有这种联系。第二，我想要你们记住，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及随后要讲的东西只与癔症神经症中症状的形成有关。

    那么，力比多为了冲破压抑究竟在哪里找到其所需要的固着呢？在婴儿的性活动和性经验里，在被遗弃的部分倾向里和童年期已被放弃了的对象里。力比多在这些地方得以发泄。这种童年期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在此期间儿童先天获得的本能倾向首次显现；另一方面，他的其他本能首次被外在的印象和偶然的经验所唤醒和激活。我想，无疑我们做出这种双重的区分是合理的。我们本不否认先天倾向的表达；但分析的经验实际上迫使我们假定，童年期纯粹偶然的经验能够导致力比多在此之后的固着。对于这一点来说也不存在任何理论上的困难。无疑，天赋素质也是过去祖先经验的遗产；它们也是从前所获得的，没有这种获得，就没有遗传。像这种获得的特性本可以传递给后代，怎么能认为到了后代就会完全消失呢？婴儿经验的意义不应完全被忽略，比照被试祖先的经验和他自己成熟的经验，人们喜欢忽视婴儿的经验；其实恰恰相反，儿童期的经验需要特别的注意。由于它们发生于个体没有完全发展的时期，更容易产生重大的效果，罗克斯和其他人对发展机制的研究已表明：用针刺入一个在分裂的胚胎细胞团，就可以使其发展受到严重的干扰。然而，同样的损伤则对幼体的或完全成长的动物就不会有损害。

    这样，我们把成人的力比多固着引入了神经症的病因公式，代表构成的因素。现在为了我们的目的，还可以进一步分成两部分：即遗传继承的素质和儿童早期获得的素质，像我们知道的一样，学生们易于接受表格式的记载。所以，现在我将这种列表总结如下：

    这种遗传的性组织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素质倾向，根据其侧重点的不同，有时为一部分冲动或另一部分冲动。有时只有一种，有时则联合成其他的，分别以特殊的力量得到遗传。性组织再次形成，当幼儿期的经验因素一道成为一种“互补系列”（complemental series），它与我们起初所知道的素质倾向和成人的偶然的经验之间的关系十分相似，在这两种系列中，我们可以找到同样极端的例子和所涉及的两种因素之间的同样关系。而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最为显著的力比多退行（性组织较早阶段所产生的东西）是否不由遗传的体质因素所优先决定。但最好先将这个问题的答案暂时搁置起来，到我们讨论了更广泛范围中的神经症形式之后，再来回答。

    让我们现在考虑这样的现实：分析研究表明，神经症患者的力比多与他们幼年的性经验有关。这样看来，这些经验在成人的生活和疾病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就分析治疗工作来论，这种重要性丝毫没有降低。但从另一种观点来看，我们不难认识到这一点时常有被误解的危险。这种误解会使我们完全根据神经症的情境来对生命进行观察，我们如果一想到力比多是在抛开其新的地位后，才倒退到幼儿经验的，那么幼儿的经验的重要性便被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这些力比多的经验在其发生时一点也不重要，其重要性只不过是由后来的退化作用而获得的，你们要记住我们在讨论俄狄浦斯情结时曾考虑过一种相似的两者选一问题。

    我们再次很容易地可以得出结论。幼儿经验的力比多发泄（并因此具有致病的意义）已极大地由力比多的退化作用增强，这个假设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只以此作为决定的因素，也可能导致误会。其他的思考也必须受到重视。

    首先，观察显示，幼年的经验肯定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这在童年期可以找到很多证据。事实上，儿童也常具有神经症，在这种神经症中，时间上的倒置成分必定极大地减少，或一点也不存在，因为神经症往往紧随创伤性的经验之后发生。对婴儿的神经症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避免误解成人的神经症的危险，这就好像是我们可使用儿童的梦来解释成人的梦一样。儿童的神经症十分常见，甚至比我们时常所推想的更为经常发生。儿童的神经症常被忽视，人们常把它看作是恶劣或顽皮儿童的表现，并且，时常用抚育者的权威来制服它；但通过回想，它们时常可以很容易地被识别。它们通常以焦虑性癔症（anxiety hysteria）的形式出现。我们后面将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一种神经症在个体后期的生活中爆发，分析的结果往往认为这种病是幼小时期神经症的直接延续，只是幼时它可能以具体而隐微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已。前面已经谈过，许多例子表明，童年期神经症的这些迹象会不间断地成为终生的疾患。对于少数的病例来说，我们固然可以在童年期分析这些儿童的神经症（在它们实际出现时），但对于大多情况来说，我们不得不由成年得病的人而推测他童年期的神经症，只是为了避免错误，在推测时应特别慎重。

    第二，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童年期没有什么可以吸引力比多的东西，那么力比多如此经常地退回到儿童时期这一点就很令人费解。只有在我们假定发展的某阶段上的固着具有一定量的力比多能量时，这种固着才具有意义。最后，我可以给你们指出，在婴儿以及后来的经验强度与病源上的重要性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关系。这和前面所讨论的两个系列之间的关系很相似。对于有些病例来说，病因全在于儿童时期的性经验；这些经验往往具有一种创伤性的效果，只要辅之以一般的性的组织和不成熟的发展，就足以引起疾病。还有些病例，发病的原因主要在于后来所发生的矛盾冲突，之所以分析侧重于儿童期的经验，似乎仅仅是因为倒退作用的结果。这样，我们具有两种极端的情况：即“发展的阻止”和“退化作用”，并且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两种因素间的不同程度的合作。

    这些因素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具有某种意义，如果教育能及时地干预儿童的性发展，就可以防止神经症的发生。只要一个人关注于幼儿的性经验，他就必定会假定只要性的发展被延缓，并且使其避免这种经验，那么他就算尽了最大努力来预防神经性疾病了。然而，我们也知道，神经症起因的前提条件是复杂的，如果我们只考虑单一的因素，一般是难以对它产生影响的。对年轻人进行严格的保护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对于组织因素来说是无能为力的。除此之外，它比教育者想象的更难以执行，并且它可能会带来两个新的不容低估的危险：其一是，控制得过于严密——它会造成过分的性压抑，并造成有害的结果；其二是，使儿童在对青春期产生的性需求毫无抗拒力的情况下步入生活。这样，在童年期就开始预防神经症的工作是否有利，或者一种改变了的对现实情境的态度是否奏效，这些都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疑问。

    让我们现在回到症状上来。症状可使患者产生一种替代满足，满足的方式是使力比多退回到过去的生活，因为它和倒退是紧密地相联系的，也就是退回到有关对象选择或性组织的较早阶段。前面我们已谈过，神经症患者难以摆脱过去生活中的某一时期，现在我们才明白这个过去的时间其实正是他的力比多得到满足并感到快乐的时期。患者回顾过去的生活史，不断地追求这一时期，他往往只依靠记忆或想象的帮助，来努力回复到哺乳时期。症状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那种早期婴儿获得满足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因冲突而带来的检查作用而不得不进行化装，或者尽管它也常常转化为一种痛苦的感觉，并且包含有致病经验的成分。症状所带来的这种满足具有许多奇怪的东西。

    我们可能忽略这种事实：患者不但认识不到这种满足，反而深以为苦，并且抱怨这种满足。这种转化是心理冲突的一种机能，这种冲突正是处于症状形成的压力之下。从前对患者来说是一种满足的东西，现在却引起他的抵抗或厌恶。我们很熟悉这一心理变化的平常而有启发的模式。一个儿童原本是从母亲的乳房吸吮乳汁，但在几年之后，却对喝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厌恶感，这种感觉经过训练也难以消失；如果这种乳汁或他种含有乳汁的液体表面形成了一层薄膜，这种厌恶会增强为恶心。或许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这层薄膜使他记起了从前他曾十分喜爱的母亲的乳房。而且，在两种情境之间，存在着带有创伤效果的断奶经验。

    还有一些东西使我们对于作为力比多满足方法的症状感到奇怪而难以理解。症状中出现的没有一事是我们日常视为满足的东西。症状大都无视对象，并因此而放弃了与外部现实的联系。我们知道这是放弃了现实原则而退回到快乐原则的结果。但这实质上也就是退回到了一种扩大了的自淫，即一种最早时期用来满足性本能的方法。这些替代通过被试自身的改变而代替对外部世界的改变，他们用内在的行为来取代外部的，用适应来取代行动——从物种史的观点来看，这又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倒退作用。如果我们把它与分析研究症状形成所发现的一种新的因素联合起来考虑，这一点就可能更为清楚了。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记住，与梦的形成一样，症状的形成有同样的潜意识过程在起作用，也就是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和梦相同，症状也表示一种幼稚的满足；但是，由于极端的压缩，这个满足可以转化为一种单独的感觉或冲动；或由于多重的移置，这个满足可由整个力比多情结而转化为一小段的细节。那么，我们在症状中难以看出力比多满足就不足为怪了，尽管我们时常毫不费力地就可以认识到这种症状的存在。

    我前面已告诉过你们，我们还有一些新的东西要学习，这个东西确实令人感到惊奇。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通过对症状的分析，我们已获得了有关幼儿经验的知识，力比多固着于这种经验，并且症状也来自于这种经验。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幼儿经验并不总是真实的。确实，它们在大多数病例中是不真实的，并且在一些例子中它们正好与历史事实相反。像你们所看到的一样，这些发现和其他的一切事实相比，更易于使我们得出这种结果的分析过程，或对整个神经症的分析和了解所依赖的患者本身产生怀疑。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更为令人大惑不解的事情。如果通过分析而得出的幼儿的经验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会感到我们有了稳固的基础；如果它们都是患者虚构的和幻想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这种不可靠的论据，而另寻出路。但是，这两者都不是真实的情况：就我们所知道的通过在分析中回忆而得出的幼儿时期的经验来说，有些属于虚构的，有些却确实可靠；对于大多数病例来说，分析所得的东西都是真假相混的。有时，症状代表真实发生的事件，我们可以将这些事件归于对力比多的固着的影响，并且有时它们代表患者的幻想，这种幻想当然不适于起病因作用。这里很难找出一条妥善的办法。或许，我们可以在下述的类似的事实中找到出路——即人们在记忆中所常保存着的有关童年期的模糊记忆，同样也可能是伪造的，或者至少可以是真假相混的；而其中的错误之处是易于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至少可以确信，对这种出人意料的失望承担责任的，某种程度上要归于患者，而非分析者。

    在一些反省之后，我们将会很容易地理解这个问题的令人惊奇之处究竟是什么。它是对现实的低估，对现实与幻想之间区分的忽视。我们对患者用捏造的故事浪费我们的时间感到气愤。在我们看来，现实与幻想有着明显的区分，我们分别赋予它们以不同的价值。再者，患者在正常思考时，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当他提供一些素材，引导我们从其症状的背后到达所希望的建立于其幼儿经验之上的情境时，我们开始怀疑是在涉及现实还是在涉及幻想。只有根据后来的某种迹象才有可能了解这一点，并且我们还要想办法让患者知道真正的结果，哪些归于幻想，哪些归于现实。要完成这个工作是困难重重的。因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告诉患者，说他所想到的是他想以此来掩盖其童年期经验的幻想，那么他对于这个问题的兴趣就会突然减小（这正好比每一民族都将远古时期已忘掉的历史混杂为种种神话一样）。他也想要体验真实的东西而蔑视所有的纯粹“想象”的东西。然而，如果我们暂且让患者相信我们所研究的是他幼时的真实事件，而到整个分析结束时再告诉他结果，那么我们就要冒后来出现错误的危险，同时他还会讥笑我们易于受他的欺骗了。患者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理解这个观点，即幻想和现实都可以同等对待。并且在分析的最初，所研究的童年期经验究竟是属于幻想的还是真实的，这都是无关紧要的。这显然又是对于这些心理产物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它们也是实在的一种。病人自己确实创造出了这些幻想，而且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对于神经症来说几乎不亚于他真正经历过的其他事实。这些幻想拥有与物质现实相反的心理现实，我们渐渐地明白在神经症领域中，心理现实乃是决定性因素。

    在神经症患者早期的历史中所经常发生的事件，有几种特别重要，也值得我们思考，我想用下面这些事例来加以说明：（1）窥视父母的性交；（2）为成人所引诱；（3）被阉割的威胁。认为这些在物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年长一点的亲属们都能明确地证明这些。例如，在一个孩子开始玩弄自己的生殖器，而且还不知道要隐蔽这种动作时，其父母或保姆会恐吓他，说要割掉他的生殖器或他的罪恶的手。在人们问到父母的时候，他们时常承认这个，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威胁孩子是做了一件有用的事情；许多人对这种威胁有一种准确的意识记忆，特别是这种事情发生于晚一点的时期更是如此。如果进行威胁的人是母亲或其他女性，她往往把执行这种惩罚行为的人说成是父亲或医生。从前，有一位法兰克福的儿科医生霍夫曼（Hoffmann）曾写了一部著名的《斯特鲁韦尔彼得》（Struwwe/peter）（这本书因作者对童年期的性及其他情结有深入彻底的了解而驰名），你们可以从此书中找到作者提出以割大拇指作为对吮指头的惩罚的例子。这其实就是用来替代阉割的观念的。通过对神经症患者的分析可以看出，阉割的恫吓似乎十分平常，但事实上未必是这样。我们必须看到，在成人的暗示下，儿童应知道自淫满足是为社会所不容的，又由于窥视女性生殖器的构造而受其影响，于是就用这种知识作为编造上述威胁、恫吓的基础。就是那些非无产者的家庭里，小孩子在不曾有什么理解和记忆的时候，也可能亲眼看到父母或其他成人的性交行为；并且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通过后来的反省回忆（retrospect）他能够理解并对这种印象做出反应。然而，如果这种性交被描绘得十分详细，事实上很多细节很难观察得到，如果像时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种性交是从背面进行的（像动物的方式一样），那么，他这种幻想无疑是由观察动物的交媾而来的（如狗），并且其动机是儿童的未满足的青春期的窥视欲。至于那种儿童在娘胎中观察父母的性交的幻想，则纯属极端的成果了。被引诱的幻想就更有趣了，因为它们时常不属于幻想而是真实的记忆。然而，幸运的是它们仍然不像分析的发现起初所表明的那样常常是真实的。大点的儿童或同龄人的引诱要比成人的引诱更为常见。假如由女子来叙述她自己孩提时代的这种事情，那么她常把父亲说成是引诱者，她引起幻想的性质和产生幻想的动机就十分清楚了。如果在儿童时期没有受到引诱，儿童便时常用幻想来掩盖其自淫行为；由于他因手淫而感到惭愧，于是他就在幻想中假定那时确实有一个心爱的对象存在。然而，你们也不要认为儿童由其近亲引诱的事都属于虚构的。大多数分析者在其治疗的病例中，都确实遇到这种事情；但尽管如此，它们与童年期后期有关，并且被转移到更早的时期之中。

    我们所获得的唯一印象是这些童年期的事件无论如何都是神经症的必要的基本成分。如果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已发生过，那很好；但如果它们由现实所阻止，那么它们必定起源于暗示，并为幻想的产物。不论是幻想或是现实，哪个在童年期事件中占有更大的份额结果都一样，我们至今也未能在结果中找到任何的不同之处。这里我们再一次具有了前面所讨论过的那些互补关系的一种，而且是我们所遇到的最为奇妙的一种。那么对这些幻想的需求和有关的材料究竟来自于哪里呢？无疑它们的源泉在于本能；那么同样的幻想是由同样的内容构成，这又如何解释呢？对此，我有一个对你们来说可能很荒唐的答案。我喜欢把这些幻想及其他幻想称之为原始幻想（亦译“原发幻想”，primal phantasies），我确信这些原始的幻想用自己的经验不能应付的时候，他往往利用前人所曾有过的幻想。在我看来，凡是如今在分析时所得出的幻想，如儿童期的引诱，窥视父母性交引起性的兴奋，以及阉割的恫吓（或阉割本身），这些在人类的史前时期都是事实。儿童在幻想中只不过是用史前的真实经验来补充自己的经验。我不断地产生疑虑、神经症的心理学无论和哪一门学科相比，都更有可能给我们提供有关人类发展的源泉的知识。

    先生们，我刚才所讨论的东西迫使人更为深入地关注被称为“幻想”（或“想象”）的心理活动的起源和意义。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幻想具有很高的名声，但它在心理生活中的地位却并不清楚。我下面就来谈论这个问题。你们知道，人类的自我逐渐受到评鉴现实的外界需要的压力，并遵从现实的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它被迫暂时或永久地放弃各种求乐欲望的目标对象，而且不仅仅是性快乐。但人们时常发现放弃快乐是很困难的；他们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是不能使自己这样做的。因此，他们保持一种心理活动，在这种心理活动中，凡是已被抛弃的快乐的源泉和满足的途径，都容许继续存在——在这种存在中，他们脱离现实的要求，并且脱离我们所谓的“现实检验”。各种愿望都立即成为满足的观念；在幻想中使欲望得以满足当然也可以引起快乐，虽然人们明白这并非现实。这样，人类仍然能够在幻想中继续地享受着不受现实束缚的自由，享受着这个实际上早已被舍弃了的自由。他这样一会儿成了寻求欢乐的动物，一会儿又成为理性的人类；因为来自于现实的那些微乎其微的满足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正如丰唐（Theodor Fontane）从前说过的一样，“我们要有所作为就会有附带的产物。”幻想这个创造的精神王国与这种情况相类似：在农业、交通、工业兴旺发达而使地貌迅速丧失原始形态的地区，可以建设一种“保留地带”和“自然花园”。保留下来的地带，目的在于保存那些任何地方因必要而不幸被牺牲了的旧有事物。任何东西，不管它是无用的、有害的都可以在这里任意生长和繁殖。幻想和精神王国也正是这种从现实原则那里夺回的停留区。

    幻想的最著名的产物是所谓的“白日梦”，我们前面已讨论过这种白日梦，它是野心、夸大和性爱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实际上，越是谦虚，在幻想中就越是骄傲自满。可见，幻想的幸福的实质即是从现实的束缚中再次获得快乐自由，它准确无误地表现于它们之中。我们知道，这种白日梦是夜梦的核心和模型。夜梦从根本上说也不过是白日梦，它通过夜里的心理活动任意扭曲，并通过夜里的本能冲动的解决而成为可能。我们已经熟悉白日梦不一定是意识的——也有潜意识的白日梦。这种潜意识的白日梦不仅仅是夜梦的源泉，而且也是神经症症状的根源。

    幻想在症状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你们通过我下面所讲的内容就可以明白。我说过力比多由于受到剥夺而退回到以前曾离开过、但仍有少许能力依附于其上的地方。我现在并没有修改或撤销这句话的意思，而只想在这中间增加一个起连贯作用的枢纽。力比多到底是怎样回到这些固着之处的呢？实际上，力比多并没有完全丢掉其对象和渠道，这些对象或其附带的东西仍然滞留于幻想之中，并且多少保存着原先的强度。力比多只要退回到幻想之中，就可以找到出路，从而回到被压抑着的固着之处。这些幻想原先为自我所容忍，尽管它们和自我相反，二者之间并没有矛盾，自我也因此而得到发展，这本来依赖于某种保持不变的条件（这是一种数量的条件），但是现在由于力比多回到幻想之中而被搅乱了。结果，由于幻想有能力附加进来，它勇往直前力求变成现实；这时，幻想和自我之间的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无论这些幻想先前是前意识的还是意识的，它们现在一方面要受到自我的压抑，另一方面又要受到潜意识的吸引。力比多从现在的潜意识幻想的东西退回到潜意识中的幻想的起源——即退回到力比多自己的固着点之上了。

    力比多退回到幻想之中是症状形成途径中的一个中间阶段，它应有一个特殊的名称。荣格曾提出了一个很适当的名字“内倾”（introversion），但是，他曾将这个词滥用于其他事物之上。我们将继续使用这个名字，把内倾称为力比多脱离现实的满足，而过度地贯注于以前本无害的幻想之上的过程。虽然一个内倾的人还不属于神经症患者，但他正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况之下，如果他正在转移的能力一旦受到干扰，就足以引发症状的形成；除非他能够为被抑制的力比多找到其他的出路。神经症满足的不真实性和对幻想与现实之间区分的疏忽，就是由力比多停留于这个内倾阶段之上的事实而决定的。

    你们肯定已发现在最后的讨论中，我已为这个病源线索引入了一个新的因素——即一个有关数量的因素，我们必须经常地注意这个因素，因为仅对于病因的纯粹的质的分析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有关这些过程的一个纯粹动力的概念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经济的研究线索。我们必须记住两种相反的力，即使早已具备实质性的条件，也不一定发生冲突，二者还需要有相当的强度。先天的成分之所以能引起人的疾病，是因为它的一部分本能有一种比其他的更占优势的缘故。同样可以假定，所有人类的素质倾向就质来说是相似的，只是由于这些数量条件而不同。就抵抗神经症的能力来说，这个量的因素是决定性的。一个人患不患神经症，要看他所有未发泄的而能自由保存的能量究竟有多少，究竟会有多大部分能从性的方面升华，并转移到非性的目标之上。就质来说，心理活动的最终目的可看作一种趋乐避苦的努力，就经济的观点来看，则表现为将心理器官中所保存的兴奋量（或刺激量）加以分配，不使它积聚起来而产生不快。

    这就是我想要告诉你们的神经症的症状形成。但我必须再次强调我这里所讲的都只是就癔症的症状形成而言的。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虽然在本质上与此大致相同，但还存在很大的差异。在癔症中，自我对于本能满足的要求已表现出抵抗，这种抵抗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则更为显著，并在症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于其他的神经症，这种差异的范围则更加广泛；不过我们还没有对这些神经症的症状形成的机制问题做彻底的研究。

    然而，在结束本讲之前，我还想把你们的注意力转向大家都感兴趣的一种幻想生活之上，幻想也有回到现实的途径，那就是艺术。艺术家和神经症病人相距不远，也有一种反求于内的倾向。他受不了强有力的本能需要的驱使。他想要赢得荣誉、权势、财富、名望和妇女的爱；但他缺乏获得这些满足的途径。结果，像任何其他的不能满足的人一样，他逃避现实，并把他所有的一切兴趣和力比多转向对其幻想生活的愿望构建，这条道路有可能导致神经症。他之所以不得病，一定是由于有许多因素集合起来共同对付病魔的侵袭；实际上，艺术家也时常由于患神经症而使自己的才能受到部分的抑制。他们的禀赋也有一种强大的升华力量，并在产生冲突的压抑中保持一种弹性。然而艺术家往往以下述方式找到回到现实的道路。他肯定不是唯一的过幻想生活的人。幻想世界是所有人都容许的，任何一个愿望未能满足的人都往往到幻想中去寻求安慰。但对于那些没有艺术修养的人来说，他们来自于幻想的满足是很有限的；他们的压抑作用是十分残酷无情的，他们除了进入意识的白日梦之外，不允许自己享受任何幻想的快乐。而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则不是这样，首先他知道如何修饰其白日梦，并使它不带任何个人色彩，而为其他人所共同欣赏；同时他还知道如何进行充分的修改，使那些不道德的根源不容易被人们所发现。其次，他还有一种神秘的才能，他能够处理一些特殊的材料，直至忠实地表现出幻想的东西；同时，他还知道怎样通过把强烈的快乐依附于幻想之中，至少可以暂时使压抑作用受到控制而不能发挥。他如果能将这些事情逐个完成，那么他就可以使他人与其共享潜意识的快乐，并由此引起人们的拥戴；这时，他就（通过自己的幻想）赢得了以前只能从幻想中才能获得的东西——荣誉、权势和妇女的爱了。

    第24讲一般的神经症状态

    女士们，先生们：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处理了一个难题。现在我提议暂时离开这个题目，给你们留点时间，看看你们有什么意见。

    我知道你们是不满意的，你们想象的“精神分析导论”可能与此十分不同。你们想要听到的是生动的事例，而不是理论，你们或许会对我说，那个有关“楼上楼下”的两个小孩的故事可以用来解释神经症的起因，遗憾的是这个例子是我臆造的，而非真实的。你们或许又要说，当我用起初叙述那两种症状（我们希望这次不再是想象的）来说明其经过及其和患者生活的关系时，你们由此稍微明白了症状的意义，并希望我接着如此讲下去。然而，我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给你们讲了许多冗长的而又难以领会的理论，并且这些理论总是没完没了，总要不断地进行补充；我讨论了很多以前未给你们提及过的概念：我还放弃了叙述说明，采用了动力的观点，并又将其抛开，再换成一种所谓的经济观点；这使你们对这些学术名词究竟有多少相同的内涵感到迷惘，而这种调换只不过是为了动听而已。我还列举了许多无关紧要的概念，像快乐原则、现实原则及物种发展的遗传等。对于这些概念，我在没有说明之前却已把它们抛开了。

    为什么我不先用下列内容来开始讲解神经症理论呢？像用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并感兴趣的神经症状态，和使你们早已感兴趣的——神经症患者的特性，他们对人类交往和外部影响的难以理解的反应，他们的不可信赖、他们的无能行为等等呢？为什么我不逐步地引导你们由日常简单的神经症讲起，并进而讲解那些难以理解的极端的表现呢？

    确实，先生们，我甚至不能不同意你们的观点。我对于自己的陈述能力还不至于如此夸耀，认为每一缺点都有特殊的用意。我原来认为换一种讲解方式，或许会对你们有利，这确实是我们的初衷。然而，一个人往往不能够实行一个合理的方案，有时材料本身会突然介入一些事实，使他不自觉地有违初衷。虽然这些材料很熟悉，但叙述起来不能完全地随作者之意，往往是话已讲过了，却不知为何这样讲而不那样讲，这令我们感到大惑不解。

    一个理由可能是“精神分析导论”这个标题对于当前这一节来说不再适用，这一节主要讨论神经症问题，精神分析导论应由过失和梦的研究提供：神经症理论是精神分析本身。我相信，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给出有关神经症理论知识，在此我只能讲个大概，使你们可以借助一定的先后关系，了解症状的意义，以及症状形成时的内外部决定因素和它们的形成机制。这就是我试图要做到的；也就是精神分析现在所能教的要点。它包括有关力比多及其发展的许多论述。和一些有关自我的情况。我们的介绍使你们已了解了精神分析法的主要原则以及潜意识和压抑（抵抗）作用等概念的基本情况。从下面的演讲中（第26讲）你们将会发现精神分析的工作更进一步发展的基点。我多次明确地表示过，我能讲的一切都来自于对单一一组神经错乱——即所谓的“移情性神经症”的研究。确实，我只在癔症神经症的病例中详细地探索了症状形成的机制。即使你们没有获得全部的知识，并且没有留意各种细节，我仍然希望你们形成有关精神分析的方法以及它所涉及的问题和它所得出的结果的一些印象。

    我曾使你们认为我可能从神经症患者的行为以及他如何患病，如何设法抗拒，又如何设法求得适应来开始描绘神经症。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论题，它既值得探讨又不是很难讲解；然而，我们或许有很多理由不允许我们这样开始讲解；它的危险是容易忽视潜意识，人们将因此轻视力比多的重要性，而且一切事件都将根据患者的自我的观点来判断。众所周知，患者的自我是不可信赖的。而且它不免有所偏袒，自我总是否认潜意识的存在，并使潜意识受到压抑；那么，我们怎么能相信自我对潜意识是公正的呢？况且受压抑最厉害的是被否定的性的要求；可见，如果我们用自我的观点，显然是不能弄清楚这些要求的范围和意义的。我们既已了解了压抑作用的这种性质，当然不再允许这个自我（即胜利者）来充当这个争端的裁判了。我们要防备自我告诉我们的话，它会使我们上当受骗。如果我们相信自我，那么它将始终成为主动的力量，那么症状的发生，也似乎来自于它的意愿；我们知道它主要处于被动的地位，它总是没法掩饰这个事实。它确实并不总是冒险做这样的尝试；在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中，它不得不承认遇到了一些新的情况，并且必须努力地进行反抗。

    不论是谁，如果他不注意这些警告，甘愿受自我表面价值的欺骗，那么，一切都可以很容易地进行了；而对精神分析所重视的潜意识、性欲和自我的被动性的对抗，他都可以避开。他会像阿德勒那样说“神经症性格”是神经症的原因而并非神经症的结果；然而他却不能解释症状形成的单一的细节或单一的梦。

    然而，你们可能会问，是否可以既重视自我在神经症状态和在症状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又不完全地忽视精神分析所发现的其他因素呢？我的回答是：这当然很可能，终究会如此，然而精神分析目前要进行的研究，则不宜以这个结束作为出发点。我们当然可以先指出这一点，将其研究也包含在内。还有一种神经症，自我在其中比在我们所曾研究过的他种神经症中起更为主要的作用，这种神经症叫作自恋性神经症（narcissistic neuroses）。对这些错乱的探索将会使我们形成一个正确的和可靠的对自我在神经症中所占地位的估价。

    然而，自我与其神经症之间的一种联系方式是显而易见的。一开始便可考虑它。这种关系似乎是各种神经症共有的。而以创伤性神经症（我们还不大了解这种神经症）最为显著。要知道在多种神经症的起因和机制中都有相同的因素，只是这种因素在这种神经症的症状形成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另一种因素则在另一种神经症中占重要地位。这正好像是剧团中的演员一样，每一演员都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如主角、亲友、恶徒等）；每个人都选择不同的角色以适合自己的表演特点。因此，形成症状的幻想不像在癔症中的那么明显；而自我的抵抗要数强迫性神经症最强，妄想狂的妄想则以梦中的润饰机制为特点，等等。

    这样，在创伤性神经症中，特别是在那些由战争的恐怖引起的创伤性神经症中，我们会清楚了解到自我的自私自利的动机，即追求保护和优越；只有这些还不足以引起疾病，但在病已形成之后，则由它们来维持。这个动机趋于保护自我，使之不受疾病的威胁。它也不愿恢复健康，除非这种危险已不再有来侵袭的可能，或者虽然会受到危险，却能得到补偿。

    然而，自我对于其他一切神经症的起源和延续都具有同样的兴趣，我已经指出症状也由自我支持，因为它们有一面是使自我的压抑的目的得到满足。再者，以症状的形成来解决心理矛盾，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方法，而且最适合于快乐原则的精神；因为症状可以使自我免受精神上的痛苦。就有些神经症来说，连医生也不得不承认，用神经症来解决冲突，乃是一种最无害、并最能为社会所接受的方法。你们肯定不会因听到医生有时也承认他同情正在从事治疗的疾病而感到吃惊。一个人本来就不必在各种生活情境里把健康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他知道世界上除了神经症的病痛之外，还有其他的痛苦，一个人为了需要的满足，也有可能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他也知道一个人如果有了这种病痛，往往可以避免很多人的其他各种痛苦。因此，如果我们可以说，每当一位心理疾病患者已遁入疾病（flight into illness）时，我们还必须允许在一些事例中的这种逃遁是有其充分的理由，并且知道这一点的医师就只好默默地退却了。

    但是，让我们抛开这些特殊的例子，继续我们的讨论。在一般环境中，我们认识到自我通过逃入神经症中，而在内心中“疾病性获益”（gain from illness）。在生活的一些环境中，这进一步由一种具体的外部的具有实际价值的利益所伴随。请看一下最一般的例子吧。一位被其丈夫暴力虐待的妇女，她往往会在神经症中找到出路。假如她的先天倾向使之成为可能，假如她太懦弱或太守旧而不敢偷情来自慰；假如她不够坚强，不敢公然反抗外界的攻击而和丈夫离婚；再假如她不具独立生活的能力并没有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丈夫；最后还假如她在性方面仍然对这个蛮横的丈夫有着强烈的依恋，那么她就只有逃入疾病这一条路可走了。疾病成为她对付丈夫的唯一武器，该武器她可以用于防御，也可以滥用来进行报复。虽然她不敢抱怨婚姻，却可以向医生诉说其病痛：医生成为她的好朋友，原来对她十分粗暴的丈夫，现在不得不宽恕她，为她花钱，让她离开家庭，并放松其压迫。当这样来自于疾病的一种外部的或偶然的收获非常明显，并且没有真正的相当替代物时，你们便肯定不会有通过治疗来影响这种神经症的机会了。

    你们现在可能会认为我告诉你们的有关“从病中获益”的论点是整个地肯定了我曾拒绝了的观点——即自我本身意欲并且创造神经症。先生们！请不要着急！这句话或许只包含下述意义：即自我可能会欢迎那些自身无论如何却难以避免的神经症，如果神经症有什么可利用之处，那么自我会尽力地加以利用。这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假若神经症是有益的，那么自我当然会与它很好地相处，但我们还应看到，在这种利益中还存在着种种不利之处。一般地说，自我要接受神经症肯定是会有所损失的。它虽然能解决冲突，只可惜代价会很大。症状所带来的痛苦和症状之前的冲突，其程度大致相当，也许还要大些；自我希望能够避免由症状带来的痛苦，但又不愿意放弃由疾病带来的益处；这正是自我难以两全之事。这表明自我实在不愿意如它原先所想的那样，要始终主动地关心这个问题，我们要把这一点牢记在心。

    先生们，假如你们是神经症方面的医生，那么你们就不会再期望那些最强烈地抱怨病痛的人们会易于接受你们的帮助，实际上恰恰相反。但无论如何，你们总该知道，那些促进因病而获益的各个事件，都足以用来加强由压抑而引发的抗力，从而增加治疗上的困难。另外，还有一种由疾病而获得的利益，它不随症状出现，却发生于症状之后。如果像疾病那样的心理组织持续很长的时间，它便获得一种独立实体的性质；它具有与自我保存本能相类似的功用；它在自身与大脑的其他部分之间建立一种暂时的安排，甚至与根本相反的力量也是如此。它很少放弃那可以表现自身的有用和有利的机会，并获得一种“第二机能”（secondary function）来巩固自身的地位。不用举病理学的例子，让我们看一下日常生活。如一位有能力工作的人，在工作中因意外受伤而成残废。他不能继续做工了，但因此可按期领得少量的赔偿金，并且学会了利用自己的伤残来讨饭度日。他新的生活虽然比较低贱，但它正建立在对他先前的生活方式的剥夺之上。如果你治愈他的伤残，那就等于剥夺了他赖以生存的手段，因为他现在是否能够再做以前的工作，已成问题。如果神经症也具有这种附带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可以使它和第一种利益相并列，并将这命名为由疾病而获得的第二（secondary）利益。

    然而，一般来说，我要劝你们不要轻视了由病而获益的实际重要性，但也不必过于重视其理论意义。除了我前面已认识到的特例之外，它还时常使我们想到奥伯兰在其《飞跃》（Fliegede Bltter）一书中所列举的用于说明动物智慧的一个实例。一位阿拉伯人骑一头骆驼，在狭窄陡峭的山路上行走，在转弯处突然看见前面有一头狮子正朝他猛扑过来。一边是深谷，一边是峭壁，无路可逃，只得束手待毙。骆驼则不然，它纵身一跳，和骑者一起跃入深谷——而狮子只好在那里干瞪眼了。神经症能提供的帮助也不能比这个结果好到哪里，这可能是因为由形成症状来对付冲突毕竟是一种自发的过程，它不能适当地应付生活的需求，并且患者在这个过程中已放弃使用其最好的和最高的势力。如果有一种选择的话，那么，情愿去和命运进行一种荣誉之战。

    但是，先生们，我还要给你们做进一步的说明：我为何不是以一般的神经症状态来开始讲解神经症理论。你们可能会认为我如果由此讲起，将难以证明神经症起源于性，但你们在这里是想错了。就移情神经症来说，必须先对其症状进行解释，然后才可以看出它起源于性；而对于我们所称的真性神经症（actual neuroses）的一般形式来说，它的性生活根源是显而易见的、引人注意的事实。二十几年前我就知道这一事实，那时我就对检查神经症患者时为何不考虑他们的性生活有疑问。我还由于研究此事，而引起患者的不满，但在简短的努力之后，我能够认识到：“如果性生活是正常的，那么就不可能有神经症——我这里的意思是不会有‘真性神经症’。”这个结论虽然一方面忽略了个体的差异性，另一方面“正常”一词还缺乏固定的意义；然而，从总体上来说，这个结论至今仍有一定的价值。那时我已在某种神经症和某种创伤的性状态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如果现在还有这种类似的资料以供研究，那么我当然能够将这些关系再重复一次。我时常发现一个人如果陷入一种不完全的性满足，如手淫，他就会患某种真性神经症，而如果使他采取另外一种同样的不完全的性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神经症就会很快地变为其他的方式。这样我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的改变来推断其性生活方式的变化。我也认识到要固执地坚持我这种结论，直到我战胜患者的不诚实，并迫使他们证实我的观点为止。果真如此，那么他们就会情愿去找那些不热衷于询问他们的性生活的其他的医生了。

    就是在那时，我未能注意到，这种疾病的原因并不总是在于性生活。确实，某人可由于其性的生活受到伤害而得病；但另一个人则可能因为丧失了财产而患了一种严重的机体失调的病。为这些变化的解释，到后面会自然明白，那时我们对自我和力比多之间的关系将会有深刻的理解，并且对这个问题认识得越深刻，这种解释就变得越满足。只有在一个人的自我丧失了以某种方式分配力比多的能力时，他才会陷入神经症之中，他的自我越强大，它就越容易去执行这个任务，而自我的能力的每一次“削弱”，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都可以使力比多增加要求，并因此使他具有患神经症的可能。在自我和力比多之间存在着其他的更为亲密的关系；但这些不属于我现在讨论的范围，所以，我在此暂不讨论它。对我们来说要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病例，也不论其发病的情境如何，维持神经症症状的能力都靠力比多来提供，并且结果证明力比多被不正常地使用了。

    然而，现在我必须使你们注意“真性”神经症的症状和精神神经症的症状之间的严格区别。我们前面所讲的，大多是有关精神神经症的第一组，即移情性神经症。真性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二者的症状都来自于力比多；这样，症状就成为力比多的变态使用和替代满足。然而，真性神经症的症状，如头痛、痛苦感觉、某些器官的疼痛状态以及某些机能的衰退或停止等。它们没有任何“感觉”和心理意义。它们不仅主要在身体中显现（例如癔症症状的情况），而且它们自身还是整个的身体过程，它们的发生与我们所知道的复杂的心理机制不相干。因此，以往认为精神神经症的症状和心理无关，现在看来真性神经症的症状才确实与心理无关。但果真如此，那么它们是如何成为力比多的表现的呢？力比多不也是精神活动的一种能力吗？先生们，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现在重述一下人们反对精神分析的第一种理由。反对者认为我们的理论是想只通过心理学来说明神经症的症状，而由于从来没有任何一种疾病可以完全由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所以希望是很渺茫的。但是这些人忘记了性机能不纯粹是精神的东西，正如它也不全是身体的东西一样。它同时影响身体和精神生活。如果在精神神经症的症状中我们已熟悉了性机能的心理操作中干扰的意义，那么我们对于发现“真性”神经症中性干扰的直接的身体后果就不会感到吃惊了。

    临床医生已给我们指出了有关这些干扰的解释的一种很有价值的观点，这种观点为不同的研究者所公认。它可以用来了解真性神经症，就真性神经症的症状的细节及其身体的系统和机能的共同特点来说，都和异质毒素的慢性中毒或突然戒除（如喝醉酒或戒酒后的情况）后所出现的病态症状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两种疾病的症状还可用巴西多病（Bosedouis disease）即突眼性甲状腺肿大（exophthalmic goitre）的病状来比拟，因为这种疾病是由于中毒的结果，只是这种毒物不是来自于体外，而是来自于体内的新陈代谢而已。从这些比拟可以看出，我们还必须认为神经症是性的新陈代谢作用受到了干扰的结果。它受到干扰的原因，要么是由于性的毒素产生得太多，已非患者所能应付，要么是由于内部的、心理的状况不容许他对这些物质做适当的处理。实际上，这种有关性欲性质的假定，早已被远古的人所认识，例如酒可以引发爱，爱可以被称为“沉醉”（intoxication），这些观点已将爱的动力转移于身体之外了。这可能使我们回忆起性感带（erotogenic zones）的概念，以及我们曾假定各种不同的身体器官都可以引发性兴奋。另外，性的新陈代谢或性的化学这些词语却还不具有实际内容，我们还对此一无所知，还不能断定性的物质是否有雌雄两种，我们只假定一种性的毒物为力比多的各种刺激的动因就算满意了。我们所创造的精神分析的理论结构实际上是一种上层的结构，终有一天还得为它建立起有机的基础，但我们仍然对此一无所知。

    精神分析这门科学的特点不在于它所处理的材料，而在于它所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被应用于研究文明史、宗教科学和神学，以及神经症理论，而都不会丧失其基本的性质。精神分析的目的和所得不是别的，而是发现了精神生活的潜意识。“真性”神经症的症状可能由直接的毒素的损害而产生。它的问题不是精神分析所要研究的，精神分析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并且必须将这个任务留给生物医学去研究。

    你们现在或许更进一步明白了为何我不以不同的方式另外安排我的材料了。如果我答应你们的是讲“神经症理论引论”，那么我当然要先讲真性神经症的简单形式，然后再进一步讲那些由力比多干扰而引起的更为复杂的精神疾病，这才是正确的途径。那样的话，我要从各方来收集有关前者的知识，而把后者当作精神分析的导引，并作为了解这些病状的最为重要的技术方法。然而，我要讲的题目是“精神分析导论”，我认为给你们讲些有关精神分析的观点要比传授给你们一些神经症方面的知识更为重要；因此，那些无助于精神分析研究的真性神经症就不适宜放到前面讲了。我也相信我为你们做出了较好的选择。因为精神分析的知识值得每位受教育者注意，而神经症的理论则跟其他的一样只是医学上的一章。

    不过，你们想要我对“真性”神经症感兴趣也是正确的，真性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二者之间在临床上具有密切的关系，这更迫使我们对它们加以注意。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分出了三种纯粹形式的“真性”神经症：即神经衰弱（neurasthenia）、焦虑神经症（anxiety neurosis）和疑症（hypochondria）。这种分类也不无矛盾之处。确实，这些名字都很有用，但其含义却很难界定。甚至有些医生反对在混沌的神经症现象界里进行分类，反对临床上有病症种类，并否认真性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二者的区别；我认为这太片面了，并且没有选择引向进步的道路。我所提及的神经症形式很少以其纯粹的形式发生，而通常的情况是相互之间彼此交错，并与精神神经障碍相混合。这并不必使我们放弃它们之间的区分。请考虑矿物学中的矿物和矿石之间的不同之处。矿物可以分类，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常常是结晶体，和环境有着明显的不同。而矿石则是矿物的混合体，但其混合都有一定的条件而不是纯粹依赖于机会。我们对神经症理论的发展历程的认识十分有限，远远赶不上对矿石的了解；然而，如果我们将可以辨别出来的一些临床成分（这些成分可比拟为个别的矿物质）先独立出来，这当然也是一种正确的研究方法。

    “真性”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二者症状之间的有价值的关系，对于后者的症状形成的知识具有十分重要的贡献。因为“真性”神经症的症状时常是精神神经症的症状的核心和第一个阶段。这种关系不仅在神经衰弱症与称作转换性癔症（conversion hysteria）的移情性神经症之间，以及在焦虑性神经症与焦虑性癔症之间，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而且在疑病症与我们以后要讨论的一种称为妄想痴呆［（paraphrenia）——包括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和妄想狂（paranoia）］的神经症之间也可以看到。让我以癔症性头痛或背痛为例来加以说明。分析向我们显示：通过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这种疼痛成为力比多幻想或记忆的替代性满足；但是，有时候这种疼痛是性的毒物的直接症状和性兴奋在身体上的表现，而不是出于臆造。我们本不想认为一切癔症的症状都有这样一个核心，但这的确时常是一个事实，并且性兴奋在身体上所造成的任何影响（不论是正常的或是病态的）都特别适宜于作为形成癔症症状之用。在这种病例中，它们正好像是一粒砂土和由牡蛎用于制造珍珠母的原料一样。性行为所伴随的性兴奋的暂时表现被精神神经症用做构成症状的最方便和最适当的材料。

    还有一种相似的历程，它具有特殊的诊断和治疗意义。虽然有些人具有神经症倾向，但大多不发展成神经症。可是如果他们在有病态的机体改变时（或许是一种发炎或一种损伤），则时常足以使症状形成，于是那些伺机有所表现的潜意识就以这些实际上的症状作为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医师将先试用一种治疗方法，接着再试用另一种治疗法；或者设法消除那些症状所依赖的机体的基础，而不管其有没有神经症的倾向，或者不顾机体的刺激，治疗已形成的神经症。结果将证明这一种或那一种治疗方法的正确或错误；对于这种混合的病例还不能找出一般的原则来遵循。

    第25讲焦虑

    女士们，先生们：

    上一讲中，我给你们讲的一般神经症状态（neurotic state）的内容肯定会使你们感到最不完满、最不适当。我知道这是事实，并且我想最使你们感到惊奇的莫过于在其中没有谈及焦虑（anxiety）问题。而焦虑问题是神经症患者抱怨最多的东西，焦虑被当作最可怕的负担，并且焦虑在实际上还可变本加厉，产生不良的后果，而我却似乎没有打算谈及焦虑一样。恰恰相反，我对神经症中的焦虑问题情有独钟，并且准备给你们详加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我没有必要给你们介绍焦虑本身。我们每个人都不时地亲自体验过这种感觉，或更准确地说，体验过这种情感状态。但我想，为什么神经症患者比其他人忍受更多、更强的焦虑？这个问题从来还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或许它已被看作是某种可以自我证实的东西：单词“神经过敏”（nervs）和“焦虑”（ngstlieh）可相互通用，似乎指的是同样的东西，但这是不正确的：有一些焦虑的人却一点也不神经过敏，再者，那些症状很多的神经症患者反而没有表现出焦虑的倾向。

    然而，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即焦虑问题是个重要的核心问题，我们若是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就可以明白我们整个的心理生活了。虽然我不认为自己能就焦虑问题给你们一个完满的解决，但是人们可以期望精神分析运用一种不同于学院派医学的方法来讨论这个问题。学院派医学所关注的是引起焦虑的解剖过程。我们发现患者延髓受到了刺激，于是就说他在迷走神经上患了一种神经症。延髓是一个主要的并且很可爱的对象。我很清楚地记得多年前我研究延髓时曾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然而，现在我必须指出，如果你们要了解有关焦虑的心理学，那么最无关紧要的事情恐怕莫过于有关刺激所经过的神经通路方面的知识了。

    人们可能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焦虑，而不认为它是一种神经症状态。当我将这种焦虑描绘为与“神经症”焦虑相对应的“现实”焦虑时，你马上就会明白我的用意了。现实的焦虑对我们来说是某种十分合理，并且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对一种外部危险的知觉反应——即一种预料到的或预见到的伤害。和逃避反射相结合中，它可被看作是自我保护特有的一种表现。而大部分引发焦虑的对象和情境则随着个人对外界的知识与努力的感觉而有所不同。野蛮人害怕大炮或日蚀，而一个白人既能操弄大炮，又能预见天象，他在这些环境中就不会焦虑。但有时知识也反而可能引起恐惧，因为人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预料到危险的来临。例如，常在丛林中生活的野蛮人看见丛林中有足迹，就会害怕并退避开来，但由于白人不知道这就是野兽在附近的标志，所以对白人来说则无关紧要。再如一位很有经验的航海家看到天际上有一小块黑云，并判断出暴风雨将要来临，于是万分惊恐，而对此一无所知的乘客则认为这似乎是不足为奇的。

    通过深入的思考，我们自己就会认识到，我们有关现实性焦虑是理性的和有利的判断需要彻底的改变。在危险临近时，有利的行为首先使头脑冷静，来估计一下自己能够支配的力量，并和以前所遇到过的危险相对比，然后再来决定最好的办法是逃避、防御还是进攻。而那种恐惧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效果会更好。你们可能知道过分的恐惧最为有害，它使人的行为变得麻木，就连逃避也不能了。通常，对危险的反应由焦虑的情感和防御行动组成。一只受到惊吓的动物表现出害怕和逃跑；但这里有利的成分是“逃避”而不是“害怕”。

    这样，我们必定会以为焦虑对于生存来说，实在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只有对恐惧的情境做更为详细的分析之后，才有可能对这个问题有更为深刻的了解。首先要注意的是对于危险情况的“准备”，那时知觉比较敏感，而且肌肉也较紧张。这种事先的准备，对生存显然是十分有利的；如果没有这种准备，或许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其次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肌肉的活动大多表现为逃避，高一级的则是防御动作；另一方面没有我们所谓的焦虑或恐惧之感。如果恐惧之感的时间愈短，甚至短到一刹那只起信号作用，那么焦急的准备状态就愈容易过渡为行动状态，从而使整个事件的进行更有利于个体的安全。这样在我们所谓的焦虑中，似乎焦虑的准备（preparedness for anxiety）是有利的成分，而焦虑的产生则是有害的成分。

    我们先不讨论焦虑、恐惧（fear）、惊悸（fright）等名词在习惯运用上是否有同样的意义。我认为焦虑是就情境来说的，它不管对象如何；而恐惧则关注于对象，至于惊悸则似乎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即它强调由危险所产生的效果，这种危险突然而来，没有焦虑的准备。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人通过焦虑从惊悸中保护自己。

    你们可能感到：“焦虑”一词的用法有某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于“焦虑”我们一般用它来指知觉危险时所引起的主观状态。我们通过观察到的“焦虑的产生”进入这种状态，并且我们将此称为某种情感。那么情感在动力的意义上是什么呢？它当然是很复杂的东西。首先情感包括特殊动作的神经支配或发泄；其次情感包含某些感觉，这些感觉有两种，即已发生的动作行为的知觉，和直接引起的快感或痛感，这种愉快或不愉快的感觉赋予情感以主要的情调。但我并不认为我们的这种叙述已达到了情感的本质。对于某些情感来说，我们似乎可以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并且知道它们的复合结构的核心，是某种特殊的以往经验的重演。这种经验有着古老的起源，并带有一般的性质。它不是个体史中的所有物，而是物种史中的所有物。为了便于你们理解，我还可以说情感状态的构造和癔症的发作很相似，它们都是记忆的沉淀物。这样，癔症的发作可以比作一种新形成的个体的情感，而一种正常的情感可比作一种已成为遗传的一般的癔症的表现。

    请不要认为我刚才给你们讲的有关情感的话是常态心理学的公共财产。相反，它们是建立在精神分析沃土上的观点，并且是精神分析的特产。你们从心理学中所获得的有关情感的东西——如詹姆士—兰格理论，无助于我们精神分析的有关讨论。但我们也不是说自己有关情感的知识是确切无疑的。我们的有关知识不过是精神分析在这个模糊的领域中所做的初步尝试而已。然而，我还要继续讲下去。我们相信我们知道这个在焦虑性情感中重新发现的以往的印象究竟是什么。我们相信它是有关出生的行动（act of birth），这种出生的行动包含有痛苦的情感，兴奋的发泄，以及身体的感觉等已成为构成生命有危险时的经验的原型，并且从此由我们再现于焦虑状态之中。出生时的焦虑经验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新血液的供给（内部的呼吸）已经停止；于是这种初次的焦虑是有毒性的。焦虑（Angst，即angustiae，Enge，意为狭小之地）这个词所侧重的是呼吸紧张的特性，即这种用力的呼吸乃是一种具体情境所产生的结果，而现在几乎总是与一种情感相伴随。我们还把它看作是与母体分离而产生的。这种最初的焦虑状态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我们相信有机体经过了无数代，已深深地隐藏再次引发这种原初的焦虑的倾向，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焦虑情感；即使他像传说中的麦克达夫（Macduff）很早就脱离娘胎，以致不能体验到出生的活动，也毫不例外。至于哺乳类动物以外的其他动物，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焦虑经验的原型到底有什么性质。同样，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动物具有什么样的与我们的焦虑相当的复杂的情感。

    对你们来说，有趣的可能是想知道我怎么会产生这么一个观念，认为出生是焦虑性情感的起源和原型。它得自于人们的直觉的启发，而非玄想。多年以前，在我和其他年轻的医生于一家小餐馆围坐在一起吃午餐时，一位产科医院的助理给我们讲了一些有关助产毕业考试中的趣闻。考官问出生时如果羊水中混有婴儿的胎粪，那意味着什么。一位考生立刻回答说：“它意味着这个小孩受到了惊吓。”她受到嘲笑，并因此没有通过考试。我却暗自同情她，并开始怀疑这个可怜的纯靠直觉的妇女，以其准确的知觉，已触摸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如果我们现在转而考虑神经症的焦虑问题，那么神经症患者的焦虑是以什么新的形式和情境显现的呢？这里有许多东西要讲。首先，我们发现一种普遍的忧虑，一种称作自由浮动着的（floating）焦虑，易于与任何适当的思想相依恋，影响判断力，选择所期望的东西，并且等待着自圆其说的机会。我们将这种状态称为期待性焦虑（expectant anxiety）或焦虑性期望（anxious expectation）。受这种焦虑折磨的人总是预见到这种种可能的灾难，将各种偶然之事都说成是不祥之兆。这种邪恶的期望的倾向可在许多不能说是有病的人身上发现，并成为其一个特征；人们将他们称为过分焦虑或悲观的。然而，那种属于实际神经症中的焦虑性神经症，总是将这种过度期待的焦虑当作通常的特点。

    第二种焦虑与我刚才所描绘的那种相对照，它在精神上受到束缚，并且常依恋于特定的对象或情境。它是极其多样的和常常十分古怪的“恐怖症”（phobias）的焦虑。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1914）最近曾用一些有意义的希腊语来命名这一系列恐怖症。这听起来像埃及的十疫（the ten—Plagues of Egypt），只是其数目远远超过于十而已。下列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成为恐怖的对象或内容：黑暗、天空、空地、猫、蜘蛛、毛虫、蛇、鼠、雷电、刀剑、血、围场、群集、独居、过桥、航海和乘火车旅行等等，这些混乱的东西可分成三组。第一组的一些对象或情境就是由我们正常人看来也十分凶恶可怕，它们的确与危险有着某种关系；虽然这些恐怖症的强度看似有点过分，但仍能完全理解。例如，我们没有见到蛇不害怕并不躲避的。因此对蛇的恐怖症可以说是全人类所共有的。达尔文曾自称看见拦在一块厚玻璃板后面的蛇扑来，令他感到恐怖。第二组的对象与危险仍具有一定的关系，但我们常常忽视这种危险；此外，这一组还包括大多数的情境恐怖症。我们知道乘火车要比在屋子中更容易遇到危险——例如偶尔会有火车相撞事故发生；我们还知道沉船时乘客会遇到生命危险；然而，我们时常对这些危险熟视无睹。旅游时并不为乘车船担忧。再如，过桥时，桥突然断塌，我们也会从桥上落入水中，但是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其危险也就不值得特别注意了。还如独居也有危险；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愿独居，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忍耐独居。另外群集、围场、雷雨等都是这样。我们不能理解这些恐怖的与其说是其内容，不如说是其强度。伴随恐怖症而来的焦虑是难以形容的，而有时神经症患者对我们在某些情境中感到焦虑的和以同样的名字描绘的东西和情境则毫不害怕。

    剩下的是第三组恐怖，我们很难理解这种恐怖。如一位强壮的成人在他自己家乡的熟悉的城区内竟然害怕跨过一条街道或广场，一位健康的妇女竟会由于一只猫擦身而过或一只老鼠在房子中跑过而大惊失色。我们如何将这些东西与这些人们所忧虑的危险相联系呢？就这种动物恐怖症来说，就不属于一般人的畏惧增加了强度的问题；因为有许多人一见到猫便不禁爱抚它，招呼它。老鼠原本是大多数妇女所害怕的动物，然而同时也用它来表示一个亲爱的东西的小名，虽然有许多女子喜欢爱人将自己称为“小老鼠”，但她一看见这个小动物，便不禁惊叫起来。对于一位具有广场恐怖症的人来说，我们唯一可做的解释是，他的行为就像是小孩子一样。小孩子由于受到教育才去避免这种危险的情境。而对于患广场恐怖症的人来说，如果有朋友和他一道走过广场，他就可以避免焦虑。

    我刚才所描绘的这两种焦虑——即自由浮动的期待性焦虑和关联于恐怖症的焦虑——是彼此独立的。一个并非是另一个的更高的阶段，并且它们只在极少数特例中同时出现，也就是说，偶尔同时出现。最为强烈的一般性忧虑也不一定会造成恐怖症；反过来讲，终身患广场恐怖症的人也不见得就一定有悲观的期待性焦虑。一些恐怖症——如广场恐怖和铁路恐怖等——证明是长大时习得的；还有一些恐怖症——如怕黑暗、雷电、动物等——则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前者具有严重的病态意义，而后者则以个人的怪癖出现。如果一个人表现出这后者的一种，就可以怀疑他具有其他恐怖症。我还要补充的是，我们将把这些恐怖症都当作焦虑性癔症，也就是说，我将它们当作与熟悉的转化性癔症具有紧密联系的一种错乱。

    第三种形式的神经症焦虑令人迷惑不解，这里在焦虑和危险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这种焦虑或者出现于癔症之中，与癔症症状同时产生；或者出现于不同刺激的条件之下，我们本来知道这种条件会有某种情感的表现，却决未想到是焦虑性情感；或者它和任何条件都无关，只是一种无因而至的焦虑症，不但我们对其难以理解，就是患者也感到莫名其妙。即使我们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也看不出有何危险或危险的迹象。从这些自发的病症来看，这种所谓的焦虑的复杂情况可分成多种成分。整个的病症可由单一的强烈发展了的症状来表示，如由战栗、衰弱、心跳或呼吸困难等来表示。而我们所认为的焦虑的一般情感则消逝不见了。然而，这些我们称之为“焦虑的同等物”的条件和焦虑本身具有相同的临床的和病理的原因。

    现在又出现了两个问题：我们能将神经症焦虑（其中危险不起任何作用）与现实性焦虑（对危险的一种反应）联系起来吗？以及我们如何理解神经性焦虑？我们当然倾向于期望凡是有焦虑出现的地方，则必定有所害怕的东西。

    临床观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理解神经症焦虑的线索，我现在略述如下：

    （一）不难确立这样的事实：期待的焦虑或一般性焦虑与性生活中的某些事件或者说某些力比多的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事实说，可列举那些表现出所谓的兴奋受阻的人们作为最简单、最耐人寻味的例子。他们强烈的性兴奋正体验着不充分的发泄，而不能得到最终的满足。例如，男人在订婚之后，结婚之前，而女人则因丈夫在性方面没有充分的能力，或为了避孕而匆匆地完成性交行为，就会发生上述体验。在这种情况之下，力比多兴奋消失，而焦虑代之而出现，或者形成期待的焦虑，或者形成与焦虑相当的症状。男人的焦虑性神经症多以不尽兴的性行为为原因，女人的更是如此。在医疗实际中，诊察这种病症时，应以探查这种病源开始。无数的病例说明，在性的弊病改正之后，焦虑性神经症就会消失。

    就我所知，性的限制与焦虑状态之间的关系已为人们所承认，就是那些一向讨厌精神分析的医生们也不再对此加以否认了。但是他们仍然会错误地理解这种关系，认为这些人本来就有害怕的倾向，因此在性活动上也不免加以限制。然而，这与女人的行为相矛盾，她的性活动实质上是被动的——也就是说全由男子来决定。一个女人愈有激情——因此愈倾向于性交，就愈有能力满足——对男人的虚弱或不尽兴的中断愈容易有焦虑的表示。然而对于在性方面不感兴趣或性的要求不太强烈的女人，虽然受到同样的待遇，却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当然，性的节制现在已为医生所热心地提倡了，可是，如果力比多没有满足的途径，一方面要求发泄，一方面又无法升华，那么这种节制只会成为导致焦虑的条件。确实，确定结果是否致病有赖于数量的因素。撇开疾病不说，就性格形成这一点而言，不难认识到性的限制和焦虑时常同时出现，而冒险精神反而和性需要的任意放纵有着联带关系。然而，这些关系会因各种各样的文化影响而改变和复杂化，就一般人来说，焦虑与性的限制有密切的联系，这仍是事实。

    我还没有告诉你们有关力比多和焦虑之间在发生上的关系，这方面的证据很多。例如某些时期，像青春期和停经期，力比多的产物异常增加，这对焦虑就会产生影响。在一些兴奋状态中，也可能会直接地观察到力比多和焦虑的混合，以及由焦虑最终替代力比多。人们从所有这些事实中所获得的印象是双重的：首先是力比多的增加没有正常的利用机会；其次，我们整个地处于机体过程的范围之中，我们只能认识到，力比多缺乏了，焦虑则取而代之。

    （二）通过对精神神经症尤其是癔症的分析，可以发现第二个线索。我们看到这种病态的焦虑时常与症状一起出现，但没有对象的焦虑也可长期存在或表现于发病之时。患者不能说出他们害怕什么，并且通过润饰作用的帮助，可使它与起初的恐怖症如死亡、发疯、或灾难等相联系。如果对焦虑（或由焦虑所伴随的症状）赖以发生的情境进行分析，我们往往可以发现那些受到阻止而被焦虑的表现所代替的究竟是什么常态的心理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构建潜意识过程，就好像它从未受到压抑，不受任何阻碍地进入意识一样。这个过程由一特殊的情感相伴随，并且我们现在吃惊地发现这种伴随着事件的正常过程的情感由压抑发生之后的焦虑所替代，无论它的质量如何。这样，当我们处于一种癔症状态时，它在潜意识中的相应的东西，可以是一种特点和类似的兴奋——如焦虑、害羞、迷惑不安等，也可以是一种积极的力比多兴奋或一种反抗的进攻情绪，如愤怒、生气等。因此，假如相当的观念内容受到了压抑，那么焦虑就成了一种通用的货币，可以成为一切情感冲动的交换物。

    （三）我们的第三个发现是苦于强迫性动作的患者似乎是以异常的方式来免除焦虑的。如果我们要禁止他们，使他们不发生这些强迫性动作，如洗手或其他仪式等，或者他们想自发地取消某种强迫行动，他们就会受迫于极度可怕的焦虑，而屈从于这种强制。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焦虑由这种强迫行动所隐藏，而这种动作表现只是为了避免焦虑。因此，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原来要产生的焦虑，也可以产生一种混有他种症状的焦虑，也可以产生一种无焦虑的症状。这样，抽象地说，一般的症状的形成只是为了逃避焦虑的产生，这似乎是不错的。如果我们采纳这种观点，焦虑在神经症问题中处于我们的兴趣的核心位置。

    我们对焦虑神经症的观察引导我们得出结论：力比多在丧失自身正常的使用的情况下，就足以引发焦虑，它在身体过程的区域中发生。对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的分析产生另外的结论：心理方面的反抗也可以使力比多失去正常的使用而引发焦虑。因此，我们所知道的有关神经症焦虑的起源就只有这些。它虽然听起来相当地不确定，但目前我还没有找到进一步探索下去的道路。我们自己所确定的第二个问题——即求得神经症焦虑（即由于态度方面的力比多）和现实性焦虑（即对于危险的相应反应）之间的关系——似乎更难解决。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是两个十分独立的东西；并且我们还没办法区分出神经症的焦虑和现实性焦虑二者之间的我们的感受。

    如果将我们时常假定的自我和力比多二者之间的对立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我们最终会得出我们所寻求的这种联系。像我们所知道的一样，焦虑的产生是自我对危险的反应和逃避之前的信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再前进一小步，推想自我在神经症的焦虑中，也在试图逃避力比多的要求，并且像对付体外的危险一样来对付体内的危险。因此，这会实现我们的期望：有焦虑出现的地方，就有人们所害怕的东西。但这种类比还不止于此。正好像逃避外界危险的企图由站稳脚跟并采取适当的防御所取代一样，也好像是神经症焦虑的产生让位于症状的形成一样，这种症状的形成产生于有关的焦虑。

    理解的困难现在存在于别处。原来焦虑既表示自我逃避自己的力比多，也等于假定焦虑起源于力比多。这不免更难理解，我们必须记住一个人的力比多基本上是其一部分，而不能看作是身外之物。这是焦虑产生的“拓扑动力学”（topographical dynamics），我们对此仍不明白——即在那个过程中产生的是什么精神能量，或这些精神能量出自什么精神系统等问题，这又是一个我不能许诺要解答的问题。但是，有两条线索，我们必须遵守，并且这样做时我们将再次使用直接观察和分析探询来帮助我们的推测。我们现在先来谈一下儿童焦虑的发生和与恐怖症有关的神经症焦虑的源泉。

    忧虑在儿童中是很常见的东西，并且似乎很难区分它是神经症的还是现实性焦虑。确定通过儿童的行为做出这种区分的价值很成问题。因为一方面如果儿童对所有的陌生人或新情境和新东西都感到害怕，我们并不感到吃惊；我们很容易把这种反应解释为由于他的软弱和无知。这样，我们认为儿童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焦虑的倾向，并且如果这种忧虑是一种先天的遗传，那么我们应将它看作是一种十分有利的安排。儿童似乎只是在复演史前人及现代原始人的行为，这些人由于无知和无助而害怕新奇的及许多熟悉的现在已不再引起焦虑的东西，并且如果儿童的恐怖症至少有一部分被看作是人类发展初期的遗物，那么，这也正与我们的期望相吻合。

    另外，我们不能忽略以下两方面的事实：第一，并非所有儿童的焦虑都具有同样的程度；第二，那些对各种情境都十分畏怯的儿童，长大时往往成为神经症患者。这样，神经症特质也通过直接的趋势变为现实的焦虑而显露自身。忧虑表现为是一种原始的东西，并且我们得出结论：儿童及后来的成人，之所以体验着对自己的力比多的畏惧，是因为他对于任何事物都畏惧。可见，焦虑来自于力比多之说可被取消；而且通过对于现实性焦虑的条件的研究，人们自然可以逻辑地推出下面的结论：对人自身软弱和无助的意识——即阿德勒所称的自卑惑（inferiority）——是神经症的最终基础，假如它可以一直从儿童时期保持到成年时。

    这听起来是如此的简单而动听，以至于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用来研究神经症问题的观点将由此而动摇了。这种“自卑感”（以及决定焦虑和症状形成的东西）似乎确实可以持续到成年；但在这种特殊的病例中竟会出现健康，这需要做出解释。但是通过对儿童的忧虑的仔细研究会揭示什么呢？起初，儿童所害怕的是陌生人；这种情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涉及情境中的人，后来才涉及物。但是儿童害怕陌生人，并非由于他认为这些人不怀好意，而是他将自己的弱小与陌生人的强大相对比，从而认为这些人会危及自己的生存、安全和快乐。认为儿童缺少信任和害怕支配世界的攻击本能，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建构。实际上，儿童之所以害怕陌生的面孔，是因为他已习惯于看到一个熟悉的和可爱的面孔——特别是其母亲。正是他的失望和渴望转变成焦虑——实际上，他的力比多既没有使用，又不能久储不用，于是就以焦虑的形式得到发泄。这个情景是儿童焦虑的原型，是出生时——即与母体分离时，原始焦虑条件的再现。

    儿童与情境有关的首要恐怖是对黑暗和独居的恐怖。前者时常保持整个一生。不愿与保姆或母亲分开的欲望则是二者都有的，我听到一位害怕黑暗的儿童叫道：“妈妈，给我讲话，我很害怕！”“这有什么用呢？你又不能看到我。”儿童回答说：“如果有人讲话，天就会亮些。”这样一种在黑暗中感受到的渴望就变成对黑暗的害怕。我们还未发现神经症的焦虑只依附于真实的焦虑并成为其特殊的一种，相反，我们却感到儿童的行为似乎有点像真实的焦虑，其主要特性又与神经症焦虑相同——起源于没有用处的力比多。儿童生来似乎很缺乏真正的“现实性焦虑”。在那些后来成为恐怖的决定因素的情境（如登高，过水上的窄桥，乘火车、轮船旅游等）中，儿童表现出焦虑；并且一般来说，他们愈无知，他们的焦虑就愈少。如果他们能通过遗传获得这些保存生命的本能，那当然是好事情，因为这将极大地有利于照料他们，使其免遭种种的危险。然而，事实是儿童起初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并且由于他们不知道危险的存在而无所畏惧地行动。他们会沿着水边跑，爬上窗台，玩锐利的东西和火——总之，做一切有危险的事情，并且使看护者感到担忧。最终现实的焦虑被唤醒，这主要是教育的结果，因为不可能让他们自己在痛苦的经历中学习。

    那么，如果有些儿童很容易通过训练而认识到焦虑，并且自己能预知那些未曾受过警告的东西的危险，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比别人在体质内有更多的先天的力比多需求。难怪那些后来成为神经症的人，在当孩子时也属于这一类。我们知道最有利于神经症发展的东西是没有能力在很长的时间里忍受大量的被压抑的力比多。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种体质的因素在起作用——确实，我们对此从未有过异议。我们所反对的只是从观察及分析的一致结果来看，体质因素本无地位，或具有无足轻重的地位，而有些学者则特别重视这一因素而排斥其他的因素。让我来总结一下我们从对儿童忧虑的观察中所得出的东西；幼儿的焦虑与现实的焦虑无关，却与成人的神经症焦虑有着密切的关系。像后者一样，它来自于无处使用的力比多，并且它由外在的对象或情境替换失去的可爱的对象。

    你们现在会很高兴地听到，对恐怖症的分析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新东西，它们与儿童的焦虑都是如此：无处发泄的力比多渐渐地转化成为一种类似的现实的焦虑；于是把外界无足轻重的危险引过来代表力比多的要求。对于这种相互一致（恐怖症和儿童的焦虑之间的）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儿童的恐怖不仅是后来的焦虑性癔症所表现出的恐怖的原型，还是它的直接的先导。尽管每一种癔症都因不同的内容而有其不同的名称，但他们都可以追溯儿童的恐怖，并成为它的继承物。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所具有的机制。就成人来说，虽然力比多暂时得不到发泄，却不足以转化成为焦虑。因为成人早已认识到怎样保存力比多，或怎样使它们应用于其他地方。然而，如果他的力比多依附于一种受到压抑的心理兴奋之上，那么和儿童相类似（儿童还没有意识和潜意识的分别）的所有情形就会随之再次出现；由于这个人已退回到儿童时期的恐怖，所以他的力比多就十分容易成为焦虑。

    你们可以回忆到，我们曾详细地讨论过压抑作用，但那时我们总是只关注被压抑的观念的命运——自然是由于这更易于识别和描绘。我们总是遗留一个问题，即附属于被压抑观念的是怎样的情感，并且现在才知道这个情感无论通常有何性质，它在这时的直接命运都是转变为焦虑。这种情感的转变是压抑过程的一个重要结果。这件事很难叙述，因为我们还不能主张潜意识情感的存在也像以前主张潜意识观念的存在一样。一种观念不论意识的或是潜意识的，都保持不变；我们可以说出和潜意识观念相当的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一种情感是一种有关的能量发泄的过程；如果我们对有关心理过程的假设还没有彻底的考察和了解，就不能说和潜意识的情感相应的是什么东西。而我们在这里还无法加以讨论。不过，我们将强调我们现在已获得的印象：焦虑的产生与潜意识系统具有密切的关系。

    我曾讲过，如果力比多受到压抑，就转变成焦虑，或以焦虑的方式得到发泄，这是力比多的直接命运。我现在必须补充一点：即变成焦虑还不是受到压抑的力比多唯一的或确定的命运。在神经症中，过程的目的在于要阻止焦虑的发展，并且用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在恐怖症中，神经症过程的两个阶段可以被清楚地区分。第一个阶段与压抑以及力比多转变成焦虑有关，它因此也与外在的危险有联系。第二个阶段包含建造各种防御的壁垒，以避免接触外界的危险。由于自我感觉到力比多的危险，于是以压抑作为逃避力比多压迫的工具；恐怖症可被比作一座城堡，用以对抗可怕的力比多这种外来的危险。当然恐怖症中的防御系统的弱点在于：城堡虽然可以抵御外在的危险，但仍不免会有来自内部的危险存在。把来自于力比多的多方面的危险投射于外，这是永远不能彻底成功的。由于这个原因，在其他神经症中，其他的防御系统用于反对可能的焦虑的产生。这是神经症心理学的最有意义的部分；但不幸的是，它未免离题太远，而且要以更为深刻的特殊化的知识作为前提。我现在只再补充一点。我已给你们讲过自我在压抑过程中所使用的“反贯注”（anticathexis），并且这个反精神贯注必须保全，以便压抑作用具有稳定性。这种反精神贯注具有以下任务：即运用各种形式的防御方法抵制压抑后的焦虑的产生。

    让我们重新回到恐怖症。我可以安全地说你们现在已认识到了只解释恐怖症的内容，只研究其起源（像造成某种恐怖的这种对象或那种情境），而不管其他，那是很不适当的。恐怖症的内容与显梦（一种谜面）同等的重要。必须承认，无论怎样变动，在各种恐怖症的内容之中仍然有许多内容由于物种遗传的原因而特别适合于成为恐怖的对象，正像霍尔所主张的一样。确实，许多焦虑的对象只能通过一种象征关系建立它们与危险的联系。

    这样，我们发现自己确信焦虑的问题在神经症心理学问题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我们还深刻地认识到焦虑的发展和力比多的命运及潜意识的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还有这样一个事实：现实的焦虑必须被看作自我的自己保存本能的显现。这个事实虽不可否认，却是一个不连贯的线索——即我们理论观点中的一个空缺。

    第26讲力比多理论和自恋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已多次地（不久前已讲过）讲过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区别。首先，压抑作用向我们显示：二者可以彼此对抗，性本能表面上被征服，并且被迫通过倒退和迂回曲折地寻求满足，这样做它们能够弥补它们在前进中的失败。我们接着认识到这两种本能与必要性（necessity）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关系，所以，它们的发展过程不同，并且它们与现实原则具有不同的联系。最后，我们似乎发现通过观察而认识到的性本能与焦虑的情感状态比与自我本能有更为密切的关系——这个结论只在一个重要方面似乎不完满。因此，为了更为稳固地建立这个结论，我要再引入下面的更值得注意的事实：如果饥渴（自我保存本能的两个最重要的成分）得不到满足，结果不是它们转变成焦虑，而是将未满足的力比多转变成焦虑，这是我们最经常看到的现象。

    无疑，我们将自我本能从性本能中独立出来的权利不能被动摇；说性本能的存在是个体的一种有区别的活动已隐含了这一点。唯一问题是这个区分究竟有什么意义，以及我们是否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区分。然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看以下两点：第一，性本能在身体上及心理上的表现与自我本能的区别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我们能否加以限定。第二，由这些差异所引起的结果究竟如何重要。另外，我们当然没有要坚持这两种本能在本质上的差异，而且即使有了差异，了解也是很困难的。两者都只被描绘为个体的能量源泉，如果我们要讨论它们究竟为同一种，或分属于两种，那么，就决不能只以这些概念为基础，而必须以生物学上的事实为根据。我们对这些的认识还很少，即使我们认识的更多一点，它也与我们的分析任务无关。

    根据荣格的例子，很显然，如果我们坚持所有本能都源于一个单元，并且它们所具有的能量都称为“力比多”，也不能使我们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因为没有方法能够在精神生活中去除性的机能，我们于是不得不谈到性的力比多和非性的力比多。但力比多的名字仍适合于留给性生活的本能力量，像我们至今实际中所用的一样。

    因此，在我看来，对精神分析来说，性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究竟是否应加以区分的问题，是不太重要的。精神分析也没有能力来回答这个问题。然而，生物学在许多方面显然可以证明这个区别的重要性。确实，性生活是超越于个体之上的生命有机体的单一的机能，并且与物种有关。这个机能不仅像其他活动那样时常有利于个体，而且为了得到性的高度的快乐，还使生命面临危险和毁灭。由于个体的生命仍需保留一部分传递给后代，于是就有一种有别于其他的新陈代谢过程，作为达到这种目的的途径。最后，个体有机体将自己看成重要的东西，并且认为其性生活也像其他机能一样，只是为了自己的满足。但是，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个体有机体只是物种生产序列的一小段，和不朽的种质（germ—plasm）相比，它的生命是很短暂的，像临时作为种质的寄身之地一样。

    然而，精神分析对神经症的解释不需要这种深远的考虑。沿着性本能和自我本能的区分，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理解“移情性神经症”的关键。我们已能够将它们追溯到某一基本的情境，而在这个情境之中，性本能和自我本能彼此矛盾，或用生物学的术语（虽不很准确）说：自我一方面作为独立的个体有机体与另一方面作为物种延续的成员彼此冲突。这种分歧或许只能发生于人类，并且一般来说，人之所以比其他动物优越，或许就在于神经症。人类的力比多的过分发展和其精神生活的异常复杂——这或许就是由力比多发展而来的——似乎创造了这种冲突发生的条件。显然，这些也是人类所取得的超越于动物的极大进步的先决条件，所以人类易患神经症的能力似乎只是其文化发展的能力的反面。但这些也只是推测，它使我们背离了目前的任务。

    至今，我们的研究工作仍旧根据这样的前提：我们可以根据其表现将自我本能从性本能中区分开来。对于移情性神经症来说，这种区分是不难获得的。我们将自我指向其性需求对象的能量贯注称为“力比多”，而将来自自我保存本能的其他的能量贯注称为“兴趣”。通过追溯个体精神贯注，它们的转移和最终的命运的过程，我们可以获得对精神力量的机制的初步了解。为了这个目的，移情性神经症为我们提供了最珍贵的材料。但是，对于自我及其构造和其机能的各种组织，我们仍不清楚；我们不得不假定对其他神经症障碍的分析能够给我们带来某种必要的悟性。

    我们很早就开始将精神分析概念扩展到这些其他的疾病之上了。在1908年，阿伯拉罕（Karl Abraham）就已和我在交换思想之后发表了一种主张，认为早发性痴呆症（dementia praecox）的重要特征是：缺乏力比多发泄对象。但那时曾引起这样一个问题：痴呆症患者的力比多既然已经离开了它的对象，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结局呢？阿伯拉罕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它又回到了自我，并且这种回复是早发性痴呆中夸大妄想（negalomania）的源泉。这种夸大妄想就好比是人们熟悉的恋爱时夸大对象的身价。这样，我们通过将它与正常的恋爱生活相联系这种方式，首次认识到了精神疾病的一个特性。

    我要告诉你们，阿伯拉罕的这种最初的解释已被精神分析者所接受，并且成为我们对待精神病学的态度的基础。这样，我们慢慢地熟悉了这个概念；虽然力比多依附于某种对象，并且表现出一种要在这些对象上求得满足的欲望，但也可以抛弃这些对象，而转向自我本身。这个观点逐渐变得更为完善。我们从纳基（Paul Ncke，1899）所描绘的性变态那里借来了自恋（narcissism）这个有关力比多分配方式的名词。即一位成年人将通常施用于外在性对象之上的所有的爱抚转移到他自己身上。

    我们稍加思索就会发现，如果这种力比多对自己身体和人格而非对客体的固着确实发生了，那么这种现象不可能是例外的或毫无意义的。相反，也许这种自恋乃是普遍的和原始的现象，有了这种现象，才会有对对象的爱，而且自恋也不必完全消失。确实，我们从力比多对象的发展历史中就可以回忆到，许多性本能始于在客体对象自身（像我们所谈的自淫一样）获得满足，并且这种自淫的能力是现实原则教育过程中性生活退化的基础。这样，自淫现象乃是力比多分配在自恋方向上的性活动。

    总之，我们对于自我力比多（ego—libido）和对象力比多（object—libido）之间的关系已有了一定的印象，这个印象可借助于动物学方面的比喻进行解释。要知道最简单的生物由一团未分化的原形质（protoplasmic substance）组成。它们常借所谓的“伪足”（pseudopodia）向外伸张；并且能够使自己重新缩成一团。这些伪足就好像是力比多投射到客体之上，而大多数的力比多则仍然积聚在自我之中，我们假定在正常的环境中自我力比多可以顺利转化为对象力比多，并且这可以再次回到自我之中。

    在这些观点的帮助之下，我们现在能够解释大量的心理状态，或更为保守地说，也可用力比多来描述正常生活的情况了，像恋爱者的精神行为、机体疾病或睡眠等状态。就睡眠状态来说，我们假定它基于从外部世界转移开，并接受睡的愿望。我们发现半夜里梦的精神活动也是以保持睡眠为目的的，并且纯粹受利己主义动机的支配。借助于力比多理论，我们现在还认为睡眠是这样一种状态，其中所有一切外在方面的发泄不论是力比多的或是利己主义的都被放弃，而退入自我之中。难道这还不能使我们对这种由于睡眠而导致的体力恢复及一般疲劳的性质有全新的认识吗？这既可以证实睡眠和胎内生活的相似之处，又可以扩大其心理方面的意义，力比多分配的原初状态可以在睡眠者身上得到恢复，力比多和自我的利益在整个自恋中仍统一起来，并难以区分，共处于自我满足的自我之中。

    这里再讲下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如何区分自恋和利己主义概念？我认为自恋是对利己主义的力比多补充。在我们讲利己主义时，我们只看到个体的利益，而在我们讲自恋时，我们还把它的力比多满足考虑在内。就实际动机而言，二者各不相同。很可能一个人是绝对利己主义的，但是，如果他的自我要在一个客体对象上获得力比多的满足，那么，他的力比多对于客体对象也有很强的依恋；这时，他的利己主义就使他的自我不会由于对客体的欲望而受到损伤。一个人可以同时既是利己主义的，又是强烈自恋的——即不很需要客体。而自恋要么表现为直接的性满足，要么表现为所谓的“爱”，而与“肉欲”（sensuality）相对。在所有这些联系中，利己主义是自明的和不变的，而自恋是可变的成分。利己主义的反面是利他主义（altruism），利他主义这个概念与力比多的客体对象发泄不一致，利他主义和力比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在客体上谋求性的满足的渴望。然而在某人陷入爱河时，利他主义与力比多的客体对象贯注相融合。一般来说，性的对象可将自我和自恋吸引去一部分，并且自我对于客体的性做过高的估计。如果再加上利他主义，将来自于爱人的利己主义引向客体对象，那么，性的客体对象就成为十分强盛的东西，并完全吸收了自我。

    在以上纯粹的科学想象之后，如果在此我给你们引入一段诗来说明白恋和恋爱的“经济”对比，那么，我想你们就会发现它使人精神振奋。以下是从歌德的《东西歌女》（Weststliche Diwan）中引出的楚丽卡和她的恋人哈坦的对话：

    楚丽卡：

    奴隶，胜利者，

    群众，在问到你们时，都承认

    个人存在的意义是

    天地之子的主要幸福。

    如果我们没有失去我们的真我

    我们就没有拒绝任何人的必要，

    如果一个人仍然是他自己，

    便可以忍受失去一切。

    哈坦：

    就算它是如此；

    但我走的是另一条路；

    我在楚丽卡身上，

    发现了人世赋予我的一切幸福。

    如果她对我有意，

    我愿牺牲一切，

    如果她舍我而去；

    那么我失去我的真正的自我。

    那些和哈坦在一起的日子已成过去，

    而我仍然不变，

    如果她很快爱上了某个幸运的人

    我只好和他合为一体。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梦的理论的补充。我们不能解释梦的起因，如果我们假定潜意识中被压抑的观念某种程度地独立于自我，以便自我为了寻求睡眠，虽然它已撤回它在对象上的发泄，但这种观念仍然不受睡眠欲望的支配，而保持其发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潜意识如何能利用夜间检查作用的减弱或消失，而成功地获得对白天残余经验的控制，从而构建一种为本人所阻止的梦的愿望。另外，这种残余的经验和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材料原先就有一种联系，由这种联系可以产生一种抵抗力，来反对睡眠的愿望和力比多的撤回。因此，我们通过这种补充，为我们有关梦的形成的观点插入这种动力的重要特点。

    器质性疾病、痛苦的刺激或器官的发炎创造了一种条件，可明确地使力比多从对象上撤回。所撤回的力比多可在自我中再次发现，而对身体上病痛的部分增加贯注。人们确实可以大胆地假定，力比多在这些环境中从其对象上撤回要比个人主义兴趣从外界事物上的撤回更为明显。这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疑症的途径，其中有些表面上看不出病痛的器官都要求自我的关注。

    但是，我这里不准备再讨论这一点，或者其他可用对象力比多返回自我来解释的情境——因为我会遇到已引起你们注意的两种反对意见。首先，你们想要让我说明为何在讨论睡眠、疾病等时，却一定要坚持力比多与兴趣的不同，以及性本能与自我本能的不同。实际上，如果我们要解释这些现象，只需假定每个人都有一种流动的一致的力，贯注到对象之上，和积聚于自我之中，就可以从属于一个或另一个本能。第二，你们想要知道我怎么能冒险地把力比多剥离开对象看作是疾病的起源，假如这种由对象力比多转为自我力比多（或更一般的自我能量）的变化是正常的和日夜重复的心理动力过程。

    我现在进行回答。你们的第一种抗议听起来很有道理。请考虑一下睡眠、疾病和自己的恋爱就很可能不会使我们将自我力比多从对象力比多中，或将力比多从兴趣中区分出来。但这里你们忘记了我们起初的研究，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心理情境正是以这些研究为基础的。既然我们已弄清楚了由移情神经症所引发的冲突，那么就不得不对力比多与兴趣、性本能与自我保存本能加以区分。从此，我们就注意到了这种区分。如果要弄清楚所谓的自恋性神经症——如早发性痴呆症，并且说明它们和癔症或强迫症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就不得不假定有力比多的存在。只有这样，我们随后才能运用由此而得出的不可否认的理论来理解疾病、睡眠和恋爱。我们到处应用这些理论，看它们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行得通。而没有直接根据我们的分析经验的唯一的论题是：不论力比多依附于客体对象或自我，它仍然是力比多，而不会转变为自我的兴趣；并且自我的兴趣也一定不会变成力比多。然而，这还只是表示性本能与自我本能之间的区别；我们对这个区别已批判地思考过，并且出于启发性的原因，我们对此将继续坚持到它可能已消失为止。

    你们的第二个观察也提出一个合理的问题，但它的目标方向是错误的。的确，客体对象的力比多退回到自我不是直接的病因；我们确实知道在我们就要入睡之前它时常发生，但在我们醒时，它又复原。这就好像原形质的微生物在收回其伪足之后，往往再次伸出一样。但是，如果有一种确定的、很有力的过程，迫使力比多从客体对象上撤回，那么结果就很不同。由此，成为自恋的力比多会无法找到返回客体对象的途径，于是，力比多在其自由运动上受到阻止，这就不免会引发疾病。如果自恋的力比多积聚到某种限度之上，就很可能会变得难以忍受。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客体对象的贯注才得以发生，而自我也只得放出力比多，以免过分积聚力比多而致病。如果我们要对早发性痴呆症进行更为特殊的研究，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使力比多脱离其对象而不能返回的那一个过程确实与压抑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应被看作是压抑作用另外的一种。不论怎样，如果你们能认识到这些过程产生的基本条件——就我们目前所知，几乎和压抑作用相一致，那么，你们就不难理解这些新事实了。冲突似乎是同样的并且在同样的两个因素之间进行。假如结果与癔症中的十分不同，那么其原因只能依赖于先天倾向的不同。这些患者的力比多发展中的弱点在于另一阶段；引发症状的固着之处也有不同的位置，或许是位于初期自恋阶段之中；早发性痴呆症最后返回到这一阶段。我们不得不假定自恋神经症的力比多在发展上固着的时期远远早于癔症或强迫症，但是，你们可能听说过自恋性神经症实际上要比移情性神经症更为严重，但是通过对后者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可以为前者的解释所用。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可以相互沟通的地方，它们基本上属于同一组现象。并且你们可以想象出：一个人如果不先有关于移情性神经症的分析的知识，那么他就难以对这些障碍（属于精神分析学范围之内的）做出相应的解释。

    早发性痴呆症的临床表现（时常发生变化）不同，它的发作不是像自恋那样由于力比多由客体对象返回并积聚于自我之中。它还表现出其他现象，这些现象可追溯到力比多要再次返回于客体对象并力求恢复的结果。这些才真正是这种疾病的显著特征；这些特征和癔症的症状相似，极少数也与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相似；但就总体来说，仍有不同之处。早发性痴呆症的力比多返回到客体对象或客体观念的努力，似乎的确有所得；但是这些所得只不过是它们的影子而已——我是指属于它们的词汇表达。我对此不能讲更多，但我相信力比多返回到客体对象的努力，可以使我们对真正构成意识与潜意识观念之间的区别的东西获得了解。

    我现在已希望引导你们使分析工作再前进一步了。由于我们已冒险使用了自我力比多概念，使了解自恋性神经症有了可能；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在这些疾病里求得动力的成因，同时，通过理解自我来扩充我们有关精神生活的知识。我们所寻求的自我心理学不必建立在自我知觉的资料之上（像力比多的情况一样），而是建立在对自我的干扰和破坏的分析之上。或许我们认为自我心理学要是能够成立，我们从移情神经症的研究中所获得的有关力比多的知识就会无足轻重了。然而，我们目前在这方面还未取得很大的进步。自恋神经症很难用我们在移情神经症中所使用的技术来解决。你们不久就会知道这是为什么。对于自恋患者来说，时常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在走了一段路之后，就会碰壁，使我们停下来。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就是移情神经症，我们也会遇到抵抗的阻碍，但这个障碍可以逐个地冲破。而自恋的抵抗则是不能克服的，最多只能好奇地隔墙观望，看看墙那边发生的事情。因此，我们不得不改变研究的方法，而我还不知道是否能够成功地找到一个替代方法。我们并不缺乏有关这些患者的材料，即使不足以解决我们的疑难，但这些材料的分量却很可观，而且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用我们得自移情神经症的症状的东西来帮助理解这些问题。这两种病症的一致之处足以保证我们有个好的开始。到底这种技术会对我们有多大帮助，还要留待以后再看。

    另外，还有一些阻止我们前进的困难。只有那些对移情性神经症做过分析研究的人们，才可以去研究自恋性神经症以及和自恋有关的神经症。但是，我们的精神病学者不是精神分析的学生，并且我们精神分析者也很少看到过精神病病例。一批精神病学家必须首先受精神分析的训练。美国已开始在这个方向上进行努力了，有许多杰出的精神病学者用精神分析的理论给学生演讲。医院及精神病院中的主任医生也都用精神分析理论作为指导来观察病人。然而我们有时也在那里成功地看到了自恋背后的一些东西。下面将告诉你们一些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被称为慢性精神错乱的妄想狂（paranoia），在当今的精神病学的分类上，占据着一种不确定的地位。但是，它与早发性痴呆无疑有着密切的联系；我曾冒昧地提出过，二者都应归于妄想痴呆（paraphrenia）。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妄想狂的形式有所不同，例如夸大的幻想（megalomania）、被压迫的幻想（persecution mania）、被爱的幻想（erotomania）以及被妒忌的幻想等等。我们不希望精神病学试图以这种方式做出解释。这里有一个例子，精神病学也曾经依靠理智的努力，试图用这些症状来进行互相解释：患者深信自己受到迫害，因此猜测自己一定是个重要的人物，于是就渐渐地产生了妄自夸大的幻想。根据我们分析的观点，这种夸大的幻想是自我显现的直接结果，这主要是由于力比多从客体对象发泄上撤回——即属于早期幼儿形成回复的第二期的自恋（secondary narcissism）。然而，我们从对迫害的幻想的观察中得到了一个了解的线索。引起我们注意的第一个东西是在大多数事例中，迫害者和被迫害者是同性的，这仍然可有好意的解释；但是，对于某些已受到深入研究的例子来说，似乎患者在健康时对这个同性者本来十分亲爱，只是到了发病后，才把他当作迫害者。这使更进一步的研究成为可能：即可以把被爱的人更换成另外一个人，如把父亲换为严师或权威者。这种经验数目的不断增长使我们得出结论：被迫害妄想狂（paranoia persecutoria）是这样一种疾病，患者抵御自己变得过于强烈的同性恋冲动。爱可变为恨，这也许会严重威胁到既爱又恨的对象的生命，这个转变正好比力比多由冲动变为焦虑，通常都是压抑作用的结果。这里用一个最近看到的例子加以说明。

    一位年轻的医生不得不离开他居住的城镇，因为他曾威胁一位住在那里的大学教授的儿子的生命，这个人当时是他的一位好朋友。他以为这位朋友有超人的魔力和邪恶意图；他认为正是由于他，才造成了近年来家庭中的各种不幸和自己在家里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厄运。而且，不仅仅如此，他认为这种糟糕的朋友和其父亲（教授）还引起了战争，并且使俄国人侵扰边疆。他们曾用各种方法来威胁他的生命；他于是坚信只有这个罪犯的死亡才能使各种邪恶终止。然而他对他的情谊仍是那么深，以致虽然有枪杀他的机会，却总是手软不能开枪。在我与这位患者的简短的谈话中，了解到他们之间的友情可追溯到他们在学校的日子。他们至少有一次远远地超出了朋友的界限：他们曾一起过夜，并有机会发生过一次完全的性交。就患者的年龄及其有魅力的人格来说，那时都应有与女人有关的情感，但他却始终都没有这个意思。他曾与一个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美丽的女子订过婚，但由于她发现他冷酷无情，于是与他解除了婚约。几年后，在他初次能给一位女人以性的满足时，他却发病了。在这位妇女感激和忠心地拥抱他时，他突然感到了一种神秘的痛苦，像利刃切颅一样。之后，他把那时的感觉解释为，像是进行尸体解剖把头部切开时那种感觉一样。由于他的朋友是病理解剖学家，所以他逐渐认识到，只有这位朋友才会将这个女人送给他，并诱惑他。从此以后，他开始了解其他的来自于这个朋友的迫害的阴谋了。

    但是，病例中的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也可能是异性的，那么，这与说这种病是同性间的岂不是相矛盾吗？前不久，我曾有机会诊断过这样一个病例，并且从表面的矛盾中能够引申出一种证实。一个女孩想象自己受到一位男子的迫害，这个男子曾与她发生过亲密的关系。而事实上，她起初却妒忌一位妇人，这位妇人是可看作其母亲的替代者。一直到第二次和他相会后，她才将受迫害的幻想从那位妇人那里转移到那位男子身上。可见，在这个病例中，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性别相同之说，仍可成立。只是在向律师和医生诉说时，患者没有提及其幻想的这个最初阶段，于是，这使我们对妄想狂的解释表面上存在着矛盾。

    同性对象选择比异性对象选择与自恋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当同性恋的冲动受到排斥的时候，就很容易退回到自恋。迄今为止，我还很少有机会把我们所知道的有关爱的冲动的基础全部告诉你们，而且现在来补充也已太晚。然而，我要给你们强调的是：对象的选择，即力比多在自恋阶段以后的发展，可按照两个不同的类型发生：要么按照自恋型（narcissistic type），这里患者自己的自我被另一个尽可能相似的自我替代，要么按照依恋型（attachment type），这里力比多以能满足自己幼时需要的长者为对象，对于这种力比多强烈地固着于对象选择的自恋型也应属于有明显的同性恋倾向。

    你们可以回忆一下在本学年第一次上课时，我曾描绘过一个女人患有妒忌的幻想。现在我们的演讲就要结束了，你们肯定很想听一下从精神分析上如何理解这种幻想。但对此我能告诉你们的要比你们所期望的少得多。幻想和强迫观念一样，它不受逻辑和实际经验的影响，可用它们与潜意识材料之间的联系来进行解释；这些材料一方面受到幻想或强迫观念的阻止，一方面又可借幻想或强迫观念表现出来。二者之间的不同建立在这两种疾病的地形学（topography）及动力学之间的差异之上。

    对于妄想症和抑郁症（可分为许多不同的临床形式）来说，我们已发现某种线索，使我们有可能对这种疾病的内在结构获得某些了解。我们已发现，这些患者深为苦恼的无情的自我责备，实际上都与自己已失去的或因为某种过错而不再加以珍视的性对象有关。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抑郁症患者确实都把自己的力比多从对象上撤回了，但是，通过我们所称的“自恋性认同”（narcissistic identification）过程，这个对象在自我本身已建立起来，用自我替换了对象（这里我只能给你们一种叙述的观念，并且不用地形学及动力学名词进行说明）。于是，患者的自我被看作那已被抛弃了的对象；那些要施加于对象之上的一切攻击性行为和凶恶的表示都转加于自我。由此，抑郁症患者的自杀冲动可以通过下面的假设更清楚地得到了解：即患者对自我的痛恨，与其对那些既爱又恨的对象的痛恨一样地强烈。在抑郁症和其他自恋错乱中，患者情绪生活中有一种我们习惯于称为矛盾情绪（ambivalence）的东西出现（自布洛伊尔之后）。我们用这个词来表示对于同一个人有两种相反的情感——即爱和恨的情感。不幸的是，我在这些演讲中不能给你们讲更多的有关这种矛盾情绪的东西。

    除了自恋神经症的认同之外，还有一种癔症的认同形式，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我希望能用一些清楚的区分给你们说明两种形式之间的不同。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些有关抑郁症的周期或循环性，我保证你们会感兴趣的。因为在适当的条件下（我曾两度体验过）通过分析治疗有可能在患者神志清楚的时候阻止在同样的或相反的情绪状态中这种条件的再现。从这些病例中我们知道在抑郁症、躁狂症（mania）及其他病症中，都有一种特殊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在进行着。你们可以想象得出在这个知识或领域中还有多少需要精神分析去探讨。

    我也告诉你们，我们希望有关自恋性障碍（narcissistic disorders）的分析会使我们了解一种方式，我们的自我以这种方式把不同的部分组合和构造成为整体，我们从前对这一点已做过初步的探讨。从对所观察的妄想的分析中，我们已得出结论：自我有一种官能，它不断地在观察、评判和比较，并且以这种方式和自我的另一部分相互对抗。因此，我们相信患者的抱怨，认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受人监视，每一个思想都有人知道并且受到批评。这其实已给我们道出了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真理。他的唯一的错误是把这种不舒适的力量看作是某种他自己很陌生的，存在于他自身之外的东西。他真实地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已创造出一种理想自我（ideal ego），他在自己的自我中觉得有一种官能的界尺，可利用这种理想自我来测量他的实际的自我和一切活动。我们也相信这种创造带有自我满足的意图，这种自我满足与幼时的主要的自恋有关，但从那时起便屡受干扰和阻止。我们知道这种自我观察的官能就是以前所称的自我稽查作用或“良心”，就是夜梦中表现为对不道德的冲动的抵抗。如果这种官能从被监视的妄想中分离出来，我们就能知道它起源于父母师长及社会的影响——即与这些模范人物的认同。

    这些是精神分析应用于自恋神经错乱所获得的一些发现。无疑，这些还很不够，并且它们还欠准确，它们只能从建立起来、熟悉的新领域中获得。之所以能产生这些结果是因为使用自我力比多或自恋力比多的概念；由于有这些概念的帮助，所以我们能够将移情性神经症方面的结论推广到自恋性神经症。然而，现在你们可能会问是否自恋性神经症及精神病的所有一切失调都可以用力比多来进行解释，是否疾病的发展都是由于精神生活中的力比多因素，而与自我保存本能的失常完全无关。女士们、先生们，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似乎不需要马上回答，并且更重要的是现在做出判断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把它留待将来科学工作的进步来解决。那时一定能够证明：致病的力量乃是力比多冲动特有的，所以，力比多理论无论是“真性”神经症方面或是最严重的人格障碍方面，都可以获得胜利。我们毕竟知道力比多的特性就是不屈服于现实和必要性的支配。但我又认为自我本能在此也有联带的关系，既然力比多有致病的情感，那么自我本能的机能就不得不因此而受到扰乱。即使我们发现在严重的精神病中自我本能自身是首要的受害者，我也不认为我们研究的方向会因此而失败，无论如何，将来会给你们回答的。

    然而，让我们再次暂时回到焦虑问题，来说明我们前面所留下的模糊不清之处。我曾说过焦虑和力比多之间的关系很明确，但难以与下面的假定相调和：面对危险而发生的现实的焦虑似乎是自我保存本能的表现。但是，如果焦虑的情感不来源于个人主义的自我本能，而是来自于自我的力比多，那么，我们应如何处理呢？毕竟焦虑状态时常是不适当的，并且它愈是强烈，这种不舒适就愈明显。在这些例子中，它时常干涉那唯一的可以保存自我的行动，不论它是逃避的或是防御的行动。因此，如果我们将现实性焦虑的情感部分归于自我力比多，并且把这种伴随行动归于自我保存本能，那么，我们将会摆脱这种理论困境。毕竟你们不会深信一个人逃避是由于他感到焦虑。一个人感到焦虑并且为一个由观察到的危险引起的同一动机而逃避。经历过许多致命危险的人告诉我们，他们一点也不害怕而只是行动——如他们用枪瞄准进攻的野兽——并且，这无疑是最有利的方法。

    第27讲移情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

    由于我们的讨论现在已接近尾声，你们头脑中肯定会有一种期望，并且不应使之落空。你们无疑会认为我在讨论了精神分析的所有复杂的难题之后，决不会不讲治疗就结束演讲，毕竟精神分析的工作是以治疗为基础的。再者，这个问题我决不能略而不谈，因为与它相联系，我还要给你们讲一个新的事实。缺乏这个事实，你们对我前面所探索过的疾病，就不能有更为完整的理解。

    我知道，你们不会期望我告诉你们有关实施精神分析治疗的技术，你们只是想要知道精神分析治疗法及其成就的大概情况。并且你们有知道这一切的权利，谁也不能否认。然而，我不把它告诉你们，而是坚持让你们自己去发现它。

    请你仔细地考虑一下吧！你们已知道了所有的重要事实，无论是引发疾病的条件，还是患者患病后起作用的因素。这些究竟在哪里为一些治疗的影响留有余地呢？首先，有遗传倾向的存在。我们不常谈及这种遗传倾向，因为它在其他的科学中已得到了强调，我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要说。但是请不要认为我们低估了它；作为治疗者我们对它的力量认识得十分清楚，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改变它。我们也必须把它看作是给定的东西，它对我们的努力加以限制。其次，有童年期的早期经验的影响的存在，在分析中，我们往往十分重视这些材料：它们属于过去，并且我们对它们也毫无办法。再者，是我们总结为“真实的挫折”的一切东西——生活中的不幸，它来自于爱的剥夺、贫穷、家庭争吵，婚姻中伴侣的错误选择，不利的社会环境，以及严格的伦理标准对个体的压制等。尽管这些方面有进行治愈的可能，但需要仿照维也纳传奇中的约瑟王（Emperor Joseph）施恩降祸的方法才行——即通过有权势的人的任意的专制，才可以使人们都顺从，使困难都消失；然而，我们这样的人能采取这种恩惠作为我们治疗的方法吗？我们在社会上只靠医术谋生，无钱无势，甚至不能像其他医生那样对贫苦的众生施展医术。我们的治疗也是很花时间和精力的。然而，你们或许坚持认为前面所提及的许多因素中必定有一种能得到治疗的可能。如果社会所要求的伦理限制在对患者所施加的剥夺中起作用，那么治疗能够给他们力量或劝告去打破这些障碍，以牺牲理想为代价来换取满足和健康。虽然这种理想为人所推崇，但世上也有人对此不能时常坚持。这样，通过性的完满生活（living a full life）患者会健康起来。这当然使分析治疗蒙上了违反一般道德的阴影。因为它给予个人的东西正是它从社会团体索取的。

    但是，女士们，先生们，究竟是谁给你们留下这种严重的错误印象的呢？对患者完满性生活的劝告不可能会在分析治疗中起作用——如果只因为我们自己已宣布在力比多的冲动与性的压抑之间，在禁欲与肉欲的趋势之间会发生不易克服的冲突。通过帮助一种趋势战胜另一种是不能解决这种冲突的。我们确实看到禁欲主义占有上风，结果是被压抑的性冲动在症状中寻找出路。如果我们反过来使肉欲方面有胜利的可能，那么被忽视的对性生活产生压抑的力量就不得不到症状中去寻求补偿。这两种方法都不能解决这种内在的冲突，总会有一方不能得到满足。而那种由于这种冲突不很强烈，由医生的劝告就能起效的病例则很少，这些病例并不需要分析治疗。那些易于受医生影响的人，在没有医生的情况下也能够自己找到解决的办法。你们肯定知道如果一位禁欲的男子打算赞成非法的性交，或一位未得到满足的妻子要找另一位男子寻求放松，那么他们不一定要得到医生或他们的分析者的允许。

    在这种联系中，人们时常忽视一个要点——神经症中致病的冲突不应与心理冲动之间正常斗争相混淆，因为这两种心理冲动有同样的心理根基。存在于同样的心理领域中。就致病的冲突来说，其两种力量中的一种进入前意识和意识阶段，而另一种则被压抑到潜意识阶段。由于这种原因，冲突不可能有个结局，冲突双方相距甚远难以会面。只有在双方处于同一场所时，才可能达成一个真正的协议。要使这成为可能，我想只有依靠我们的治疗工作。

    再者，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在想象中认为分析也主要是劝导人生或指导行为，那你们就搞错了。相反，我们尽可能避免扮演导师的角色，只希望患者能够自己解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劝告患者在治疗期间暂时不要对生活做出重要的决断，而要到治疗完成后再说，如有关事业、婚姻的选择，或离婚等的决断。你们肯定会承认所有这一切都与你们所想象的不同。只有对于那些年轻而不能自立的人，我们才不进行这种限制。我们对于他们只能既为医生又为教育者。而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且谨慎从事。

    但是，你们不要从我坚持分析治疗和不鼓励完满的生活中得出结论，认为我提倡传统的道德观念。这都不是我们的实际情况。确实，我们不是改革者，而只不过是观察者；然而，要观察就会有批判，所以，我们不可能拥护传统的性道德，不会赞成社会对于性生活问题的实际调整。我们可以证明，社会道德所需要的牺牲时常超越它本身的价值；道德行为既不基于诚实，又不免于呆板。对于患者，我们决不隐瞒这些批判，使他们对性问题也像对其他问题一样，都能习惯于做不带任何偏见的思考；在治疗完成之后，如果他们能在性的放纵和绝对的禁欲之间找到适中的解决办法，那么，不论结果怎样，我们都不受到良心的谴责了。不论是谁，只要他成功地了解了自己的真相，都会永远抵御不道德的危险，尽管他的道德标准在某些方面可以与一般的人不同。我们也不要过高地估价禁欲在引发神经症上的重要性。只有在少数病例中，病源性的挫折情境和之后的力比多积聚才可以通过不难获得的这种性交来治愈。

    因此你们不能根据精神分析允许完满的性生活而解释其疗效。那么，你们必须寻求其他的解释。我记得在我反对你们的这个建议时，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可使你们走上正确轨道。我们所使用的东西无疑是由意识的东西来代替潜意识，并把潜意识的东西转译成意识。是的，正是这一点。通过将潜意识的东西转译成意识的东西，我们取消了压抑。这就使症状形成的前提条件消除了。我们将病源的冲突转化成正常的冲突，这种冲突肯定可以找到某种解决办法。我们给患者带来的一切只是这种精神的改变：它达到的程度就是衡量提供的帮助的标准。在没有压抑（或类似的精神过程）等待解除时，我们的治疗就算完成了。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公式来表达我们努力的目的：使潜意识成为意识、消除压抑作用，或填补记忆的空缺——所有这些都指同样的东西。但或许你们对这种解释不满意。你们已形成了一个有关这种神经症患者恢复健康的不同的印象——即他在接受了精神分析的艰苦的治疗之后，他会变成另一个人。所以，似乎总的结果是使潜意识的材料较以前减少，而意识的东西较前增多而已，你们或许低估了这种内在改变的重要。虽然一个受到过治疗的神经症患者在本质上依然故我，但他确实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也就是说，他已成为了可以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所能成为的最好的人。但这就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了。如果你们能知道我们的一切成就，能知道我们用很大的努力来引起这种个人精神面貌的显然是平常的改变，那么，你们就肯定开始认识到精神水平中这种不同的重要了。

    我暂时离开本论题，来问一下你们是否知道所谓病因治疗（a causal therapy）的意义。病因治疗是指抛开疾病的表现形式，寻求突破点，以根除其病因的一种治疗方法。那么精神分析是不是一种病因治疗呢？回答这个问题并非一件易事，但我们由此却可以深信这类问题毫无价值。在精神分析的治疗不以消除症状为直接目的时，它很像病因治疗。而在其他方面二者则不同，因为我们早就通过压抑而将原因追溯到了本能倾向，它们的相对强度，它们的发展过程中的偏差。现在假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化学方法干预这种机制，随时增减力比多的分量，或以牺牲另一本能为代价来增强一个本能——这就会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病因治疗，我们的分析也就成为寻求病因时所不可缺少的首要工作了。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目前还没有这种影响方法可以深入到力比多的过程之中。运用我们的精神分析治疗，我们向另一点发动进攻——不是针对我们所知道的这种现象的根源之处，而是远离症状，这个地方只有在很特殊的环境下才有可能使我们接近。

    那么，我们必须要做什么工作才可由意识的东西来代替患者的潜意识呢？有一个时期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十分简单：只需要找出这种潜意识的材料并将其告诉患者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知道这是一个目光短浅的错误。我们有关潜意识材料的知识与患者的知识不是同一回事。如果将我们的认识告诉他，他不是接受它，并替代自己的潜意识材料，而是把它置于一边，并且很少改变自己的认识。我们不得不以地形学的观点来对待潜意识材料，我们必须从患者记忆中最初由于压抑而形成潜意识的地方去寻求它。压抑必须被消除——之后由意识材料代替潜意识材料的工作才能顺利完成。那么，我们如何消除这种压抑呢？至此，我们的工作进入第二个阶段。首先，是发现压抑，其次，是消除维持压抑的抵抗力。

    那么，我们如何消除这种抵抗呢？方法是同样的：通过发现它并将其展示给患者。确实，这种抵抗也源于压抑——源于我们试图消除的，或早期发生过的压抑。它由反精神贯注建立，这种反精神贯注是为了压抑被拒绝了的冲动而产生的。这样，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和以前一样，即进行解释，发现并告知患者，但现在我们是真正做对了。抗拒或抵抗不属于潜意识，而是属于自我，自我一定会与我们进行合作；它即使不是意识的，那也无什么妨碍。我们知道，这里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潜意识”一词：一是作为一种现象，二是作为一种系统。虽然这听起来很难理解，并且模糊不清，但它毕竟只是前面所讲过的东西的重复。我们已为它做好了铺垫。在我们能由此解释辨别出抵抗的所在时，我们希望这种抵抗会被放弃，并且反精神贯注会退避。但是，有什么动机力量由我们支配以使此事有成功的可能呢？首先，是患者寻求恢复健康的欲望，使他愿意与我们合作；其次，是患者的智慧的帮助，我们通过解释来支持这种智慧。如果我们能够给患者一些提示，那当然更容易地用其智慧识别出这种抵抗力，并在潜意识中找到与这种抵抗相应的观念。如果我对你们说：“向天空看！那里有个气球！”这与我只让你们向上看，并看你们是否能看到某种东西相比肯定会更为容易地发现这个气球。同样，在学生初次学看显微镜时，教师必须告诉他要注意看什么，否则，尽管这种东西在镜下可以看到，学生却根本看不到它。

    现在请看一些事实情况吧！就神经症的许多形式来说——如癔症、焦虑现象、强迫性神经症等，我们的期望都得以实现了。通过以这种方法来寻找压抑、抵抗及被压抑的观念，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这种抵抗，消除这种压抑，并将潜意识材料转化为意识材料。我们这样做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每一种抵抗力被克服时，患者的内心就在进行着一种激烈的斗争——一种正常的心理斗争，它建立在同样的心理基础上、发生于寻求维持反精神贯注和准备使之放弃的两种动机之间。前者是原先建立起的压抑作用的老动机；后者则为新近引发的动机，它可以用来帮助我们解决冲突。我们已成功地将前已因压抑作用而暂时平息的冲突再次引起，用来作为对此事的新的贡献。首先，我们必须向患者表明早期的决定足以致病，而新的不同道路可以导致健康的恢复；其次，告诉患者自从原初的拒绝之时起，所发生的情况已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自我柔弱、幼稚，也许无法抵御危险的、强加的要求。现在，自我变得既强大，又富有经验，并且还能够得到医生的援助。这样，我们就可以期望将再次引起的冲突引导到一个比压抑作用更好的结果；像我已讲过的一样，我在癔症、焦虑和强迫性神经症方面的成功可以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然而，还有其他形式的疾病，虽然情况相似，但我们的治疗方法却不见得有效。在这些病症中，自我和力比多之间存在一种原初的冲突，并引发压抑作用——尽管这个冲突和移情神经症的冲突有地形学上的不同之处，我们也可以在患者的生活中追溯到压抑发生之处；我们运用同样的程序，准备做出同样的许诺，并且给患者同样的帮助，为他提供先行的观念；再者现在和压抑之间的时距也会有助于这种冲突产生一个不同的结果。然而，我们仍没有成功地消除一种抵抗或一种压抑。这些患者，如妄想狂者、抑郁症者以及患早发性痴呆症者，从总体上说仍然不受精神分析治疗的影响，或抵制精神分析治疗。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肯定不是缺乏智力。当然患者需要具备某种程度的智力，但是就那些十分聪明并能进行演绎的妄想狂来说，难道是因为其智力赶不上他人吗？其他任何动机似乎也都不缺乏，抑郁症患者和妄想狂者不同，他们对患病和由此而忍受的痛苦具有很清楚的意识。但这并不使他们更有可能受到影响。我们在此又遇到一种我们难以理解的事实，并因此怀疑，我们是否真的明白了我们有可能成功地治疗其他神经症的所有决定因素。

    如果我们现在继续专门讨论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马上就会遇到第二个出人意料的事实。因为不久，我们就注意到这些患者对我们表现出一种十分奇特的行为。我们确信，我们考虑了治疗所涉及的所有动机，并且还充分地估计到了我们自己与患者之间的情境，因而可以得出一个十分可靠的结论；但是，除了我们已估计到的这些之外，似乎还有什么没有估计到的，这种意外的新奇的东西自身以很多形式出现。我给你们讲一些较常见的而且较容易理解的形式。

    我们注意到，病人本应只注意自身的精神冲突的解决，然而他们却忽然开始对医生本人发生某种特殊的兴趣。与医生有关的一切事情似乎比他自己的事情更重要，并且从此不再注意他自己的疾病。医生与他的关系一时也变得十分融洽，他特别地顺从医生的旨意，尽可能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激之情，而且显示了出人意料的美德。医生也因此对患者形成一种好感，并且以能为这样一种有特殊价值的人格提供帮助而感到庆幸。如果医生有机会与患者的亲属谈话，他也会为听到患者对他的尊重而由衷地感到高兴。患者在家中不知疲倦地赞扬医生，并认为医生有种种美德。他的亲属会对你说：“他对你非常的热情，异常地崇拜你，你说的一切，在他看来都像是圣旨。”也许不时有眼光敏锐者说：“太令人生厌了，他除你之外别的东西一概不谈，并且一直把你的名字挂在嘴边。”

    我们希望医生很谦逊，把患者对他的尊重归为希望自己能恢复患者的健康，并由于治疗的影响，使患者感到吃惊和愉快，增长了见识。在这些条件下，分析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患者理解医生的暗示，并把注意力集中于治疗工作，他源源不断地提供记忆和联想的材料。他的解释的正确可信使医生都感到吃惊，以为这些新的心理观念本来深为外界健康的人所驳斥，不料患者却如此愿意接受，这真使人感到高兴。再者分析工作期间的这种友好合作关系使患者的病情也不断地好转。

    但这种好天气不能持久，总有乌云压顶的一天。这表现为治疗中的困难；患者表示自己再也回想不起什么了。他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他不再对这项工作感兴趣了，如果有时你让他说出他随时想到的东西，而不要加以批驳，他再也不愿意听了。他表现出自己好像是治疗的局外人，并且他好像从未和医生有过合作融洽的关系一样。他显然由什么东西占据了；并不愿讲给外人。这种情形对于治疗十分有害。我们必定是又遇到了一种强有力抵抗。但做何解释呢？

    如果我们能够再次弄清楚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干扰的原因在于患者转移到医生身上的一种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不是通过医生的行为和治疗的关系所能够解释的，它表现的方式和所要达到的目标当然也会随着医生与患者两人之间的情况而有所不同。如果这里所涉及的一个为年轻的女子，一个为年轻的男子，那么我们会产生二人正常相爱的印象；我们会发现这是可以理解的：既然一个女子时常与一个男子见面，又常谈及内心之事，而这位男子又处于支配地位，她对他产生爱慕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一位患神经症的女子其爱的能力存在着障碍。两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与我们假定的情况相比愈是深入，我们就对发现这种情感关系的不断发生愈是感到吃惊。如果一位婚姻不幸的妇女受到医生的深深的吸引，而医生也还未有所爱，那么，她若愿离婚而委身于他，或这样做行不通，就和他私下相爱，这仍然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在精神分析之外，也常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但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吃惊地听到已婚妇女和女孩令人吃惊的自供，她们对于治疗问题有一种特殊的态度。她们说，她们已经知道除了爱情之外，没有别的可以治疗她们的方法；在治疗的开始，她们就已期望从这种关系中最终可以获得现实生活中所不能得到的安慰。正是这种愿望，给治疗带来了这么多的困难，并且克服所有这些困难来披露她们的思想——我们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补充一句：很容易理解那些难以相信的东西。但是，这种承认使我们感到吃惊：它使我们的一切估计都化为乌有。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讨论中留下这最重要的成分吗？

    确实，我们的经验愈丰富，我们就愈难以抵制做出这个修正，尽管这会使我们的科学的估计感到羞愧。在前几次，人们可能会认为分析治疗由于偶然的事件遇到了干扰——即一件非意愿的也不是治疗所引发的事件，但在这种患者对医生的情感——依恋一时常在各种新的病例中重复发生时，就连在最不合宜的或者可笑的情况之下，如老年女人和白发医生之间，根本没有引诱，这种相似的情感也不可避免，那么，这时我就不能再把它看作是一件偶然的事件，而必须看到这种现象与疾病本身的性质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十分不愿意承认这种新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把它称为移情作用（transference）。我们是指患者移情于医生，因为我们不能用治疗的情境来说明这种情感的发展。相反，我们认为这些情感的整个准备来自于其他地方，它们已先在患者的内心形成，然后借治疗的机会转移到医生身上。移情作用表现为一种爱的情感需求或较为缓和的形式；在一个女孩与一位老翁之间，可出现一种使女孩成为老人的宝贝女儿的愿望，来取代恋爱的愿望。力比多的愿望经过稍微改变而成为一种理想的柏拉图式的友谊愿望。有些妇女成功地使移情作用得到升华，并且对它进行模塑，使它获得一种存在的可能性。而另外一些妇女则只能使它以粗陋的、原始的并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样的，请不要忘记它们有着同样的起源。

    在我们探索这种新的事实的范围之前，我想去完成我对它的有关描绘。如果是男性患者会发生什么呢？人们不可能都希望逃避由性别不同以及性吸引所引发的令人讨厌的移情作用。然而我们的回答必定与妇女患者的情况极为相似。同样存在着对医生的依恋，他同样地过高估计医生的品质，同样地顺从他的旨意，同样妒忌现实生活中与医生十分亲近的每一个人。移情的升华形式在男子之间更为常见，而直接的性爱则为数较少，这正好像患者所表现出的同性恋倾向可以表现为其他的方式一样。分析者还发现男性患者时常具有另外一种表现方式，这种方式起初看来似乎与前者所描绘的相矛盾——一种敌意的或负移情作用（negative transference）。

    我必须指出，移情作用在治疗的开始就存在于患者的内心，并且暂时是其有所进步的最强有力的动机。我们捕捉不到它的踪迹，也不需要打扰它，只要它有利于分析工作的进步。如果它之后变成一种抵抗，我们就必须关注它，并且表现出两种不同而且相反的心理：第一，已显示性需要的意味，所以它引起内心对自己的反抗；第二，敌意取代了情爱冲动。一般来说，敌意情感的发生较晚于友爱情感，并且用友爱情感作为掩饰；如果二者同时发生，就可作为情绪冲突的范例，这种情绪冲突支配着人们之间的所有的最为亲密的关系。这样，不好的情感和友爱的情感都属于一种依恋的情感，正如虽然反抗与服从意义相反，但它们却都有依赖于他人的存在一样。我们无疑可以将患者对医生的敌意的情感称为“移情作用”，因为治疗的情境不是引发这种情感的原因。因此，这种负移情作用的观点使我们确信我们对于积极的或友爱的移情作用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么，这种移情作用究竟来自于哪里呢？它给我们造成了什么困难？我们如何才能克服这些困难？以及我们最终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好处呢？——这些问题只是在对分析做详细的技术性指导时才讨论的，我今天只简略地谈一下。由于受到移情作用的影响，患者才对我们有所要求，我们当然要顺从患者的这些要求，不然的话，如果不友好地加以拒绝他们，那就太不应该了。我们要克服移情作用，只有通过告诉他，他的情感不是来自目前的情境，也与医生本人无关，只不过是重现了先前发生于他身上的某些东西而已。以这种方式，我们迫使他将他的重演（repetition）转化为记忆。通过这种方法，不论是友爱的或是敌意的移情作用，均可以被转化为治疗的最便利的工具，来提示心理生活的隐秘部分。

    但我想在此说几句话，以使你们对这种出乎意料的现象的出现所感到的惊奇得以缓解。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所分析的患者的病情还不能算是消除，它正像生物体那样正在继续发展着。在治疗的开始，还不能制止这个发展，但在患者接受治疗之后，其整个病情的变化都向一个方向——即他与医生的关系之上。这样，移情作用可被看作一棵树的木材层和皮层之间的新生层，只有通过它才会有新组织的形成以及树干半径的扩大，当移情作用发展到这种程度时，患者的回忆工作就退居于次要的地位。之后，我们就可以说已不再是关心患者先前的疾病了，而是在治疗随之而来的新形成的改造过的神经症了。我们可以追溯这种旧症的新版的起点，我们已观察到它的起源和成长，我们能够找到出路，因为作为移情的对象，我们处于它的核心位置。所有患者的症状都已抛开了它们原初的意义，并且适应于新近的意义，这个意义存在于与移情作用的关系之中；或者这些症状的持续只在于能够经受这样的改变。如果我们能把握这种新的人为的神经症，就相当于去除了原有的疾病——即完成了我们的治疗工作。如果患者能和医生保持正常的关系，克服了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影响，那么在脱离了医生之后，他自己仍能保持自己的这种正常生活。

    移情作用对于癔症、焦虑性癔症以及强迫性神经症等的治疗来说处于核心地位，具有重要作用。由于这个原因，可以把这些神经症一并归属于“移情性神经症”。无论是谁，如果他能通过分析的经验对移情的事实有一个全面的印象，那么他就不会怀疑那些在症状中求得发泄的被压抑的冲动的性质了，并且不再需要更强有力的有关其力比多特性的证据了。可以说，我们只是在研究了移情作用的现象之后，才深信症状的意义乃是力比多的替代满足。

    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来改进我们从前有关治疗作用的动力解释，以使它与我们的新的发现相一致。在我们通过分析发现用抵抗解决通常的冲突时，患者需要一种强大的推动力，来帮助他达到我们所需要的决策，达到康复。不然的话，他也许会重蹈覆辙，使已进入意识的东西再次退回到压抑之下。从这一点看，斗争的结果并不取决于患者的智力顿悟——它既不强，也不自由，不足以肯定这样的成就——而只取决于他与医生之间的关系。如果患者的移情作用是积极的，他就会认为医生具有权威性，并转而深信他的话语和解释。如果没有这种移情作用，或者移情作用是消极的，那么医生以及他的观点就很难打动患者。这里的信任来源于爱，一开始并不需要任何理由。假定理由是由他所爱的人提出的，那么只是到了后来他才对它们加以审查。没有这种支持，论点就不足以使患者或一般的人受到影响。这样，一般来说，一个人就智力一方而言，也只有当他有能力使力比多贯注于客体对象时，才有受到影响的可能。我们有理由认为，自恋的倾向对甚至是最好的分析技术产生的疗效形成一定的障碍。

    将力比多对象贯注转向他人身上的能力当然为一般的人所共有。我们谈的神经症患者的移情作用倾向只不过是这一普遍特殊的变本加厉而已。这么重要而又普遍的特性，竟没有人加以注意或利用，这确实令人感到奇怪。实际上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伯恩海姆（Bernheim）以敏锐的眼光，曾将他的有关催眠现象的理论建立在这个每人都某种程度地受到暗示的理论基础之上。他的“暗示感受性”（suggestibility）其实就是移情作用的倾向，由于他某种程度上大大地缩小了这种倾向的范围，以至于没有将负移情作用包括在内。但是，伯恩海姆从未说明暗示是什么，以及它是从何而来的，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他也没能说明其起源。他不知道他所谓的“暗示感受性”依赖于性生活和力比多的活动。我们认识到，在我们的技术中之所以放弃催眠，只是想重新发现移情形式的暗示。

    但是，在此我要暂停一下，让你们有讲话的机会，我已看出你们这时已有一种强烈的抗议，如果我不给你们插话的机会，就难以让你们听下去了：“啊！你终于也承认了它，你在暗示的帮助下工作，正如在催眠的帮助下一样！这是我们思考很久了的东西。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又为什么迂回曲折地去寻求过去的记忆，发现潜意识，解释和翻译各种歪曲——这消磨了大量的精力、时间和金钱——而最终有效的东西却只是暗示呢？为何你不像别人（诚实的催眠者）一样直接用暗示来治疗病症呢？再者，如果你认为在这种曲折的方法和帮助下，可以使隐藏于直接暗示背后的许多重要的心理事实显露出来，那么，用什么来证实这些发现呢？难道它们不是暗示或无意图的暗示的结果吗？你难道不能迫使患者接受你的想法和在你看来是正确的东西吗？”

    你们对我的这些抗议十分有趣，我必须予以答复。我现在不能回答：因为我们已没有时间了。到下一次再说吧！你们等着，我会回答你们的。但今天我必须结束我的话题了。我保证你们在这些有关移情作用的事实的帮助下，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治疗努力对于自恋神经症是无效的。

    我只讲几句话就够了，你们会明白这个谜是多么的易于解开，以及各种东西又是如何很好地吻合到一起。观察显示，来自自恋性神经症的痛苦在于没有移情能力，或者有很不充分的移情能力。他们拒绝医生，对医生不是怀有敌意，就是不感兴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也不能受到医生的影响；他们对医生说的话反应冷淡，没有印象，所以，对于其他人有很好疗效的治疗——如复活致病的冲突和克服由于压抑的抵抗对他们则不起作用。他们自我封闭，时常只是通过自己对导致病态结果的原因的分析努力来恢复健康。无论如何，我们都爱莫能助。

    根据我们的临床经验，我们认为这些患者的精神贯注对象必须放弃，并且他们的力比多必须被转移成自我力比多。通过这个特性，我们使他们与第一组的神经症（癔症、焦虑性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相区分。这种揣测现在为这些患者受治疗时的行为所证实。他们由于没有移情作用，所以不能接受我们的努力，并且不能被我们治愈。

    第28讲分析治疗

    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在我们承认我们的影响主要依赖于移情作用——即暗示时，你们问我，为何我们不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使用直接暗示（direct suggestion）？而且你们还提出了一个疑问：既然我们承认暗示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还能保证心理发现的客观性吗？我曾答应你们，我会给你们以详细的答复。

    直接暗示是针对症状显现的暗示，它是你们的权威性和患病的动机之间的一种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你们自己不关心这些动机，而只要求患者克服它们在症状中的显现。不论你们是否使患者处于催眠之下，其原则都没有什么不同。伯恩海姆以他敏锐的目光再次认为暗示乃是催眠现象的基本成分，催眠自身已成为暗示的结果，或一种暗示状态，并且他还喜欢在清醒状态下运用暗示，这种暗示和催眠暗示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

    对于这个问题，你们想要先听什么——是经验的东西呢，还是理论的思考？

    我们以前者开始吧！我是伯恩海姆的一个学生。1889年，我在南锡拜访他，并且我把他的一本有关暗示的书译成了德文，我运用催眠治疗多年，起初用“抑制性暗示”（prohibitory suggestion），后来则与布洛伊尔的询问患者的方法相结合使用。因此，我可以根据广泛的经验来谈论催眠或暗示治疗的结果了。如果根据古人有关医学的见解，一个理想的疗法应迅速、可靠，并不为患者所厌恶，伯恩海姆的方法实现了至少两个这种要求。它能够迅速起效——或者说要比分析治疗快得多，并且它既不会引起患者的困扰，也不会引起其不愉快。但在医生看来，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它显得很单调；因为无论对什么人，他都运用同样的方式，阻止各种各样症状的出现，而无法了解症状的意义。它是机械的工作，而非科学的活动，并且它具有江湖术士的意味，然而为了患者的利益，这一点可以不计较。要说明的是，这种治疗缺乏第三种品质：这种方法很不可靠。一些患者能使用这种方法，而另外一些则不能。对于一些患者来说，它很起效，而对于另外一些来说则不然，并且人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治疗结果不能持久；过了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听到患者又旧病复发，或得了新的病症。尽管可以再次给他催眠，但在其周围会有一些有经验的人告诉他，劝他不要再由于多次受到催眠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并像服用了麻醉药一样嗜此成癖。当然有时实施催眠法之后，也如人所愿，经过几次努力，获得了成功，并可以使疗效永久保持。但决定这种有益结果的条件仍然不清楚。有一次，我通过短暂的催眠治疗，完全治好了一位妇女患者，但她突然无缘无故地对我感到怨恨，并旧病复发。后来，我又再次医好了她的病，可是她又对我再次表示愤恨。还有另外一次，还是一位妇女患者，我曾通过催眠多次地使她摆脱神经症状态，但在我有一次为她治病时，她突然用双臂紧紧地抱住我的脖子。出现了这种情况后，人们不可避免地（无论你想或者不想）要探索暗示治疗中人的权威性的本质和起源的问题了。

    以上这些都是经验。它们向我们表明去掉直接暗示，我们可以用其他方法来代替。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稍加说明，催眠治疗的实践对患者或医生的要求都很少。它与大多数医生所坚持的有关神经症的观点相吻合。医生对神经症患者说：“你没有什么毛病，这只是一个神经问题。可以用简短的几句话在两三分钟里消除你的困扰。”但是不花费力气，也不采用任何适当方法作为帮助，就能治好一个严重的病症，这与我们所持的有关能量规律的观点不符。只要条件是可比的，经验表明暗示方法不可能成功地治好神经症。但我认识到这种论点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偶然获得成功这样的事情也是存在的。

    根据从精神分析中所获得的知识，我们可以将催眠的暗示和精神分析的暗示之间的区别描述如下：催眠治疗寻求掩盖和粉饰心理生活中的东西；分析治疗寻求揭露并去除这些东西。前者像是在化装，而后者像是在手术。前者使用暗示来阻止症状，它只增强压抑量并不改变导致症状形成的过程；分析治疗在引发症状的冲突中，寻找病源之所在，并通过暗示来改变这些冲突的结果。催眠治疗使患者处于不活动并无改变的状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遇到致病的新的诱因时，他就难以抵抗了。分析治疗则要求医生和患者的共同努力，以消除其内心的抵抗。这种抵抗的克服，使患者的心理生活有了持久的改变，有了更为高级的发展，并且具有了防止旧病复发的能力。克服抵抗的工作是分析治疗的基本功能；患者必须实现这一点，并且医生通过一种有教育意义的暗示的帮助为患者提供这种可能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精神分析治疗可以称为一种后教育（after education）。

    我希望我现在已向你们讲清楚了，我们分析治疗中的暗示和催眠治疗中的暗示在哪些方面存在着不同之处。从暗示可以追溯到移情作用的事实中，你们也可以认识到分析法以暗示来辅助治疗，而催眠法则只靠暗示的作用。因此，催眠治疗的结果就不那么可靠，而分析治疗的结果则较为持久。催眠的作用，依赖于患者的移情能力状况，我们却不能影响这种移情作用本身。受催眠的患者的移情作用也许是消极的，或通常的情况是模棱两可的，或者他可以采取特殊的态度来防止自己的移情，对此我们一无所知。在精神分析中我们则着眼于移情作用自身，使它能自由发展，并成为治疗的帮助。这样，我们有可能从暗示的力量中获取帮助，我们控制它，不论患者如何地喜欢，他都不能对自己进行暗示，我们引导他的暗示，使他有接受暗示影响的可能性。

    但是，你们现在会对我讲：无论分析背后的动机力量是移情还是暗示，我们对于患者的影响使我们的发现的客观正确性产生了疑问。对我们的治疗有利的东西成为了我们的研究的损害。这是最常提出的对精神分析的反对意见，并且必须承认尽管这些话没有理由，但我们也不能置之不理。如果它果真有其道理，那么精神分析将不过是暗示治疗的特别方式，是其中最为有效的一种，这就不必再重视那些所有有关患者过去生活的经验、心理动力以及潜意识等的结论了。这正是我们反对者所认为的；并且他们还认为我们不过是先由自己设想出与性经验的重要性有关的东西，然后将这些经验的意义——甚至经验本身——灌输给患者。这些指控通过经验要比通过理论的帮助更易于反驳。不论是那一位亲自运用过精神分析的人，都能够使自己确信，在很多情况下，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对患者进行暗示。当然医生毫不困难地使他成为某个特定理论的支持者，并且这样会使他对自己具有某些错误的认识。在这一点上，患者会像其他人一样（像一位学生一样）行事，但这只影响到他的智力，而非他的疾病。毕竟，假如给予他的这种预先的观念与他实际具有的相吻合，那么他的冲突才会被成功地解决，并且他的抵抗才会被克服。而那些医生推想的错误，在分析过程中将会逐渐地被消灭，并被更为重要的和正确的东西取而代之。我们试图用一种很慎重的技术，来避免由于暗示所带来的过早的成功；但即使它们真的发生，也没有什么危害，因为我们并不满足于第一个成功。在疾病的疑难没有得到解决，记忆的缺失未能填补起来，并且压抑的原因也未被挖掘出来时，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分析就算完结了。我们把太快获得的成功看作是分析工作的障碍而非帮助。直到我们彻底解决了它们可依赖的移情作用，我们才算最后成功了。这个最终的特性就是使分析治疗有别于纯粹的暗示治疗，使分析可得的疗效不同于暗示所得的疗效。在各种其他的暗示治疗中，移情作用得到了细心的维护而未得到揭示。在分析中，它本身就成为治疗对象，并且不断地就其所有的形式进行剖析研究。在分析治疗的最终，移情作用本身必须被消除，如果这时成功是持久稳定的，那么这种成功不一定来自于暗示，而是由于患者内心已发生了改变，患者内在的抵抗这时已通过暗示被克服了。

    个人意义上的对暗示的接受无疑受到以下事实的支持，即在治疗期问，我们不断地与能够将自己转化为负面的敌意的移情作用的抵抗做斗争。我们还必须指出，分析的许多单个的发现，虽然可以被怀疑为暗示的产物，却可以从另一个并且无可指责的源泉那里得到证实。这种情形可见于痴呆症和妄想狂患者，他们当然不会有受到暗示影响的嫌疑。这些患者为我们所提供的有关侵入意识内心的幻想及象征的转化等，都与我们从对移情神经症患者的潜意识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结果相一致，这样证实了我们的解释的客观正确性，尽管对此时有疑虑。我想，如果你们在这些方面信赖分析，那么你们就不会陷入歧途。

    我现在要通过力比多理论的公式来说明治疗的机制了。神经症患者既无能力享乐，也没有效率——前者是因为他的力比多本来就不能指向于任何真实的对象，而后者则因为他被迫使他有可能获得的能量用于维持压抑他的力比多，而没有力量来表现自己了。如果他的力比多和他的自我不再发生冲突，那么他的自我就可以控制力比多了，他也就不再有病了。因此，治疗的工作在于使力比多从其目前的避开自我的依恋物中解放出来，使其重新为自我服务。那么神经症患者的力比多究竟在哪里呢？很容易发现：它依附于症状，这种症状使他得到一时的替代的满足。因此，我们必须使自己把握这种症状并解除它们——这也正是患者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情。为了解除这些症状，我们必须回到它的起源之上，我们必须诊断它们所产生的冲突，并且在动机力量的帮助下（这些动机力量过去不受患者的支配），我们必须将它引向不同的结果。要对压抑作用做这种考察，就必须利用引起压抑作用的记忆线索，才可收到部分的效果。这种工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部分是在患者与医生的关系或移情作用中，即过去的冲突的新的表现；患者都喜欢做出与过去同样方式的行为，而我们则可以通过使他集中自己所有可能的心理力量而使他得到一种新的解决。这样移情作用就成为所有斗争的力量相互交锋的战场。

    所有的力比多，以及所有的反对它的东西都只集中于与医生的关系之上。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剥夺症状的力比多。由人为建立的移情疾病来取代患者真正的疾病；而他的力比多的各种各样的不真实的对象也被医生这个想象的对象取而代之。但是，通过医生的暗示的帮助，围绕着这个对象的新的斗争被提升到了最高的精神水平：它以正常的心理冲突出现。由于一个新的压抑作用被避免，自我与力多比之间的隔阂被取消，并且患者的心理便恢复了统一。在力比多被再次从其暂时的对象即医生身上解脱时，它就不可能再回到其早期的对象之上了，而是交给自我掌握了。我们治疗工作期间在这个斗争中所遇到的抵抗，一方面由于自我对力比多倾向的厌恶，表现为压抑的倾向；另一方面则由于力比多的坚持性，不愿意离开它从前曾发泄过的对象。

    这样，我们的治疗工作进入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所有的力比多都被迫由症状转向移情，并集中于这里；第二个阶段，斗争围绕着这个新的对象展开，并且力比多被从中解放出来。这种对有利结果具有决定意义的改变是在这种新的冲突中去除压抑作用，以使力比多无法通过逃入潜意识而再次摆脱自我。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患者的自我由于分析者的暗示的帮助而有了改变。通过这种解释工作，潜意识的东西被引入了意识；自我乃因潜意识的消逝而得到扩大；并通过教育而与力比多取得和解，这样，自我也愿意使力比多在某种限度内得到满足；由于自我能够使少量的力比多为升华之用，所以它对于力比多要求的惧怕也趋于减弱。治疗中的事件与这种理想的描述越相符合，精神分析治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它的限制在于：（1）缺乏力比多的灵活性，力比多不愿离开其对象；（2）自恋的稳固性，它不允许对对象的移情超过某种限度。如果说我们的移情作用吸引了一部分的力比多到我们身上，并掌握了脱离自我支配的力比多的全部力量，那么治疗过程的动力学或许就更为明确了。

    值得注意的是，因分析而引起的力比多的分配，并不能使我们直接得出有关从前患病时的力比多倾向的性质的结论。假如我们成功地治愈了一位把对待父亲的情感转移到医生身上的患者，那么，我们不能认为他患病的原因只是由于他对父亲有一种潜意识的力比多的依恋。他的父亲移情（father transference）只是我们控制其力比多的战场；患者的力比多从其他的方向指向它。一个战场不必与一个敌人的关键的堡垒相一致。敌人防御首都，也不必只在城门前作战。而只在移情作用再次被解除之后，我们才能在思想中重新确立疾病背后的力比多的分配。

    我们现在从力比多理论的观点对梦的问题再讲最后几句。一个神经症患者的梦，像他的过失和他的自由联想一样，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他的症状的意义，以及揭示他的力比多的分配方式。以愿望满足的形式它们向我们显示什么愿望冲动服从于压抑，以及摆脱自我的力比多又依恋于什么对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梦的解释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起巨大的作用，并且在一些病例中，它在很长的时期里是我的工作的最为重要的工具。我们已经知道睡眠状态自身导致有关压抑的某种放松。既然压抑的沉重压力得到减弱，于是被压抑的冲动在梦中要比在白天的症状中有更为明白的表示。因此，梦的研究成为了解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最为便利的方法，这种脱离了自我的力比多形成了被压抑的力比多的一个部分。

    但神经症患者的梦在任何主要的方面都与正常人的梦没有什么不同；确实，它们简直无法区分。要是说对于神经症患者的梦的解释不能用来说明正常人的梦，那就太荒唐了。因此，我们必须说神经症患者与健康人之间的不同只在白天成立。就梦生活来说，这种不同就不能成立。我们不得不将有关神经症患者的梦和症状之间所得到的那些结论适用于健康的人。我们不能否认健康的人在其精神生活中也有那些形成梦或症状的因素；并且我们必须得出结论：他们也可以构成压抑，而且要花费一定数量的能量来维持这种压抑的力量，他们的潜意识系统也储藏着富有能量的被压抑的冲动，而且他们的力比多的一部分已脱离了自我的支配。这样，一个健康的人实质上也可以算做是一位神经症患者；但是梦成为他能够形成的唯一的症状。实际上，如果你们对于健康人清醒时的生活加以仔细的观察，就可以发现与这一情况相矛盾的东西，即这个似乎健康的生活也有许多琐碎而实际上不重要的症状。

    这样，神经质的健康人和神经症患者之间的区别可缩小为一个实践的问题，并且可由结果来决定——如通过这个人究竟能否留下足够的享乐和胜任能力。这个区别或许可追溯到仍然自由的能量和受到压抑束缚的能量之间的相对大小，并且是一个量的而非质的差异。有必要告诉你们这个发现是对下面的信念的一个理论说明：即神经症虽然建立在体质倾向的基础之上，但原则上有治疗的可能。

    健康人和神经症患者的梦的一致性使我们能够推断出健康的特点。但就梦本身而言，我们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推论：（1）我们不应使它脱离与神经症的症状的联系；（2）我们不应认为它们的基本性质可完全被压缩为“将思想转译成为古代的表现形式”这样一个公式；（3）我们必须假定它们为我们展现了力比多分配和实际存在着的对象精神发泄。

    我们不久就要结束演讲了。你们可能会感到失望，认为对于这样一个精神分析治疗的主题，我却只给你们讲些理论，而不谈治疗时的情况和治疗的结果。我不讨论这两者：前者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给你们就如何进行精神分析做实际指导的意图；后者是因为好几个原因使我避开这个问题。我们在开始演讲时，我曾强调在有利的条件下，我们所取得的成功决不会次于其他方面的医学治疗所取得的最好成绩；我现在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补充——即其他的治疗方法是不可能取得这种成功的。如果我在此还要再夸大其成果，那就不免使人怀疑我是在自吹自擂，并想以此消除反对者的驳斥了。我们医学界的“同事们”曾多次反对精神分析（甚至是在公众的集会上也是如此），他们指出，如果将分析的失败和有害结果的情况公布于世，就使受害的公众明白这种治疗方法是毫无价值的。但是，避开这种做法的恶意不说，就失败材料的收集本身来说不可能形成对分析的治疗效果的正确判断。你们知道分析治疗还处于其年轻时期；它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来确定其技术，并且这只能在工作的过程中和在不断增长的经验的影响下才能实现。由于传授这种技术的困难，初学精神分析的医生要比其他专家更要设法发展自己的能力，他早年的分析治疗结果决不能用于作为判断分析治疗效果的依据。

    在早期的分析期间，人们错误地进行了许多治疗的尝试，因为即使分析者对那些不适合于采用分析疗法的各种病症也要进行治疗，而现在根据我们有关治疗法的特征，我将这些病症不包括在这种治疗之中。但这些疗法也只能通过实验而获得。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知道妄想狂和早发性痴呆症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时，分析法就不能发挥其效能了，当然，我们有权利尝试用这种方法来治疗各种错乱现象。但这些早期治疗的大多数失败不是由于医生的错误，或对患者不适当的选择，而是由于不利的外部条件。这里，我们只讲过患者不能避免和战胜内在的抵抗。而来自于患者环境的外在抵抗虽具有很小的理论意义，但都具有最大的实际意义。精神分析治疗可以与外科手术相比，须施用于最适当的情形之中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你们知道外科手术采用很多前期的预备措施：合适的房间、好的灯光、助手、回避患者的亲属等等。现在请你们考虑一下，如果外科手术都处于患者全家面前，家人都来围观，看到手术就大声地哭叫，那么这样的手术能有几次收到疗效呢？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亲属的干预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而且是一个人们不知道如何对付的危险。我们的目的在于患者内心的抵抗，并知道它不可避免；然而，我们应怎样防御这些外在的抵抗呢？我们既不能通过任何解释可以说服患者的亲属们，又不能劝说他们使其站在一边不管；并不能对他们以实相告，因为这样做，只能会失去患者对我们的信任。这样的话，患者将会要求我们这些他曾经信任的人要为他着想（这当然是正当的要求）。作为分析者，凡是知道患者家庭分裂内幕的，都会对患者的亲属不愿患者恢复健康，而宁愿他的病情不要好转感到惊讶。如果神经症来自于家庭的冲突，那么家中的那些健康人就会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比患者健康的恢复更为重要。既然丈夫认为妻子在接受治疗时会暴露自己的罪恶，那么就难怪他对这种治疗不感兴趣，丈夫的这种外在的抵抗和患者妻子的内在抵抗相叠加，使我们治疗的努力遭到失败和中断，我们对此自然不感到惭愧，因为我们实际上在从事一件那时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工作。

    我不想报告大量的病例，在此，我只给你们讲其中的一个。出于医疗职业道德的考虑，在这个病例中，我不得不逆来顺受。多年来，我对一位少女进行分析治疗，她由于焦虑的缘故，有时不敢上街或独自呆在家中。这位患者后来承认她曾偶然地看到母亲和她家的一位好朋友发生性关系。但她很不老练地（或很敏感地）将分析时的情况向她母亲进行了暗示，她向母亲表示这一点主要是通过以下方法：（1）改变自己对母亲的行为；（2）坚持除了母亲外没有人能使她摆脱独处的焦虑；（3）当母亲要外出时，她焦急地锁上门。她母亲本人过去曾患过神经症，但几年前已在本疗养院治愈了。或者进一步讲，她在那里结识了一位男子，之后二人过从甚密，并使她得到充分的满足。女儿的强烈的要求引起她的注意，并且她突然明白了女儿的焦虑的意义：女儿使自己患病是想将母亲软禁起来，并剥夺她和其情人的联系所需要的来往自由。母亲迅速地下决心，并结束这一对自己有害的治疗。她把女儿送入一个神经病疗养院，并且多年来一直用来证明她是一个“精神分析的可怜的牺牲品”。我也因此为人所诋毁，要为这个不幸的治疗结局承担责任。我之所以不作声，是因为我为职业道德所束缚。很久以后，我从我的一位同事（他曾访问过这个疗养院并看到过这个患恐惧症的少女）那里得知，这位少女的母亲和那位家庭的好朋友的深交已成为这个城市的公开的秘密，她的丈夫和父亲对此事可能已默许，这样，正是这个“秘密”使这个治疗成为牺牲品。

    大战之前，各国的患者都纷纷前来求诊，这使我不管别人是否支持我们自己的城市。我遵守一个规则：凡属生活中的重要关系，如果患者未达到法定年龄，不能独立，就不为其诊治。然而并非所有的精神分析者都遵守这一点。或许你们会认为，因为有关患者亲属所发生的警告，我会为了使分析顺利进行，而要使患者离开家庭，只有离家别友的人才可受到治疗，然而，我不能赞同你们的这一认识。患者（至少不是精疲力竭的人）在治疗时，如果仍要对日常生活所施加于他的要求进行反抗，那么会更有利于治疗。但是，患者的亲属不应该以自己的行为破坏这种有利的条件，不应该对医生的努力抱有敌意。但是，你怎么才会影响到这些你无法触及的因素呢？当然，你会推测出，治疗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患者的社会环境和他家庭的教养水平。

    这已使我们的精神分析治疗的效果逊色不少，难道不是吗？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把它们归于外界因素的干预来解释我们的大多数失败。精神分析的朋友们劝我们把通过分析能取得的成功加以统计来抵消我们的失败。我却不同意这样做。我认为如果相比的单元相差太远，并且我们进行治疗的神经症病例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不具有可比性，那么这种统计毫无意义。再者，所能进行统计研究的时间太短，而难以判断出疗效的持久性。就许多病例来说都不可能加以报道：它们与患者对于他们的疾病及其治疗保守秘密有关，并且他们的恢复同样需要保密。对精神分析进行反对的最强烈的理由在于人们在治疗问题上表现得最无理性，以至于人们对用合理的方法完成治疗不抱任何希望。治疗的创新要么受到热烈的欢迎——如科克（Koch）首次发展有关结核菌的研究成果的情况，要么受到根本的怀疑——像杰纳（Jenner）的种痘术，它实际上是一种恩赐，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反对。有一种反对精神分析的明显的偏见存在。如果一个人治愈了一位严重的病例，就听到有人说：“这不能证明什么，这么长的时间患者自己也会恢复。”一位妇女患者已经历过四次抑郁和躁狂的交叠出现，当她在经历抑郁之后的间歇期到我这里来求治，过了三周后其躁狂症又发作时，她所有的家庭成员——以及一位名医，他曾为她进行过咨询——都认为这种新的病发乃是我试图分析的结果。我们对偏见毫无办法。你们今天仍可看到大战时，无论哪个盟国都对其他国家怀有偏见。最聪明的办法是等待，让这种偏见随时光而消失。终有一天这些人会用不同于以前的方式来思考；为什么他们早些时期没有这样思考，这仍然是一个谜。

    也许反对精神分析治疗的偏见现在已经消退了。分析技术的不断传播，许多国家运用分析治疗的医生的日益增多都可证明这一点。在我还是一位年轻的医生时，我发现催眠暗示治疗正引起医学界的鄙视，其激烈程度正与现在“温和”（moderate）的人们对精神分析的驳斥十分相似。然而，催眠术作为治疗的媒介确实没有实现其原初的承诺。我们精神分析者可以说是它的合法继承人，我们不要忘记它给予我们多么大的鼓励和理论启发。归于精神分析的有害结果，大多仅限于患者冲突加剧后的暂时现象，而这种冲突的加剧或者是因为分析的过于呆板，或者是因为分析中途突然终止。你们已听过我们治疗患者的有关情况，你们可以形成自己的判断，看是否是由于我们的努力而导致了永久的伤害。分析的误用可能有多个方面，特别是在那些荒唐的医生手中，移情作用是很危险的。没有任何医疗工具或方法能确保其不被误用。如果刀子不能切割东西，那么它也就不可能用做医疗工具。

    女士们，先生们，到此我已讲完了。我深深地认识到在我的演讲中存在着许多缺陷，这绝不是传统的客套话。我很惭愧我时常许诺要回到我讲得很少的话题，然而之后却找不到机会来实现。我要给你们叙述的东西现在尚未完成，正处于发展之中，而且我的简要的总结本身也不完全。在一些方面我已收集到可以得出结论的材料，而却又没有由我自己做出这个结论。然而，我的目的不是想要你们都成为专家，而只是想努力地激励和启发你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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