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最尊敬体贴她们

    以一个男士而写关于女人的题目，似乎总觉有些不大“那个”，人们会想“内容莫不是讥讽吧？”“莫不是单恋吧？”仿佛女人的问题，只应该由女人来谈似的。其实，我以为女人的问题，应该是由男人来谈，因为男人在立场上，可以比较客观，男人的态度，可以比较客气。

    在二万万零一个男人之中，我相信我是一个最尊敬体贴女性的男子。认得我的人，且多称誉我是很女性的，因为我有女性种种的优点，如温柔、忍耐、细心等等，这些我都觉得很荣幸。同时我是二万万零一个人之中，最不配谈女人的，因为除了母亲以外，我既无姊妹，又未娶妻。我所认得的只是一些女同学，几个女同事，以及朋友们的妻女姊妹，没有什么深切的了解与认识。但是因为既无姊妹又未娶妻的缘故，谈到女人的时候就特别多。比如说有许多朋友的太太，总是半带好意半开玩笑的说：“×先生，你是将近四十岁的人，做着很好的事，又颇有点名气，为什么还不娶个太太？”这时我总觉得很惶恐，只得呐呐的说：“还没有碰到合适的人……”于是那些太太们说：“您的条件怎么样？请略说一二，我们好替您物色物色。”这时我最窘了，这条件真不容易说出，要归纳你平日的许多标准，许多理想，除非上帝特意为你创造这么一个十全十美的女人。我有一个朋友，年纪比我还轻，十年以前，就有二十六个择偶的条件。到了十年之末，他只剩了一个条件——“只要是一个女人就行”。结果是一个女人也没有得到。他死了，朋友替他写传记，中有很惨的四个字：“尚未娶妻”。上帝祝福他的灵魂！

    我以为男子要谈条件，第一件事就得问问自己是否也具有那些条件。比如我们要求对方“容貌美丽”，就得先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漂亮的男子。我们要求对方“性情温柔”，就得反躬自省，自己是否一个绝不暴躁而又讲理的人。我们从办公室里回来，总希望家里美观清洁，饭菜甘香可口，孩子们安静听话，太太笑脸相迎，嘘寒问暖。万一上面的条件没有具备，我们就会气腾腾的把帽子一摔，棍子一扔，皱起眉头，一语不发。倘若孩子再围上来要糖要饼，太太再来和你谈米又涨价，菜不好买，佣人闹脾气等等……你简直就会头痛，就会发狂，就会破口大骂。骂完，自己跑到一旁，越想越伤心起来——想到今天在办公室里所受的种种的气，想到昨夜因为孩子哭闹，没有睡好，这一家穿的是谁，吃的是谁，你的太太竟不体恤你一点——可是你总根本没有想到孩子没有一个不淘气，佣人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米也没有一天不涨价的！你的温柔的太太，整天整夜的在这炼狱中间，怕你不得好睡，办事没有精神，脾气也会变坏，而她自己昨夜则于你蒙之中，起来了七八次之多，既怕孩子挨骂，又怕你受委屈。孩子哭是因为肚子痛，肚子痛是因为刘妈给他生水喝。而刘妈则是没有受过近代训练的佣人，跟她怎样说都不会记得。这年头，连个帮工都不容易请，奉承她还来不及，哪还敢说一个“换”字……她也许思前想后，一夜无眠，今早起来，她还得依旧支撑。家长里短的事，女人不管，谁来管呀？她一忙就累，一累就也有气，满心只想望你中午或晚上回来，凡事有你商量，有你安慰。倘若你回来了，看见她的愁眉，看见她的黑眼圈，你说一两句安慰的话，她也许就把旧恨新愁，全付汪洋大海，否则她只有在你的面前或背后，掉下一两滴可怜无告的眼泪。你也许还觉得“女人，除了哭，还会什么！……”

    男子的条件中，有时还要对方具有经济生产的能力，这个问题就更大了。我知道有许多职业妇女，在结婚之前，总要百转千回的考虑。倘若她或不幸而被恋爱征服，同时又对事业不忍放弃，那这两股绳索就会把她绞死！我有一对朋友，是夫妇同在一个机关里面办事的（妻的地位似乎比丈夫还高）。每次我到他们家里去拜访，或是他们请我吃饭，假如一切顺利，做丈夫和做妻子的就都兴高采烈。假如饭生菜不熟，或小孩子喧哗吵闹，做丈夫的就会以责备的眼光看太太，太太却以抱歉的眼光来看我们两个，我只好以悲悯的眼光看天。我心里真想同那做丈夫的说：“天哪，她不是和你一样，一天坐八小时的办公室吗？”——我不是说一天坐了八小时的办公室，请客时就应当饭生菜不熟，不过至少他们应当以抱歉的眼光对看，或且同以抱歉的眼光看我。至于把这责任完全推给太太的办法，则连我这一个女性的男子，也看不过了。

    谈到职业妇女，在西洋的机器文明世界，兼主妇还不感到十分困难。在中国则一切须靠佣人。人比机器难弄得多，尤其是在散离流亡的抗战时代。我看见过多少从前在沿海口岸，摩登城市，养尊处优的妇女们，现在内地，都是荆钗布裾栉风沐雨的工作，不论家里或办公室里，都能弄得井井有条。对于这种女人，我只有五体投地。假如抗战提高了中国的地位，提高了军人、司机、乃至一般工人的地位，则我以为提得最高的，还是我们那些忍得住痛耐得住苦的妇女。

    话又说得远了，我所要说的关于女人的话，还未说到十分之一。有一个朋友看到了这一段，以为像我这样尊敬体贴女人的人，可以做个模范丈夫，必不难找个合式的太太。连我自己也纳闷，这是怎么说的呢？天晓得！

    （原载1941年1月5日重庆版《星期评论》第8期）二 我的择偶条件

    新近搬了一次“家”，居然能从五个人合住的一间屋子，搬到一间卧室，一间书房连客厅的房子里来，虽然仍有一个“屋伴”，在重庆算是不容易的了。这两间屋子，略加布置，尚属雅洁。窗明几净，常有不少的朋友来陪我闲谈；大家总觉得既有这么雅洁的屋子，更应当有个太太了，于是谈锋又转到了择偶的条件。随谈随写，居然也有二十几条，如下：

    一 因为我自己是在北方长大的南方人，所以我希望对方不是“北人南相”——此条可以商量。

    二 因为我是学文学的，所以希望对方至少能够欣赏文艺。

    三 因为我是将近四十岁的人，所以希望对方不在二十五岁以下。

    四 因为我自己是个瘦子，所以希望对方不是一个胖子。

    五 因为我自己不搽润面油、司丹康，所以希望对方也不浓施脂粉，厚抹口红。

    六 因为我自己从未穿过西装，所以希望对方也不穿着洋服——东方女子穿西服，十个有九个半难看！

    七 因为我有几个外国朋友，所以希望对方懂得几句外国语言。

    八 因为我自己好客，所以希望对方不是一个见了生人说不出话的女子。

    九 因为我很择客，所以希望对方也不招致许多无聊的男女朋友，哼哼洋歌，嚼嚼瓜子，把橘子皮扔得满地。

    十 因为我颇有洁癖，所以希望对方也相当的整齐清洁——至少不会翻乱我的书籍，弄脏我的衣冠。

    十一 因为我怕香花，所以希望对方不戴白玉兰，不在屋子里插些丁香、真珠梅之类。

    十二 因为我喜欢雅淡，所以希望对方不穿浓艳及颜色不调和的衣服，我总忘不了黄莘田先生的两句诗：“颜色上伊身便好，带些黯淡大家风。”

    十三 我自己曾经享受过很舒服的衣食住行，而在抗战期内，绝口不提从前的幸福！我觉得流离痛苦是该受的。因此，我希望对方不是整天的叹气着说：“从前在北平的时候呀，”“这仗打到什么时候才完呀，”一类的废话。

    十四 因为我喜欢旅行，所以希望对方也不以旅行为苦。

    十五 因为我喜欢海，所以我希望对方也爱泅水，不怕海风。

    十六 因为我喜欢山居，所以希望对方不怕山居的寂寞。

    十七 因为我喜听京戏——虽然并不常去，所以希望对方不把国剧看得一钱不值。

    十八 我喜欢看美人，无论是真人或图画，希望对方能够谅解。我只是赞叹而已。倘若她也和我一样，也只爱“看”美男子，我决予以鼓励。

    十九 因为我自觉是个“每逢大事有静气”的汉子，（看见或摸着个把臭虫时除外，但此不是大事），所以希望对方遇有小惊小怕时，不作电影明星式的捧心高叫。

    二十 我对于屋内的挂幅，选择颇严，希望对方不在案侧或床头，挂些低级趣味的裸体画，或明星照片。

    二十一 我很喜欢炉中的微火和烛火，以为在柔软的光影中清谈，是最惬心的事，希望对方也能欣赏，至少不至喜欢强烈直射的灯光。

    二十二 我喜欢微醺的情境；在微醉后谈话作文，都更觉有兴致。因此，我希望对方不反对人喝“一点”酒。但若甜酒——如杂果酒，喝到两杯以上，白酒五杯以上，黄酒十杯以上，亲爱的，请你阻止我！

    二十三 因为我在北方长大，能吃大葱大蒜，所以希望对方虽不与我同嗜，至少也不厌恶这种气味。

    二十四 因为我喜听音乐，所以希望对方不在音乐会场内，高声谈笑或睡觉。

    二十五 因为我喜欢生物，所以希望对方不反对我养狗或养鸽。

    二十六 ……

    一个朋友把我叫住了。说：“你曾笑你那位死去的朋友，提出了二十六个择偶的条件，如今你竟快要打破他的记录了。”我说我的条件实和他的不同，都是就我已有的本钱来讨代价，并不曾作过分的要求，纵不能抛玉引玉，也还是抛砖引砖，条件再多些谅也无妨。而且我注意的只是嗜好与习惯上的小节，至于她的容貌性情以及经济生产能力等等，我都可以随遇而安，不加苛求的。另一个朋友说，“嗜好习惯太相同了，反无互相吸引之力，生活在一起没有兴趣。而且像你这样的斤斤于小节，只有让你自己再变成为一个女人，来配你自己吧。”

    天哪，假如我真是个女人，恐怕早已结婚，而且是已有了两三个孩子了！

    （原载1941年2月21日重庆版《星期评论》第12期）三 我的母亲

    谈到女人，第一个涌上我的心头的，就是我的母亲，因在我的生命中，她是第一个对我失望的女人。

    在我以前，我有两个哥哥，都是生下几天就夭折的，算命的对她说：“太太，你的命里是要先开花后结果的，最好能先生下一个姑娘，庇护以后的少爷。”因此，在她怀我的时候，她总希望是一个女儿。她喜欢头生的是一个姑娘，会帮妈妈看顾弟妹、温柔、体贴、分担忧愁。不料生下我来，又是一个儿子。在合家欢腾之中，母亲只是默然的躺在床上。祖父同我的姑母说：“三嫂真怪，生个儿子还不高兴！”

    母亲究竟是母亲，她仍然是不折不扣的爱我，只是常常念道：“你是儿子兼女儿的，你应当有女儿的好处才行。”我生后三天，祖父拿着我的八字去算命。算命的还一口咬定这是女孩的命，叹息着说：“可惜是个女孩子，否则准作翰林。”母亲也常常拿我取笑说：“如今你是一个男子，就应当真作个翰林了。”幸而我是生在科举久废的新时代，否则，以我的才具而论，哪有三元及第荣宗耀祖的把握呢？

    在我底下，一连串的又来了三个弟弟，这使母亲更加失望。然而这三个弟弟倒是个个留住了。当她抱怨那个算命的不灵的时候，我们总笑着说，我们是“无花果”，不必开花而即累累结实的。

    母亲对于我的第二个失望，就是我总不想娶亲。直至去世时为止，她总认为我的一切，都能使她满意，所差的就是我竟没有替她娶回一位，有德有才而又有貌的媳妇。其实，关于这点，我更比她着急，只是时运不济，没有法子。在此情形之下，我只有竭力鼓励我的弟弟们先我而娶，替他们介绍“朋友”，造就机会。结果，我的二弟，在二十一岁大学刚毕业时就结了婚。母亲跟前，居然有了一个温柔贤淑的媳妇，不久又看见了一个孙女的诞生，于是她才相当满足地离开了人世。

    如今我的三个弟弟都已结过婚了，他们的小家庭生活，似乎都很快乐。我的三个弟妇，对于我这老兄，也都极其关切与恭敬。只有我的二弟妇常常笑着同我说：“大哥，我们做了你的替死鬼，你看在这兵慌马乱米珠薪桂的年头，我们这五个女孩子怎么办？你要代替我们养一两个才行。”她怜惜的抚摩着那些黑如鸦羽的小头。她哪里舍得给我养呢！那五个女孩子围在我的膝头，一齐抬首的时候，明艳得如同一束朝露下的红玫瑰花。

    母亲死去整整十年了。去年父亲又已逝世。我在各地飘泊，依然是个孤身汉子。弟弟们的家，就是我的家，那里有欢笑，有温情，有人照应我的起居饮食，有人给我缝衣服补袜子。我出去的时候，回来总在店里买些糖果，因为我知道在那栏杆上，有几个小头伸着望我。

    去年我刚到重庆，就犯了那不可避免的伤风，头痛得七八天睁不开眼，把一切都忘了。一天早晨，航空公司给我送来一个包裹，是几个小孩子寄来的，其中的小包裹是从各地方送到，在香港集中的。上面有一个卡片，写着：“大伯伯，好些日子不见信了，圣诞节你也许忘了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忘了你！”我的头痛立刻好了，漆黑的床前，似乎竖起了一棵烛光辉煌的圣诞树！

    回来再说我的母亲吧。自然，天下的儿子，至少有百分之七十，认为他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我则以为我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中最好的一个。不但我如此想，我的许多朋友也如此说。她不但是我的母亲，而且是我的知友。我有许多话不敢同父亲说的，敢同她说；不能对朋友提的，能对她提。她有现代的头脑，稳静公平的接受现代的一切。

    她热烈的爱着“家”，以为一个美好的家庭，乃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她希望我早点娶亲，目的就在愿意看见我把自己的身心，早点安置在一个温暖快乐的家庭里面。然而，我的至爱的母亲，我现在除了“尚未娶妻”之外，并没有失却了“家”之一切！

    我们的家，确是一个安静温暖而又快乐的家。父亲喜欢栽花养狗；母亲则整天除了治家之外，不是看书，就是做活，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学伴们到了我们家里，自然而然的就会低下声来说话。然而她最鼓励我们运动游戏，外院里总有秋千、杠子等等设备。我们学武术，学音乐（除了我以外，弟弟们都有很好的成就）。母亲总是高高兴兴的，接待父亲和我们的朋友。朋友们来了，玩得好，吃得好，总是欢喜满足的回去。却也有人带着眼泪回家，因为他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或是他的母亲，同他不曾发生什么情感的关系。

    我的父亲是大家庭中的第三个儿子。他的兄弟姊妹很多，多半是不成材的，于是他们的子女的教养，就都堆在父亲的肩上。对于这些，母亲充分的帮了父亲的忙，父亲付与了一份的财力，母亲贴上了全副的精神。我们家里总有七八个孩子同住，放假的时候孩子就更多。

    母亲以孱弱的身体，来应付支持这一切，无论多忙多乱，微笑没有离开过她的嘴角。我永远忘不了母亲逝世的那晚，她的床侧，昏倒了我的一个身为军人的堂哥哥！

    母亲又有知人之明，看到了一个人，就能知道这人的性格。故对于父亲和我们的朋友的选择，她都有极大的帮助。她又有极高的鉴赏力，无论屋内的陈设，园亭的布置，或是衣饰的颜色和式样等，经她一调动，就显得新异不俗。我记得有一位表妹，在赴茶会之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到了我们的家里；母亲把她浑身上下看了一遍，笑说：“元元，你打扮得太和别人一样了。人家抹红嘴唇，你也抹红嘴唇，人家涂红指甲，你也涂红指甲，这岂非反不引起他人的注意？你要懂得‘万朵红莲礼白莲’的道理。”我们都笑了，赞同母亲的意见。

    表妹立刻在母亲妆台前洗净铅华，换了衣饰出去；后来听说她是那晚茶会中，被人称为最漂亮的一个。

    母亲对于政治也极关心。三十年前，我的几个舅舅，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平常传递消息，收发信件，都由母亲出名经手。我还记得在我八岁的时候，一个大雪夜里，帮着母亲把几十本《天讨》，一卷一卷的装在肉松筒里，又用红纸条将筒口封了起来，寄了出去。不久收到各地的来信说：“肉松收到了，到底是家制的，美味无穷。”我说：“那些不是书吗？……”母亲轻轻的捏了我一把，附在我的耳朵上说：“你不要说出去。”

    辛亥革命时，我们正在上海，住在租界旅馆里。我的职务，就是天天清早在门口等报，母亲看完了报就给我们讲。她还将她所仅有的一点首饰，换成洋钱，捐款劳军。我那时才十岁，也将我所仅有的十块压岁钱捐了出去，是我自己走到申报馆去交付的。那两纸收条，我曾珍重的藏着，抗战起来以后不知丢在哪里了。

    五四以后，她对新文化运动又感了兴趣。她看书看报，不让时代把她丢下。她不反对自由恋爱，但也注重爱情的专一。我的一个女同学，同人“私奔”了，当她的母亲走到我们家里“垂涕而道”的时候，父亲还很气愤，母亲却不做声。客人去后，她说：“私奔也不要紧，本来仪式算不了什么，只要他们始终如一就行。”

    诸如此类，她的一言一动，成了她的儿子们的南针。她对我的弟弟们的择偶，从不直接说什么话，总说：“只要你们喜爱的，妈妈也就喜爱。”但是我们的性格品味已经造成了，妈妈不喜爱的，我们也决不会喜爱。

    她已死去十年了。抗战期间，母亲若还健在，我不知道她将做些什么事情，但我至少还能看见她那永远微笑的面容，她那沉静温柔的态度，她将以卷《天讨》的手，卷起她的每一个儿子的畏惧懦弱的心！

    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至少母亲对于我们解释贤妻良母的时候，她以为贤妻良母，应该是丈夫和子女的匡护者。

    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总觉得有点逆耳刺眼。当然，人们心目中“妻”与“母”是不同的，观念亦因之而异。我希望她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像我的母亲那样的女人。

    （原载1941年3月7日重庆版《星期评论》第14期）四 我的教师

    第二个女人，我永远忘不掉的，是T女士，我的教师。

    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没有机会进小学，所以只在家塾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历史地理也还将就得过，吟诗作文都学会了，且还能写一两千字的文章。只是算术很落后，翻来覆去，只做到加减乘除，因为塾师自己的算学程度，也只到此为止。

    十二岁到了北平，我居然考上了一个中学，因为考试的时候，校长只出一个“学然后知不足”的论说题目。这题目是我在家塾里做过的，当时下笔千言，一挥而就，校长先生大为惊奇赞赏，一下子便让我和中学一年生同班上课。上课两星期以后，别的功课我都能应付裕如，作文还升了一班，只是算术把我难坏了。中学的算术是从代数做起的，我的算学底子太坏，脚跟站不牢，昏头眩脑，踏着云雾似的上课，T女士便在这云雾之中，飘进了我的生命中来。

    她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二十多岁吧。“螓首蛾眉，齿如编贝”这八个字，就恰恰的可以形容她。她是北方人，皮肤很白嫩，身材很窈窕，又很容易红脸，难为情或是生气，就立刻连耳带颈都红了起来，我最怕的是她红脸的时候。

    同学中敬爱她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因为她是我们的女教师中间最美丽，最和平，最善诱的一位。她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而又清晰。她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的牢记了原理。

    第一个月考，我的历史得九十九分，而代数却只得了五十二分，不及格！当我下堂自己躲在屋角流泪的时候，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着我的肩膀，抬头却见T女士挟着课本，站在我的身旁。我赶紧擦了眼泪，站了起来。她温和的问我道：“你为什么哭？难道是我的分数打错了？”我说：“不是的，我是气我自己的数学底子太差。你出的十道题目，我只明白一半。”她就软款温柔的坐下，仔细问我的过去。知道了我的家塾教育以后，她就恳切的对我说：“这不能怪你。你中间跳过了一大段！我看你还聪明。补习一定不难，以后你每天晚一点回家，我替你补习算术吧。”

    这当然是她对我格外的爱护，因为算术不曾学过的，很有退班的可能；而且她很忙，每天匀出一个钟头给我，是额外的恩惠。我当时连忙答允，又再三的道谢。回家去同母亲一说，母亲尤其感激，又仔细的询问T女士的一切，她觉得T女士是一位很好的教师。

    从此我每天下课后，就到她的办公室，补习一个钟头的算术，把高小三年的课本，在半年以内赶完了。T女士逢人便称道我的神速聪明。但她不知道我每天回家以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泪眼模糊之中，灯影下往往涌现着T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擦去眼泪，又赶紧往下做。那时我住在母亲的套间里，冬天的夜里，烧热了砖炕，点起一盏煤油灯，盘着两腿坐在炕桌边上，读书习算。到了夜深，母亲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芦，或是赛梨的萝卜，来给我消夜。直到现在，每逢看见孩子做算术，我就会看见T女士的笑脸，脚下觉得热烘烘的，嘴里也充满了萝卜的清甜气味！

    算术补习完毕，一切难题，迎刃而解，代数同几何，我全是不费功夫的做着；我成了同学们崇拜的中心，有什么难题，他们都来请教我。因着T女士的关系，我对于算学真是心神贯注，竟有几个困难的习题，是在夜中苦想，梦里做出来的。我补完算术以后，母亲觉得对于T女士应有一点表示，她自己跑到福隆公司，买了一件很贵重的衣料，叫我送去。T女士却把礼物退了回来，她对我母亲说：“我不是常替学生补习的，我不能要报酬。我因为觉得令郎别样功课都很好，只有算学差些，退一班未免太委屈他。他这样的赶，没有赶出毛病来，我已经是很高兴的了。”母亲不敢勉强她，只得作罢。有一天我在东安市场，碰见T女士也在那里买东西。看见摊上挂着的挖空的红萝卜里面种着新麦秧，她不住地夸赞那东西的巧雅，颜色的鲜明，可是因为手里东西太多，不能再拿，割爱了。等她走后，我不曾还价，赶紧买了一只萝卜，挑在手里回家。第二天一早又挑着那只红萝卜，按着狂跳的心，到她办公室去叩门。她正预备上课，开门看见了我和我的礼物，不觉嫣然的笑了，立刻接了过去，挂在灯上，一面说：“谢谢你，你真是细心。”我红着脸出来，三步两跳跑到课室里，嘴里不自觉的唱着歌，那一整天我颇觉得有些飘飘然之感。

    因着补习算术，我和她对面坐的时候很多，我做着算题，她也低头改卷子。在我抬头凝思的时候，往往注意到她的如云的头发，雪白的脖子，很长的低垂的睫毛，和穿在她身上稳称大方的灰布衫，青裙子，心里渐渐生了说不出的敬慕和爱恋。在我偷看她的时候，有时她的眼光正和我的相值，出神的露着润白的牙齿向我一笑，我就要红起脸，低下头，心里乱半天，又喜欢，又难过，自己莫名其妙。

    从校长到同学，没有一个愿意听到有人向T女士求婚的消息。校长固不愿意失去一位好同事，我们也不愿意失去一位好教师，同时我们还有一种私意，以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男子，配作T女士的丈夫，然而向T女士求婚的男子，那时总在十个以上，有的是我们的男教师，有的是校外的人士。我们对于T女士的追求者，一律的取一种讥笑鄙夷的态度。对于男教师们，我们不敢怎么样，只在背地里替他们起上种种的绰号，如“癞虾蟆”、“双料癞虾蟆”之类。对于校外的人士，我们的胆子就大一些，看见他们坐在会议室里或是在校门口徘徊，我们总是大声咳嗽，或是从他们背后投些很小的石子，他们回头看时，我们就三五成群的哄哄笑着，昂然走过。

    T女士自己对于追求者的态度，总是很庄重很大方。对于讨厌一点的人，就在他们的情书上，打红叉子退了回去。对于不大讨厌的，她也不取积极的态度，仿佛对于婚姻问题不感着兴趣。她很孝，因为没有弟兄，她便和她的父亲守在一起，下课后常常看见她扶着老人，出来散步，白发红颜，相映如画。

    在这里，我要供招一件很可笑的事实，虽然在当时并不可笑。那时我们在圣经班里，正读着“所罗门雅歌”，我便模仿雅歌的格调，写了些赞美T女士的句子，在英文练习簿的后面，一页一页的写下叠起。积了有十几篇，既不敢给人看，又不忍毁去。那时我们都用很厚的牛皮纸包书面，我便把这十几篇尊贵的作品，折存在两层书皮之间。有一天被一位同学翻了出来，当众诵读，大家都以为我是对于隔壁女校的女生，发生了恋爱，大家哄笑。我又不便说出实话，只好涨红着脸，赶过去抢来撕掉。从此连雅歌也不敢写了，那年我是十五岁。

    我从中学毕业的那一年，T女士也离开了那学校，到别地方作事去了，但我们仍常有见面的机会。每次看见我，她总有勉励安慰的话，也常有些事要我帮忙，如翻译些短篇文字之类，我总是谨慎将事，宁可将大学里功课挪后，不肯耽误她的事情。

    她做着很好的事业，很大的事业，至死未结婚。六年以前，以牙疾死于上海，追悼哀殓她的，有几万人。我是在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得到了这个消息。车窗外飞掠过去的一大片的枫林秋叶，尽消失了艳红的颜色，我忽然流下泪来，这是母亲死后第一次的流泪。

    （原载1941年4月25日重庆版《星期评论》第21期）五 叫我老头子的弟妇第三个女人，我要写的，本是我的奶娘。刚要下笔，编辑先生忽然来了一封信，特烦我写“我的弟妇”。这当然可以，只是我有三个弟妇，个个都好，叫我写哪一个呢？把每个人都写一点吧，省得她们说我偏心！

    我常对我的父亲说：“别人家走的都是儿子的运，我们家走的却是儿媳妇的运，您看您这三位少奶奶，看着叫人心里多么痛快！”父亲一面笑眯眯的看着她们，一面说：“你为什么不也替我找一位痛快的少奶奶来呢？”于是我的弟弟和弟妇们都笑着看我。我说：“我也看不出我是哪点儿不如他们，然而我混了这些年，竟混不着一位太太。”弟弟们就都得意的笑着说：“没有梧桐树，招不了凤凰来。只因你不是一棵梧桐树，所以你得不着一只凤凰！

    ”这也许是事实，我只好忍气吞声地接受了他们的讥诮。那是廿六年六月，正值三弟新婚后到北平省亲，人口齐全，他提议照一张合家欢的相片，却被我严词拒绝了。我不能看他们得意忘形的样子，更不甘看相片上我自己旁边没有一个女人，这提议就此作罢。时至今日，我颇悔恨，因为不到一个月，卢沟桥事变起，我们都星散了。父亲死去，弟弟们天南地北，“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是我常诵的句子，而他们的集合相片，我竟没有一张！

    我的二弟妇，原是我的表妹，我的舅舅的女儿，大排行第六，只比我的二弟小一个月。

    我看着他们长大，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他们的回忆里，有许多甜蜜天真的故事，倘若他们肯把一切事情都告诉我，一定可以写一本很好的小说。我曾向他们提议，他们笑说：

    “偏不告诉你，什么话到你嘴里，都改了样，我们不能让你编排！”

    他们在七八岁上，便由父母之命定了婚；定婚以后，舅母以为未婚男女应当避嫌，他们的踪迹便疏远了。然而我们同舅家隔院而居，早晚出入，总看得见，岁时节序，家宴席上，也不能避免。他们那种忍笑相视的神情，我都看在眼里，我只背地里同二弟取笑，从来不在大人面前提过一句，恐怕舅母又来干涉，太煞风景。

    有一年，正是二弟在唐山读书，六妹在天津上学，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忽然接到“男士先生亲启”的一封信，是二弟发的，赶紧拆来一看，里面说：“大哥，我想和六妹通信，……已经去了三封信，但她未曾复我，请你帮忙疏通一下，感谢不尽。”我笑了，这两个十五岁的孩子，春天来到他们的心里了！我拿着这封信，先去给母亲看，母亲只笑了一笑，没说什么。我知道最重要的关键还是舅母，于是我又去看舅母。寒暄以后，轻闲的提起，说二弟在校有时感到寂寞，难为他小小的年纪，孤身在外，我们都常给他写信，希望舅母和六妹也常和他通信，给他一点安慰和鼓励。舅母迟疑了一下，正要说话，我连忙说：“母亲已经同意了。这个年头，不比从前，您若是愿意他们小夫妻将来和好，现在应当让他们多多交换意见，联络感情。他俩都是很懂事有分寸的孩子，一切有我来写包票。”舅母思索了一会，笑着叹口气说：“这是哪儿来的事！也罢，横竖一切有你做哥哥的负责。”我也不知道我负的是什么责任，但这交涉总算办得成功。我便一面报告了母亲，一面分函他们两个，说：“通信吧，一切障碍都扫除了，没事别再来麻烦我！”

    他们廿一岁的那年，我从国外回来，二弟已从大学里毕业，做着很好的事，拉得一手的好提琴，身材比我还高，翩翩年少，相形之下，我觉得自己真是老气横秋了。六妹也长大了许多，俨然是一个大姑娘了。在接风的家宴席上，她也和二弟同席，谈笑自如。夜阑人散，父母和我亲热的谈着，说到二弟和六妹的感情，日有进步，虽不像西洋情人之形影相随，在相当的矜持之下，他们是互相体贴，互相勉励；母亲有病的时候，六妹是常在我们家里，和弟弟们一同侍奉汤药，也能替母亲料理一点家事。谈到这里，母亲就说：“真的，你自己的终身大事怎样了？今年腊月是你父亲的六十大寿，我总希望你能带一个媳妇回来，替我做做主人。如今你一点动静都没有，二弟明夏又要出国，三弟四弟还小，我几时才做得上婆婆？

    ”我默然一会，笑着说：“这种事情着急不来。您要做个婆婆却容易；二弟尽可于结婚之后再出国。刚才我看见六妹在这里的情形，俨然是个很能干的小主妇，照说廿一岁也不算小了，这事还得我同舅母去说。”母亲仿佛没有想到似的，回头笑对父亲说：“这倒也是一个办法。”

    第二天同二弟提起，他笑着没有异议。过几天同舅母提起，舅母说：“我倒是无所谓，不过六妹还有一年才能毕业大学，你问她自己愿意不愿意。”我笑着去找六妹。她正在廊下织活，看见我走来，便拉一张凳子，让我坐下。我说：“六妹，有一件事和你商量，请你务必帮一下忙。”她睁着大眼看着我。我说：“今年父亲大寿的日子，母亲要一个人帮她作主人，她要我结婚，你说我应当不应当听话？”她高兴得站了起来，“你？结婚？这事当然应当听话。几时结婚？对方是谁？要我帮什么忙？”我笑说：“大前提已经定了，你自己说的，这事当然应当听话。我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才可以结婚，因为我还没有对象。我已把这责任推在二弟身上了，我请你帮他的忙。”她猛然明白了过来，红着脸回头就走，嘴里说：“你总是爱开玩笑！”我拦住了她，正色说：“我不是同你开玩笑，这事母亲舅母和二弟都同意了，只等候你的意见。”她站住了，也严肃了起来，说：“二哥明年不是要出国吗？”我说：“这事我们也讨论过，正因为他要出国，我又不能常在家，而母亲身边又必须有一个得力的人，所以只好委屈你一下。”她低头思索了一会，脸上渐有笑容。我知道这个交涉又办成功了，便说：“好了，一切由我去备办，你只预备作新娘子吧！”她啐了一口，跑进屋去。舅母却走了出来，笑说：“你这大伯子老没正经——不过只有三四个月的工夫了，我们这些人老了，没有用，一切都拜托你了。”

    父亲生日的那天，早晨下了一场大雪，我从西郊赶进城来。当天，他们在欧美同学会举行婚礼，新娘明艳得如同中秋的月！吃完喜酒，闹哄哄的回到家里来，摆上寿筵。拜完寿，前辈客人散了大半，只有二弟一班朋友，一定要闹新房，父母亲不好拦阻，三弟四弟乐得看热闹，大家一哄而进。我有点乏了，自己回东屋去吸烟休息。我那三间屋子是周末养静之所，收拾得相当整齐，一色的藤床竹椅，花架上供养着两盆腊梅，书案上还有水仙，掀起帘来，暖香扑面。我坐了一会，翻起书本来看，正神往于万里外旧游之地，猛抬头看钟，已到十二时半，南屋新房里还是人声鼎沸。我走进去一看，原来新房正闹到最热烈的阶段，他们请新娘做的事情，新娘都一一遵从了，而他们还不满意，最后还要求新娘向大家一笑，表示逐客的意思，大家才肯散去。新娘大概是乏了，也许是生气了，只是绷着脸不肯笑，两下里僵着，二弟也不好说什么，只是没主意的笑着四顾。我赶紧找支铅笔，写了个纸条，叫伴娘偷偷的送了过去，上面是：“六妹，请你笑一笑，让这群小土匪下了台，我把他们赶到我屋里去！”忙乱中新娘看了纸条，在人丛中向我点头一笑，大家哄笑了起来，认为满意。我就趁势把他们都让到我的书室里。那夜，我的书室是空前的凌乱，这群“小土匪”在那里喝酒、唱歌、吃东西、打纸牌，直到天明。

    不到几天，新娘子就喧宾夺主，事无巨细，都接收了过去，母亲高高在上，无为而治，脸上常充满着“做婆婆”的笑容。我每周末从西郊回来，做客似的，受尽了小主妇的招待。

    她生活在我们中间，仿佛是从开天辟地就在我们家里似的，那种自然，那种合适。第二年夏天，二弟出国，我和三四弟教书的教书，读书的读书，都不能常在左右，只有她是父母亲朝夕的慰安。

    十几年过去了，她如今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不过对于“大哥”，她还喜欢开点玩笑，例如：她近来不叫我“大哥”，而叫我“老头子”了！

    （原载1941年6月20日重庆版《星期评论》第29期）七 使我心疼头痛的弟妇

    提到四弟和四弟妇，真使我又心疼，又头痛。这一对孩子给我不少的麻烦，也给我最大的快乐。四弟是我们四个兄弟中最神经质的一个，善怀、多感、急躁、好动。因为他最小，便养得很任性，很娇惯。虽然如此，他对于父母和哥哥的话总是听从的，对我更是无话不说。我教书的时候，他还是在中学。他喜欢养生物，如金鱼、鸽子、蟋蟀之类，每种必要养满一百零八只，给它们取上梁山泊好汉的绰号。例如他的两只最好勇斗狠的蟋蟀，养在最讲究的瓦罐里的，便是“豹子头林冲”和“行者武松”。他料到父亲不肯多给他钱买生物的时候，便来跟我要钱；定要磨到我答允了为止。

    他的恋爱的对象是H，我们远亲家里的一个小姑娘。他们是同日生的，她只小四弟一岁。那几年我们住在上海，我和三弟四弟，每逢年暑假必回家省亲。H的家也在上海，她的父亲认为北平的中学比上海的好，就托我送她入北平的女子中学，年暑假必结伴同行。我们都喜欢海行，又都不晕船，在船上早晚都在舱面散步、游戏。四弟就在那时同她熟识了起来。

    我只觉得她们很和气，决不想到别的。

    过了半年，四弟忽然沉默起来，说话总带一点忧悒，功课上也不用心。他的教师多半是我的同学，有的便来告诉我说：“你们老四近来糊涂得很，莫不是有病吧？”我得到这消息，便特地跑进城去，到他校里，发见他没有去上课，躺在宿舍床上，哼哼唧唧的念《花间集》。问他怎么了，他说是头痛。看他的确是瘦了，又说不出病源。我以为是营养不足，便给他买一点鱼肝油，和罐头牛奶之类，叫他按时服用，自己又很忧虑的回来。

    不久就是春假了，我约三四弟和H同游玉泉山。我发现四弟和H中间仿佛有点“什么”，笑得那么羞涩，谈话也不自然。例如上台阶的时候，若是我或三弟搀H，她就很客气的道谢；四弟搀她的时候，她必定脸红，有时竟摔开手。坐在泉边吃茶闲谈的时候，我和三弟问起四弟的身体，四弟叹息着说些悲观的话，而且常常偷眼看H。H却红着脸，望着别处，仿佛没有听见似的。这与她平常活泼客气的态度大不相同，我心里就明白了一大半。从玉泉山回来，送H走后，我便细细的盘问四弟，他始而吞吐支吾，继而坦白的承认他在热爱着H，求我帮忙。我正色的对他说：“恋爱不是一件游戏，你年纪太小，还不懂得什么叫做恋爱。再说，H是个极高尚极要强的姑娘，你因着爱她，而致荒废学业，不图上进，这真是缘木求鱼，毫无用处！”四弟默然，晚风中我送他回校，路上我们都不大说话。

    四弟功课略有进步，而身体却更坏了。我忽然想起叫他停学一年，一来叫他离H远点，可有时间思索；二来他在母亲身旁，可以休息得好。因此便写一封长信报告父母，只说老四身体不大好，送他回去休息一年，一面匆匆的把他送走。

    暑假回家去，看他果然壮健了一些。有一天，母亲背地和我说：“老四和H仿佛很好，这些日子常常通信。”这却有点出我意外，我总以为他是在单恋着！于是我便把过去一切都对母亲说了，母亲很高兴，说：“H是我们亲戚中最好的姑娘，她能看上老四，是老四的福气。”我说：“老四也得自己争气才行，否则岂不辱没了人家的姑娘！”母亲怫然说：“我们老四也没有什么太不好处！”我也只好笑了一笑。

    那时英国利物浦一个海上学校，正招航海学生，父亲可以保送一名，回家来在饭桌上偶然谈起，四弟非常兴奋，便想要去。父亲说：“航海课程难得很，工作也极辛苦，去年送去三个学生，有两个跑了回来，我不是舍不得你去，是怕你吃不了苦，中途辍学，丢我的脸。

    ”母亲也没有言语。饭后四弟拉着三弟到我屋里来，要我替他向父亲请求，准他到英国去。

    我说：“父亲说的很明白，不是舍不得你。我担保替你去说，你也得担保不中途辍学。”四弟很难过地说：“只要你们大家都信任我，同时H也不当我作一个颓废的人，我就有这一股勇气。我和你们本是同父一母生的，我相信我若努力；也决不会太落后！”我看他说得坚决可怜，便和三弟商量，一面在父亲面前替他说项，一面找个机会和H谈话，说：“四弟要出国去了，他年纪小，工作烦难，据说他憋下这一股横劲，为的是你。假如你能爱他，就请予以鼓励，假如你没有爱他的可能，请你明白告诉他，好让他死心离去。”H红着脸没有回答，我也不便追问，只好算了。然而四弟是很高兴，很有勇气地走的，我相信他已得了鼓励了。

    爱情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四弟到了船上，竟变了一个人，刻苦、耐劳、活泼、勇敢。

    他的学伴，除了英国人之外，还有北欧的挪威、丹麦等国的孩子，个个都是魁梧悍，粗鲁爽直，他在这群玩童中间混了五年，走遍了世界上的海口，历尽了海上的风波。五年之末，他带着满面的风尘，满身的筋骨，满心的喜乐，和一张荣誉毕业证书回来。

    这几年中，H也入了大学，做了我的学生，见面的机会很多。我常常暗地夸奖四弟的眼光不错，他挑恋爱的对手，也和他平时挑衣食住行的对象一样，那么高贵精致。H是我眼中所看到的最好的小姑娘，稳静大方，温柔活泼，在校里家中，都做了她周围人们爱慕的对象，这一点是母亲认为万分满意的。五年分别之中，她和四弟也有过几次吵架，几次误会，每次出了事故，四弟必立刻飞函给我，托我解围。我也不便十分劝说，常常只取中立严正的态度。情人的吵架是不会长久的，撒过了娇，流过了眼泪，旁人还在着急的时候，他们自己却早已是没事人了。经过了几次风波，我也学了乖，无论情势如何紧张，我总不放在心上。只有一次，H有大半年不回四弟的信，我问她也问不出理由，同时每星期得到四弟的万言书，贴着种种不同的邮票，走遍天涯给我写些人生无味的话，似乎有投海的趋势，那时我倒有点恐慌！

    四弟回国来，到北平家里不到一个钟头，就到西郊来找我，在我那里又不到一个钟头，就到女生宿舍去找H，从此这一对小情人，常常在我客厅里谈话。在四弟到上海去就事的前一天，我们三个人从城里坐小汽车回来，刚到城外，汽车抛了锚，在司机下车修理机件之顷，他们忽然一个人拉着我的一只手，告诉我，他们已经订婚了。这似乎是必然的事，然而我当时也有无限的欢悦。

    第二年暑假，H毕业于研究院，四弟北上道贺，就在北平结婚。三弟刚从美国回来，正赶上做了伴郎。他们在父亲那里住了几天，就又回到上海去。我同三弟到车站送行，看火车开出多远，他们还在车窗里挥手。出了车站，我们信步行来，进入中原公司小吃部，脱帽坐下，茶房过来，笑问：“两位先生要冰淇淋吧？”我似乎觉得很凉快，就说：“来两碗热汤面吧。”吃完了面，我们又到欧美同学会，赴表妹元元订婚的跳舞茶会。在三弟同许多漂亮女郎跳舞的时候，我却走到图书室，拿起一张信纸来，给这一对新夫妇写了一封信，我说：

    “阿H同四弟，你们走后，老三和我感到无限的寂寞，心里一凉，天气也不热了。我们是道地中国人，在中原小吃部没吃冰淇淋，却吃了两碗热汤面！”

    五六年来，他们小巧精致的家，做了我的行宫，南下北上，或是夏天避暑，总在他们那里小驻。白天各人做各人的事，晚上常是点起蜡烛来听无线电音乐。有时他们也在烛影中撒娇打架，向大哥诉苦，更有时在餐馆屋顶花园，介绍些年轻女友，来同大哥认识。这些事也很有趣，在我冷静严肃的生活之中，是个很温柔的变换。

    上星期又得他们一封信说：“我们的船全被英国政府征用了，从此不能开着小炮，追击日本的走私船只，如何可惜！但是，老头子，我们也许要调到重庆来，你头痛不头痛？”

    我真的头痛了，但这头痛不是急出来的！

    （原载1941年7月4日重庆版《星期评论》第31期）八 我的奶娘

    我的奶娘也是我常常怀念的一个女人，一想到她，我童年时代最亲切的琐事，都活跃到眼前来了。

    奶娘是我们故乡的乡下人，大脚，圆脸，一对笑眼（一笑眼睛便闭成两道缝），皮肤微黑，鼻子很扁。记得我小的时候很胖，人家说我长的像奶娘，我已觉得那不是句恭维的话。

    母亲生我之后，病了一场，没有乳水，祖父很着急的四处寻找奶妈，试了几个，都不合式，最后她来了，据说是和她的婆婆怄气出来的，她新死了一个三个月的女儿，乳汁很好。祖父说我一到她的怀里就笑，吃了奶便安稳睡着。祖父很欢喜说：“胡嫂，你住下吧，荣官和你有缘。”她也就很高兴的住下了。

    世上叫我“荣官”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祖父，一个便是我的奶娘。我总记得她说：“荣官呀，你要好好读书，大了中举人，中进士，作大官，挣大钱，娶个好媳妇，儿孙满堂，那时你别忘了你是吃了谁的奶长大的！”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总是在玩着，觉得她粗糙的手，摸在我脖子上，怪解痒的，她一双笑眼看着我，我便满口答允了。如今回想，除了我还没有忘记，“是吃了谁的奶长大的”之外，既未作大官，又未挣大钱；至于“娶个好媳妇”这一段，更恐怕是下辈子的事了！

    我们一家人，除了佣人之外，都欢喜她，祖父因为宠我，更是宠她。奶娘一定要吃好的，为的是使乳水充足；要穿新的，为的是要干净。父亲不常回来，回来时看见我肥胖有趣，也觉得这奶妈不错。母亲对谁都好，对她更是格外的宽厚。奶娘常和我说：“你妈妈是个菩萨，做好人没有错处，修了个好丈夫，好儿子。就是一样，这班下人都让她惯坏了，个个作恶营私，这些没良心的人，老天爷总有一天睁开眼！”

    那时我母亲主持一个大家庭，上下有三十多口，奶娘既以半主自居，又非常的爱护我母亲，便成了一般婢仆所憎畏的人。她常常拿着秤，到厨房里去称厨师父买的菜和肉，夜里拍我睡了以后，就出去巡视灯火，察看门户。母亲常常婉告她说：“你只看管荣官好了，这些事用不着你操心，何苦来叫人家讨厌你。”她起先也只笑笑，说多了就发急。记得有一次，她哭了，说：“这些还不是都为你！你是一位菩萨，连高声说话都没说过，眼看这一场家私都让人搬空了，我看不过，才来帮你一点忙，你还怪我。”她一边数落，一边擦眼泪。母亲反而笑了，不说什么。父亲忍着笑，正色说：“我们知道你是好心，不过你和太太说话，不必这样发急，‘你’呀‘我’的，没了规矩！”我只以为她是同我母亲拌嘴，便在后面使劲的她的腿，她回头看看，一把拉起我来，背着就走。

    说也奇怪，我的抗日思想，还是我的奶娘给培养起来的。大约是在八九岁的时候，有一位堂哥哥带我出去逛街，看见一家日本的御料理，他说要请我吃“鸡素烧”，我欣然答应。

    脱鞋进门，地板光滑，我们两人拉着手溜走，我已是很高兴。等到吃饭的时候，我和堂哥对跪在矮几的两边，上下首跪着两个日本侍女，擦着满脸满脖子的怪粉，梳着高高的髻，油香逼人。她们手忙脚乱，烧鸡调味，殷勤劝进，还不住的和我们说笑。吃完饭回来，我觉得印象很深，一进门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的奶娘。她素来是爱听我的游玩报告的，这次却睁大了眼睛，沉着脸，说：“你哥哥就不是好人，单拉你往那些地方跑！下次再去，我就告诉你的父亲打你！”我吓得不敢再说。过了许多日子，偶然同母亲提起，母亲倒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还向奶娘解释，说：“侄少爷不是一个荒唐人，他带荣官去的地方是日本饭馆子；日本的规矩，是侍女和客人坐在一起的。”奶娘扭过头去说：“这班不要脸的东西！太太，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哪里知道这些事呀！告诉您听吧，东洋人就没有一个好的：开馆子的、开洋行的、卖仁丹的，没有一个安着好心，连他们的领事都是他们一伙，而且就是贼头。他们的饭馆侍女，就是窑姐，客人去吃一次，下次还要去。洋行里卖胃药，一吃就上瘾。

    卖仁丹的，就是眼线，往常到我们村里，一次、两次、三次，头一次画下了图，第二次再来察看，第三次就竖起了仁丹的大板牌子。他们画图的时候，有人在后面偷偷看过，那地方有树，那地方有井……都记得清清楚楚。您记着我的话，将来我们这里，要没有东洋人造反，您怎样罚我都行！”父亲在旁边听着，连连点头，说：“她这话有道理，我们将来一定还要吃日本人的亏。”奶娘因为父亲赞成她，更加高兴了，说：“是不是？老爷也知道，我们那几亩地，那一间杂货铺，还不是让日本人强占去的？到东洋领事那里打了一场官司，我们孩子的爸爸回来就气死了，临死还叫了一夜：‘打死日本人，打死东洋鬼。’您看，若不是……我还不至于……”，她兴奋得脸也红了，嘴唇哆嗦着，眼里也充满了泪光。母亲眼眶也红了。父亲站了起来，说：“荣官，你带奶娘回屋歇一歇吧。”我那时只觉得又愤激又抱愧，听见父亲的话，连忙拉她回到屋里。这一段话，从来没听见她说过，等她安静下来，我又问她一番。她叹口气抚摩着我说：“你看我的命多苦，只生了一个女儿，还长不大。只因我没有儿子，我的婆婆整天哭她的儿子，还诅咒我，说她儿子的仇，一辈子没人报了。我一赌气，便出来当奶娘。我想奶一个大人家的少爷，将来像薛仁贵似的跨海征东，堵了我婆婆的嘴，出了我那死鬼男人的气。你大了……”。我赶紧搂着她的脖子说：“你放心，我大了一定去跨海征东，打死日本人，打死东洋鬼！”眼泪滚下了她的笑脸，她也紧紧的搂着我，轻轻的摇晃着，说：“这才是我的好宝贝！”

    从此我恨了日本人，每次奶娘带我到街上去，遇见日本人，或经过日本人的铺子，我们互搀着的手，都不由的捏紧了起来。我从来不肯买日本玩具，也不肯接受日货的礼物。朋友们送给我的日俄战争图画，我把上面的日本旗帜，都用小刀刺穿。稍大以后，我很用心的读日本地理，看东洋地图，因为我知道奶娘所厚望于我的，除了“作大官，挣大钱，娶个好媳妇”

    以外，还有“跨海征东”这一件事。

    我的奶娘，有气喘的病，不服北方的水上，所以我们搬到北平的时候，她没有跟去。不过从祖父的信里，常常听到她的消息，她常来看祖父，也有时在祖父那里做些短工。她自己也常常请人写信来，每信都问荣官功课如何，定婚了没有。也问北方的佣人勤谨否。又劝我母亲驭下要恩威并济，不要太容纵了他们。母亲常常对我笑说：“你奶娘到如今还管着我，比你祖父还仔细。”

    母亲按月寄钱给她零用，到了我经济独立以后，便由我来供给她。我们在家里，常常要想到她，提到她，尤其是在国难期间，她的恨声和眼泪，总悬在我的眼前。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和五四那年，学生游行示威的时候，同学们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却心里在喊“打死东洋鬼”。仿佛我的奶娘在牵着我的手，和我一同走，和我一同喊似的。

    抗战的前两年，我有一个学生到故乡去做调查工作，我托他带一笔款子送给我的奶娘，并托他去访问，替她照一张相片。学生回来时，带来一封书信，一张相片，和一只九成金的戒指。相片上的奶娘是老得多了，那一双老眼却还是笑成两道缝。信上是些不满意于我的话，她觉得弟弟们都结婚了，而我将近四十岁还是单身，不是一个孝顺的长子。因此她寄来一只戒指，是预备送给我将来的太太的。这只戒指和一只母亲送给我的手表，是我仅有的贵重物品，我有时也带上它，希望可以做一个“娶媳妇”的灵感！

    抗战后，死生流转，奶娘的消息便隔绝了。也许是已死去了吧，我辗转都得不到一点信息。我的故乡在两月以前沦陷了，听说焚杀得很惨，不知那许多牺牲者之中，有没有我那良善的奶娘？我倒希望她在故乡沦陷以前死去。否则她没有看得见她的荣官“跨海征东”，却赶上了“东洋人造反”，我不能想象我的亲爱的奶娘那种深悲狂怒的神情……安息吧，这良善的灵魂。抗战已进入了胜利阶段，能执干戈的中华民族的青年，都是你的儿子，跨海征东之期，不在远了！

    （原载1941年9月15日重庆版《星期评论》第34期）十五 张嫂

    可怜，在“张嫂”上面，我竟不能冠以“我的”两个字，因为她不是我的任何人！她既不是我的邻居，也不算我的佣人，她更不承认她是我的朋友，她只是看祠堂的老张的媳妇儿。

    我住在这祠堂的楼上，楼下住着李老先生夫妇，老张他们就住在大门边的一间小屋里。

    祠堂的小主人，是我的学生，他很殷勤的带着我周视祠堂前后，说；“这里很静，×先生正好多写文章。山上不大方便，好在有老张他们在，重活叫他做。”老张听见说到他，便从门槛上站了起来，露着一口黄牙向我笑。他大约四十上下年纪，个子很矮，很老实的样子。我的学生问：“张嫂呢？”他说：“挑水去了。”那学生又陪我上了楼，一边说：“张嫂是个能干人，比她老板伶俐得多，力气也大，有话宁可同她讲。”

    为着方便，我就把伙食包在李老太太那里，风雨时节，省得下山，而且村店里苍蝇太多，夏天尤其难受。李老夫妇是山西人，为人极其慈祥和蔼。老太太自己烹调，饭菜十分可口。我早晨起来，自己下厨房打水洗脸，收拾房间，不到饭时，也少和他们见面。这一对老人，早起早睡，白天也没有一点声音，院子里总是静悄悄的，同城内M家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我觉得十分舒适。

    住到第三天，我便去找张嫂，请她替我洗衣服。张嫂从黑暗的小屋里，钻了出来，阳光下我看得清楚：稀疏焦黄的头发，高高的在脑后挽一个小髻，面色很黑，眉目间布满了风吹日晒的裂纹；嘴唇又大又薄，眼光很锐利；个子不高，身材也瘦，却有一种短小精悍之气。

    她迎着我，笑嘻嘻的问：“你家有事吗？”我说：“烦你洗几件衣服，这是白的，请你仔细一点。”她说：“是了，你们的衣服是讲究的——给我一块洋碱！”

    李老太太倚在门边看，招手叫我进去，悄悄地说：“有衣服宁可到山下找人洗，这个女人厉害得很，每洗一次衣服，必要一块胰皂，使剩的她都收起来卖——我们衣服都是自己洗。”我想了一想，笑说：“这次算了，下次再说吧。”

    第二天清早，张嫂已把洗好的衣服被单，送了上来——洗的很洁白，叠的也很平整——一摞的都放在我的床上，说“×先生，衣服在这里，还有剩下的洋碱。”我谢了她，很觉得“喜出望外”，因此我对她的印象很好。

    熟了以后，她常常上楼来扫地、送信、取衣服、倒纸篓。我的东西本来简单，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她都知道。我出去从不锁门，却不曾丢失过任何物件，如银钱、衣服、书籍等等。至于火柴、点心、毛巾、胰皂，我素来不知数目，虽然李老太太说过几次，叫我小心，我想谁耐烦看守那些东西呢？拿去也不值什么，张嫂收拾屋子，干净得使我喜欢，别的也无所谓了。

    张嫂对我很好，对李家两老，就不大客气。比方说挑水，过了三天两天就要涨价，她并不明说，只以怠工方式处之。有一两天忽然看不见张嫂，水缸里空了，老太太就着急，问老张：“你家里呢？”他笑说：“田里帮工去了。”叫老张，“帮忙挑一下水吧。”他答应着总不动身。我从楼上下来，催促了几遍，他才慢腾腾的挑起桶儿出去。在楼栏边，我望见张嫂从田里上来，和老张在山脚下站着说了一会话。老张挑了两桶水，便躺了下去，说是肚子痛。第二天他就不出来。老先生气了，说：“他们真会拿捏人，他以为这里就没有人挑水了！我自己下山去找！”老先生在茶馆里坐了半天，同乡下人一说起来，听说是在山上，都摇头笑说：“山上呢，好大的坡儿，你家多出几个钱吧！”等他们一说出价钱，老先生又气得摇着头，走上山来，原来比张嫂的价目还大。

    我悄悄的走下山去，在田里找到了张嫂，我说：“你回去挑桶水吧，喝的水都没有了。

    ”她笑说：“我没有空。”我也笑说：“你别胡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以后挑水工钱跟我要好了，反正我也要喝要用的。”她笑着背起筐子，就跟我上山——从此，就是她真农忙，我们也没有缺过水，——除了她生产那几天，是老张挑的。

    我从不觉得张嫂有什么异样，她穿的衣服本来宽大，更显不出什么。只有一天，李老太太说：“张嫂的身子重了，关于挑水的事，您倒是早和老张说一声，省得他临时不干。”我也不知应当如何开口，刚才还看见张嫂背着一大筐的豆子上山，我想一时不见得会分娩，也就没提。

    第二天早起，张嫂没有上来扫地。我们吃早饭的时候，看见老张提着一小篮鸡蛋逾门。

    我问张嫂如何不见？他笑嘻嘻地说：“昨晚上养了一个娃儿！”我们连忙给他道贺，又问他是男是女。李老太太就说：“他们这些人真有本事，自己会拾孩子。这还是头一胎呢，不声不响的就生下来了，比下个蛋还容易！”我连忙上楼去，用红纸包了五十块钱的票子，交给老张，说：“给张嫂买点红糖吃。”李老太太也从屋里拿了一个红纸包出去，老张笑嘻嘻的都接了，嘴里说：“谢谢你家了——老太太去看看娃儿吗？”李老太太很高兴的就进到那间黑屋里去。

    我同李老先生坐在堂屋里闲谈。老太太一边摇着头，一边笑着，进门就说：“好大的一个男孩子，傻大黑粗的！你们猜张嫂在那里做什么？她坐在床板上织渔网呢，今早五更天生的，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她又做起活来了。她也不乏不累，你说这女人是铁打的不是！”

    因此就提到张嫂从十二岁，就到张家来做童养媳，十五岁圆的房。她婆婆在的时候，常常把她打的躲在山洞里去哭。去年婆婆死了，才同她良懦的丈夫，过了一年安静的日子，算起来，她今年才廿五岁。

    这又是一件出乎我意外的事，我以为她已是三四十岁的人，“劳作”竟把她的青春，洗刷得不留一丝痕迹！但她永远不发问，不怀疑，不怨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挑水、砍柴、洗衣、种地，一天里风车儿似的，山上山下的跑——只要有光明照在她的身上，总是看见她在光影里做点什么。有月亮的夜里，她还打了一夜的豆子！

    从那天起，一连下了五六天的雨。第七天，天晴了，我们又看见张嫂背着筐子，拿着镰刀出去。从此我们常常看见老张抱着孩子，哼哼唧唧的坐在门洞里。有时张嫂回来晚了，孩子饿得不住的哭，老张就急得在门口转磨。我们都笑说：“不如你下地去，叫她抱着孩子，多省事。她回来又得现做饭，奶孩子，不要累死人。”老张摇着头笑说：“她做得好，人家要她，我不中用！”老张倒很坦然的，我却常常觉得惭愧。每逢我拿着一本闲书，悠然的坐在楼前，看见张嫂匆匆的进来，忙忙的出去，背上、肩上、手里、腰里、总不空着，她不知道她正在做着最实在，最艰巨的后方生产的工作。我呢，每逢给朋友写信，字里行间，总要流露出劳乏，流露出困穷，流露出萎靡，而实际的我，却悠然的坐在山光松影之间，无病而呻！看着张嫂高兴勤恳的，鞠躬尽瘁的样儿，我常常猛然的扔下书站了起来——那一天，我的学生和他一班宣传队的同学，来到祠堂门口贴些标语，上面有“前方努力杀敌，后方努力生产”等字样。张嫂站在人群后面，也在呆呆望着。回头看见我，便笑嘻嘻的问：“这上面说的是谁？”我说：“上半段说的是你们在前线打仗的老乡，下半段说的是你。”她惊讶地问：“×先生，你呢？”我不觉低下头去，惭愧地说：“我吗？这上面没有我的地位！”

    写于1943年春

    收入《关于女人》，天地出版社1943年9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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