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校的妻子就要在故事的情节中出人意料地出现，使我们的故事有了另外的色调。大校的妻子名叫赵秋霞，这是一个到处都可以听到的普通姓名。这个姓名预示了她人生的悲凉，又预示了耙耧人从她的悲凉中过分看重的所谓绚丽的光彩。她之所以能进入某一段历史，使她的人生异彩纷呈，完全是因为她的婚姻。在她女大当嫁时，民兵连长说，妹，汪荣贵托人来提亲了。她怔了怔，以为说的是汪家的老大，便红着脸说了至关重要的一句话：只要人家同意就行。在村头和汪洋见面时，她又以她的质朴说了尤为重要的几句话：我比你大三岁，你不同意了我不怪你。我知道你想当兵，等你当了兵，后悔了，你给我来封信，我对我哥说是我嫌你太小就行了。在她和汪洋走入洞房的那一夜，她又向汪洋说了一段话。她说洋，我不配你，我不识字，我长得不好，我大你三岁。我怕我一辈子会拖累你的前程。我想好了，结了婚我一辈子不去部队，不去给你丢脸，我就在家侍奉爹娘，到爹娘下世了，我没事情干了，我就和你离婚。或者等你在外边找好了城里的女人，人家把爹娘接走了，我们再离婚。离婚时你别说你在外边有人了，那样太伤我的心，你就说一声秋霞，咱俩分开吧，说一句我就明白了，我就同意了。她的关于婚姻观、爱情观的几句话，正体现了她的智慧、善良、质朴和软弱。这正合了我们对传统女性的要求。这也正是她和丈夫汪洋一生爱情悲剧的根本所在。某些时候，软弱善良才是恶果之源。正是因为她的传统美德，才使她有了精神上的不治之症。关于她的病症，有四种大相径庭的说法。一说是因在她和汪洋洞房花烛时，传来了生产队长上吊的消息，当时汪洋把队长从柏树上解下来，她在一旁吓得脸色苍白，双唇发青。后来又时常路过队长和他媳妇的坟墓，每一路过，每一注目，她都想到当时她同汪洋要跨进队长院门时。队长山崩地裂地在汪家父子面前跪下的情景；因为她这支书的妹妹嫁给了汪家，队长被最终撤职，觉到了人生无望，才想起了上吊是唯一解脱的办法。因此，她也就被某种内疚日渐地折磨疯了。另一种说法，是队长刚死不久，大队改为村，乡土社会实行民主制度，选村长时她哥被群众选入了百姓行列，队长家的亲人出面把她哥毒打一顿，从此结束了一个人的政治生涯，使她哥卧床不起，撒手人寰，她也就因此病了。第三种说法是，她婚后几年不育，使汪家绝了后代，心情愧疚郁闷，导致精神上出了问题。第四种说法非常简单，说她下地割麦，一脚踩在蛇上，惊叫一声，后来就有了精神病状。哪一种病因是事实存在呢？关于这些说法哪一种更为准确，是一件不难分析核实的事情，但我想还是不去调查核实为好，请读者相信我主观臆测的另外一种。这样对阅读大有裨益。设想一下在某一次汪洋休假期间的一天夜里，他已经是副连或是正连，已经在部队打牢了事业的基础，前途光明灿烂，功业如日中天，人生中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婚姻爱情，因此他就婉转地向秋霞提出了离婚。她没有说不离，她说我早就想到了这一天，离就离吧，长痛不如短痛。然后她没有睡觉，就独自出门到村外散步，有意无意地来到队长和她哥的坟上坐了一夜。那一夜寒冷潮湿，长有千年，她孑然一身，孤零零在漫无边际的黑夜里，没人知道她想了什么，做了什么。当汪洋寻她一夜的脚步发现她时，已经东方泛白，日光熹微，她也已经两眼发直，精神紊乱。汪洋在队长的坟前默立良久，深鞠一躬，脸如死灰，最后背着呆痴的妻子走了。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为她求医问药的路程——这完全是我的猜测，是对别人隐私的判断。请大家相信我猜测的事实性。猜测往往是历史断裂处最合理的矫补。而且，这样的猜测使我们的故事更为完整合理，更为起伏跌宕，也使人物命运更能牵动人心。人们对于历史的撰写，做不到百分之百的精确和真实，历史也不需要后人这样。后人对历史的理解是，凡是真实的，不一定是可信的；但凡是可信的，一定是真实的。这也就给我们的小说提供了想象的依据，使前文中关于汪洋爱情与婚姻的三篇报道，成为我们小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汪洋军旅生涯中的菜单和花絮。它使我们看出来，汪洋的婚姻，不光是他人生和军旅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他事业的一个部分。在丧礼司仪询问要不要把秋霞叫来时，我们注意到，汪洋脸上掠过了一层短暂的怔色，这不易察觉的一怔，正是汪洋内心某一段复杂的历史表情和爱情上难以诉说的苦涩的再现。接下来，秋霞就穿着全白的孝衣成为情节，出现在了故事里。她从村子那头走过来，搀她的人说，不是在她娘家找到了她，而是在那死了的队长家。说她正在帮助队长的父亲和队长家另外两个孩子烧早饭，有人对她说她公爹下世了，请她回家给公爹行全孝大礼，她先是和没听见样不言不语，后来就把队长家的一打碗弄碎在了地上。人们没有谁为听说她在给队长一家烧饭感到惊异。人们都注意着她手里抱的一个木箱，桃红色，九寸宽，一尺长，六寸高。她抱着那个木箱朝着灵棚走过来，白孝衣使她呆滞的脸显得半黄半白。她比汪洋大三岁，可看上去她像比汪洋大十三。汪洋的年龄在新的流行说法中，还算是青年，可她的形象，说是中年都已显得勉强。她迟迟缓缓朝着公公的灵棚走过来，人们提心吊胆等待和猜测着那将发生的一幕戏。已经有人把目光移到了大校汪洋的脸上。无论如何她是他妻子，无论如何她替他在汪家沟侍奉老人半辈子，无论如何他昨晚到家，一夜忙乱还没有顾上去看她。无论如何。他和她已经几年没见过面。一切都在等待开始。汪洋已经从孝众中站起来。他好像要朝她迎过去。他已经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口说话了，说了两个字。他轻声说，秋霞。人们等待的就是这一刻，焦虑的也是这一刻。这一刻慢慢腾腾地如期而至了。可秋霞这一刻却从汪洋面前旁若无人地过去了。她不仅没有答应汪洋的唤话，而且没有看汪洋一眼，就那么从一片白孝中直惘惘地走将过去了。这很让人失望，让我们的故事将要来到的高潮又无力地跌落下来。仿佛一场戏意外地转场一样，人们不再注意汪洋了，人们的目光被她一股脑儿牵着移动。连汪洋也不得不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了。她朝灵棚下没有盖棺的棺材走过去。跪下的一片孝子主动给她让开了道。没有哭声了。特意按民俗请的响器班也停止了吹奏。灵棚下静得奇异，如果汪荣贵这时尚有一丝气息，他的呼吸一定能震得土扬叶落，能使人们的耳膜震荡。秋霞到了棺前。她没有停在棺头上，如常人悼念亡者样掀开亡者脸上的手帕，看最后一眼作为人生的最后诀别。她径直到了棺尾，把棺材里装满的随葬品如衣服、收音机、手电筒、铜钱、铜元和几条烟、几瓶酒等挪到一边，把她抱的旧桃色的木箱硬塞进了棺尾，然后又沿着她走入灵棚的来路，如踩着来时的脚印一样，到灵棚东汪家大门前，坐在她常坐的那块石头上，目不斜视，盯着沟对面山坡上的一块玉米地，痴痴呆呆地哭着问道，我公公死了，我以后侍候谁呀。我公公死了，我以后侍候谁呀，谁还让我侍候呀。

    有人开始为她落泪了。

    大校在原地站着，扭头望着妻子，泪像晶莹的石头样砸在了静谧的地上。所有的人都听到了大校落泪的咚咚哐哐声。

    最先从秋霞身上移开目光的是县长汪海，他作为汪荣贵的长子，行使了长子的权力。他过去把秋霞放进棺材里的木箱取了出来，一眼就认出这是从他儿时记忆中消失的汪家的木箱，连锁都还是解放初期乡村铁匠用铁皮裹制的那种熟铁锈锁，钥匙同今天相当一级政府向某位名人、要人赠送的金钥匙是一个形状。如镶嵌在一根铁棒上分开的两颗门牙。他从锁边取下那系着的钥匙，犹豫一下，似乎是为了证实父亲只有一个老人的人生、没有一个老人的秘密一样，就当众把那个箱子打开了。

    箱子里放了三样东西。一样是汪洋、汪海小时候经常见到父亲出门找政府办事时穿的不知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时期的旧军装；另一样是六十年代初党和政府根据某一号文件规定，承认了他是红军战士的证明书；第三样是解放前后属于汪家的、合作化时交公的、写在马粪纸上的六亩地的土地证。

    十二

    汪洋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被父亲视为珍品的东西他会让儿媳保管，他什么时间给她了？这多少使汪洋明白了他答应父亲把秋霞接到部队后父亲便安详别世的缘由。但真正出人意料的是，父亲今天还珍藏着六亩地的土地证书，并且将土地证书和他的军衣、红军战士证明书同视为他生命中的稀世珍物，这使人想起来，每每有人谈及父亲的历史，谈及他的某某战友做了什么样的官，住了什么样的房，享了什么样的荣华富贵，他总是缄口不言，表情沮丧地一声长叹。父亲说过他过草地时如何吃草根、吃皮鞋，说过他们如何和国民党的部队在一个村庄兜圈子，他如何在一家猪圈一枪打死了一个白匪。关于父亲的历史，永远是那么几个故事的片断，至于他是如何从部队回到耙耧山脉种地、他给人们的回答永远是沮丧的一声长叹（应该在小说的哪里写下这些情节）。今天，在父亲的棺前跪着，在司仪行礼的唤叫声中，在民乐的吹奏声里，汪洋似乎终于明白了父亲那一声沮丧至极的十里长叹，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是多么的意味深长，明白了父亲是如何深藏不露地提前几十年就埋葬了关于他的历史和故事。母亲死于十二年之前，如果母亲还活着，如果母亲敢于背叛她的丈夫，她就是一本关于父亲的人生史书。可惜母亲死了。可惜母亲一生都没在父亲面前说过半个不字。当汪洋从一张马粪纸开始，像我们接续想象他的历史补白一样，把父亲历史中某些脱落的环节找回来以后，汪洋脑子里晴天霹雳般产生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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