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做官，曾国藩曾不无批评地评价李鸿章：“少荃拼命做官。”
《马关条约》签订后，此时的李鸿章，国人皆曰杀，朝廷也不用他，他仍不肯走，住在京城贤良寺中，等待机会。有人讥笑他“热衷”做官，他也乐于承认，并为之解说：“今人多讳言‘热衷’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衷。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
先不说李鸿章热衷做官的对错，如果仅从追求的层面上讲，李鸿章是没错的。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目标，隐忍且执着，这应该也是李鸿章官场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
1896年11月19日，《纽约时报》发布了一条消息：李鸿章可能会辞职！报道说：“自从清国北洋大臣李鸿章出洋访问回国后，一直受到清廷冷遇，而他自己也已对此深表厌恶。因此，他已经打定主意，决定向皇帝陛下请辞，退休去过安静的生活。”
其实，《纽约时报》的报道有不切实际之处，李鸿章确实受到了冷落，但李鸿章没有辞职。李鸿章不可能辞职，他从来不是一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
李鸿章“退居二线”，是朝廷的有意安排。1896年，在世界各国周游了一圈的李鸿章，于十月二下日回到北京，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出城到圆明园废墟“禁苑”转了一圈。二十四日，马上有人揭发，以“李鸿章擅入圆明园游览”的罪名，交礼部评议。三十日，交上来的动议是革去职位，西太后手下留情，“旨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这样不客气地对待刚刚周游各国，搞定外交乱局的“洋务”功臣，目的是要杀他在洋人面前的威风，同时也平息北京对他的“卖国”指责。
其实，早在1895年8月的时候，李鸿章的命运已经确定了，当时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后回京，销完病假后进京上朝向光绪汇报所有情况，光绪阴沉着脸对李鸿章说：“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光绪说得义正词严，李鸿章只能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
很快，光绪皇帝的圣旨也下达了，李鸿章被留在北京，奉旨“留京入阁办事”，实际上是留其“文华殿大学士”，给李鸿章一点面子，让他赋闲在京。当时的伦敦《特报》曾这样评论说：“和议既定，入阁办事，非尊之也；借此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
因为在京城并没有房产，李鸿章从此住进了京城的贤良寺。李鸿章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年。
七十多岁的年龄，政治上已经靠边站，名声上更是全国的公敌。一般人在这种境遇中，应该对官场不会再抱什么希望了，但李鸿章不。他知道，只要自己活着，清政府终究会有重新起用自己的一天。
从署理江苏巡抚以来，李鸿章难得有这样清闲的时候，李鸿章一直井井有条地安排着这段时间的生活。他的起居饮食，都非常有规律；从曾国藩那里，李鸿章学到了严谨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案无留牍，门无留宾。
每天，李鸿章就像一个国学大儒一样，总是六七点钟起床，在院落里走上一走，盘算着一天的事情。贤良寺在早晨的时候显得非常清幽，除非碰到严寒冰雪，李鸿章从不穿长衣。散步时从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数十次。吃完早饭后，李鸿章开始按部就班地处理自己的一些事务了，写一点信札，处理一些事务。
但李鸿章从未放弃对外部世界的警觉，有一天，袁世凯来到李鸿章所住的贤良寺。袁世凯一直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正是李鸿章对袁世凯的提携，才使得袁世凯少年得志，青云直上。稍作寒暄之后，袁世凯即吞吞吐吐地劝说李鸿章打报告告老还乡。李鸿章一下子就看穿了袁世凯的意思，他是在为翁同龢当说客，目的是让李鸿章让出清廷最高级别的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
没等袁世凯说完，李鸿章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呵斥道：
慰迁，尔乃来为翁叔平做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
袁世凯走后，李鸿章对亲信幕僚们说了一番气话：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就李鸿章而言，他算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老手了，现在赋闲于贤良寺，对于他，当然不甘心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多年的斗争经验以及历史教训告诉李鸿章，对于一个手握重兵的大臣而言，一旦手中失去了权力，那便是别人砧板上的鱼肉。
在这样的时候，李鸿章充分展示出他的毅力和韧劲了。李鸿章从曾国藩的身上学得了“挺”的重要。曾国藩的《挺经》一书，总结了自己在劣境中战胜困难的心得。李鸿章当然是深得曾国藩的“三昧”的。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人，“挺”是必须具备的。贤良寺这一段时光，李鸿章正是以自己的坚忍来挨过人生的低谷期。
李鸿章的隐居，也让他躲过了晚清政坛的一场大是非。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协助光绪皇帝发动的戊戌变法，在慈禧太后的铁血镇压下灰飞烟灭，李鸿章是同情维新派的，慈禧决定对他进行变相惩罚。
1898年夏秋，山东黄河决口，数十县被淹，受难乡民无数。这时，慈禧出人意料地命令实龄已七十有五的李鸿章前往山东履勘山东河工。当李鸿章到山东时将是隆冬季节，李鸿章接受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的建议，决定采取近代西方科学方法，首先测绘全河情形，研究沙从何处而生，水由何处而减，探寻根治办法。在有些地段，他还亲率卢法尔及一些官员一同勘测，认真查看，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拿出了治本、治标两套办法。1899年3月31日，李鸿章返京复命，距他出京正好四个月。
不过，李鸿章关于治河的意见却未受到朝廷重视，许多具体建议都被朝廷和有关部门以种种理由推托、否决。从山东勘河回到北京后，李鸿章仍然未受重用。
直到八个月后，李鸿章奉命任两江总督。
李鸿章在这期间表现出的忍耐与隐忍，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在行将就木的年龄，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不管是为了理想，还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李鸿章坚持住了。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性格决定命运。李鸿章的性格注定了他会成为官场“不倒翁”。
2.谨小慎微，才能成就官场上的“不倒翁”
在官场上，李鸿章在处理那些不与当权者根本利益相冲突的事情时，大开大合，而在一些当权者敏感的问题上，李鸿章则小心翼翼，绝不越雷池一步。
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后，他的处境就很不妙，1896年10月24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就在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的同一天，朝廷又因有人告发他几天前曾私入圆明园而下旨严责道：“李鸿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殊于体制不合，着交部议处。”这种敲打不得不让李鸿章警惕，他当时处在非常时期。
这时，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对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
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不久，新疆巡抚陶模奏请以培育人才为立国之本。陶模与李鸿章私交甚笃，将此书告李鸿章，李在回信中一方面支持变法主张，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积弊太深，恐非易事：“今之论者皆知变法，但有治法须有治人。”“迩日公车章疏，何尝无深识危言，此在庙堂采择，见诸施行而已。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
1895年8月，维新派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以推动维新，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主张表示赞同，自愿捐金两千入会，但因此时他已名誉扫地而被拒。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并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
虽然从思想观点上他非常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李鸿章知道维新运动牵扯到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卷入其中的危险自不待言。
这一切，都使他在这一严重的政治危机、冲突中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新派，但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其位。他曾对一个外国人说过，现在权力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员要格外小心，不敢倡言新法，很难做成什么事。
从1895年“公车上书”起，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维新声势越来越大，康有为的变法主张终于打动光绪皇帝。光绪非常想破格召见康有为，但为守旧力量所阻，只得让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1898年1月24日，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在总理衙门约见康有为。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荣禄明确表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李鸿章只在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在这次约谈中，李只问此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可见其谨小慎微。
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在做法上倾力支持，这就是李鸿章对维新变法的态度。也是李鸿章危机中自保的办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历史上的“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退下时途中遇到李鸿章，李的脸色大变，悄悄将荣禄参劾康有为、刚毅反对授官康有为之事告知他，意在要康留神。变法的各项措施如奖励工商等都是李鸿章多年主张的，其中将科举考试中的“八股”废掉改为策试，更得李鸿章赞赏。
维新派本想废科举办学堂，但考虑到如果这样做会遭到天下读书人的反对，所以妥协改为只是废八股，改为策试。李鸿章早就认为应该废科举，兴办学校，但他也深知其中艰难，所以维新派仅仅是改八股为策试使他兴奋不已。他曾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因为废八股“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当然，这种赞赏都是私下的。当李鸿章听说废八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放风要刺杀康有为时，特派人前往康处，要康“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还“遣人慰行”，加以保护。
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则是因他与孙家鼐的力荐才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唯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改官制是维新的重要内容，“改官制”激起的反对最为强烈。李鸿章遵旨与其他大学士上了一折一片，这是他对“新政”的唯一折片，而且是与他人联名。此时新旧斗争已经白热化，李鸿章显然要回避巨大的政治风险。此折也颇为折中，一方面承认裁并官职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又提出“事既更张，有同新创；其中头绪繁多，一切事宜，非仓促所能遽定”，“不致冒昧从事”，提出对裁并各员应“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向隅”。
在维新变法过程当中，李鸿章主要做幕后的工作。所以，李鸿章在这场变法运动中给人的整体感觉就是游走在各派势力的边缘。
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杀，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新法尽废。在这严峻时刻，李却能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如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被革职，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张的工作。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的。
在政坛多年的摸爬滚打，李鸿章早就料到了维新的结果。变法由于缺乏必要的手段，缺乏根基和策略，缺乏缜密的实施方案，缺乏方向性，也缺乏争取与妥协，最后不可避免地变成带有悲壮意味的一厢情愿和一意孤行，导致了最后的失败。
李鸿章真的算得上老辣。李鸿章打心底里是支持维新的，但他却跟维新派坚决划清界限，因为他知道一点：维新派不会成功。
李鸿章并没有因为对维新派主张的支持和对维新人士的同情而把自己搭进去。在立场上的划线，在敏感问题上的谨小慎微，终于又让李鸿章有惊无险地渡过了政治上的一道难关。
慈禧曾经问李鸿章对康有为的看法，李鸿章说：“这个人是个书生，也如市井中喜欢争强好胜打官司的人。”慈禧继续问：“那么，洋人为什么支持他们呢？”李鸿章很轻蔑：“那是洋人们不了解中国国情，把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当成他们的知识分子了。等洋人们了解中国的文人们都是些什么角色之后，别说支持，就是躲避，怕也来不及了。”
其实，李鸿章了解康有为、梁启超这帮在旧中国成长起来的书生，他们只有空谈和满腔热血，没有政治谋略和经验，也缺乏起码的政治手腕和妥协精神。这样的人进行改革，怎能成功？
李鸿章更了解光绪，光绪迂腐、懦弱、意志薄弱、神经过敏，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更注定了这场改革的失败。光绪的性格、身世，他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是一个绝难担当大任的人。更何况这个懦弱的皇帝并不拥有绝对权力，在他之上，还有心狠手辣的慈禧。这样的权力架构，也决定了这次看起来“气壮如牛”的维新改革，只要一触及体制的内核时，就肯定会支撑不下去。而光绪的草率和幼稚，更使得这一次维新变法如同儿戏。
对世事的洞明，对人情的了解，对政治的谙熟，更加上李鸿章内心的淡定，让李鸿章早就预料到了维新变法的结局。尽管各派势力不断地拉拢、挤压，但李鸿章以他的谨慎，游走于各派势力之间，既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反对维新的骂名，也没有因为支持维新而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
3.步步为营，才能在官场上稳固不倒
习惯的力量有时会大得超乎人的想象。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习惯的力量，在清朝末年已经深入整个民族的骨髓。
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要推进和改变的，不仅仅是修铁路、造轮船、建工厂，而且是要改变几千年来习惯的力量。
与习惯的力量做斗争，一不小心，就会被反噬。李鸿章知道其中的难处，也知道其中的危险，所以，李鸿章在推进洋务的时候，一步一个脚印，稳健而扎实。
在很多时候，李鸿章尽可能隐忍，低调做人，积极做事。这与后来康梁的戊戌变法，完全是两种风格。李鸿章从一开始就没有采取疾风骤雨的方式，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放缓洋务运动的步伐，避免由这一切而产生的尖锐矛盾；而当矛盾稍稍缓和，李鸿章又以退为进，重新采取积极之势。在这方面，李鸿章算是老谋深算，他懂得妥协，知道妥协在政治活动中，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
在洋务运动等一些问题上，李鸿章也避免在理论和口号上进行争论，力求只埋头做事，不涉及理论的较真儿。这一点可以说是李鸿章的聪明和精明之处。作为一个老辣的政治推手，李鸿章当然知道这一点。李鸿章的改革也不涉及政制、伦理等根本问题。他既绕开了那些无法一下子解决的难题，又从现实出发，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这场大变革。
对于李鸿章的处境，知之者，莫过于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了。伊藤博文曾在谈到中日战争前中国海军的弱点时指出：“李忠于朝廷，但是他还负责处理许多紧迫的事务，他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碰到的政治问题，以致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充分的注重。”伊藤博文最后得出结论说：“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象到的要艰巨得多，因为他面临向北京政府寻求资金，说服各省官员争取他们的合作，同时又要反抗来自各方的不断批评这多重的任务。北京中心政府的弱点众所周知。”
“清政府从整体上看给李鸿章增加了许多障碍。它布满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北洋海军本身也因组织不健全、装备陈旧过时而深受其患。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李鸿章创建海军的努力，不应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应当从当时情况的整个背景做出评判。”
李鸿章曾经与日本驻北京公使森有礼有一次对话，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礼到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主题是就朝鲜局势问题交换意见。席间二人谈起日本明治维新，谈及了各自国家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李鸿章与森有礼有这样的对话：
森有礼直言不讳地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
李：“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五分尚没有。”
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郑有宁（日本使馆代办）代为回答：“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会。”
李鸿章对日本改变服装一事不以为然：“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拟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其实原因很简单，只须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诚如阁下所见，宽广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
李：“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吗？”
森：“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们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优点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我们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很多人以此批评李鸿章，批评他思想的局限。其实，不论哪个时代，不论什么人，思想都是有局限的，用现在的眼光来要求李鸿章思想的高度，那无疑太苛求李鸿章了。李鸿章思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在当时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的，而以李鸿章的能力和见识，整个社会留给他的空间是有限的。
李鸿章的阅历以及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只能作为一个相对保守的改革者，而不可能作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也只有如此定位，李鸿章才能屹立于晚清的政坛，失去了这个定位，李鸿章就不可能主导清朝政坛将近四十年，也不可能有他洋务运动的成就。
李鸿章之所以如此稳健，跟曾国藩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李鸿章拜访曾国藩，他赶到曾府，帖子递上后，差役将他领到了便室，告知曾大人在洗脚，让他稍等。这一等，就等了两个时辰，正在李鸿章窝着满肚子火时，差役适时而来，这回径直将他领到内室门口。李鸿章一脚跨进去，只见曾国藩捧着一本书，很悠闲地坐在椅子上，面前的水盆正冒着热气。他全无一点礼节，头也不抬，一面低头泡脚，一面冷漠地说：“坐吧。”李鸿章大小也是朝中官员，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冷遇。
他终于没能压住火气，大声质问：“先前差役告诉我你在洗脚，我等了好长时间，你的脚怎么还没洗完？”曾国藩并不恼，慢吞吞地回答：“脚是百穴之地，洗脚乃健康大事，百病之扰，一洗了之。”李鸿章气呼呼地拂袖而去。
曾国藩并不挽留，说了句“少年气盛，如何做事”，接着哈哈大笑。李鸿章强忍住怒火，大步跨出门外，发誓再也不到这个地方来了。李鸿章气冲冲地走着，忽听背后有人喊他，原来是老同学程学启，程学启说：“你中了曾老师的计了，老师说你才大如海，可惜锋芒太露，如果能改掉这个毛病，你将是一个全才。老师故意怠慢你，好让你自己醒悟，这不，他让我来找你府上叙谈。”李鸿章听到这儿，心里既震惊又惭愧，又回转去见曾国藩。从此拜在曾国藩门下。
曾国藩深知年轻时李鸿章的毛病，所以，通过有意无意地怠慢他，磨炼他的心胸；通过让他参与幕府的讨论，让他经受竞争的压力；故意安排他闲职，让他学会等待与忍耐……这一切，都让李鸿章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受益无穷。
世界上任何事都怕咬紧牙关坚持，做洋务是如此，做官也是如此。正是李鸿章这种步步为营的稳健，让他始终在政坛扎扎实实，稳固不倒。
4.能屈能伸是官场不败的不二法门
人需要成长，而伴随成长过程的，是失败。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是很多因素的辐辏，在这所有的要素中，有很多偶然，这些偶然，有些是可以省略的，但有些是不能省略的，比如说失败和打击。
李鸿章刚入曾国藩幕府的时候，虽然已年近四十，但李鸿章脾气依然火暴。但曾国藩的幕府并没有李鸿章想象中美好，李鸿章曾以浪战闻名，而曾国藩则以沉稳著称。所以，李鸿章到了曾国藩幕府之后，很快就不习惯了。
曾国藩的幕府以湘人为班底，这让李鸿章总有一种外人的感觉。这时的李鸿章是很敏感的。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他与彭玉麟干架。
咸丰八年（1858）秋，一天，曾国藩幕府名将云集，共商大事。他们除了在开会时商量战事外，当然在会前会后也还谈些家常，聊聊天。因为湘军中湖南人占多数，身处东南他乡，聊得最多的话题也是谈谈家乡的事情，聊以寄思乡之情。而身为安徽人的李鸿章在场就插不上话了，热闹的场合却冷落了他，心里是有些不平衡的情绪。李鸿章是有名的能说会道，他就在众人谈话之中强插些安徽哪些地方好之类的赞美之词。聊着聊着，就开起玩笑来。大家都知道李鸿章在生活上有散漫慵懒的习惯。
彭玉麟在场插了这样一句话：少荃（李鸿章字）每日晚睡懒起，想必皖地民风若此，无怪合省以负贩为业，少有正途。
李鸿章回彭玉麟原话：雪琴（彭玉麟字）有所不知，安徽民风勤勉，然自令尊执掌数载，竟令做慵懒之态尔……
彭玉麟听了大怒，二话没说，朝李鸿章胸前就是一老拳打过去，李鸿章反应敏捷，以自已身高脚长的优势，朝彭玉麟踢过去一脚。于是“二人相扭扑地”。
彭玉麟对待朋友，协和群帅都是和和蔼蔼，是出了名的。“煦煦恂恂，折节下之”，可见这次打架并不单纯是言语不合的原因。那时的李鸿章还是锋芒毕露的。
然而在他傲慢与骄矜的背后，李鸿章在湘军当中是孤独的，而李鸿章的周围，大多数都是抱成一团的湘籍人士，这又让李鸿章对前途感到迷茫。
这时的李鸿章是浮躁的，他并没有从自身找原因，并没有把改变自己作为改变自己命运的起点，只是凭着自己的才气，等待着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的机会。
李鸿章的才华曾国藩看在眼里，于是安排他单独去皖北组建马队，以试试他的真才实干。李鸿章觉得这是大材小用，但无奈，只好假意应允，派了人去淮上招募马勇。没多久派去的人空手回来，说是招不到人。对于这个托词，曾国藩明白，淮上有着数量惊人的闲汉，怎么可能招不到人？是李鸿章嫌职位低不愿意干罢了。
以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气量，到官场上混，爬得越高，跌得只能越重。李鸿章固然有才，智商很高，但此时的李鸿章情商也太低了。怎么提高他的情商呢？那只有再加以锻炼。
此时正值太平军大军回师江西，直趋景德镇。曾国藩于六月令李鸿章到自己的胞弟曾国荃部参赞军务，向景德镇进发。李鸿章又一次犹豫不前。心高气傲的他愿意独统一军，不愿寄人篱下，心情抑郁，有推卸之意。
曾国荃是曾国藩科举中榜后在北京城中手把手教导出来的，此时的曾国荃已经成为帝国头号明星战将，不仅率师攻克了安庆，而且正督军强攻南京城。
李鸿章来到了曾国荃的军营，他不禁心内发寒：原来他要面对的是年龄比自己仅大一岁、狂傲之气比自己还重的“师叔”！无奈自己的前途还要仰仗老师曾国藩提拔，这位小“师叔”也自然得罪不起。
李鸿章仅仅与曾国荃合作了两个多月，虚骄与虚骄的碰撞，怀才不遇的压抑，理想与现实的交织，使自己两个多月来的心气不顺畅再也不愿抑制，他回到了曾国藩的大营。
失意与沮丧弥漫在李鸿章的心头。最后终于让李鸿章与曾国藩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因为在处置李元度问题上的观点不同，李鸿章愤而离开曾国藩。
后来，经过在外面一年多的无所事事，李鸿章又回到了曾国藩幕府。这次回来之后，从记载来看，李鸿章再也没有与曾国藩发生过大的冲突，更没有发生过与其他人捋袖子干架的事。
这时的李鸿章，已经化茧成蝶了，他已经学会了隐忍，学会了等待，更学会了用手腕获取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不是仅仅凭自己的才气。
李鸿章回到曾国藩幕府后不久，上海被围。上海富商钱鼎铭夜会李鸿章，请他说服曾国藩派兵解上海之围。
钱鼎铭考虑的是求李鸿章帮忙说服曾国藩派兵，并没有想到由李鸿章本人出任这个角色。李鸿章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点。他只是纯粹从战略上考虑，如果太平军占据上海，以苏浙的财富，作为支撑南京的战略基地，那就意味着根基稳固，难以撼动了。
曾国藩在听了李鸿章的战略分析后，就心动了。于是曾国藩拍板，派曾国荃率师往援上海，同时派李鸿章、黄翼升两员上将，替曾国荃打下手。
不料想，曾国荃回信说：我去了上海，事事得听人家的摆布。不愿意去。没有办法，曾国藩给上海团练大臣庞钟璐写信说：已函催舍弟，募练成军，迅速东来。倘风波羁滞，至皖稍迟，即令李少荃廉访先挈万人前往。
此时的曾国藩，还没有让李鸿章领兵解救上海之围的想法，决定李鸿章仕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到了。
李鸿章给曾国荃写了封信，说道：
东吴请兵之使数至，师门始以麾下得胜之师允之。嗣因内举避亲，复以不才应诏。鸿章庸陋，岂知军国大计？近年伏幕中，徒党星散，立时募练其何能军？幸迭次寄谕，催令吾丈同赴下游。当代贤豪投契之深，无如麾下，师资得借，懦夫气增。乃窃闻侍坐之言，似我公无意东行。鸿章欲固请之，未知有当于高深否耶？
此信发出之后，果然是立竿见影。曾国藩立即吩咐李鸿章，准备编练淮军，奔赴上海。
李鸿章这次脱颖而出，不是靠的他的才气，而是靠的他的忍耐，他的委曲求全，甚至在曾国荃面前的低声下气。
能屈才能伸，此时李鸿章虽然已过不惑之年，但为时还不晚，因为他已经学会了屹立政坛四十年不倒的不二法门。
5.内心淡定从容，才能临危不乱
做大事的人，要有泰山崩于面前而不惊的定力，关键时刻要有自己的主见，并且不要因为外在的因素而让自己乱了方寸。
李鸿章超乎寻常的定力，再加上其灵活的政治手腕，让他无数次在面对重大的历史转折的时候，从容运作，在让整个王朝不至于颠覆的同时，也保障了自身的安全。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清廷于六月十五日命令李鸿章“迅速来京”，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满腹狐疑。朝廷如此催他迅速进京，却未言何事，更未授新职到底是什么意思？
李鸿章更了解，此时朝政为强硬的主战派把持，一些温和的主和派官员性命难保。
李鸿章对当时的局势有清醒的认识，他知道义和团运动会导致的后果，他本人曾多次冒死电奏朝廷，反对慈禧和顽固派的“联拳灭洋”政策，这让顽固派官员和义和团痛恨。得到慈禧支持的义和团明确提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所谓“一龙”为光绪皇帝，“二虎”为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三百羊”为开明官绅；义和团还提出要将亡命海外的“乱党”、从事维新改良的康有为及梁启超等统统捉拿归案……李鸿章明白，在此种局面下自己贸然北上，不仅无法改变政局，而且凶多吉少，甚至可能有杀身之祸。所以他一方面表示“立刻遵旨北上”，另一方面却想方设法拖延徘徊，拒不北上。
七月十七日，李鸿章乘招商局的轮船离开广州。开船之前，南海县令裴景福前来送行，李鸿章对他纵论时势，大发感慨。此时八国联军刚刚攻下天津，尚未向北京进发，裴景福问李鸿章万一以后京城被攻破，结果将如何。李鸿章回答说列强必会做以下三点：一是剿灭“拳匪”以示威，二是惩办首祸官员以发泄愤怒，三就是索要兵费赔款。裴氏接着问兵费赔款大约会是多少，李鸿章大为伤感，一边流泪一边回答：
兵费赔款之数目多寡，此时尚不能预料，唯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官复原职，但对朝局仍不乐观，因此决定还是按以前计划先到上海，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他深知，此时此刻必须慎之再慎，走错一步将满盘皆输，很可能难保性命，所以七月二十一日到达上海后他便以健康为由，要慈禧赏假二十日。
其实，慈禧一方面利用义和团打洋人，另一方面早在七月三日就向俄、英、日三国发出国书乞和。随着战场惨败，慈禧求和之心越来越急切，要与洋人求和，仍不能不倚重李鸿章，于是不断电召李鸿章北上，为了让李尽快北上，朝廷又下诏任命已七十有七的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国难之中，李鸿章终于再任“总督之首”，重掌北洋大权。
当同僚对他正式被任命为议和全权大臣表示祝贺时，他却十分淡然。他深知政治讲究的是实力而不是名分，如果朝廷政治格局不变，慈禧态度无根本性变化，自己其实只有全权之名而并无实权。此时，他不顾“龙颜”有可能“大怒”，多次递折要求慈禧彻底改变态度，一再向慈禧施压，要求一定要将外国驻华使节平安送出京城并且剿灭义和团，他还斗胆要朝廷下“罪己诏”。
当然，他丝毫没有反对慈禧之念，当有外国外交官对他透露各国公使有让慈禧归政光绪的打算时，他断然反对，并为慈禧开脱辩护：“太后训政两朝，削平大难，臣民爱戴，此次拳匪发难，只恐祸起腋肘，不得已徐图挽救。”
当时义和团仍在高潮，顽固派大臣对所有新派人物、大臣仍恨得咬牙切齿，他生怕此时进京自己会身首异处。这时，慈禧太后明显乱了方寸，政策非常矛盾。她一方面急盼李鸿章前来与洋人打交道，有求和之意，另一方面仍重用极端主战的顽固派大臣，态度似乎更趋强硬。
七月二十八日她将反对与列强盲目开战的大臣许景澄、袁昶处死，八月七日却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与各国外交部电商“停战”，八月十一日又将反对开战的大臣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五大臣被处死，中外震惊，李鸿章在上海得此消息不禁哀叹“成何世界”！很可能，他为自己没有贸然北上感到庆幸，此时更明确表示哪怕被朝廷“严谴”，也不能北行。他在给朝廷的密折中明言了对朝政、对自己有可能被义和团和政敌打杀的担忧：
每读诏书，则国是未定，认贼作子，则人心未安。而臣客寄江南，手无一兵一旅，即使奔命赴阙，道途险阻，徒为乱臣贼子作菹醢之资，是以小作盘桓。
此时慈禧自顾不暇，所以李鸿章一直在上海“小作盘桓”，他在等待局面的根本性变化。八月十五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仓皇出逃；8月20日朝廷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罪己诏”；朝廷的电报继续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攻打京城的洋人议和。与此同时，各地请求李鸿章北上“主持局面”的电报也如雪片一样飞来，一律声称只有他才能稳定大局。朝廷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九月七日朝廷发布剿灭义和团的谕旨，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铲除不可”；九月八日朝廷电旨再次表示“罪在朕躬，悔何可及”，几乎是央求李鸿章“即日进京，会商各使，迅速开议”，甚至低三下四宣示李鸿章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转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
朝廷竟然公开承认大清王朝此时的生死存亡全赖李某一人，想来也是万般无奈。此时，李鸿章才认为北上议和时机成熟，于九月十五日离开上海北上，开始为挽救已经病入膏肓的清王朝做最后的努力。
李鸿章于九月十八日先到天津与各方接触，于十月十一日才到北京。由于列强提出朝廷要首先惩办支持义和团的官员作为“祸首”，并以此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李鸿章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于九月十四日联名上《请查办拳匪首祸王大臣折》，提出对载勋、刚毅、载漪、赵舒翘等“先行分别革职撤差，听候查办，明降谕旨归罪于该王大臣等，以谢天下”。“归罪于该王大臣”，是此折中的关键。
从1900年1月中旬李鸿章东山再起任两广总督，到九月中旬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八个月间，政坛风云剧变，充满惊涛骇浪。李鸿章身处政治的风口浪尖，集种种无比尖锐的矛盾于一身，稍有差池则大祸临头。而李鸿章处在旋涡的中心，淡定而从容，有惊无险地走到了终点。
6.学会隐忍，才不会轻易倒下
如果想要知道李鸿章隐忍的能力，那就首先看一下他在马关谈判时跟伊藤博文的对话。
马关谈判第四轮，双方寒暄一段时间之后，转入正题。伊藤的口气显得很冷酷，李鸿章刚坐下来，伊藤就无理地提出要求：“中堂只能回答允、不允两句话。”
李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博文：“可以，但是不能减少。”
李：“既知我国为难情形，则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为。”（进行实质性话题）
……
伊：“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巨矣。”
李：“赔款如此，固不能给，更巨，更不能给。还请少减。”
伊：“万难再减。此乃战后之事，不能不如此。”
中堂大人跟街边的小贩一样，在跟人讨价还价。李鸿章已没有十年前的倨傲了，此时此地，李鸿章的精、气、神尽失，剩下的，只有无边的悔意和懊恼，然后，仿佛一个小贩一样，不断地讨价还价，甚至连据理力争的资格都没有。在伊藤这样的小字辈面前，已逾古稀的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悲壮而可怜。
外交方面，李鸿章有着“如果我死了对国家有好处，那么我就去死！”的血性；李鸿章有着会隐忍的性格；有着精湛的外交技巧，但是外交的决定权不在于参与者，而在综合国力，因此建立在摇摇欲坠之大清帝国上的李鸿章，外交生涯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生涯。李鸿章之于外交，主要在于《天津条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满洲条约》，其实前两者实在处于被动，姑且只能说他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去跟西方列强讨价还价而已；后两者则是以他为代表主动争取的，即牺牲北方大面积领土、铁路修建等权利与俄罗斯联合（这里所谓的联合不是大国间传统意义上的联合，而是达成一种临时的共识来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他国侵犯）。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是李鸿章做官的原则。李鸿章这个原则师承的不是曾国藩，而是湘军的另一个领袖。
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人所共知，其实，李鸿章在权术上的造化，则是学习了胡林翼。
“胡林翼之才，十倍于臣”，曾国藩在奏折里这么说。湘军将领李续宜对曾国藩说，“胡公待人，不能无权术”；曾国藩以为然。胡林翼死后，门生为其编订遗集，曾国藩特地致函编者，“吾辈爱人以德，要贵精选，不贵多取”；言外之意，即谓胡林翼生前多用“权术”留下不少上不得台面的文字，不宜刻入遗集，免得引发物议。鸿章运用“权术”，不仅在湘、淮两派的争斗中屡屡得分，在“帝党”、“后党”之外能独辟蹊径，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上也不无斩获，较诸胡林翼，或有青胜于蓝之处。
李鸿章晚年，与人谈旧事，赞不绝口的固然是“先师曾文正公”，但“前辈胡文忠公”这句话，他也经常挂在口边。
胡林翼玩弄权术最经典的是跟官文的关系。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手握重兵，朝廷很不放心，所以特委派官文总督湖广，暗暗监视胡林翼。督抚同驻武昌城。当时胡林翼的朋友们都不禁为老胡捏了一把汗。
不过胡林翼这个人很聪明，对官文执礼甚恭，每月给总督府送上非常丰厚的银两，按《清史稿·官文传》的暗示，是“岁糜十万金供之”，每月差不多一万两银子。这是第一步，“走前门”尽礼数，与总督搞好人情；第二步，走后门拉关系，与官文的宠妾结成干亲，从而与总督府建立起非比寻常的拟血缘关系。
既然与总督结上了干亲，事情就好办了。凡湖北吏事、军事上官文有可能会从中作梗之处，胡林翼就预先告诉官文的宠妾，小妾则在官文面前终日絮絮不休，说：“胡大哥才识胜你千万倍，凡事让他去办理，决无贻误，你自己落得享清闲。”官文是个有名的“面瓜男”，当然对宠妾之言唯命是从。
自此，在湖北官场上，事无巨细均取决于胡林翼，胡林翼建一议，出一策，官文从无异词。这些，全有赖于那位小妾的三寸不烂舌之力也。
李鸿章在帝王学方面得到了胡林翼的真传。李鸿章升官的“诀窍”有二：一是做事，勇于担当，急难险重齐上。二是做人，主要手段是给慈禧太后、大太监李莲英和上层满蒙亲贵大肆行贿。不说平常，不算特别采购赠送的“洋玩意”（进口奢侈品），李鸿章每年春节给上层权贵上的“例钱”（拜年）多达二百万两白银。无论公私，李鸿章是晚清官场的“买单”冠军，行贿大户，否则，无法做事，更无法自保。
官场上这种潜规则不是常理可以推测的。例如左宗棠在新疆立了大功，返京两宫召见。太监们要左氏出陛见关节费三千两。左宗棠不出。可是李鸿章为顾全大局，就代他出了，后来左宗棠将军奏对称旨，慈安太后大为感动，乃赐以先帝（咸丰）墨晶眼镜一副，以奖有功。谁知太监公公捧旨颁赐时，按例又要索礼金数千两。可是左宗棠一气之下，“先帝眼镜”也就不要了。又是李鸿章为顾全大局，替左宗棠出了半价买下了事。
李鸿章的这些行为，在很多历史家、政治家眼中是拿不到台面上的。
晚清官场肮脏不堪，如同没人打扫的公共厕所，谁待的时间越长，谁沾染的臭味越浓。李鸿章是个实事求是，勇于面对现实的人。李鸿章一直就不是个理想主义者，也谈不上是一个具有深厚人文精神的人。他不算是一个有着精细的远大目标的人，却是一个对于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抱有巨大信心的人。同时，李鸿章又是一个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完成自己人生目标的现实主义者。从一个乡下青年，走上人世的显赫位置，这是他工于心计、处心积虑、小心做人的结果。
从李鸿章的一些照片，我们可以从外面管窥其内心世界。从照片上来看，李鸿章身材挺拔，冷静平稳，有着凛凛之威；尤其是李鸿章的一张中年照片，从容倜傥，成熟聪明，意气风发。至于李鸿章的晚年照片，不怒自威，庄重沉稳之际，能略见一丝慈爱，但在整个氛围中，有着难以遮掩的无奈和凄楚。
到了暮年，李鸿章眼神深邃，冷漠而镇静，绝不露出一丝表情，这是一张成熟无比的面孔，面部整体氛围变得越来越模糊，无懈可击，刀枪不入，一看就是中国官场文化长期浸淫的结果。
从这样的面孔中，我们是很难揣度一个人真实的心思和喜好的，甚至很难看出个性特征，一切都是隐藏，都是深不可测。它就像深潭一样，表面平静，很难看出上面有丝毫愤怒、气恼、激动的表情，而在骨子里，却有着对于事态的洞察，能够从细微之中审时度势，迅速做出自己独特的判定，或者明哲保身，或者一跃而起，给对手致命一击。
只要想做事，隐忍就是必需的。不懂得隐忍，就不能积蓄力量，以在最佳时机完成致命一击；不能隐忍，就过早暴露自己的目标，就容易让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不能隐忍，就不能摆平那些卑下、龌龊的人，就会在与他们无聊的纠缠中浪费掉自己宝贵的精力……隐忍的人，才能负重；隐忍的人，才不会轻易折断；隐忍的人，才不会轻易倒下。
7.镇定，危机面前必备的素质
面对危险的时候，最大的伤害有时不是危险本身，而是危险带来的慌乱。
而面对危险时的镇定，则是化险为夷的重要条件。李鸿章从小就具有那种临危不乱的素质。
李鸿章小时候，有一天，李鸿章和大哥李瀚章、三弟李鹤章三人跑出去放风筝，不料突然刮起一阵风，风筝一下扎到了路边的池塘里。李鸿章想把风筝捞出来，可风筝挂在了池塘中央的一棵树上，情急之下，李鸿章扑通一声，跳进了池塘里。
李瀚章和李鹤章吓坏了，急忙跑到远处喊叫救人。乡人赶来，将李鸿章从池塘里捞出来，父亲李文安又急又气，搂住他骂道：你明明不会水，为什么要往池塘里跳呢？不想乡人说：不对，这孩子会点儿水，我们捞他的时候，他一直在水面上仰漂着，如果他不会水的话，早就沉到水底淹死了。
李文安很惊讶，李鸿章说：“我在湖边的时候，听到渔民教他们家的孩子说，人落水中，只要不慌不乱，慢慢呼气，就能够漂起来。渔民还说，淹死折腾的，活着老实的。所以我跳到水里之后，就往后一仰，随意漂着，所以才没有淹到。”
这个故事说明了两件事：第一，李鸿章年轻的时候很冒失；第二，李鸿章在危险面前有难得的镇定。
冒失的毛病，在李鸿章跟随曾国藩的过程中基本改掉了，但镇定的优点，李鸿章却保留了下来。而这个优点，也让他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无数次地化险为夷。
1895年3月24日下午四时，马关谈判第三轮结束过后，李鸿章步出春帆楼，坐轿子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乘坐的轿子快到驿馆时，人群中突然窜出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朝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黄马褂，倒在血泊之中。迷迷糊糊中，他还不忘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黄马褂血衣保存下来，要求不要洗掉血迹。
李鸿章中的这一枪，子弹正好嵌在左眼下方一寸的位置。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及眼睛。李鸿章不让取出来，俄国医生也坚持不取。一是老先生时年七十三，一动不如一静。二是老先生可能希望留下这个让伊藤博文揪心的“罪证”，和日本人做“有理、有节的斗争”。果然，最后理亏的日本人要价从三万万两降到两万万两。这“一枪”甚至还引来了俄罗斯、法国、德国对日本掠夺辽东的联合干预。在它们的压力下，特别是俄罗斯有意无意地在远东做调兵姿态，让日本不得不放弃了辽东。
其实，此时的李鸿章如同一个赌徒一样，输掉了自己毕生的积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李鸿章丧失了自己最大的政治资本，而《马关条约》的签订，一定会让自己成为历史的罪人。国内的政敌口诛笔伐，朝廷的翻脸无情，这一切都在等着李鸿章。
但李鸿章还是克制住自己巨大的悲伤，他把自己封闭在冷静的沉默中，一边思考着对策，隐忍，等待。
1895年4月18日，当面颊缠着厚厚绷带的李鸿章带着《中日马关条约》回到清国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他，众人唯恐避之不及。李鸿章知道自己被抛弃了，他变成了一只该死的替罪羊，而他努力所做的一切，都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李鸿章一下子成了全国公敌，他的照片一下子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报纸。其时，适逢闻名的昆剧丑角刘赶三去世，有人突来灵感，拟就了一副对联，把李鸿章捎带进去加以痛斥：
赶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市井纷纷扬扬，都传说李鸿章在谈判中拿了日本人的银子，绅士和知识阶层也义愤填膺，仿佛不责骂李鸿章就不爱国似的，更有漫画把李鸿章画成一只没有脊梁的癞皮狗。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雪片般地飞向光绪和慈禧的案头。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李鸿章，以“雪奇耻大辱”。
对于这些，李鸿章无暇理会，因为李鸿章一直留在天津与俄、法、德三国交涉，让他们对日本施压，要求将辽东半岛归还清国。即便后来，李鸿章被革职，他还在利用出访各国的机会，推进他“以夷制夷”的策略。
李鸿章在历史舞台上的绝唱是辛丑议和。而这一次，李鸿章彻底把他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和敢在刀尖上舞蹈的本事在世界面前演示了一把。
1900年，李鸿章奉召进京与八国联军谈判。
李鸿章在谈判中，丝毫没有显现出一个面临亡国的大臣的慌乱，而是从容地提出两个谈判纲领，甚至大喇喇地提出要与列强个别对谈，以期各个击破。
中方提出议和大纲两天后，联军最高统帅瓦德西终于赶到北京，对李鸿章提出的议和大纲，这个武夫却比什么人都精明，瓦德西的态度是“不给予任何的理睬”。
谈判双方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对不上眼。
李鸿章要先停火后议和，联军是先议和再停火。
谈判不欢而散，联军继续西进，并派兵进犯了清西陵和东陵，直逼张家口，向慈禧施加压力。联军司令瓦德西说，如果中国再不提出令各国满意的决定，联军就要进攻陕西，去捉拿真正的祸首！
接下来就是打心理战，慈禧在西安受不了了，“以首祸当议己，常悁栗不自安”。她“一日不见京电，便觉无措。然每一见电，喜少惊多，实令胆怯”。十一月二十一日，她电问李鸿章：“列强所索各条是何端倪，曾否见询，有无万不能行之事……应据实密奏。”她对和谈的态度非常坚决：“大局攸关，款议可成不可败，两害取轻。”
李鸿章这时开始玩战术。他看准了八国联军的弱点，十一个国家组成的谈判方，看似阵容强大，其实这次搭的是“草头班”，个个心里都有小九九。于是，李鸿章各个击破。不久，英首相索尔兹伯里就对首先提出以惩凶作为议和先决条件的德国人说：“绝对不否认，如果把皇太后牵入这件事情以内，人们将冒着废弃中国整个国家组织的危险，这也是对于欧洲不利的。”
接着，各国公使一致要求，只有中国的皇帝和太后回到北京后才可以开始谈判。而慈禧压根就没有此时回京的想法。
谈判又陷入僵局后，李鸿章惯用的策略是“以拖待变”，这一招已经屡试不爽。首先就是“李鸿章病了”。
久拖以后，转机来了。俄国人在东北准备监理东三省，这引起日、英、美等国极大的不安，他们不再坚持把“严惩祸首”和“两宫回銮”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而是转向急于开始讨论议和的具体内容。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奕劻遵旨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画押。
越是危险的时候，李鸿章越是从容，越是艰难的时候，李鸿章越是淡定，这种超强的心理素质，让他一生履险如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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