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等人，推陈独秀为书记。9月，改组《新青年》为它的机关刊物；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上海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它与各地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采取直接和间接方式，帮助和推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何孟雄等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稍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夏曦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州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张申府等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有共产主义小组的地方还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这些小组并没有统一的名称，但都是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组织。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成立后开展的对工人的宣传与组织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准备了必要条件。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到达上海，他们和正在上海筹备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李汉俊、李达、张国焘等人取得了联系。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共12人。他们是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广东代表陈公博；东京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指派的包惠僧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并讨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正式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选举党的领导机构。会议先听取了各地代表对本地区政治形势和建立党团组织等工作情况汇报。25～26日休会起草文件。27～29日集中讨论党的纲领。30日晚会议开始不久即遭敌探干扰而休会。7月31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党的《纲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决定先暂不设中央委员会，而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全党的工作。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和张国焘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
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共十五条。纲领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党的奋斗目标和政治主张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联合第三国际”。《纲领》还规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以及接纳党员的条件、手续和党的各级机构等。
会议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进行这一中心任务的方法是建立工会，开办工人学校。为此决定成立研究劳工组织的机构。同时强调了对其他政党采取独立的态度。还确定与第三国际建立联系。
会议通过的《纲领》和《决议》，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上，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一大”的准备
1920年底，负有发起和联络之责的上海党组织，领导成员有所变动。陈独秀应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邀请，于1920年12月16日由沪赴穗，就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离沪之后，由李汉俊代理上海共产党书记。
1921年2月，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章，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这份党章由广州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后甚为不满，认为陈独秀要在党内搞个人独裁。于是，李汉俊也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使中央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到李汉俊起草的党章，大发雷霆，加上过去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和意见，李汉俊和陈独秀的关系愈加恶化。李汉俊不愿再担任代理书记，把党的工作交给了李达。从2～7月，李达担任了上海党组织的代理书记。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到达上海。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极为关切。共产国际继派维经斯基来华之后，1920年8月又委任马林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于1921年3月从莫斯科动身，取道欧洲赴上海。据荷兰外交部档案资料，法国巡捕致上海荷兰总领事函件中记载：1921年6月3日，斯尼夫列特乘意大利劳尔特利斯提诺公司的阿切拉轮到达上海，住南京路东方大旅社，自称是安德雷森。6月14日离开东方大旅社，到麦根路32号一家公寓住宿。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并兼有赤色职工国际使命的尼可尔斯基，也同期到达上海。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写道：
据莫斯科给我的通知，1920年8月～1921年3月间已在伊尔库茨克建立远东书记处。这个书记处负责在日本。朝鲜和中国进行宣传工作。维经斯基曾在上海工作过。1921年6月书记处又派出尼可尔斯基接替其工作。当我同期到达那里时，便立即取得了同该同志的联系。在那里他同我一直共同工作到1921年12月初，几乎每天我们都要会面。
马林、尼可尔斯基到上海后，即与李达、李汉俊建立了工作联系。通过交谈，国际代表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筹建的一些基本情况，得知自维经斯基来华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大中城市，已经先后建立或正在建立党的组织，并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和初期的工人运动。根据上述情况，国际代表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提出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李达后来回忆说：“6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共产国际代表的到来，加速了建党的进程，促进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根据原先的酝酿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生中的组织或党员，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各地组织或党员接到上海的通知之后，积极响应，纷纷派出各自的代表，来到全国工业中心——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当时，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各地组织没有统一的规章和严格的组织手续，加之各地的政治环境和活动条件各有不同，因此，各地代表的产生方式并不一致，到达上海的时间也先后不一。
北京党的组织接到上海的通知之后，即在西城暑期补习学校开会，讨论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人选问题。当时，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兼北大教授、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等职，时值学年终结期间，公务繁忙，不能亲自前往上海出席会议。于是，北京党组织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刘仁静回忆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了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选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补习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李大钊因校务繁忙，不能前往。这也许是他和李大利事先研究时得到的印象。但这也符合当时我们的想法、即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我记得选举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位代表时，曾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能分身为由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
张国焘因参予“一大”的筹备工作，于代表产生后，即动身去上海。刘仁静于6月底与邓中夏、黄日葵同行，从北京乘车南下，7月2日到达南京，
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年会。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记略》有如下记载：“本会今年南京大会，会期从7月1日起，4日止，开会时间计三天半，到会者有王克仁、邰爽秋、杨效春、方东美、陈启天、恽代英、杨贡仁、蒋锡昌、李儒勉、陈愚生、高尚德、赵叔愚、沈君怡、刘衡如、陈仲瑜、沈泽民、张闻天、左舜生、阮真、刘仁静、邓中夏、穆济波、黄日葵二十三人。”“又第一日各问题，因关系重大，北京会员黄日葵、邓中夏、刘仁静是日未能赶到，在7月1日鸡鸣寺会议上。由高尚德动议，与第二日互换，结果一致通过。”7月2日，南京年会的第二次会议记录中，记载了刘仁静在会上的两次发言。据此可知，刘仁静7月1日尚在南下途中，2日方到达南京并出席年会。另据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消息》记载：“高君宇、刘仁静均因赴南京大会南来，并游历沪杭一带，现高君已返北京大学，刘君拟留沪习德文云。”因当时党处于秘密状态，不能暴露召开“一大”的消息，乃以“拟留沪习德文”为掩护，实际上是刘仁静在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之后，再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据刘仁静本人回忆，他是在南京年会结束又在南京停留两、三天以后，才动身去上海的。刘仁静到达上海的时间是7月7日左右。
长沙党员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由于当时湖南军阀的残暴统治，政治环境较其他地区更为恶劣，人身安全没有保证。他们接到通知后，不得不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动身赴沪。据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谢觉哉1952年有如下回忆：“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消息》中也有记载：“毛泽东暑假中由长沙赴沪，现在杭州南京一带游历。”当时，从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的车船，毛泽东、何叔衡于6月29日晚从长沙乘船北上，先到达武汉，然后再由武汉转赴上海，途中需五天左右。毛泽东、何叔衡到达上海的时间当在7月4日以后。
武汉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陈潭秋1936年回忆：“1921年7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了9个客人。他们都下榻于这个学校的楼上。”“这批新到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他们到上海来的目的，是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另据包惠僧回忆，他是7月15日从广州动身去上海的，董必武、陈潭秋是从武汉动身去上海的，三人到达的时间不相上下。上述两种说法基本一致。董必武、陈潭秋到达上海的时间是7月20日左右。
济南党组织的代表是王烬美、邓恩铭。张国焘由北京去上海途中，路经济南时曾停留了一天，约王烬美、邓恩铭等济南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作了详谈。当时，王烬美、邓恩铭都是学生，他们在张国焘走后不久，即乘火车南下，6月底以前到达上海。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党员代表是周佛海。当时，留日学生中的党员有东京的施存统，鹿儿岛的周佛海。因施存统来日本不久，功课也较紧张，故确定周佛海回国出席党的代表大会。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消息》记载：“周佛海暑假中由日本回国，现寓上海渔阳里6号。”周佛海回忆：“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周佛海是在学校放暑假之后，由鹿儿岛动身回国的，通知的信件和回国的旅途，都较国内需要更长的时间。他到达上海已是7月下半月了。
广州党组织的代表是陈公博。广州共产党支部接到上海的通知后，在党员谭植棠家中开会，除了广州的党员外，陈独秀、包惠僧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推选陈公博为广州代表。他于7月14日偕新婚妻子李励庄由广州出发，经由香港转赴上海。陈公博于1921年8月，写了《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文章的开头即写道：“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7月14日起程赴沪。”因为此文是公开发表的，故用了“学社”、“未完的手续”等含糊的词句，以掩盖党的秘密活动。他在文中记叙了自己的行踪，7月14日离开广州，在上海住了10天，7月31日晚由上海去杭州。由此可知，陈公博到达上海的时间是7月21日。
包惠僧是受陈独秀的委派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包惠僧原是武汉党支部的负责人，1921年初带着几名青年团员由武汉到达上海，准备去苏俄留学。后因海路中断，加以经费困难，未能成行。包惠僧就留在上海，参予上海党组织的工作。5月中旬，李达、李汉俊派包惠僧去广州，与陈独秀商谈有关党务工作方面的问题，当时，包惠僧尚无固定的社会职业，陈独秀就通过《新青年》杂志的发行人苏新甫，介绍包惠僧暂时到报馆工作。陈独秀接到上海来信，要他本人和广州代表一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的党员会上，陈独秀提名陈公博、包惠僧出席党的“一大”。包惠僧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200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与我谈过，还让我做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包惠僧7月15日从广州乘海轮直赴上海，到达时间是7月20日。上海党组织的代表是李达、李汉俊。因上海负有发起之责，又是开会所在地。所以，李达、李汉俊承担了会议的联络、筹备和会务工作。李达在发信通知各地之后，交代他的夫人王会悟安排代表住宿的地方。王会悟在参加上海女界联谊会的活动中，结识了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校长黄兆兰。因博文女校距离开会地址较近，行动方便，加之正值暑假，教师和学生部分离校，代表住在此处易于保密。于是，王会悟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向黄兆兰租借了房间。
7月23日，各地代表全部到达上海。外地来沪代表除陈公博夫妇住大东旅社外，均住宿在事先安排的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今太仓路127号）。此处环境清静，陈设简单，有的房内有简易的木板床，有的只在地板上铺了草席。代表们寄宿于这所简朴的校舍，却展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各地代表在博文女校开了一次预备会，大家见面会商，交换意见，确定会议即可召开。“一大”结束后，中共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如下记载：“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都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一大”的经过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解放前曾改为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开幕。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共1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会址是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寓所。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典型的上海里弄住宅式的建筑。楼上是李书城夫妇的寝室，会场即在楼下客堂中间。
代表们先后到达会场，围坐在一张长形餐桌的四周。室内没有特别的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
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未能出席会议。临开会前才另定了主持人选。因会议主持者，必须经常与各地代表以及共产国际代表联系，而李达、李仅俊都不喜交往，与马林接触后，彼此关系也不够融洽，遂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与周佛海任记录。
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的筹备情况，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并提出这次代表大会应当具体讨论和解决的各种问题，首先是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
马林、尼可尔斯基在会议上热情致词，由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马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接着，马林分析了国际形势，介绍了共产国际的工作状况，以及他在爪哇建党活动的情况和经验。他还提出中国党目前基本上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成分太少，建议党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尼可尔斯基也在会议上讲了话。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介绍了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一大”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如下记载：“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说，希夫廖特同志和尼可尔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希夫廖特同志在其发言中谈到了他在爪哇的活动，并向我们建议，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尼可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情况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述说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根据尼可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告诉他们代表大会的进程。”
代表们商讨了这次会议的议程和任务，认为代表大会应讨论和决定如下问题：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工作情况，并交流经验；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明确党的奋斗目标；讨论党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的方针、任务和方法，并制订出具体工作计划；选举中央机构，建立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这些议题分别安排在各次会议之中，并力求作出一致的决定。
7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开展的主要活动，以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由于各地组织成立的时间不长，工作只是初步展开，因此，代表们的报告大多比较简短。
各地代表在会议上首先汇报了本地区的政治形势和建立党团组织的简况。代表们指出：各地党组织于去年先后建立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爆发，工人阶级的兴起及其在斗争中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由于这一切所形成的现实斗争的需要，使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产生了建立革命政党的愿望和要求。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又使党的建立由酝酿变成了行动。社会主义青年团伴随着党的建立而产生，成了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但是，在建党初期成员比较复杂，加入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由观点的分歧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后来无政府主义者发生了分化，有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的则退出了组织，这就使党内较为纯洁和一致了。
各地代表接着介绍了本地区党组织的工作情况，指出这个期间主要抓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工人运动两个方面的工作。各地先后公开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党的重要宣传阵地。并且出版发行了党的机关刊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译着以及通俗小册子。各地党组织还注意把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工人运动，部分党员开始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密切感情，调查工人现状，并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工人夜校，出版工人刊物，建立地区性的产业工会，组织罢工斗争，等等。
各地代表在报告本地区工作时还指出：由于党组织成立时间较短，缺乏经验，党员数量少，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源，因此，党的工作尚不能有计划地展开。这与党所担负的历史任务是不相称的，今后需要努力创造条件，进行更为有效的工作。
7月25、26日休会两天，用于起草会议文件。
会议之前，虽然进行了一些酝酿和准备，但由于时间仓促，未能事先拟就供代表们讨论的会议文件草案。“根据希夫廖特同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给予委员会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在这个期间没有开会”。由董必武、李达、张国焘等组成起草委员会，着手起草会议文件。
经过两天的紧张工作，起草了党的纲领（即后来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即后来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由于当时党处于秘密状况，后来又经历了长期的白色恐怖，这两个文件的中文原件未能保存下来。现存有俄文、英文两种译本。俄译本原存共产国际，50年代由苏共中央移交我国。英译本系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的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附录。这两种不同文字的译稿，经过两次翻译，在文字表达上已不可能保持原来的面貌，但条文和内容却基本一致。从来源和内容上看，这两个译本都是可信的。
7月26、28、29日3天，大会举行了三次会议，集中讨论了起草小组提出的会议文件草案。代表们各抒己见，既有一致的认识，又有争论和探讨。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但在党员能否当议员或者到现政府中做官等问题上，引起了激烈争论。“代表大会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争论以后，做出了最后决定，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能否得到执行委员会许可做官和做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且建议挑选党员加入国会，以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不同意上面的意见。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了。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证明，人们加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把国会制认为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为了不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共同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进攻，我们不应当参加国会，而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而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使我们的情况有任何好转，加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也只有利用国会，才能使我们的情况好转，
才能为发展社会革命事业服务。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必须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24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它很少到来，可是我们在平时要做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扩大他们的眼界，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共同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希望在旧制度的范围内建立新社会是无益的，即使试作一下也是无益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他们会对国会抱有幻想，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不采取彻底的手段。这个问题最后还是没有得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来解决。至于谈到我们是否应该做官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作部长、省长，一般的不应担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但是，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作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没有出席第二、三、四、五次会议，每次会后由张国焘向马林报告会议进行的情况。7月30日晚，举行了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原定议题是由国际代表讲话，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纲领和决议。但是，这次会议未能正常进行，刚开始就受到了法租界巡捕的侵扰。
30日晚上8点多钟，会议开始不久，一个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朝着室内的人环视一周。陌生人的出现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当人们询问这个不速之客时，他含含糊糊地回答：“我找社联的王主席”，后又说：“对不起，找错了地方。”他表示歉意后就匆忙退了出去。李汉俊寓所附近有一个“社联”，但这个组织没有姓王的人，也没有设主席。这更引起了大家的怀疑。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他说，“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会议被迫中断，在场的人先后离去，这所房子里只剩下李汉俊、陈公博两人。
十几分钟以后，法国巡捕包围了李汉俊寓所。法国警官带着几名中国密探进入室内，先监视了李汉俊、陈公博的行动，接着进行了搜查。这些巡捕除了查到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室内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幸好因为涂改很乱，字迹模糊，未引起他们的注意。
搜查之后，法国警官开始了询问，李汉俊以房主的身份用法语一一作了回答。“你们开什么会？”“没有开会，是我请北京大学几位教授学生，来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为什么家里藏有社会主义书籍？”“我是教师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这些书是作为研究参考用的。”“有两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是英国人，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谈谈学术问题。”接着又询问了在场的陈公博的职业，籍贯和来此事南等，陈公博也作了回答。
法国巡捕得知此处是李书城的公馆，而且又未发现政党活动的证据，气氛比开始时有所缓和。法国警官对李汉俊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大概有某种政治企图，但现时中国教育尚未普及，还谈不到什么举动，希望你们今后专在教育上下功夫，不要参与政治活动。随后，法国巡捕虽然带着一伙人离开了这所房子，但在四周却布下了暗探。关于会议期间受到搜查冲击的情况，会后中共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如下记载：“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是在深夜里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有一个侦探闯到了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不允许我们再继续开会了。这个侦探的到来，并没有给党带来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以后，很快地警察就突然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的一个不大的城市去。”
当晚12时左右，多数代表在渔阳里2号聚会，商讨下一步会议的安排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法国巡捕的侵扰，虽然没有使我们遭受损失，但是代表大会毕竟不能再在上海继续进行。为了党的安全，必须改变开会的地点。有人提出转移到杭州继续开会，但大家觉得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到那里开会并不妥当。后来，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会议可以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召开。嘉兴南湖，环境幽静，游人不多，而且距离上海较近，到南湖开会比去杭州更为适宜。于是，代表们确定会议不应拖延，要抓紧进行，明天就去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当晚，王会悟去上海北站，了解第二天开往嘉兴的客车班次与时刻。董必武后来回忆说：“在上海开‘一大，是在李书城（李汉俊的哥哥）家里开的。开会为什么被敌人发现呢？因为那时，外国人要到中国人住的地方是不大多的；国际代表马林走进去时有人就跟着走进去了。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开，是由李达的老婆王会悟（嘉兴人）租了两只船开的。”周佛海后来在一篇回忆录中也写道：“到了第六晚，为上海法租界包探侦知。正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忽来了一形迹可疑之人，闯入屋内，一望而去，我们知道不妙，随即散会……当晚十二时，我们又在陈独秀家开会，决定第二天赴嘉兴南湖开会。”
7月31日上午8时左右，代表们先后来到上海北站。经过法租界巡捕的侵扰后，大家警惕性有所提高，重视了会议的安全问题，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为了缩小目标免得引人注意，代表们分两批乘车南行。第一批由王会悟带着几位年纪较大的代表，先乘早班车出发；第二批由李达带着其余代表，乘后一趟列车续行。
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因过于引人注意行动不便，而未去嘉兴。陈公博先在李汉俊寓所受了一场虚惊，次日黎明前，他们夫妇所下榻的大东旅社住房的隔壁，又发生了一起骇人的凶杀案。
陈公博事后有如下记述：“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的41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的42号发生。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个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那知这件案子直到下午6点多钟方才发觉，那个凶手早已远逃……男子叫翟松林，女子叫孔阿琴，一个是洋行的侍役，一个是缫丝的女工。”当时，上海《新闻报》也对此事作了详细报道：“日前有一男子挈一妇女，至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投宿。该男子自称张姓，当赁定四层楼32号房间。迨至昨日（即7月31日）上午，张只身步出房外，意欲他往。该旅社茶役，因其未付房金，向索。张称妇人尚在房内，当不短少。言毕，扬长而去。至夜十时，犹未归来，茶役乃起疑心，设法将32号房门开启，进内见妇人已被谋毙……”7月30日晚发生了法国巡捕搜查“一大”会场事件，31日晨又发生大东旅社杀人案，一夜之间的两起事件，吓得陈公博不敢再在上海停留。31日晚即乘车去杭州，所以陈公傅也未出席南湖会议。
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王会悟在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定下两间客房。并托旅馆帐房代租一艘画舫。代表们来到后，先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王会悟还领了几个人到南湖烟雨楼观察周围环境，选择画舫划行的合适路线和停靠地点。准备工作就绪以后，代表们来到湖畔，通过摆渡的小船，登上了事先租好的画舫。“这是一艘比较华丽的游船，雕梁画柱，陈设考究。在宽平的船头上搭有凉篷，便于遮阳挡雨，观赏风景。后舱是供游客休息和船工夫妇住宿的。为了会议的安全，代表们带着乐器和麻将牌，并在中舱的桌面上备有酒菜，以游客的身份作掩护。王会悟则装扮成歌女模样，在画舫前舱放哨。
11时许，下起了小雨，游人渐渐散去，湖面上更为清静，会议开始了。这天的议程是通过纲领和决议，讨论党的成立宣言，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会议首先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由于党的纲领问题已在上海的几次会议上作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此次着重讨论了党的今后工作部署问题，比较具体地研究了以工人运动工作为中心的各项实际工作。会议一致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决议。
会议接着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李达后来回忆说宣言草稿“有千把个字，前半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接着说起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大意是说中国已有产业工人百余万，手工工人1000多万，这1000多万的工人，能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使命，工人阶级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已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只有自己起来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关，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没收内外资本家的资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宣言草稿中也分析了当时南北政府的本质，主张北洋封建政府必须打倒，但对于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也表示不满。因此有人说‘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但多数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政府比较北洋政府是进步的，因而把宣言中的语句修正通过了，宣言最后以‘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话结束。”因为讨论中对南北政府的看法有分歧和争论，会议确定把宣言问题交由即将组成的中央局处理。由于党处于秘密状态，《成立宣言》后来并没有公开发表。
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由于当时党员数量少，各地组织尚不健全，会议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下午6时左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当晚，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党的“一大”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由此宣告正式成立。
工运第一次高潮
“一大”以后，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各种产业工会，灌输以阶级斗争的精神，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
1921年8月，党在上海成立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张国焘任主任。随后，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相继建立该机构的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武汉分部（主任包惠僧）、广东分部（主任谭平山）和山东支部（主任王尽美）。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指导工人运动的通俗刊物《劳动周刊》，并在工人中开办文化补习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逐步提高工人觉悟的基础上，在上海、武汉、湖南、广州和北方的长辛店、唐山、张家口、济南等地，先后建立起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并通过大量工作，改造了一些旧式工人团体，揭露了资本家或政客、流氓把持的“招牌工会”，领导了工人的罢工斗争。
1921年7月20日，上海英美烟厂8000多名工人为抗议洋监工虐待工人举行同盟罢工。上海党组织派李启汉领导这场斗争。3周后，厂方被迫接受工人的条件，党首次领导的罢工取得圆满成功。此后，10月和12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胜利领导了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罢工、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罢工和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的罢工。同年11月，又在陇海线指导了全路机务工人的罢工。为了加强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同年9月，中央局在上海召开为期5天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发展工人运动的问题，并在11月发出通告，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要求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的同志，都要尽力实现这个计划。
1922年1月12日，香港的中国海员因不堪忍受外国船主和封建“包工馆”制度的双重剥削，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领导下，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港英当局先后以分化利诱、武力压制的手段进行破坏。3月4日，当罢工工人返回广州时，港英军警在沙田开枪阻拦，造成死6人、伤几百人的惨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号召全国工人支援香港海员的斗争。上海、长辛店和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津浦等铁路的工人纷纷响应，成立了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8日，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被迫答应海员增加工资、抚恤死难家属的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同年4月至6月，上海、广州、澳门接连爆发纺织、邮政、盐业等工人罢工，工人运动开始形成高潮。为了加强全国工人的团结，5月1日至6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全国12座城市100多个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工会代表173人，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通过《八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惩戒工界虎伥案》等10项议案。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都为全国工人组织的总通讯机关。
工人运动的兴起使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感到不安。6月9日，上海公共租界以“唆使工人罢工”为由，禁止《劳动周于Ⅱ》出版。7月18日，又查封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此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迁往北京，由邓中夏任主任，并趁直系军阀宣称恢复国会、制定宪法的机会，首先拟订了《劳动法案大纲》，发起劳动立法运动。《大纲》以保障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劳动补习教育为原则，包括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缔结团体契约等权利；实行8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童工；保障劳动者最低工资等19条内容。这些要求，虽然遭到军阀政府的拒绝，但实际上成了工人斗争的纲领，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8月，邓中夏领导京汉铁路长辛店3000多工人举行罢工取得胜利。在这次罢工的影响下，北方接连爆发京奉铁路山海关铁工厂和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京绥铁路全路车务工人罢工、正太铁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罢工以及开滦煤矿工人的罢工。其中，尤以1O月23日爆发的开滦煤矿5万名工人的罢工规模最大。矿方调集英国武装和中国军警3000余人前往镇压，工人卧轨截车，流血请愿，坚持了25天，在满足一部分条件后于11月16日复工。与此同时，南方的罢工怒潮也汹涌澎湃。7月，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8月，长江海员罢工。9月，粤汉路武长段、安源路矿和汉口扬子机械厂工人罢工。10月，长沙泥木工人、汉口英美烟厂工人、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儿月，上海日华纱厂、英美烟厂工人罢工。12月，湖南水日山铅锌矿及长沙手工业工人罢工。其中，以1.7万人参加的安源路矿罢工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
罢工高潮的兴起，奠定了建立地区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的基础。1922年9月，全国第一个地区性的工人统一组织武汉工团联合会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宣告成立，10月，改名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接着，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相继在长沙、汉阳诞生。
工人组织的大发展，引起了军阀政府的恐慌。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一向以“保护劳工”自诩的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禁止，并派兵包围会场与代表、来宾的住处，捣毁总工会会所。2月4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发动全路2万多工人为“争自由”、“争人权”举行总同盟罢工。3小时后，京汉路全线瘫痪。吴佩孚以威逼、利诱等手段进行破坏，均未得逞。7日，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吴佩孚调集2万多名军警，进行血腥镇压，50人被杀，300多人受伤，100D多人被开除或流亡。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暨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惨遭杀害。为了保存革命力量，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曾发出同情罢工命令的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被迫联名下令复工。军阀政府先后查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工会，疯狂逮捕和杀害工运领袖。由香港海员罢工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这次工人运动，前后持续13个月，爆发大小罢工100多次，参加入数在30万以上。它极大地锻炼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但血的教训也使党认识到：工人阶级必须广泛联合各种革命力量，才能打倒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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