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学讲门派，学术讲渊源。师承关系，从古至今都是一种重要的关系。因为师承关系既是思想高度的标志，更是人脉实力的代表。
在所有的师承关系当中，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李鸿章之所以能屹立于清朝政坛数十年而不倒，与其师从曾国藩有直接关系。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是戊戌年（1838）进士，也就是传说中的“同年”。虽然“同年”在当时来讲是一种非常亲近的关系，但真正要发挥作用，还是要看怎么利用。
“乙丙之际”（1845—1846），李鸿章会试落榜，而这次落榜之后，他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
李鸿章在跟曾国藩学习期间，颇有收获，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将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虽然此时的李鸿章已经获得曾国藩的赏识，但曾国藩当时还没有后来威震华夏的文治武功，李鸿章当时也还不过是个“刀笔小吏”，不管是在思想还是在现实中，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这时两人之间还只是一般的师承关系。
这段师承关系，虽然短暂，却是开启李鸿章和曾国藩后来辉煌的金钥匙。曾国藩对李鸿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曾国藩曾对其兄李瀚章说，当时他就感到李鸿章“其才可大用”。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交往，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短暂中断。曾国藩回乡办团练，李鸿章在家乡练兵，与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此时的李鸿章显然还有些青涩稚嫩，没有后来的干练老辣，但也显现出了一定的能力。李鸿章因咸丰五年（1855）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第二年又因为收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
李鸿章风光得意之时，有人却屡遭责斥，这个人就是安徽巡抚——福济。1855年，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病死，李鸿章居然还在军中，当时，不为父母守孝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一时谤言四起，福济趁机报告吏部，于是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也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第二年，太平军再次攻陷庐州，李鸿章出逃，于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开启了他的幕僚生涯。
这是李鸿章第二次跟随曾国藩学习，这次两人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师承关系，曾国藩对李鸿章既有知遇之恩，又有提携之情。也正是这次经历，才让李鸿章真正脱胎换骨，成为后来官场上的“常青树”。
曾国藩对李鸿章可谓用心良苦，他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也知道李鸿章有很多毛病，为了改掉李鸿章的这些毛病，曾国藩费了不少脑筋。曾国藩对属下要求极其严格，李鸿章却不喜欢条款约束。李鸿章爱睡懒觉，刚入湘军大营，有次居然装病不起床。曾国藩为了改掉李鸿章的这个毛病，规定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鸿章每日早起；曾国藩深知李鸿章才高气盛，还须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有意无意地安排李元度、左宗棠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
曾国藩多次耳提面命：待人唯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国藩就大谈“挺”经。这段经历，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潜移默化地受到曾国藩的影响。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这一段经历，让李鸿章慢慢成熟起来。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栽培还远不止如此，李鸿章真正的机会也是曾国藩一手炮制的，曾国藩把李鸿章不仅扶上了马，还送了一程。
1858年，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最后一道屏障也已经失去。在太平军猛烈的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派出钱鼎铭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于是，曾国藩命李鸿章招募与组建淮军。
淮军首批四营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查，并亲自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让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十四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也许这时，还没有人想到就是这支淮军后来成为李鸿章最终驰骋天下的资本。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李鸿章这个政坛“不倒翁”的传奇。虽然，李鸿章和曾国藩在性格和行为方式上有很大差别，甚至在很多事情上意见相左，但这都不能否认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襄助之情。
曾国藩的言传身教改变了李鸿章很多自身缺陷，曾国藩“忠信笃敬”的经世理念，也让李鸿章收获甚大。他曾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却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李鸿章在办理对外事务上，曾国藩也曾悉心提点，嘱托“我今国势削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对洋人“依我看来，还是用一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其中原因是“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的，都是不中用的”。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教诲牢记于心，并且付诸实践，这也是其在列强环伺的环境中苦苦支撑而不倒，在内忧外患中支撑着大清的危局的重要原因。
一八七八年二月十二日，曾国藩在江宁两江总督官署病故。李鸿章得此噩耗即致书曾国藩的两位公子曾纪泽、曾纪鸿，痛表哀悼。他说：“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
对于曾国藩的逝去，李鸿章的悲哀之情表露无遗，他写给曾国藩的挽联赞扬了曾国藩的功业，这种悲哀也是对曾国藩师恩之情的最好表达：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说的是肺腑之言，正是曾国藩助李鸿章青云直上，也是曾国藩对李鸿章在官场上不遗余力地扶持，而这一切，都是李鸿章以后屹立于官场不倒的深厚基础。
2.站好队是让自己不倒的关键
在官场上，站好队是让自己不倒的前提。晚清政坛的帮派更为明显。不仅大臣之间有帮派，就连最高统治者之间也一直存在帮派之争，这让李鸿章很为难。
有人曾经嘲讽李鸿章只会打内战。李喟然叹曰：“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
这妇人和孺子偏偏又不是一般人，孺子是皇帝，是李鸿章的“顶头上司”；而妇人则是太后，而且是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同样是李鸿章的“顶头上司”。而且这两个人还不和，经常明里暗里地互相掐。
一个人有两个相互掐架的老板，确实够难为人的。和稀泥，不行！因为作为清王朝的忠臣，在关键的问题上必须要表明态度和立场。提出正确的意见，不行！因为在一个错误的时代和错误百出的朝廷上，正确的意见往往会遭到错误的反对。
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李鸿章却能够巧妙地周旋于官场中，令皇帝和太后对自己都很满意，以至于李鸿章的死令“太后及帝哭失声”，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这或许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李鸿章的成功之处。
李鸿章在满清为官有先天的不利条件：李鸿章是汉人。而汉人在满清的朝廷上是受到排挤的。
在北洋舰队成军之初，李鸿章便极力主张三洋（北海、东海、南海）一统、分建合操。李鸿章本是个好权而又有责任心的干才。在海军衙门的酝酿期间，海军衙门本来是非李鸿章莫属的。但自视为统治阶级的满族亲贵，对此肥差早已虎视眈眈。本来湘、淮军之崛起，他们已感到切身威胁。海军再起，他们就不能再让汉人掌握了。总之，在大清官场中，海军衙门是一个大“肥缺”。亲贵们是绝不能放过的！
也正是在这时，慈安忽于光绪七年（1881）离奇病死。慈安是慈禧所最为敬畏的正宫娘娘。慈安一死，这个姨太太出身、个性又泼辣狠毒的慈禧皇太后，开始大权独揽。
李鸿章知道慈禧想要满人掌管海军，而且醇亲王奕，早就对“海军衙门”这个大“肥缺”垂涎欲滴。既然知道自己无望掌管海军衙门，也知道朝廷已经内定了人选，李鸿章虽然哑巴吃黄连，还是抢先保举醇亲王奕。
光绪十一年（1885），醇亲王奕就正式受命为“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了。
这个安排让亲贵皆大欢喜——慈禧太后也心满意足。而李鸿章也因极力推荐醇亲王而成为太后以及亲贵的心腹。
如果李鸿章只知道巴结和迎合慈禧，那李鸿章就不是李鸿章了。李鸿章站位的技巧在于在不同的时候，选择不同的站位。
慈禧对颐和园有很深的情结，她原是那豪华的圆明园内一位得宠的姨太太。据说同治初年两宫垂帘之时，她跟慈安曾往劫后的圆明园废墟凭吊一番。慈禧睹物伤情，曾对之垂泪，并有意加以修复。但为恭亲王奕所阻。
迨同治崩（1874），慈安逝（1881），恭亲王见黜（1884），50岁的西太后大权独揽，在新任海军大臣醇亲王奕为首的王公大臣的一片阿谀声中，她就坤纲独断，决定重修圆明园为郊外游玩之所了。
1894年，恰逢慈禧的六十岁万寿庆典，慈禧也以重修颐和园来考验朝野各界对自己的忠诚度。李鸿章跟翁同龢是死敌，北洋海军发展的关键时期，户部尚书翁同龢管理着国家金库的钥匙。而翁同龢又是皇帝最亲密的老师。
就在中日双方都已箭在弦上时，户部翁同龢却取得海军衙门的同意，于1892年正式宣布以太后万寿需款为由，海军停购舰艇两年！
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该多买点吧？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六十万两，购快炮二十尊，以替代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而户部和海军衙门两处，竟一毛不拔。李鸿章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二十万两，购次等快炮十二尊，以平舰上官兵之积愤。
李鸿章想要发展海军，需要高层的支持，显然，来自皇帝的支持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翁同龢对李鸿章的态度基本就是：“你所提倡的，就是我反对的。”而翁同龢直接决定了皇帝的态度。
在四面楚歌的压力下，李鸿章要想继续维持他的洋务事业，继续维持自己的政治声望，继续让北洋海军发展下去，只能取得慈禧的信任。
而重修颐和园，是李鸿章表明自己立场的一个机会。于是，李鸿章挪用海军经费来补缺修建颐和园工程的漏洞。也只有获得了最有权力的慈禧的认可，李鸿章才会有足够的力量去对付朝廷中有形无形的重峦叠嶂。
李鸿章这步棋走得很无奈。因为他很明白，不管理想多么宏伟，没有当权者的支持，照样不能获得执行。
站好队，不仅是李鸿章办海军、做洋务所必需的，也是其在官场上生存的必需。
1898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训朝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朝廷大批清查维新人士。在这样的严峻时刻，李鸿章暗中保护着一些维新人士。
这时，准备就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临走前晋见慈禧谢恩，慈禧想趁机敲打一下李鸿章，于是拿出有人弹劾他是康党的奏折给他看，没想到李鸿章说：“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慈禧想敲打李鸿章，没想到反而被李鸿章呛了回来。李鸿章其实比较含混地指出了一个事实：戊戌变法其实是帝后之争，而不是变法和不变法的争执。而慈禧太后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是支持自己当家还是支持光绪当家，李鸿章也比较隐晦地说明了自己的站位：在政治上是跟慈禧一起的。
其实，李鸿章既不是维新派也不是顽固派，或者说既不是纯正的帝派，也不是纯正的后派，他在帝后的政治斗争中处于比较超然的位置。也正是他这种周旋，不仅让自己不倒，也在艰难的时局中扶持着腐烂的王朝不倒。
3.定位准确，才知道努力的方向
人生譬如走路，要先确定方向，如果方向错了，不论怎么走都不会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准方向，必须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
李鸿章年轻的时候人生定位并不准确，那时的李鸿章是颇有点书生意气的。
他所能够做的，就是遵照家传的书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1847年，李鸿章高中皇榜，喜讯传到家乡，父亲李文安心潮澎湃，赋诗曰：
年少许交天下士，书香聊慰阿翁期。
天恩高厚臣家渥，不愧科名要慎思。
而李鸿章，虽然此时只是七品的翰林院编修，但他已经很满足了。他渴望成为李太白，所以，他当时还在跟京城的一帮子知识青年诗文唱和，吟诗作赋，到处卖弄自己的文笔。
正在这时，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李鸿章虽然身在北京，对此却一无所知。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的“国家军队”绿营兵腐朽日甚，简直是不堪一击；相反，倒是曾国藩办的团练、组建的湘军这种“民间武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于是朝廷开始鼓励地主豪绅大办团练。
此后，李鸿章被派往家乡淮上做团练，抵抗太平军。此时的他已经31岁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现在却必须从头学习战场上的杀戮技巧，李鸿章一时茫然无措。
但一个伟大人物的出现，一定是有值得寻味的故事的。乱世出英雄，因为乱世才能给人非比寻常的磨炼，乱世才能让人在生存的压力中，在磨难的不断打击中，最终确定自己的定位。
李鸿章带兵之初，完全还是一个书生，毫无征战经验。当地士绅们嘲讽他：翰林变作绿林。还有人讥笑他：专以浪战为能。所谓浪战，就是不顾性命地厮杀，总之是豁出去的意思。李鸿章知道自己没有经验，此时他总想找一个捷径，找一位能够力挽狂澜的人，然后跟随着他飞黄腾达。此时的李鸿章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或者说其天性当中的懒惰让他不愿担负这样的责任（后来曾国藩治好了他懒惰的毛病）。所以，他的定位就是一个帮忙的人。但他能帮谁呢？
他先是帮周天爵，稍后追随李嘉端，再后来追随安徽巡抚福济。后来，进援庐州的太平军与清军在柘皋展开激战，李鸿章惊慌失措，带勇先溃，受到和春的讥讽和谴责。
随后，李鸿章经历了人生中最惨痛的时刻：1857年2月，陈玉成与李秀成，双双入淮。淮上清军彻底崩溃，陈玉成则饶有趣味地追杀李鸿章，李鸿章携带着母亲弃军而走，陈玉成追他到李家圩，将李鸿章的祖宅焚毁一空。
李鸿章的失败，曾国藩看在眼里，他写信给李鸿章，在信中，曾国藩要求他自行训练淮勇：“……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扫除陈迹，特开生面，赤地新立，庶收寸效。”
此时的李鸿章，并不认为自己有这种能力，只想捞一点儿从军资本。他急于作战，目的只是在自己的求职简历上添上一行光彩的文字。定位的错误，让他再次做出错误的决定。结果更加惨不忍睹。
他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老师曾国藩身上，希望曾国藩能够给他提供飞黄腾达的平台。
1858年冬，李鸿章决定去投奔老师曾国藩。
李鸿章到了曾国藩幕府，接连干了几件漂亮的事，让他一下子成了幕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也终于让他认清了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
当时，李鸿章虽然深得曾国藩的器重，不过，心志甚高的他主见甚强，因某些建议不为曾国藩所用而负气离开曾府。不久，曾国藩念其才干，修书力劝他回到自己身边。
这次的出走与回归，让李鸿章彻底明白了两点：第一，曾国藩不是一个好老板，其他的老板更不靠谱；第二，连曾国藩都让自己不如意，那能让自己如意的，只有自己了。
但此时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李鸿章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不过，李鸿章已经完成了自己人生的正确定位，就是自己要有一番大作为，不靠天不靠地，只靠自己！他已经准备好了，但机会还会来吗？
1861年下半年，太平军在浙东、浙西战场连获大捷，直逼杭州、上海。上海受到太平军威胁，官绅自然惊恐万状，于是派代表到已经克复安庆的曾国藩处乞师求援。使者私下找到李鸿章“晓之以理，动之以利”，这些打动了李鸿章，于是他力劝曾国藩援救上海。在李鸿章的劝说下，曾国藩认识到上海对兵饷的重要，同时亦想借此争得江苏巡抚的重要职位，于是决定派兵沪上。
曾国藩派他的胞弟曾国荃前往上海，不料，曾国荃对率兵援沪却是百般不满，因为他一心要争夺攻克“天京”的头功，于是采取种种办法违抗兄命，拒不放弃进攻“天京”而援兵上海。
曾国藩只得改变计划，决定派李鸿章率淮军前往。此时的李鸿章已经不再是那个挑肥拣瘦，只想跟着别人赚点小便宜的李鸿章了，而是一个一心想要自立门户，干出一番大事业的李鸿章。果然，后来的赫赫战功证明了李鸿章的定位是正确的。
此后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少了一个意气书生，多了一个文武双全的栋梁——李鸿章。而准确定位之后的李鸿章，在这个位置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四十年屹立不倒。
4.与大清朝同呼吸共命运
行高于人，人必非之，当然，被人非议，只能说明做事遇到很大的阻力，并不说明就会被打倒。李鸿章在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一直被打而不倒，这和李鸿章的立场有很大关系。李鸿章的立场很坚定，那就是力保大清，力保皇室。
有感于时事的艰难，李鸿章曾经无奈地感叹：“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这段话是李鸿章对自己目标的准确表述：第一，他是改革者，总是想通过各种修修补补来让这个王朝焕发生机。所以，中兴，是李鸿章的追求。第二，与维新派相比，他思想保守；与保守派相比，他又太过激进。在主战派面前，他是彻底的投降派；在主和派面前，他又太不淡定。甚至，在帝后的明争暗斗中，他也显得格外超然。
无论任何时候，李鸿章的立场都是力保大清，力保皇室，坚定不移。尽管有时候这种立场让他吃了不少苦头。
甲午海战之后，李鸿章不愿赴日本谈判，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去了，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卖国贼这个帽子他是戴定了。但在国内国外“只认李鸿章”的形势下，李鸿章还是出发了。在日本谈判结束后，当面颊缠着厚厚绷带的李鸿章带着《中日马关条约》回到大清国时，他忽然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他，众人对他唯恐避之不及。李鸿章知道，他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李鸿章到了天津以后，称病不出，此后，李鸿章一直留在天津与俄、法、德三国交涉，让他们对日本施压，要求将辽东半岛归还大清国。八月二十八日，当李鸿章销完病假，进京上朝向光绪汇报所有情况，光绪阴沉着脸问李鸿章：“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
尽管光绪很生气，但他生气的只是合约，并不是生李鸿章的气。因为换别人去谈判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也深知，李鸿章对大清的忠心耿耿。他更知道，现在的时局，缺少不了李鸿章这样的大臣。
1900年8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谁来处理义和团事件之后的乱局呢？颇负众望的老政治家、两广总督李鸿章受命料理局势。
朝廷在七月三日和六日两次催促他立刻北上，接着在七月八日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此时义和团闹得正凶，慈禧也被她身后的满清权贵集团端郡王、刚毅等人所挟持。李鸿章回电说，先定内乱，如有眉目，即行启程，言外之意是我去了也无能为力，那么各方为何一致认为乱局非李鸿章梳理不可呢？
在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期间，李鸿章几乎参与了清政府所有的外交折冲的处理，天津教案、马嘉理案、琉球冲突、中法之战、甲午之战，他柔软而不失原则、圆滑而务实的外交风格获得了西方政治家们的尊重。当时很多外国人，包括后来研究李鸿章的汉学家、史学家都评价李鸿章是当时最具有国际眼光的一位清朝大臣。
但李鸿章不是机会主义者，他始终处在各派势力的联合夹击当中，却总是似倒而没倒。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他被各方势力攻击，是因为他的定位的问题，而他始终不倒，也是因为其定位的问题：他始终代表着大清国当时最广大的臣民的利益。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他只是代表当时，而没有代表未来。
所以，面对所有人的攻击，他始终不倒，即便数次被冷落，甚至遭免职，一旦大清国遇到无法收拾的危局的时候，他总会当仁不让地走到台前。
李鸿章本来不想做裱糊匠的，他要做改革者，但能怎么办呢？
李鸿章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为中国的近代化而努力。他比满清权贵还关心那个在风雨飘摇中的国家，他勇于承认自己比别人落后，他倾尽心血建水师、搞实业、办洋务，他一生不知创造了多少个“中国第一”：第一批留学生，第一个织布厂，第一个兵工厂，第一个炼钢厂，第一个矿务局，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轮船招商局，第一条铁路，第一支中国海军……李鸿章为中国引进了许许多多人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东西，倾尽精力却饱受骂名。然而，这些东西对冲击中国根深蒂固的守旧思想，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都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李鸿章被绑在大清朝这只破船上随风漂流，为了船走得更远，作为“船夫”的他竭尽全力修修补补，却无力回天……
李鸿章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始终将倒而不倒，他始终将自己与清王朝连在一起，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大清王朝，他不得不以公敌的姿态出现，在血雨腥风的晚清王朝，李鸿章始终与大清朝同呼吸共命运，这既是他的幸，却也是他的不幸。梁启超曾说“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了。
在晚清的权力构架中，慈禧和李鸿章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知李鸿章者，慈禧也；助慈禧者，李鸿章也。他们之间惺惺相惜，互相需要，却也对对方心存戒备。李鸿章和慈禧虽然方法不同，但殊途同归，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那就是全力保全大清朝，保全皇室，他们就像清王朝最坚固的两根柱子一样，构求着一种平衡，支撑着末日的清廷。
当然，要想大清朝不倒，就要保证李鸿章不倒。
5.审时度势，才能在夹缝中游刃有余
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虽然是自己的得意门生，但绝不是池中之物，不会长久寄人篱下。在李鸿章还是曾国藩幕僚的时候，曾国藩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第一次不欢而散，是在咸丰十年（1860）。当时李鸿章是寄居在曾国藩的屋檐下，是曾国藩的“机要秘书”。两个人在是否在祁门这个地方设置总督衙门，以及在处置李元度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导致李鸿章愤然离开曾府。虽然后来李鸿章还是回到曾国藩身边，但这个事件至少表明了两件事：第一，李鸿章不仅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为了自己的想法可以不惜代价；第二，李鸿章想要单飞，只不过没有更合适的机会，所以才又回到曾国藩身边。
不管怎么说，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终究是“自己人”，所以，当上海出现权力空缺的时候，曾国藩还是推荐了李鸿章，并且支持他建立了淮军。
虽然淮军是从湘军中分离出来的，但湘军是湘军，淮军是淮军，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淮军带有很强的地方军队的性质，而老大就是李鸿章，没有李鸿章发话，谁的话淮军都不听，这种独立性很快就让李鸿章尝到了甜头。
李鸿章自立门户之后，立刻表现出了在维护自己利益方面的精明。
曾国藩之所以派李鸿章去上海主要是看中了上海的富庶，曾国藩希望李鸿章接管上海之后，可以解决湘军军饷捉襟见肘的困境。但这时的李鸿章手下也有数万的淮军需要银子供养，尽管曾国藩天天催促送钱来，但李鸿章还是用“和稀泥”的办法，一边不断跟曾国藩诉苦，一边又想办法送些银子给湘军，好让曾国藩无话可说。
面对已经成为同僚的学生，曾国藩也无可奈何，一方面他需要李鸿章的帮助，另一方面李鸿章的厉害就在于在那种环境下没有人能取代得了他。
李鸿章这种跟曾国藩“亲师生，明算账”的做派，同样让他满足了自身利益。
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但并没有受到嘉奖，朝廷只给曾国藩幕府中的李鸿章、左宗棠升了很高的官，而慈禧只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侯”的封号，这个举动充分说明了慈禧对曾国藩的不信任。
慈禧的这种不信任缘自太平天国消灭之后，对清王朝构成威胁的，除了外国列强之外，在国内，就只有一个曾国藩。
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攻下了金陵，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城外被方山的老百姓逮住，曾国藩觉得太平天国与湘军结怨太深，一旦把李秀成解到北京，他势必会反咬自己一口。这样就有可能使湘军陷于众人的猜忌之中，生出无数波澜来。于是，曾国藩很果断地不顾朝廷的命令、同僚的劝说，毅然“先斩后奏”，杀了李秀成，以绝后患。
当时，很多人都劝曾国藩自立，但曾国藩清楚地知道时局对自己极其不利。而最锋利的那把剑就是李鸿章。曾国藩了解李鸿章，如若自己安分守己，李鸿章就永远是他的学生；如果自己拥兵造反，李鸿章很可能与自己反目成仇。面对李鸿章，曾国藩没有把握全身而退，一旦兵败，自己一世英名将毁于一旦。
认清形势的曾国藩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由，主动向朝廷请旨裁减湘军，朝廷立即就答应了。其实，慈禧固然很重视曾、李两股势力，但是又怕两者实力过强。特别是对于曾国藩，慈禧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因此，她一直采取抑曾扬李的策略。李鸿章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曾、李分野，李鸿章的做法固然有趁火打劫的嫌疑，但在曾国藩看来，肥水不流外人田，与其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还不如让给学生。另外，这样也替曾国藩解了围，如果这时李鸿章看不清形势，继续跟曾国藩站在一起，那真就成了清政府的心腹大患了。
最重要的一点，李鸿章这次站队，直接给自己带来了青云直上的机会，也让自己暂时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曾国藩对自己不利，朝廷会帮自己说话；如果朝廷对自己不利，曾国藩也不会坐视不理。
关键时刻的划清界限，让李鸿章名利双收。
曾国藩裁减了湘军之后，很快成了“孤家寡人”。而这时候捻军兴起，直接威胁到了北京的安全，朝廷下令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负责灭捻，而李鸿章接替老师成为两江总督。
此时的曾国藩手中无兵可用，只好借助于李鸿章的淮军，但淮军是李鸿章的私人军队，曾国藩根本指挥不动，他甚至有时候要把自己的命令告诉李鸿章，通过李鸿章的嘴来调动淮军。并且，李鸿章对于曾国藩的河防战略也嗤之以鼻，竟然以“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余年后遇公等为知音”等言语讥讽曾国藩。事实上，李鸿章并不想让自己的淮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送死，更不想让自己的军队成就曾国藩的功业。于是，在用兵上，李鸿章遥控指挥，干扰曾国藩的战术，甚至指使淮军将领以生病为由拒绝出战，这让曾国藩十分光火。
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自然不会成功。好在曾国藩现在已经有功高盖主之嫌，这场功劳让给学生也并无不可，最终李鸿章代替曾国藩成为钦差大臣，曾国藩则回到两江总督的位置上，给李鸿章当起了“后勤部长”。
和而不同，这让李鸿章从与曾国藩的博弈中获益良多。在朝堂之外，他有恩师曾国藩的鼎力支持；在朝堂内，为了借其压制曾国藩，朝廷更是不遗余力地扶持他。有如此两处强援，李鸿章左依右靠，自然不会倒。
6.官场自保的秘诀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造反是一件危险的事。在封建社会，不仅造反的行为很危险，即便有这样的想法，说不定也会遭到镇压。
晚清的政坛上，李鸿章一直受到重用，但是慈禧还在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晚清时代的重臣之中，玩弄政治平衡术。慈禧的手段是狠辣的，一旦察觉臣子的势力威胁到自己的政治权力，就会毫不留情地痛下杀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恭亲王。当恭亲王自以为功高盖主而扬扬自得时，慈禧毫不犹豫地收拾了自己的第一个合作者，一个曾经亲密的盟友，一个杰出的政治人物。
李鸿章想不被收拾，就要老老实实做好“奴才”。
自组建淮军担任江苏巡抚开始，李鸿章就一直手握重兵。无论是在胆略上，还是资历上，他都要比朝廷诸多权贵强很多，但李鸿章几乎从不对朝廷说不，在官场生涯中，李鸿章一直忠心耿耿，从未违反过朝廷的有关授意和对朝廷表现过一丝不恭。
很多好事者都做过这样的设想：在后曾国藩时代，作为清朝最有实力的李鸿章，假如他代清自立，中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在历史上，李鸿章至少有三次机会面对这个问题。
第一次是曾经的洋枪队统领戈登提出来的。1880年，大清国与俄国关系危急，戈登这时候正好去天津拜访李鸿章。当李鸿章向戈登问询对于时局看法时，戈登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李鸿章沉默半晌，然后说：“那当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从未背叛过朝廷。”接着，李鸿章又说：“另外，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
如果此对话属实的话，说明李鸿章对这个问题是有过考虑的。此时的李鸿章如日中天，如果要自立，这无疑是最佳的时机了。李鸿章的沉默是有理由的，像曾国藩那样宽宏大量的人，李鸿章都不愿居于其下，自然更不愿屈居于“妇人孺子”之下，跟一帮满清权贵来回倾轧。
更何况，李鸿章还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人。这时李鸿章不愿自立，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认为：“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
“那是不会成功的”，说明李鸿章对自己还有清朝的实力是有清晰的认识的。那些认为李鸿章代清自立轻而易举的人，是太轻视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的实力了。表面上看来，李鸿章呼风唤雨，好像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推翻清政府是举手之劳，其实不然。
中国的中央集权在明清时候发展到极致，尽管李鸿章权倾朝野，也拥有广泛的权力网和关系网，但是，李鸿章从未把握过中心大权，他一直在军机处之外，甚至在洋务运动时期也与总理衙门大臣职务无缘，即使在极盛时期也只不过是京城所在的直隶省的总督。最重要的，李鸿章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他所需要的财政和其他资源，经常有赖于他管辖之外的省份。
李鸿章是中国五千年官场、权术、人际关系文化的集大成者，但他深知自己的影响力及个人实力，比起刚刚攻下南京时的曾国藩是不如的，连鼎盛时期的曾国藩都不敢自立，更何况自己了。
李鸿章的选择，是基于对自身力量和全局的考虑基础之上的明智选择。
第二次，就是孙文给李鸿章的上书了。
1894年6月，甲午战争前夕，孙文曾到达北洋大臣李鸿章驻地天津，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上李傅相书》。在这份《上李傅相书》中，孙文大胆地向李鸿章提出了“取而代之”的建议。孙文这次上书的结果是，李鸿章安排其幕僚给孙文弄了一张护照，让他“先游历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然后返中国”。
这一时期的李鸿章面对这样的建议，不过是博君一笑耳。此时的李鸿章，即便有自立的心思，也没有了自立的锐气了。
第三次则是1901年。当义和团运动无法控制、八国联军群起进攻北京之时，西太后急诏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北上议和。梁启超到了广州，拜会了李鸿章，为李鸿章定下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拥两广自立旗帜鲜明地恢复汉族统治，建立新政体；中策为起兵广东，北上剿拳勤王；下策就是奉诏入京议和了。
这个时候，李鸿章是对那个腐朽的朝廷彻底地失望了。这个腐朽的朝廷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内忧外患，苟延残喘，牺牲人民，绥靖洋人，让李鸿章本人受够了窝囊气。但说到自立，此时的李鸿章更不会这么做。
此时，李鸿章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已经不可能作为起义的领袖，更何况，李鸿章不得不考虑名节的问题。
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李鸿章对局势的不明了。在同时代的官僚当中，李鸿章算是一个前卫的人，但他对于当时中国何去何从，还是不清楚的。他知道一定要改革，所以他暗中支持维新派，但他也知道当时维新派的主张不切实际，所以，希望他们能“来日方长”。
李鸿章是明智的，他知道自己的局限：知道自己认识的局限，知道自己能力的局限。而这些都是他无法突破的。
李鸿章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李鸿章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只会是浅层次上的追求，他追求实业的兴趣远大于政治，因为囿于各种局限，他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无能为力。
李鸿章清楚，他就是一个过渡者。
这种定位，让他既能自立于当朝，也足以彪炳后世了。
李鸿章放弃拥兵自立，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李鸿章是在清朝选拔出来的，他的血液里流淌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观念，即便他有自立的天时地利人和，但思想上无法突破的障碍决定了他从一而终的宿命。
李鸿章不以身犯险，这种谨慎和从一而终的忠诚，最终保证了他虽然在政治生涯中遭逢无数次低谷，但一直没有彻底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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