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斗争是中共建党一年半以后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我在党的领导下，协同北方区委诸同志躬亲其身，共同奋斗，倍历艰辛，今将事变过程纪要如下：
溯自1921年下半年起，中共北方区委所组织的八条铁路的罢工（陇海、津浦、粤汉、京绥、京奉、道清、京汉、正太），一般都取得了胜利，对全国均有影响，以后又组织了历时最长的开滦大罢工。
1923年1月，中共北方区委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北方铁路、矿山罢工的经验与教训，并决定今后的斗争方向。认为过去罢工多偏重于经济斗争，以后要求各条铁路组织政治斗争，在斗争中应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权利等，把政治斗争口号放在首位。原则既定，便开始规划具体方案。当前的主要工作就是积极成立铁路总工会，首先是成立各路总工会，其中以京汉路总工会最成熟。早在上年4月，首先由长辛店俱乐部发起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并成立了总工会筹备会，当时，全线16个站已先后成立了分工会，连郑州原为交通系所辖的工人传习所的工人也都悉数加入工会，全路形成了统一局面，决定2月初在郑州公开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其它各路分别筹组总工会。这一方案已向中央汇报，希望在适当时候，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一致行动。这个决议随后提到在郑州举行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上，经决定2月1日在郑州公开举行京汉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京汉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是公开进行的。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大报都刊登大幅广告，通知并邀请各团体来郑州参加成立大会。
为使这次成立大会得以顺利召开，京汉路总工会筹备会将召开大会的时间、地点，事先通知了京汉路局局长赵继贤。赵继贤是个惯搞阴谋、诡计多端的政客。他表面同意成立总工会，假惺惺地允许工会代表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去郑州开会，专为代表拨出头、二等车厢，还公告将1月28日星期例假移到2月1日，以便代表赴郑开会，并赠送锦旗，以此表示他支持工会成立。而暗地里他却于25日密电吴佩孚，加强反革命部署。29日，吴佩孚在给靳云鹏的密令中说：“郑州靳总司令鉴，顷接京汉路赵局长径（25日）电云，据报2月1日，本路全体工人，将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各路与会者甚多。以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敢明目张胆，聚众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谬绝伦，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愚氓，必将误蹈法网，而不自知。瞻顾前途，杞忧无极，务祈麾下迅饬预为防范，切实监视。本路幸甚，地方幸甚等语。即希预为防范，设法制止，为盼。吴佩孚。艳（29）。”
大会未开，已为隐忧所罩。
1月25日，我同史文彬等到了郑州。在这前后，全国各铁路工会代表已齐集郑州参加京汉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其中有：京奉路王麟书、梁鹏万；津浦路李保臣、王荷波；正太路孙云鹏、张兴义；京绥路王学闻、张汉清；陇清路魏荣珊、王符圣、程圣贤；胶济路李青山、伦克忠；道清路魏宝鉴；粤汉路李书箴等。此外尚有北京、上海、武汉、广东等省市工会代表共300余人。
我到郑州后，聆悉各方面报告，知道近日敌人对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非常恐慌，情势变化很快。据洛阳工会党团负责人报告：最近截获保定、北京致洛阳吴佩孚密电数起，其中曹锟与交通系赵继贤等认为京汉路总工会开会是有重大政治阴谋。电文称：“近来书记部工会声势日增，过激气焰嚣张，各路罢工影响铁路秩序极巨”，“最近全路总工会代表借口开会，群集郑州，据报有潜谋不轨情事，市面人心惶惶，一夕数惊。郑州当南北要冲，设有疏虞，后患何堪设想。应该当机立断，严令制止。并查拿该部（指书记部）首要分子归案究办，以遏乱萌”云云。同时又得悉交通系主脑曾偕京汉、京绥等路局长亲自到洛阳西宫向吴佩孚面陈北方铁路危机，请吴防止赤化，并且以危词激吴。说什么“办党一声呼啸，全路为之震惊，此等声势，真要强过几师雄兵”。吴佩孚大为震惊。我们又从各站来信得知：曹锟屡电吴佩孚增兵京汉沿线各站。当时沿线驻防军警约2万人以上，其分布为保定一旅（第十四混成旅，旅长时全盛），长辛店二营（驻宛平县，由张国庆率领），琉璃河一营，石家庄、安阳、许昌、信阳等地各一、二营不等，汉口镇守使一旅，足见曹、吴已有与工会兵戎相见的准备。
得悉各方面情况后，我立即召集了京汉路总工会党团会议，讨论应付曹、吴问题。党团成员包括北京、郑州、武汉三处党员。京汉路总工会党团会议负责人为罗章龙（党团书记）、王仲一和史文彬、许白吴、林育南、李大汉（震瀛）、项德龙、吴汝铭、李求实、康景星、葛树贵等，皆为党团成员。这些人分住在郑州金台、福昌、五洲各旅店。另在钱塘里某号设党团办事处。
1月27日，据报：吴佩孚派副官某来郑州活动，并率便衣军警到工会代表寓所窥探虚实。第二天，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来工会谈话，自称奉上级命令禁止工人在郑州召开大会。接着，总工会筹备处又接到吴佩孚电请工会派代表到洛阳谈话。看来形势已剑拔弩张，冲突之势在所难免。于是，我们一方面大造社会舆论，在报纸上揭露敌人的破坏阴谋，并指出工会坚强决心，严阵以待（如在北京《晨报》刊布消息）；另一方面经党团会议讨论决定派史文彬等五位代表，于30日乘专车去洛阳见吴佩孚。吴佩孚非常狡猾，他在谈话中，对代表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怎么能开会呢？你们不开会不行吗？……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也知道，不过……你们若是非开会不可，我也没有办法了……”吴所称军事区域，并非真实原因，因为当时郑州并非戒严区域。实际上，吴已接到曹锟密令，和听到交通系危言耸听的话，如说“书记部狼子野心，目前集中郑州、开封一带的代表近千人，均系来自南方的革命党人……”，等等，所以吴遂决定采取强硬的办法来对付我们。
31日晚，赴洛阳代表回到郑州，在党团会议上报告与吴佩孚谈判经过，知道吴佩孚态度狂妄，情势十分紧迫，求实建议我致函白坚武，晓以利害，要白向吴进言转圆。我说：“事到如今，已不是口舌所能争的了。”大家也都这样认为，赞成以实力与吴周旋。讨论结果，决定必要时以举行京汉路全路政治罢工来争取工人自由权，不达目的誓不中止。当晚并决定总工会按原定计划举行成立大会。
2月1日早晨，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临时宣布戒严，军警出动戒备，如临大敌，禁止工人代表进入会场。但代表队伍及群众仍冲入会场（普乐园戏院），在军警的包围之中，宣布开会。首由主席史文彬宣布组织总工会宗旨，并痛斥此次强权无理压迫工会的行径，遂即郑重宣布京汉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群众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群情激奋，奏乐欢呼，声震屋宇。既而黄殿辰到来，百般恐吓，显然非欲造成血案不可。但是看到工人势盛，未敢动武。延至下午4时，代表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2月1日下午，军警强迫工会工作人员离境，代表驻地亦被军警监视，总工会在万年春饭馆所定的饭菜，亦不准出售，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匾额礼物等亦被毁弃在路旁，总工会会址也被军警霸占，不许工人进出，文件悉被捣毁。
当晚，京汉路总工会党团召集各处代表举行全体会议，谴责吴佩孚摧残工会。成立会遭到如此严重摧残，代表们忍无可忍，在党团同意下，决定进行政治罢工，并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全路罢工行动，当即通过一项决议和罢工宣言。宣言内容如下：
全国工友们，各界同胞们：我们京汉铁路的工人，本着国家约法上所赋与的自由，和保障自身利益的宗旨，组织工会。一年多以来的努力，成立了全路16个分会。我们的总工会筹备了半年多的工夫，耗费我们许多的精力、时间和血汗的金钱，惨淡经营，才得到组织完备，定2月1日在郑州成立大会。期前邀请各业工团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与盛典。届期来宾到会者数百人，一切设备完全，准备开会。
咳！意外的悲惨发生了，黑暗的势力横来了！万恶的军阀爪牙（郑州军警长官）用武力横加压迫，禁止开会，封闭会场，阻止我们和来宾在街上行走。所有各地工团所赠送的匾额对联，均遭遗弃道旁。我们神圣的最高机关——京汉铁路总工会——已经被军警占据了。会场中文件什物，均被抄查捣毁。各工团代表及来宾均被监视，言行不得自由，并勒令出境，酒席也被禁止了。满街军警林立，旅馆都有兵士驻扎。一时狂风惨雾，郑州全市陷于黑暗之境。
我们考察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实由本路局长赵继贤、南段处长冯法丧心病狂，捏造谣言，唆使军阀吴佩孚命令郑州军警当局所致。我们郑重的宣言：‘从本月4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不达到下列的条件，决不上工！我们要求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是：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和南段处长冯法；要求吴、靳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6000元。
（三）所有当日在郑被军警扣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用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到郑州分会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
（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并照发工资。
罢工委员会的公开司令部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决策指挥机构是中共京汉铁路党团。由中共北方区委及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支部负责人史文彬、中共北方区工委负责人王仲一（王震异）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罢工委员会还建立了包括罢工组织、宣传鼓励、纠察、交通、秘书等机构。
为了迷惑敌人，不致引人注目，决定京汉铁路总工会迁至汉口，而实际指挥机构——中共京汉铁路党团则移往北京，驻守北段，通过全路电讯系统，调动机车，指挥全路统一行动。
2月2日，我偕罢委会部分成员赴汉口，并南至长沙，会见湖南书记部负责人毛泽东、郭亮等，商讨声援罢工事宜，接着又赶回汉口。3日晚，我同罢工委员会委员5人、纠察队员10余人乘坐专车由汉口北开，沿途巡视罢工情况，在信阳、广水、郑州、新乡、安阳、石家庄、保定等站召集当地工会委员、纠察队长等负责人举行会议；要求他们加强团结，遵守罢工纪律，争取最后胜利。沿途所见，罢工准备就绪，秩序井然。
为了扩大声势，吁请全国支援，经京汉路总工会党团向中央负责人报告后，2月3日京汉路总工会罢工委员会向全路工人发出紧急通告。5日我又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于北京发出通电，檄告全国各工会团体共同奋斗，电文如下：
全国各工团钧鉴：此次京汉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横遭军警压迫，已于本月4日上午11时全路罢工以示抵制，此中经过想贵会现已闻悉。本部素知军阀怙恶，与我工界势不两立，此次郑州事变，不过初发其端。因此对于京汉工友宣言为争自由而战之旨，极表同情。盖军阀今日可施之于京汉者，他日即可施之于他处。如吾人今日饮泣吞声，不复与较，非但全国工会将悉受摧残，吾劳动界恐永无宁日，循至莽莽神州，尽变为军阀官僚游民出没之场，而神圣劳动永沉地狱不能自拔矣。我劳动界年来发扬蹈厉，颇多明达好义之士，睹此惨状，讵能容忍？尚望本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是为至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总部令。
这样，京汉路大罢工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注视。从3日开始准备罢工起至5日、6日这段时间内，北段（郑州以北到北京）、南段（汉口大智门到郑州）统由工会派专人严格管制。沿站水泵、道辙、电报、电话、火车头、轧道车等，统归罢工委员会调度指挥，并预防破坏罢工行为。于是自4月12时后，全路各项客车、货车、军车、车站、桥梁、工厂、道棚一律遵令罢工，参加罢工的按路局册共计3万人，其实则远远超过此数。
5日早晨，路局赵继贤已奉吴、曹两军阀密令，令他严厉处置，但同时北京总局茶役亦举行同情罢工，总局更是死寂的了。是日赵即发一布告，里面说的均是恐吓的话，并限工人12小时内恢复工作。嗣见工人不以为意，又派三宣慰员诱工会谈判，大意说先行开工，再论条件，经工会严辞拒绝，无结果而去。此时吴佩孚又来一电，说他有500工兵，可以担任恢复交通，令赵放手办事。接着下午l时起，先后有军队多起开来辛店，均系全副武装，由员司开车运来的。计有游缉队张国庆一营，保定十四混成旅时全盛所部二营，琉璃河第六连。军队到时，分布各要隘列营，全体工人遂亦前往示威并向他们散发传单，一时兵士均为之感动。
军队六营将长辛店包围定了，于是禁止工人在路上往来，偶语，开会，每数十步设岗放哨，并有许多密探出没工会附近，调查工会中主要人物的住址。娘娘宫也不准工人前往集会了。但是奸猾的赵继贤此时态度竟变和缓了些，曾数次派人向工会代表接洽，意在调查工会的主要领袖，安排摆布他们的最狠毒的阴谋。
6日晨工会调查队报告，军队行动极可疑虑，并闻涿州方面尚有大军来到，一时全市空气益臻紧张。工人见辛店形势如此严重，均知此番必致演一出大悲剧，但为自由而死，死亦何憾！故工人态度仍不稍变。6日，工会复发表第二次宣言以杜谣传，宣言说：
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京汉全路已罢工两天了，此次罢工原因，本分工会2月4日所发出通电，已说得很明白，南方各地，想必由江岸总工会，发布详细的宣言，务使各方面的人们，明白个中真象。乃北京的报馆，还有一二家登载些不十分明确的消息，现在再把我们为什么罢工及罢工后所取的态度简明的说出，并希望亲爱的同胞们给我们以充分的同情和援助。
我们此次罢工，是因为京汉总局长赵继贤，江岸的分局长冯沄，野蛮的郑州警务局长黄殿辰，以武力禁止我们2月1号的郑州所开的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捣碎各工团送我们的匾额对联等礼物，驱逐各地代表出境，封闭郑州工会。还要胡说：‘我黄殿辰在郑州一天，就一天不许工人开会，如果你们有本事，就实行全路罢工。我们认为这件事是赵冯黄三人合伙以强力来侵犯我们应享的集会结社自由权，也就是这三人无端蔑视我们的人格的表示。所以当时聚集各地代表在郑州开了秘密会议，议决总会移江岸，再命令全路一致罢工，以争回我们应享的集会结社自由权和人格，并保持我们的第二生命一工会。
2月3日晚上，江岸总工会的密电到了，京汉全线一致于4日停工。停工之后，我们本全路一致的精神，各分会什么条件都不提起，专听江岸总工会的命令，总工会叫我们怎样办，我们就怎样办。在罢工事件未解决以前，除了听总工会的指挥，别的什么全不知道，这是我们至死不变的信条。我们希望这次宣言能使全国同胞都十分明白我们是受着怎样的压迫，而不得不出此最后手段，并希望他们的同情和援助。谨此宣言。
京汉路辛店分工会启·二月六日在郑州2月4日上午12时，即郑州遵总工会命令举行罢工之时，照例发一宣言向外界明白解释。又每一工人手中执有一种传单，其文如下：
工友们！我们因受种种压迫摧残，逼得无法，出于全路一律停止工作，这是我们最痛心的事！我们要万众一心，坚持到底，要谨守秩序，静听总会解决，至要至要，切嘱切嘱。
对此知此次罢工精神至为一贯。是日下午，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召郑州分会委员长高彬、姜海士、刘文松三人至司令部。靳见面大骂，出语鄙恶，无复有人类理性，高等置不与辩，将总工会所发罢工通告与彼看。彼看毕，谓“你们是听总工会命令的，你们无权，不同你们说罢。”三人遂退出，5日无事，至晚上，一巡官至高彬、姜海士家，言师长请彼等至第十四师俱乐部讲话。二人至彼，郑州巡警局长黄殿辰亦在彼处，命将二人拘留，加上脚镣手铐，如同大盗一般。刘文松闻讯，谓分会事，三人共同负责，现在二人受苦，彼一人决不躲逃，以图苟且，即时驰至该俱乐部，请与二人一同受苦。工人闻讯，大愤军警之滥用职权，又感刘文松之义气，敌忾之心，更为坚决。6日早又捕去二人，一名王宗培，一名钱能贵。王在家扫地，被便衣警察捕去，谓其时常出入，不是好人；钱从前因其子与警察小有嫌怨，警署挟恨，故借此报复，二人亦均上镣铐，钱双手被麻绳紧缚，两腕尽肿。是日上午五人同被驱至车站，意在借以示众，威胁工人，工人不惟不惧，反加愤激。是日下午，警署雇人鸣锣，招呼工人上工，工人置之不理。
在江岸总罢工的第二日（2月5日），萧耀南派其参谋长张厚生至江岸，先使该地警官某，以强硬态度，要挟工会交出杨德甫、朱兰田、张濂光、罗海臣、林祥谦五人，工会答以“如有对于曹吴及交通部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当然有全权代表与之正式接洽，否则，恕不能接待。”延至午刻，忽探报厂内已被大批军队占领，大智门车站已开始卖票，张参谋长在工人家，拘去开车二人，用军警压迫，即行开车。分会委员会闻此，即派纠察团进探，一时集于厂门者约2000人，冲破军警防线，将该二工友抢回。当日上午，军警忽拘去纠察团工友三人，工会特派代表张濂光、项德隆、罗海臣等四人，请军警释放无故被拘的三人，虽军警方面百般威吓，谓须枪毙斩首等语，他们毫不为动，军警无法，始将三人释放。这是敌人方面用破坏不成，继之以威吓亦失败。
先是武汉各工团代表自郑州归来后，各以此次所身历的压迫与不自由，当众发表，有痛哭者，有愤詈者，其奋发激昂的态度，实可动天地而泣鬼神。所以全体议决，愿以死力与京汉铁路工人一致进行。遂于大罢工的第三日，由各工团各派代表数十百人，各持旗帜来江岸慰问，即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当时全江岸工友到者约万余人。首由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德甫同志报告招待慰问代表的盛意，并申述此次大罢工之意义及希望。继由各工团代表及其报馆记者数十人演说，无不激昂慷慨。最后由京汉总工会秘书李霞瀛代表总工会向众致辞，略谓：“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命运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而是争自由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权利的保卫者，工友们！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是如何重大呀！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薰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前锋，前进啊！勿退却！”群众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武汉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啊！”群众于贲怒之余，遂举行游行大示威，由江岸经过汉口租界以抵华界，历2小时方散，此种闯入租界示威，实为创见。
由于双方斗争激烈，南北情况复杂，虽然当时大罢工的中心设在北段长辛店，我们对外宣称是把总工会移至南方。但军阀与交通系却很狡猾，他们知道京汉铁路工会主要力量仍在北段，认为只有破坏长辛店基地，才能根本解决罢工问题。所以敌人后来先从长辛店下手，于2月6日深夜，曹锟的直属军队率先发难，在长辛店把罢工主要领导人都逮捕了。然后推向南方，郑州、信阳、江岸十几个车站工人先后遭到屠杀。
从2月4日起，我和仲一、孟雄、君宇、梅羹等经常驻守前门车站，与长辛店、郑州及汉口各站联络。6日晚，长辛店消息紧急。印刷厂小赵（赵长润）专程来京报告连日敌我斗争情况，传达史文彬等捎来口信，说有要事，让我速往长辛店商量。
7日拂晓，天气奇寒，滴水成冰。我同书记部小刘（刘伯青）乘交通专车赶到长辛店。下车后，遥见芦沟桥附近军队活动不停，心知情况有异。沿途急行，到达工会时，只见屋内外挤满了人，还有家属妇幼，人声鼎沸。原来是拂晓前，当地驻军闯入工人住宅区，挨家搜索，将史文彬、吴雨铭、陈励茂、武把、洪尹福、吴春溪、杨锡珍、王永泰、卜润舟、李柱、昌顺等11位工会领袖捕去，所以群众愤怒非常，但一时不知所措。
工会干部杨诗田（党员）前来迎接我们，告诉我史文彬等十一人现正关押在火神庙军营。进到院内后，群众中有高喊：“书记部老罗来了”，当时大家都处于忙乱中，极想书记部来人出主意，形势非常紧迫。我向大家说，军队无理捕去我们工会委员十多人，咱们大伙应该一齐起来，去旅部把他们要回来。大家同意并应道：“好！咱们就去把老史他们要回来！”于是我和工会秘书立即动手写了旗帜标语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等大幅标语。葛树贵吹哨集合纠察队，整理群众队伍，高举标语旗帜，工人大队齐向火神庙进发，一路高呼口号，市民围观，夹道助威，声势极为浩大！
我和葛树贵领队前进，杨诗田压队，工人群众队伍约三四千人，由工会会址快速涌向火神庙，立即将警署包围。此时届内有驻军和警察近两个营。先时，我们派代表韩连金持文告向前打话，说明来意，随后又派孙呈武、刘斌进内交涉。两队见群众队伍不断涌来，立即后退，举枪作射击状。不久，敌十四旅四团三营又驰至，双方开始冲突。军队即向工人队伍开枪，工人纠察队副队长葛树贵、杨顺起率领工人高喊：“敌人向我们开枪，我们去夺枪”，于是双方搏斗，卷入混战状态，一时枪声如沸，弹雨纷飞，当时何长工和葛树贵站在一起，敌人开枪后，均受伤倒地。这次工人惨遭屠杀，后经判明，抬往医院，重伤不治当即牺牲的有葛树贵、杨诗田、辛克洪、刘宝善、赵长润等5人，其余负伤人员29人。除死伤外，又被捕去王永福、刘炳波等20余人。许多工人同志伤治愈后，继续坚持参加罢工斗争。
我负伤充血倒地后，经由纠察队员救护，突出重围，即让纠察队员迅速将受伤工友救出，护送回家治疗，并通知罢委会诸人离开长辛店到北京集合，准备继续指导罢工。
回到北京后，袁之贞、杨宝昆等已分别派人到西便门及丰台迎侯，随即召集紧急会议。当场决定将长辛店组织暂移前门工作，函派宝昆兄弟到丰台成立机关，从被难工友及其家属救济工作，一方面又加派人到郑州、石家庄、南口、唐山、天津，就近指挥当地铁路同盟罢工。
7日下午，江岸工会遭到屠杀，第三日（9日）接到京汉南路报告称：
2月7日（农历12月22日，过小年前夕）早晨火神庙浴血后，是日下午，汉口江岸车站亦发生萧耀南军队屠杀铁路工人的事，当场牺牲有32人，伤200余人，被捕35人。当时江岸分会林祥谦被捕，壮烈牺牲，施洋亦被捕。汉口方面军队行凶者为萧耀南（湖北省长兼督军）、张木阶（参谋长）。与林祥谦同时牺牲的还有曾玉良（扬州人，30岁）、纠察队员刘文银（司机）、刘寿其（铜匠）、林材泳（翻砂工）、林元成（林祥谦之弟，信阳升火工）、徐延发（钳工，湖北黄安人）等。长辛店、郑州、江岸既同遭惨祸，各小站分会，备受蹂躏，自不待说。保定分会执行委员长何立泉、白月耀则被曹锟捕去，处以极横蛮之站笼。500余工会会员捕拿逃亡殆尽，工会财产被抄。高碑店工会干事二人及正定委员长康景星同日被捕，囚在保定陆军执法处。彰德工会办事人，亦先后人狱，或逃亡在外，不能回去。信阳执行委员胡传道，因军警强迫开车，不允，竟被断去一臂。此外，新乡电报生赵密，亦与郑州五工友被捕押保定严刑拷打。郾城南北诸站受祸略同。沿途各站无一幸免。
“二七”全路死难烈士约40余人，他们是葛树贵、辛克名、刘宝善、杨诗田、林元成、施洋、林祥谦、徐言发、陈芝槐、陈道忠、王起鹏、叶志松、曾玉良、钱惠和、陈年伯、刘长发、朱仁斌、秦均、梅启发、吴采贞、王先瑞、李开元、龚德咏、陈端炳、刘文银、叶青山、梅才咏、刘耀亭、姜和顺、杨庆寿、郑成、李玉、柳成有、胡兴顺、邵成鹰、张福狗、刘寿真、林开广、武把、高斌、丁道启、晏佑来、吴海发、高顺田、胡如树等。
罢工遭到曹吴军阀残酷镇压。京汉南北各站在全路斗争中牺牲四十余人，入狱百人，负伤者500余人，失业兼流亡估计将达1000户，家属牵连被祸者不计其数。
二七大罢工，由于京汉工人阶级遭到了反动军阀的残暴镇压和血腥屠杀，当时所发生的对外对内各项问题，头绪纷繁，集涌而至，同时得悉京汉沿线军队集结益多，敌人势将继续运用武力扑灭工会，如坚持、扩大罢工，其结果必致战线扩大，造成更严重牺牲。于是经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会上虽有人主张绝不复工，坚决与敌人斗争到底，但是区委考虑到，这样做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会招致更大的损失，遂决定忍痛复工。
复工通电发出后，区委会议继续讨论善后方略。会议决定：
（1）京汉铁路总工会迁往天津办公，由各路加选委员以加强工会组织。汉口江岸京汉总工会办事处立即撤销，原有罢工委员会委员一律齐集天津开会。（2）各铁路同盟罢工一律停止。（3）组织“二七”善后委员会，立即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办理抚恤伤亡，慰问在狱诸工友，登记失业，安置烈士墓葬及家属生活等事务。（4）在北京及其他城市，工矿区举行追悼“二七”烈士大会，编印“二七”斗争的小册子等。
会后即派人到京汉沿线各站，京汉以外各线路传达上述决议。北方区委在2月底3月初派人分途到京汉路各站抚慰工人及被难家属，并在北京、长辛店、丰台、天津等处分别设立失业工人及流亡家属住宿站，从事救济抚恤工作。各工会负责人推选代表组织救济抚恤委员会。工人群众对此项工作一般表示满意。
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后，党与工会各级组织正在开始根据决定部署各项工作，准备付诸实现的时候，交通系和北京军警机关正暗中勾结，向中共北方区委与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强烈进攻。交通系为赵继贤主谋定计，迭向曹锟、吴佩孚、王怀庆等多次提出过激党“黑名单”，企图借曹吴之手将书记部人员一网打尽，当时王怀庆在北京通衢大街张贴布告，内云：“主张共产，宣传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死。”自此，北京军警手持“黑名单”大肆捉拿中共与书记部人员，灯市口工会招待所被查封，捕去负责人；草厂胡同二号曾被搜查一次，捕去同志一人；北大印刷所《京汉工人流血记》浇铸纸版亦被查获；查封《工人周刊》，捕去工人。此外在天津，《工人周刊》发行人被捕；郑州、丰台等处工会组织亦被查封，逮捕工人、学生达40余人。一时造成北方空前恐怖状况，真是缇骑密布，陷阱纵横，大有寸步难行之势。
在北方军警大规模搜捕期间，北方区委决定仍按原计划在京召开京汉路“二七”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随后在上海亦举行“二七”烈士追悼大会。北京追悼会由南城高师学生会名义负责筹备。
1923年3月22日，在琉璃厂高师风雨操场召开追悼“二七”被难诸烈士大会，由书记部代表王铮，京汉路工会长辛店参加火神庙斗争的工人刘监堂和施洋夫人等来做报告，到会者千余人。大会还通过严惩凶手决议案。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机关、工会代表登坛演讲的有30余人，悲歌慷慨，震动幽燕。会毕举行火炬游行示威，队伍直达民贼盘锯的部统府，高呼惩办祸首，为死难烈士复仇，实现民主自由等口号，并提出七条要求：立即撤退长辛店驻军、释放被捕工人、惩办凶手、启封工会等。群情激奋，誓为争集会、结社、罢工自由的后盾。
“二七”追悼会还收到来自国内外的花圈、挽联、诗文、悼词等约500余件，会场临时编印《“二七”悲愤录》，传诵一时。
远在南国的中国海员总工会在追悼大会召开之际，也拍来电文：“二七烈士们，你们是中国工人革命的先行者！你们所作是象征人类崇高的道德，无限的智慧，热烈的情操与最大的勇敢。中国人民的真正自由平等，只有追随你们的遗迹奋斗才能实现！”
从此以后，全国各城市工矿地区年年此日多举行纪念，“二七”成为中国工人哀思奋进的日子。当年有一首流行的“二七”纪念歌词云：“2月7日，正是那年今日，怆神时，芦沟桥畔血，丹水池边雪，保定狱中链，辛店站前旗，万众同仇感，四海知！‘二七烈士永垂革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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